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价书)从西化到全球化 [平装] 9787506017886

《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立足于大量的史料，从“问题”入手，成功地把西化思潮纳入到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并对西化思潮作了富有新意的专门性研究。 《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 张世保，男，土家族，1974年9月生，籍贯湖北省巴东县。1996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南民族学社会科学部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站研究人员。主要社会兼职有：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湖北省炎黄孔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哲学和先秦儒学。已在《学术月刊》、《人文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 序 引言 西化思潮研究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拓展 第一章 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概论 第一节 “过渡时代”之“过渡时代” 第二节 西化思潮的反传统特征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反传统思想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思想 三、20世纪30年代的反传统思想 四、20世纪40年代的反传统思想 第三节 西化思潮与其他思潮的关系 一、西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 二、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 三、西化思潮与三民主义 第四节 西化思潮的人物谱系及其思想阵地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西化人物与思想阵地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化人物与思想阵地 三、20世纪30年代的西化人物与思想阵地 四、20世纪40年代的西化人物与思想阵地 第二章 西化思潮对中国现代化的设计 第一节 政治：民主宪政的追求 一、国会问题 二、宪法问题 三、人权问题 四、政党政治问题 五、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六、关于中国能否实行宪政的争论 第二节 经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选择 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 二、关于中国经济上是否需要“过渡形态”的争论 第三节 文化：自由主义的构想 一、言论、出版自由问题 二、教育自由问题 第三章 西化思潮中的历史观 第一节 历史进化论 一、西化论者的进化史观 二、历史决定论 三、西方中心论 第二节 思想文化决定论 一、西化论者的思想文化决定论 二、西化论者思想文化决定论的来源 第四章 西化思潮中的文化观 第一节 文化整体观 一、对“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扬弃 二、西方文化整体观的影响 第二节 文化世界主义 一、西化论者的“世界文化”观念 二、文化世界主义与民族情感 第五章 西化思潮中的现代性问题 第一节 现代性问题 一、何为现代性 二、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反思现代性 第二节 现代性与西化 一、现代性与西化 二、西化与现代化 第三节 追求理性的现代性 一、辛亥革命前后欧化与国粹之间的论争 二、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所见的现代性问题 三、科学和玄学的关系与理性现代性问题 四、“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的意义 五、抗战时期关于西化问题的论战及其意义 六、20世纪40年代末关于工业化利弊的论争 第六章 从全球化角度看西化思潮 第一节 全球化理论 一、现代性与全球化 二、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四、全球化与现代民族国家 第二节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西化思潮 一、全球化进程的三个阶段与中国西化思潮的演进 二、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在中国全球化意识演变中的地位 第三节 20世纪前50年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条件及道路选择 一、关于建国问题的争论 二、关于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问题的争论 三、关于社会制度的选择 第七章 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 第一节 西化思潮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改造 一、西方逻辑学的引进与传播 二、实用主义方法的介绍与影响 三、西化思潮的失误与困境 第二节 西化思潮对传统情感模式的改造 一、西化思潮对中国人情感模式的新设计 二、“崇洋心理”的形成与得失 第三节 西化思潮对传统价值观的改造 一、中国传统的人格追求模式 二、西化思潮对个体自由的提倡 三、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余论 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给我们的启示 一、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辩证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三者之间的互动 三、重思中西古今之争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综述 附录二现代化视野下的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论 后记 版权页： 二、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 西方文化的霸权性格容易激起非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与之对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西方文化又是一种有巨大差异的异质文化，因此自西方文化传人中国之初，保守主义的思想就开始展露并逐步加强。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与强烈中心主义的文化，因此保守主义的成分就更为浓厚。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于其他非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而言，就显得更为强烈，更为持久。 文化保守主义中的“保守”二字，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保持”和“守护”。文化保守主义者是“面对自十九世纪以来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运动，而力图来保持和守护中华民族的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而使我们的民族能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潮中不致于失却自己的心灵、思想和精神，不致于失却自己立足手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者同那些拒斥全球化的顽固守旧派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保守也仅仅是文化上的保守，至于在政治方面，可能显得并不保守。以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儒家为例，他们虽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但在政治上，他们却可能是民主宪政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因此我们不能以政治上自由主义的主张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西化论者的标准。 由于西化论者的重要特征就是反传统，因此在对传统这一问题上，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处于正相对立的位置。这从它们之间不间断的论争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当然，我们在此必须进行仔细地分辨，因为我们对西化论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限定都不是固定的，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是动态的概念。比如我们现在一般将“中体西用”论者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也就是在20世纪以前，他们却大概是中国最西化的人士，因为“中体西用”的提出，实为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次初步退让，在当时提出“中体西用”已经是非常积极的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体西用”论者也可称为西化论者。反传统当然是西化论者的重要特征，但我们要看他们是反什么层面的传统，除了“全盘西化”论者的整体性地反传统之外，西化论者也不是为反传统而反传统，“中体西用”论者的反传统(器物和制度层面的)正是为了保存传统(价值层面的)。当然，在20世纪前50年，西化论者都有全盘反传统的倾向，这也是我们要加以注意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从哲学思潮上看，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偏向于科学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偏向于人文主义。中国的西化论者有科学主义的倾向，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人文主义的倾向。因此，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又可看做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科学主义就是一切以科学为标准来考虑问题，认为凡是不符合科学方法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人文主义则主张应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形上学进行划界，反对取消形上学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界的两条不同的进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化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做是西方现代哲学两大思潮争论的继续、深入与中国化。这在科学与玄学论战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李维武教授指出：“科学与玄学论战有力地深化了、推进了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形而上学向何处去问题，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与现代形态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当然，西化论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并不是没有共同点。比如说，他们都反对国民党的极权专政，在政治上大都主张实行民主宪政，在文化上都主张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出于既反“左”、又反“右”的共同立场而走到一起，成为“第三种人”，在政治上采取共同的立场。 三、人权问题 宪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法治的条件下保障人权。追求宪政的西化论者对于人权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在他们的思想言论中，都极力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人权。虽然人权问题与宪法问题是不能分开的，但人权问题可以集中体现西化论者的政治观念，因此我们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论述。 首先对西方人权说加以大力推崇的是陈独秀。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特别指出人权说在近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日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是也。”他还对1789年《人权宣言》的意义作了说明。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必须向“近世文明”即西洋文明学习。所以我们可以说陈独秀也是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西化。 西化论者真正把人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加以讨论，是人权派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行的。 人权派的人权观主要集中在罗隆基的《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首先为“人权”下了一个定义：“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条件。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他针对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35条“目前所必争的人权”，内容涉及国家的主权、法律的作用、政府的组织、官吏的权限以及军队、司法、经济等向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第二，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国家政治上的权利，应有平等享受的机会。第三，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人民只有真正行使代议权和议决政府的预算决算权，方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第四，国民应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罗隆基还持人权高于国家的观点，认为人权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国家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他引用英国政治学者纳斯克的话说：“国家，简单地说，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它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标准。”他又说：“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最要的条件，就在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什么时候，国家的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罗隆基基于这种人权观对当时国共双方的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人权当然有它普世性的一面，但是过分地强调人权高于国家、人权高于主权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首要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没有这两种人权，其他的人权都是谈不上的。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这两种权利，因此上述西化论者的人权观念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但是，人之成为人，还有其他方面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等，因此，任何一个当权的党派不能因为其自身的利益或其他借口而随意取消人们的言论自由等权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任意取消其他方面的人权。从这方面来说，人权派对国民党政权的批评又是可取的。 四、政党政治问题 在20世纪前50年西化论者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设计中，政党政治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总起来说，他们反对一党专政，希望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 早在世纪之初，就有人认为在激烈的革命党之外，也应当有温和的立宪派。这是因为：“凡一国党派之成立也，必有激烈、温和二派。激烈派对于一切之事物，主去敝生新，用猛烈之手段，以达其急进之目的；温和派对于社会一切之事物，主因势利导，用稳当之手段，以达其渐进之目的。此二派者，貌似相反，而实相成。使一国之中，无激烈派而仅有温和派，则事物之进步必流于缓慢；又使一国之中，无温和派而仅有激烈派，则事物之秩序必即于紊乱，故曰相成也。” 马相伯认为政党政治虽然有很多的缺陷和弊端，但却是人类所能采行的最好的社会制度。他说：“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宗教家有言，人类者不完全之动物也。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这种根据西方宗教家对人性的看法来立论，同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李庆芳从人性论的角度来阐明为什么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一样，是相当深刻的。 西化论者讨论政党政治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中国有和平建国的可能，为自由主义者实现其政党政治的主张提供了一线希望，这一时期成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兴盛期。 在1948年1月8日《大公报》社评里，自由主义者宣称“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他们的根据有三点：第一，自由主义与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坚持每个人的天赋自由，也即是承认每个人起码的平等。第二，在多党制下，人民与统治者间是由招标而发生的合同关系。人民这个标主还保留有检选货真价实的应征者的权力，一旦条件不符也还可以更换。应征者间因为有了竞争作用，货色价码上一定得分外老实克已。如果这个作用不存在，标主的利益当然毫无保障。第三，在这个幅员广大，现代化基础几等于零的中国来说，事实上由一党专政统治全国有其根本的不可能处。

ISBN	9787506017886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作者	张世保
尺寸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