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斌同志的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形成的。他的研究目的明确，在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题目，按照我对所有研究生的要求，他首先完成了学术史的研究，找到了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确定了自己的用力方向。他认为，一部系统的海防史专著，应当全面研究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制度和有关海防的重大事件。具体到清代前期海防思想来说，应当探讨当时人们的海洋观念、海防地理认识水平、禁海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就海防政策而言，应当研究清政府的海防对象与任务，移民政策、闭关政策与海防的关系；就海防制度来说广应当深入研究海防的兵力部署状况和特点，研究水师的会哨制度，战船、兵器修造制度；就重大事件来说，自然应当研究郑成功、施琅收复和统一台湾，乾嘉之际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罗马教皇与英国使节带来的海上冲击，等等。鉴于史学界在郑成功广施琅收复和统一台湾方面，在移民和闭关政策等方面已有较多研究，他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即主要研究海防地理认识状况、海防制度、禁海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这些问题大多数仍属薄弱环节和空白，或者属已有论述而需要调整一下研究角度，以深化认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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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陈胜粦
近代中国的海防建设与海军兴衰始终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研究课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文祥、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倡导、购买和仿造外国船炮，洋务运动由此兴起。1874年日军侵人台湾，刺激了清廷，引发了高级官员的海防大讨论。1884年福建水师在马江遭受毁灭性打击，迫使中国加快了海军建设。1888年清政府总算建立起一支在当时说来比较像样的海军舰队，不料，6年之后，这支号称东亚第一的海军舰队便在威海刘公岛全军覆灭了。1900年八国联军在海面上没有受到任何拦阻便闯入京津地区，重新建立海军再一成为中国政府的紧迫任务，海军处、海军部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相继挂牌成立。建立强大的海军，筑成海上钢铁的长城，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事实证明，清朝政府、民国政府没有能力实现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才真正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海防危机、海防建设与海防史的研究始终联系在一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楣的《夷氛闻记》等著作相继问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关于海防建设的奏折和文章大量出现。甲午战争后，人们沉痛反思中国海军失败的教训，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30年代，《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中日海战史料》、《中日黄海海战纪略》、《中日威海海战纪略》等海战史料相继刊登在《清华学报》、《大公报》和《海事》杂志上，引起了人们研究的兴趣。尤其是美国著名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A．T．Mahan)发表了《黄海海战评论》，引起军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总的来说，由于连续的政治动荡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高水平的海防史和海军史专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很难见到。
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研究如同其他事业一样有计划地展开，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一批档案资料的相继公布，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快了研究步伐。尤其是70年代以来，学术界经过长期积累，出版了一批质量颇高的海军史专著。1977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北洋舰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克复等人的《甲午中日海战史》。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玉田等人的《中国近代军事史》。1984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王家俭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9年，海军出版社出版了张墨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199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4年，海潮出版社出版了集体编著《近代中国海军》。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8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鲍中行的《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的《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外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戚其章著《晚清海军兴衰史》，等等。尽管学术界对上述各种著作评价不一，见解亦有同异，但仅就这些成果相继发表来说，已充分显示出近代中国海军与海防史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成绩喜人。
……目录
序陈胜粦
绪论
第一章禁海思想渊源及其流变
第一节禁海思想渊源与筹海之争
第二节禁止往贩南洋案
第三节禁海思想的流变
第二章陆基海防体制的形成与水师职责
第一节海防军队星罗棋布
第二节水师水兵的会哨制度与治安职责
第三节水师守兵与炮台建筑
第三章战船修造制度与海上机动作战能力的丧失
第一节战船修造管理体制
第二节因循守旧，丧失机遇
第三节限制民船，作法自毙
第四节海上机动作战能力的丧失
第四章海防地理学的奠基
第一节海防地理著作与作者
第二节海岸海岛军事地理形势
第三节海口海港与海道
第四节海洋气候、水文与海防
第五节对于海上强国的初步认识
参考征引文献资料
后记
……文摘
书摘
兵部与九卿会议认为，管源忠、满保、杨琳等人身任地方官，熟悉沿海情形，“其严禁之处俱照伊等所议”。在讨论时，多次提及加强海防建议事宜，一面要求沿海修筑炮台，安设炮位，打造战船，加强水师训练；一面强调“台湾远在海外，防范更宜严密，应令台湾镇道严加巡查，不许台、澎船只私往吕宋、噶喇吧等处贸易，违犯事发，从重治罪”。1717年2月禁止南洋贸易令正式下达。为了执行这道命令，清廷陆续采取了五项措施。
首先是控制商船航行南洋。按照规定，任何商船不得前往南洋各国，商人违禁行越南澳、海坛镇所辖海面，或台湾、澎湖之船私往吕宋、噶喇吧等处贸易，如被巡哨拿获，俱枷号三个月，杖一百，流三千里。以上海、崇明、乍浦、虎头门、碣石、香山澳等处海口为重点，由地方官对其出入船只严密稽查。为此，广东组织了数支巡哨船队分为东、西、中三路查缉商船出洋。
其次，是查禁米粮出口，按规定，民船出海可以按其海道远近，船内人数多少，停泊发货日期长短，每人每日准带食米一升，并准带余米一升以防风信阻滞。出口时，由守口文武逐一查验明白，方许放行。如越额多带，盘出，将米入官，船商治罪。沿海文武官员如隐匿不报，或被首告，或经事发，文武官员从重治罪。广东方面推行“米票”制，规定沿海州县商船所带
口粮使用米票，令船户于开船时，报明船内人数若干，路程远近，带米若干，由地方官填发印票，赴守口营汛查验符合规定，方许放行。
第三，加强了对民船的控制。按规定，沿海船主不得把商船卖给外国人。如有打造海船之人，希图厚利，将所造船只卖与外国，查出，将造船之人与卖船之人，立行斩决。打造海船时，应报明海关监督。造完时，由地方官查验、印烙，片：取船主甘结，舵水手有家口来历方许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所载货物、往何处贸易，填人传单，令口岸文武照单查验，按月造册，报督抚存案。同时规定连带责任，客商责之保家，商船水手责之船户、货主。
第四，严禁移民海外。出东洋贸易商人不得留居。如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个月，杖一百。该督抚行文外国将留居之人令其解回，即行斩决。将留下之人妻子发往三姓地方，赏给穷披甲人为奴。外国商船来华不许携带中国人出海。若中国人在海外搭船回国，只管带回，到时交给地方官查验。1718年又规定，澳门夷人夹带中国人，偷往别国贸易，查出之后，照例治罪山。
第五，严禁商船携带军器、炮位。1719年规定，“一切出海船只不许携带军器”。次年又规定，“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其原有炮械、军器具令地方官查收。自禁之后，如有商船仍带炮枪军器出海者，查出，从重治罪。其地方官一并严加议处”。
海防任务由沿海驻防的水陆绿营兵承担。绿营兵额，清初不固定，康熙年间逐渐定制，全国共有594414人，沿海各省由北而南驻守的绿营兵，直隶37000人，山东20000人，江南49850
人，浙江43450人，福建69726人，广东73110人，合计293136人，几乎占了全国绿营兵的半数。表面看来，沿海武装力量足够强大，实际分析则不然。绿营兵部署在各城镇和交通孔道上，“主要任务是保护地方政权的安全，交通运输的畅通，把守仓库、监狱，巡逻乡村大道，预防各种犯罪，镇压各种规模的叛乱和造反行为。绿营兵在全国的布防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分散，很少集中驻防，大致以地方的重要性确定分防的人数。营下设汛，每汛数十人，或数百人，负责巡逻、缉盗、解犯、护运、驿递等。这种布防近似于近代国家警察的驻防原则，只能用来维护社会治安。绿营兵缺乏训练，缺乏集团作战能力，战斗力很低。一旦集结作战，往往溃不成军”。就沿海地区的绿营兵来说，绝大部分被部署在本省本地区的治安防范位置上，只有一部分水陆官兵被布防在沿海的军事要塞和城镇里，负有海防职责，在陆地担负海防任务的官兵与其他绿营兵的职能近似，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此处我们重点考察水师官兵职责。
清军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奉天、直隶、山东、福建的水师均为外海；江西与湖广之水师为内河；江南、浙江、广东既有防海任务，又有河防责任。清军水师由内河、外海两部分组成。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外海水师。外海水师又分为水兵与守兵两部分。这里先说战船水兵力量及其历史沿革。
盛京水师。清初认为奉天沿海各口岸，以金州与旅顺最为重要。于顺治初年在旅顺口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始编营汛。1676年设旅顺水师协领2人，佐领2人，防御4人，
骁骑校8人，水兵500人。1714年为了加强旅顺的水师战斗力，令浙江、福建分别建造6艘战船，由海道驶抵奉天，分防海口。金州水师营隶城守尉，水兵只有100人。黑龙江水师营设于1684年，设总管1人，领催8人，战船30艘，水兵419人。1701年增拨战船40艘，共有战船70艘。此外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等也驻有少量水师。康熙时期，奉天共有水兵2000余人，大小战船120余艘。驻扎在奉天沿海的水兵全是八旗兵。
直隶水师。直隶外海水师设置较晚，1726年设立，水兵2000人，由都统1人驻天津专防海口。1743年增设副都统1人，水兵1000人，共有大小赶缯船24艘，膨仔船8艘。1767年，以海口长期无事，徒费粮饷为由，全行裁撤。1816年于天津复设水师1000人，旋归大名镇统辖，水兵裁为491人。1826年，直隶总督那彦成以水兵虚设，战船朽烂，疏请裁撤。
第二种意见认为《明史》上记载的宝船尺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理由是：长44丈，宽18丈，长与宽的比值是2．44：1，这种比值小于现代船长与宽的一般比值(2．66：1)。如果把宽18丈，改为“广于八丈”，这样就可能了。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利用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中保村发掘到的一根桅杆进行推论，认为这根桅恰好能配长44丈，宽8丈的宝船。
第三种意见认为《明史》记载的宝船尺度是不可信的。有人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上的记载，认为当时宝船的装载量为1000—1500料，推测宝船长为16．6丈，宽2．43丈；例
如，杨宗英等人认为《明史》中关于郑和宝船的尺度资料来源是马欢的《瀛涯胜览》钞本，是孤证，不足为据。他们认为长为18丈，宽4．4丈较为可信。
通观以上各种意见，尽管第二、三种意见虽不无道理，但均属推测，缺乏可靠的史料根据。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史料可靠，且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如果没有充足的反证资料，不要以推测来否定宝船的尺度。
鸦片战争时，中国水师战船最大的是福建的横洋梭船和广东的米艇。大横洋梭船长为8．2丈(27．3米)，宽为2．6丈(8．7米)；广东大米艇长9．5丈(31．7米)，宽2．06丈(6．8米)。这两种最大的战船尺度与四百多年前郑和的宝船相比，差距太大。中国的海船制造技术不仅未能保持世界领先水平，也不仅是处在停滞发展阶段，而是严重退化，大大落后，原因何在?我们必须寻求其答案。
当代东西方军事家无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海防力量不仅仅是海军等武装的实际战斗力，而且应当包括平时民用船只在海洋上的运输能力。因为，商业运输船只在战时一经征集便会成为军事运输工具，或运输兵员，或运输军需武器，所以，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的军事家在计算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时，很自然地把海洋商业运输能力列入潜在的海军战斗力组成部分。在北美独立战争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有征集民船的事例。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便充分调集了英国的民船。我们在研究清代海防问题时，也时常遇到水师征用民船的事例。在这一章中，之所以把清政府关于民船的管理列入考察的范围，基于这样两个理由：一是民用船只本身就是国家潜在的海军战斗力组成部分，二是民用船只的技术性能发展水平对战船进步有很大影响。
按照江湖海地理特点的不同，清代前期的水师分为江防(河防)、海防两个部分，战船也因此有内河、外海之分。由于论题是“海防”，在此我们只能重点研究外海战船的修造制度。
杜臻心目中的江苏海防形势是，东滨巨海，北亘长淮，中贯大江，与浙江相邻的金山卫，可以“北卫松江，南援乍浦，尤为要区”，宜严加防守。黄浦系苏、松地区之险要，守黄浦即守门户。吴淞江口即黄浦口子，宜设重兵防范敌寇入侵。至于上海之高仓渡、沈家塘、周浦、闸港、闵行，华亭之叶谢、曹泾、张堰等处，“贼一登岸，渡浦甚易，防御易密”。同多数论者一样，杜臻非常重视洋山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洋山“外为定海、吴淞江会哨兵船之羽翼，内为海港把守兵船之捍卫”。在他看来，苏州沿海一带险隘甚多，需处处防守。如常熟之福山港、白茆塘，太仓之刘家河、七丫港，嘉定之吴淞江、黄窑港，“皆贼之径道，腹里之关隘”。海滨数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岚险阻为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兵力有限，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防御之计，当先其大者。以海边惟福山为最，以腹里惟胜墩(在今吴江县南)为最，故刘家河、吴淞江、福山港，舟师防守不可单弱；白茆口、七丫港、黄窑港，俱当预设战舰，庶与各港相为犄角”。
……
| ISBN | 7801497139 |
|---|---|
|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作者 | 王宏斌 |
| 尺寸 | 0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