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我国第一部多功能当代汉法科技词典，共收入了汉语词13万余条，加上相应的法语同义、近义、多义词，共计15万余条。内容包括机械、电子、电工、电脑、核能、航空、航天、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石油、地学、天文、气象、农业、林业、植物、动物、船舶、冶金等数十学科或专业的主要、最新词汇，尤其突出了生物、化学、西医、西药、中医、中药，兼顾了经济、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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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斗转星移，转瞬间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在喜迎21世纪的今天，能有一套荟萃20世纪中国民俗学百年学术精华的丛书问世，已不仅仅是中国民俗学界的快事，同时也应视为中国学界的一件快事。因为中国民俗学本身就是由诸学科学者共同创建的，更何况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作为边缘学科的中国民俗学，已经与许多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成为整个中国学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民俗学运动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但实际上，近代的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萌芽，当时的一些仁人志士在介绍国外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将西方民俗学理论介绍到了我国。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打破了人们旧有的思维模式，为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周边世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窗口。但是，当时的中国毕竟重压在强权的铁蹄之下，这些胚芽还只能待机破土。
20世纪初是个地覆天翻的历史时期，就在短短的一二十年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就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最强音。就在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近世歌谣征集处，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出版了《歌谣周刊》，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中国民俗学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1926年前后，北方革命在北洋军阀的重压下陷入低谷，在北京大学，轰动一时的民俗学运动也陷于停顿，而这时南方革命势力正在孕育之中。迫于压力，一些追求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广东，中国民俗学也开始了它的第二次创业。在中山大学，这些民俗学先驱们不但成立了民俗学会，出版了《民俗周刊》，而且在培养人才、深入田野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努力。这就是中国民俗学史上著名的中山大学时期。
1930年前后，钱南扬、钟敬文、江绍原等人先后汇聚杭州，与浙江同仁娄子匡一道，成立了民俗周刊社，出版了《民俗学集镌》、《民间月刊》等民俗学刊物。杭州民俗学运动的兴起，给中国民俗学运动，特别是浙、闽、粤、川等地的民俗学运动带来一定影响，原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一些分会，也纷纷并入后来成立的杭州中国民俗学会。这里的民俗学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地区逐一成为日寇沦陷区。一些大学和研究机关被迫西迁，进入中国大西南的云贵川地区。科研环境的变化，自然使他们的研究对象由中原汉文化逐步转向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文化。他们中有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有研究文学、语言学的，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闻一多的《伏羲考》、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抗战爆发后，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出于改造思想、改进学风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文学艺术民族化的主张，许多作家、艺术家上山下乡，深入民间，作为艺术家创作源泉的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空前重视。当时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理论研究，但主要成绩还是对民间故事、歌谣、说唱及民间小戏的搜集整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民间文学作品的问世，不但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激发了群众斗志，同时也为繁荣边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养分。
…… 目录
体例汉语拼音音序索引正文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文摘
书摘
《国风》、《楚辞》、乐府、六朝的民歌、元曲、明清的小说，这些才是中国文学真正的正统。以前认为是正统的那些，事实上有许多是走人了斜道的，在今日已经毫无价值的东西。
今天，经过了毛主席的启示，我们应当彻底改正以前鄙视民间文艺的错误观点。民间文艺是无尽的宝藏。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当特别重视它，并且加以研究。
我们今天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是要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民间文艺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我想到的有五点。
(1)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各地方的色彩，收集散在各地的民间文艺再加以保存和传播，是十分必要的。我很喜欢《国风》这个“风”字，这“风”用得真是不能再恰当了。民歌就是一阵风，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忽然就像一阵风地刮了起来，又忽然像一阵风地静止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捕风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像《诗经》这样的搜集就不多。因此有许多风自生自灭，没有留下一点踪迹。今天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让它自生自灭了。
(2)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我们搜集了民间文艺，并不是纯粹为了当做艺术品来欣赏，甚至奉为偶像，而是要去寻找它的优点来学习。在诗歌，要学习它表现人民情感的手法语法，学习它的韵律、音节。同时，还可以借民间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凡是爱人民的即爱护之，反对人民的即反对之。我们的作家应当从民间文艺中学习改正自己创作的立场和态度。
(3)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民间文艺中，或明显的、或隐晦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民间文艺不单着眼在它的文学价值，还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群众的政治意见。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有自我批评，更要收集群众意见。在民间文艺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民间文艺是一面镜子，照出政治的面貌来。这个道理，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古人也早已有此见解。据说古代统治者派遣采诗官，采集诗歌在朝廷演奏，借以明了民间疾苦。这种事是否的确有，不能确定，但至少有人有过这种想法。在音乐方面，古人也知道“审乐而知政”，从民间音乐的愉悦或抑愤中考察政治的清明或暴虐。我们不好单把民间文艺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一种文学形式来学习，还必须借民间的镜子来照照自己。
(4)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5)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流传的文学艺术，如《离骚》、元曲、小说等，都是利用民间文艺加工的。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示。今天研究民间文艺最终目的是要将民间文艺加工、提高、发展，以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必须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这与重述或改编根本不同。过去对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的翻译，有些人由于不懂所译民族文学的语言，以转述注译代替按原文翻译。这就很难保持原作的真实思想内容和风格。就以翻译整理较好的《阿诗玛》来说，据该书序言所谈整理本的三项缺点，其中一项就指出：在二十份原材料中，有十九份是口译笔录的，其中只有一份是先以撒尼文(即彝文)记录下来，然后进行翻译的。可见《阿诗玛》主要还是靠转述整理出来的。这就难免像序中所指出的：“这样，再加上整理者亲自动手新增加了许多段落和句子，有的是属于补充和发展的，有的是属于加工和改写的，有的是属于一般修辞上的润饰的，有的是属于合并的，有的是属于创作的。”因此“这些由整理者‘创作’出来的东西，既不真实，也不朴素，所以也就不美”。整理者若要在不失原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这也必须先有忠实的翻译资料，才能有满意的整理。不然“整理者凭了自己的‘灵感’这样进行‘创作’”，是不科学的。如中外批评者对于原整理本《阿诗玛》的尾声(即《回声》一章)的意见很多，就因为整理人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将关于应山歌姑娘诗卡都勒玛的民间传说的素材，大胆加以改造，以阿诗玛遇救，变为回声作结局。这种“大胆而不忠实”的整理，既不合于“慎重整理”的态度，也不合于忠实的翻译。我们对于新版本的《阿诗玛》的整理者和作序者毫不掩饰地将工作上的缺点告诉读者，并且为今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整理的工作者指出努力的方向，这种态度是值得欢迎和赞佩的。使我们从《阿诗玛》的翻译整理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即该书新版本序言所指出的调查的面要宽，要能直接用民族语言进
行工作。“如果这样，就可能整理出更令人满意的诗篇”。这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真实经验，更重要的是能直接用民族语言进行工作，否则就不可能深入下去。真实的翻译要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您首先要懂得所由翻译的那种语言”。
怎样翻译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这比一般的外国语文翻译更困难。我们对外文著作的翻译，大都有原文可据，并且还有各种词典作为辅助工具。而少数民族的文学大多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必须先通过忠实的记录，才能进行翻译。所以忠实的记录是文学翻译的重要步骤。如果说原作是表现，翻译就是再现。翻译文学采取直译或意译使原作再现的问题，自来争论很多。鲁迅先生主张直译，这是要译者“勿失文情”，忠实地使原作的“文情”通过翻译使之再现于另一种语言中。有些翻译者错误地把直译当做硬译死译。因此有人把汉文“胸有成竹”直译做“肚里有竹竿”，“神气十足”直译做“神长了十只脚”。这种译法与鲁迅先生所提倡的直译是背道而驰的。鲁迅先生所以提出直译，是针对当时有一派胡译乱译的人所提出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荒谬说法，因此他提出“宁信而不顺”的说法，反对那些“削鼻剜眼”式的翻译。其实鲁迅的翻译是既信且顺，而更重要的是他一贯坚持“勿失文情”的翻译原则，给翻译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翻译既要忠实于原作的“文情”，又要符合于译者的语言习惯，并非忠实于原文的语序。各种语言都有各自的语法构造，基本词汇和各自的表达形式。翻译是要把原作者的语言转译成译者通用的语言。在忠实原意的原则下，可以颠倒语序，可以变化句形，为了使意义更加明显，也可以审慎地增字减字。我国很多民族语言的词序和汉语不同，藏缅语族的一些民族如彝、纳西、傈僳等民族的语言跟汉语的语序就有很大的不同，汉语说“我买一尺红布”，他们说“我布红一尺买”，汉语说“他唱了一个山歌”，他们说“他山歌一个唱”。还有一些词的构造次序也跟汉语的习惯不同，如汉语说“夫妻”，彝语说“妻夫”。在各民族语言中都有由几个有意义的词素构成一个多音节的词表示一个单纯的概念，如拉祜语以“手跳”表示“脉搏”，“地摇”表示“地震”；彝语撒尼话以“铁刺”表示“钉子”，“答话”表示“回声”，“太
阳出来”表示“东方”，“太阳落”表示“西方”。像这种情况如何能直译呢?可见直译不可能按文字表面死译，应按译者的语言构造及语言习惯，把原文每一个词句译成与译者通用语言相当的词句。只要“勿失文情”，可以加字减字以符合原作全句全文的精神，不能孤立地只忠实于个别词句的翻译，而忽略每一词句与全文有机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导我们观察自然界现象时不能看做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真正忠实原文的翻译，必须掌握辩证法的精神，作为翻译的指针。
好的译文是要直译中含有意译，意译中含有直译，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说起来似乎只是语言的事，实际还是要了解生活。因为文学的要素是语言，语言是与人的生产行为直接联系着的。语言的活动范围很广，它“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所以好的翻译者，不但对所译民族文学的语言应有精深的研究，还必须了解该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这就必须通过实践深入生活，毛主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我们知道唐代翻译佛经的大师玄奘，他在那时就已感到生活实践对于翻译的重要性。他为了深究佛经义理不得不西行从实践中求得认识，归国翻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有一段记载说：“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飧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玄奘到了印度后，周游一百一十国，凡十七年，到处参访知识，采风问俗，著《大唐西域记》，给翻译佛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把“民俗”包括一个民族里流行于民间的全部风俗习惯，那么范围就宽广了。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几乎包括了全部生活方式。如果民俗学以此为研究对象，也就等于是现在西方所谓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了。在有文字的社会里，它的范围就不易划定了，因为一般所说的风俗习惯，如婚姻仪式等，也有不少是用文字规定的，而且用文字传下来的。因之，如果以民间的风俗习惯来作为民俗的研究对象，就不能以是否用文字作为界限来划分，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学科了。
其实研究民间口头文学的人，大多并不是先规定了学科的范围后再从事研究的。一般是倒过来的，一个学者对于民间口头文学发生兴趣进行了研究，别人称他作Folklore学者。他如果同时研究口头文学里所表达的风俗习惯，他也就同时被称为社会人类学者。人们并不是要做什么学的学者而去研究什么对象的，而往往是对某些事物发生了兴趣，进行了研究，才被人称为某一学科的学者。而且一个人也不限定是某一学科的学者，他可以同时是诗人又是生物学者，德国歌德就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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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7801496655 |
|---|---|
| 出版社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 作者 | 苑利 |
| 尺寸 | 32,0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