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房车走北美 [平装] 9787540226503,754022

《开着房车走北美》内容简介：世界到底有多美？我们根本说不清。她开着房车游走在北美的土地上，以一种特别的旅行方式感受自然之美。她观察野生动物，观赏野生植物，关注那些热爱自然的人，然后通过这样一本小书，让备受现实生活压力的我们跟着她一起突围出水泥森林，用奢侈的体验方式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文字往往更能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想象空间，融融的文字引领着我们涉足从未见过的野生环境，仿佛那排成两队整齐前行的野猪部队正从面前经过，而抬头的瞬间又看到蓝鸟夫妇为了保护雏鸟四处制造假象，蒙蔽那些想靠近他们鸟屋的人们…… 《开着房车走北美》一书记录了作者三年来的野外纪实，灵动真切的语言让你有透过文字身临野外的感觉，大量高清晰度的照片真实展现了野外景物。 我们都有两只眼睛，很多人被现实纷扰阻挠，无暇去了解身边的世界有多美。 而融融比我们多长了一只眼睛。第三只眼睛来自心灵，来自对自然的热爱、敏感和默契。 人不能脱离自然而谈论，人与自然中的生物是平等的，自然的伟大，造物的神奇，生命的感应，这一切都能在融融的文字里感受到。眼睛扫过这些文字，口中轻轻念出声音，一起来看世界到底有多美。 融融，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祖籍上海，早年留学夏威夷，后迁居美国，自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世界日报》、《侨报》、《星岛日报》等大型中文报刊发表书评、随笔、游记、影评、小说等百万字。2003年起为星岛日报副刊等多家美国知名刊物专栏作家。美国轻舟出版社主编。其散文以自然文学和野外摄影为特色，被海内外多家报纸杂志选用，获得多国媒体好评。 著有长篇小说《素素的美国恋情》《夫妻笔记》《中国弃婴爱蜜丽》；文化散文集《吃一道美国风情菜》《天涯志异》等多部。主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精选和点评》《我和洋老板的故事》《吃到天涯》等。 其中，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弃婴爱蜜丽》获得美国东方文学华文佳作奖，短篇小说《早安，野熊先生！》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短篇小说《海上生明月》获2007年海外新移民华语短篇小说“情为何物”大赛二等奖。 序 言：自然文学到环境文学 俞宁 引言 第一章 爱上加拿大野生圈 第一节 野外摄影师 第二节 琼湖度假村（Lac Le Jeune Resort） 第三节 绿色（Organic）生活 第四节Loon（潜鸟）妈妈 第五节 高原蓝鸟 第六节 天然舞台 第七节 盈盈鱼水情 第八节 生命的挑选——加拿大亚当斯（Adams）河观鱼回归 第二章 房车生活 第一节 过暖冬 第二节 奢侈旅游 纯朴享受 第三节 福玛沙的白鹭 第四节 马丁湖的神秘面纱 (Lake Martin ) 第五节 好也鳄鱼，坏也鳄鱼 （Alligators in FL）——美南惊险游 第六节 沙漠绿珠——德州宝墨海公园 第七节 波光 ，鸟影 ，幽径——岩石渔港一瞥 第八节 给野猪拜年 ( Happy New Year Javelina !) 第三章 深入土地 第一节 多一只美丽的眼睛 第二节 飞翔的宝石（Flying Gems） 第三节 海豚情歌 第四节 相遇荒原 第五节 沙丽娜的生日 第六节 人造岛上的野生景观——访Jetty Island 第七节 叶红情浓好个秋 第八节 森林的苏醒 第九节 枯树的命运 第十节 雪花烂漫四月天 第十一节 西红柿手记 第十二节 赏鹰盛宴 又见融融陈瑞琳 来自沃特康森林的中国女人──记北美女作家融融 张志东 从买房子说开去(代后记) “文学即人学”曾是个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基本文学理论”。它本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以人为本”思潮的理论概述。而中国文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把人文主义的种种思想又进一步简化为口号，就使“文学即人学”成了深入人心的一种偏见。把原来颇为广泛的文学概念限定为自恋的独白。 时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压力下，悄悄地放弃了这口号和理论偏见，再回过头来重读几千年的文学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先民总是沿着河流创建他们的文明，而与我们共同生存的飞禽走兽也逐水草而居，是我们的紧邻，是我们的生活伙伴、朋友——当然也难免沦为给我们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质的食物，正如我们也有可能沦为它们的食物一样。这种亦敌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定了我们人类行为之一——文学活动——不可能把它们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将我们与它们连在一起的那张疏而不漏的生态大网排除在外。 翻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章第一篇，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与我们共享自然栖息地的水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沿河而居，雎鸠则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动催促鸟儿为物种繁衍而欢唱求偶，而它们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类生命的共鸣，就有了紧接在后面的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一章曾被“以君为本”的文人处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颂“后妃之德”；后来信奉“以人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击了这种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学术语，说这两句诗是“赋、比、兴”中的一个“兴”字，以水鸟为“引子”，“兴”起对人间男欢女爱的热烈讴歌。这样一来，本来平行、平等的人鸟关系一下子就变成了以人为主、以鸟为辅的主次关系。更有甚者，人、鸟所赖以生存的共同栖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这两种文学解读中都失踪了，充其量也只变成“背景”，而失去了它们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体位置。 女爱之所以值得讴歌，因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而是作为一个结点，与一张大网，生命之网，生态之网，人作为一个结点与在同一网上的其他结点——随水漂浮的荇菜，关关高唱的雎鸠——相连相通，相依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间的男欢女爱；人间的男欢女爱，也丰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沦为背景，这张网顶多就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幕布，只能为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悲、喜、闹剧提供呆板无言的陪衬。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古文学作品竟能和现代先进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态文学的称号。可惜的是，过去之外，凌驾于自然之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文学分类——自然文学，专指山水游记、田园诗文一类的作品。说它可笑，是因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学呢？因此，“自然文学”这个类别，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含有贬义的，因为它把文学的一个基本共性变得狭隘，使之成为只代表某类题材作品的特性。 现代的环境文学概念是在自然文学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出来的。囿于个人认知范围，这里只谈一谈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从狭义“自然文学”向广义“环境文学”转化的代表作。说是转化，其实也可看做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即恢复上古文学天人合一，天生厚德，众生相通相连的广阔视角。这样的作品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还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环境文学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学家，自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这两部著作问世以后，用英文写作的环境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它们也些共同的特点，就是突出自然生态的网状联系，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提倡对环境压力小的简朴生活方式，和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作家们把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代入到文学作品，宣示人并非舞台上顾影自怜、唱独角戏的优伶，而是一方水土养育出的芸芸众生中的平等一员。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识，并可用语言文字记录表达自己对养育万物的那方水土的认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链条上有着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样。 把这些共性总结起来，作为环境文学的特征，就发现类似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稀如星凤。从《桃花源记》到《徐霞客游记》，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北方和河》，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是为人类行为提供“背景”，或猎奇志异，以供文人雅士消闲“卧游”之用。但这描写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详细而具体的资讯激发兴趣，也没有把自然放在网状主体的地位。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学中，“文学即人学”的影子还太深，太重。 2009年的元旦，我们这个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飘起了鹅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对着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书页，竟扇起丝丝清风，因为我不但看到了传统中国作品中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看到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对细节的重视。在“Loon妈妈”一章中，我们不但得知所谓Loons名下包含了许多亚类，而且还学到了它们的“语言”习惯：它们冬天沉默，春天鸣叫，夏天“健谈”。作家不单把话语权还给了鸟类，而且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听不懂鸟语，那就应该认真面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给野猪拜年》一章中，我们更进一步，居然读懂了鸟儿的欢快“肢体语言”。这一章已经触及了生态系统的网状联系：虱子寄生在猪鬃里，鸟儿在猪鬃里觅食，同时为野猪解除痛痒；这一连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才是鸟儿欢快的物质原因，也是我们自称了解鸟语的证据。我们的祖先曾为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问题争论不休，而这本小书里的个别章节已经初步地，虽然尚为朦胧地，看到了生态系统那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网；这网“举华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载天地，更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来驱除各种污染物的阵阵清风。时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压力下，悄悄地放弃了这口号和理论偏见，再回过头来重读几千年的文学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先民总是沿着河流创建他们的文明，而与我们共同生存的飞禽走兽也逐水草而居，是我们的紧邻，是我们的生活伙伴、朋友——当然也难免沦为给我们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质的食物，正如我们也有可能沦为它们的食物一样。这种亦敌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定了我们人类行为之一——文学活动——不可能把它们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将我们与它们连在一起的那张疏而不漏的生态大网排除在外。 翻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章第一篇，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与我们共享自然栖息地的水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沿河而居，雎鸠则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动催促鸟儿为物种繁衍而欢唱求偶，而它们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类生命的共鸣，就有了紧接在后面的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一章曾被“以君为本”的文人处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颂“后妃之德”；后来信奉“以人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击了这种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学术语，说这两句诗是“赋、比、兴”中的一个“兴”字，以水鸟为“引子”，“兴”起对人间男欢女爱的热烈讴歌。这样一来，本来平行、平等的人鸟关系一下子就变成了以人为主、以鸟为辅的主次关系。更有甚者，人、鸟所赖以生存的共同栖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这两种文学解读中都失踪了，充其量也只变成“背景”，而失去了它们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体位置。 女爱之所以值得讴歌，因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而是作为一个结点，与一张大网，生命之网，生态之网，人作为一个结点与在同一网上的其他结点——随水漂浮的荇菜，关关高唱的雎鸠——相连相通，相依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间的男欢女爱；人间的男欢女爱，也丰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沦为背景，这张网顶多就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幕布，只能为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悲、喜、闹剧提供呆板无言的陪衬。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古文学作品竟能和现代先进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态文学的称号。可惜的是，过去之外，凌驾于自然之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文学分类——自然文学，专指山水游记、田园诗文一类的作品。说它可笑，是因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学呢？因此，“自然文学”这个类别，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含有贬义的，因为它把文学的一个基本共性变得狭隘，使之成为只代表某类题材作品的特性。 现代的环境文学概念是在自然文学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出来的。囿于个人认知范围，这里只谈一谈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从狭义“自然文学”向广义“环境文学”转化的代表作。说是转化，其实也可看做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即恢复上古文学天人合一，天生厚德，众生相通相连的广阔视角。这样的作品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还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环境文学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学家，自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这两部著作问世以后，用英文写作的环境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它们也些共同的特点，就是突出自然生态的网状联系，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提倡对环境压力小的简朴生活方式，和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作家们把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代入到文学作品，宣示人并非舞台上顾影自怜、唱独角戏的优伶，而是一方水土养育出的芸芸众生中的平等一员。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识，并可用语言文字记录表达自己对养育万物的那方水土的认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链条上有着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样。 把这些共性总结起来，作为环境文学的特征，就发现类似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稀如星凤。从《桃花源记》到《徐霞客游记》，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北方和河》，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是为人类行为提供“背景”，或猎奇志异，以供文人雅士消闲“卧游”之用。但这描写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详细而具体的资讯激发兴趣，也没有把自然放在网状主体的地位。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学中，“文学即人学”的影子还太深，太重。 2009年的元旦，我们这个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飘起了鹅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对着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书页，竟扇起丝丝清风，因为我不但看到了传统中国作品中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看到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对细节的重视。在“Loon妈妈”一章中，我们不但得知所谓Loons名下包含了许多亚类，而且还学到了它们的“语言”习惯：它们冬天沉默，春天鸣叫，夏天“健谈”。作家不单把话语权还给了鸟类，而且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听不懂鸟语，那就应该认真面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给野猪拜年》一章中，我们更进一步，居然读懂了鸟儿的欢快“肢体语言”。这一章已经触及了生态系统的网状联系：虱子寄生在猪鬃里，鸟儿在猪鬃里觅食，同时为野猪解除痛痒；这一连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才是鸟儿欢快的物质原因，也是我们自称了解鸟语的证据。我们的祖先曾为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问题争论不休，而这本小书里的个别章节已经初步地，虽然尚为朦胧地，看到了生态系统那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网；这网“举华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载天地，更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来驱除各种污染物的阵阵清风。时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压力下，悄悄地放弃了这口号和理论偏见，再回过头来重读几千年的文学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先民总是沿着河流创建他们的文明，而与我们共同生存的飞禽走兽也逐水草而居，是我们的紧邻，是我们的生活伙伴、朋友——当然也难免沦为给我们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质的食物，正如我们也有可能沦为它们的食物一样。这种亦敌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定了我们人类行为之一——文学活动——不可能把它们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将我们与它们连在一起的那张疏而不漏的生态大网排除在外。 翻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章第一篇，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与我们共享自然栖息地的水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沿河而居，雎鸠则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动催促鸟儿为物种繁衍而欢唱求偶，而它们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类生命的共鸣，就有了紧接在后面的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一章曾被“以君为本”的文人处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颂“后妃之德”；后来信奉“以人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击了这种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学术语，说这两句诗是“赋、比、兴”中的一个“兴”字，以水鸟为“引子”，“兴”起对人间男欢女爱的热烈讴歌。这样一来，本来平行、平等的人鸟关系一下子就变成了以人为主、以鸟为辅的主次关系。更有甚者，人、鸟所赖以生存的共同栖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这两种文学解读中都失踪了，充其量也只变成“背景”，而失去了它们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体位置。 女爱之所以值得讴歌，因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而是作为一个结点，与一张大网，生命之网，生态之网，人作为一个结点与在同一网上的其他结点——随水漂浮的荇菜，关关高唱的雎鸠——相连相通，相依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间的男欢女爱；人间的男欢女爱，也丰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沦为背景，这张网顶多就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幕布，只能为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悲、喜、闹剧提供呆板无言的陪衬。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古文学作品竟能和现代先进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态文学的称号。可惜的是，过去之外，凌驾于自然之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文学分类——自然文学，专指山水游记、田园诗文一类的作品。说它可笑，是因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学呢？因此，“自然文学”这个类别，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含有贬义的，因为它把文学的一个基本共性变得狭隘，使之成为只代表某类题材作品的特性。 现代的环境文学概念是在自然文学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出来的。囿于个人认知范围，这里只谈一谈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从狭义“自然文学”向广义“环境文学”转化的代表作。说是转化，其实也可看做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即恢复上古文学天人合一，天生厚德，众生相通相连的广阔视角。这样的作品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还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环境文学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学家，自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这两部著作问世以后，用英文写作的环境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它们也些共同的特点，就是突出自然生态的网状联系，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提倡对环境压力小的简朴生活方式，和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作家们把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代入到文学作品，宣示人并非舞台上顾影自怜、唱独角戏的优伶，而是一方水土养育出的芸芸众生中的平等一员。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识，并可用语言文字记录表达自己对养育万物的那方水土的认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链条上有着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样。 把这些共性总结起来，作为环境文学的特征，就发现类似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稀如星凤。从《桃花源记》到《徐霞客游记》，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北方和河》，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是为人类行为提供“背景”，或猎奇志异，以供文人雅士消闲“卧游”之用。但这描写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详细而具体的资讯激发兴趣，也没有把自然放在网状主体的地位。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学中，“文学即人学”的影子还太深，太重。 2009年的元旦，我们这个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飘起了鹅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对着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书页，竟扇起丝丝清风，因为我不但看到了传统中国作品中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看到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对细节的重视。在“Loon妈妈”一章中，我们不但得知所谓Loons名下包含了许多亚类，而且还学到了它们的“语言”习惯：它们冬天沉默，春天鸣叫，夏天“健谈”。作家不单把话语权还给了鸟类，而且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听不懂鸟语，那就应该认真面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给野猪拜年》一章中，我们更进一步，居然读懂了鸟儿的欢快“肢体语言”。这一章已经触及了生态系统的网状联系：虱子寄生在猪鬃里，鸟儿在猪鬃里觅食，同时为野猪解除痛痒；这一连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才是鸟儿欢快的物质原因，也是我们自称了解鸟语的证据。我们的祖先曾为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问题争论不休，而这本小书里的个别章节已经初步地，虽然尚为朦胧地，看到了生态系统那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网；这网“举华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载天地，更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来驱除各种污染物的阵阵清风。 时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压力下，悄悄地放弃了这口号和理论偏见，再回过头来重读几千年的文学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先民总是沿着河流创建他们的文明，而与我们共同生存的飞禽走兽也逐水草而居，是我们的紧邻，是我们的生活伙伴、朋友——当然也难免沦为给我们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质的食物，正如我们也有可能沦为它们的食物一样。这种亦敌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定了我们人类行为之一——文学活动——不可能把它们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将我们与它们连在一起的那张疏而不漏的生态大网排除在外。 翻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章第一篇，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与我们共享自然栖息地的水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沿河而居，雎鸠则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动催促鸟儿为物种繁衍而欢唱求偶，而它们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类生命的共鸣，就有了紧接在后面的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一章曾被“以君为本”的文人处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颂“后妃之德”；后来信奉“以人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击了这种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学术语，说这两句诗是“赋、比、兴”中的一个“兴”字，以水鸟为“引子”，“兴”起对人间男欢女爱的热烈讴歌。这样一来，本来平行、平等的人鸟关系一下子就变成了以人为主、以鸟为辅的主次关系。更有甚者，人、鸟所赖以生存的共同栖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这两种文学解读中都失踪了，充其量也只变成“背景”，而失去了它们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体位置。 女爱之所以值得讴歌，因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而是作为一个结点，与一张大网，生命之网，生态之网，人作为一个结点与在同一网上的其他结点——随水漂浮的荇菜，关关高唱的雎鸠——相连相通，相依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间的男欢女爱；人间的男欢女爱，也丰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沦为背景，这张网顶多就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幕布，只能为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悲、喜、闹剧提供呆板无言的陪衬。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古文学作品竟能和现代先进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态文学的称号。可惜的是，过去之外，凌驾于自然之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文学分类——自然文学，专指山水游记、田园诗文一类的作品。说它可笑，是因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学呢？因此，“自然文学”这个类别，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含有贬义的，因为它把文学的一个基本共性变得狭隘，使之成为只代表某类题材作品的特性。 现代的环境文学概念是在自然文学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出来的。囿于个人认知范围，这里只谈一谈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从狭义“自然文学”向广义“环境文学”转化的代表作。说是转化，其实也可看做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即恢复上古文学天人合一，天生厚德，众生相通相连的广阔视角。这样的作品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还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环境文学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学家，自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这两部著作问世以后，用英文写作的环境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它们也些共同的特点，就是突出自然生态的网状联系，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提倡对环境压力小的简朴生活方式，和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作家们把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代入到文学作品，宣示人并非舞台上顾影自怜、唱独角戏的优伶，而是一方水土养育出的芸芸众生中的平等一员。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识，并可用语言文字记录表达自己对养育万物的那方水土的认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链条上有着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样。 把这些共性总结起来，作为环境文学的特征，就发现类似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稀如星凤。从《桃花源记》到《徐霞客游记》，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北方和河》，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是为人类行为提供“背景”，或猎奇志异，以供文人雅士消闲“卧游”之用。但这描写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详细而具体的资讯激发兴趣，也没有把自然放在网状主体的地位。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学中，“文学即人学”的影子还太深，太重。 2009年的元旦，我们这个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飘起了鹅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对着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书页，竟扇起丝丝清风，因为我不但看到了传统中国作品中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看到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对细节的重视。在“Loon妈妈”一章中，我们不但得知所谓Loons名下包含了许多亚类，而且还学到了它们的“语言”习惯：它们冬天沉默，春天鸣叫，夏天“健谈”。作家不单把话语权还给了鸟类，而且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听不懂鸟语，那就应该认真面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给野猪拜年》一章中，我们更进一步，居然读懂了鸟儿的欢快“肢体语言”。这一章已经触及了生态系统的网状联系：虱子寄生在猪鬃里，鸟儿在猪鬃里觅食，同时为野猪解除痛痒；这一连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才是鸟儿欢快的物质原因，也是我们自称了解鸟语的证据。我们的祖先曾为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问题争论不休，而这本小书里的个别章节已经初步地，虽然尚为朦胧地，看到了生态系统那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网；这网“举华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载天地，更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来驱除各种污染物的阵阵清风。 有个好朋友买了两套公寓，都在洛杉矶市中心，一套自己住，另一套出租。她的要求是，交通方便，接近超市，有中国饭店。她问我，如果你再买一幢房子，要买什么样的？ 我说，以前在旧金山海边住了十年，雾气太重，后来搬到美国西北面山上的森林里，一直住到现在。如果再买一幢，我希望在水边，不要大海，湖边河边都可以。 我想了想，如果买第二栋房子，应该买在南方，可以过暖冬。不要楼房要平房，准备退休以后能常住。地要大，不要和隔壁的房子太接近，窗口看出去的是风景。 她说，你不在乎交通吗？ 我说，在家写作，不需要每天上班，远离拥挤才好呢。 她说，没有中国菜叫我怎么活？ 我已经习惯于每月跑一次远路，去中国城吃一顿，买些菜回来。 她说，住在城市里生活方便，周末到乡村去游玩，也不错啊。 是不错。但是，为什么周末要到乡下玩？ 她说，在大自然中人感到放松。 讨论到这里我们有了共同点。我对她说，生命来自泥土，人是靠泥土活着的。我们吃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食物，穿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纤维做成的衣服。树林扎根在泥土里，给我们提供绿荫和新鲜空气。河床被泥土托着，给我们饮水。离开了泥土，等于四脚朝天，失去生命的支柱。两年多的房车生活教育我看到造物主的神奇，生活和生命本来是一个整体，被现代社会剥离开来，变成两个体系。现代人喜好以金钱尺度来衡量生活品质，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还剩下多少灵气。豪华车、名牌装饰、几百万的大房子像肿瘤一样摩肩接踵却没有多少地皮种植花草，即便绿化，也仅仅为了养眼，有点色彩而已。城市里到处是钢筋水泥，脚下不沾一点土，加上拥挤和嘈杂，人就像被绑上了无形的绳索，压力沉重，创造力减弱，不知不觉失去心灵自由。 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儿童教育改革—Leave No Child Inside,鼓励老师把能够到自然中去上的课都移到室外，鼓励家长每天给孩子“绿色—小时”，以免在成长过程中得“Nature Deficit Disorder”症。这场改革源自San Diego Union—Tribune的专栏记者Richard Louv的一本书：Last Childin the Woods,成为今天美国式的“救救孩子”。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