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1 [平装] 9787506825993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1》内容简介：为响应党中央号召、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服务并引导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认真读书学习、开阔文化视野、全面增强素质、进而有效服务科学发展、增强改革创新能力，并大力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承办，中央电视台、人民出版社、新闻出版报社等单位协办的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于2009年4月21日正式启动。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每月一次的主题讲坛，至今已举办讲坛近30场次，参加听讲的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达10000余人次。 主题讲坛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不同侧面，主讲嘉宾是来自国内各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陈晋、王东京、唐浩明、朱佳木、王蒙、阎崇年、葛剑雄、张信刚、朱向前、王树增、金。一南、胡鞍钢等，他们讲述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重要的学术理论，传达真切的心灵感悟，既有对历史长河中精彩片段的回顾，也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切实关注；既包括深沉浑厚、充满思辨的哲学、宗教沉思，也涉猎灵动而飘逸的艺术欣赏，带给现场听众超值的精神享受，唤起广大爱书人热切的阅读期盼。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将全部讲稿按年度整理结集成书，并配以讲座光碟，可以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和读书爱好者的学习参考，弥补不能到现场聆听讲座的遗憾。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经典讲座1》：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 阅读增长智慧，文化助力发展。 一场阅读的饕餮盛宴、一次深入的文化传承、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 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金融危机之启思——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应对 张信刚 （北京大学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教授） 中国文化导读：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唐浩明 （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首席编辑） 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朱佳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意义 朱向前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 熊召政 （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王树增 （武警总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革命战争与革命英雄主义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 百年科技的历史回顾与哲学反思 叶小钢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音乐——人类诗意栖息的一种方式 王蒙 （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老庄的治国理政思想 阅读是一件庄重的事情，它是汲取知识的必要手段，是获得智慧的可靠方法，是创造发明的不竭源泉；阅读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可以愉悦人的身心，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灵魂。好读书，读好书，无疑是一种健康、积极的行为习惯，是一种文明、理性的生存方式。阅读的强大功能和显赫意义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我们看到，正是一代代热爱读书的人们筑造了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廊，他们既是文化薪火的传承者，也是文化创造的主力军；我们还看到，那些热爱读书的民族常常占据着历史的制高点，用自己的智慧、思想和精神旨趣牵引着文明的方向。古往今来，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曾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方式，赞颂过书籍的永恒价值，阐发过阅读行为的非凡意义，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天，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更加显著，其中的缘由是清晰而明朗的。在知识爆炸、信息海量的当代社会，在一个环境变动剧烈、生活负担沉重、心理危机重重的生存空间里，一个人若想获得充足的知识储备，具备足够的生存能力，保持心灵平静，从容应对人生，唯有更多地依赖阅读和学习。而在知识经济主导社会发展前景的世界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要想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就必须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阅读和学习，以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有效增强创新能力。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阅读活动的意义，反复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倡导学习型政党建设，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号召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其着眼点正是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量，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于2009年4月21日正式启动的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即是为响应党中央号召、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而举办的一项学习活动。该项活动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前身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办，人民出版社、新闻出版报社等单位协办，旨在通过定期推荐书目、举办读书讲坛、邀请名家导读、开展读书交流等形式，服务并引导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认真读书学习、开阔文化视野、全面增强素质，进而有效服务科学发展、增强改革创新能力，并大力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该项读书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每月一次的主题讲坛。来自国内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不同侧面，讲述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重要的学术理论，传达真切的心灵感悟。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恰当的节奏、凝练的语言为我们释疑解惑，指点迷津，带给现场听众超值的精神享受，也唤起广大爱书人热切的阅读期待。按照读书活动的总体要求，讲坛主题大都出自演讲者自己的著述，内容是相关作品的高度概括和有机延伸，由此讲坛也便成为引导大家进一步阅读的生动指南，直接带动了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读书学习。回顾已经举办的主题讲坛，主讲嘉宾的风度神采历历在目，他们的见解、睿智和情怀令人难忘。——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把《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讲得透彻而灵动，令人对领袖的伟大情怀充满敬仰和向往。曾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朱向前教授，则对毛泽东的诗词作了独特的历史解读，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对领袖的博大襟怀有了深切的认知；——来自中央党校的经济学家王东京教授主讲《金融危机之启思》，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透彻地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背景、实质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让人大开眼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意义》，把我们带回到30多年前那些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庄严时刻，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历史演进的艰难曲折和惊心动魄；——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著名生物学家张信刚教授儒雅谦和，他从容淡定地伫立于讲台上，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和内容丰富的多媒体演示，将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恢弘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在听众心底激荡起“爱我中华”的阵阵涟漪；——由唐浩明主讲《曾国藩与传统文化》，熊召政主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不仅因为他们曾经成功地创作过相关的文学作品，更在于他们能跳出小说家的叙事模式，从历史文化的宏阔视角，揭示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人格的现代意义，让人体味到那些支撑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著名作家王蒙主讲的题目是《老庄的治国理政思想》，这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蕴含了太多的历史玄机和现实关照，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也作为一个历经坎坷、阅历丰富的思想者，王蒙在有限的时间里，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主轴，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给我们生动地诠释了古老政治文化的精妙与深奥，也使我们加深了对一些现代话语的理解和体认；——军旅作家王树增的激情演讲《革命战争与革命英雄主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现代中国社会的风卷云舒，阐释革命战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真谛，用充满艺术感染力的细节描述，让人感受到精神信仰的巨大力量；他还以自己特有的铿锵话语传达出许多坚定的观点，令人难以忘怀；——北大哲学系教授、科学史专家吴国盛才华横溢，精思深研，仅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把20世纪百年科技发展的历程刻画得一清二楚，其对科学技术功能、意义的反思深邃而尖锐，给人带来强烈的思想震撼；——享誉世界的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钢主讲《音乐——人类诗意栖息的一种方式》，以他的才华、灵气和激情带领听众遨游于音乐的神奇世界，让人在艺术的时空中感受到了无尽的美妙和诗意。这些高水平的、精彩纷呈的讲座给现场听众留下的无疑是美好的记忆，是奇妙的精神享受。而错过这样的讲座，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举办过程中，许多机关干部因为不能到现场聆听讲座而深感失望。作为弥补遗憾的一种方式，我们在每一次主题讲坛结束后，都对演讲稿进行了认真整理，并制作成讲座笔记，以广流传。这一做法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许多错过讲坛的同志通过讲座笔记了解到讲坛的内容，所以他们视讲座笔记为珍贵的文化礼物，不仅认真阅读，而且乐于收藏，成为“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中的动人情节。但遗憾依然存在，因为随着读书活动影响力的扩大，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听讲和学习的机会，可现场空间有限，一票难求，讲座笔记也不能满足中央国家机关全体人员的需求。为了从根本上满足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的阅读需要，也为了让更多的爱书人能够分享读书活动主题讲坛的精彩内容，我们将全部讲稿结集成书，正式出版。希望我们的这一举动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并能给大家的读书学习提供有效的帮助，给社会增添一丝淡淡的书香，让读者拥有丰富而实在的收获。也希望通过这个读本的流布、传播，让“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充分发挥其引领和示范作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最后需要特别说明一点：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从书本中感受到主题讲坛现场的气氛，我们只对演讲记录稿做了必要的文字加工，保留了原有的口语形式和个人化风格。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央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大家热情读书、踊跃荐书；主题讲坛听众人数不断增加，讲坛现场座无虚席；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重点报道，读书活动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品牌地位。在我们整理这本书稿时，过去为读书活动忙碌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又再次涌上心头。忘不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和严格把关，就不可能有读书活动今天的成绩。忘不了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的积极工作和高效运作。他们分工有序，精诚合作，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读书活动人气旺盛、声名远播。忘不了各位讲坛嘉宾对读书活动的大力支持，这些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他们的精心准备和出色表现，成就了读书活动的精彩时刻。忘不了广大听众的热心和热情，他们不仅荐书、读书，而且在周末踊跃参加主题讲坛，他们的积极参与和热烈反应，是读书活动最大的收获。忘不了对读书活动给予支持的各出版机构和社会企业，他们免费或低价提供样书、样刊、读书卡，为读书活动增添了资源和光彩。《经典讲座》一书，既是读书活动主题讲坛精彩演讲的记录，也是所有支持、参与、帮助读书活动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与心血的见证。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本书中尚存有诸多不足之处，敬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版权页： 一、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行动能力是那样的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人们很难相信，但这却是事实。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读书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所谓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后者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读《徐霞客游记》，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１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这些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第二，活到老、读到老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第三，真读真学，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二、毛泽东读书历程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时候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肄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致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造。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ISBN	9787506825993
出版社	中国书籍出版社
作者	Robert Simpson
尺寸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