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谋略坊·话说苏商:图文商谚本》内容简介：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本丛书讲述近代中国（有的商帮上溯到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旨在对中华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做深入发掘总结，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有传承。文化有根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商人和消费客，中国特色经营模式和消费方式。都与我们的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与我们的国情乡情密不可分。弘扬各商帮和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色，对于当今打造名省名市名街名企名店名商，实施特色竞争、差异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十几省市专家学备精，也打造，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指导支持。本丛书视野开阔。气势雄浑。史论结合。深入浅出，图文拜茂。赏心悦目。既是政府官员的历史读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经营指南。还是文化爱好查的收藏佳选。
编辑推荐
《中国商人谋略坊·话说苏商:图文商谚本》由著名苏商研究专家汤可可先生历时五年完成，通俗解读近代苏商的扛鼎之作。
讲述近代苏商的传奇故事，江苏的地理、人文、经济特点，介绍以稳健务实为特征的苏商经营风格及省内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
配130余幅精美历史风光图片，更加彰显苏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并具收藏价值。
人要长交，账要短结。看人对汤，百等人百等对待。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尊木同腐。 目录
序言
第一章苏商源流
1.1江河湖海话苏商
1.2吴楚重地，榷山煮海
1.3秦淮河的桨声灯影
1.4繁华扬州梦
1.5《阊门即事》诗与《姑苏繁华图》
1.6“钻天洞庭”
1.7“采西学，制洋器”
1.8如火如荼的国货运动
1.9内迁!内迁
第二章领军健将
2.1苏北一隅的创业故事
2.2克勤克俭，任人唯贤
2.3非常之世非常人
2.4银行界笑傲群雄
2.5“和、明、严、正”
2.6微人创，业成“大王”
2.7刚柔相济，新旧融合
2.8“工厂日厂化，出品日货化”
2.9“三个一点点，好赚大铜钱”
第三章万千机杼
3.1治厂如治家，创业同创军
3.2由官而商开风气
3.3运筹厂屋，决胜市场
3.4“海归”创业，革故鼎新
3.5合作中的冲突
3.6“变商为工”的两次浪潮
3.7白手起家的华丰厂
3.8西部开发先驱
3.9眼光四射罩全局
第四章丝光绸韵
4.1苏州：“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4.2经纶归于权益
4.3驰誉海外“金双鹿”
4.4革新造就大发展
4.5开弓没有回头箭
4.6“证明技术力量之伟大”
4.7以“三好”闻名于世
4.8“件件优美，匹匹精良”
4.9难能而可贵的科学化
第五章决胜市场
5.1一炮打红“龙球”烟
5.2游走于官商之间
5.3以“霍显”闻名商界
5.4“名流”的经营之道
5.5竞争促销三大法宝
5.6招牌硬全靠货色好
5.7“老虎头上一个王”
5.8英雄真本色
5.9标准：国货铅笔第一品牌
第六章不懈创新
6.1百年飘香谢馥春
6.2糖果店还是药材店
6.3铸就化学工业的“两只翅膀”
6.4冲刺在科技前沿
6.5振奋大无畏精神
6.6此生不虚陈蝶仙
6.7开创塑料工业之先河
6.8缫车：从引进、仿造到创制
6.9走出科技研发新路
第七章精益管理
7.1漠北拓荒人
7.2父子魂留利国驿
7.3服务开出新天地
7.4纵横捭阖与严细扎实
7.5远虑出于深谋
7.6“新时代的工厂”
7.7从追随到挑战
7.8品质第一，“道地”至上
7.9“宜雨宜晴”宴春楼
第八章制度蝶变
8.1“官督”与“商办”的纠结
8.2家族企业的“换代”危机
8.3“共享公平利益”
8.4“无限”的优势和困局
8.5变动中的两合公司
8.6治理结构三部曲
8.7在股份公司的外农下
8.8独树一帜的“集体基金”企业
8.9当年的国字号
第九章精神和文化生活
9.1兴学不殆，实用为上
9.2“雅有士人标格”
9.3从“八怪”到“四杰”
9.4新戏·新风·新舞台
9.5山水庭院，巧夺天工
9.6史书自有一席地
9.7报与枪的对峙
9.8“商业之津梁”
9.9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
后记
参考书目
丛书编后记一
丛书编后记二 序言
历史上的苏商，应当仅指苏州商人，抑或仅指苏州吴县的洞庭商帮。而近代苏商，如果以江苏范围的代表人物来衡量的话，那就完全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徽商、晋商，也不同于传统的苏商。苏人注重实业。近代苏商，是一批以开厂办实业为己任的近代企业家。他们与封建时代的传统商帮在时代背景、基本属性、经营方式、文化素质、思想品格上迥然有别，分属两个赫然不同的系列。正因为此，本书倾向于把苏商定义为近代工商企业家。
一
近代江苏商人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在自己创业、经营的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同时又在近代经济社会的转型中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把企业家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这个创新的主体组织者就是企业家。他们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建立新的生产组织，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新的市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演进发展。正是企业家的不断创新，为近代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称雄商界几百年的徽商、晋商，曾经足迹遍布天下，一些人资力雄厚富可敌国，可谓意气风发事业有成，但他们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在长期崇本抑末政策的影响下，贱商、轻商的传统观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维护尊严，平衡心理，他们一方面极力结交官府名士，乃至出资捐纳功名；另一方面殷殷教导子弟“重拾儒业”，重返科场仕途，以此光宗耀祖。与此相反，江苏商人的大多数虽然也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但无愧无悔地把创办和经营工商实业作为救国富民的正途，显然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
毫无疑问，江苏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明显表现为全面和典型的创新过程，这与江苏商人的创新实践密不可分。包括近代企业采用机器作为生产动力，成十倍乃至成百倍地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化；生产组织突破以家庭为单位，在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里组织资源供给，推广市场营销，建立起生产制造与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堆栈仓储、钱庄银行的密切联系，以及社会化的联合、协作；企业组织和管理引进股份制度、公司制度，明晰企业产权，建立公司治理结构，运用现代理念和制度管理企业，创造出新的内涵和形态。这些都对民众生活乃至社会管理和社会组织，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但愿本书能够大致勾勒出这一历史变迁的轮廓。
二
不过，当我们检索江苏商人创业故事的时候，得到感动和启发更多的是，那种在开拓创业和市场竞争中熔铸而成的企业家精神。那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期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人文特征的文化积淀。它以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树新的价值取向，为经济和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注入强劲的活力。虽然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但至今依然可见其绚烂夺目的光芒。
比如实业报国理想。近代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艰难境地，面临列强环伺、鲸吞蚕食的巨大危机。因而，包括江苏商人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商人，始终抱定实业救国的坚定信念，把富国利民作为自己自觉自为的目标。薛南溟就自称，“经营地方实业垂三十年，思欲以西国新法导中国利用之，以蕲福国利民”。唐保谦也说，“言利，非以自饶乐，思自效工贾，以此远谟而为国家塞漏卮，为乡里兴大利”。在他们身上，固然不乏“兴新业而占大利”的经济驱动力，但为乡里、地方、国家、民族担责尽力的道德驱动力也同样鲜明突出。这一具有理想意义的社会责任感，常常成为他们克难制胜的精神支柱。
比如开放竞争意识。江苏近代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接受上海的辐射、扩散，一方面集聚来自内地腹地的资源，这造就了它开门接纳、兼容并蓄的品格。无锡杨氏兄弟创办业勤纱厂时曾争取到十年间百里内独家经营的“专利权”，周舜卿开办裕昌丝厂时标榜为“奏办”，但他们都没有限制别人开设同类企业。无锡与常州及周边城市同行企业之间，也都是既相互竞胜，又联合协作，谋求共同发展，形成一种共生互动、开放竞争的格局。这种开放竞争又集中表现为对洋商洋货的竞争抵制。薛福基、邓仲和勇于挑战洋商名牌产品，许冠群、项康原认真在管理上与外商企业争高下，薛寿萱联合同行企业组织通运公司，越过洋行直接进军国际市场，都体现了这种开放竞争的精神。
比如务实进取精神。稳健、务实，是江苏商人经营的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排斥他们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无论是创业伊始，还是扩张展业，抑或遭遇挫折，都表现出坚忍不拔、勇毅精进的志向和气度。荣宗敬的企业扩张理念人们都不陌生，他所说“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至今掷地有声。而被人视为温和的荣德生，创业雄心也不亚于其兄长。他晚年规划“大天元计划”，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领域，决心“另成一新时代”。他在答复别人的质疑时说：“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就连具有较多文人气质的薛明剑、陈蝶仙，也不计个人的成败得失，数十年间辗转口岸和内地间，分别兴办一系列企业，显露出创业者的风骨。
比如诚信经营理念。诚实守信是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也为历来很多工商从业者所信守。而在江苏的主流商界，从张謇到刘国钧，不仅商品的质量、价格和经营行为讲究诚实不欺，也不仅借贷还款、货款结算、税款缴纳做到重诺守信，更重要的是自觉地保持一种诚信经营的自律精神。荣德生有鉴于商道基于人道、为商本自为人，主持编写印行《人道须知》一书，以期“振聩发聋，启迪人心”。其中“忠信”单列一卷，逐条阐述士、农、工、商必须恪守的诚信准则。他本人则以“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的联语，作为为人处事的信条，认定：“吾辈办事业，……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江苏商人的创业精神、经营理念体现的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包含着轻视工商的因素，“君子不器”，传统读书人以坐而论道为高尚，以出仕君王为荣耀，专注于猎取功名禄位，不得志便退而修身养性，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则需要有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实验精神”，勤勉努力，实干实做，谋取实利。江苏商人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取向，就是务本务实，经世致用，以实业兴邦、科教济世作为追求目标，讲实用，兴实业，办实事，重实效，脚踏实地将工商实业做实做好做强。
三
江苏商人以敢冒风险、甘任辛劳的精神艰难创业，固然有着积聚财富的利益冲动，但“实业报国”始终是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柱，“造福乡里”则成为他们投资经营活动的现实托付。他们的作为已不局限于自我致富的狭隘功利观念，而体现为一种远大的眼光和高超的境界。这样一种以自觉信念为支撑的自在、自为的历史主动性，正是一代江苏商人的精魂所在，也成为他们对于社会的自觉责任。
江苏商人在经营发迹之后，都注重于地方建设，推动一方繁荣。张謇在南通倡导地方自治，兴实业，办教育，整治城市道路，兴修水利，建设一系列公共文化事业，为南通赢得了“近代第一城”的美誉。同样，荣氏兄弟等在无锡办工厂，修桥筑路，接电灯，通电话，发展各类公益事业，催动地方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所有这些，已完全不同于传统致富商人、退职官员单纯的造福桑梓，他们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眼光和思维，开始按照新兴资产阶级眼界来规划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营造有利于近代工商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
有所不同的只是，江苏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各不相同，各地商人的行事方式也各具风格。在这方面，张謇当年的一番议论是颇值得咀嚼的。南通近代化建设的起步略早于无锡，起点情况也稍有不同。在张謇主持之下，其实业发展、城市建设曾领先无锡。但随后无锡很快集聚起自己的竞争优势，依靠创业者群体的努力，兴办工厂商行，力争开埠设市，城乡发展反超南通。对此，张謇曾感慨道：“南通事业由个人主持，较有系统，唯持久较难；不若无锡之能人白为战，可以永兴不败。”对于地方教育，他也说过：无锡能自动而乏统一，南通能统一而乏自动。”对于无锡与南通近代发展模式的比较，国内外学者的论著连篇累牍，论及两地的方方面面。但还是张謇的话一语中的，言简意赅。
细细品味张謇所言，其着眼不在天时地利而在人事：近代无锡的发展依托于一个创业族群，而不像南通仅靠个人主持；无锡创业群体“自动”、“自为”，具有一种旁人所不及的发展活力；“人自为战”使无锡的发展较少因个别人的进退起落而受到影响，因而势头强劲而且持久；但无锡“人自为战”也带来了分散凌乱，使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整体协调；各自独立，过度竞争，也难免会相互分割、相互制约……所有这些，至今令人深长思之。
不过，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仅有人自为战的主动还远远不够。张謇所针砭的“缺乏系统”和“不能持久”，虽然是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南通和无锡这两个当时的“模范县”，但也恰当地点到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之处。即如何实现全面、协调、较快发展，又能保障长久持续，这个问题至今仍困扰着现代化的建设者。在近代政府当局疲弱不堪的情况下，江苏商人曾在积极自为的基点上加强合作，尝试规划城市建设，组织产业协作，发挥商会和工商同业组织的功能，约定自律协调的规则。以现代眼光来看，这一切难免粗疏简陋，然而其意义却不容忽视。统筹规划，加强协调，为发展做出公平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代际之间，至今仍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历史借鉴意义。
冷静思索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中梳理出激发腾飞的基本因素，再融入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续写新的更加灿烂的历史篇章，这是真正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无论如何，苏商精神经过百年孕育，熔铸成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精神品格，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社会核心价值。它对于调控社会成员的行为、整合社会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时代更迭、历史变迁，这一人文精神可能会有所冲淡，其表现形式也会发生某些变化，但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情势下，它依然是一笔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应该得到包括创业者、从业者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弘扬。
岁月不居，形势常新。百年来江苏各地和各主要城市的经济发展各有千秋。如果说前期发展的高低徐速更多取决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的话，那么，往后的竞争制胜则较多地依赖于结构、素质、体制机制和综合发展环境。站在新一轮发展的起跑线上，机遇又会更多地眷顾哪一个地区和城市呢？历史的提示是，新一代的苏商创业群体需要再次点燃人文精神的火炬，用它照亮前行的路程，并一代一代接力传承！ 后记
2006年，在中国经济史学会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了寿乐英女士。我因为陷身于杂务之中，十多年间很少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乐英女士虽然很早以前就认识，但平时一直没有联系。她告诉我，正在策划编辑一套关于中国商人的丛书，以地域作区分，介绍近代中国各地商人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展现缤纷多彩的商业文化，首批四册已经付梓。我因为曾在商业部门工作，接触过商业史研究，一度还忝为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她于是要我帮助推荐“苏商”的写作者。我知道，当时江苏卫视刚开设一档“苏商”栏目，《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也办了一本《苏商》杂志，但都是面向当今“苏商”的。省内这方面的历史研究者不多，但还是答应帮助做联络。
不久，乐英女士寄来《话说徽商》等四册图书，巧妙的创意，别致的样式，翻阅之下，觉得确实是一套虽然“另类”但很“可看”的好书。我也寄去我参与编撰的近作《江苏近代企业和企业家研究》等，同时告诉她，我认为最适合承担《话说苏商》写作的江苏省商业厅的赵宁渌先生退休去了美国儿女处，我认识的高校一些研究者也忙于教学和科研，一时难以分心。乐英女士很快回信，并寄来了川商、沪商、汉商等书的提纲，鼓励我勉力一试。这样，我也就颇为意外地进入了这套《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的编撰者圈子。
但是，一当进入角色就感到了分量不轻，因为要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百年苏商的历史风貌，完全脱出历来习惯了的研究论文的程式，不仅要深入挖掘那些有“情节”的材料，而且要恰当地透视过往人物的个性品格，显然颇不容易做到。而多年来的公文起草和学理性文章的写作，早已把手中的笔锋沥得相当干涩，试写的几节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我于是约了在地方报社和电视台工作的对近代经济史感兴趣的几位年轻人，一起联手来做。他们固然文笔不错，但对历史资料的熟悉和把握则较为欠缺，因而文稿修改补充颇是费力。而我在档案局(后来转到政协研究室)工作，又被诸多事务性工作所缠绕，所以写作的事只能挤出时间时断时续地去做。问题还在于，不仅原来设想可以与《苏商》杂志“溯源”栏目套用的稿子，因为侧重点和视角不同而不能简单搬用，而且在《话说沪商》《话说浙商》一一面世的情况下，一些跨地区投资经营的工商人物已经先期登场，作为后来者只能另辟蹊径。惭愧的是，这项对别人来说并不复杂的工作，我前后磨了四五年时间。
这期间，乐英女士时时来信给予指点，从写作提纲到试写章节，从内容取舍到文字锤炼，一一提出中肯的意见，并帮助提供相关资料。她是一位不满足于已有成果的人，在丛书组稿过程中，总是不断突破自我，提出新的创意、新的要求。事实上，在我工作棘手、写作几度中断时，多亏她一次次地给予鼓励，一起商议突破瓶颈的办法。正是她的认真和执著，为我完成这项工作注入了一份可贵的动力。
本书的编写，广泛吸收了江苏和各地研究者对于近代经济史、企业史和工商企业家的研究成果，书后的参考文献目录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尽之处恳请鉴谅。书稿写作初期，与我合作完成《无锡文化丛书》中《工商华章》一书的王粤海、沙云等年轻人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初稿写作，后来编纂修改又利用了蒋伟新、尤学民等人的若干文稿资料，但因为本丛书的体例，作者署名仅仅列入了承担工作较多的王粤海一人。谨在此做一说明，并向诸位朋友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历程，是我多年关注的研究课题。但在时断时续的探究之中，一直有一个想法在心头萦绕，那就是：历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往往偏重于“模式”的概括和比较，而较少有对引领发展的“人”的研究和描述。而恰恰是那些活动着的创业者、经营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撬动历史的巨轮前行。他们的创业精神、经营谋略、道德品格和人文情怀，不仅构成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且是长久激励和影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探寻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时，不能忽略那些经历有别、个性迥异的历史人物的作为，应该记录他们也许称不上彪炳史册的成功业绩，也剖视其见容于当时时代的弱点和失误。这对至今尚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摸索前行的人们将不无启迪。由此而言，本书也许仅仅是一个起步，区域经济发展史研究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还有待留心于此的同道共同努力。
汤可可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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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南京的母亲河。她自东南而来，蜿蜒曲折地从南京城的南部穿过，再经过三汊河向西北注入长江。千百年来，她映照着工匠和商人忙碌的身影，也伴随着诗人、墨客的高吟浅唱，记录了一个城市的荣枯盛衰。
远在石器时代，秦淮河两岸就有先民生息繁衍。沿河各地至今已发现自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的人类聚落遗址200多处，主要是古湖熟文化的典型遗存。但是，秦淮河的真正繁盛，始于六朝时期。秦在统一中国时，在这里设秣陵县，汉武帝时增设句容、湖熟两县。公元211年，孙权将东吴的都城自京口(镇江)迁至秣陵，第二年改名建业。虽然221年一度迁都鄂县(武昌)，但没过多久就还都建业。自此经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至陈后主陈叔宝为隋所灭，前后达360年。这就是南京“六朝古都”的来历。
孙权为了在都城建业修建宏大豪华的宫殿——太初宫，储备与魏、蜀相抗衡所必需的粮草装备，先在城南开辟了一条接通秦淮河的人工河道，名为运渎。接着又在句容、丹阳开凿破岗渎。破岗渎西接秦淮河，东达丹阳延陵，翻越茅山，沟通太湖水系。这是为了把富饶的三吴地区的物产运往建业。
因为要翻越低矮的丘陵，破岗渎设有14个埭。所谓埭，是人工筑的土坝，做成平缓的滑坡，高下落差约数丈。船只经过坝的时候，卸去重载，用牛将空船拉过坝，再装上货物，继续航行。所以埭又叫“牛埭”。官府在每一道埭设立邸阁，对过往的货物征税，即牛埭税。牛埭也逐渐演变为商业活动的集中点。《南史》中描述，最繁盛的方山埭，每晚有数十条商船停泊于岸边。
六朝时期，连接破岗渎和运渎的秦淮河，漕运和商业活动十分活跃。一方面川、湘、鄂、赣地区的货物经过长江源源而下；另一方面，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农副产品以及来自岭南、南洋的珍奇货物也不断输入。秦淮河沿岸有大市、小市十多处，包括纱市、谷市、牛马市等。为了方便商民过往交易，从通济门到清凉山短短的十多里河道，设置有24座浮航。即用木船排列于河上，联结成浮桥，随水涨落，既可相联作渡河的桥梁，又可散开便利通航。其中著名的朱雀航(今中华门内镇淮桥)宽六丈，长90步。整个六朝期间，这里一直是商人们接洽、贸易、宴饮、娱乐之地。从东晋的“桃叶渡”到明清的“桃花扇”，历来围绕秦淮河的传奇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行商坐贾们活跃的身影。
整个南朝时期，作为都城的建康，商业繁盛，鼎盛时有人口140万，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城市。东晋末年，长安的大批官营手工业工场的熟练工人迁到建康，设立锦署，织锦和绸绢成为建康的重要出品。齐梁两代，邻近的苏南铁岘山(溧阳)和皖南梅根冶(贵池)相继得到开发，建康城中集中了八处冶炼工场，采用新的冶炼法，生产出质量高超而成本低廉的“百炼钢”。
一些皇室人员、达官贵胄，利用特权，控制手工作坊，参与商业经营，兼带发放高利贷，榨取民间钱财。梁朝有个郡守叫江禄，为官期间以聚敛资财为能，所得铜钱贮藏在夹墙内，终因钱多而重，将墙壁挤塌，铜钱泻出，引起周围几里内的铜器皿共振，人们戏称：“铜山西倾、洛钟东应者也。”梁武帝萧衍的六弟萧宏，囤积大量布绢丝绵，待价而沽，再加上在城中设立多处邸店(典当)，发放高利贷，积聚了大量财富。其家中铜钱，每百万一架，树一黄榜；每千万一库，悬一紫标，总计有钱库30多间。有人向武帝告发，说他私藏兵器，蓄意谋反。武帝不放心，便假意约他欢宴，借着酒兴说要看看他关锁严密的库房。结果逐间查看，见萧宏藏钱达3亿多，各类商品无数，不觉松了一口气，称赞说：“阿六啊，你的日子过得真滋润啊！”后人便用“黄榜紫标”来表示积聚财富之多。
早在西晋时期，杰出文学家左思，就以三国时的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为题材，以十年时间，写成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三都赋》。当时的文人都认为，这篇辞赋足以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相并称。这不仅因为其文辞绮丽，而且在于真实描摹了前人所没有述及的蜀都和吴都的繁华境况。《三都赋》一面世，人们就争相传抄，以致洛阳的纸价成倍上涨。这就是“洛阳纸贵”成语的出典。P18-21
| ISBN | 9787802498877 |
|---|---|
| 出版社 |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 作者 | 汤可可^王粤海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