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传统与公民教育 [平装] 7504151246,978750415

《古典传统与公民教育》介绍了在古典传统中，人既是趋向自然美德的好人，又是生活于城邦中的好公民。古典公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引导所有公民养成自然美德，投身于公共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现代公民观念不追问永恒的自然正当，只关心个体的意志自由那是一种“去公民”的公民教育，它败坏了古典公民的公共美德，使个体陷入庸俗、虚无和无意义的现代性危机之中。 《古典传统与公民教育》：古典政治哲人是教育哲人，从哲学的立场反思何谓美好生活并审慎地引导公民过美好生活是他们的天职。苏格拉底怀着对整个自然的永恒爱欲，通过辩证法在公民的灵魂中播撒下爱恋美好生活的种子。他的哲学式的死亡是其公民教育实践的绝唱。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中，公民被束缚于满是意见的幽暗洞穴，信假为真。的公民教育就是引导潜在的哲人从束缚中获得解放，观照洞外的至善之光，用“高贵的谎言”培育公民的德性。亚里士多德站在现世生活的大地上，努力用他的实践哲学提升公民生活的品质。他的公民教育着力于培养公民的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而非柏拉图的理论智慧。 序言／1 第一章 绪论：在回归古典传统中重建公民教育／1 公民教育何以要转向古典传统／2 什么是好人、好公民／6 两种思想视野中的公民教育／10 古希腊公民教育思想的简明谱系／12 第二章 自然的发现与习俗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15 自然的发现及其教育意义／16 城邦政治背景下好人与好公民的关系问题／21 公民是“造成的”，而非“自然的”／24 智者派的公民教育：摒弃自然，植根习俗／29 第三章 古典政治哲学的产生与苏格拉底的 公民教育思想／37 古典政治哲学语境中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39 哲学何以要转向政治／43 哲学－教育－政治／50 辩证法与公民教育／55 爱欲与公民教育／60 公民教育的绝唱／70 第四章 言辞中的理想国与趋善的公民教育／77 言辞中的理想国／78 理想国的根基——公民教育／80 没有公民的欲望政治／83 “猪的城邦”教育：有技艺，无美德／94 “纯洁的城邦”教育：用“高贵的谎言”培育正义／98 “哲人王的城邦”教育：在上升和下降之间／120 在诗与哲学之争中走向灵魂不朽／152 哲学究竟如何关涉政治：从沉思到中道／164 第五章 理性与政治勾连视野中的公民教育／167 哲学的下降／168 目的论视野中公民政治与好人德性的联结／171 所有的好公民都是好人／178 公民教育是立法家最应关心的善业／187 伦理德性与习惯训练／193 实践智慧与公民教育／205 沉思与闲暇教育／218 结束语启蒙时代的开启与古典公民 教育思想的终结／227 参考文献／234 后记／239 在突飞猛进的经济和眼花缭乱的物象面前，社会的真实状态显得扑朔迷离；在纷杂的欲望诱惑、信息媒介的控制面前，灵魂的需要显得无可适从，面目全非。灵魂不再本真，世界失去了自然，人类的精神之车是否驶入了沉沉黑夜？ 阿伦特说过，黑暗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世界，丧失了使人们相聚、相遇和相爱的力量。人们以及人间的习俗仅仅关注自我的地位，而不再关注人作为人的位格，不再关注那些使人成为人的力量，对灵魂的本真渴求无动于衷。沉沉黑夜中，那启明人性的教育力量在何处呢？ 教育是为了灵魂的善，为了灵魂的优秀和。教育要引导人对于美善的热爱和向往，就必须擦去遮蔽理性的尘灰，祛除阻挡灵魂飞升的障碍。这意味着教育引导每一个灵魂学习向善的生活，让每一个人收获一种过美善生活的审慎、真诚、高尚的心智，富有教养的心智。 但是，现实的教育遗忘了人的灵魂，放逐了灵魂，在教育市场的喧嚣声中，精神与灵魂的照亮显得异常困难，教育是否能够找回引导和照亮灵魂的力量？面向灵魂的教育何以可能？如果哲学的思考如柏拉图所言，是用思想照亮世界，让灵魂的生活得以美善，那么在这样的教育处境中，教育的哲学思考何以可能？在排斥思想的时代，思想何以可能？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而成的。与五年前的答辩论文相比，除了框架结构未作变动之外，不少章节内容都已面目全非了。可以说，这本书是对我那段思想历程的忠实记录。 记得2002年跟随恩师金生鋐先生研习教育哲学时，心中并无研究古典公民教育思想的打算，那时最感兴趣的是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为此还曾写信求教于张先生。不过，兴趣很快发生了转移，这源于金老师围绕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而开设的讨论课。罗尔斯面临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既定条件下，建立一个基于公共理性的正义且稳定的社会？为此，罗尔斯提出并论证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与主要理念。其中，理性的社会公民，是有效的社会合作和秩序良好的社会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倘若缺乏了具备正义感和善观念能力的公民，是无论如何也达不成普遍共识和公共认同的。罗尔斯的分析让我对公民在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切的认识。不过，尽管公民问题很重要，但我并没有沿着罗尔斯的路子向前走，而是选择了古典政治哲人的公民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小枫、甘阳两位先生对重启古今之争的施特劳斯学派的引介和阐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问题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话题之一，上至国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出台，下至学界和社会对公民问题的讨论和践行，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着自20世纪初期公民问题大讨论以来的又一次热潮。两次公民问题大讨论有同亦有异：同在中国都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传统的臣民要向现代的公民转换；不同在现在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尤其是全球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众多学术思潮、流派的出现，使我们能够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省察丰富而又复杂的公民内涵及其实现机制，而不仅仅囿于民族、国家的圈子。在此情势下，对公民教育的深度反思也被提上了学术议程。原因很简单，一是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不只是经由生物的遗传、制度的规范形成的，更主要是通过理性的教育和启蒙而养成的；二是“公民教育”不仅意味着教育作为一种工具要按政策行事、传递法律知识，而且意味着教育自身在公民问题上应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与作为。所以，好公民意味着什么、何以可能、有何作为等问题，是教育界尤其教育理论界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试图通过阐释古希腊公民教育思想的谱系，去彰显古典政治哲人亦即教育哲人所极力倡导的“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以此重新思考现代公民之教育，希冀对当下中国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这样做也许难逃“西方中心主义”之嫌，但我们必须承认，公民以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于古希腊，我们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向古典传统求教。现代中国已经无可逃避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现代西方在公民以及公民教育等方面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由此亦不可避免地在现代中国出现，因此，中西必须共同思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ISBN	7504151246,978750415
出版社	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	李长伟
尺寸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