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内容简介：宏观地来看，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潘学都属于舶来品，起初都是从美国引入)，不仅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其新闻——传播的学科制度也在中国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制和搬用。对于前者，即知识层面，我们历来不乏关注(尽管有些僵化和滞后)，而对于后者，即制度层面，我们尚不能说有敏锐的感知。也许是因为在既有的制度中浸润日久，我们早已习焉不察地接受了某些外在的制度设计，而绝少有人意识到这貌似客观化的安排也许未必是历史发展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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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中外传播教育比较研究丛书 目录
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
第二节 关键概念
一、学科
二、学科制度
三、建制史
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二、国内的研究状况
第二章 传播学在美国的早期建制化历程
第一节 新闻学院的“准备”:新闻研究的局限性及其“社会科学化”的拓展
一、1870年代~1920年代末:职业取向的新闻学研究兴起
二、1930年代~194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研究对新闻学领域的侵蚀
三、1940年代中期~1960年代:新闻学研究向大众传播学研究全面转型
第二节 作为行为科学的传播研究的酝酿和兴起:私人基金会、管理型学者与社会政治思潮的历史交汇
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拉扎斯菲尔德、教育广播与新型研究建制的开创
二、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马歇尔、拉斯韦尔、二战与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形成
三、福特基金会、贝雷尔森与作为行为科学的传播研究的兴起
第三节 施拉姆式传播学在新闻学院的建制化
一、因缘际会:新闻院系并非是传播学生长的天然沃土
二、爱国斗士: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在二战和冷战中的形成
三、跻身名门:四大奠基人、信息论与学科合法性的建构
四、顺水推舟:从布莱耶的新闻教育到施拉姆的传播学教育
第四节 被掩盖的诸种建制可能性
一、芝加哥大学短暂的传播学建制
二、社会学为何“抛弃”了传播研究
三、舆论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同路与歧路
第三章 传播学在中国的早期建制化历程
第一节 内在知识的演化:传统新闻学的理论拓展及其与传播学知识的衔接
一、从“工具”到“媒介”——新闻学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3),传播学话语对极左政治宣传的冲击
二、从“消息”到“信息”——新闻学恢复确立时期(1983~1986)对新闻本质的探寻及其与传播学话语的勾连
三、从“传统新闻学”到“中国式新闻传播学”——新闻学丰富发展时期(1986~1989)对大众传播学的洋为中用
第二节 外在制度的设计:美国传播学建制化模式与主导范式在我国的移植
一、新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与传播学的擦肩而过:社会学在院系调整后的整体停滞
二、传播学进入“外国新闻事业”的视野:“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流派”
三、传播学独立“学科”意识的萌发:对美国学科建制模式的模仿
四、“施拉姆学派”的引入:学科建构的霸权过程
五、“传播学即宣传学”:社会对传播学的接受与阐释
第三节 传播学初步实现建制化: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例
一、早期传播学选修课的开设
二、传播学硕士生的招收与研究队伍的初步养成
三、国际交流的兴起与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机构的成立
第四章 对照与反思
第一节 中美传播学建制化的不同路径
第二节 对建制化的反思
参考文献
后记 文摘
版权页：
三、国际交流的兴起与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机构的成立
1979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华人学者朱谦博士主动来到复旦，提出与新闻系在传播学项目研究方面进行沟通与合作。双方一拍即合，复旦新闻系从此打开了国际交流的门户，并一发而不可收，而作为施拉姆的学生、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杰出华人学者朱谦先生及其所在的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对复旦新闻系的传播学科的发展亦从此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新闻系之所以积极开展传播学方面的国际交流，除了众所周知的“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等权力话语因素，用复旦新闻学院老院长丁淦林的话说，还因为复旦毕竟地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众传媒比较发达，有研究和发展传播学的先天优势，而相比身处政治首都北京的高校而言，复旦研究新闻学的优势则不甚明显。
复旦新闻系就“文化变迁”的研究课题与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开展了长年的合作，吸引了大批传播学教师和研究生参与。该课题一度由朱谦先生主持，申请到数额可观的一笔研究资金。朱谦先生为文化变迁的课题奉献了毕生精力，其与复旦的合作客观上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展国际交流和培养优秀教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后为新闻系的十多位中青年教师踏出国门学习交流创造机会、提供资助。用朱谦先生自己的话讲，“我在中国所做的研究90％是与复旦大学合作的”。
| ISBN | 7209055258,978720905 |
|---|---|
| 出版社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伍静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