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视阈下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的新解读 [平装] 9787500488064

《民本视阈下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的新解读》内容简介：对现今从事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的人来说，“公地悲剧”、“囚犯难题”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耳熟能详。这些理论模式都说明，个人的理性行动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为此，许多分析家认为除非通过强权的控制，或者彻底私有化（市场化），人类才可能摆脱这些悲剧性的梦魇。环境问题自17世纪中叶W.配第和J.格兰特首次提出，到19世纪产生环境政策，再到被誉为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出现公害及环境破坏以全球规模发生，对人类生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危害，尔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大多数先进的工业国家创立环境法体系，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美日等国放松环境管制，倡导新自由主义。问题解决的理论与方案正是在强权控制与私有化之中选择，但问题本身却犹如“戈尔迪”之结：旧病难除，新伤又起。1992年，由1575名全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联合发布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宣称：“人类和自然界都在走向崩溃。人类活动无情地导致和不可恢复性损坏了环境和重要资源。如果我们不约束我们当前的活动，它们将把我们对人类社会、动物、植物王国的未来所充满的希望置于风险之中，它们将可能改变生命世界，从而使得我们所熟知的生命（方式和活动）不可能持续下去。” 《民本视阈下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的新解读》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前言 第一章 和谐社会构建中环境问题解决的“系铃与解铃”辩证：民本思想 第一节 手段与目的二律背驰：环境问题源于人类“原罪” 一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二 环境问题的形式认知：环境问题源于人类本身 三 环境问题的本质解读：环境问题源于生物人与社会人的对立 第二节 社会人于拯救与自救中自省：“民本思想凸显 一 “解铃终需系铃人”：环境问题的解决依赖社会人 二 社会人主体性建构：民本思想的理论意蕴 三 社会入主体性表达：民本思想的生态价值 第三节 生态文明背景下民本思想的层次展开：民立、民意、民智、民富、民用 一 民本思想的生态基础：民立 二 民本思想的生态规定：民意 三 民本思想的生态路径：民智 四 民本思想的生态工具理性目标：民富 五 民本思想的生态价值理性目标：民用 第二章 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多中心变革与温州模式的契合 第一节 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的双重失灵及其主要症结 一 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的“市场失灵 二 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的“政府失灵 三 双重失灵的主要症结：“五大中心主义”思维惯性的存在 第二节 他山之石：民本思想指引下的温州模式的内在动力解读 一 温州的发展史：实现民立、尊重民意、集中民智、创造民富、追求民用 二 民本思想指引下的温州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 第三节 “民本思想、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三者的契合 一 “利维坦”或私有化：并非理想的方案 二 善治：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的目标指向 三“民本思想、温州模式内在动力、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契合 第三章 民立·温州模式的创新特质·“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思维惯性”的突破 第一节 问题驱动型的环境法调整惯性与环境损害的不可逆转性 一 历史选择与利益博弈：问题驱动型环境法调整源起 二 问题驱动型环境法调整的现实挑战：末端应对的合理性与不足 三 “医欲病之病”：问题驱动型的环境法调整的理论变革勾绘 第二节 战略选择：全过程治理及其拓展——从“末端到”源头“再到”需求 一 源头干预：政府介入的抉择 二 需求责任：“源头”环节的进一步追溯 第三节 价值取向：从“问题应对”到“人的利益保护最大化 一 “问题应对”：环境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批判 二 迈向价值合理性指导下的工具合理性环境法调整机制 三 “人的利益保护最大化”：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及其与民立、温州创新特质的契合 第四章 民意·温州模式的需求诱致机理·“命令控制中心主义思维惯性”的突破 第一节 环境问题复杂化与环境行政非权力机制的拓展 一 风险社会问题凸显与环境问题复杂化 二 “需求诱致模式”与“政府环境管理”的职能拓展 第二节 因应多元化利益需求迈向回应型环境行政管制 一 多元利益调整对环境法功能的需求 二 现代生态文明的建构：多元利益的共生、共进与再生 三 迈向回应型环境行政管制 第三节 环境法调整机制的草根性缺失与政府善治指引下的环境民主自决 一 环境调整机制的嬗变与突破 二 民意指引下的环境民主自决 三 温州的探索与实践：民营企业的自觉应对 第五章 民智·温州模式的自调整内核·“制定法中心主义思维惯性”的突破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制定法的瓶颈：国家环境法的实效限制与可能的因变之策 一 环境法实效限制的形式因素：立法、执法与守法 二 环境法实效限制的内在因素：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较量 三 痛定思痛：国家环境法的因变之策 第二节 突破之一：民间自治规则与制定法的交融——环境行政合同 一 环境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 二 环境行政合同的功能分析 三 环境行政合同的法律实践分析 第三节 突破之二：环境自主治理——民间环境法 一 民间环境法概述 二 民间环境法的合理性 三 民间环境法的渊源 四 民间环境法的效力保障 …… 第六章 民富·温州模式的趋利型取向·“利益限制” 第七章 民用·温州模式的簇群型特征·“个体中心主义思维惯性”的突破 结语 折断理性的翅膀——环境问题的“悖论”与“去悖”的环境法思维 主要参考文献 对现今从事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的人来说，“公地悲剧”、“囚犯难题”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耳熟能详。这些理论模式都说明，个人的理性行动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为此，许多分析家认为除非通过强权的控制，或者彻底私有化（市场化），人类才可能摆脱这些悲剧性的梦魇。环境问题自17世纪中叶W.配第和J.格兰特首次提出，到19世纪产生环境政策，再到被誉为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出现公害及环境破坏以全球规模发生，对人类生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危害，尔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大多数先进的工业国家创立环境法体系，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美日等国放松环境管制，倡导新自由主义。问题解决的理论与方案正是在强权控制与私有化之中选择，但问题本身却犹如“戈尔迪”之结：旧病难除，新伤又起。1992年，由1575名全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联合发布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宣称：“人类和自然界都在走向崩溃。人类活动无情地导致和不可恢复性损坏了环境和重要资源。如果我们不约束我们当前的活动，它们将把我们对人类社会、动物、植物王国的未来所充满的希望置于风险之中，它们将可能改变生命世界，从而使得我们所熟知的生命（方式和活动）不可能持续下去。” 二 环境问题的形式认知：环境问题源于人类本身 虽然环境问题早已产生，但确是在18世纪产业革命之后，伴随着“烟是繁荣的象征”而愈发变得严重时，人们才开始探寻其产生的根源。从亚当·斯密将环境问题专属于政治与政府制度之内，到20世纪50年代逐渐成为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研究课题；从19世纪中叶产生环境政策到以污染防治和资源利用为核心的第一代环境法，再到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确定可持续发展理念，标志着第二代环境法的开始。种种环境科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或综合的环境问题解决策略和理路在不同层面涌现，从而也就有种种关于环境问题根源的认识。据叶俊荣先生的整理，有认为环境问题肇因于现代科技的使用；有认为人口增长与都市化才是问题的成因；也有认为市场失调才是问题的根源；有认为道德伦理与文化传统亦是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也有认为环境问题终究仍是政治问题。②国内青年学者吴卫星等则从多维、多学科的视角，将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哲学根源、宗教根源、伦理根源、技术根源和经济根源。③而通说将环境问题分为自然原因引起的第一环境问题和人为原因引起的第二环境问题，“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和人类对环境问题本质认识的深入，许多过去被认为是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第一环境问题，现在看来也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环境问题，除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人为破坏外，主要表现为因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的激增、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科技的滥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发展背景包括：（1）机器的使用虽然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增强了人类对环境的改变和控制能力，但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浪费也大大增多。 （2）世界人口呈高度增长趋势，给环境带来极大的压力。（3）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同时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其原因主要归结于：（1）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环境的成本外部化，即产品消费的环境成本由他人承担而又未通过市场得到补偿。由于很难区分和履行对环境（如大气质量）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所以不存在环境（质量）的市场，从而产品的价格就不能体现污染物的有害影响，结果导致大量的污染。另外，市场失灵也表现在对生态系统估值不当，以及产权界定不清等方面。（2）政策失灵。当政府的干预政策不能纠正甚至反而造成或者加剧市场失灵时，就会产生政策干预失灵。在许多场合，政府的看似合理的行动有时是鼓励低效能的，而这些低效能反过来又会引起环境的毁坏。（3）科学的不确定性。如果某一行为对于环境造成影响还存在着科学不确定性因素的话，这样就会导致决策风险的提高，并影响到成本一效益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于是便会形成所谓“决策于未知之中”的情形。科学不确定性因素并可能促使人们，特别是经济功利主义者忽视对环境利益的考虑。（4）国际贸易的影响。

ISBN	9787500488064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	钭晓东
尺寸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