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教材经济人类学 (平装) 9787565950

《民族学教材?经济人类学》是在施琳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选题新颖，在国内尚属首次，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鲜明的开拓性。首先，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民族学界与经济学界边缘交叉领域的一大空白。 其次，《民族学教材?经济人类学》不是简单地套用国外学者的眼光来阐述与分析经济人类学，而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与“广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一边缘学科的学说史。 第三，《民族学教材?经济人类学》既是一部具有相当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也可以作为各大专院校经济系、人类学系、民族学系、社会学系本科生、研究生专业教材及相关学科的教师参考教材使用。 《民族学教材?经济人类学》主题明确，视野宽阔，资料丰富翔实而逻辑性强，论证层次清楚而深入，文句表达清新流畅，在结合了多种学科的综合性探索方面尤其富有特色与新意。 施琳，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曾在美国休斯敦大学作访问研究，现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领域前沿问题研究。学术著作有专著《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以及《论文化——民族文化与市场文化》、《差异、差距与不平衡发展》《论西方民族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轨迹》等多篇学术论文。 前言 第一篇 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 第一章 人类学中的“美国学派” 第一节 人类学在美国的早期发展 第二节 “美国学派”的兴趣 第二章 来自欧洲的理论启发 第一节 马凌诺斯基率先涉足的领域 第二节 国界外的“学科奠基人” 第二篇 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第三章 四五十年代：诞生与早期发展 第四章 六十年代：“形式”与“实在”之争 第一节 波朗尼的“实在主义革命” 第二节 形式主义学者的回应 第五章 七八十年代：向广义发展 第一节 斯内德乐产他眼中的“经济人” 第二节 “SEA”的成立与新广义经济人类学 第三篇 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第六章 源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第七章 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应用 第八章 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第九章 经济学方法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应用 第四篇 经济人类学流派 第十章 形式主义流派 第十一章 实在主义流派 第十二章 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第十三章 新广义学派 第五篇 经济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 第十四章 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第一节 施坚雅眼中的中国传统社会 第二节 中国学术界看经济人类学 第十五章 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附录 论美国人的民族观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50、60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它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一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我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二个方面的工作。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50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2000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地，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美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并且在附录中收入了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问撰写的《论美国人的民族观》一文。从1998年4月至2001年6月，我在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家宋蜀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民族学中国化及经济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课业。宋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蜚声海内外，而且有着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曾经培养过许多优秀的民族学人才。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与精心指导下，我才最终选定了在国内尚属首次的系统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课题，才能有勇气、有办法克服了众多语言障碍与资料的困难，而完成博士论文的创作。此时此刻，面对还飘着墨香的书稿，我心中充满了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同时，我还要对在硕士阶段培养过我的那日教授表达真挚的谢意。她的关心与指导为我今天能够取得一些进步，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博士学习阶段，我有机会赴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工作和学习了一段时间。其间得到了休斯敦大学亚美研究中心主任邹亚莉博士的大力协助，在休大进修了文化教育学、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多门课程，查阅了有关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大量资料，参加了国际性学术会议并与美国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交流。休斯敦大学经济系的汤姆?戴格雷格瑞（Tom DeGegori）教授至今每日向我发送E-mail，介绍他收集和整理的最新学术研究信息。这一切都令我大大开阔了视野和加深了对美国社会经济现实及学术研究的理解，从而加速了写作过程，我深深地感谢邹博士和所有帮助过我的美国学者和朋友。 伯灵、列克莱尔、坎西安和库克等形式学者则认为，波朗尼、多尔顿等人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实在论者，他们沉浸在符合自己主观意愿的浪漫幻想中，并没有弄清楚西方经济学原理。例如，他们不理解“最大化”原则不是仅限于货币、市场的范畴，像人的感情、对安全的需要等也可以进行“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稀缺的资源、理性行为等也并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独有，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很常见。伯灵等人坚信，应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非市场经济类型时，可能要作适当的改进，但绝不应采取完全摒弃的态度。这些形式论者认为，波朗尼等人好像“蝴蝶收集者”一样，只注重机械的收集和观察，却忽视了进行抽象的演绎推理，而后者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时，显然是更高层次与更为重要的。 这场持续时间长、参加者众、波及面广的学术辩论，构成了美国经济人类学发展历程上的重要篇章： 首先，通过对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作多方面的、深入的探讨，经济人类学新学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并一度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 据统计，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经济人类学领域的出版物（包括著作与论文），年平均不到10本（篇）。但是，自从1957年波朗尼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一书，拉开辩论的序幕以后，有关出版物迅速跃升至每年20余本（篇），并在60年代中期达到50余本（篇）的高峰数字。

ISBN	9787565950
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	施琳
尺寸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