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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编译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修订版)(精)》批判性地详述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产生、发展及消亡的进程,并剖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作者既认为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走改良之路,是俄罗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认为机械地照搬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俄罗斯带来了灾难。本书的许多观点是作者以其个人的视角和立场而做出的,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本书对我们研究借鉴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研究当今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现实状况,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亚·尼·雅科夫列夫(1932年~2005年10月17日),1932年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1944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尔国立乌申斯基教育学院历史系。1956~1960年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1969~1973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73~1983年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198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1991年8月,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苏共。后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属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2005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83岁。
徐葵,男,1927年3月出生于上海川沙县。1948年6月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1949年1-5月北京市东单区人民政府文教科工作。1976-1980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晋升副研究员。1981-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所长、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副会长和会长。1985年7月晋升研究员。1994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称号。1998年离休。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东欧和中亚问题的研究。
张达楠,资深俄文翻译家。。王器,翻译过《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修订版)》。
徐志文,翻译过《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修订版)》。
目录
译者的话/1
致中国读者/1
第一编 从源头谈起/1
第一章 代自白/3
第二章 先驱者/42
第三章 既定的救世主说/56
第四章 关于矛盾/75
第五章 本质和现象/92
第二编 布尔什维主义/103
第六章 二月革命的教训未被记取/107
第七章 啊,盲人们,盲人的引路者们/120
第八章 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138
第九章 威武不能屈/168
第十章 哺育冷战的人们/180
第三编 是希望还是灾难/199
第十一章 改革的来龙去脉/202
第十二章 是失败吗?不,是胜利/255
第十三章 七个“非”/287
第四编 变革,变革……/299
第十四章 世纪的挑战/303
第十五章 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过去/324
第十六章 沙文主义及其后果/339
第十七章 斯大林主义之“死”尚需时日/358
第十八章 新俄罗斯与西方/374
第十九章 一切有待体验/382
附 录 雅科夫列夫生平/405
序言
译者的话
我参加了本书部分翻译和全书最后的译文校对。在译校过程中接触到书中所讲的许多苏联历史上的事件和作者提出的看法,有时不免引起我对我们的苏联研究工作和对本书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我想简要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本书俄文版于1994年出版。1998年作者对原书又做了不少修改,特别是在第四编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这本中文版就是根据修改稿翻译而成的。作者说他这本书是他“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看来,他把书名叫作《一杯苦酒》,意在表明他回顾苏联的历史犹如在品味一杯苦酒。
我是几年前知道这本书的。大约1997年年中,1950年代初我就认识的一位俄罗斯老朋友来北京开会。他当年是苏联《共青团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后来又长期任《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回国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他因主张苏联应同中国友好而吃过一些苦头。在交谈中我问他,现在俄罗斯出了很多回忆录,你认为哪几本材料和内容较丰富,值得一读。他推荐了几本,其中就包括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
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回忆录,但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明等方面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和苏联的改革,探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当前面临的许多世界性问题。雅科夫列夫其人我们中国人大概并不陌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他是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手,也是利加乔夫的对立面。他在这本书中明确表明他反对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人写的书,是否有价值予以译介,是否值得一读?我译校完后的感觉是,不但需要读,而且需要对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和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我觉得为了进一步弄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详细过程和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就需要读这本书。这几年俄罗斯出版了不少当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我认为我们在研究苏联改革和剧变问题时,这些书都需要看。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利加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雷日科夫的《大动荡的十年》、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等书,这些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当时的情况都很有用。可是苏联这场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尚无中文译本。雅科夫列夫也是这场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在书中披露了别人的书中没有涉及的一些事,例如1987年年中苏共中央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提出辞职事件之前,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同其他政治局委员间就已经产生意见分歧和争论的事实。当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存在着两派。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立场观点是同利加乔夫等人不同的。如果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而不知道另外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是很难弄清楚苏联这场复杂改革过程的,因而也就很难对之做出有充分根据的分析和判断。这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阅读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正如有的俄罗斯回忆录作者所说的,回忆录作者往往“面临着两个诱惑:一是算老账;二是在事后把自己写得比当时更聪明、诚实和勇敢”。本书作者是否受到这两个诱惑,这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其次,作者在书中就有关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联走过的道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改革的教训、俄罗斯该走什么道路、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等问题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议论和看法。不管你是反对,还是同意,或部分反对部分同意作者的观点,我觉得这些问题和观点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探讨和研究的,而且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和时代精神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且不论本书作者的思想理论本身如何,仅就作者按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就这些问题展开的论述来看,可以说本书有它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我想,作者这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思潮在苏联的出现这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雅科夫列夫出生在农村的劳动家庭,参加过卫国战争,战后在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在苏共各级的职务阶梯上从基层党组织书记逐级上升到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当了10年驻外大使,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上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同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决裂,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在苏联像他这样发生演变的人不能说是个别的,他不过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在苏共执政下,雅科夫列夫等人会对苏联社会和党内生活从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到后来感到失望,最后成为苏联这个制度的反对者?这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吗?我是完全相信毛泽东在苏共20大后对当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错误的评论的。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当年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究竟斯大林的这种统治在那个年代的苏联老百姓,尤其是在思想比较敏感的青年的心中产生过什么影响?雅科夫列夫对自己战后经历的叙述,似乎可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找到一点答案。
应该承认,我们对苏联不少历史问题和事件还不是弄得很清楚。有些事我们似乎已清楚了,但这几年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发表和历史真相的澄清,我们认为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得重新去研究。比如,苏联何时开始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赫鲁晓夫开的头,可是现在有确凿的材料说明,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是马林科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所以,只有多方收集材料和广泛阅读各家的著作,包括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著作,我们才能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下去。
以上是在做这本书的译校工作时引起的我的一些感想。至于对这本书本身,我还想说,这是一本就俄文来说也是较难读,因而也是较难译的书。作者喜欢使用文学的笔调、生僻的字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并大量引用诗文和典故。从本书的目录看,有不少章也不易一眼就望文生义知道它要讲什么,只有看了正文才能知道题目的含义。所以我想在这里先把本书各编的主要内容做一简介,也许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第一编“从源头谈起”。第一章先叙述了作者本人的经历,苏共20大对他的影响,对赫鲁晓夫的分析评价,最后讲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第一编第二章“先驱者”中,作者又转而论述法国大革命及其领袖人物,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的影响。其后三章议论的是哲学问题。作者对矛盾论、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提出了他的质疑和看法。
第二编“布尔什维主义”是对苏联历史的评论。从1917年二月革命讲起,论述二月革命的教训未被记取,直到今天俄罗斯还要完成二月革命提出的许多任务。接着论述十月革命,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它同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政的关系、其思想特征教条主义在俄国土壤上产生的历史根源。第八章“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题目十分怪僻,讲的是斯大林执政时进行的大清洗、大镇压,列举了大量材料,叙述了莫洛托夫等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大镇压中所起的坏作用,也叙述了朱可夫对几百万回国后被当作劳改犯对待的被德军俘虏的苏军战俘的平反所起的作用。第九章论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第十章论述了斯大林对冷战的产生应负的责任,其中提到1949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
第三编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来龙去脉。收录了作者本人在改革初期提交戈尔巴乔夫的进行全面改革的政策建议;分析了苏共提出加速战略的历史原因;叙述了苏共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出现和发展;论述了苏联的政权的体现形式——党政机关、经济机关和暴力机关三头执政结构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及其与1991年“8·19”事变的关系。作者还对列宁、斯大林到契尔年科等六位苏联领导人做出了评价。作者在第十二章中还分析了苏联改革的困难、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失误。最后在第十三章中论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改革,承认对民主和市场经济有过浪漫主义的幻想;在这一章里讲的“七个‘非’”中,还提出了他认为俄罗斯改革和俄罗斯的社会改造应实现的七个目标。
第四编对20世纪世界曾出现的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冷战进行了反思,认为俄罗斯要走的是不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划分的“第三条道路”,并论述了当前世界向人类提出的挑战,从分析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出发,提出了冷战后的世界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个人认为需要译介《一杯苦酒》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各种学派和思潮,而不能对之不闻不问,我们应该对各种学派和思潮提出的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对当今世界在各方面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答。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又有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对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书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读者无疑会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四个译者所做的工作。徐葵(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翻译了本书的第一编,王器(同上单位研究员)翻译了第二编,张达楠(同上单位译审)翻译了第三编、作者写的序言和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徐志文(同上单位副研究员)翻译了第四编。张达楠对全部译文做了第一遍通校,徐葵做了第二遍通校。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原稿中没有任何注释,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尽可能给书中讲到的一些人和事做了译注。但是不论在译文中还是在译注中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给予指正。
徐 葵
1999年1月
致中国读者
首先我衷心感谢在贵国出版我的这本书。贵国人民是值得深深敬重和钦佩的人民,贵国建立了世界上一种最古老的文明,它在自己几千年的历史中经受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和难以想象的来自内部的艰难困苦,以及来自外部的欺凌侮辱。
我将这本名为《一杯苦酒》的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本书原先在俄罗斯出版,但奉献给你们的这一本已做了很多修改,增加了新的文献和新的评价,还添写了几十页新的内容——这是因为时间在流逝,对往事的回忆在不断涌现。改革(原文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时期的事件参与者所写的众多回忆录为我提示了已经尘封在我脑海深处的一些事实,也提到了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事实。
本书是对近几年来受到生活无情检验的那些想法——正确的和谬误的——做一总结的尝试。
同时我想(至少我有这个意图)分析一下我国改良主义的经验,尽管它前后不一贯、举步维艰,而且受革命主义的牵累,但它坚持不懈地寻找自己的道路。
思考中的俄罗斯越来越清楚,国家面临了严峻的、实质上是悲剧性的挑战:要么是慢慢地死亡,要么是新的流血的爆炸(仅仅在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进行了三次革命,人民经历了轮番不断的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苏芬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
如果说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已遭到了破产,那么今后俄罗斯将怎样生活?
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原文реформа)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
今天,甚至明天仍会众说纷纭,说什么对改革( перест ройка)没有事先做出计划,常常进行得不坚决,耽误了时间,而改革的领导人没有看准或没有考虑到某些东西,等等。
我不想争论,可能是这样。直言不讳和准确评价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将来当激情平息,全俄名利场告终,理智清醒,各种民族主义浊流消退之时,将黑白分明,希望之虹的七彩颜色会自然呈现。
目前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我国人民对历史的挑战给予了正确的回答。
其他的一切就只取决于我们了。
最近十年,是我对俄罗斯在新的道路上探索自己命运深感满意的十年,但这十年也有不少意外,如俄罗斯的生活现实就曾残暴地对待某些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浪漫主义幻想。
但是,这里既没有任何新东西,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现实永远不会是意识的翻版。生活是沿着自己的不可预知的道路前进的。
人们常常问我,我对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是否满意,改良的进程是否符合最初意图。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本书中详细阐述。而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既满意又不满意,既符合又不符合。
今天,俄罗斯社会正在极其艰难地走上坚定、正确的道路。自由的意识正在逐渐融入实际生活,而这是改革事业将生存下去、任何严寒也扼杀不了正在俄罗斯破土而出的道德和人性的萌芽的重要保证。关于这一点,本书有详细论述。
但是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主要的失望在以下各方面。首先,还在改革开始以前很久的时候,我在幻想我国未来时,在自己的脑子里勾画出各种图景,而且一幅比一幅美丽。当时我深信,只要还俄罗斯人民以自由,人民就会觉醒,就会提高自己的地位、找回尊严,就会开始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现在我要非常难过地说,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带点傻气的浪漫主义幻想,这种幻想很可能是由于对畸形的苏联现实极端反感而产生的。
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看来只有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而且也不是全体,正确地评价了自由生活,而大部分人好像还没有察觉他们已获得了自由。很可能这是乞丐心理和千百年来所处的奴隶状态造成的。换句话说,自由还没有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主轴和我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如今,偷窃、匪祸、撒谎、团伙犯罪、恐怖活动、吸毒、卖淫以及许多其他丑行都出现了。偷窃已变成职业。很遗憾,新贵们由于自身的专业素质极差,责任感极低,他们制定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使任何一个想要挣钱的精明人必定会加入偷盗、敲诈勒索和贪污受贿的行列。
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唉,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官僚主义——看来这是我们的不治之症。同苏联时期相比,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臣民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可是当官的人数仅最近几年就增加了120万,占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20%。我国的官员不受监督、高傲自大、贪婪成性,他们(包括地区的和部门的)胡作非为,正企图把国家加速推向官僚封建主义。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畸形制度来替代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国家的恐怖暴行已被普遍的行贿受贿、偷窃和抢劫所代替。贪污受贿成了官员任职的实际目的。
坦率地说,我没有料到议会制会给民主制带来危险,不管这是多么不合情理。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力机构。可是,现实生活的情况是: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这种变化最早在人民代表大会时期就已显露出来,只是很少有人去注意罢了。大家曾把这些情况作为笑料,却没有想到,蛊惑会成为争取权力的基本手段。
尤其是大众媒体及其周围形成的情况,使我感到特别气愤。在改革较为顺利的年月,民主派的报刊已开始呼吸充满生机的自由空气。这是一段美好时光,勇敢而正直的人不断涌现,民主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绩。可是当野蛮来临,一切都被摧毁了。出卖灵魂、践踏良知、1937年式的告密、按指令写文章和做广播、极度的恬不知耻以及蔑视真理、蔑视人性等现象统统出现了。善与恶、真理与谎言、自由与束缚已像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时那样,开始变得毫无标准,互相转换起来既容易又简单,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
过去,报纸和杂志、广播和电视,在扫清通往社会的民主健康化道路的障碍方面,曾经做了难以估量的必要工作。可是今天,许多新闻工作者只想发财致富。这当然没错,但必须是在新闻工作者承担起教育的重任、荣誉与尊严的情况下。
我在写这一切的时候真正感到心疼。我有某些理由认为,公开性也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产物。因此,当看到和感到新闻界的某些精英人物如此健忘,我简直无法容忍。当然,我也远不是对新闻圈子里的所有人都表示愤慨。我同很多编辑和严肃的记者仍旧友好相处,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公开性是从哪里来的,产生过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当时大家是怎样由于有了言论自由而沸腾。
不管现代大众传媒的状况如何,要是没有这些传媒,俄罗斯的民主就不会存在。只要大众传媒销声匿迹哪怕一两个月,政府当局就又会胡作非为,搞起专政来。在俄罗斯用棍棒来管理要比用法律来管理容易得多。
这些问题要一一列举是举不完的,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讲一讲。改革伊始,宗教政策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奉为国策的无神论,由于它道德败坏,已悄悄地寿终正寝。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意见完全一致。我曾直接负责过宗教问题。我认为,复兴宗教将会使民族在道德上得到健康发展,而崇高的精神境界将能遏制和治疗缠得人晕头转向的物质追求、贪婪和嫉妒。
遗憾的是,很多宗教界人士不知为什么也开始投靠政府当局,指望靠它的施舍生活,而且非常忙碌地去履行作为国家附庸品的下贱职责。社会期待宗教的是诚实的布道和治病救人,使人精神高尚、富于怜悯心,而这种布道在无限痛苦的没有宗教信仰、不信神的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是特别需要的。
今天的俄罗斯,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忧心忡忡……但俄罗斯终究有过1956年、1985年和1991年,这些年份是消除不了的。时间消逝得既快又慢。若我们走入歧途,不仅对我国人民而言是悲剧,而且对虽高度相互依存,却还没有完全认清自身的统一性和还没有对世界生活的全球化做好准备的整个世界也将是悲剧。
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这种伟大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要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
我对出现一个自由繁荣的俄罗斯是有信心的。
如果本书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知音,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
亚·尼·雅科夫列夫
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编译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修订版)(精)》批判性地详述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产生、发展及消亡的进程,并剖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作者既认为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走改良之路,是俄罗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认为机械地照搬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俄罗斯带来了灾难。本书的许多观点是作者以其个人的视角和立场而做出的,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本书对我们研究借鉴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研究当今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现实状况,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亚·尼·雅科夫列夫(1932年~2005年10月17日),1932年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1944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尔国立乌申斯基教育学院历史系。1956~1960年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1969~1973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73~1983年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198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1991年8月,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苏共。后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属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2005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83岁。
徐葵,男,1927年3月出生于上海川沙县。1948年6月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1949年1-5月北京市东单区人民政府文教科工作。1976-1980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晋升副研究员。1981-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所长、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副会长和会长。1985年7月晋升研究员。1994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称号。1998年离休。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东欧和中亚问题的研究。
张达楠,资深俄文翻译家。。王器,翻译过《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修订版)》。
徐志文,翻译过《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修订版)》。
目录
译者的话/1
致中国读者/1
第一编 从源头谈起/1
第一章 代自白/3
第二章 先驱者/42
第三章 既定的救世主说/56
第四章 关于矛盾/75
第五章 本质和现象/92
第二编 布尔什维主义/103
第六章 二月革命的教训未被记取/107
第七章 啊,盲人们,盲人的引路者们/120
第八章 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138
第九章 威武不能屈/168
第十章 哺育冷战的人们/180
第三编 是希望还是灾难/199
第十一章 改革的来龙去脉/202
第十二章 是失败吗?不,是胜利/255
第十三章 七个“非”/287
第四编 变革,变革……/299
第十四章 世纪的挑战/303
第十五章 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过去/324
第十六章 沙文主义及其后果/339
第十七章 斯大林主义之“死”尚需时日/358
第十八章 新俄罗斯与西方/374
第十九章 一切有待体验/382
附 录 雅科夫列夫生平/405
序言
译者的话
我参加了本书部分翻译和全书最后的译文校对。在译校过程中接触到书中所讲的许多苏联历史上的事件和作者提出的看法,有时不免引起我对我们的苏联研究工作和对本书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我想简要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本书俄文版于1994年出版。1998年作者对原书又做了不少修改,特别是在第四编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这本中文版就是根据修改稿翻译而成的。作者说他这本书是他“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看来,他把书名叫作《一杯苦酒》,意在表明他回顾苏联的历史犹如在品味一杯苦酒。
我是几年前知道这本书的。大约1997年年中,1950年代初我就认识的一位俄罗斯老朋友来北京开会。他当年是苏联《共青团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后来又长期任《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回国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他因主张苏联应同中国友好而吃过一些苦头。在交谈中我问他,现在俄罗斯出了很多回忆录,你认为哪几本材料和内容较丰富,值得一读。他推荐了几本,其中就包括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
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回忆录,但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明等方面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和苏联的改革,探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当前面临的许多世界性问题。雅科夫列夫其人我们中国人大概并不陌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他是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手,也是利加乔夫的对立面。他在这本书中明确表明他反对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人写的书,是否有价值予以译介,是否值得一读?我译校完后的感觉是,不但需要读,而且需要对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和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我觉得为了进一步弄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详细过程和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就需要读这本书。这几年俄罗斯出版了不少当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我认为我们在研究苏联改革和剧变问题时,这些书都需要看。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利加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雷日科夫的《大动荡的十年》、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等书,这些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当时的情况都很有用。可是苏联这场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尚无中文译本。雅科夫列夫也是这场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在书中披露了别人的书中没有涉及的一些事,例如1987年年中苏共中央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提出辞职事件之前,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同其他政治局委员间就已经产生意见分歧和争论的事实。当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存在着两派。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立场观点是同利加乔夫等人不同的。如果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而不知道另外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是很难弄清楚苏联这场复杂改革过程的,因而也就很难对之做出有充分根据的分析和判断。这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阅读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正如有的俄罗斯回忆录作者所说的,回忆录作者往往“面临着两个诱惑:一是算老账;二是在事后把自己写得比当时更聪明、诚实和勇敢”。本书作者是否受到这两个诱惑,这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其次,作者在书中就有关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联走过的道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改革的教训、俄罗斯该走什么道路、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等问题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议论和看法。不管你是反对,还是同意,或部分反对部分同意作者的观点,我觉得这些问题和观点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探讨和研究的,而且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和时代精神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且不论本书作者的思想理论本身如何,仅就作者按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就这些问题展开的论述来看,可以说本书有它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我想,作者这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思潮在苏联的出现这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雅科夫列夫出生在农村的劳动家庭,参加过卫国战争,战后在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在苏共各级的职务阶梯上从基层党组织书记逐级上升到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当了10年驻外大使,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上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同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决裂,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在苏联像他这样发生演变的人不能说是个别的,他不过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在苏共执政下,雅科夫列夫等人会对苏联社会和党内生活从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到后来感到失望,最后成为苏联这个制度的反对者?这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吗?我是完全相信毛泽东在苏共20大后对当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错误的评论的。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当年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究竟斯大林的这种统治在那个年代的苏联老百姓,尤其是在思想比较敏感的青年的心中产生过什么影响?雅科夫列夫对自己战后经历的叙述,似乎可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找到一点答案。
应该承认,我们对苏联不少历史问题和事件还不是弄得很清楚。有些事我们似乎已清楚了,但这几年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发表和历史真相的澄清,我们认为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得重新去研究。比如,苏联何时开始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赫鲁晓夫开的头,可是现在有确凿的材料说明,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是马林科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所以,只有多方收集材料和广泛阅读各家的著作,包括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著作,我们才能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下去。
以上是在做这本书的译校工作时引起的我的一些感想。至于对这本书本身,我还想说,这是一本就俄文来说也是较难读,因而也是较难译的书。作者喜欢使用文学的笔调、生僻的字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并大量引用诗文和典故。从本书的目录看,有不少章也不易一眼就望文生义知道它要讲什么,只有看了正文才能知道题目的含义。所以我想在这里先把本书各编的主要内容做一简介,也许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第一编“从源头谈起”。第一章先叙述了作者本人的经历,苏共20大对他的影响,对赫鲁晓夫的分析评价,最后讲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第一编第二章“先驱者”中,作者又转而论述法国大革命及其领袖人物,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的影响。其后三章议论的是哲学问题。作者对矛盾论、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提出了他的质疑和看法。
第二编“布尔什维主义”是对苏联历史的评论。从1917年二月革命讲起,论述二月革命的教训未被记取,直到今天俄罗斯还要完成二月革命提出的许多任务。接着论述十月革命,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它同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政的关系、其思想特征教条主义在俄国土壤上产生的历史根源。第八章“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题目十分怪僻,讲的是斯大林执政时进行的大清洗、大镇压,列举了大量材料,叙述了莫洛托夫等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大镇压中所起的坏作用,也叙述了朱可夫对几百万回国后被当作劳改犯对待的被德军俘虏的苏军战俘的平反所起的作用。第九章论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第十章论述了斯大林对冷战的产生应负的责任,其中提到1949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
第三编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来龙去脉。收录了作者本人在改革初期提交戈尔巴乔夫的进行全面改革的政策建议;分析了苏共提出加速战略的历史原因;叙述了苏共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出现和发展;论述了苏联的政权的体现形式——党政机关、经济机关和暴力机关三头执政结构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及其与1991年“8·19”事变的关系。作者还对列宁、斯大林到契尔年科等六位苏联领导人做出了评价。作者在第十二章中还分析了苏联改革的困难、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失误。最后在第十三章中论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改革,承认对民主和市场经济有过浪漫主义的幻想;在这一章里讲的“七个‘非’”中,还提出了他认为俄罗斯改革和俄罗斯的社会改造应实现的七个目标。
第四编对20世纪世界曾出现的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冷战进行了反思,认为俄罗斯要走的是不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划分的“第三条道路”,并论述了当前世界向人类提出的挑战,从分析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出发,提出了冷战后的世界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个人认为需要译介《一杯苦酒》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各种学派和思潮,而不能对之不闻不问,我们应该对各种学派和思潮提出的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对当今世界在各方面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答。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又有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对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书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读者无疑会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四个译者所做的工作。徐葵(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翻译了本书的第一编,王器(同上单位研究员)翻译了第二编,张达楠(同上单位译审)翻译了第三编、作者写的序言和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徐志文(同上单位副研究员)翻译了第四编。张达楠对全部译文做了第一遍通校,徐葵做了第二遍通校。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原稿中没有任何注释,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尽可能给书中讲到的一些人和事做了译注。但是不论在译文中还是在译注中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给予指正。
徐 葵
1999年1月
致中国读者
首先我衷心感谢在贵国出版我的这本书。贵国人民是值得深深敬重和钦佩的人民,贵国建立了世界上一种最古老的文明,它在自己几千年的历史中经受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和难以想象的来自内部的艰难困苦,以及来自外部的欺凌侮辱。
我将这本名为《一杯苦酒》的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本书原先在俄罗斯出版,但奉献给你们的这一本已做了很多修改,增加了新的文献和新的评价,还添写了几十页新的内容——这是因为时间在流逝,对往事的回忆在不断涌现。改革(原文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时期的事件参与者所写的众多回忆录为我提示了已经尘封在我脑海深处的一些事实,也提到了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事实。
本书是对近几年来受到生活无情检验的那些想法——正确的和谬误的——做一总结的尝试。
同时我想(至少我有这个意图)分析一下我国改良主义的经验,尽管它前后不一贯、举步维艰,而且受革命主义的牵累,但它坚持不懈地寻找自己的道路。
思考中的俄罗斯越来越清楚,国家面临了严峻的、实质上是悲剧性的挑战:要么是慢慢地死亡,要么是新的流血的爆炸(仅仅在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进行了三次革命,人民经历了轮番不断的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苏芬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
如果说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已遭到了破产,那么今后俄罗斯将怎样生活?
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原文реформа)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
今天,甚至明天仍会众说纷纭,说什么对改革( перест ройка)没有事先做出计划,常常进行得不坚决,耽误了时间,而改革的领导人没有看准或没有考虑到某些东西,等等。
我不想争论,可能是这样。直言不讳和准确评价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将来当激情平息,全俄名利场告终,理智清醒,各种民族主义浊流消退之时,将黑白分明,希望之虹的七彩颜色会自然呈现。
目前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我国人民对历史的挑战给予了正确的回答。
其他的一切就只取决于我们了。
最近十年,是我对俄罗斯在新的道路上探索自己命运深感满意的十年,但这十年也有不少意外,如俄罗斯的生活现实就曾残暴地对待某些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浪漫主义幻想。
但是,这里既没有任何新东西,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现实永远不会是意识的翻版。生活是沿着自己的不可预知的道路前进的。
人们常常问我,我对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是否满意,改良的进程是否符合最初意图。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本书中详细阐述。而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既满意又不满意,既符合又不符合。
今天,俄罗斯社会正在极其艰难地走上坚定、正确的道路。自由的意识正在逐渐融入实际生活,而这是改革事业将生存下去、任何严寒也扼杀不了正在俄罗斯破土而出的道德和人性的萌芽的重要保证。关于这一点,本书有详细论述。
但是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主要的失望在以下各方面。首先,还在改革开始以前很久的时候,我在幻想我国未来时,在自己的脑子里勾画出各种图景,而且一幅比一幅美丽。当时我深信,只要还俄罗斯人民以自由,人民就会觉醒,就会提高自己的地位、找回尊严,就会开始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现在我要非常难过地说,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带点傻气的浪漫主义幻想,这种幻想很可能是由于对畸形的苏联现实极端反感而产生的。
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看来只有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而且也不是全体,正确地评价了自由生活,而大部分人好像还没有察觉他们已获得了自由。很可能这是乞丐心理和千百年来所处的奴隶状态造成的。换句话说,自由还没有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主轴和我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如今,偷窃、匪祸、撒谎、团伙犯罪、恐怖活动、吸毒、卖淫以及许多其他丑行都出现了。偷窃已变成职业。很遗憾,新贵们由于自身的专业素质极差,责任感极低,他们制定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使任何一个想要挣钱的精明人必定会加入偷盗、敲诈勒索和贪污受贿的行列。
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唉,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官僚主义——看来这是我们的不治之症。同苏联时期相比,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臣民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可是当官的人数仅最近几年就增加了120万,占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20%。我国的官员不受监督、高傲自大、贪婪成性,他们(包括地区的和部门的)胡作非为,正企图把国家加速推向官僚封建主义。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畸形制度来替代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国家的恐怖暴行已被普遍的行贿受贿、偷窃和抢劫所代替。贪污受贿成了官员任职的实际目的。
坦率地说,我没有料到议会制会给民主制带来危险,不管这是多么不合情理。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力机构。可是,现实生活的情况是: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这种变化最早在人民代表大会时期就已显露出来,只是很少有人去注意罢了。大家曾把这些情况作为笑料,却没有想到,蛊惑会成为争取权力的基本手段。
尤其是大众媒体及其周围形成的情况,使我感到特别气愤。在改革较为顺利的年月,民主派的报刊已开始呼吸充满生机的自由空气。这是一段美好时光,勇敢而正直的人不断涌现,民主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绩。可是当野蛮来临,一切都被摧毁了。出卖灵魂、践踏良知、1937年式的告密、按指令写文章和做广播、极度的恬不知耻以及蔑视真理、蔑视人性等现象统统出现了。善与恶、真理与谎言、自由与束缚已像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时那样,开始变得毫无标准,互相转换起来既容易又简单,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
过去,报纸和杂志、广播和电视,在扫清通往社会的民主健康化道路的障碍方面,曾经做了难以估量的必要工作。可是今天,许多新闻工作者只想发财致富。这当然没错,但必须是在新闻工作者承担起教育的重任、荣誉与尊严的情况下。
我在写这一切的时候真正感到心疼。我有某些理由认为,公开性也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产物。因此,当看到和感到新闻界的某些精英人物如此健忘,我简直无法容忍。当然,我也远不是对新闻圈子里的所有人都表示愤慨。我同很多编辑和严肃的记者仍旧友好相处,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公开性是从哪里来的,产生过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当时大家是怎样由于有了言论自由而沸腾。
不管现代大众传媒的状况如何,要是没有这些传媒,俄罗斯的民主就不会存在。只要大众传媒销声匿迹哪怕一两个月,政府当局就又会胡作非为,搞起专政来。在俄罗斯用棍棒来管理要比用法律来管理容易得多。
这些问题要一一列举是举不完的,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讲一讲。改革伊始,宗教政策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奉为国策的无神论,由于它道德败坏,已悄悄地寿终正寝。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意见完全一致。我曾直接负责过宗教问题。我认为,复兴宗教将会使民族在道德上得到健康发展,而崇高的精神境界将能遏制和治疗缠得人晕头转向的物质追求、贪婪和嫉妒。
遗憾的是,很多宗教界人士不知为什么也开始投靠政府当局,指望靠它的施舍生活,而且非常忙碌地去履行作为国家附庸品的下贱职责。社会期待宗教的是诚实的布道和治病救人,使人精神高尚、富于怜悯心,而这种布道在无限痛苦的没有宗教信仰、不信神的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是特别需要的。
今天的俄罗斯,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忧心忡忡……但俄罗斯终究有过1956年、1985年和1991年,这些年份是消除不了的。时间消逝得既快又慢。若我们走入歧途,不仅对我国人民而言是悲剧,而且对虽高度相互依存,却还没有完全认清自身的统一性和还没有对世界生活的全球化做好准备的整个世界也将是悲剧。
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这种伟大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要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
我对出现一个自由繁荣的俄罗斯是有信心的。
如果本书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知音,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
亚·尼·雅科夫列夫
ISBN | 9787509777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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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作者 | 亚·尼·雅科夫列夫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