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 7010085625/978701008

《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内容简介：1位中国学者，1年的留学访美，邀请47位哈佛教授和校友就中国问题开讲。47位教授，47个不同凡响的名字。用47个别样的视角打量中国，发出47种掷地有声的见解。有人说，哈佛眼光就是世界眼光。此说不一定恰当。但这些哈佛教授的意见的确不容忽视。这些议论未必妥帖、未必客观、未必公允，但却是外部世界看中国的一个缩影。面对这些议论。不管它正确与否，都应引起我们驻足倾听，促使我们对中国自己的事情作自主的、积极的、审慎的思考…… 《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全球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谈中国问题。 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人，法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全国青联委员兼哲学社会科学届别组副主任委员。主妻研究领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少数民族法制史、法律人类学与法律社会学。主要科研成果有：《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作为法的文化与作为文化的法——南方山地民族传统法的演进》、《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九、第十册）、《多元与一体：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律》等。先后获北京大学“五四”青年科学论文一等奖、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第一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金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等荣誉。 前言 新儒学的机遇与挑战 受访人——杜维明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 ——不充分调动所有资源，而是把复杂系统的问题变成线、点的问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粗暴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则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也必然是肤浅的。如果粗暴到完全抛弃传统，而又割不尽糟粕，则西方进来的也多为糟粕。 ——目前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诚信的缺失，譬如有人甚至卖劣质的婴儿奶粉。发展市场经济可以以廉价商品开道，但不能危害人的生命。一味发展经济而不能进行健康的调控，就会形成市场社会，即社会上的一切关系都要让位于竞争的市场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 ——学术界精深的研究，可以提升知识界智慧的水平，知识界智慧水平可以塑造文化界的人文素质，相得益彰。当然实际的情况往往恰恰相反，文化界有时候会有些媚俗的意味，影响到知识界，而知识界的肤浅使得学术界变得浮躁，使深刻的学术工作不能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 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 受访人——林同奇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和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 ——有些国人一个劲儿地骂自己的祖宗，这在世界上很少见。最近我老想到这个问题我跟张灏、林毓生他们两位或许算是谈友，他们退休了，都住在美国，我们不时在电话里聊。他们两位都有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承，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民主资源比较敏感，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反对。 ——宇宙如果没有价值含量，那天人合一有什么意义啊？合一的“合”如果是拥抱一块大石头，那有什么意义啊？中国的天人合一显然是预设了宇宙是有价值含量的，你拥抱它，可以从它那里得到很多力量和安慰。 ——走向语言的途中，思想是一团浑浊，你要真正知道它是什么话，那是很难的。我们肚子里头有很多东西，甚至相互之间有很多张力和冲突，潜存着各种可能性，我的思想就在这些冲突和可能中化为语言。但我一说出来，它就死了。你说这些就是我的思想吗？是，但也不是。因为我还需要补充、修订啊，我的思想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创新 受访人——薛龙（RonaId SuIeski） 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美国萨福克大学罗森伯格东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正变得慢慢脱离负面的影响。积极的因素正在成长，消极的因素正逐渐消失我常常鼓励我的美国朋友到中国去任教，去感受这种变化。 ——法律本身不是进步。进步是要有能力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有个法官，有个律师替你辩护，有审讯，有公众，并能公之于报端，那才是法治，那才是进步。进步绝非仅仅体现在书本上新增加的法律条文。 ——而中国文化，我个人觉得更接近美国文化：同样宽松、开放、多样并且多变。虽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很多差别，但是相比较日本而言，中国文化更为接近美国文化。 区域研究与中国文化 受访人——柯文（PauI A.C0hen） 曾任麻省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文化是关于故事的文化，这些故事蕴涵在中国文化之中，而且许多人阅读了这些故事，并互相交流、传播。科学研究记忆揭示，必须给记忆建立关联性。否则无法记忆。勾践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没有出版物，人们记住这一故事只能通过手抄本，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流传这一故事。美国并没有这一现象，因为美国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中国文化有更广泛的范围，它可以到达任何地方。目前，中国文化遍及全世界，如开中国餐馆、吃中国食物、说汉语、过中国的节日等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政治概念，但这一概念并不总是和其内部相一致。 ——有些人认为中国在过去是一个父权社会，男女结婚后，女方住到男方家里去，但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情况并非如此，而是男方住到女方家里去。这对“中国是父权社会”的观点是一个挑战。传统上认为中国妇女必须嫁给单身男性，而在中国南方有一些抵制婚姻的女性，她们生活独立，并不结婚，因此，如何用统一的概念界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透过满族史看民族文化的通与变 受访人——欧立德（Mark C.EIIiott）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与内陆亚洲史教授，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在汉学中，满语研究的历史很悠久。现在，许多研究清史的学生开始利用满语文献，当然，也并不只是满语文献，还包括蒙古语、藏语和察合台语文献。我很高兴我能够待在这样一个位置，拥有这么好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很好的学习语言的天赋。因此，我能够把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虽然我不主张使用“汉化”这个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满族的同化，在某种程度上“汉化”确实发生了。如果满族人完全汉化了，满汉没有区别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些反满的宣传？为什么还会有满语这样的语言？人们又为什么要关注他们呢？人们在260多年后谈及这些所谓的北方蛮人时还会表现出激动的情绪，这个事实提醒了我，满汉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19世纪的满族人与18世纪初期的满族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满族人，其他人也仍然认为他们是满族人，只不过是他们的满族特性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满族特性发生了变化，但是事情还在继续发展，即使在清朝灭亡以后，他们仍是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今天被称作满族。 文化的传承需要世界眼光 受访人——田晓菲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我觉得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有很多误解和偏见。有时候是美国人的误解和偏见，有时候是中国人自己的误解和偏见。比如一个最常见的偏见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在这门课里，我特别想传达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复杂、不断变化、充满了矛盾的价值观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说法，是简单化的、片面的说法。 ——只有把文学文本还原到它们产生的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我们对文本的了解，反过来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框架文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现在，大家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买账，除此之外，好像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在我的课上有一个学生，他的一个想法很有启发性。他说以前提到中国，他想到的只是现当代的中国，20世纪的中国，但是在一个学期里面学了中国3 000多年的历史之后，他意识到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纪，在3 000多年的历史中只是一眨眼的事情。 文学：活在百姓的精神诉求里 受访人——伊维德（wilt L.1dema）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系主任，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鲁迅、胡适，这些五四运动的权威都说，小说、戏曲是通俗文学，是老百姓的文学。、但这个不对。吴敬梓、曹雪芹、冯梦龙都是文人，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与一般的文人一样，他们写的东西都是为其同行而写的。很有意思，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写中国文学史，将古典小说、元曲这样的东西，当作很重要的东西，而且说这是老百姓才有的传统，不是死的文学，是活的文学。但是小说和元曲，都是文人要看的东西，大部分也是文人写的。 ——要理解一个文本，需要了解它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给谁写的，其功用何在。而且很多文学作品是为了反对其他的文学作品而写，所以需要理解这些背景和具体的情况。当然，也可以考虑到比较大的文化背景，但是这些可能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大。 ——白居易的诗歌比较容易翻译。杜甫作为诗人比白居易要好得多，但是他的诗很难翻译。这与诗人本身的思想和语言有关系。杜甫的儒家思想很浓厚，且一辈子很想做官这个观念荷兰诗人不能接受，很多诗人不想做官，也不想谈这个事情，因此杜甫的诗在荷兰会很难找到读者。 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另一种自觉 受访人——李欧梵（Leo Ou-fan Lee） 曾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兼任族裔委员会主席。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及讲座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院顾问委员 ——中国的“现代性”（M0（krnity），不仅是以排斥过去的现时意识为主的信念，而且也是向西方求新的探索。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西方中产阶级现代性中司空见惯的观念：进步与进化的观念，实证主义对历史前进运动的信心，以为科技可能造福人类的信仰，广义的人文主义架构中自由与民主的理想。 ——我的前半生都是浪漫的历史，都是“断代史”，得从“断代史”里面读出“通史”；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我把过去当做“作品”，那时的“我”，可能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作品”，你我可谈论的就是“作品”。 ——对我来讲，人生的价值就是感情。理智可由学问中来，而感情是天生的，或是从不停自问、自省中提炼出来的。做人世故很容易，但我六七十岁了，却仍然很天真。只有把一切名利杂念打掉，不怕人笑，才能以真心待人！我身体力行浪漫主义，反对雕琢、形式化，主张发扬个性、皈依自然、奔泻一己的坦诚和情感。返璞归真的意义就在于此。 沉溺于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受访人——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主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 ——学习文学，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放慢阅读速度。细读的目的是放慢速度，注意到有趣的东西，这可以运用于所有的理论党派。 …… 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考古：匡正书本上的历史 期待“中国版本”的考古学 早期人类：中国乃至东亚的证据 中西学术之间的通与塞 教育与学术之痛 音乐：流动的民风 附录一 本卷采访人、合作者简介 附录二 三十年河西 哈佛看中国 后记 2008年8月22日，在北京正如火如荼地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之时，我只身远赴大洋彼岸，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在美访学生活。到哈佛大学读书，这是我自打听说这所学校的名字后，就开始编织的梦想，如何叩开这座“围城”的大门，这件事可以说已经成为我难以排遣的情结。期间进行过若干次努力，甚至曾经离成功仅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失之交臂。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了。迟缓却又突然，新鲜而又陌生，紧张而又亢奋，这是我到这所学校后异常复杂的感受。我深知，对于我来说，来哈佛不易，再来则更不易，一定要珍陪这一年的宝贵时光，多走、多看、多学习。 一、关于哈佛大学. 到过波士顿的朋友都知道，在宽阔深沉、风光旖旎、波澜不惊的查尔斯河畔，坐落着不少世界驰名的大学和研究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学校同处于剑桥城，相互毗邻，而且有趣的是，两大校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初入我所久仰的哈佛大学，便被其颇具特色的“哈佛红”所吸引。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的各种大学排名和评比中，哈佛大学始终处在首屈一指的位置上，尽得全世界的“荣宠”。在中国，哈佛大学的名字同样妇孺皆知。 本书是本人于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作访问学者期间主持实施的系列访谈活动的最终成果。此次访谈活动，从筹划与实施，访谈稿件的记录、翻译和整理，到最后编辑、出版，得到了许多领导、专家、老师和亲友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与汗水。可以说，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成果的结晶。 坦率地说，出国深造是我的夙愿，目的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专业研究水平。幸运的是，这一愿望得到了许多令我尊敬的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志，副院长李慎明、朱佳木、高全立同志，原副院长陈佳贵同志等领导，对本人出国学习一事关怀备至，热情支持，勉励有加。在社科院改革发展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出于对我这样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爱护，慨然应允本人暂时停下手头的工作，出国学习一年，令我十分感激。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张昌东同志承担了许多本来属于我的“分内事”，嘱我心无旁骛地读书。外事局局长杨扬、副局长王镭同志多次为我排除在办理出国手续时的种种困难。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我的好友陈振声同志在我申请出国、在美读书、从事访谈、寻求出版等各个环节和方面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 插图： 新儒学的机遇与挑战 主编手记 听说要采访杜维明，《侨报周刊》记者李琳主动请缨。她采访过杜维明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李琳介绍说。第一次去哈佛燕京学社见杜教授那天，他还为她讲《四书》。听讲的是几个哈佛学子。围坐在长桌边。那日讲的是《孟子》，杜教授安然坐着。一段一段讲解答疑。李琳在一旁听着，感觉时光仿佛倒流。而杜教授仿佛旧时的私塾先生，只缺了戒尺和长袍。那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位安详的老人就是名贯中西的大学者杜维明教授。杜维明l940年出生于昆明，少时随家迁至台湾。青年时代入读东海大学中文系。专攻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杜维明得以来哈佛研究哲学。师从史华慈(Benjamin l．Schwartz)、杨联升两位教授。作为学者，杜维明教授在美国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第一位华裔系主任。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华裔社长。更是第一位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的中国学者。顶着如此众多的光环。杜维明教授在华语世界里已成为当世传奇，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儒。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一、儒者与儒学 李琳：以前我曾经读过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大一统的宗教是因为儒家思想扮演着宗教的角色，儒教是中国的国教，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