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传统中国的历朝政治中。权术不是正餐的佐料,却是大餐的主菜。《旁门左道》重点分析了传统中国(专制中国)的权力运行方式。权力所有者、使用者的权力形态以及权力结果。侧重于政治权谋的分析。在国家公认的权力制度之外。还有许多潜规则、“黑规则”在大行其道,书中挖掘出的一些“政治智慧”,在现今中国仍有不少人在津津乐道。虽然儒家的正道,对于旁门左道的权术和歪门邪道的阴谋诡计是根本排斥的。但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十分热衷,甚至视之为官场秘经、枕中之宝。世事沧桑,风云变幻,经数千年历史淘洗下来的历史潜规则却历久弥新,依然适用于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惟有真正知晓“潜规则”的智者,方能从容应对人生的风雨和挑战。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都能做到轻松自如。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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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门左道》:一部政治权谋的教科书。 目录
正门正道与旁门左道(绪言)
帝王左道
第一章 登基门
做皇帝的好处
当皇帝的规则
明火执仗之外
暗杀道
兵变道
第二章 吓臣门
树威立尊道
特务政治道
神秘叵测道
明知故问道
假装糊涂道
第三章 双管门
刑威利诱道
笼络赏赐道
法外施恩道
第四章 杀臣门
罚重而必道
恐怖凶暴道
兔死狗烹道
寻找替罪羊道
第五章 制臣门
抑损相权道
以臣制臣道
重用近臣道
以奸制忠道
重用酷吏道
第六章 吓民门
神化皇威道
假托天意道
伪造天命道
“人种神异”道
“人身神奇”道
“人格神圣”道
第七章 奴民门
思想专制道
奴化教育道
文化专制道
第八章 弄民门
安内攘外道
鼓励告奸道
臣子旁门左道 序言
人间正道满沧桑
以1911年为传统中国或者说古代中国与当今中国的分界线,确实是可以成立的。尽管有人一直主张1840年大清帝国已经与外部世界有了很多的被动接触,并对国家制度进行了很多改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层面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及次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因为,只有这个界标才使得封建帝制从表面上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毕竟皇帝的番号及帝制结构被废止了。皇权制度是传统中国最为根本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所有的制度设置、法律规定和民众心理的期待中,皇帝是独一无二的,其享有的权力是最高、最大的,是真正的国家领导核心,可以随时占有一切资源,任意处置任何价值,至少在名义上对于天下生灵享有生死决定权,于此,就可以看出皇帝权力——权利的高位所在。
当然,说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是指在法律规定上、在制度安排上提供了这种可能和便利。其实帝王的作为还会受到很多制约,他得为他的子孙后代负责,一旦失去权力,其个人生命安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其家族生存的概率是所有人群中最低的。所以,一个拥有基本理性的皇帝或者这个家族、这个权力共同体。都得以各种限制促使帝王的作为不致太过分。体制的惯性、人类的理性起到了约束皇权的作用。同时,在3000年文明史的进化中,中国人选择了儒家文明为自己国民的指导思想,儒家文化中以善为本的人性假设、不偏不倚的基本处世态度、王道民本的政治思想以及注重教育和家族伦理的公共道德的普及,导致中国政治有“中庸”的一面,这在后文中有详尽的分析,有心的读者可以耐心地鉴赏。
说到传统中国,时下国人喜欢以“封建社会”来定义,这也是沿习了近百年的一个习惯性词汇,完全普及化了。我的老师、武汉大学知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对此有专著讨论,很见功力。封建社会本是西方人对西方中世纪历史状态的一种描述,与中国西周以来的历史状态几无可比性,但从苏联流传过来,竟成为一个常识语汇,确实是南方之橘、北方之枳。这里不展开这个论题,只点化一下,说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态还是君主专制,与“封邦建国”的中央——地方权力安排(封建制度)无关。
本书重点分析皇权时代中国社会和宫闱变革斗争及其结果,侧重于政治权谋的分析。在国家公认的权力制度之外,还有许多潜规则和“黑规则”在大兴其道,其中表现出的许多“政治智慧”,在现今中国还有很多人在津津乐道,电视媒体也公然鼓吹,甚至有一呼百应的成效,“学术明星”因此招摇过市,说明这种“谋略”的超强影响力。正道不畅,旁门左道自然生意兴隆,歪门邪道亦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应该说,正道政治在传统中国还是主流,在3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演变中,正气还是压倒了邪气,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道德还是居于优先地位,杏则很难解释文化传承的不中断性。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流传固然强化了国人进入现代化的困难。但对于造就中华文明、道德和文化的功绩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道政治,与邪道政治及所谓“政治智慧”的阴谋诡计根本不同,在于对人性的假设上,在政治思想的分野上,也是儒家、法家及道家、兵家思想的不同重心所在。西周后期,王道堕毁,孔子思想开始进入朝堂,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传播,到孟子、苟子发扬光大,继承发展“孔子主义”,渐有战国后期的显学地位,已经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一种思想体系。虽然秦始皇祭起法家思想的大旗,反潮流,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现实又成了儒家生命力的佐证;到西汉建国50年后,汉武帝树起了“独尊儒术”的猎猎大旗,儒家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到隋唐之时,儒学地位已成为国家意识;两宋以国家考试、官员录用和法律安排确证了这一事实,儒学已经稳居中华文明的“老大地位”。明清之际只是这一潮流的顺延而已。从儒家地位的这个流程看,春秋战国时期为发轫,汉朝时期为奠基,唐宋时期为定型,明清时期则是扬波阶段了。
儒家的正道,对于旁门左道的权术、歪门邪道的阴谋诡计是排斥的。但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十分热衷,甚至视为枕中之宝。在国家治乱的权力结局中,也是乱世常有、治世稀见,盛世犹如旷世奇珍,可遇而不可求。正人君子难得善终、奸臣大佞横行其道,也是官场正常现象,所谓“人间正道”,沧海桑田,充满不可预测性,充分体现了皇权政治的“魔力”。
……
——截选自《正门正道与旁门左道(绪言)》 文摘
版权页:
由于魏忠贤组成了宠大的阉党集团,安插亲信,分面把守,控制了一些要害部门,因而也越来越疯狂地推行他擅权乱政的各种主张。
魏忠贤的擅权乱政是逐步展开的,他的野心家的面目也是逐渐暴露的。天启四年,御史李应升上疏请求朝廷停止内操,给事中霍守典上疏弹劾魏忠贤为他家的家庙乞表题词,御史刘廷佐上疏揭发他任意滥荫亲属,给事中沈惟炳劾奏镇抚司设立枷刑。所有这些揭发材料,一一落到魏忠贤的手中,遭到他的训斥与报复。
为了压制舆论,同年四月,魏忠贤唆使刑部给事中傅櫆上疏诬陷内阁中书汪文言及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遂将汪文言逮捕下狱,激起了朝臣的怒火。阉党与以东林党为首的朝臣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魏忠贤由此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大清洗、大屠杀。
左副都御史杨涟不顾个人安危,奋笔疾书,列出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诸如自行拟旨,擅权专政,乞用私党;违犯祖制,滥请恩荫;毁民房屋,建牌树坊;构陷皇亲,欲动三宫;利用厂卫,陷害忠良;创开内操,居心叵测;假传圣旨,朝令夕改;生活糜烂,穷奢极欲。疏中最后说道:“宫廷之内,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就是大小官员,亦不知不觉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
这一道奏本把魏忠贤的丑恶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曰之下,犹如一把钢刀插进了魏忠贤的心窝,立刻在朝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几天之内,又先后有70余人冒死上疏,愤怒控诉和揭露其种种罪行。国子监的师生们也欢欣鼓舞,遥相呼应。
魏忠贤为这些劾奏惊呆了。他急忙向大学士韩炉求救,遭到韩炉的拒绝。无奈,他只好向熹宗求救。魏忠贤跪在御前,泣不成声,一面诉说杨涟等人诬陷他,一面提出辞去东厂职务。昏头昏脑的熹宗让王体乾将杨涟的奏疏读给他听。听罢,不仅对魏忠贤未行查处,反而对他表示慰问,对杨涟严加斥责。
杨涟闻讯非常气愤,要求与魏忠贤当面对质,辩个你是我非。魏忠贤做贼心虚,不敢与杨涟进行公开论辩,于是就在暗地里策划阴谋活动,伺机进行报复。
经过这场较量,魏忠贤虽然一如既往,但他却看到朝中内外反对他的人,大有人在。如不把这些人打压下去,他的地位和权力就很难保持。
魏忠贤首先决定对工部屯田郎中万燎和御史林汝翥实行廷杖。这两人都是继杨涟之后上疏劾奏他的。
ISBN | 7807245409,978780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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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作者 | 曹英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