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 [精装] 7300052258

迪克西特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强调，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相差很远，如果不将政治纳入分析之中，我们难以理解期间的差异。对于其他经济政策而言，政治有同样的作用。 接着他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以理解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的作用。计划、实施以及监督一项交易的成本被证明是解释许多产业组织现象的核心，进而讨论了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类似的交易成本，并说明了这些成本是如何影响不同制度和政策的运行的。 作者还利用该分析框架展开了—个内容发展极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利用美国的财政政策和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案例，来说明该分析框架，并表明了政策是如何偏离经济学家理想的效率标准的。同时，该方法也揭示了，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效率的实践事实上在应付由于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时是十分有效的。 本书是"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一种，为了使中国国内能够进一步清晰深入了解当前各个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译介了一批，在某个领域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征引的，成为该领域研究者必读著作的经典理论著作。本书就是经济学系列的一种，是关于经济政策经典理论之一，对我们理解现在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运行颇有启发。 前言 经济学家通常用两种方式与他的同行们交流思想：论文和专著。论文需要集中于具体的问题，用有限的空间来讨论技术问题，从而没有给一般概念性的命题或深入的思考留下空间。而专著则可以进行大而全面的研究，在内容上十分广泛。 短的专题研究这种较为少见的形式对于作者而言是一个十分令人高兴的折中，尤其是以一系列讲座为基础的专题研究。它有足够的空间使之超出论文狭窄的关注面，以研究一些更大的问题和命题，但又不会面面俱到。作者可以构建一个很有前景的框架，进行一些思辩性的探讨，使读者对总的思路产生兴趣，但又不至于受到要求面面俱到的负累。 因此，我很高兴第一个举办每年一度的慕尼黑经济学系列讲座，并将这些讲座扩展成这个专题论著。它可以使我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些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与其他国际贸易政策的理论家们一样，我越来越对这种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感兴趣。大多数国家实际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提出的规范建议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我们只有从政治学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才能有助于理解贸易政策的制定。研究与政策相关的领域[如公共财政、产业组织、宏观经济(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冲突与合作]的经济学家们同样也发现需要关注政治学。而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们也对经济政策以及选举、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正规模型越来越感兴趣。 最近20年来，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整合进展非常迅速，并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模型。依据本专题论著的核心思想，我有选择地列举本书中一些能够在概念上统一起来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交易成本”思想。在经济学中，交易成本问题是指一系列很普遍的信息、谈判及实施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企业的内部组织，以及企业之间、工人之间等市场或非市场关系的最终结果。而类似的或更为重要的交易成本则广泛存在于政治关系之中，并影响政治的结果。在本书中，很多用来处理委托—代理、承诺与可信性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也可以纳入“交易成本政治学”这个大框架之中。如果把政策决策过程的许多特征和结果视为各种交易成本以及参与者应对这些成本的策略的产物，那么这些特征和结果将会更好地得到理解和更好地 相互联系起来。第二个主题是，在这个一般的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即“共同代理”。在“共同代理”中，政治博弈的几个参与者试图影响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我发现，这将会严重削弱对后者的激励程度，而这种激励的弱化可能是理解政治过程中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的关键所在。 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交易成本的政治学观点使我觉得，必须把政治过程看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即一个在真实时间中发生的、受历史控制与约束的，以及出乎所有当事人预料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看，对市场与政府孰优孰劣的传统二分法将会失去其合理性。市场与政府都是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着。我们不可能通过排除某一方来发现可行的改进方法。比如说，经济学家不可能声称，通过简单地指出脱离实际政治过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的最优结果无法在市场中得到实现，市场失灵就可以得到纠正。我们最能胜任的事情是，理解相互联系的政治一经济体系是如何逐渐演化出一些方法来处理它必须面对的各种交易成本的。 这篇简短的专论对深入研究上述思想非常合适，但也有一些局限性。分析与结论必须具有开创性与建设性。但我希望通过上述思想能使将来的研究者们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感兴趣，并写出更具技术性的论文和更全面的专著。 面对类型各异的读者——经济学教授、政治学家、政策的实践者，专论必须在研究上有所侧重。我觉得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如可信性以及激励方案的特征，进行简短的解释，而那些熟知该文献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则会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同样我对文献中的案例加上了技术性的附录，而一些实际工作者却会认为不可理解或觉得不合适。在此，让我提前对这两大群体表示抱歉。 我要感谢给过我帮助的每一个人，尤其要感谢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及其主任汉斯—沃纳·辛恩(HaBg-WemerSinn)教授邀请我为墓尼黑经济学讲座做首次演讲，使我有机会参加这个有趣而富有刺激的阅读与思考活动，同时我要感谢中心的其他教师和工作人员，尤其是克里斯琴·西曼(ChristianThimann)在我做演讲的一周内给予我的热情款待。 ……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富有创新的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被授予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杰出成员"的知名教授。迪克西特1944年出生于孟买，在孟买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和物理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之前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利克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沃尔威克大学任教。著作颇丰，在多个经济学领域有重要贡献。 第1章 作为政治过程的经济政策制定 1．1政策分析的规范方法 1．2政治经济的实证观点 1．3一个综合：“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 1．4主题：交易成本 第2章 交易成本政治学框架 2．1政治结果与经济效率 2．2政治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 2．3政治学中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 2．4国别差异 第3章解释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两个案例研究 3．1美国的税收与支出改革 3．2关贸总协定和国家贸易政策 第4章 一些思考与建议 4．1决策过程的一些教训 4．2经济学家的角色 4．3结论 附录：多重委托人与多重任务的代理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关键词索引 译后记 书摘 1．3一个综合：“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 经济政策的宪法与个别政策法令的区别在现实中是模糊的，因为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互交叉的。当然，一个宪法的设计者应当预期并仔细研究在未来不同环境下该宪法将会产生何种法令，并利用这些预期的研究结果来获得一个最优的设计。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后向归纳法”或者“子博弈完美”(subgame perfectness)讨论(参见Diamond，1994)。但是我的意思并不仅仅如此。宪法从来没有规定出契约主义方法所描绘的一套清晰的、不易改变的、包罗万象的规则，因此个别法令有机动的空间。相反地，许多政策法令有与规则相似的长期持续的影响。现在我举例来阐述这种区分模糊的几个原因，为第3章所要研究的两个案例打下基础。 宪法是不完全契约(合同) 如果宪法是契约，那么它们也只是很不完全的契约。它们并没有对任何可知道的环境下所要遵从的规则以及程序在每个细节上都进行详细的说明。它们遗留了许多东西需要在未来具体事件中进行解释和决定。其原因基本上与大多数商业契约是不完全的原因一样，即：(1)我们没有能力预见到所有可能的突发事件；(2)即使对于大量可预见的偶发事件，具体化规则也是很复杂的；(3)为了启动具体程序，客观地观察和证实偶发事件具有难度。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制定政策的宪法比商业契约更为重要。宪法比商业关系持续的时间更长，在一个宪法的生命期中，由于周期和世俗的原因，经济环境变化十分剧烈，商业契约至少受到特定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制约；经济层面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在突发事件上的冲突和争议在政治领域比商业领 域更为寻常。一个经济政策的宪法必须用非常常用的方式进行表述，以使它在经济急剧变化且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进行时也能够得到解释和运用。 在解释和运用的过程中，给定规则的运转方式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政治现实影响的自然产物。换句话说，一部不完全宪法可以为一些追求自身利益的参与者所操纵。下面一些例子佐证了这一点。 美国宪法授权国会负责联邦税收和支出，但同时也将实施这些任务的几乎所有的程序自由留给了它。科根(Cogan，1994)发现程序变化对预算赤字有很大的影响。1880年到1920年之间，拨款权力分散于几个国会委员会，在此期间开支膨胀了。20世纪20年代，当对开支进行了控制时，该权力在每个议院的单个委员会得到了加强。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使人们认识到开支增长已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权力的分散化却又逐渐增强了，巩固权力的努力几乎均告失败。对任何经济学家来讲，其原因是很显然的：在一个分权结构中，没有一个委员会愿意使所有的预算约束内在化，其结果将是过分支出的囚犯困境。事实上，虽然该问题在对程序变化进行讨论时已被认识到，但是，每个时期的政治霸权都将导致这些变化产生。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里，所遇到的困难程度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国家由一群与商界和劳动团体进行合作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统治时，由于他们相互信任彼此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因此也就会减少一些不确定性。过去一个世纪中的一些欧洲国家以及20世纪50—80年代这40年中的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这种封闭式的政府体制越来越不盛行，也越来越不成功了。日本正在经受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而欧盟可能过于混杂，以至于过多地受到其主权成员国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由于其脆弱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导致的不确定性而使得其运转失败。 2．2．2一个交易成本的分类学 利用上述的背景知识，我们可以深入研究交易成本的一些重要形式，并阐述它们对政策运行产生的影响。与上面一样，我将通过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来进行分析。 信息碰撞性 信息碰撞性(information-impactedness)是威廉姆森为了理解有限且不对称信息的各个方面而引入的一个术语。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和信息经济学中的其他文献也有相近的术语。文献中这些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分解为三个不同的方面：(1)当事人的一方在缔结契约前的信息优势(逆向选择，信号显示与成本披露)；(2)代理人行为的不可观察性(道德败坏，监督与激励计划的成本)；(3)局外人对信息的不可证实性(导致的审计成本以及由于审计成本过高形成的错误陈述而导致的成本)。 在TCP中，如果不存在任何外部争端解决机制，那么可证实性的缺乏不会进一步引起任何损失。但是由于当事人在预料到缺乏可实证性后会采取一些行动，因此它依然会给交易带来成本，例如，投资的不足。其他种类的信息不对称，也即逆向选择和道德败坏，在TCP中更为常见、更为重要。例如政治党派的真实意图往往是隐藏在它们公开宣称的纲领之后的，投票者必须通过观察它们的行动才能推断出其间的真相。在信息经济学中，这是一个信号显示与披露问题，并且它可以产生两种结果中的一种：区分(separation)(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十分精确地反映了真相)或者混淆(pooling)(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隐藏特征的代理人采取同样的行为，从而将无法识别他们)。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成本，在“区分”的情况下，具有良好品质的代理人必须采取一些高成本的行动，以真正地将自己与那些和自己相似但品质较差的代理人区分开来；然而在“混淆”的情况下，品质较差的代理人将采取高成本的行动将自己与品质较好的代理人相混淆在一起，并存在信息的缺失。就像班克斯(1990)综述的那些模型一样，委托政治学模型也属于这一范畴。 3．1美国的税收与支出改革 从宏观经济角度介绍财政政策的著作很多，它们主要集中介绍了产出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时考察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含蓄地使用了几个与我在交易成本政治学框架中提出的相一致的观点。在第2章中，我曾讨论过其中的一些文献。然而，当美国讨论税收改革时，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重要的方面和争论中的关键点与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太大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最关键的问题却是隐含于预算决策之中的再分配问题，该预算决策涉及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各类政府支出所能获得的收益，以及以不同的税收形式为这些收益所支付的成本。这些微观经济问题是我所要关注的。 美国财政政策的主要压力起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政治上很有势力的不同选民同时对财政提出三个相互矛盾的政策要求，即更多的支出、更少的税收和平衡预算。几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农场主、老年人、城市、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都希望联邦政府对他们提供补贴或促进他们的利益实现。所有的纳税人都想减轻税赋。政治压力来自于这些团体。每一个团体都认为它的立场代表大众的立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民意测验表明大家都支持其中的一条政策要求，或者两条，甚至是三条，具体支持几条则取决于该问题是如何设计的。许多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但理由却各种各样，从“政府应该量人为出”的通常说法到对具体的有关通货膨胀或浪费这些方面的考虑，什么理由都有。布林德和霍尔 茨—埃金(Blinder and Holtz-Eakin，1984)分析了一些民意测验的结果，发现支持预算平衡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从对促进平衡的贡献度这个意义上来判断理由的重要与否)是美国人认为“预算平衡会减少一些浪费项目”，反对预算平衡的最重要理由却是“预算平衡减少了一些必要的项目”。虽然没有对民意测验进行进一步细化，但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那些必要的项目是对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或机构有利的项目；而那些浪费的项目却是将资源花费在其他产业、地区或种族集团的项目。 虽然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是要求)的政府职能范围在过去200年里持续地扩大，但是基本矛盾仍然是其本质，至少在过去100年里没有变化。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国会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论战。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多数政客声明，赤字的缩减是他们目前最关心的事情。然而，在这之前的论战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大卫·罗森邦(David Rosenbaum)1995年5月19日在《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栏目中对这种情形做了精辟的描述： “别搞错，这项议案就是历史分水岭”，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派克伍德(Bob Packwood)说，“如果这项法案再不起 作用，如果国会和总统试图阻挠这项法案起作用，那么我们就会 失去解决财政赤字的最后一次重要机会。” 当众议院同意应该在2002年实现平衡预算的决议以及参议院开始讨论相关的措施时，那种观点就会反复出现。 但参议员鲍勃·派克伍德的评论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些评论在10年前就有了，当时国会通过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那意味着1991年预算就应该达到平衡。 事实上，国会从1978年开始就许诺要实现预算平衡，并采取立法的形式正式声明，从1981年这一财政年度开始支出“不能超过”收入。 政治家们和专业评员们都称“这一年是不同反响的一年”，但时间会告知我们一切。 ……

ISBN	7300052258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	阿维纳什 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
尺寸	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