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当代中国图书管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7501337446/978750133

《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收入作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20余篇目录学论文，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包括目录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二是关于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的发展，涉及专科文献目录学、比较目录学、书目控制等。在技术与社会对现代目录学的巨大影响与挑战的新环境下，作者以振兴和发展中国目录学为使命，探索中国目录学的发展道路，研讨以书目情报为核心的目录学理论，开拓文献目录学，创建数字目录学，推进目录学的理论创新。 《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反映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对目录学发展问题、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目录学理论新领域、新思维的探索历程，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目录学从书目到书目情报的发展变化和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柯平，1962年生于湖北省英山县。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1983年和1986年分别获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1986－1991年在郑州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1991－1994年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获理学博士学位。1994－2001年任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2000年兼任郑州大学图书馆馆长。2002－2007年兼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2004年起任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华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校兼职教授，《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知识》等核心期刊编委。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个人事迹载入马奎斯《世界名人录》（第21版）、《Mai’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2004）》。 中国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目录学的新观察 当代中国目录学研究的评论 目录学的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 信息时代目录学的重大课题 论目录学领域的革命 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理论建设 目录学与情报学简论 目录学术语研究序论 西方“目录学”术语及其定义 目录学领域的心理学研究 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 略论目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 学术分类、图书分类与书目分类 关于历史文献目录学的研究 论地方文献书目 论方志艺文志 比较目录学的特征和目的 中西古代目录学比较研究 试论以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 现代目录学体系中的书目资讯理论 文本书目情报的研究 书目情报系统适应社会发展的未来展望 试论以书目情报为基础的书目控制 关于书目控制经济问题的探讨 20世纪的书目控制 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 主要论著目录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人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 第二次是1983－1985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以及临近学科特别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危机。这次目录学危机是必然的，因为1982－1983年已有图书馆学的危机，1984年基础理论讨论之后才冲出一条光明大道。目录学的危机略晚些，也正反映了它保守的一面。当人们感到目录学的许多内容已经架空时，发出了“目录学向何处去”、“目录学症结何在”的疑问，于是不少人论述目录学的变革。解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也正是用新的研究方法：一是对传统目录学进行反思批判，动摇了目录学以辨章学术为核心的思想，确立了传递书目情报的地位；二是积极研究新技术革命、现代科学对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影响，提出应变措施。我们注意到这次危机与第一次危机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次危机只是在高潮之后的危机，而这次危机则是高潮之中的危机。 高潮也好，危机也罢，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能否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史表明：永恒的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时代会抛弃不正确的方法，补充和改进旧的方法，方法的更新与完善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做不到这一点，迎来了高潮也会存在危机。事实证明，在目录学中只有运用新方法，才会引起高潮，也因为方法的危机带来目录学的危机，也只有新的方法去解脱其危机。 应该说，近10年的目录学研究中，彭斐章、朱天俊、谢灼华、徐召勋、乔好勤、孟昭晋等目录学家作出了的贡献。他们在目录学的高潮中推波助澜，在目录学的危机中指点迷津，其效果是明显的。1980年彭斐章、谢灼华的文章是40年目录学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近十年的目录学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乔好勤语）。此后目录学史的研究转向了近现代，扩大了研究范围。1983年当目录学遇到困惑时，朱天俊发表《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1983年全国目录学专题讨论会以书目工作为重点，正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要害。近年来乔好勤的一系列文章和“目录学通讯小组”的学术活动，真正使目录学研究稳步发展。

ISBN	7501337446/978750133
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作者	柯平
尺寸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