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颠覆的倾向 [平装]

半个多世纪以来，阿尔伯特·赫希曼这位享誉全球的理论家、思想家一直都站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最前沿。《自我颠覆的倾向》收录赫希曼白1986年后写就的20篇文章，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罕见的精神自传。赫希曼在书中反思、质疑、重新评估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他的自我颠覆和自我肯定向我们揭示了拥有如此伟大头脑的学者是怎样工作的。 《自我颠覆的倾向》更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一组自传性的文章，读者将看到他如何深度介入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并借此理解这位“深刻的思想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从何而来。阿尔伯特·赫希曼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件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宽视野、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自我颠覆的倾向》是理解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当代世界思想发展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对如何认识和选择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本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町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 ——阿尔伯特·赫希曼 赫希曼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件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宽视野、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本书是理解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当代世界思想发展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对如何认识和选择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本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韦森复旦大学 赫希曼高度自觉地反思了自己早年提出的、使他本人功成名就的各种理论，并且有所发展；他还尝试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通过本书，我们看到，这位学者是如何同时向自己、向学术界，乃至向整个政治经济世界发出一连串迫问的。 ——彼得·A。霍尔哈佛大 作者:(美)阿尔伯特·赫希曼 译者:贾拥民 导言 第一部分论自我颠覆 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第二章《反动的修辞》——两年之后的回顾 第三章不符合“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法则的事例 第四章固执己见的意见与民主 第五章自我颠覆的倾向 第二部分论自我 第六章与四位故人的重逢 第七章我的父亲与世界观，约1928年 第八章在巴黎求学，1933一1935年 第九章 质疑并采取行动反抗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936—1938年 第十章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一起，1940年 第十一章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出生天，1940 1941年 第十二章隐藏着的雄心 第十三章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 第三部分新的尝试 第十四章凯恩斯革命是怎样从美国输出到全世界的 第十五章拉丁美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十六章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来说，是一场灾难吗? 第十七章工业化及其多重不满：西方、东西方与南方 第十八章市场究竟是使我们免受人祸之害，抑或令我们远离幸福? 第十九章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时断时续的联系 第二十章作为民主市场社会支柱的社会冲突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20篇文章都是我在1986年出版了上一本论文集以后写成的。在上一本著作中，回顾、反思与重述的内容就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事实上，近年来，我的著述活动开始越来越集中到对我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某些早期观点的反思、修正、提炼上来了；而且，从总体后果上看，这些论著使我的立场显得更加复杂化了。也正是在写作上一本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另一本与该著作有着相当区别的新著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孕育成熟了。这就是本书。当上述倾向开始“形诸于外”，变得非常明显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恰当地描述它的词：这种倾向是自我颠覆性的（self．subversjve）——请参见本书第二章。在给它命名之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这种倾向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和检验，这就是本书中题为“自我颠覆的倾向”的第五章，而且“自我颠覆的倾向”最终成了整部文集的书名。事实上，描述这种倾向更常用的术语可能是“自我批评”，但是这个词语的含义已经因为曾经被极度滥用和肆意曲解而严重变质了一一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再者，“自我颠覆”一词也更契合我以前出版的两本文集的标题和内容，它们分别是《对希望的偏爱》（ABiasforHope，1971）和《跨学科论文集》（EssaysinTrespassing，198I）。我在那两本书的标题中所用的“bias”与“trespassing”这两个词本身就意味着，我会努力为一些通常被认为包含了负面含义的术语正本清源、“恢复名誉”（“bias”原义为“偏差”、“偏爱”，“trespassing”的原义为“越界”、“非法侵入”）。这些术语的传统内涵与我试图赋予它们的新的意义之间隐含着巨大的张力，从而激起了热烈的回应。今时今日，世事大变，或许是时候对“颠覆’’这个冷战时期的“妖邪”进行类似的“颠覆”了。 除了自我颠覆之外，在过去几年内我的著述活动不断重复涉及的另一个主要领域则与自我肯定有关，而且这种自我肯定也是高度系统性的。这构成了本文集的第二部分。这组文章的总标题是“论自我”（onself），事实上，它们是一系列自传性质的文字。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原本是我为了接受荣誉学位而写就的致辞——在欧洲，接受荣誉职位的人一般都要在这类典礼上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许多邀请我发表演讲的欧洲大学都离我当年（1941年，其时我年仅25岁）赴美国定居之前所住的地方不远，因此我决定在演讲中谈一谈这些地方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组文章当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即本书第六章“与四位故人的重逢”的写作因缘则有所不同。促使我写下这一章的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我竟然得以与离别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分别来自德国和法国不同地方的四位故旧重逢，这个经历实在不同寻常。将我与他们交往的故事讲述出来，成了勾勒我自己个人经历的一个极好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绝对不会令读者烦闷，而且我也不可能造假。类似地，我本人的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也是通过一些间接途径揭示出来的：为某本旧著写一个新序，例如本书第十二章“隐藏着的雄心”；将智识上的新发现与某位旧同事联系起来，例如本书第十三章“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 这本文集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组文章）的总标题是“新的尝试”。这组文章表明，我绝对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者：除了“自我颠覆”和“自我”之外，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令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还有很多。在这些文章中，我虽然时而重新聚焦以往的某些研究主题——工业化（第十七章）、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第十五章）、对市场社会的评价（第十八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试图解决一些新的学术难题。其中一些文章是在1989年的东欧剧变的激发下写成的，相信这一点并不会令读者感到意外。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本书第十六章与第十七章中。在本书第十六章中，我指出，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冷战的结束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或许不啻于另一个大灾难。第十七章对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的工业化与拉丁美洲地区的工业化进行了对比．它们可谓两曲哀歌，各有各的缠绵悱恻。本文集中，还有一篇大型论文则关注发生在1989年的、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崩溃为核心的各种事件（本书第一章），不过，这篇长文并没有被放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而是被放在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读者请放心，这篇论文确实是我的新作——这是我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与德国有关的课题。但是，近来发生的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使我以前提出的关于退出与呼吁的旧理论框架有了全新的含义，因此，这篇论文就成了“自我颠覆”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一个范例。 在对其他文章进行归类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在叙述凯恩斯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从美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输出过程时，夹杂了许多自传性质的内容（本书第十四章）。从1946年到1952年，我作为华盛顿联邦委员会的一员，亲身参与了马歇尔计划，因此，我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去．同时我也无法抹杀自己对那一群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矛盾态度。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其实在“自我”与“自我颠覆”这两部分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交叉或重合之处。在为《发展项目述评》（DevelopmentProjectObserved）一书再版而重新撰写的序言中（本书第十二章），我提请读者注意该书有“自我颠覆”的一面——我利用书信的形式对自己当时出版的《经济发展的战略》（StrategyofEconomicDevelopment）一书的主要论题提出了质疑。这些交叉或重合部分（远不止上面指出的这些）使本书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了。或许这就是本书各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证明吧。 我觉得，以下三点有必要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并给出进一步阐述。这三点基本上都是从本书第三部分引申出来的。 1我一直致力于理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事件序列和动态过程，在这个领域，我的兴趣从来没有衰减过。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我研究过“投入一产出矩阵的上移与下移”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我想通过考察工业化由一个工业部门向另一个工业部门的延伸过程（前向的或后向的），来评估通常会影响跨部门、跨地区投资决策的各种力量的相对强弱。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表现出了某种强制性（compelling）的倾向、而不仅仅只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的相互继起的事件序列。不过后来，与我自己的“自我颠覆的倾向”相一致，我认识到，社会与经济变革并不会简单地依照人们预想中的既定序列，在或大或小的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一直向前推进；事实上，在某个方向上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创造出一些条件，阻遏甚至迫使人们放弃下一步。因此，我不再沉迷于搜寻“某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各种情境，而开始搜集“一个事件‘先发制人’地阻碍了另一个事件的”那些案例。在本书第二章中，有一节题为“锁入综合征的刻画”，我在那里给出了其中一些例子。本书第三章、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顺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事实证明，这个主题与现实高度相关。在苏联与东欧各前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这些国家需要重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因此面临着多重任务。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私有化（在此仅举出其中两个任务），其最优的顺序到底是什么？对此，学界、政界众说纷纭。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或许应该先在最宽泛的范围内，把各种可能的顺序都列出来，然后设法搞清楚，每种顺序都可能会面临什么类型的失败，这种做法应该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后者，我本人是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最后意识到——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坚称自己秉持可能性主义（possibilism）信念。 2与社会变迁过程的多样性有关的另一个观点源于我在上一次（1986年）拉丁美洲之行中的所见所闻。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已经陷入停滞甚至步入了衰退，但是好几个拉美国家的许多社会发展指标依然一直在持续改善（请参见本书第十五章）。对于那些习惯于把社会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演化当成一个整体过程的人来说，这种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解偶”（uncoupling）或“脱钩”（unhinnging）现象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后来，在对更复杂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人思考后（请参见本书第十九章），我发现，我得到的结论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主制度是如何获得“自己的生命”的；同时，维系这一生命的强烈欲望又是如何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第二天性”的。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观念，再加上“解偶”与“脱钩”等概念，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学习过程的理解。 3本文集的最后一章题为“作为民主市场社会支柱的社会冲突”，它也是全书最具理论雄心的一章。该章是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的：“自由社会需要何等程度的团体精神？”它也是一个由一家德国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着一个许多人都同意的假设：民主市场社会要想不断进步并维持适度的稳定，就不能满足于保证公民拥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并让公民在一个适当的市场框架内追求自身的利益，因为那并不足够。这是一个共识。但是，一旦面对如下问题，共识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到底还需要什么呢？信任、道德凝聚力，还有所谓的共同目标，它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时不时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断言，共同目标是压倒一切的。）或者，换一种说法，社会怎样才能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马基雅维利（Mat·hiavel—li）所称的腐败化（corruzuione）而导致的各种险境？当代的理论家重新发现了这些险境，并试图利用各种更中性的、更技术化的术语来研究它突的社会中生存的经验。 我把社会凝聚力看成社会冲突的一个副产品，就目前而言，这一观点显然是极为粗略的，同时看上去似乎显得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同时它又极其有吸引力。同时，正如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这一见解的主要用处在于解释过去——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Minerva’sowl）一样，在暮色渐浓时展开了双翼。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0．Hirschman。1915．4．17—2012．1210）这位“deepthinker”，被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许多人甚至称他是当代最有想象力、洞察力和原创力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之一1）。 通常来说，译者总会面临一项任务，即向读者介绍一下原著的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但是这一次可能不需要了。一个原因是，赫希曼的主要著作，大多已经出版了中文版。前贤佳译中，对于他的思想和生平．介绍已经相当充分了。译者自承鄙陋，不敢，似乎也不必再为此多费唇舌。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赫希曼的“自传及学术思想总结”。赫希曼的思想深邃在何处，何以深邃，他又是如何一贯地“自我颠覆”和“自我确认”的，读者都不难从书中领会。 然而，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却是可以与读者分享一下的。对于我来说，至深至久的一份感动是，像赫希曼这样，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坚决地与邪恶作斗争的学者实在太令人景仰了。他的经历令我动容，他所追求的“危险的兴奋”则令我有些羡慕。学者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追求，与他自己的人生体悟密不可分。在这里，译者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像赫希曼这样，曾经为了自己的价值理念而将自已置身于险境的学者，他们的思想却往往倾向于显得平和，甚至偏于“中庸”；而有些不愿意参加现实政治，甚至不愿意公开承认现实政治的邪恶的学者．却经常会发出一些从理论上看非常激进的号召。赫希曼当然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他从小就在德国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等人文训练；但是，他对人性、对人的灵魂的深刻洞察，显然更多地源于他的经历。 译事不易。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傅瑞蓉。恩师汪丁丁教授曾经私下对我说，她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现在我自豪地把这句评语公之于世。与以往一样，她是本译作的第一读者，本书的初校亦由她完成。读幼儿园的儿子贾岚晴，总会在一旁指手画脚，甚至抢占电脑，理由是“我也要来翻译了”，这种无奈的快乐，直教我梦中笑醒。 感谢汪丁丁教授、叶航教授和罗卫东教授，能够受教于他们．我确实感到幸福。感谢陈叶烽、李欢、罗俊、王国梁、纪云东、何志星、张弘、周铁钉、郑恒、李燕、陈姝、郑吴力、黄达强等学友，同时还要感谢好友何永勤、虞伟华、余仲望、鲍玮玮、傅晓燕、杜旭亮、何震、丁希阳、陈贞芳等，他们经常给予我和我的妻子无私的帮助。 本书的翻译，缘起李华芳，是他向严搏非先生介绍和推荐了我。华芳也是我多年的好友，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帮助。 感谢三辉图书的编辑，她们的耐心和细致也令我感动。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赫希曼其他著作的中文译本对我也有不小的帮助，在这里，谨对这些译著的译者和出版机构表示感谢！ 译者水平所限，书中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贾拥民 2013年1月于杭州 作为同盟者的退出与呼吁1989年东德政权的崩溃 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短暂一生”的整个前三卜九年，退出一呼吁跷跷板机制成了严酷的现实，它拥有多重面相，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接下来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1989年，当一切都发展到了最后的高潮的时候，原先的退出一呼吁跷跷板突然之间彻底倾覆，摇身一变，成了两个携手合作的掘墓人，彼时彼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阐述这个关键问题之前，我必须先回过头去解开一个出现在更早期的谜团。我曾经指出，与三个同样受苏联控制的邻国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退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热门选项，尽管，退出既可以表现为某种现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也可能是希望和幻想的产物，甚至还可能是政府当局的肮脏策略所要达到的结果。然而，从一位普通东德公民的角度来看，1961年柏林墙的出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使退出从一项现实可行的行动，变成了一种希望或幻想。那么，这样一种改变会不会强化呼吁，就像上述退出一呼吁跷跷板机制或退出一呼吁液压模型所预测的那样？ 事实上，确实可以观察到这一类反应。批评的声音开始少量出现，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因比尔曼事件而引发的抗议活动：1976年，当歌手沃尔夫‘比尔曼遭到放逐后，东德国内最顶尖的知识分子群起抗议。但是，只要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的持久的反对运动对照就会发现，1961年后东德国内的批评与异议从来没有表现出渐次加强的迹象，这一特点是非常突出的。看起来，高高矗立的柏林墙不仅象征着对退出的残酷镇压，也被东德民众理解为进一步压制呼吁的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退出一呼吁跷跷板效应的缺位确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用一堵长达16公里的高墙，把柏林撕裂为完全相互隔离的两半，阻断一切沟通渠道，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宣示国家权力的信号，它说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心更加积极主动地与“国家敌人’’进行斗争。换言之，柏林墙的建成，不仅仅可以阻止退出，而且也彰显了东德当局进一步压制呼吁的意愿。通常，当退出选择不复存在或受到限制时，呼吁会加强，但是在上述条件下，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 1961年东德当局对退出与呼吁同时进行了压制，但在二十八年后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画面。在1989年，退出与呼吁一起爆发，并最终使整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轰然倒塌。乍眼一看，1989年发生的事件似乎与1961年8月后发生的事件完全相反。1989年春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局就已经无法阻止本国公民大规模地经由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德了，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能力进入了新一轮严重的总体性衰退的信号。同样地，它还标志着当局压制呼吁的能力和决心也在下降，其结果是，民众开始举行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这是1953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正是因为东德政权一直以来都把压制退出是否成功当成了自己权威时试金石，当突然间失去了在这个领域强制实施…… P29－30

ISBN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作者	阿尔伯特·赫希曼
尺寸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