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霍克海默集 [平装] 9787806619148,780661

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需要回顾和检审。这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而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代西学所获得的相当程度积累则使这种回顾和检审成为可能。于是，我们组织学界人上翻译、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文化名人”，仅是一个因俗的称法，人物之入选以学术价值为重，至于每种人物专集之选文，都旨在真实反映该人物的思想特征和学术见解的原貌，供读者面对其人其文，分析、研究、借鉴、批评。 编选者序 对于西方思想史，I.柏林(1.Berlin)区分出了两类思想家，即所谓“刺猬型”与“狐狸型”；而对于德国思想史，则有评论家进一步分别为所谓“璀璨的明星型”与“永恒的星座型”，前者以康德为代表，后者以康德的学生赫尔德为典型。一般而言，人们都看重前者，而轻视，乃至忽视或无视后者。这大概也正是赫尔德一直默默无闻的根本原因吧。 如果我们把这种区别方法引申到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史上，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身上，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阿多诺是“璀璨的明星”，而霍克海默则是一颗“永恒的星座”。因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谈起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推崇的都是阿多诺，相对而言，对霍克海默自身的学术思想则不那么重视，所看到的也就是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和批判理论奠基者的身分。 这就难怪他们的弟子哈贝马斯出来打抱不平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哈贝马斯高度评价了先前对他并不公正的导师霍克海默，他说道：“三十年代，来自法兰克福的一批理论家在纽约相互协作，形成了一个学派，其中，霍克海默的地位比较特殊。他总揽大局，但这不只是因为他是研究所的所长和杂志的主编；他也无可争议地堪称是所有合作研究项目的‘主心骨’。但是，他除了占据着这样一种核心地位之外，还有另外一面很少为人所注意，这就是：同他的任何合作者相比，霍克海默自身的哲学著作都很难从围绕着他所形成的流亡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贡献中区别出来。霍克海默一直都是一个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集体代名词，他比所有其他成员都更坚决地捍卫这个学派”(参阅J．Habermas：“Max Horkheimer：Zur Entwick lungs—geschichte seines Werkes”，载“Texte und Kontexte”。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的这种集体意识和总体价值并不影响，或者说，反而加强了他的思想的历史效果。因此，在另一篇题为《离开上帝，无法拯救绝对意义》的文章中，哈贝马斯明确宣称，他对霍克海默的认同远甚于阿多诺。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哈贝马斯从霍克海默后期思想中认识到，宗教在现代性构建中所能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他对其导师退向叔本华，单纯接受犹太教的悲观主义态度表示异议。 关于霍克海默的生平，国内目前已有其传记和法兰克福学派史出版，可供参阅，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霍克海默的思想，我们也无法三言两语就介绍清楚，编译本书的目的就是想提供给读者一个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其思想面貌的文本，相信读者读后对霍克海默的思想会有自己的理解。越俎代庖，强为介绍，未免不妥。只是，就本人自己的阅读经验，想稍微提请读者注意的几点是： 一、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问题。霍克海默是工具理性批判的始作俑者。需要注意的是，他承前启后，在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到卢卡契的“物化”理论再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样一条思路中占据特有地位。 二、宗教观问题。霍克海默前后期对宗教都很重视，但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再有二点就是，如前所说，霍克海默宗教观对其自身的意义或许还不及对其传人哈贝马斯的启发来得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霍克海默的宗教观的影响，哈贝马斯后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宗教转向”或“神学转向”。 三、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颇遭忽视的问题。哈贝马斯荜路蓝缕，率先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从学术思路、写作风格、个人品性等等方面对他的这两位导师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对通常都被认为是合作得天衣无缝的《启蒙辩证法》加以细读，区分清楚了篇章的归属问题，理清了由此奠定的基础各自具有的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哈贝马斯断定，在中，《启蒙的概念》、《朱利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以及《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等三篇乃出自霍克海默之手，其余的则为阿多诺所作。 …… 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当代重要的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自1931年1月起主持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他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一起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于1947年发表。他的《理性之蚀》一书也在1947年发表，后经过补充以《工具理性批判》的书名于1967年出版。他的另一部重要文集《批判理论》于1968年问世。 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思索和敏锐的批判揭示当代西方文明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在当代西方学术舞台上居重要地位。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总序季羡林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主编开卷语林贤治 编选者序 自然法与意识形态 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 启蒙的概念 朱利埃特或启蒙与道德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科学及其危机札记 论宗教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 人的概念 有神论与无神论 论灵魂 叔本华的现实意义 婚姻的未来 德国的犹太人 封建地主，消费者和专家——消费者是上帝的童话的终结 对自由的威胁 笔记选 书信选 附录 霍克海默生平年表 霍克海默著作目录 书摘 霍布斯认为，把《旧约》基督成为救世主的承诺接受为一种信条，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如果能使人们承认服从戒律，就能够得到永恒幸福。我们在（狴希莫斯)第一篇重要对话里就可以发现这个结论：“我早就同意你的观点，如果人们接受了那些年轻时代就曾在大学里掌握了正规准则的牧师和贵族的指导，就会很愿意去服从，另外，如果大学本身不通过这种方式……加以改造，那么我们也没有永恒的安宁可言；大臣们也都晓得，如果没有得到最高公民权力机关的帮助的话，他们就毫无权威可言。”这就是宗教的意识作用，即“对无形权力的恐惧”，其目的是更加便利地进行社会控制。 霜布斯与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历史处境很相似，他的思维方式不仅明显带有一种趋于稳定的倾向，而且也同样带有用批判手段来戳穿社会观念和社会理论的倾向。他自己写道：“(正由于思想是自由的)，一个人在内心里就有相信和不相信的自由，而那些号称靠奇迹产生的行为，总要根据这个人能否马上看到，那些自称能够带来奇迹，或是能够从容面对奇迹的人是否会产生益处，然后来推测它们究竟是奇迹，还是慌言”。确切地说，如果纯粹的“私人”思想以及在奇迹叫，被限定在信仰范围里的思想，能够把对通行观念的全面批判当作一种公共效力的话，那么上述观点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辩证法。 在这一点上，霍布斯的历史哲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上面刚刚提到过的那个)，即意识形态问题。霍布斯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谈到过这个概念，但我们从他的思想背景里是町以 发现这个概念的(实际上还要丰富一些)。霍布斯简化了这个概念，把它当成是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国家里，特别适于维护社会形态并获得普遍承认的信仰总合。霍布斯的看法与斯宾诺莎以及 启蒙运动思想家差不多，它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手段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来理解个人取向的话，那么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过程就会得到彻底的理解。在中世纪晚期， 贵族和僧侣主要是借助意识形态手段来维护社会形式的；他们的支配地位也基本建立在这种形式能够得以长期延续的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开始与理性对立起来。霍布斯称之为“公正理性” 的理性，是与自然法和科学相一致的；它是建立在真正了解基础上的所有命题的总合。 因此对霍布斯和启蒙运动来说，理性是由一系列认识构成的，这些认识在实践基础上作为一种逻辑思维的结果，在任何时刻州i会迅速增长起来。但从这一点出发，这种既成的事实系列一旦被发现，就会变得无懈可击，恒久不变，不仅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自然概念，而且也存在着一种道德概念，以及全体人民真正利益的概念，即跨越时空的普遍有效概念。一切被认为是正确的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范畴都被认为是永恒的。这样，历史就会在社会最佳安排的直接后果中，在社会成为一种终极的国家事务的渴望中，本质上表现为人性想要全面占有理性的进程。既然国家是由自然法法则决定的——通过对独立自我的能动性提供保证来维护普遍利益，既然这些法则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本质，那么这种理论的客观意义就在于，历史概念成为走向资产阶级社会理想、及其财产安排和自由竞争的进步过程。这些思想家深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观念(他们当然把这些观念看成是亘古不变的)也正在与这种进步过程展开一番较量。 荷马史诗记述了神话、统治和劳动三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奥德赛》第十二章中，就有一段遭遇海妖塞壬(Sirens)的故事。塞壬的诱饵，就是人们对过去的迷恋。那些受到诱惑 的英雄在生命中必须去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最终为自己锤炼出一种生活的统一性和个性的同一性。时间之分离对他而言就像水、土地和空气的分离一样。他认为，已逝的洪水是从现在的’岩隙中消退的，而未来的地平线却乌云密布。奥德修斯留下的是一个阴霾世界，因为他自己总是与史前神话如此贴近。或者说，奥德修斯本人就脱胎于这个神话，他通过固定不变的时间顺序正在努力地触摸这个神话，并且他那些非凡经历本身也正在成为神话的史前时期。三分图式的目的就是要把现实从过去的权力中解脱出来，因为它要为这个权力设置一种无法再生的绝对界限，并且在安排现实的过程中把它变成切实可行的知识。上述强制性行为就是去挽救已逝的过去，把它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进步的材料。在这里，历史被看作是过去生活的现实再现。一旦艺术放弃认识，继而与实践分离开来，那么社会实践就像默认愉悦一样默认了艺术，然而塞壬之歌还远没有因为被贬低为一种艺术形式而成为一无所是的无用之物。海妖们知道：“这丰饶之地曾经无所不生”，奥德修斯都曾亲历其中。海妖们也知道：“在特洛伊的土地上，阿耳戈斯的孩子们和特洛伊人在众神的意志面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正如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她们用对欢乐的充满诱惑的诺言直接唤起对逝水流年的回忆，她们唾骂父权制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只能返回到一板一眼的时间尺度中去。谁要是落入了这个圈套，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相反，只有靠精神永恒再现的力量，人们才能得到摆脱自然的生存方式。即使海妖们知道了已经发生的一切，她们也需要把未来作为获得知识的代价，这样就使回归幸福的诺言变成了欺骗。欺骗的目的就是要用过去的时光来诱捕人们对未来的渴望。奥德修斯受到了喀耳刻①这个能把人变成牲畜的神的警告。奥德修斯反抗着喀耳刻，而喀耳刻又给了它反抗其他那些分裂力量的力量。但是，塞壬的诱惑力简直太大了，闻其声音无一幸免。自我同一的、有目的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类本性，是在童年时代形成的；然而，自我在形成之前就已经为自身设定了那种可怕的经历。人们必须依循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来对所有自我加以把握，而丧失自我的诱惑却又总是盲目而又坚定地介入和维护着这种把握。打个比 方，酗酒成瘾可以给自我带来窒息中的亢奋状态，但也可以借助死一般的昏睡来缓解这种亢奋状态，这正是维持自我保持和自我毁灭之平衡的最古老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自我维持自身的生 存的尝试。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心理，对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心理，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心理，每时每刻都是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的。这条道路就是通往顺从和劳作的道路，尽管在它的前方总是临照着灿烂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奥德修斯心中十分坦然，他既不屑于死亡，也不屑于幸 福。他知道在他面前只摆着两条逃生之路。一种就像他让水手们做的那样：用蜡塞住水手们的耳朵，让他们竭尽全力地划桨，想要活命，就绝对不能听列海妖们的诱惑之声，一直到他们无法再听到这种声音为止。整个战船必须遵守上述规定。桨手们必须强壮有力，必须集中精神勇往直前，不得左顾右盼。桨手们也必须顽强不懈，内心坦荡，努力前行，从而竭力避开诱惑。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奥德修斯作为让他人为其劳作的领主，却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桅杆上，去听那歌声，这种诱惑之声越是响亮，他越是把自己绑得更紧——这种情形就像后来资产者在自身权力膨胀的同时，却要坚决否认自己的享乐一样。歌声对奥德修斯并未产生出任何后果，而奥德修斯也只是点着头表示他将从这捆绑中解脱出来。但一切都太晚了，“充”耳不闻的水手们，只知道那歌声是危险可怕的，却不知道它的美妙悦耳之处。他们把奥德修斯牢牢地绑在桅杆上，只是为了去救奥德修斯和他们自己的性命。他们使他们的压迫者连同自己一起获得了再生，而那位压迫者再也无法逃避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实际上，奥德修斯绑在自己身上的那条无法解脱的绳索也使塞壬远离了实际：她们的诱惑显得毫无作用，只不过成了沉思冥想的一个单纯对象，成了艺术。被缚者就像出席了一场音乐会，他静静地聆听着，像别的晚上光临音乐会的观众一样，他兴高采烈地呼唤着解放，但这终究会像掌声一样渐渐平息下来。这样，艺术享受和手工劳动自打史前时代的那个世界起就分离开来了。史诗中就包含着与其相应的理论。文化财富与遵令而行的工作之间有着严格确定的关系，而对自然进行的社会控制为二者奠定了不可抗拒的强制性基础。 在奥德修斯的战船上针对塞壬的诱惑而采取的措施，成了启蒙辩证法充满预见的隐喻。表现力就是统治手段，而统治则是最有力的表现行为，因此表现力本身同时就成了进步和倒退 的表现手段。在特定条件下，不管是对失业者一方、还是对社会等级的另一方而言，被免去工作便意味着能力缺失。统治者们尽心体验着他们可以不为之牵肠挂肚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当作 社会的基础，只想着全面地促成和维护自身的支配地位。原始人则不同，他们只把自己经验的自然当作难以捕捉的欲望对象。“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自身之间，并由此把自己与物的依赖性结合起来，而予以尽情的享受；与此同时，他把对于物的独立性的一面让给了奴隶，让奴隶对物进行加工改造。”奥德修斯也正是在这种劳动中被表现出来的。奥德修斯并没有接受那个会导致自我放纵的诱惑，因此，他作为有产者，最终也没有去参与劳动，甚至最后他不再对劳动进行指挥。然而，他的水手们虽然与自己的劳作对象非常亲近，但是却不能享受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正是在压榨、绝望和暴力强制下的感受中进行的。奴隶在肉体和灵魂上受到了双重的奴役，而主人却相反。任何权威都必须付出如此的代价，相似的历史循环过程正通过上述这种弱 点，对这种权力等价物作出了解释。人类的技艺和知识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产生了区别，然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人类又被迫返回到了更加原始的阶段。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了人类的本能。想象力萎缩了。这一灾难不能仅仅归之于个人已经退避到社会及其物质生产的背后的缘故。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最后集中于人的总体图式化，这种落后的状态也并非是不真实的。与此相反，对进步权力的适应，既引起了权力的进步，又每每带来了退化的结果，这种退化所展现的，并不是失败向其对立面发展的姿态，而恰恰就是成功向其对立面发展的姿态。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 ……

ISBN	9787806619148,780661
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者	曹卫东
尺寸	0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