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话剧史论 [平装] 9787020069347

《中国现代话剧史论》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至三章为1906—1936年中国话剧“史”的论析，四至七章为四个具有重大成就和影响的作家“论”。无论是“史”还是“论”，并不侧重历史线索的梳理与叙述，重点表述的是作者对中国现代话剧的理解与认识：早期话剧作为中国戏剧“转型”的意义、五四时期旧戏批判的文化意义、左翼话剧运动与话剧创作的得与失、田汉话剧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以及李健吾、曹禺、夏衍话剧创作的横截面剖析。对诸多问题，作者均提出了不同前人的独特见解。 《中国现代话剧史论》：论早期话剧 论五四话剧 对左翼话剧运动和话剧创作的历史考察 论田汉的话剧创作 论李健吾的话剧创作 论曹禺的话剧结构 论夏衍的话剧结构 刘方政（1962一），山东莱西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师从著名戏剧史家孟广来先生，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戏曲硕士学位。1986年7月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2000年至2003年师从解洪祥教授在职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6月获文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史和二十世纪中国话剧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学术专著三部：《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论要》《田汉话剧创作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中国戏剧论辩》（下），参与编著学术著作和选本五部：二十余年来，在《文学评论》《文史哲》和《文艺争鸣》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序 第一章 论早期话剧 第一节 早期话剧：中国戏剧现代转型的序幕 第二节 早期话剧与传统戏曲 第三节 早期话剧与外国戏剧 第二章 论五四话剧 第一节 五四时期旧戏批判的历史检讨 第二节 五四问题剧创作的历史检讨 第三节 爱美剧运动的历史检讨 第四节 国剧运动的历史检讨 第三章 对左翼话剧运动和话剧创作的历史考察 第四章 论田汉的话剧创作 第一节 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 第二节 理性与情感的审美选择 第三节 唯美的感伤 第四节 话剧民族化的集大成者 第五章 论李健吾的话剧创作 第一节 夹缝中选择的困惑 第二节 悖论中挣扎的矛盾 第六章 论曹禺的话剧结构 第一节 不同冲突形式下的共同内质 第二节 锁闭世界与旁逸而出的新世界 第三节 诗化与戏剧化结构 第七章 论夏衍的话剧结构 第一节 散文诗式结构 第二节 电影蒙太奇结构 第三节 内向化的审美和淡化的选择 后记 在当前话剧十分不景气，全国都在讨论话尉的前途和命运的困窘状态中，刘方政教授竟然在书斋中冥思苦想，对于中国话剧史上一些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讨论，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值得欢迎和赞许的。 在这里，我只能谈谈我的读后感。 全书以系统的章节论述展开，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对中国早期话剧、五四话剧、左翼话剧作了专章论述；第二部分，后四章，对田汉、李健吾、曹禺和夏衍的话剧作了专章论述。 方政对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研究，是从中国戏剧史的发展进行观察和评估的。他认为早期话剧是从1899年的学生演剧开始，又以1916—1918年南开的学校的学生演剧而告终的。他把这20年看作是中国的传统戏曲渐趋式微与五四话剧创生之前的过渡阶段。这样，就把早期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发展史挂起钩来，形成他的评价角度。 他所谓的“过渡”，既是指时间的，也是指戏剧形态的：“无论在对戏剧功能的认识及其实践上，还是在戏剧文本创作和舞台演出上，抑或是在观众的成分构成上，早期话剧既与传统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是近年我对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一点心得。 部分章节曾以论文的形式在《文史哲》、《文艺争鸣》、《齐鲁学刊》、《山东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统稿时除了技术性的调整，在内容上并没做大的改动。 由于时间的原因，更因为自己学术功力的欠缺，本书在体例上不甚完整，从时段上说，早期话剧、五四话剧、左翼话剧都谈到了，战时戏剧的总体研究却留下了空缺；从作家论来说，田汉、李健吾、曹禺和夏衍固然是中国现代成就最高的话剧作家，但漏掉了吴祖光也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 田本相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学术前辈，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并切实地帮助我。2005年，田老师担任《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的主编时，为了督促我多读书写作，将《中国戏剧论辩》下册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使我对20世纪有关中国戏曲的学术论争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和初步的研究。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田老师以76岁的高龄在百忙中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并为本书写了序言。 本书的第5、6、7三章，分别是我的研究生张巧玲、王兴强和姚成丽的硕士毕业论文，征得他们的同意收入本书时，我除了在结构上作了调整外，又进行了修改、补充和润色。 新生的话剧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风行大江南北，撼动传统戏曲一家独尊的霸主地位，并与其分庭抗礼，甚至在大中城市的知识层、市民层观众中占据相对的优势，是因为它适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特殊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得力于与政治使命的直接而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推动着戏剧转型的首先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日益变化着的人的生活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情感方式，正是社会的近现代化转型，为戏剧的变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强劲持久的支持。早期话剧的产生与发展，其深层的原动力是为了适应社会历史的紧迫需要，而对外国话剧进行的主动自觉的“拿来”。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化文明对华夏大地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华民族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辛酸与屈辱：主权丧失殆尽，领土任人宰割。另一方面，有识之士也在痛苦地思考中国被动挨打、腐朽落后的原因并进行积极的行动。然而，引进的“器物”被甲午海战所摧毁，“制度”的变革也夭折了。正是维新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梁启超认识到只有开启民智和“新民”才是救国强国的头等大事：“‘民智’不开，任何制度的变动都万难奏效，因此即必然地把以‘新民’为倡导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出了历史的潮面。中国历史的近、现代转型，思想文化启蒙本来就是重要的一维。”①所谓“开启民智”，即是通过主动的文化破坏和积极的文化建设启发国人的政治觉悟、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同时而稍晚的“同盟会”的成立则拉开了政治革命的序幕。无论是文化变革还是政治革命，都必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其基本前提依然是必须对民众进行启蒙。 对民众进行启蒙，必须根据民众的觉悟程度和文化程度选择行之有效的启蒙手段方有可能。因而，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20世纪初中国普通民众的觉悟程度和文化程度是如何的呢？ 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它在文化上必然实施愚民政策，要百姓俯首帖耳，全心全意地忠于皇帝，除却制造君权神授的“神话”，使他们只知朝廷之“喜”而不知国家之忧外，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抑制和扼杀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辨别能力，因而，中国百姓受教育的程度非常之低。就是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经济地位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的熏陶，这种熏陶一方面使他们自觉地按圣贤经传的教义办事，维护现存的秩序和制度，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知识文人所特有的独立的人格品性和超越的人文精神便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得无影无踪，即使发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时，也对按照自己的理想对现实进行切实的干预甚至改造缺乏必要的自信。这样，国民的大多数没有文化，而知识者中的大多数人又缺乏起码的政治伦理觉悟，当少数接受了先进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先觉者，试图动摇现存社会的根本而进行改良或革命时，首要的便是兴办教育。然而，“俟水之清，人寿几何”，时间紧迫，来不及了。康有为进行变法之初，孙中山进行政治革命之始，他们及其同伴未尝没有意识到兴办教育、启蒙民众的重要性，但严重的内忧外患、紧迫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他们没有耐心、没有时间对民众进行教育。再说，除了时间之外，财力也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既然没有时间和财力普及教育，梁启超和裘廷梁又将创办白话报刊对民众进行宣传纳入议事日程：“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①“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阅之？必自白话报始。”②作为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和政治宣传的工具来说，报纸无疑比兴办学校更快捷、更经济。然而，报纸的辐射范围只能局限在识文断字者中（白话比文言阅读困难较小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必须以有文化、能阅读为前提）；梁启超倡导的“三界革命”、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其目的与创办报刊基本相同，也只是幻想通过感化的方式实现对国民的启蒙和宣传：利用小说新道德、新宗教、新人心、新人格……不过，这仍需逾越当时短时间内无法逾越的普通民众的阅读障碍。 怎样克服上述启蒙手段的各自局限性，而选择一种既适宜于进行文化启蒙和政治宣传，又能为绝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理想形式呢？陈独秀在制定了戏曲的五项改良措施后指出：“现今国势危急，内地风气不开，慨时之士，遂创学校。然教人少而功缓。编小说，开报馆，然不能开通不识字人，益亦罕矣。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因而“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③王钟麒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当以广兴教育为第一义。然教育兴矣，其效力之所及者，仅在于中上社会，而下等社会无闻焉。

ISBN	9787020069347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	刘方政
尺寸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