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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形成了一套高度形式化与复杂化的理论模型，对经济系统尤其是市场的运行有深刻的解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系统进行一个系统动力学的建模。经济政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政策设计与决策咨询，还是政策效果评估都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科学和政策科学的交叉研究具有重要的发展潜力。本辑收录的论文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对于经济政策研究的优势或价值有哪些；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存在哪些局限性与不足；政策科学和经济学如何融合。本书收录了数十篇论文，具体内容包括农业政策研究，区域发展与环境政策研究，金融与保险政策，扶贫与福利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
赵德余，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长期致力于公共政策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以及《学术月刊》和《中国人口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目录
序言
农业政策
政策系统循环子系统的整合：农业经营组织发展政策选择
我国专业大户转变为家庭农场先决条件话语分析
——基于土地流转角度
区域发展与环境政策
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
——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基于DEA的行业环境效率分析及其政策含义：上海的经验
金融与保险政策
基于知识图谱的通货膨胀理论前沿分析及对货币政策的启示
牲畜小额保险对生猪死亡率、出栏量及疫苗使用的影响
——基于中国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扶贫与福利政策
为什么开发式扶贫政策不能根治中国农村贫困
——贫困成分的视角
秩序的价值与民众的社会福利
——公共支出政策的福利效应研究
政策分析方法
理解政策网络方法：英国农业政策发展的经验
序言
序言：经济政策的选择与挑战
经济政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政策设计与决策咨询，还是政策效果评估都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努力。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金融政策的决策与制定背后都有作为顾问后甚至核心成员的经济学家的身影。当然，有些政府金融部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出身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研究背景。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一是经济学对于经济政策研究的优势或价值有哪些？二是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存在哪些局限性与不足？三是政策科学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与经济学的视角有何不同？两种是否可以结合？如何推动政策科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形成了一套高度形式化与复杂化的理论模型，对经济系统尤其是市场的运行有深刻的解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系统进行一个系统动力学的建模，这种考虑了系统结构与时间动态因素的分析模型对于判别和把握政策干预的最优作用点以及可能的作用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侧重于经济运行内在逻辑的解释，而且同样也可以基于经济解释对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向以及政策干预的潜在效应进行评估与预测。当然，以行为分析为特征的经济范式的转换包括信息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完善。这是经济学对于政策研究具有其他任何学科难以比拟的独特专业性优势与价值所在。这意味着高度专业化的经济学语言也提高了经济政策分析的理论门槛，若非经过专业化的经济学训练，一般是难以理解和掌握经济学分析工具的。
但是，经济学方法对于经济政策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是经济学侧重于政策的资源配置效果的研究，而相对忽视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经济学家能够分析与比较经济政策的效果差异，但很少关系经济政策是如何被决策和制定的以及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虽然公共选择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来重新构造一个将政策或制度作为“产品”的政治市场模型，以考虑各种影响政治过程的因素是如何塑造公共政策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移动，从而决定经济政策制定的逻辑的。不过，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对于缺乏公开的党派竞争尤其是政治（市场）交易的政治体制而言，还是难以直接运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的。
其次，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及其合理性或目标优先序确定的论证常常是忽视或缺乏的。如本期陆铭和白宽虎的文章《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讨论了效率目标与区域平衡发展目标间的冲突；吴开亚的文章《基于DEA的行业环境效率分析及其政策含义》涉及到节能减排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冲突；陈名望等的文章对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冲突等对货币政策的含义以及如何平衡考量的。即为什么经济政策的一个目标对于决策者而言会比另一个目标更重要或更优先考量？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显然会触及到不同政策目标的相对重要性或冲突问题，但是，经济学由于放弃对政策过程背后各个政策目标相联系的政治力量的分析，其通常不会直接处理政策目标在价值与政治上的重要性，而仅仅从经济效率或对社会总福利函数的影响等角度对政策目标的权衡作出判断。显然，这样的处理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制定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再次，经济学理论形式化与计量实证研究对经济政策选择的局限性。一方面，理论经济学的高度形式化增强了学科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却大大弱化或牺牲了经济学理论对于政策决策咨询的实践指导价值。其原因十分简单，经济理论模型的形式化或数理化水平越高，其逻辑与结论推理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就越复杂和严格，而现实的条件却难以满足理论的各种假设条件，于是，其理论推演的政策干预建议对于政治家或决策者而言就非常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经济学越来越依赖于计量实证研究，大量的复杂的回归分析，无论是回归方程设计与检验方法多么科学，但改变不了回归实证方法的本质是检验政策目标或因变量与作为影响因子的大量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可是，现实中的经济政策及其所作用的经济系统存在大量以高度复杂的交互作用为特征的正负向反馈循环机制。这意味着经济系统中许多变量之间的影响相互作用且作用方向可能存在多重路径包括作用正负方向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赵德余的《政策系统循环子系统的整合》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仅仅依赖于回归方法的线性关系的显著性提出政策干预的建议在政策工具选择的论证逻辑上本身就存在缺陷。
此外，经济学对政策实施的研究缺乏内在的机理分析。这个缺陷是与上述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的。如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能够测量出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参见本期赵永亮等人的论文），章元的论文能够分解出贫困的类型与组成成分，以及陆铭的论文对区域平衡战略推进中的效率损失进行测量等等，但是，以上研究都没有深入地探讨和解释清楚以上经济政策的实施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出计量实证分析所显示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说，如为什么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会对民众的社会福利产生不一样的效应？为什么开发式扶贫政策不能根治中国农村的贫困？区域平衡战略目标为什么以及如何对经济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上这些问题的回应需要勾画出经济政策作用于经济系统的路径与结构模式，正如赵德余讨论的《政策系统循环子系统的整合》与Mash/Smith的《政策网络分析方法》所做的政策系统结构解剖一样，否则的话，就难以理解经济政策实施的成功或失败的内在原因及其机制问题。
既然经济学在经济政策研究方面存在上述诸多的缺陷，那么如何克服和解决上述问题呢？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无疑是推动经济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研究。可是，该如何推动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呢？
应该说，新政治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推动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的交叉发展，而这一努力与经济学及政策科学的交叉结合似乎是高度一致的。尤其考虑政策科学过去一直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特别重视就容易理解了。因此，政策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发展应该在充分借鉴新政治经济的进展的基础上丰富与深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尤其是吸收并综合经济分析、制度分析与网络分析以及系统动力学等方法的优势。多个学科交叉研究可以克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不足，提高经济政策研究的科学性、可靠性以及对政策决策咨询服务的实践指导性。当然，限于国内政策科学发展还是相对落后的现实，政策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发展还仍然任重而道远，大量的效果研究成果的出现看来尚需时日。
赵德余
2016/4/10
文摘
版权页：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波动大，因此，技术效率指数不稳定，其变化情况与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变化情况相同，说明纯技术的效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强于规模效率，行业规模效率值在1.0左右，纯技术效率指数最大值为20032004年度的1.181，最小值为2002—2003年度的0.818，因此，技术效率的最值也是相同的年度。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数中仅4个年度表现为技术倒退，2003—2004年度技术衰退最严重，其指数仅为0.847。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6个年度小于1，说明行业整体的碳排放环境效率呈现倒退，倒退程度较小，可以通过增加纯技术投入，同时，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环境效率。
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业的碳排放环境效率整体情况较差，其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2001—2002年度大于1，表现为环境效率得到改善，其他年度均表现为环境效率倒退，倒退情况较轻，最严重的2008—2009年度指数值为0.972。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是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进指数步有5个年度大于1，表现为进步，其对应的年度，技术效率指数则小于1，相对效率下降，同时，技术衰退导致技术进步指数小于的年度，技术效率指数则大于1。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波动导致技术效率指数的波动，因此，行业需要改善投入配置，增加技术投入，以促进碳排放环境效率改善。
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形成了一套高度形式化与复杂化的理论模型，对经济系统尤其是市场的运行有深刻的解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系统进行一个系统动力学的建模。经济政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政策设计与决策咨询，还是政策效果评估都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科学和政策科学的交叉研究具有重要的发展潜力。本辑收录的论文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对于经济政策研究的优势或价值有哪些；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存在哪些局限性与不足；政策科学和经济学如何融合。本书收录了数十篇论文，具体内容包括农业政策研究，区域发展与环境政策研究，金融与保险政策，扶贫与福利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
赵德余，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长期致力于公共政策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以及《学术月刊》和《中国人口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目录
序言
农业政策
政策系统循环子系统的整合：农业经营组织发展政策选择
我国专业大户转变为家庭农场先决条件话语分析
——基于土地流转角度
区域发展与环境政策
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
——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基于DEA的行业环境效率分析及其政策含义：上海的经验
金融与保险政策
基于知识图谱的通货膨胀理论前沿分析及对货币政策的启示
牲畜小额保险对生猪死亡率、出栏量及疫苗使用的影响
——基于中国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扶贫与福利政策
为什么开发式扶贫政策不能根治中国农村贫困
——贫困成分的视角
秩序的价值与民众的社会福利
——公共支出政策的福利效应研究
政策分析方法
理解政策网络方法：英国农业政策发展的经验
序言
序言：经济政策的选择与挑战
经济政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政策设计与决策咨询，还是政策效果评估都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努力。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金融政策的决策与制定背后都有作为顾问后甚至核心成员的经济学家的身影。当然，有些政府金融部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出身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研究背景。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一是经济学对于经济政策研究的优势或价值有哪些？二是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存在哪些局限性与不足？三是政策科学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与经济学的视角有何不同？两种是否可以结合？如何推动政策科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形成了一套高度形式化与复杂化的理论模型，对经济系统尤其是市场的运行有深刻的解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系统进行一个系统动力学的建模，这种考虑了系统结构与时间动态因素的分析模型对于判别和把握政策干预的最优作用点以及可能的作用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侧重于经济运行内在逻辑的解释，而且同样也可以基于经济解释对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向以及政策干预的潜在效应进行评估与预测。当然，以行为分析为特征的经济范式的转换包括信息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完善。这是经济学对于政策研究具有其他任何学科难以比拟的独特专业性优势与价值所在。这意味着高度专业化的经济学语言也提高了经济政策分析的理论门槛，若非经过专业化的经济学训练，一般是难以理解和掌握经济学分析工具的。
但是，经济学方法对于经济政策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是经济学侧重于政策的资源配置效果的研究，而相对忽视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经济学家能够分析与比较经济政策的效果差异，但很少关系经济政策是如何被决策和制定的以及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虽然公共选择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来重新构造一个将政策或制度作为“产品”的政治市场模型，以考虑各种影响政治过程的因素是如何塑造公共政策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移动，从而决定经济政策制定的逻辑的。不过，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对于缺乏公开的党派竞争尤其是政治（市场）交易的政治体制而言，还是难以直接运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的。
其次，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及其合理性或目标优先序确定的论证常常是忽视或缺乏的。如本期陆铭和白宽虎的文章《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讨论了效率目标与区域平衡发展目标间的冲突；吴开亚的文章《基于DEA的行业环境效率分析及其政策含义》涉及到节能减排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冲突；陈名望等的文章对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冲突等对货币政策的含义以及如何平衡考量的。即为什么经济政策的一个目标对于决策者而言会比另一个目标更重要或更优先考量？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显然会触及到不同政策目标的相对重要性或冲突问题，但是，经济学由于放弃对政策过程背后各个政策目标相联系的政治力量的分析，其通常不会直接处理政策目标在价值与政治上的重要性，而仅仅从经济效率或对社会总福利函数的影响等角度对政策目标的权衡作出判断。显然，这样的处理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制定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再次，经济学理论形式化与计量实证研究对经济政策选择的局限性。一方面，理论经济学的高度形式化增强了学科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却大大弱化或牺牲了经济学理论对于政策决策咨询的实践指导价值。其原因十分简单，经济理论模型的形式化或数理化水平越高，其逻辑与结论推理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就越复杂和严格，而现实的条件却难以满足理论的各种假设条件，于是，其理论推演的政策干预建议对于政治家或决策者而言就非常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经济学越来越依赖于计量实证研究，大量的复杂的回归分析，无论是回归方程设计与检验方法多么科学，但改变不了回归实证方法的本质是检验政策目标或因变量与作为影响因子的大量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可是，现实中的经济政策及其所作用的经济系统存在大量以高度复杂的交互作用为特征的正负向反馈循环机制。这意味着经济系统中许多变量之间的影响相互作用且作用方向可能存在多重路径包括作用正负方向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赵德余的《政策系统循环子系统的整合》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仅仅依赖于回归方法的线性关系的显著性提出政策干预的建议在政策工具选择的论证逻辑上本身就存在缺陷。
此外，经济学对政策实施的研究缺乏内在的机理分析。这个缺陷是与上述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的。如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能够测量出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参见本期赵永亮等人的论文），章元的论文能够分解出贫困的类型与组成成分，以及陆铭的论文对区域平衡战略推进中的效率损失进行测量等等，但是，以上研究都没有深入地探讨和解释清楚以上经济政策的实施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出计量实证分析所显示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说，如为什么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会对民众的社会福利产生不一样的效应？为什么开发式扶贫政策不能根治中国农村的贫困？区域平衡战略目标为什么以及如何对经济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上这些问题的回应需要勾画出经济政策作用于经济系统的路径与结构模式，正如赵德余讨论的《政策系统循环子系统的整合》与Mash/Smith的《政策网络分析方法》所做的政策系统结构解剖一样，否则的话，就难以理解经济政策实施的成功或失败的内在原因及其机制问题。
既然经济学在经济政策研究方面存在上述诸多的缺陷，那么如何克服和解决上述问题呢？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无疑是推动经济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研究。可是，该如何推动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呢？
应该说，新政治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推动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的交叉发展，而这一努力与经济学及政策科学的交叉结合似乎是高度一致的。尤其考虑政策科学过去一直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特别重视就容易理解了。因此，政策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发展应该在充分借鉴新政治经济的进展的基础上丰富与深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尤其是吸收并综合经济分析、制度分析与网络分析以及系统动力学等方法的优势。多个学科交叉研究可以克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不足，提高经济政策研究的科学性、可靠性以及对政策决策咨询服务的实践指导性。当然，限于国内政策科学发展还是相对落后的现实，政策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发展还仍然任重而道远，大量的效果研究成果的出现看来尚需时日。
赵德余
2016/4/10
文摘
版权页：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波动大，因此，技术效率指数不稳定，其变化情况与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变化情况相同，说明纯技术的效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强于规模效率，行业规模效率值在1.0左右，纯技术效率指数最大值为20032004年度的1.181，最小值为2002—2003年度的0.818，因此，技术效率的最值也是相同的年度。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数中仅4个年度表现为技术倒退，2003—2004年度技术衰退最严重，其指数仅为0.847。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6个年度小于1，说明行业整体的碳排放环境效率呈现倒退，倒退程度较小，可以通过增加纯技术投入，同时，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环境效率。
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业的碳排放环境效率整体情况较差，其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2001—2002年度大于1，表现为环境效率得到改善，其他年度均表现为环境效率倒退，倒退情况较轻，最严重的2008—2009年度指数值为0.972。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是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进指数步有5个年度大于1，表现为进步，其对应的年度，技术效率指数则小于1，相对效率下降，同时，技术衰退导致技术进步指数小于的年度，技术效率指数则大于1。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波动导致技术效率指数的波动，因此，行业需要改善投入配置，增加技术投入，以促进碳排放环境效率改善。
| ISBN | 9787208138513,7208138516 |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赵德余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