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 “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书评
全球一体化进程为我们审视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新的视角。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深切感受到多元文化碰撞和互渗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或许正是
这样一种意识,使得该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它所包含的两个方向“‘中国热’中的欧洲”和“欧洲在中国”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本书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
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进入90年代,该领域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欧洲和美国有一批重要的著作问世,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在专题分析方面,还是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2更具有意义的是,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国学者开始改变原先主要局限于“西学东渐”研究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中学西被”的领域。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或“中学西被”这一方向的课题很少有人问津,与“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无论参加的人数,还是研究的成果
都要少得多。例如,在关于欧洲社会的“中国热”以及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中国风”,西方已经出版了四五种名为《中国风》[Chinoiserie]的著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艺术风格
对18世纪欧洲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在中国,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有过一部这方面的专著。这种状况不仅与西方汉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不成比例,而且也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欧洲
乃至世界的贡献不相称。造成这种现象也有资料方面的原因,因为该方向的研究,无论文献资料还是实物资料,都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言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而且非常分散。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早期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多为在欧洲的留学人员,如范存忠、陈受颐、李肇义、陈铨、钱钟书等,文章大多用外文写成。随着7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学者开始有机会到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到博物馆观看实物,部分重要的西文原始材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也陆续翻译出版。同时,随着开放意识的加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视,社会公众和学者对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些都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学西渐”或“中国文化对欧洲之影响”的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这十年间所出版的著作比此前所有著述的总和还要多1,同时有关论文的数量锰增,并出现了多种专门性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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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
|---|---|
| 出版社 |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 作者 | 严建强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