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一本缓解增长焦虑的书
把脉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建言当下应为的宏观政策；探寻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吴敬琏力荐：在众多（对中国经济）的名家解读中，本书可谓独树一帜。
韦森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向来秉笔直书，直指问题核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一直颇受政界、学界和业界的重视。
名人推荐
“任何相信在有限世界里可以实现无穷无尽的指数型增长的，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
——【美】肯尼斯?E.鲍尔丁
怎样理解中国经济卅余年来的强劲增长和近期阶梯式减速的深层原因，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热点问题。在众多的名家解读中，韦森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可谓独树一帜。他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不仅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还研究了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他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存在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既然1978年以来中国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只要不改变这一前进的大方向，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并不值得忧虑和恐慌。重要的是采取正确的政策，特别是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建设，那么，各种困难和障碍将会迎刃而解。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媒体推荐
韦森从来不删自己博客、财经网站上的回帖与留言，在民粹主义情绪肆意泛滥的网络世界里，他那些有理有据、“润物无声”的长文，得到了多数读者的认可。
他宣讲常识的方式，似乎也摆脱了中国自由派学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面是来自大众的敌意和猜忌，另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疏远和冷漠。
——《南方人物周刊》
韦森不爱说经济学界的“流行话”，不爱说枉顾常识的“漂亮话”，而只说对改革真正要紧，却被很多人忽略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行动派”。
——《南风窗》
作者简介
作者：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韦森教授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属于经济学家中的改革派、市场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减税富民”、“市场主导”和“法治民主”等观点。
韦森教授向来秉笔直书，直指问题核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是少有的朝野双方都欢迎的经济学家。他曾被《南风窗》读者评为2016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南风窗》以“行动派的经济学家”为题报道了他最近几年在推动中国的《预算法》修订、政府减税和宏观政策制定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目录
上篇现实的中国经济
1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
2 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
3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4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5 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移
6 经济周期与良序市场经济制度
7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8 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中篇合宜的宏观政策选择
9 中国需要总量减税
10 减税当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1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可支配收入还多
12 通胀与通缩之谜
13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14 人民币汇率当由市场供求决定
15 去杠杆、保增速与防风险下篇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16 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17 探究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
18 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
1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
20 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解释
21 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序言
自序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恢复和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中国的名义GDP总量已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人民币（按当时外汇比价为2 138.8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685 506.0亿元（110 082.3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名义GDP也从1978年的222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 028美元。无论以何种统计口径计算，也无论与近当代历史上世界各国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都保持了高速增长。
然而，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和面对中国近4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下行？在经济增速下移的大趋势中，中国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这些既是现实问题，实际上也是理论问题。这部文集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长篇访谈，主要是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看法。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和判断，已经被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所证实；一些个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设想（如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已经实行和正在准备做的事情。为了减少前后重复，部分文章作了适当删节，标题也有相应改动。
按照这几年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本书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当下格局和长期增长前景的判断。根据对世界经济史的一点认知和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一点观察，我在2012年上半年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下降到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时期。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迅速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中的工业革命过程，在当下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行应该是一个自然趋势。根据这一判断，我在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采访和讲演中，对自己觉得合宜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谈了一些看法。这方面的文章被汇集在中篇中。而这些想法，都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对中国的现实经济运行做的一些评论，与每年中国政府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减税，自2010年初在《理论学刊》上发表《减税富民： 大规模产能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一文以来，我已经在媒体上连续呼吁七八年了，但直到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的决议之前，减税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宏观政策选项，乃至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降低中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仍然是个未知数。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当有政府出于每年的经济形势和各方面的综合考虑，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人讲出自己认为是对的和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这些文章中，我也针对政府实际采取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为了控制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率的抬头，曾连续13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11月一度调高到21.5%的高位。即使自2014年12月之后，央行6次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处在17%的高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央行已经没有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个货币政策的数量控制选项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在“从紧”，即控制贷款规模和广义货币的再创造。就此而言，可以认为，中国央行这些年已经为控制广义货币的增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广义货币从2010年底的44.63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155.01万亿元，净增了110.38万亿元。到2016年底，中国的M2与GDP之比也高达2.08，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高的了（仅低于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法定准备金率一直定在20%上下，社会各界很多人都还在大谈央行“超发货币”。怎么在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中国的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几年中还以每年15%上下的速率增加？这背后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基于凯恩斯本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我在几年的评论中一直认为，在现代各国的“记账货币”的货币制度中，是商业银行贷款在创造存款，存款结余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基于这一逻辑，我一直认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其主要原因，除了随着2007年起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央行因结汇而被动增发基础货币外，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巨量的各类固定投资引发了巨量的银行贷款，而贷款到了卖方（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这即是说，目前中国155.01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主要是在中国经济和投资扩张时期“内生”出来的，这并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所能控制得了的。因此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是，控制不了投资，就控制不了贷款，在经济增长时期，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的增长。且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为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的增加，最后表现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同时，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负债也在更快地扩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货币创造机制中，货币的多少，并不能只看广义货币数字的多少，而是要看商业银行内部可贷资金的多少。从货币内生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对理解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察点。基于这一点，也就能理解我在中篇提出的政府应该采取的一些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想法了。
另一方面，在理解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觉得各方面的误识更多。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要不要减税、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政府机构和民间在这方面的争议很大。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统计口径测算，2014年和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30.5%和30.1%，于是有人就简单地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但是，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和其他专家的计算，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7%左右。这显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认为，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低，一是不要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国才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到2015年也只有8 028美元，与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实际上没有可比性。二是发达国家宏观税负高，政府用在国民教育、居民医疗和健康保险等民生和社会福利上的财政支出份额要比我们国家高许多。第三，判断中国的税负水平高低，要与同样发展阶段、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差不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尤其是韩国与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之列，但是它们的宏观税负都比我国内地低很多。与它们相比，我们的宏观税负确实很高。另外，看目前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并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税负口径来做简单的比较和衡量，而是主要看企业的税负重不重。目前中国企业的全部税收与利润之比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经是最高的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加上中国企业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之外的各种费，中国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还有，中国企业的总税费重，并不仅仅反映在其所缴纳的单个税种（如增值税）高以及各种各样的费很重，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资产回报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经过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1）中国制造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相比增加很快，且已经很高了；（2）中国企业的真实融资成本很高，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一般水平；（3）再加上在过去十几年中人民币一直在随美元升值而升值，导致中国大量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这些因素加起来，结果就导致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很低。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认为，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未来要从整体上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呼吁政府减税，尤其是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考虑。
收入本书下篇的文论主要是我为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林毅夫和张军教授等所写的书评，而主要的论题大都与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有关。在这几篇书评中，我都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中国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即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中国人智慧、勤劳、具有创造力和工匠精神，且在给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由于在1978年之前所推行的近30年的计划经济制度，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甚至大多数人还很难吃饱肚子的国家。正是有了过去近40年步履维艰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才逐渐把约束和窒碍中国市场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改革和扬弃掉了，这才有了过去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回头问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还仍然采取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如果今天我们仍然闭关锁国，那当下整个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形？近当代世界历史已充分证明，唯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能蕴育经济增长和不断增进人民福利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但是，也毋庸讳言，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深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现代国家制度的道路还很漫长。故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行政管理方法与理念还深深存在于我们政府官员的思维和实际社会管理之中。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观念遗产，有些已经随着过去近40年不断推进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而发生了转化和变异，有些还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且能增进全社会人民福祉的现代国家制度，仍是当代和未来中国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故本书所汇集的这些文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思考未来中国当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若这些即时的文论，能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我最大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一些文论能够写作和发表出来，首先得益于与一些学界长辈和同侪朋友的交流，其中首先包括我多年敬仰的吴敬琏先生、张五常先生、黄有光教授和张曙光老师，好友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陈志武、许小年、余永定、夏斌、黃益平等诸位教授，以及同事和好友张军教授等学界同仁。正是在与这些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交流与应邀为他们其中几位的著作撰写书评时，我自己也在反思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和真实逻辑。这里也特别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乔依德秘书长、原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以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院长和聂日明研究员，他们曾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财经年会和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讨论会并发表讲演。我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成了本书文论的一些原初观点。这里也特别感谢国内外众多财经媒体——包括凤凰财经、FT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财经》杂志和财经网、腾讯网、搜狐财经、《南方经济》、《社会科学战线》、《探索与争鸣》、《瞭望?东方周刊》等的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们，没有他们的约稿、催稿和辛劳整理我的访谈文字稿的努力，这本书的许多文章、评论和访谈也许永远都不会写出来变成书面文字。因收入本书的文章牵涉到太多媒体，就祈请诸位原谅我不再一一列举各位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的名号了。这里谨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也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对出版我的数本文集的鼎力支持。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出版社之一，中信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了我的三部文集： 《大转型： 中国改革下一步》（2012），《重读哈耶克》（2014），以及这本文集。这里也特别感谢中信大方的编辑团队——感谢她们所付出的编辑辛劳，没有她们的约稿、催稿和高效率的协调，这本书也许不会这么荟集而成，或至少不会这么快地付梓于世。
这里也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儿子和我的岳父、岳母在这些年中对我工作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近些年来，在大学教书、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和财经年会，以及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做学术报告的忙碌生活中，在家中几乎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嘀嗒嘀嗒地敲击电脑键盘工作时，家人对我的默许和无言的支持都是我平和且无私无畏地撰写这些文论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正是在这样一个和谐、平静的家庭环境中，我几乎能不用操心任何家务琐事和儿子的学习而平静地做研究，能心无旁骛、无忧无虑地思考一些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这是近十几年来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相对多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还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半路上。我相信，只有当代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划建立起了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未来中国经济才会有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绝大多数国人的福祉才能不断地增进。
是为序。
2017年2月28日
韦森谨识于复旦大学
文摘
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 在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上，有一个显见的事实：经过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譬如，2007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4.89亿吨，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已经占世界钢产量的40%。中国的水泥产量在2007年也达到13.5亿吨，占世界水泥生产总量的大约一半。中国煤炭产量在2008年也高达25.23亿吨，亦占全世界煤炭产量约60亿吨的42%以上。尽管2007年中国仍然进口优质钢材和煤炭，但许多研究均表明，中国目前的低质量粗钢材和大部分地区煤炭生产能力已经过剩。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水泥。但整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方面一出现不景气，巨大的水泥生产能力过剩也很快地昭显出来了。除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整个宏观经济基础的产业外，中国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在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也基本上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包括化工、家电、纺织、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譬如，目前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高达年产量1200万辆，但据估计目前每年大致只能销售800万—850万辆。在过去内需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为多年来持续和强劲的外贸出口增长所缓解。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经济放缓和美国、欧盟与日本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制造业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极其明显地凸现出来。在此格局中，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渐渐失去了向外“泄洪”的出口，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相对高的速率继续增长，或者能否保持宏观经济增速不至于急剧下滑，关键就在于如何“向内”启动内需来“消化”了。 中国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如何才能启动内需 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内需（即“国内需求”）有三个要素，因而要启动内需，也要从三个方面分别有所动作：第一，政府财政购买和政府投资；第二，企业投资；第三，家庭消费。这三个方面，无疑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2008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决策层推出高达四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各级地方政府又在加码配套加入这项刺激经济增长的宏大计划。根据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合算，全国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18万亿元。然而，问题是：这4万亿乃至18万亿元资金从何而来？又有多少能付诸实施？如果绝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设或按发改委的意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又能在长期中拉动多少内需？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又会挤出多少民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归根到底，这巨额的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有多少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如果这样来追问，我们就会发现，在2009年以及今后数年中，政府投资方面能真正促动内需的，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以及今后数年中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他方面均是虚的。然而，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200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企业运营的国际国内环境极其险恶，尽管有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仍然出现了5073亿元的财政盈余！到9月，财政盈余竟然扩大到6316亿元。到10月，全国财政收入5836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087.99亿元，增长7.5%，国内消费税同比则增长83.8%；全国财政支出49886.04亿元，政府财政盈余竟然增加到8478亿元！从2009年1—10月中国政府的实际财政收支执行情况来看，很难说在世界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中决策层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我们采取的反而是紧缩性的宏观财政政策。 其次，要想拉动内需，单靠政府购买和政府公共投资增加这一因素“唱独角戏”显然不够，还必须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界，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从而敢于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显然不是件容易事。2008年11月决策层提出的数万亿元刺激经济的计划，从目前来看对提升企业家信心指数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于中国企业实际上已经税负过重，合宜的政策选择是：与其通过高税收、高财政支出来拉动政府方面的高投资——从而实际上是政府替企业花钱，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各种税负，把资金留给企业自己去花、去投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短缺，经营困难，政府目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恐怕莫过于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负了。只有企业税负真正减轻了，企业有赢利的预期和“理性计算”了，看出了赚钱的商机，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才会提升，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和企业技术升级，从而才能真正启动企业投资扩张所引致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企业投资和扩张是否有新一轮的启动；无论是从长期来讲，还是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在国内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退，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将会落空或收效甚微。换句话说，改变多年来国内居民和家庭消费持续疲软的状况，是拉动内需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改变居民消费需求多年持续不振的格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弄清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不振的现状及其原因。 从国际比较和当代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均太低，而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按照商务部最近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三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美国消费占GDP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结果，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个百分点。更令人感到有些触目惊心的是，目前的中国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低于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R.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放慢脚步》的文章中称：“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过去10年中增长较慢，现在仅占总产出值的三分之一略高，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低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不断降低？这里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同期的政府财力增长。按照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其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近些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在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近十几年来每年增幅大都超过20％）、企业利润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结果自然是“国富民穷”。这是近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存的体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社会财富极其迅速，而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对而言比较缓慢，这就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断拉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了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会财富向直接掌握着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系的人们的手中快速积聚，就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格局乃至社会的基本安排上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家庭消费一直疲软，这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自然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这无疑对实现政府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宏观经济放缓、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的现存格局中，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 第三，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还是不敢消费，而是将有限的钱存储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有钱不敢花，而是存起来以备生病、失业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不虞之需。从社保方面来看，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最近数据，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连续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仅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GDP猛涨，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近数据，中国目前投入医疗的钱还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位。医保、社保不到位，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低，更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所给出的数字，多年来，我国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仅为2.82%，2006年为3.0%。2007年，这一比例有所提高，达到了3.32%，但还远未达到政府前些年提出的在20世纪末要占GDP的4％的目标。从全世界来看，目前各国仅投在高等教育的经费占GDP的平均值就为4.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也为4.2%。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经费总投入比例实在是少得可怜。 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全国各地各大学几乎普遍出现了巨额的负债，另一方面也使高校对学生的收费在学校实际经费运营中的比例不断攀高。譬如，国内有研究发现，1995至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政府投资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由70%下降到56%，而学生交费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则由30%上升到44%。家庭个人培养子女上学，尤其是上大学所需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也自然会影响中国普通家庭的消费倾向。 以上三个因素综合起作用，中国居民收入即使增加了，也不敢消费。最终所导致的结果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在近些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持续下滑，导致中国最终消费需求疲软。 理清了制约和决定国内总需求不足的最终消费需求疲软并且多年来持续下降的原因，也就大致知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和制度的问题症结之所在了。2010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只不过把这些问题鲜明地暴露了出来而已。基于上述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要启动内需，以确保中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关键就在于要根本调整我们的宏观政策基本导向，并相应地改革我们的财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决以上制约国内最终消费不足的三个体制和政策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只有彻底扭转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采取并真正贯彻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望真正启动内需。 如何启动中国家庭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根据上述导致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不断下降的三个因素，在“切实富民”和启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方面，目前看来大致也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项： 第一，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和增加工资等多项政策选择，较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尽快并迅速扭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在这方面，要学习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做法和经验，制定鲜明且切实有效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富民”计划。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转并切实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在快速和较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大幅度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仍在不断拉大之现状的根本之策。 第三，尽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投入巨资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譬如，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支出和诸如“四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块来用于医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财政状况相对还比较宽裕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九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如果说还没达到过剩的程度的话——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把巨量资金投向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全国的医疗效率、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反过来说，只有医保、社保搞好了，普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的私人花费相对减少了，人们才会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才敢花钱，才敢消费。也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把这“四万亿”乃至“18万亿”诸如此类刺激经济增长的巨额资金仍然投在什么九大产业和大型工程项目上，结果将会是内需依然拉动不起来，却加剧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下去，即使在短期内保住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却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推向未来，使我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更长久的问题。 最后也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三个可考虑的宏观政策选项外，深化金融体制建设与改革，使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规范和公正地运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稳定的增长，对拉动内需也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只有社会绝大多数人觉得手中的财富不断增加了，经济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只有当人们时时感到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不断增加，并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他们才敢花钱，才敢消费。由此来看，尽管股市的稳定和繁荣乍看来与内需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现代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千丝万缕地联结在一起，从而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不清的情况下，只有股市的持续繁荣，才会有持续的消费增加和持续的投资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应该是实体部门真实增长的先导和点火器。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实体部门经济步步趋冷的格局中，决策层应该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股市、期货市场发展以及债券发行规模，并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从而通过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提高人们的信心，切实增加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财富。这样做了，会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的信心，促使整个经济尽快复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趋于衰颓的大环境中，要真正启动内需，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负，并加大在医保、社保、城乡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并要彻底改变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一本缓解增长焦虑的书
把脉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建言当下应为的宏观政策；探寻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吴敬琏力荐：在众多（对中国经济）的名家解读中，本书可谓独树一帜。
韦森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向来秉笔直书，直指问题核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一直颇受政界、学界和业界的重视。
名人推荐
“任何相信在有限世界里可以实现无穷无尽的指数型增长的，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
——【美】肯尼斯?E.鲍尔丁
怎样理解中国经济卅余年来的强劲增长和近期阶梯式减速的深层原因，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热点问题。在众多的名家解读中，韦森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可谓独树一帜。他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不仅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还研究了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他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存在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既然1978年以来中国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只要不改变这一前进的大方向，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并不值得忧虑和恐慌。重要的是采取正确的政策，特别是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建设，那么，各种困难和障碍将会迎刃而解。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媒体推荐
韦森从来不删自己博客、财经网站上的回帖与留言，在民粹主义情绪肆意泛滥的网络世界里，他那些有理有据、“润物无声”的长文，得到了多数读者的认可。
他宣讲常识的方式，似乎也摆脱了中国自由派学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面是来自大众的敌意和猜忌，另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疏远和冷漠。
——《南方人物周刊》
韦森不爱说经济学界的“流行话”，不爱说枉顾常识的“漂亮话”，而只说对改革真正要紧，却被很多人忽略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行动派”。
——《南风窗》
作者简介
作者：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韦森教授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属于经济学家中的改革派、市场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减税富民”、“市场主导”和“法治民主”等观点。
韦森教授向来秉笔直书，直指问题核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是少有的朝野双方都欢迎的经济学家。他曾被《南风窗》读者评为2016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南风窗》以“行动派的经济学家”为题报道了他最近几年在推动中国的《预算法》修订、政府减税和宏观政策制定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目录
上篇现实的中国经济
1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
2 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
3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4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5 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移
6 经济周期与良序市场经济制度
7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8 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中篇合宜的宏观政策选择
9 中国需要总量减税
10 减税当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1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可支配收入还多
12 通胀与通缩之谜
13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14 人民币汇率当由市场供求决定
15 去杠杆、保增速与防风险下篇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16 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17 探究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
18 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
1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
20 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解释
21 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序言
自序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恢复和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中国的名义GDP总量已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人民币（按当时外汇比价为2 138.8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685 506.0亿元（110 082.3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名义GDP也从1978年的222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 028美元。无论以何种统计口径计算，也无论与近当代历史上世界各国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都保持了高速增长。
然而，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和面对中国近4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下行？在经济增速下移的大趋势中，中国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这些既是现实问题，实际上也是理论问题。这部文集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长篇访谈，主要是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看法。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和判断，已经被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所证实；一些个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设想（如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已经实行和正在准备做的事情。为了减少前后重复，部分文章作了适当删节，标题也有相应改动。
按照这几年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本书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当下格局和长期增长前景的判断。根据对世界经济史的一点认知和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一点观察，我在2012年上半年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下降到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时期。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迅速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中的工业革命过程，在当下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行应该是一个自然趋势。根据这一判断，我在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采访和讲演中，对自己觉得合宜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谈了一些看法。这方面的文章被汇集在中篇中。而这些想法，都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对中国的现实经济运行做的一些评论，与每年中国政府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减税，自2010年初在《理论学刊》上发表《减税富民： 大规模产能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一文以来，我已经在媒体上连续呼吁七八年了，但直到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的决议之前，减税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宏观政策选项，乃至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降低中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仍然是个未知数。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当有政府出于每年的经济形势和各方面的综合考虑，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人讲出自己认为是对的和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这些文章中，我也针对政府实际采取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为了控制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率的抬头，曾连续13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11月一度调高到21.5%的高位。即使自2014年12月之后，央行6次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处在17%的高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央行已经没有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个货币政策的数量控制选项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在“从紧”，即控制贷款规模和广义货币的再创造。就此而言，可以认为，中国央行这些年已经为控制广义货币的增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广义货币从2010年底的44.63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155.01万亿元，净增了110.38万亿元。到2016年底，中国的M2与GDP之比也高达2.08，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高的了（仅低于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法定准备金率一直定在20%上下，社会各界很多人都还在大谈央行“超发货币”。怎么在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中国的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几年中还以每年15%上下的速率增加？这背后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基于凯恩斯本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我在几年的评论中一直认为，在现代各国的“记账货币”的货币制度中，是商业银行贷款在创造存款，存款结余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基于这一逻辑，我一直认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其主要原因，除了随着2007年起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央行因结汇而被动增发基础货币外，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巨量的各类固定投资引发了巨量的银行贷款，而贷款到了卖方（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这即是说，目前中国155.01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主要是在中国经济和投资扩张时期“内生”出来的，这并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所能控制得了的。因此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是，控制不了投资，就控制不了贷款，在经济增长时期，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的增长。且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为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的增加，最后表现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同时，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负债也在更快地扩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货币创造机制中，货币的多少，并不能只看广义货币数字的多少，而是要看商业银行内部可贷资金的多少。从货币内生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对理解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察点。基于这一点，也就能理解我在中篇提出的政府应该采取的一些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想法了。
另一方面，在理解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觉得各方面的误识更多。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要不要减税、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政府机构和民间在这方面的争议很大。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统计口径测算，2014年和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30.5%和30.1%，于是有人就简单地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但是，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和其他专家的计算，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7%左右。这显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认为，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低，一是不要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国才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到2015年也只有8 028美元，与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实际上没有可比性。二是发达国家宏观税负高，政府用在国民教育、居民医疗和健康保险等民生和社会福利上的财政支出份额要比我们国家高许多。第三，判断中国的税负水平高低，要与同样发展阶段、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差不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尤其是韩国与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之列，但是它们的宏观税负都比我国内地低很多。与它们相比，我们的宏观税负确实很高。另外，看目前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并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税负口径来做简单的比较和衡量，而是主要看企业的税负重不重。目前中国企业的全部税收与利润之比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经是最高的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加上中国企业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之外的各种费，中国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还有，中国企业的总税费重，并不仅仅反映在其所缴纳的单个税种（如增值税）高以及各种各样的费很重，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资产回报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经过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1）中国制造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相比增加很快，且已经很高了；（2）中国企业的真实融资成本很高，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一般水平；（3）再加上在过去十几年中人民币一直在随美元升值而升值，导致中国大量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这些因素加起来，结果就导致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很低。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认为，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未来要从整体上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呼吁政府减税，尤其是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考虑。
收入本书下篇的文论主要是我为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林毅夫和张军教授等所写的书评，而主要的论题大都与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有关。在这几篇书评中，我都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中国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即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中国人智慧、勤劳、具有创造力和工匠精神，且在给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由于在1978年之前所推行的近30年的计划经济制度，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甚至大多数人还很难吃饱肚子的国家。正是有了过去近40年步履维艰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才逐渐把约束和窒碍中国市场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改革和扬弃掉了，这才有了过去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回头问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还仍然采取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如果今天我们仍然闭关锁国，那当下整个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形？近当代世界历史已充分证明，唯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能蕴育经济增长和不断增进人民福利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但是，也毋庸讳言，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深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现代国家制度的道路还很漫长。故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行政管理方法与理念还深深存在于我们政府官员的思维和实际社会管理之中。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观念遗产，有些已经随着过去近40年不断推进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而发生了转化和变异，有些还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且能增进全社会人民福祉的现代国家制度，仍是当代和未来中国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故本书所汇集的这些文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思考未来中国当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若这些即时的文论，能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我最大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一些文论能够写作和发表出来，首先得益于与一些学界长辈和同侪朋友的交流，其中首先包括我多年敬仰的吴敬琏先生、张五常先生、黄有光教授和张曙光老师，好友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陈志武、许小年、余永定、夏斌、黃益平等诸位教授，以及同事和好友张军教授等学界同仁。正是在与这些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交流与应邀为他们其中几位的著作撰写书评时，我自己也在反思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和真实逻辑。这里也特别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乔依德秘书长、原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以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院长和聂日明研究员，他们曾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财经年会和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讨论会并发表讲演。我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成了本书文论的一些原初观点。这里也特别感谢国内外众多财经媒体——包括凤凰财经、FT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财经》杂志和财经网、腾讯网、搜狐财经、《南方经济》、《社会科学战线》、《探索与争鸣》、《瞭望?东方周刊》等的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们，没有他们的约稿、催稿和辛劳整理我的访谈文字稿的努力，这本书的许多文章、评论和访谈也许永远都不会写出来变成书面文字。因收入本书的文章牵涉到太多媒体，就祈请诸位原谅我不再一一列举各位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的名号了。这里谨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也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对出版我的数本文集的鼎力支持。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出版社之一，中信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了我的三部文集： 《大转型： 中国改革下一步》（2012），《重读哈耶克》（2014），以及这本文集。这里也特别感谢中信大方的编辑团队——感谢她们所付出的编辑辛劳，没有她们的约稿、催稿和高效率的协调，这本书也许不会这么荟集而成，或至少不会这么快地付梓于世。
这里也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儿子和我的岳父、岳母在这些年中对我工作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近些年来，在大学教书、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和财经年会，以及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做学术报告的忙碌生活中，在家中几乎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嘀嗒嘀嗒地敲击电脑键盘工作时，家人对我的默许和无言的支持都是我平和且无私无畏地撰写这些文论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正是在这样一个和谐、平静的家庭环境中，我几乎能不用操心任何家务琐事和儿子的学习而平静地做研究，能心无旁骛、无忧无虑地思考一些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这是近十几年来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相对多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还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半路上。我相信，只有当代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划建立起了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未来中国经济才会有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绝大多数国人的福祉才能不断地增进。
是为序。
2017年2月28日
韦森谨识于复旦大学
文摘
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 在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上，有一个显见的事实：经过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譬如，2007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4.89亿吨，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已经占世界钢产量的40%。中国的水泥产量在2007年也达到13.5亿吨，占世界水泥生产总量的大约一半。中国煤炭产量在2008年也高达25.23亿吨，亦占全世界煤炭产量约60亿吨的42%以上。尽管2007年中国仍然进口优质钢材和煤炭，但许多研究均表明，中国目前的低质量粗钢材和大部分地区煤炭生产能力已经过剩。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水泥。但整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方面一出现不景气，巨大的水泥生产能力过剩也很快地昭显出来了。除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整个宏观经济基础的产业外，中国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在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也基本上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包括化工、家电、纺织、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譬如，目前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高达年产量1200万辆，但据估计目前每年大致只能销售800万—850万辆。在过去内需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为多年来持续和强劲的外贸出口增长所缓解。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经济放缓和美国、欧盟与日本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制造业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极其明显地凸现出来。在此格局中，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渐渐失去了向外“泄洪”的出口，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相对高的速率继续增长，或者能否保持宏观经济增速不至于急剧下滑，关键就在于如何“向内”启动内需来“消化”了。 中国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如何才能启动内需 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内需（即“国内需求”）有三个要素，因而要启动内需，也要从三个方面分别有所动作：第一，政府财政购买和政府投资；第二，企业投资；第三，家庭消费。这三个方面，无疑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2008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决策层推出高达四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各级地方政府又在加码配套加入这项刺激经济增长的宏大计划。根据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合算，全国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18万亿元。然而，问题是：这4万亿乃至18万亿元资金从何而来？又有多少能付诸实施？如果绝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设或按发改委的意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又能在长期中拉动多少内需？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又会挤出多少民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归根到底，这巨额的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有多少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如果这样来追问，我们就会发现，在2009年以及今后数年中，政府投资方面能真正促动内需的，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以及今后数年中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他方面均是虚的。然而，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200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企业运营的国际国内环境极其险恶，尽管有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仍然出现了5073亿元的财政盈余！到9月，财政盈余竟然扩大到6316亿元。到10月，全国财政收入5836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087.99亿元，增长7.5%，国内消费税同比则增长83.8%；全国财政支出49886.04亿元，政府财政盈余竟然增加到8478亿元！从2009年1—10月中国政府的实际财政收支执行情况来看，很难说在世界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中决策层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我们采取的反而是紧缩性的宏观财政政策。 其次，要想拉动内需，单靠政府购买和政府公共投资增加这一因素“唱独角戏”显然不够，还必须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界，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从而敢于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显然不是件容易事。2008年11月决策层提出的数万亿元刺激经济的计划，从目前来看对提升企业家信心指数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于中国企业实际上已经税负过重，合宜的政策选择是：与其通过高税收、高财政支出来拉动政府方面的高投资——从而实际上是政府替企业花钱，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各种税负，把资金留给企业自己去花、去投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短缺，经营困难，政府目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恐怕莫过于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负了。只有企业税负真正减轻了，企业有赢利的预期和“理性计算”了，看出了赚钱的商机，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才会提升，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和企业技术升级，从而才能真正启动企业投资扩张所引致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企业投资和扩张是否有新一轮的启动；无论是从长期来讲，还是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在国内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退，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将会落空或收效甚微。换句话说，改变多年来国内居民和家庭消费持续疲软的状况，是拉动内需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改变居民消费需求多年持续不振的格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弄清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不振的现状及其原因。 从国际比较和当代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均太低，而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按照商务部最近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三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美国消费占GDP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结果，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个百分点。更令人感到有些触目惊心的是，目前的中国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低于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R.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放慢脚步》的文章中称：“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过去10年中增长较慢，现在仅占总产出值的三分之一略高，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低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不断降低？这里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同期的政府财力增长。按照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其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近些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在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近十几年来每年增幅大都超过20％）、企业利润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结果自然是“国富民穷”。这是近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存的体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社会财富极其迅速，而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对而言比较缓慢，这就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断拉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了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会财富向直接掌握着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系的人们的手中快速积聚，就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格局乃至社会的基本安排上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家庭消费一直疲软，这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自然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这无疑对实现政府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宏观经济放缓、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的现存格局中，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 第三，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还是不敢消费，而是将有限的钱存储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有钱不敢花，而是存起来以备生病、失业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不虞之需。从社保方面来看，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最近数据，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连续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仅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GDP猛涨，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近数据，中国目前投入医疗的钱还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位。医保、社保不到位，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低，更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所给出的数字，多年来，我国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仅为2.82%，2006年为3.0%。2007年，这一比例有所提高，达到了3.32%，但还远未达到政府前些年提出的在20世纪末要占GDP的4％的目标。从全世界来看，目前各国仅投在高等教育的经费占GDP的平均值就为4.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也为4.2%。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经费总投入比例实在是少得可怜。 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全国各地各大学几乎普遍出现了巨额的负债，另一方面也使高校对学生的收费在学校实际经费运营中的比例不断攀高。譬如，国内有研究发现，1995至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政府投资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由70%下降到56%，而学生交费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则由30%上升到44%。家庭个人培养子女上学，尤其是上大学所需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也自然会影响中国普通家庭的消费倾向。 以上三个因素综合起作用，中国居民收入即使增加了，也不敢消费。最终所导致的结果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在近些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持续下滑，导致中国最终消费需求疲软。 理清了制约和决定国内总需求不足的最终消费需求疲软并且多年来持续下降的原因，也就大致知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和制度的问题症结之所在了。2010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只不过把这些问题鲜明地暴露了出来而已。基于上述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要启动内需，以确保中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关键就在于要根本调整我们的宏观政策基本导向，并相应地改革我们的财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决以上制约国内最终消费不足的三个体制和政策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只有彻底扭转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采取并真正贯彻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望真正启动内需。 如何启动中国家庭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根据上述导致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不断下降的三个因素，在“切实富民”和启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方面，目前看来大致也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项： 第一，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和增加工资等多项政策选择，较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尽快并迅速扭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在这方面，要学习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做法和经验，制定鲜明且切实有效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富民”计划。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转并切实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在快速和较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大幅度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仍在不断拉大之现状的根本之策。 第三，尽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投入巨资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譬如，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支出和诸如“四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块来用于医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财政状况相对还比较宽裕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九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如果说还没达到过剩的程度的话——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把巨量资金投向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全国的医疗效率、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反过来说，只有医保、社保搞好了，普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的私人花费相对减少了，人们才会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才敢花钱，才敢消费。也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把这“四万亿”乃至“18万亿”诸如此类刺激经济增长的巨额资金仍然投在什么九大产业和大型工程项目上，结果将会是内需依然拉动不起来，却加剧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下去，即使在短期内保住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却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推向未来，使我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更长久的问题。 最后也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三个可考虑的宏观政策选项外，深化金融体制建设与改革，使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规范和公正地运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稳定的增长，对拉动内需也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只有社会绝大多数人觉得手中的财富不断增加了，经济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只有当人们时时感到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不断增加，并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他们才敢花钱，才敢消费。由此来看，尽管股市的稳定和繁荣乍看来与内需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现代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千丝万缕地联结在一起，从而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不清的情况下，只有股市的持续繁荣，才会有持续的消费增加和持续的投资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应该是实体部门真实增长的先导和点火器。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实体部门经济步步趋冷的格局中，决策层应该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股市、期货市场发展以及债券发行规模，并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从而通过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提高人们的信心，切实增加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财富。这样做了，会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的信心，促使整个经济尽快复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趋于衰颓的大环境中，要真正启动内需，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负，并加大在医保、社保、城乡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并要彻底改变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 ISBN | 9787508673875,7508673875 |
|---|---|
|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
| 作者 | 韦森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