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中的*代（鞠，左边的“革”为“麦”）
前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素称礼仪之邦。如同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名目繁富多端一样，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书信的名称也是不一而足。它们不但在使用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而且还多有发展和变化。本书取名采用“尺牍”这一名称，不仅因其较为古老，也因其具有通称泛指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尺牍”一语最早出自《史记》，该书《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缇萦救父的故事。仓公是汉代临淄人，姓淳于，名意。他坐法遭刑，其幼女缇萦向文帝上书，愿为官婢，以赎父罪。太史公传赞中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传记正文中说“上书”，传赞中说“通尺牍”，可见“尺牍”即指“书”。所谓“牍”，指木版，为书写工具。一尺左右的木版，叫尺牍。从一些记载看来，汉人以尺牍通音问是为习惯。《汉书·游侠传》中记西汉末年人陈遵擅于书法，所以“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所谓“藏去”，即“藏储”，引申为珍藏之意。汉代皇家的诏书也可称尺牍，《汉书·匈奴传》记：“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已把文字通讯叫作“书”，所以汉代也有“尺书”之说。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记广武君言：“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咫”，犹言八寸，所以“咫尺”意谓一尺左右，“咫尺之书”即所谓“尺书”。社会生活中常有约定俗成的现象。自汉以后，“尺牍”一语成为书信的通称，较尺书之说更为流行，运用得更为普遍。至于诏书倒反而不称为而且不能称为“尺牍”了。
“尺牍”一语，到近代还相当流行，即使是在“五四”文化革命确立了白话文的一统地位以后，也还流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有《白话学生尺牍》和《白话商业尺牍》，更为著名的有鲁迅作序、孔另境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都是明显的例子。这说明，用白话文写的书信，依旧叫作尺牍。只是近四十年来，“尺牍”一语才有演变为书面语的趋向，也就是说，人们口语中已少见把书信叫作尺牍了。但我们这个选本既限于选录古、近代的书信，采用尺牍这个名称，似乎也还合适得当。
现在有一种习见的说法，认为尺牍书信是散文中常见的文体。或者说它是属于与诗相对的文的类别。我国古时本无散文骈文之别，六朝以后，才有区分。因此如果不把“散文”作近代化的解释，即专指一种文学体裁，而把它作为“古文”来理解，以上说法本无乖错。但如果仔细推敲，却总觉得存在着可容商榷之处。这倒还不是指不少尺牍文采用骈体而言，而是说有的书信也曾用诗的形式出现过，这就是前人所说的：‘诗简”。这里所说“诗简”并非指那些诗题中出现“寄”、“寄赠”或“寄怀”字样的诗作，如李白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等，虽说它们多少也具有书信的因素，但这类诗作实在太多了，若要说它们是“信”，不免遭到牵强之讥。但有的诗歌确是具有书信性质，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句寄微之》，宋人王迈的(简同年刁时中俊卿》诗等。还有的诗作更明显地充当着书信的功能，如杜甫的《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那实在就是一封邀请许主簿来饮酒的诗简，所以诗中有“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之言；还有白居易的《江楼夕望招客》诗，诗中“能就江楼消暑?比君茅舍较清凉”云云，也属诗简一类。又如曹雪芹的朋友敦敏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更是道道地地的诗简，不妨引录于下：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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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7805238219 |
|---|---|
| 出版社 | 巴蜀书社 |
| 作者 | 邓绍基 |
| 尺寸 | 32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