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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古文写作的形式，梳理出一条中国传统文化的隐藏脉络。以大量的文献材料为支撑，让人读来过瘾。是一道营养丰富的国学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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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文心的复苏
——文言文的辉煌与衰落
王文元
作者引言
最近，已经沉寂一百多年的国宝——文言文露出一丝复苏的迹象：2015年年初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永正、徐晋如主编的精装巨制《百年文言》，精选了从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将近四百篇优秀的文言文作品。2015年下半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元的文言文学术新作《儒道釋疏观》。此外，民间也暗流涌动，屡有才华横溢的文言爱好者初露锋芒。尽管如此，保护国粹的形势仍很严峻。不妨与邻国日本做一下比较：日本的文言文是从中国舶来的，但在整体水平上，我们与日本在掌握文言文的写作技巧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人至今仍然普遍用文言文书写新年贺卡与往来书信。日本民间的吟道同好会（吟唱汉诗的文化团体）会员竟然超过五百万。文言文究竟有什么魅力，让日本人念念不释？国人究竟因为什么弃国宝如弃敝屣？在现代化的当今社会文言文究竟还有什么用处？文言文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言文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东方吗？文言文在本土能够复兴吗？……本文试图廓清以上种种疑惑，揭示出文言文的本来面目。
华夏的文化有心，心就寓于文言文；华夏民族有心，心就寓于礼乐文教。文心与人心结合孕育出中华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诸子之一的扬雄将中国的文字比喻为“心画”甚为贴切，中国的经典都是用心绘制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灵物，本来此物只应天上有，上苍却赠给了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人也没有辜负上苍的眷顾，将一个个字符小心翼翼地放到文言文中，奇迹出现了：字符活了，而且充满了敬天爱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出于对上天好生之德的回报。中国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的历史，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的历史，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历史，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的历史。总之，中国人紧跟着天，寸步不离。他们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怀着“其亡，其亡，系于桑苞”的忧患意识，维护天的权威，祈求天保乂华夏民族。
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拥有用同一种文字记录、而且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只有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古人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所使用的文字都是与众不同的，西方的文明出自于脑（通常称其为“理性”），是造作的产物；中国人的文化出于对自然的描摹与效法（通常称其为直觉或具象），包括汉字与文言文都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天为摹本的汉字与文言文因此而获得稳定性。稳定意味着保留记忆，而记忆则是生命最本质的特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生不如死，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的本质——记忆，失去了体验生命流程的能力而变为行尸走肉。人怕患失忆症，民族何尝不尔？人生叹短，圣人亦然。老子将人生喻为刍狗，刍狗是用青草扎成的狗，用来祭祀，祭祀过后即丢弃。生命如同刍狗，老子的话是对吝啬的造物主的最严厉的抗议。孔子的抗议温和得多，他走到河边对弟子说：“逝者如斯夫。”虽然孔子温和，其城府却深不可测，他在感慨人生短促的同时构思出一种对抗死亡的策略，那就是通过民族与家族延续个体生命，通过名检让生命改变一种方式继续留存。人不能长久于世，但民族能，家族能，名检能。孔子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春秋》 （那之前的历史典籍如《尚书》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只是一种未经加工的历史资料，相当于今天的档案），开启了中国人书写历史、延续生命的历程。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遗志，补写了他之前2800年的历史。直到清朝，中国记史的传统未曾中断过。中国因此而成为世界上保存5000年完整记忆的民族，创造了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记录。这一切功在孔子，功在司马迁，功在汉字，功在文言文！
崇尚理性的民族或国家很难产生连续的历史，因为理性的发展规律是由低级至高级，永远在发展，一刻也不停歇，语言文字也随之不断变化，前人的文字很容易成为死文字。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距今不过四五百年，但今人已经读不懂其原著，因为莎士比亚用过的词汇中，有两千多个今天已经废弃不用。至于埃及的圣书文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沦为废字，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人能读懂。我见过更加耸人听闻的报道：当下，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学生读不懂《华尔街日报》，因为新的单词与短语如雨后春笋，让读者难以招架。现在的牛顿大辞典收录的英文单词早已破百万大关。而常用汉字（中文的汉字与西文的单词都是基本表意单位）数量，汉朝是9300多字，今天也就一万多字（《康熙字典》中的许多字都是专用字，一般场合不用）。中文表达新思想、新事物一般不采用造新字的办法，而是采用合成新词、新短语的办法，而新词、新短语使用的仍旧是那些已有的字。这种现象在文言文体中尤为典型。使用文言文体的场合，造词受规则的制约，因此一般不会出现随意改变汉字原意的情况。“文饰”的修辞方式又将表达限定在“礼”的范围之内，所以有文言文体在，古典历史文献就永远可读，历史就永远可读，今人与古人就能够心心相印。
西方的语言文字都是不断变化的，以二三百年为一个周期，经过两个周期，后人就难以识别前人的文字。用这样的文字书写历史，当然不能传之久远。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或民族很早以前就开始记录历史，但只有中国获得成功，其余都因文字不能为后人识别而宣告失败。中国成功的首要原因就是汉字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为古人与今人所共用，实现古今“书同文”。显然，靠“考古”是制造不出历史的，口口相传也难以将历史完整地传至后世，非得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字不可。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而感到幸运，我们的先人以其超乎寻常的智慧创造出了能够书写历史的文字。这种文字有过很多名字，比如鸟迹文、甲骨文、钟鼎文、古文、籀文、石鼓文、小篆等，直到发生隶变，才形成被现代人称为汉字的文字（古人未使用过“汉字”一词，“汉字”是从日文引进的）。汉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纠正。有人认为甲骨文是汉字之源，因此汉字训诂要以甲骨文为准。这种说法不准确，也不全面。汉字的词源学的本义可能来自于甲骨文，也可能来自金文、古文，但更多的场合来自小篆与隶书。中国最早的文言文所用汉字，所表达的意思绝大多数与隶书相吻合。甲骨文只出现于殷商，而殷商的政治中心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如果以隶书为主要依据（而非以甲骨文为主要依据），那么可以说文言文体始终担当着维护汉字“字出同源”原则的卫道士角色。1899年甲骨文的出土对这个原则形成一定的冲击。在1899年之前，中国的任何典籍都未曾出现甲骨文的概念，也未提及过甲骨文这种文字形态，截至1899年，甲骨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几乎为零。1899年之后，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影响较深的一些文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掀起一场建立新史学的运动。当时，他们怀疑五经、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司马迁对三代的描述。自从甲骨文被挖掘出来，关于商朝的历史就不再以《史记》为准，而是以出土的甲骨文与钟鼎等器物上的铭文为准。然而老天并没有给这些无聊文人的面子，当时的考古学对商王的排序与司马迁对殷商王的定名与排序如出一辙！所谓考古学家并没有意外发现，没有得到否定司马迁的有力口实。尽管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正确与伟大，一心想否定中国悠久历史的帮闲文人们仍旧不死心，一百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孔子与司马迁的怀疑与批判。康有为率先发难，矛头直指司马迁，提出臭名昭著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将孔子由圣人降格为改革家。康有为在酝酿戊戌变法时喊出“抑古扬今” “废除科举” “全盘西化”等自戕口号，企图将中国用文言文记录的历史推翻，用考古的办法再造中国历史，以赢得殖民主义者的欢心。这股反动思潮至今未泯。后来梁启超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梁启超回归认同孔子与司马迁的正确道路。
二十世纪初叶形成的考古热持续了数十年，这股逆流的目的是让科学融入史学，引领史学，让史学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用丁文江的话来说就是，史学就如同地质学，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个别所谓考古学家窝藏的祸心，就是推翻华夏历史，证明华夏五千年历史是一种自恋的妄说，以迎合殖民主义者的需要。考古学家手握一个个“证据”，很有蛊惑性，善良的人难免上当受骗。除了证据，个别考古者手中的另一个杀手锏更厉害，那就是以司马迁的某某说得不到出土文物的验证为由否定司马迁。头脑简单的人被带进迷惑阵，以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用手写出的不算数，需要实物证据。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在西方国家，历史往往要由出土文物为依据，那是因为他们缺乏文字记载。中国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还这样做就不仅是东施效颦，应该换个说法，称其“崇洋媚外、巴结主子”并无不可。
司马迁《史记》的可靠性源于汉字的可靠性，文言文体的可靠性，书写历史的人可靠。司马迁其人毋庸赘言，这里只想说一说文言文体可靠的问题。孔子对诗的论述也适用于文言文，因为中国古代诗文是同体的。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记史与写诗一样是不允许有邪念的。中国古代有三种职业是世袭的，第一种是医生，第二种是天文官，第三种是史官。史官自小就从父母那里接受关于历史使命感的教育。没有人否定司马迁的文字造诣，那种功底是伴随道德教育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既然当史官就随时准备死职，因屈从于权贵而歪曲历史，良心是得不到宽恕的，不会有史官这样做。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司马迁所使用的小篆与隶书与之前的其他文字是相通的，司马迁在追述三代或其前历史时可以参阅各种不同的文字，在文字上基本没有障碍。的障碍是《尚书》中使用语体的那部分文字，不过由于司马迁博学多闻，加之他生活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传统还没有完全中断，还保持着一些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时代还有极个别读得懂《尚书》的人。《尚书》之外的其他典籍基本都是文言文体的，不怕时间阻隔。这一切合在一起，将《史记》可信度最大化。时至今日，我们未发现司马迁在记述重大人物或事件时失实。
中国的正史用文言文体写成，那些史籍上的文字就是证据，一般不需之外的证据。实物旁证属于锦上添花，有之更好，无亦无妨。有些人怀疑正史，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不懂文言文，不知道文化传统的形成机制不允许治史者弄虚作假，更不知道中国人对名检是持极其认真态度的，就是写当朝史（从隋朝开始，中国人确立了当朝只写实录、后一个朝代写前代正史的规则，但之前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如此，《史记》涉及到当朝）也绝不为皇帝权贵讳。《佞幸列传》牵扯到的皇帝有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武帝四位。其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评与挖苦最甚。“佞幸”的意思乃是以巧言谄媚而得到宠幸。设立《佞幸列传》本身已经含有批评皇帝用人失当的意思，充分说明《史记》是公正客观的，没有避讳权贵。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将孔子置于世家，而且篇幅很大。然而文中也不乏批评孔子的文字，有时还揭孔子的伤疤。须知，西汉是崇尚黄老的，司马迁将老子置于列传，且由老子与韩非共分本就不多的篇幅。仅此一端就不知要得罪多少人。事实证明：司马迁对老子与孔子评价虽然有违于时风，却经得起历史考验，历史证明司马迁的评价恰如其分，没有任何不当。人们容易忽视的是，司马迁是一位文言文写作的大高手，中国历史上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写家不会超过十人。从他的写作态度与写作特点上就能断定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十分看重名检的人，一个把一切奉献给自己民族的人。中国有伏羲、仓颉、周公、孔子等先圣，有司马迁这样的伟人，又有文言文这个尤物，实在是太幸运了。
其他国家与民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文字，包括埃及的圣书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墨西哥的图画文字等早就淹没在历史之中不见了踪迹，即使偶尔挖掘出一些残破的庸器，也没有人认得。难怪语言学家们总是将语言文字比喻为一条河，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除去汉字，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文字能够记录相隔千年的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这些国家没有用固定文字记录的历史，只得权将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充作历史。有的国家还将《圣经》当做历史启蒙教材，让耶稣充当历史人物，对蒙童说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始于耶稣。他们煽动中国人重新定义历史，以出土文物为历史的证据，他们自己却从来不去搜寻耶稣的遗物。
综上所述，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具有共时性，就是汉字；只有一种文体能够做到古今书同文，那就是文言文。文言文具有共时性，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类认识世界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理性的，另一个是实践的。所谓实践就是自己不去建立什么原则，一切跟着自然走，自然怎样人类就怎样，这种认知靠的是持之以恒的观察，支持观察的则是坚定的道德信仰。所以，归根结底文言文的共时性来自于天道的永恒。解释文言文的共时性，必须从永恒的天道着手。
中国古人对道的理解正确吗？不仅外国人打问号，国人的底气亦不足。直至现代物理学逐渐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本质，人们才相信：中国古人对道的理解完全正确，中国古人的理解与现代物理学所揭示的完全一致：
物质在未被人为改变的情况下，总是能够保持其稳定与永恒的形态。这个规律被称作穆菲定律。量子物理学的建立并未解除关于物质稳定性来自何方的困惑，反而加深了困惑。自从1927年海德堡提出测不准定理，疑惑更是让人们挥之不去了：世界明明是物质的，而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粒子却不具有物质性，非但不具有物质性，而且人根本捕捉不到其踪影。正如《奥义书》所说：（基本粒子）什么都是，同时什么都不是，因为它飘忽不定，人难以捕捉到它。直到二十一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发现一种新粒子，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当其他粒子进入希格斯粒子的场，两种粒子结合在一起，新的东西才诞生，新的东西的名字叫“物质”。物质具有质量，具有窒碍性与稳定性。穆菲定律描述的是：在物质性未被破坏的场合，物质的形态是稳定的，经过人为破坏，重新归于不稳定（比如埋在地下的铁矿石是稳定的，将它开采出来炼成铁，它就失去稳定性，很快会腐蚀掉）。基本粒子的古怪秉性令爱因斯坦心情不快。他曾经认为等到实验设备更加完备时，也许会证明“粒子不具有物质性”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妥协了，他不仅承认了粒子的非物质属性，而且对宏观世界的物质性也产生了怀疑。他曾经说：世界不是物质的，我们称其为物质是一种误会。所谓物质不过是较强的场而已。可惜他未能再往前迈一步。希格斯揭开了让爱因斯坦魂牵梦绕的物质之谜。希格斯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拒绝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粒子，只是当他知道物理学界准备用“上帝粒子”命名时，才迫不得已接受了用自己名字命名新粒子的建议，因为比起讨厌自我张扬，希格斯先生更讨厌上帝。
我施如此多笔墨叙述希格斯，主要想以此为铺垫，以突显另一位人类伟大贤者的睿智与先见之明。他就是老子。西方近百年的两个重大发现，老子都讲到了。关于世界的非物质性问题老子说“有生于无”；关于世界产生物质性的问题，老子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 意思是万物无非由阴与阳两个元素构成，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万物就具有了稳定性，这才有了大千世界。原来，老子早希格斯两千多年就已经揭示了关于世界本质的惊天秘密。老子所说的“和”指的就是物质的稳定形态，负阴抱阳是关键，是说两个性质相反因素的结合构成了世界秩序。也就是说，世界的一切秩序是阴阳和合所赋予的，就像每一个人都是父母“和合”的产物。至此，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有了结局——中国古代的合二而一“胜诉”，西方的一分为二“败诉”。事实正如此，合二而一的世界是稳定与持恒的，一分为二的世界则是动荡与断裂的。
文言文就是因合二而一获得稳定性的，具体说，文言文是人与自然两个因素合成的。这一点与单方面出于头脑的西方表音文字立异。西方人由人脑进行分析推理，进而揭示自然规律，用罗素的话说就是，不断地分析，直至不能再分的原子。后人称这样的分析方法为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方法叫做一分为二。
晚年的爱因斯坦与希格斯之所以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与他们回归中国先哲的合二而一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用最简洁的词汇表示希格斯粒子就是“合二而一”。
文言文的规律竟然与物理学规律不谋而合！这实在不可思议。其实并不奇怪，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在天人合一这个方针上基本是一致的。这个方针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文字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将每一个汉字视为一个基本粒子，将共时性视为物质的稳定性，将文言文的形式与建立在形式基础之上的规则视为场（相当于希格斯粒子），那么这样一个场景便出现了：汉字进入文言文的场从而获得稳定性，如同基本粒子进入希格斯粒子的场获得物质性。文言文一旦获得稳定性就会一直保持下去，直到人为改变它（如同穆菲定律所描述的那样）。文言文中的自然基因在维持着它的形态，抵御着口语的不断侵蚀。——这就是文言文稳定的奥妙之所在。使用语体的场合，汉字也能够自如地表达事物，表达思想，但表达的文字不具有稳定性，难以传世。这就是为什么古籍中偶尔出现的俚语词汇一直不为后人理解的原因之所在。《晋书》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王戎问阮瞻孔孟与老庄有没有区别，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后人不解其意。原来“将无同”是当时的口语，经过时代变迁，惹来无数误解，以至原意已经不为后人所知，所以译法五花八门，有“差不多相同”、“完全不同”等十数种。台湾作家柏杨将其译为“似相同”，内地语文工作者吕叔湘将其译成“恐怕不同吧”……皆不符合原意。“将无”的原意为“那就……吧”，“将无同”的真正意思为“既然你说相同，那就相同吧”。正话反说，表现出阮瞻对王戎提出小儿科问题的蔑视与嘲笑。为什么普通的一句话导致如此大的误解，以至于连现代“语言学家”都不解其真意呢？因为“将无同”是口语，只有当时当地的人了解。恐怕阮瞻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小小的噱头竟然给后人带来如此大的麻烦！可见，规范统一的书面语对于“传世”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含有大量记言的文字，时过境迁后人读不懂，只能借助于训诂书《尔雅》了解其仿佛，完全读懂是不可能的。学界曾经为《尚书》中出现的“维维”一词大惑不解，汉字词汇中从未出现过“维”连用的情形。最终有人发现，是因为讲述者口吃，说了两个“维”，史官为了忠实于讲述者原意将两个“维”都记录了下来。
以上两个例子从反面说明了中国古代典籍能传至今日的关键性因素是文言文体。口语会给后人带来阅读上的诸多不便。用口语写历史，历史难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是为延续历史与文化传统才使用文言文体的。用方言口语写作，传世的可能性就变小。古代楚人谓虎为“於兔”、称草履为“不借”，蜀人谓釜为锉，夔人谓山谷中的江水为“瀼”，京师农人谓田为“几棱”……这些只流行于一时一地的方言非方家孰能辨之？职是之故，中国很早就立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正史一定用文言文体。
我们经历过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一个自毁长城的时代。那时，在胡适等人个蛊惑下，文言文体被废弃，“写作口语化”成为时尚。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胡适在做批判文言文的报告时，下面一位同学反驳道：文言文简洁，比如，“无能为力”只有四个字就生动地表达出一种没有办法的情绪。胡适立即狡辩说：白话文只需要三个字——干不了！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竟然看不出来“干不了”与“无能为力”表达的不是同一种情绪，当时的文化环境之恶劣、文字表达水平之低下可见一斑。
白话文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的劣势是全方位的，一言以蔽之，白话文缺少了“场”。归纳起来，文言文的“场”主要包括雅、文、礼、中庸与天人合一。
“雅”是形成文言文气场的首要元素。雅是相对于俗的。俗字由人与谷组成，顾名思义，人吃谷为俗。俗对于人是最重要的，也是人人都会的。正因为如此，超越俗的层次达到雅是人的更高追求。“雅”从牙从隹。牙就是牙齿，隹代表鸟类。雅本指一种楚鸟（这种鸟并非生活在楚国，而是生活在秦国）。“雅”的篆字与现在的字形区别不大。“雅”转义为高尚、美好，还是与牙齿有密切关系。造“雅”字时，鸟类的牙齿已经退化为喙，早期的一些鸟类如始祖鸟、黄昏鸟、鱼鸟、不翼鸟等都是有牙齿的，有的牙齿还很锋利。鸟没有了牙齿，人类就不必时刻防范它。鸟儿悠闲地在天空飞翔，令人顿生一种美好的情愫，这种情愫叫做优雅、高雅、雅致。像鸟蜕去牙齿变得温和起来一样，士有度量不与人争，不与天斗，是为雅士。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鸟喻人再平常不过：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不以攻击为能事，是为雅。写文章进入雅的状态，不为辩论写文章，不以攻击别人为写作目的，这样的文章很容易获得共时性，因为无论遣词造句还是布局谋篇上都不会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不会睚眦必报，也不会使用俚语骂人。语言学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经过精雕细琢的文字融合性强，而未经雕琢的口语化表达很容易粗暴与极端。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语言暴力”。语言暴力最容易在网络语中出现，因为网络语是无拘无束的。不用说语言暴力绝对不会出现在文言文中，文言文高手即使在口语中也不轻易动粗口。这是因为“雅”具有规范的作用。“规范”也与鸟的牙齿有关系。鸟类牙齿的退化几乎是划一的，有锋利牙齿的鸟类几乎同时发生了牙齿退化，这样几乎所有鸟类就可以建构共同的生存规则。（人的牙齿也有退化表现，如智齿退化不完全就表现为“过小牙”或因骨量不足而成为阻生齿难以萌出）文章亦如此，都以雅为准则，文章就有了共性，这种共性贯通于不同的作者，也贯通于古今不同时代。
“雅”的气场作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如同《论语?述而》所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古之士皆使用雅言，不用粗语；其二，京畿之言为雅，《诗经》中的“雅”指的就是京畿及其周边产生的诗歌，京畿的语言习惯能够成为整个国家的规范，虽然这种规范不是强制性的；其三，“雅”是“鸦”的本字，后来分为两个字，但意思仍旧关联：乌鸦是有名的孝鸟，乌鸦社会的规矩是：先是母鸟哺育雏鸟，待雏鸟长大，母鸟老了，长大了的雏鸟再为母鸟捕食，为母鸟养老送终。孔子被这种现象感动建立了孝文化。孝是儒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可以认为，“雅”中含有“孝”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文言文就是后人在对前人尽孝。使用能够流传后世的文体记载先人的事迹与功德，让后人知晓，这与乌鸦反哺的性质完全相同。换言之，中国人用雅言记史为的是让千年之后的子孙读的。今天，国人怀疑正史乃是因为崇洋媚外的情绪在作怪。
“文”是组成文言文气场的第二个元素。“文”的本义是彩色交错，引申意思是文饰，“言”是表达，所谓文言就在在文字上进行修饰，让所表达的内容既高雅又规范。文言文区别于平庸的语体。汉字的与众不同与中国人记录历史的方法与众不同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的朝廷总是设置两名史官，一名负责记事的左史（即大史），一名负责记言的右史（即内史）。《说文解字》是这样定义左史与右史的：“史，记事者也。注：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 这段话出自于《礼记?玉藻第十三》。藻的本意是古代君王或贵族冠冕前垂旒上所穿的玉，后转意为文饰，修饰。左右史的主要分工区别是，左史记录君王身边发生事情，记录是要经过文饰的（即要用文言文书写）；右史是记录君王言论的，要忠于原话，所以要用语体（即今人所说的白话文体）。显然左史的写作难度更大，要求写出的文字规范、简约而且富有感染力。除了要忠实于史实而外还要有美学价值。记事与记言的区分也旁及历史之外的领域，比如文学历来也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文言的文学作品使用雅言，为传世而作；白话的文学作品使用语体，是为了影响当代以及为赢得社会底层读者共鸣。司马相如、王充、李白、王梵志等都很擅长白话文。有趣的是，同一个作者所写，文言文作品与白话文作品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司马相如写的白话作品数量很多，但一篇也未传世，传世的都是文言作品；王充的白话文著作也未传世，只有文言作品《论衡》得以传世；李白总共写过一百多首白话诗，但大部分失传，仅存《床前明月光》等少数几首；王梵志爱写白话诗，属于白话诗专业户，生前名望较高，然而死后寂寂无闻，只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极力吹捧他，把他吹捧为唐朝第一大诗人，却没有人买他账，胡适自己也出版了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想自封为现代白话诗鼻祖，却流传不下来，没有人读，也没有人评。《三言两拍》《红楼梦》等系白话文小说，但这些作品中含有不少文言的因素，有较强的共时性，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记事与记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主要区别就是前者具有稳定性而后者很容易与时消息。关于这个特点，孔子给予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苏东坡根据孔子的解释进行了展开说明：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指谓辞达。
“言之不文（另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语中的！文就像一种场，一种亲和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认同这种场，认同这种亲和力，所以，今人读五经并不觉得太困难。不妨进行逆向思考：如果违反“文”的原则，像今日网络写手那样，文章中充斥诸如屌丝、哇塞、打酱油、亚历山大之类的词汇，词序任意颠倒，行文中夹杂英文字母，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句子……后人读这样的文章怎么读得下去，又如何读得懂？
文饰的必要性来自于自然。自然的天象都是经过文饰的：星辰的排列以及卫星的数量也都经过精心的安排，自然中不存在杂乱无章的角落；昆虫与鸟类的翅膀、野兽的皮毛无不经过文饰，生物中不存在违反美学基本原则的个体。文言文体效法自然，也拒绝使用未经文饰的粗野词语，即便是敌对军事集团对话时用的词语也要经过文饰。《左传?僖公?四年》中有“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的句子。这是楚国使臣说的一句话，意思为：没有想到你们“涉水渡河”到我国境内，是为了什么？侵略者的军事行动路线明明是在陆地，没有江河阻隔，可是楚国使臣使用了“涉”这个动词，这就是典型的“文饰”，为的是缓和气氛，增加和平解决边界危机的可能性。如果楚国使臣直接表白：你们侵犯我国，为的是什么？如此对方则下不来台，气氛一下子就会僵持，不利于调解矛盾。使用委婉的表述，以“涉”代“侵”，效果绝佳。《左传》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知凡几。
“礼”是构成文言文气场的第三个元素。中国古代社会奉行礼治，礼的影响充斥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汉字的影响尤其大。可以说，汉字是按照礼的精神造的，是按照礼的原则使用的，也是按照礼的原则设置文体的。所有的汉字单字都在礼的体系之中，文言文体乃是礼的生动再现。
礼者理也，礼含有讲道理的意思。简单是宇宙的原则，中国人将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简约也成为文言文的一个外在特征。古代，往往一部书只有数千字，最薄的书只有几百字。不变也是宇宙的重要原则，文言文也效法之，尽量不变动写作规则。礼者里也，礼含有按照事物自身内在要求做的意思；礼者立也，礼含有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等意思；礼者利也，礼乃是为了人的根本利益而设置的……作者心中牢记礼，也会形成一种规范。如果把写作比作游戏，有了礼，就有了统一的游戏规则，有了规则，文章的优劣立见。在文言文的世界，绝对不会发生王婆卖瓜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白话文的场合则屡见不鲜。通过标新立异等不武的手段获得作家称号，这在语体文的场合屡见不鲜。语体文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通过搅局获取利益比较容易。牛顿深谙此理，所以他在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时，故意写得艰涩难懂。《原理》面世之后有人问牛顿为什么把书写得如此难懂。牛顿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牛顿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堵住那些总爱与作者辩论的外行们的嘴！免得他们搅乱我的研究。确实，牛顿很讨厌与不懂物理学的人辩论物理学问题。同样的恶作剧也发生在爱因斯坦身上，《相对论》的艰涩难懂也有故意为之的因素。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中国古人身上。因为文言文已经足以把那些没有发言资本又急着发言的人挡在“作家”群体之外了。使用文言文体著书立说必须遵守礼，否则不仅作品不能传世，就是进入写家行列也是很困难的。
“中庸”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四个元素。《礼记?中庸》开首一段提纲挈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就是中庸的气场。当一个人处于平和状态，与道合而为一，此时就可以动手写文言文了。写文言文基本不使用逻辑思维，因为文言文要求人随着“道”走，不随着大脑定出的逻辑走。中国人最忌讳对自己未见到的事情、未听到的话想当然，也忌讳辩论。中国人认为真知是从自然那里观察来的，在非理性领域辩论不出真知，只能将水搅浑。所以我一直强调，同样是写作，中国古人用脑的部位与今人不同，与西方人更不同。儒家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合度则宜，过犹不及。中庸思想经得起现代物理学的拷问：微观世界是不可知的，宏观世界也是不可知的，人类能够认知的不过是处于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个原则适用于做事，也适用于写文章，特别是适用于写文言文。在处理文与质、虚与实、详与略、美与达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中庸是造汉字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文言文写作的指导原则。标新立异是美学的大敌，也是共时性的大敌。标新立异者总想通过发一些惊人之语、出一些惊骇之论，让世人注意力转向自己。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做是会坏事的。
厚古薄今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四个元素。厚古薄今是古人的共识，不仅孔子厚古薄今，老子、孟子、庄子等无不厚古薄今。《潜夫论?交际》说；“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皇帝内经》开篇就是对古人的赞扬：“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儒家先哲除去荀子都主张法先王，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 这是著名的规矩方圆论。规矩方圆不仅适用于政治思想学术，也适用于语言文字。它酷似一种气场，进入规矩方圆的气场就不得不照章办事。我们常说，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规矩方圆就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基本保障，。因为大多数规矩方圆是古人建立的，所以必须尊重古人。判断规矩方圆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要看规矩方圆是维护的对象。中国的规矩方圆是维护天人合一方针的，所以可以断定它是积极的。
无论哪个民族，摆脱蒙昧之后首先都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的核心是：人类对自然中森林、野兽、鱼虾、虫鸟是否可以予取予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应该不应该受到约束与限制？显然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国古人认为人类面对上苍的恩赐要感恩戴德，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有节制，人类必须与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天人合一。在中国，那些发现这些道理的人被尊称为圣人。后人都应该尊重圣人。这就是法先王的道理之所在。这种保守性乃是汉字稳定之最大保证。不过，只有将汉字置于文言文体之中才能充分体现出这种保守性。
天人合一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五个元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人类的生存方式只有敬天与戡天两种选择。中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与天恒舞、敬天保民之路，而西方选择了以天为征服对象的戡天之路。这就注定了文言文体也要打上天人合一的烙印。对于自然来说新寓于旧，变寓于不变，复杂寓于简易，个体寓于整体。文言文通过用典实现“新寓于旧”，通过虚词实现“变寓于不变”，通过比兴等修辞手段实现“复杂寓于简易”，通过强大的文化传统实现“个体寓于整体”。文言文体与天道是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华夏民族的一面旗帜，旗帜上的文字是用文言文体书写的。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华夏民族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标志就是乾隆丢弃了中国人高举了数千年的天人合一大旗。文言文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在乾隆的诱导下，中国人由信仰礼教转为信仰喇嘛教，由治国学转为治拓扑学，由热衷于高雅文学转为热衷于小说与红学，由热衷于文字创作转为热衷于欣赏字画古玩，由君主制政治转为寡头政治（乾隆公然在朝廷上说：朕自今日起要独断朝纲），由依礼治国转为依照个人意愿治国，由重用汉臣转为重用满臣打击汉臣。更要命的是，自乾隆始，将传统的国家大典转变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大典，将国家大事变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事，将国家的军队变为为爱新觉罗家族看门护院的军队……中国在其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迅速地沉沦了。
满清覆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孔子、儒学、礼教、文化传统——当然也包括文言文视为导致中国沉沦的不祥之物，无视近代中国的沉沦恰恰是因为中国从乾隆开始放弃了儒家，放弃了文化传统，放弃了对高雅文化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没有了精神信仰，才变为一团散沙。日本与中国先后进行了维新变法，然而二者所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
如果说乾隆十年是东方古国衰败的起始点，那么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两个历史事件则骤然加速了这个古国的沉沦。清末的魏源、宋育仁、廖平、康有为等爱国人士的变法受到王船山与乾隆的深刻影响，他们所主张的变法带有强烈否定传统的倾向，说严重些就是一边变法一边“去中国化”。他们的变法建立在“厚今薄古”与“全盘西化”的基础上。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代表作均未出考据学之范畴，仍然是在执行乾隆的旨意。变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不足以弥补因丢弃传统所蒙受的软实力方面的损失。没有文化传统这一软实力的支持注定要衰败。甲午战争中，“GDP”高出日本十倍的中国反而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充分证明了软实力的重要。不妨将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做一下对照：
日本的明治维新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强化文化传统，幕府还权于天皇。具体措施主要是“王政复古”、“大政奉还”、“尊王攘夷”，民族凝聚力因此而得到增强，在软实力上提高了一大块；第二是引进西方的一些政治文明，如内阁制、立宪制，对传统体制做了一些调整，如废藩置县、废除武士特权等。一方面保守，一方面革新，二者相得益彰，取得明显的效果。
戊戌变法只做一件事：托古改制，扬今抑古，全盘西化。与明治维新相比少了“保守”。这样，变法在增强软实力方面不但没有作为，还造成软实力的流失。同样是维新，日本通过维新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软实力，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则是一味强化硬实力，一味“去中国化”，为此不惜牺牲软实力，结果事与愿违，维新反而使得中国更加孱弱。康有为等人，把孔子作为托古改制的工具，将其工具化，大大削弱了孔子的形象，进而大伤中华文化的元气，使中国在变法之后反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二十世纪前后，“去中国化”的步伐明显加剧。卢戆章、宋恕、王照等率先提出以“切音文字代替汉字”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毫不掩饰地打出“去汉字化”的大旗，响应者如云，至今仍不乏拥护者。其实“去汉字化”就是“去中国化”的方便说法。“去汉字化”的口号比“去中国化”更容易为人理解。后来，胡适和吴稚晖等人不满足于“去汉字化”，喊出“全盘西化”的口号。日本人也一度迷恋“全盘西化”的口号，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在福泽谕吉的力主下最终放弃了这个口号，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文化上坚决保守日本的传统；科学技术与政治文明（主要是司法文明）方面则唯西方马首是瞻。显然，在应对时局上中国人输给了日本人。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不但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在“去中国化”道路上越走越远。鲁迅在向年轻人推荐图书时居然蛊惑他们只读外国书，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殷海光在台湾遥相呼应，企图在台湾搞“文化换血”。中国人纷纷将落后的原因归于中华文化传统不好，科举制不好，孔子等圣人误事，更是迁怒于汉字，认为是方块字害了中国，迁怒于文言文，认为文言文是祸国殃民的种子。一时间崇洋媚外的叫嚣铺天盖地，不可一世许多名噪一时的人物都成为“去中国化”的先锋，包括陈独秀、瞿秋白、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许地山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完全是不顾事实，恶意中伤，要把它彻底掀翻。1927年完成北伐之后的政府最高实际领导人蒋介石竟然是基督教徒，接受了所谓洗礼。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不是由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领导，而是由一个异教徒领导，而且这个闹剧持续了二十多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去中国化”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抗日战争中，造成艰难局面的首因并不在武器装备上，而在于软实力的巨大反差上：日本军人心中有偶像天皇，他们为天皇而战；中国军人并不以孔子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孔子在整个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甚微；日本人用文言文下达作战命令，让士兵感到一种历史使命感；中国人则用苍白无力的语体文下达作战命令，与日方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与中国，一个在民族化，一个在去民族化；一个拼命动员历史文化资源为国家现代化服务，一个拼命否定五千年历史——这便是日本越来越强中国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言文是“去中国化”的重灾区、随着文言文的沉沦，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凝聚力也江河日下，昔日的辉煌渐行渐远。
一个民族试图征服邻国，抑或一个民族试图抵御外族入侵，首要因素不在器物文明，而在精神信仰。——日本人悟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全民一心，所以明治天皇倾尽私财购买军舰，他们这才打败了中国。实际上，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今世界美国最强，似乎美国并没有什么悠久的精神信仰传统可言。其实，就民族而言，美国的建国先驱是由不同民族的人组成的，但他们都信奉基督教，也都是柏拉图主义的信徒。他们握住这个几乎舍此无他的属于所有人的东西不放，这才强大起来。
正如汉族不是一个纯血缘体，欧洲信仰基督教的人群也不是靠血缘维系的。他们有信仰，有传统，而且他们懂得保守信仰与传统——这便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至少他们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很强的坚持性。一个是基督教信仰，另一个是艺术追求。古希腊人对艺术的追求中，有一个东西长期被中国人忽视，那就是对语言文字艺术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与中国人通过文言文体表达美的诉求一般无二。这说明，文言文现象不独发生在中国，它具有普遍性。西方人不满足于字母文字的简单表音功能，他们追求文字对口语规律的超越。这对于使用字母文字的民族来说难度是太大了。但他们锲而不舍，为创造优美简洁甚至蕴含形而上因素的字母组合（这种组合并没有固定的名称，亚里士多德称其为诗格或格律文）而努力，直至今日仍然如是。所谓格律文，就是通过不同于口语的音律节奏的变化产生韵律美的文体。比如使用三音步短长格、对句格（交替使用六音步长短短格或五音步长短短格）形成西方的所谓诗格。这是西方追求文字美的独特路径。从荷马、恩培多克勒（约前493-433）到但丁（1265-1321）、莎士比亚（1564-1616），再到雪莱（1792-1822）、拜伦（1788-1824）可谓群星灿烂，现代西方诗界还出了一位超级格律文大师——尼采。尽管在中国文人看来那些诗格不能称其为真正的诗，与中国的古体诗甚至近体诗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有一点中国就是不如西方，那就是在坚持不辍的韧劲上。
追求美，追求超越常态，要求摆脱平庸——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不分国家与民族。西方人至今守格律文如玉，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丢弃了精神上的坚持人会变庸俗，会坠入物质的陷阱。光有物质的享受，没有精神的追求，这样的人生是畸形的。精神追求能给人带来金钱带不来的乐趣，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给予格律文以极高评价，并在创作上乐此不疲。反观中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津文言文，无人有心思去追求那些与金钱无关或与金钱关系不大的艺术，以至于文言文岌岌可危。在中国数不过来的各种危机中，文言文危机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因为不仅文言文在世界上，文言文创作所使用的文言文体是的，而且文言文体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其价值绝不在逻辑思维之下。
西方的格律文与中国的文言文有一个共同之处，二者都是人性的展示。歌德认为狮子无缘无故地狂吼，是因为生理上需要那样发泄。是的，那正是超越生活常态的举动，对于狮子来说那是展示自我的一种壮举。人是具有灵性的动物，不能像狮子那样通过吼叫释放自我，人注定会选择最难、最有价值的释放方式，唯如此才能体现生命的高贵。在人类的发明创造中，语言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最伟大的，与信仰最贴近的，对填充心灵空虚也是最为有效的。从文字产生与使用的时候开始，无论东西方文字便有了两种不同功能，一种是有用之用的功能，另一种是无用之用的功能。文言文就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无用之用。
人类从能够自由表达思想的那时开始，文字竞赛就展开了，无论使用怎样的文字，所有的民族都念兹在兹，坚持不辍。在用文字表达世界这件事情上，人类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器物的发明创造。每一个时代都以为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后代总能出人意表，写出一些先人写不出或想不到的文字。这一点在使用文言文的中国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人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不过，在文字表达上，西方明显逊色于中国，这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因为无论如何字母文字也无法摆脱其局限性。西方人在进行格律文创造时，总要将已经形成的单词或短语进行分解与重新组合，从而产生自己所希望的韵律流，让其产生美感。无形之中，这样做会伤害文字的稳定性。德里达总是感慨，只有中国的诗是存于永恒之中，而西方的诗总是属于一个时代。如果仅仅是诗歌如此也就罢了，可以将诗歌视为不可复制的古董也还不失其价值。问题是，当文字用于记录历史时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用变动不居的文字记录下来的，那么这种历史就很难为后人解读。我经常接触西方哲学研究者，他们最羡慕中国有文言文，他们认为，中国人将道德伦理、精神信仰装载到文言文中，使得中国的文化形态产生了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说到西方人珍视格律文，不能把提及日本人。日本将自己视为西方的一员，然而日本人并不愿意完全抹去中国的基因，虽然明治维新时他们疯狂地“去中国化”，叫喊要取缔汉字（取缔汉字当然也要取缔文言文），但后来他们停止了这种愚蠢做法，开始纠正自己的过激行为。他们停止了关于是否取缔汉字的讨论，叫停了删除中小学国语课文中的文言文课文，在部分小学校增设了围棋课与书法课。不仅如此，日本社会普遍以文言文水平高低作为衡量文化教养水平的标志。日本人写的文言文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全部使用汉字的文言文，一种是假名、汉字混合使用的文言文。后者更为普遍。日本流行一种简易的评价方法，那就是汉字出现率高而且文雅的文章为上品。日本人一如中国古人，重要场合的文书是用文言文的，甚至1945年的裕仁天皇投降诏书也是文言文的（有人说这是为了让日本人听不懂，其实主要还是出于惯例）。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酷爱文言文，文言文的水平很高，其弟子三岛由纪夫继承了老师的风格，写作也带有强烈的文言风格。他们的作品虽然难读，但很受读者喜爱。《论语》在日本是不翻译的，直接阅读，汉诗也是直接吟诵，不转译为日文。在日本经常吟唱汉诗的人达到520万之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年轻留学日本期间有很多事情留下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日本人的汉字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文言文写作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人。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多书法家，但几乎人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日本也没有那么多作家，但能用文言文体写短文的人非常多；日本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但日本社会的“年中行事”（传统仪式）不断，祭祀接着庆典，庆典接着节日，人们仿佛生活在古代。
我留学期间交了几位知心朋友，我问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开始他们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后来我逼他们说真话，他们告诉我，日本战败，政治家不认罪，那是因为政治家想通过反华捞取政治资本；一些受蒙蔽的民众对中国不友好，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对一个不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认罪，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说自己的坏话，说自己是劣等民族，总是诅咒文言文，总是否认自己的历史。
我的日本朋友说得不无道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降，中国人掀起一阵阵自戕风，这股风一直未停歇过：
康有为最先宣传所谓新史学观，梁启超绍述康有为，阐述了自己的新史学观（后来梁启超先生反戈一击，又回归正确立场）；
1905年慈禧太后听信张之洞的谏言宣布取缔科举制，几乎同时，改变了重要场合使用文言文体的惯例，直接采用语体（只有袁世凯仍坚守传统）；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批判古典文学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鼓吹文学作品不要用典故，不要使用骈句，不要使用死文字（胡适认为文言文属于死文字），不久胡适出版了《白话文学史》，胡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白话文学史，好作品都是白话文的云云。
1918年鲁迅发表攻击儒教的小说《狂人日记》，抛出臭名昭著的儒教吃人论，1921年抛出捏造中国人劣根性的反动小说《阿Q正传》，1924年抛出攻击儒教的小说《祝福》。
1933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中国人有劣根性，应该由大和民族来统治这个民族。就在这样水深火热的背景下，巴金陆续发表了小说《激流三部曲》。这部书将中国社会描写成一团漆黑，迎合了日本人的需要。当然，这与巴金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有关，不过，自戕风之甚由此略见一斑。晚年巴金深刻反思自己，号召家中存有《激流三部曲》的读者将书焚毁，他的举动获得国人的谅解。
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陈独秀喊出“打倒贵族文学”的口号，在他眼中，文言文属于贵族文学，必须打倒。
许地山对中华文化无一丝好感，他说：“中华文化，可怜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
何炳松对国人因“国学”而引发争论非常不满，号召“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
傅斯年说汉字“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利器。”
吕叔湘说：“简单地说，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语体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 ……
这样的名单可以罗列到成千上万。我们不能把文化传统沦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他们。负主要责任的不过是胡适、鲁迅等极少数人。胡适反对文言文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因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多用文言文体而将他们的名字排在无名小辈之后。年轻人让他推荐必读书，他竟然开出许多白话小说，让读者大跌眼镜。胡适口无遮拦，张口就来，说什么文言文的作品都是糟粕。在他眼中，中国古典文学与学术经典只要采用文言文体就都是坏的，极端得让人惊讶。
对鲁迅还须稍施笔墨。鲁迅在文化自戕上是行家里手，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庄子曾经设计了被称作“精神胜利法”的处世招术，其实也简单，就是当比你强大的人侮辱你时，你不要反抗，只是在心里予以还击即可得胜。这是庄子的专利，却并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将此法扣在中国国民身上，居心叵测。倘若有人告他污蔑罪，他一定会用庄子遮盖自己的罪行，其实庄子何曾有罪？庄子以为，他的心术只有真人方能做到，众庶根本做不到。1926年鲁迅与朱光潜之间有过一次过节。朱著文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一般》杂志1926年第1卷）鲁迅读到这番话立即予以回击：“……说起要写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感到沉重。”（《写在《坟》后面》，《鲁迅选集》第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鲁迅留下的遗言并不多，其中有一句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不少人将此言视为儿戏，其实这句话的影响至今未泯。就在2012年，一位知名出版集团董事长因“美职篮，美职篮，叫着拗口”而在电视中呼吁将“美职篮”写作“NBA”，果然，“NBA”以汉字的名义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汉字大家庭中的新贵。按照这个趋势，鲁迅的汉字破灭梦还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再看一看中小学课本，文言文的课文一减再减，以至于引起上面的不满，表示对“去中国化很悲哀”。是啊，对于肉体生命而言哀莫过于自杀；对于民族精神而言，哀莫大于自戕。世界上的民族很多，这些民族本无优劣之分，之所以有的民族长寿，有的民族短寿，就是因为有的自强有的自戕。自戕的动机不一，有的未必出于恶意。自戕往往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文明与文化这样两个不同概念，以至于因为文言文弄不出原子弹来就要求取缔文言文。
国人不看好文言文甚至要求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删除取缔文言文课文，还有这样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文言文过时了，古人写文言文、今人写白话文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文言文的功用向来是定向的，并非古代所有的书写者在所有的场合都采用文言文体。古人在绝大多数场合也是用语体写作与交流的，除去清朝，皇帝的诏书、衙门的告示以及民间契约一般都使用语体。即使是文学与学术创作也有使用语体的。确实，传统经典绝大多数是文言文体的，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优胜劣汰的结果。白话文与文言文竞争，白话文处于劣势，传世之作多为文言文也就不足爲奇了。一般来说文言文只在以下场合使用：
其一，记录正史的场合；
其二，祭天、祭祖等国家重典的场合；
其三，写祭文、悼词、檄文、贺词、誓词、士大夫之间书信等场合；
其四，科举考试的场合；
其五，骈文与古体诗创作的场合；
其六，刻写铭文或碑文的场合；
其七，其他严肃或重要的场合。
如果能够消除误解，认识到文言文的特殊功用，如同古人那样，让文言文体与语体并存，只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文言文体，那样的话也就不存在“文言文跟不上时代步伐”“文言文不能用于科学论文”“文言文不能被百姓接受”“文言文难学难懂”等担忧了。
当然，文言文的现状也没有糟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中国人与文言文隔绝只有一百年时间，还不算太久。而且已经有先知先觉先行一步开始了复兴文言文，《百年文言》《儒道释疏观》就是初步的成果。相信不久的将来会陆续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文言文作品。
许多文化形态一旦失去便难以复得。文言文不是这样的，只要全民形成对华夏文化历史传统的认同，从蒙童教育抓起，建立高雅文学的奖掖机制，创办一家文言文杂志并聘请事业心强、文字功底深厚的做总编辑（全国现有杂志七八千种，全部是语体的，办一家文言文杂志不为过），形成良性竞争……如此，复兴文言文还是有希望的。
作者简介
王文元 1947年出生。北京社科院学者。从事哲学研究已有数十年之久。近十年来热衷于国学研究与古诗创作，发表大量论文，并出版了学术著作二十五部，还有二十部书稿待出版。代表著作为《国学正义》（此书出版的消息被数十家纸媒报道）《人类的自我毁灭》《亨嘉五论》等。近年作者热衷于文言文创作，已写下一百万字的手稿。作者的出书原则为：质量第一，原创性第一，追求综合性与客观性，避免一孔之见。
目录
叙
正名篇
天道
礼义教化之由第二
孔子第三
礼容第四
礼法第五
人道第六
序尊卑崇敬让第七
人第八
贵贱第九
义利第十
功过第十一
知行第十二
品质第十三
俭奢第十四
文质第十五
善恶第十六
礼乐第十七
表里第十八
博精第十九
穷达第二十
己身与天道第二十一
能与不能第二十二
老幼第二十三
为与不为第二十四
等级第二十五
王制第二十六
人之要篇
德与知
仁义第二
礼行第三
修身做人第四
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五
学与思第六
象与体第七
道统篇
圣贤国命
道统第二
祭统第三
人事第四
心传第五
习性第六
人类第七
传统篇
圣人
君子第二
忠孝第三
敬老第四
农功第五
天人第六
传统第七
天人合一篇
究天人之际
合与分第二
阴与阳第三
天地五常与人间五常第四
变与常第五
简易与驳杂第六
好生之德第七
天人合一第八
跋
序言
叙
華夏學術，觀其大義，儒、道、釋耳。儒家重生，道家法自然，釋家重死，雖各有偏私，合而三才［注］天地人。備矣。三才備而萬物齊焉。荀子曰：“處于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注］《解蔽》。此疏觀之由緒也。
時間之魔不擇食，尤物難逃其口，故愚以爲以傳統之法疏觀傳統之精，［注］以今之法術治傳統之學術，經久必失。乃是保全國故之不二法門。
俞扁之門，不拒病夫，［注］典出柳宗元《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孔孟之門，不拒赤子，余是以造次作程，［注］作程猶作楷模。有自大之嫌，故曰造次。尋蹤于六藝，馳思于五德，樂事［注］典出《禮記.王制》：“無曠土，
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極言以事功爲樂。于披鏡，［注］典出唐太宗《帝範序》：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誡云爾。勤勤于樹藝，［注］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續種國學，
光大華威，承先賢萬世之功業焉。
蠻夷結繩記事之時，華夏已育人于未形，禁欲于危微，追道之高塵，效天之無欺，思想所致直指心源而不加害于天。以今觀之，人文教化何其高尚也。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注］心存目憶典出南唐后主《昭惠周后誄》。
愈憐今人重利輕義，以履作冠也。
今值叔葉，［注］叔葉猶衰世。儒者雖夥，然各各倍譎［注］各持一見，更相立異，更有不敬聖賢者。且不乏造作訛言者，其異之巨，令國人每每莫知所從，實與無等類。余雖遲鈍，亦知淺理：泱泱之國而無文教，何
以物物乎？［注］物物猶主宰萬物。巍巍之民而無禮義，何以相與乎？且夫紈綺染汙，［注］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誣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爲反人類，不知天理乃指妻子與五穀
菜蔬，人欲乃指妾小與山珍海味也；誣“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爲造等級隔閡，不知正欲憫庶人而施屋刑于大夫者。文物盡毀，何以誇先君？爲德不卒，［注］言事功不能善始善終。弗若無爲。華夏後裔，匹夫亦有興國之責，
況國士乎？
人無不求松喬，［注］松乃赤松子，喬乃王子喬，皆仙人也。松喬喻長壽。道之傳獨不求松喬乎？吾之惑也巨矣。或見余爬梳典籍便蜀犬吠日，［注］蜀犬吠日少見多怪。排訾［注］詆毀。諷余復古。古人有仁義之心者，皆遵
道守真。諷我者不諳遷蘭變鮑之理也。［注］典出《孔子家語.六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儒家，化芝蘭之香者也。今人不繩祖武，
不求義但求利，出力皆爲養蕞爾之身，以禽息鳥視［注］養尊處優。爲樂，非入鮑魚之肆不知其臭而何？雖然，余不甚憂。人無長貧，有窮［注］困窮。有通［注］顯達。國學豈無？或疑：以足下之才，能承起衰救弊之任乎？
余必曰：不聞陶弘景言乎！我自不能作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管仲不能自霸，维能使齊桓霸也。
河水乾涸泣不能益；腹中空乏說不能飽。雖然，大丈夫既處際傳統衰微之世，必不甘做看客。與其以淚解涸弗若以筆代口，以字療疾，［注］閑饑難忍。故以文字療之。冀以螢之微光，增輝日月。［注］曹植《求自試表》。
待國學華國，［注］令國家榮耀。余夙願償，心兵息，必笑震地輿矣！［注］地輿猶大地。
王文元
己丑仲夏
后记
跋
百無一用之拓撲學，公然宣諭獨斷朝綱。改易前辙，［注］與文化傳統分道揚鑣。致使泱泱寰宇竟相戡天，以攫取地藏爲能事，不見揚厲天人合一者。職是之故，危行之於逾閾值者不知其幾矣，國之危，寰宇之危又甚宋遠矣。
夫人與天地，連枝同氣，同根於上天好生之德。噫！今人不好天，天獨好生乎？
自乾隆以至於今，學人之中多自戕之宵小［注］以去中國化爲榮。寡華國之義士。［注］如辜鴻銘、梁啓超、錢穆者。生不能守悠悠之文化傳統，死不能保永永之檢操，［注］檢操猶節操。忝活人世，義方安在哉？於是
余焚膏繼晷，鉤隱抉微，求索先哲之微言，發明倫理之大義，心慕手追，心畫不已，或詩或賦，或文或對，加之三疏（儒、道、釋），已合計七卷。
嘻乎！今之書客［注］書客.猶今之書商。大多在商言商，意在黃白，不屑余之槀定。［注］槀定猶定稿。殺青至今已曆三載，仍未見願刻板者。於是余疑雲滿腹：莫非所著濫惡而不堪入目乎？未若效法孟德，付之一
炬也。［注］曹操著兵法十三篇,張松過目不忘,佯裝早能暗誦,曹信以爲真,遂焚之。
焚書之心起於旋踵之間，行則難矣。夜讀《戰國策.宋衛策》立改初衷：“今有人捨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文不能自評，然余能告于世人：余未從時風，未允應制，未謀於稻粱。糟糠況且有人欲奪，況余之文賦雖
未必粱肉，亦未必糟糠也。
甲午仲秋，公門允納［注］接受。余之所求，援我刻板，如願以償。
古之著書者常得義士相助：惠施之助莊周而有內外篇，卓文君父女之助司馬相如而出賦聖，曹操之助蔡文姬詩史多一女傑，沈約之助劉勰而使《文心雕龍》傳世，元稹遺孀之助白居易而有香山居士美名，歐陽修之助
蘇東坡而成就一代文豪，司馬光、呂公著之助邵雍而成其象數之學……［注］《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則變，複歸於神也。”今余得助，使余不枉邁德，［注］努力行德。邁化［注］
傳佈教化。得以華國。［注］華國猶使國家榮耀。，分衣冠［注］衣冠猶文明禮教。
與禽獸，［注］禽獸猶無文明禮教狀。辨有道與無道，掃除人妖，光復中華五千年文化傳統也。萬一有譽，願與助我者共分之。
王文元
甲午年仲秋
於社科院哲學所
文摘
版权页：
（注）无恒常伦序乱而恶人逞凶，难得安定矣。非人独然，生类皆有代代相传之本能，人异于虫鸟者，传文化耳。为人而不传，直弗如虫鸟矣，故夫子每以“传不习乎”自省。（注）所谓进德修业，孔颖达疏：“德谓德行，业为功业。欲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故终日干干匪解也。”圣人孜孜，君子干干，俾使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民人有德，民族有文化传统矣。有文化传统之民族，不为人之利而损天之利，不因纵人之欲而违天之道，德其至，他族可凌之，天不加其罪，又奈之何。（注）鸦片战争以还，异族屡犯华夏，割我地，杀我民，掠我财货，夺我宝器，坏我囤容断其国命，灭我文化传统，诛华人之心而后快。国蠢胡适一千人不思报国反而卖主求荣，助纣为虐，宣扬美利坚之实证主义，妄以理性取代习性，以西学取代国学，以耶稣取代周孔，以自由取代伦序，以法律取代道德，以造难生患为荣，唯恐人类长治久安，世代繁衍。以常理论，华夏文化传统当灭矣。然天不灭华，西夷奈何？今，消费主义途穷，“GDP”增长无路，石油即将用尽，金石不禁掠夺，加之厄尔尼诺肆虐，禽兽瘟疫流行，道德颓陵，亲情沦丧，智力日衰，目能识者唯金钱而杰他……人类窘步，坐待天惩。以华夏文化挽狂澜于既倒，以《易经》《道德经》《论语》《周礼》救正义之将覆，此当其时矣。
作者以古文写作的形式，梳理出一条中国传统文化的隐藏脉络。以大量的文献材料为支撑，让人读来过瘾。是一道营养丰富的国学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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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文心的复苏
——文言文的辉煌与衰落
王文元
作者引言
最近，已经沉寂一百多年的国宝——文言文露出一丝复苏的迹象：2015年年初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永正、徐晋如主编的精装巨制《百年文言》，精选了从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将近四百篇优秀的文言文作品。2015年下半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元的文言文学术新作《儒道釋疏观》。此外，民间也暗流涌动，屡有才华横溢的文言爱好者初露锋芒。尽管如此，保护国粹的形势仍很严峻。不妨与邻国日本做一下比较：日本的文言文是从中国舶来的，但在整体水平上，我们与日本在掌握文言文的写作技巧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人至今仍然普遍用文言文书写新年贺卡与往来书信。日本民间的吟道同好会（吟唱汉诗的文化团体）会员竟然超过五百万。文言文究竟有什么魅力，让日本人念念不释？国人究竟因为什么弃国宝如弃敝屣？在现代化的当今社会文言文究竟还有什么用处？文言文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言文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东方吗？文言文在本土能够复兴吗？……本文试图廓清以上种种疑惑，揭示出文言文的本来面目。
华夏的文化有心，心就寓于文言文；华夏民族有心，心就寓于礼乐文教。文心与人心结合孕育出中华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诸子之一的扬雄将中国的文字比喻为“心画”甚为贴切，中国的经典都是用心绘制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灵物，本来此物只应天上有，上苍却赠给了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人也没有辜负上苍的眷顾，将一个个字符小心翼翼地放到文言文中，奇迹出现了：字符活了，而且充满了敬天爱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出于对上天好生之德的回报。中国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的历史，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的历史，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历史，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的历史。总之，中国人紧跟着天，寸步不离。他们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怀着“其亡，其亡，系于桑苞”的忧患意识，维护天的权威，祈求天保乂华夏民族。
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拥有用同一种文字记录、而且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只有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古人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所使用的文字都是与众不同的，西方的文明出自于脑（通常称其为“理性”），是造作的产物；中国人的文化出于对自然的描摹与效法（通常称其为直觉或具象），包括汉字与文言文都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天为摹本的汉字与文言文因此而获得稳定性。稳定意味着保留记忆，而记忆则是生命最本质的特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生不如死，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的本质——记忆，失去了体验生命流程的能力而变为行尸走肉。人怕患失忆症，民族何尝不尔？人生叹短，圣人亦然。老子将人生喻为刍狗，刍狗是用青草扎成的狗，用来祭祀，祭祀过后即丢弃。生命如同刍狗，老子的话是对吝啬的造物主的最严厉的抗议。孔子的抗议温和得多，他走到河边对弟子说：“逝者如斯夫。”虽然孔子温和，其城府却深不可测，他在感慨人生短促的同时构思出一种对抗死亡的策略，那就是通过民族与家族延续个体生命，通过名检让生命改变一种方式继续留存。人不能长久于世，但民族能，家族能，名检能。孔子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春秋》 （那之前的历史典籍如《尚书》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只是一种未经加工的历史资料，相当于今天的档案），开启了中国人书写历史、延续生命的历程。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遗志，补写了他之前2800年的历史。直到清朝，中国记史的传统未曾中断过。中国因此而成为世界上保存5000年完整记忆的民族，创造了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记录。这一切功在孔子，功在司马迁，功在汉字，功在文言文！
崇尚理性的民族或国家很难产生连续的历史，因为理性的发展规律是由低级至高级，永远在发展，一刻也不停歇，语言文字也随之不断变化，前人的文字很容易成为死文字。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距今不过四五百年，但今人已经读不懂其原著，因为莎士比亚用过的词汇中，有两千多个今天已经废弃不用。至于埃及的圣书文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沦为废字，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人能读懂。我见过更加耸人听闻的报道：当下，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学生读不懂《华尔街日报》，因为新的单词与短语如雨后春笋，让读者难以招架。现在的牛顿大辞典收录的英文单词早已破百万大关。而常用汉字（中文的汉字与西文的单词都是基本表意单位）数量，汉朝是9300多字，今天也就一万多字（《康熙字典》中的许多字都是专用字，一般场合不用）。中文表达新思想、新事物一般不采用造新字的办法，而是采用合成新词、新短语的办法，而新词、新短语使用的仍旧是那些已有的字。这种现象在文言文体中尤为典型。使用文言文体的场合，造词受规则的制约，因此一般不会出现随意改变汉字原意的情况。“文饰”的修辞方式又将表达限定在“礼”的范围之内，所以有文言文体在，古典历史文献就永远可读，历史就永远可读，今人与古人就能够心心相印。
西方的语言文字都是不断变化的，以二三百年为一个周期，经过两个周期，后人就难以识别前人的文字。用这样的文字书写历史，当然不能传之久远。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或民族很早以前就开始记录历史，但只有中国获得成功，其余都因文字不能为后人识别而宣告失败。中国成功的首要原因就是汉字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为古人与今人所共用，实现古今“书同文”。显然，靠“考古”是制造不出历史的，口口相传也难以将历史完整地传至后世，非得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字不可。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而感到幸运，我们的先人以其超乎寻常的智慧创造出了能够书写历史的文字。这种文字有过很多名字，比如鸟迹文、甲骨文、钟鼎文、古文、籀文、石鼓文、小篆等，直到发生隶变，才形成被现代人称为汉字的文字（古人未使用过“汉字”一词，“汉字”是从日文引进的）。汉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纠正。有人认为甲骨文是汉字之源，因此汉字训诂要以甲骨文为准。这种说法不准确，也不全面。汉字的词源学的本义可能来自于甲骨文，也可能来自金文、古文，但更多的场合来自小篆与隶书。中国最早的文言文所用汉字，所表达的意思绝大多数与隶书相吻合。甲骨文只出现于殷商，而殷商的政治中心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如果以隶书为主要依据（而非以甲骨文为主要依据），那么可以说文言文体始终担当着维护汉字“字出同源”原则的卫道士角色。1899年甲骨文的出土对这个原则形成一定的冲击。在1899年之前，中国的任何典籍都未曾出现甲骨文的概念，也未提及过甲骨文这种文字形态，截至1899年，甲骨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几乎为零。1899年之后，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影响较深的一些文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掀起一场建立新史学的运动。当时，他们怀疑五经、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司马迁对三代的描述。自从甲骨文被挖掘出来，关于商朝的历史就不再以《史记》为准，而是以出土的甲骨文与钟鼎等器物上的铭文为准。然而老天并没有给这些无聊文人的面子，当时的考古学对商王的排序与司马迁对殷商王的定名与排序如出一辙！所谓考古学家并没有意外发现，没有得到否定司马迁的有力口实。尽管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正确与伟大，一心想否定中国悠久历史的帮闲文人们仍旧不死心，一百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孔子与司马迁的怀疑与批判。康有为率先发难，矛头直指司马迁，提出臭名昭著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将孔子由圣人降格为改革家。康有为在酝酿戊戌变法时喊出“抑古扬今” “废除科举” “全盘西化”等自戕口号，企图将中国用文言文记录的历史推翻，用考古的办法再造中国历史，以赢得殖民主义者的欢心。这股反动思潮至今未泯。后来梁启超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梁启超回归认同孔子与司马迁的正确道路。
二十世纪初叶形成的考古热持续了数十年，这股逆流的目的是让科学融入史学，引领史学，让史学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用丁文江的话来说就是，史学就如同地质学，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个别所谓考古学家窝藏的祸心，就是推翻华夏历史，证明华夏五千年历史是一种自恋的妄说，以迎合殖民主义者的需要。考古学家手握一个个“证据”，很有蛊惑性，善良的人难免上当受骗。除了证据，个别考古者手中的另一个杀手锏更厉害，那就是以司马迁的某某说得不到出土文物的验证为由否定司马迁。头脑简单的人被带进迷惑阵，以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用手写出的不算数，需要实物证据。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在西方国家，历史往往要由出土文物为依据，那是因为他们缺乏文字记载。中国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还这样做就不仅是东施效颦，应该换个说法，称其“崇洋媚外、巴结主子”并无不可。
司马迁《史记》的可靠性源于汉字的可靠性，文言文体的可靠性，书写历史的人可靠。司马迁其人毋庸赘言，这里只想说一说文言文体可靠的问题。孔子对诗的论述也适用于文言文，因为中国古代诗文是同体的。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记史与写诗一样是不允许有邪念的。中国古代有三种职业是世袭的，第一种是医生，第二种是天文官，第三种是史官。史官自小就从父母那里接受关于历史使命感的教育。没有人否定司马迁的文字造诣，那种功底是伴随道德教育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既然当史官就随时准备死职，因屈从于权贵而歪曲历史，良心是得不到宽恕的，不会有史官这样做。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司马迁所使用的小篆与隶书与之前的其他文字是相通的，司马迁在追述三代或其前历史时可以参阅各种不同的文字，在文字上基本没有障碍。的障碍是《尚书》中使用语体的那部分文字，不过由于司马迁博学多闻，加之他生活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传统还没有完全中断，还保持着一些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时代还有极个别读得懂《尚书》的人。《尚书》之外的其他典籍基本都是文言文体的，不怕时间阻隔。这一切合在一起，将《史记》可信度最大化。时至今日，我们未发现司马迁在记述重大人物或事件时失实。
中国的正史用文言文体写成，那些史籍上的文字就是证据，一般不需之外的证据。实物旁证属于锦上添花，有之更好，无亦无妨。有些人怀疑正史，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不懂文言文，不知道文化传统的形成机制不允许治史者弄虚作假，更不知道中国人对名检是持极其认真态度的，就是写当朝史（从隋朝开始，中国人确立了当朝只写实录、后一个朝代写前代正史的规则，但之前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如此，《史记》涉及到当朝）也绝不为皇帝权贵讳。《佞幸列传》牵扯到的皇帝有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武帝四位。其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评与挖苦最甚。“佞幸”的意思乃是以巧言谄媚而得到宠幸。设立《佞幸列传》本身已经含有批评皇帝用人失当的意思，充分说明《史记》是公正客观的，没有避讳权贵。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将孔子置于世家，而且篇幅很大。然而文中也不乏批评孔子的文字，有时还揭孔子的伤疤。须知，西汉是崇尚黄老的，司马迁将老子置于列传，且由老子与韩非共分本就不多的篇幅。仅此一端就不知要得罪多少人。事实证明：司马迁对老子与孔子评价虽然有违于时风，却经得起历史考验，历史证明司马迁的评价恰如其分，没有任何不当。人们容易忽视的是，司马迁是一位文言文写作的大高手，中国历史上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写家不会超过十人。从他的写作态度与写作特点上就能断定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十分看重名检的人，一个把一切奉献给自己民族的人。中国有伏羲、仓颉、周公、孔子等先圣，有司马迁这样的伟人，又有文言文这个尤物，实在是太幸运了。
其他国家与民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文字，包括埃及的圣书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墨西哥的图画文字等早就淹没在历史之中不见了踪迹，即使偶尔挖掘出一些残破的庸器，也没有人认得。难怪语言学家们总是将语言文字比喻为一条河，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除去汉字，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文字能够记录相隔千年的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这些国家没有用固定文字记录的历史，只得权将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充作历史。有的国家还将《圣经》当做历史启蒙教材，让耶稣充当历史人物，对蒙童说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始于耶稣。他们煽动中国人重新定义历史，以出土文物为历史的证据，他们自己却从来不去搜寻耶稣的遗物。
综上所述，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具有共时性，就是汉字；只有一种文体能够做到古今书同文，那就是文言文。文言文具有共时性，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类认识世界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理性的，另一个是实践的。所谓实践就是自己不去建立什么原则，一切跟着自然走，自然怎样人类就怎样，这种认知靠的是持之以恒的观察，支持观察的则是坚定的道德信仰。所以，归根结底文言文的共时性来自于天道的永恒。解释文言文的共时性，必须从永恒的天道着手。
中国古人对道的理解正确吗？不仅外国人打问号，国人的底气亦不足。直至现代物理学逐渐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本质，人们才相信：中国古人对道的理解完全正确，中国古人的理解与现代物理学所揭示的完全一致：
物质在未被人为改变的情况下，总是能够保持其稳定与永恒的形态。这个规律被称作穆菲定律。量子物理学的建立并未解除关于物质稳定性来自何方的困惑，反而加深了困惑。自从1927年海德堡提出测不准定理，疑惑更是让人们挥之不去了：世界明明是物质的，而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粒子却不具有物质性，非但不具有物质性，而且人根本捕捉不到其踪影。正如《奥义书》所说：（基本粒子）什么都是，同时什么都不是，因为它飘忽不定，人难以捕捉到它。直到二十一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发现一种新粒子，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当其他粒子进入希格斯粒子的场，两种粒子结合在一起，新的东西才诞生，新的东西的名字叫“物质”。物质具有质量，具有窒碍性与稳定性。穆菲定律描述的是：在物质性未被破坏的场合，物质的形态是稳定的，经过人为破坏，重新归于不稳定（比如埋在地下的铁矿石是稳定的，将它开采出来炼成铁，它就失去稳定性，很快会腐蚀掉）。基本粒子的古怪秉性令爱因斯坦心情不快。他曾经认为等到实验设备更加完备时，也许会证明“粒子不具有物质性”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妥协了，他不仅承认了粒子的非物质属性，而且对宏观世界的物质性也产生了怀疑。他曾经说：世界不是物质的，我们称其为物质是一种误会。所谓物质不过是较强的场而已。可惜他未能再往前迈一步。希格斯揭开了让爱因斯坦魂牵梦绕的物质之谜。希格斯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拒绝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粒子，只是当他知道物理学界准备用“上帝粒子”命名时，才迫不得已接受了用自己名字命名新粒子的建议，因为比起讨厌自我张扬，希格斯先生更讨厌上帝。
我施如此多笔墨叙述希格斯，主要想以此为铺垫，以突显另一位人类伟大贤者的睿智与先见之明。他就是老子。西方近百年的两个重大发现，老子都讲到了。关于世界的非物质性问题老子说“有生于无”；关于世界产生物质性的问题，老子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 意思是万物无非由阴与阳两个元素构成，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万物就具有了稳定性，这才有了大千世界。原来，老子早希格斯两千多年就已经揭示了关于世界本质的惊天秘密。老子所说的“和”指的就是物质的稳定形态，负阴抱阳是关键，是说两个性质相反因素的结合构成了世界秩序。也就是说，世界的一切秩序是阴阳和合所赋予的，就像每一个人都是父母“和合”的产物。至此，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有了结局——中国古代的合二而一“胜诉”，西方的一分为二“败诉”。事实正如此，合二而一的世界是稳定与持恒的，一分为二的世界则是动荡与断裂的。
文言文就是因合二而一获得稳定性的，具体说，文言文是人与自然两个因素合成的。这一点与单方面出于头脑的西方表音文字立异。西方人由人脑进行分析推理，进而揭示自然规律，用罗素的话说就是，不断地分析，直至不能再分的原子。后人称这样的分析方法为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方法叫做一分为二。
晚年的爱因斯坦与希格斯之所以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与他们回归中国先哲的合二而一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用最简洁的词汇表示希格斯粒子就是“合二而一”。
文言文的规律竟然与物理学规律不谋而合！这实在不可思议。其实并不奇怪，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在天人合一这个方针上基本是一致的。这个方针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文字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将每一个汉字视为一个基本粒子，将共时性视为物质的稳定性，将文言文的形式与建立在形式基础之上的规则视为场（相当于希格斯粒子），那么这样一个场景便出现了：汉字进入文言文的场从而获得稳定性，如同基本粒子进入希格斯粒子的场获得物质性。文言文一旦获得稳定性就会一直保持下去，直到人为改变它（如同穆菲定律所描述的那样）。文言文中的自然基因在维持着它的形态，抵御着口语的不断侵蚀。——这就是文言文稳定的奥妙之所在。使用语体的场合，汉字也能够自如地表达事物，表达思想，但表达的文字不具有稳定性，难以传世。这就是为什么古籍中偶尔出现的俚语词汇一直不为后人理解的原因之所在。《晋书》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王戎问阮瞻孔孟与老庄有没有区别，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后人不解其意。原来“将无同”是当时的口语，经过时代变迁，惹来无数误解，以至原意已经不为后人所知，所以译法五花八门，有“差不多相同”、“完全不同”等十数种。台湾作家柏杨将其译为“似相同”，内地语文工作者吕叔湘将其译成“恐怕不同吧”……皆不符合原意。“将无”的原意为“那就……吧”，“将无同”的真正意思为“既然你说相同，那就相同吧”。正话反说，表现出阮瞻对王戎提出小儿科问题的蔑视与嘲笑。为什么普通的一句话导致如此大的误解，以至于连现代“语言学家”都不解其真意呢？因为“将无同”是口语，只有当时当地的人了解。恐怕阮瞻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小小的噱头竟然给后人带来如此大的麻烦！可见，规范统一的书面语对于“传世”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含有大量记言的文字，时过境迁后人读不懂，只能借助于训诂书《尔雅》了解其仿佛，完全读懂是不可能的。学界曾经为《尚书》中出现的“维维”一词大惑不解，汉字词汇中从未出现过“维”连用的情形。最终有人发现，是因为讲述者口吃，说了两个“维”，史官为了忠实于讲述者原意将两个“维”都记录了下来。
以上两个例子从反面说明了中国古代典籍能传至今日的关键性因素是文言文体。口语会给后人带来阅读上的诸多不便。用口语写历史，历史难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是为延续历史与文化传统才使用文言文体的。用方言口语写作，传世的可能性就变小。古代楚人谓虎为“於兔”、称草履为“不借”，蜀人谓釜为锉，夔人谓山谷中的江水为“瀼”，京师农人谓田为“几棱”……这些只流行于一时一地的方言非方家孰能辨之？职是之故，中国很早就立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正史一定用文言文体。
我们经历过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一个自毁长城的时代。那时，在胡适等人个蛊惑下，文言文体被废弃，“写作口语化”成为时尚。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胡适在做批判文言文的报告时，下面一位同学反驳道：文言文简洁，比如，“无能为力”只有四个字就生动地表达出一种没有办法的情绪。胡适立即狡辩说：白话文只需要三个字——干不了！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竟然看不出来“干不了”与“无能为力”表达的不是同一种情绪，当时的文化环境之恶劣、文字表达水平之低下可见一斑。
白话文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的劣势是全方位的，一言以蔽之，白话文缺少了“场”。归纳起来，文言文的“场”主要包括雅、文、礼、中庸与天人合一。
“雅”是形成文言文气场的首要元素。雅是相对于俗的。俗字由人与谷组成，顾名思义，人吃谷为俗。俗对于人是最重要的，也是人人都会的。正因为如此，超越俗的层次达到雅是人的更高追求。“雅”从牙从隹。牙就是牙齿，隹代表鸟类。雅本指一种楚鸟（这种鸟并非生活在楚国，而是生活在秦国）。“雅”的篆字与现在的字形区别不大。“雅”转义为高尚、美好，还是与牙齿有密切关系。造“雅”字时，鸟类的牙齿已经退化为喙，早期的一些鸟类如始祖鸟、黄昏鸟、鱼鸟、不翼鸟等都是有牙齿的，有的牙齿还很锋利。鸟没有了牙齿，人类就不必时刻防范它。鸟儿悠闲地在天空飞翔，令人顿生一种美好的情愫，这种情愫叫做优雅、高雅、雅致。像鸟蜕去牙齿变得温和起来一样，士有度量不与人争，不与天斗，是为雅士。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鸟喻人再平常不过：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不以攻击为能事，是为雅。写文章进入雅的状态，不为辩论写文章，不以攻击别人为写作目的，这样的文章很容易获得共时性，因为无论遣词造句还是布局谋篇上都不会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不会睚眦必报，也不会使用俚语骂人。语言学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经过精雕细琢的文字融合性强，而未经雕琢的口语化表达很容易粗暴与极端。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语言暴力”。语言暴力最容易在网络语中出现，因为网络语是无拘无束的。不用说语言暴力绝对不会出现在文言文中，文言文高手即使在口语中也不轻易动粗口。这是因为“雅”具有规范的作用。“规范”也与鸟的牙齿有关系。鸟类牙齿的退化几乎是划一的，有锋利牙齿的鸟类几乎同时发生了牙齿退化，这样几乎所有鸟类就可以建构共同的生存规则。（人的牙齿也有退化表现，如智齿退化不完全就表现为“过小牙”或因骨量不足而成为阻生齿难以萌出）文章亦如此，都以雅为准则，文章就有了共性，这种共性贯通于不同的作者，也贯通于古今不同时代。
“雅”的气场作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如同《论语?述而》所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古之士皆使用雅言，不用粗语；其二，京畿之言为雅，《诗经》中的“雅”指的就是京畿及其周边产生的诗歌，京畿的语言习惯能够成为整个国家的规范，虽然这种规范不是强制性的；其三，“雅”是“鸦”的本字，后来分为两个字，但意思仍旧关联：乌鸦是有名的孝鸟，乌鸦社会的规矩是：先是母鸟哺育雏鸟，待雏鸟长大，母鸟老了，长大了的雏鸟再为母鸟捕食，为母鸟养老送终。孔子被这种现象感动建立了孝文化。孝是儒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可以认为，“雅”中含有“孝”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文言文就是后人在对前人尽孝。使用能够流传后世的文体记载先人的事迹与功德，让后人知晓，这与乌鸦反哺的性质完全相同。换言之，中国人用雅言记史为的是让千年之后的子孙读的。今天，国人怀疑正史乃是因为崇洋媚外的情绪在作怪。
“文”是组成文言文气场的第二个元素。“文”的本义是彩色交错，引申意思是文饰，“言”是表达，所谓文言就在在文字上进行修饰，让所表达的内容既高雅又规范。文言文区别于平庸的语体。汉字的与众不同与中国人记录历史的方法与众不同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的朝廷总是设置两名史官，一名负责记事的左史（即大史），一名负责记言的右史（即内史）。《说文解字》是这样定义左史与右史的：“史，记事者也。注：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 这段话出自于《礼记?玉藻第十三》。藻的本意是古代君王或贵族冠冕前垂旒上所穿的玉，后转意为文饰，修饰。左右史的主要分工区别是，左史记录君王身边发生事情，记录是要经过文饰的（即要用文言文书写）；右史是记录君王言论的，要忠于原话，所以要用语体（即今人所说的白话文体）。显然左史的写作难度更大，要求写出的文字规范、简约而且富有感染力。除了要忠实于史实而外还要有美学价值。记事与记言的区分也旁及历史之外的领域，比如文学历来也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文言的文学作品使用雅言，为传世而作；白话的文学作品使用语体，是为了影响当代以及为赢得社会底层读者共鸣。司马相如、王充、李白、王梵志等都很擅长白话文。有趣的是，同一个作者所写，文言文作品与白话文作品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司马相如写的白话作品数量很多，但一篇也未传世，传世的都是文言作品；王充的白话文著作也未传世，只有文言作品《论衡》得以传世；李白总共写过一百多首白话诗，但大部分失传，仅存《床前明月光》等少数几首；王梵志爱写白话诗，属于白话诗专业户，生前名望较高，然而死后寂寂无闻，只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极力吹捧他，把他吹捧为唐朝第一大诗人，却没有人买他账，胡适自己也出版了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想自封为现代白话诗鼻祖，却流传不下来，没有人读，也没有人评。《三言两拍》《红楼梦》等系白话文小说，但这些作品中含有不少文言的因素，有较强的共时性，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记事与记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主要区别就是前者具有稳定性而后者很容易与时消息。关于这个特点，孔子给予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苏东坡根据孔子的解释进行了展开说明：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指谓辞达。
“言之不文（另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语中的！文就像一种场，一种亲和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认同这种场，认同这种亲和力，所以，今人读五经并不觉得太困难。不妨进行逆向思考：如果违反“文”的原则，像今日网络写手那样，文章中充斥诸如屌丝、哇塞、打酱油、亚历山大之类的词汇，词序任意颠倒，行文中夹杂英文字母，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句子……后人读这样的文章怎么读得下去，又如何读得懂？
文饰的必要性来自于自然。自然的天象都是经过文饰的：星辰的排列以及卫星的数量也都经过精心的安排，自然中不存在杂乱无章的角落；昆虫与鸟类的翅膀、野兽的皮毛无不经过文饰，生物中不存在违反美学基本原则的个体。文言文体效法自然，也拒绝使用未经文饰的粗野词语，即便是敌对军事集团对话时用的词语也要经过文饰。《左传?僖公?四年》中有“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的句子。这是楚国使臣说的一句话，意思为：没有想到你们“涉水渡河”到我国境内，是为了什么？侵略者的军事行动路线明明是在陆地，没有江河阻隔，可是楚国使臣使用了“涉”这个动词，这就是典型的“文饰”，为的是缓和气氛，增加和平解决边界危机的可能性。如果楚国使臣直接表白：你们侵犯我国，为的是什么？如此对方则下不来台，气氛一下子就会僵持，不利于调解矛盾。使用委婉的表述，以“涉”代“侵”，效果绝佳。《左传》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知凡几。
“礼”是构成文言文气场的第三个元素。中国古代社会奉行礼治，礼的影响充斥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汉字的影响尤其大。可以说，汉字是按照礼的精神造的，是按照礼的原则使用的，也是按照礼的原则设置文体的。所有的汉字单字都在礼的体系之中，文言文体乃是礼的生动再现。
礼者理也，礼含有讲道理的意思。简单是宇宙的原则，中国人将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简约也成为文言文的一个外在特征。古代，往往一部书只有数千字，最薄的书只有几百字。不变也是宇宙的重要原则，文言文也效法之，尽量不变动写作规则。礼者里也，礼含有按照事物自身内在要求做的意思；礼者立也，礼含有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等意思；礼者利也，礼乃是为了人的根本利益而设置的……作者心中牢记礼，也会形成一种规范。如果把写作比作游戏，有了礼，就有了统一的游戏规则，有了规则，文章的优劣立见。在文言文的世界，绝对不会发生王婆卖瓜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白话文的场合则屡见不鲜。通过标新立异等不武的手段获得作家称号，这在语体文的场合屡见不鲜。语体文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通过搅局获取利益比较容易。牛顿深谙此理，所以他在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时，故意写得艰涩难懂。《原理》面世之后有人问牛顿为什么把书写得如此难懂。牛顿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牛顿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堵住那些总爱与作者辩论的外行们的嘴！免得他们搅乱我的研究。确实，牛顿很讨厌与不懂物理学的人辩论物理学问题。同样的恶作剧也发生在爱因斯坦身上，《相对论》的艰涩难懂也有故意为之的因素。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中国古人身上。因为文言文已经足以把那些没有发言资本又急着发言的人挡在“作家”群体之外了。使用文言文体著书立说必须遵守礼，否则不仅作品不能传世，就是进入写家行列也是很困难的。
“中庸”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四个元素。《礼记?中庸》开首一段提纲挈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就是中庸的气场。当一个人处于平和状态，与道合而为一，此时就可以动手写文言文了。写文言文基本不使用逻辑思维，因为文言文要求人随着“道”走，不随着大脑定出的逻辑走。中国人最忌讳对自己未见到的事情、未听到的话想当然，也忌讳辩论。中国人认为真知是从自然那里观察来的，在非理性领域辩论不出真知，只能将水搅浑。所以我一直强调，同样是写作，中国古人用脑的部位与今人不同，与西方人更不同。儒家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合度则宜，过犹不及。中庸思想经得起现代物理学的拷问：微观世界是不可知的，宏观世界也是不可知的，人类能够认知的不过是处于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个原则适用于做事，也适用于写文章，特别是适用于写文言文。在处理文与质、虚与实、详与略、美与达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中庸是造汉字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文言文写作的指导原则。标新立异是美学的大敌，也是共时性的大敌。标新立异者总想通过发一些惊人之语、出一些惊骇之论，让世人注意力转向自己。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做是会坏事的。
厚古薄今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四个元素。厚古薄今是古人的共识，不仅孔子厚古薄今，老子、孟子、庄子等无不厚古薄今。《潜夫论?交际》说；“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皇帝内经》开篇就是对古人的赞扬：“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儒家先哲除去荀子都主张法先王，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 这是著名的规矩方圆论。规矩方圆不仅适用于政治思想学术，也适用于语言文字。它酷似一种气场，进入规矩方圆的气场就不得不照章办事。我们常说，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规矩方圆就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基本保障，。因为大多数规矩方圆是古人建立的，所以必须尊重古人。判断规矩方圆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要看规矩方圆是维护的对象。中国的规矩方圆是维护天人合一方针的，所以可以断定它是积极的。
无论哪个民族，摆脱蒙昧之后首先都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的核心是：人类对自然中森林、野兽、鱼虾、虫鸟是否可以予取予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应该不应该受到约束与限制？显然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国古人认为人类面对上苍的恩赐要感恩戴德，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有节制，人类必须与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天人合一。在中国，那些发现这些道理的人被尊称为圣人。后人都应该尊重圣人。这就是法先王的道理之所在。这种保守性乃是汉字稳定之最大保证。不过，只有将汉字置于文言文体之中才能充分体现出这种保守性。
天人合一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五个元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人类的生存方式只有敬天与戡天两种选择。中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与天恒舞、敬天保民之路，而西方选择了以天为征服对象的戡天之路。这就注定了文言文体也要打上天人合一的烙印。对于自然来说新寓于旧，变寓于不变，复杂寓于简易，个体寓于整体。文言文通过用典实现“新寓于旧”，通过虚词实现“变寓于不变”，通过比兴等修辞手段实现“复杂寓于简易”，通过强大的文化传统实现“个体寓于整体”。文言文体与天道是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华夏民族的一面旗帜，旗帜上的文字是用文言文体书写的。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华夏民族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标志就是乾隆丢弃了中国人高举了数千年的天人合一大旗。文言文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在乾隆的诱导下，中国人由信仰礼教转为信仰喇嘛教，由治国学转为治拓扑学，由热衷于高雅文学转为热衷于小说与红学，由热衷于文字创作转为热衷于欣赏字画古玩，由君主制政治转为寡头政治（乾隆公然在朝廷上说：朕自今日起要独断朝纲），由依礼治国转为依照个人意愿治国，由重用汉臣转为重用满臣打击汉臣。更要命的是，自乾隆始，将传统的国家大典转变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大典，将国家大事变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事，将国家的军队变为为爱新觉罗家族看门护院的军队……中国在其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迅速地沉沦了。
满清覆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孔子、儒学、礼教、文化传统——当然也包括文言文视为导致中国沉沦的不祥之物，无视近代中国的沉沦恰恰是因为中国从乾隆开始放弃了儒家，放弃了文化传统，放弃了对高雅文化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没有了精神信仰，才变为一团散沙。日本与中国先后进行了维新变法，然而二者所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
如果说乾隆十年是东方古国衰败的起始点，那么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两个历史事件则骤然加速了这个古国的沉沦。清末的魏源、宋育仁、廖平、康有为等爱国人士的变法受到王船山与乾隆的深刻影响，他们所主张的变法带有强烈否定传统的倾向，说严重些就是一边变法一边“去中国化”。他们的变法建立在“厚今薄古”与“全盘西化”的基础上。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代表作均未出考据学之范畴，仍然是在执行乾隆的旨意。变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不足以弥补因丢弃传统所蒙受的软实力方面的损失。没有文化传统这一软实力的支持注定要衰败。甲午战争中，“GDP”高出日本十倍的中国反而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充分证明了软实力的重要。不妨将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做一下对照：
日本的明治维新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强化文化传统，幕府还权于天皇。具体措施主要是“王政复古”、“大政奉还”、“尊王攘夷”，民族凝聚力因此而得到增强，在软实力上提高了一大块；第二是引进西方的一些政治文明，如内阁制、立宪制，对传统体制做了一些调整，如废藩置县、废除武士特权等。一方面保守，一方面革新，二者相得益彰，取得明显的效果。
戊戌变法只做一件事：托古改制，扬今抑古，全盘西化。与明治维新相比少了“保守”。这样，变法在增强软实力方面不但没有作为，还造成软实力的流失。同样是维新，日本通过维新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软实力，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则是一味强化硬实力，一味“去中国化”，为此不惜牺牲软实力，结果事与愿违，维新反而使得中国更加孱弱。康有为等人，把孔子作为托古改制的工具，将其工具化，大大削弱了孔子的形象，进而大伤中华文化的元气，使中国在变法之后反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二十世纪前后，“去中国化”的步伐明显加剧。卢戆章、宋恕、王照等率先提出以“切音文字代替汉字”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毫不掩饰地打出“去汉字化”的大旗，响应者如云，至今仍不乏拥护者。其实“去汉字化”就是“去中国化”的方便说法。“去汉字化”的口号比“去中国化”更容易为人理解。后来，胡适和吴稚晖等人不满足于“去汉字化”，喊出“全盘西化”的口号。日本人也一度迷恋“全盘西化”的口号，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在福泽谕吉的力主下最终放弃了这个口号，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文化上坚决保守日本的传统；科学技术与政治文明（主要是司法文明）方面则唯西方马首是瞻。显然，在应对时局上中国人输给了日本人。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不但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在“去中国化”道路上越走越远。鲁迅在向年轻人推荐图书时居然蛊惑他们只读外国书，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殷海光在台湾遥相呼应，企图在台湾搞“文化换血”。中国人纷纷将落后的原因归于中华文化传统不好，科举制不好，孔子等圣人误事，更是迁怒于汉字，认为是方块字害了中国，迁怒于文言文，认为文言文是祸国殃民的种子。一时间崇洋媚外的叫嚣铺天盖地，不可一世许多名噪一时的人物都成为“去中国化”的先锋，包括陈独秀、瞿秋白、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许地山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完全是不顾事实，恶意中伤，要把它彻底掀翻。1927年完成北伐之后的政府最高实际领导人蒋介石竟然是基督教徒，接受了所谓洗礼。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不是由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领导，而是由一个异教徒领导，而且这个闹剧持续了二十多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去中国化”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抗日战争中，造成艰难局面的首因并不在武器装备上，而在于软实力的巨大反差上：日本军人心中有偶像天皇，他们为天皇而战；中国军人并不以孔子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孔子在整个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甚微；日本人用文言文下达作战命令，让士兵感到一种历史使命感；中国人则用苍白无力的语体文下达作战命令，与日方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与中国，一个在民族化，一个在去民族化；一个拼命动员历史文化资源为国家现代化服务，一个拼命否定五千年历史——这便是日本越来越强中国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言文是“去中国化”的重灾区、随着文言文的沉沦，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凝聚力也江河日下，昔日的辉煌渐行渐远。
一个民族试图征服邻国，抑或一个民族试图抵御外族入侵，首要因素不在器物文明，而在精神信仰。——日本人悟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全民一心，所以明治天皇倾尽私财购买军舰，他们这才打败了中国。实际上，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今世界美国最强，似乎美国并没有什么悠久的精神信仰传统可言。其实，就民族而言，美国的建国先驱是由不同民族的人组成的，但他们都信奉基督教，也都是柏拉图主义的信徒。他们握住这个几乎舍此无他的属于所有人的东西不放，这才强大起来。
正如汉族不是一个纯血缘体，欧洲信仰基督教的人群也不是靠血缘维系的。他们有信仰，有传统，而且他们懂得保守信仰与传统——这便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至少他们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很强的坚持性。一个是基督教信仰，另一个是艺术追求。古希腊人对艺术的追求中，有一个东西长期被中国人忽视，那就是对语言文字艺术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与中国人通过文言文体表达美的诉求一般无二。这说明，文言文现象不独发生在中国，它具有普遍性。西方人不满足于字母文字的简单表音功能，他们追求文字对口语规律的超越。这对于使用字母文字的民族来说难度是太大了。但他们锲而不舍，为创造优美简洁甚至蕴含形而上因素的字母组合（这种组合并没有固定的名称，亚里士多德称其为诗格或格律文）而努力，直至今日仍然如是。所谓格律文，就是通过不同于口语的音律节奏的变化产生韵律美的文体。比如使用三音步短长格、对句格（交替使用六音步长短短格或五音步长短短格）形成西方的所谓诗格。这是西方追求文字美的独特路径。从荷马、恩培多克勒（约前493-433）到但丁（1265-1321）、莎士比亚（1564-1616），再到雪莱（1792-1822）、拜伦（1788-1824）可谓群星灿烂，现代西方诗界还出了一位超级格律文大师——尼采。尽管在中国文人看来那些诗格不能称其为真正的诗，与中国的古体诗甚至近体诗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有一点中国就是不如西方，那就是在坚持不辍的韧劲上。
追求美，追求超越常态，要求摆脱平庸——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不分国家与民族。西方人至今守格律文如玉，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丢弃了精神上的坚持人会变庸俗，会坠入物质的陷阱。光有物质的享受，没有精神的追求，这样的人生是畸形的。精神追求能给人带来金钱带不来的乐趣，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给予格律文以极高评价，并在创作上乐此不疲。反观中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津文言文，无人有心思去追求那些与金钱无关或与金钱关系不大的艺术，以至于文言文岌岌可危。在中国数不过来的各种危机中，文言文危机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因为不仅文言文在世界上，文言文创作所使用的文言文体是的，而且文言文体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其价值绝不在逻辑思维之下。
西方的格律文与中国的文言文有一个共同之处，二者都是人性的展示。歌德认为狮子无缘无故地狂吼，是因为生理上需要那样发泄。是的，那正是超越生活常态的举动，对于狮子来说那是展示自我的一种壮举。人是具有灵性的动物，不能像狮子那样通过吼叫释放自我，人注定会选择最难、最有价值的释放方式，唯如此才能体现生命的高贵。在人类的发明创造中，语言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最伟大的，与信仰最贴近的，对填充心灵空虚也是最为有效的。从文字产生与使用的时候开始，无论东西方文字便有了两种不同功能，一种是有用之用的功能，另一种是无用之用的功能。文言文就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无用之用。
人类从能够自由表达思想的那时开始，文字竞赛就展开了，无论使用怎样的文字，所有的民族都念兹在兹，坚持不辍。在用文字表达世界这件事情上，人类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器物的发明创造。每一个时代都以为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后代总能出人意表，写出一些先人写不出或想不到的文字。这一点在使用文言文的中国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人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不过，在文字表达上，西方明显逊色于中国，这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因为无论如何字母文字也无法摆脱其局限性。西方人在进行格律文创造时，总要将已经形成的单词或短语进行分解与重新组合，从而产生自己所希望的韵律流，让其产生美感。无形之中，这样做会伤害文字的稳定性。德里达总是感慨，只有中国的诗是存于永恒之中，而西方的诗总是属于一个时代。如果仅仅是诗歌如此也就罢了，可以将诗歌视为不可复制的古董也还不失其价值。问题是，当文字用于记录历史时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用变动不居的文字记录下来的，那么这种历史就很难为后人解读。我经常接触西方哲学研究者，他们最羡慕中国有文言文，他们认为，中国人将道德伦理、精神信仰装载到文言文中，使得中国的文化形态产生了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说到西方人珍视格律文，不能把提及日本人。日本将自己视为西方的一员，然而日本人并不愿意完全抹去中国的基因，虽然明治维新时他们疯狂地“去中国化”，叫喊要取缔汉字（取缔汉字当然也要取缔文言文），但后来他们停止了这种愚蠢做法，开始纠正自己的过激行为。他们停止了关于是否取缔汉字的讨论，叫停了删除中小学国语课文中的文言文课文，在部分小学校增设了围棋课与书法课。不仅如此，日本社会普遍以文言文水平高低作为衡量文化教养水平的标志。日本人写的文言文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全部使用汉字的文言文，一种是假名、汉字混合使用的文言文。后者更为普遍。日本流行一种简易的评价方法，那就是汉字出现率高而且文雅的文章为上品。日本人一如中国古人，重要场合的文书是用文言文的，甚至1945年的裕仁天皇投降诏书也是文言文的（有人说这是为了让日本人听不懂，其实主要还是出于惯例）。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酷爱文言文，文言文的水平很高，其弟子三岛由纪夫继承了老师的风格，写作也带有强烈的文言风格。他们的作品虽然难读，但很受读者喜爱。《论语》在日本是不翻译的，直接阅读，汉诗也是直接吟诵，不转译为日文。在日本经常吟唱汉诗的人达到520万之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年轻留学日本期间有很多事情留下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日本人的汉字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文言文写作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人。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多书法家，但几乎人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日本也没有那么多作家，但能用文言文体写短文的人非常多；日本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但日本社会的“年中行事”（传统仪式）不断，祭祀接着庆典，庆典接着节日，人们仿佛生活在古代。
我留学期间交了几位知心朋友，我问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开始他们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后来我逼他们说真话，他们告诉我，日本战败，政治家不认罪，那是因为政治家想通过反华捞取政治资本；一些受蒙蔽的民众对中国不友好，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对一个不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认罪，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说自己的坏话，说自己是劣等民族，总是诅咒文言文，总是否认自己的历史。
我的日本朋友说得不无道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降，中国人掀起一阵阵自戕风，这股风一直未停歇过：
康有为最先宣传所谓新史学观，梁启超绍述康有为，阐述了自己的新史学观（后来梁启超先生反戈一击，又回归正确立场）；
1905年慈禧太后听信张之洞的谏言宣布取缔科举制，几乎同时，改变了重要场合使用文言文体的惯例，直接采用语体（只有袁世凯仍坚守传统）；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批判古典文学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鼓吹文学作品不要用典故，不要使用骈句，不要使用死文字（胡适认为文言文属于死文字），不久胡适出版了《白话文学史》，胡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白话文学史，好作品都是白话文的云云。
1918年鲁迅发表攻击儒教的小说《狂人日记》，抛出臭名昭著的儒教吃人论，1921年抛出捏造中国人劣根性的反动小说《阿Q正传》，1924年抛出攻击儒教的小说《祝福》。
1933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中国人有劣根性，应该由大和民族来统治这个民族。就在这样水深火热的背景下，巴金陆续发表了小说《激流三部曲》。这部书将中国社会描写成一团漆黑，迎合了日本人的需要。当然，这与巴金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有关，不过，自戕风之甚由此略见一斑。晚年巴金深刻反思自己，号召家中存有《激流三部曲》的读者将书焚毁，他的举动获得国人的谅解。
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陈独秀喊出“打倒贵族文学”的口号，在他眼中，文言文属于贵族文学，必须打倒。
许地山对中华文化无一丝好感，他说：“中华文化，可怜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
何炳松对国人因“国学”而引发争论非常不满，号召“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
傅斯年说汉字“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利器。”
吕叔湘说：“简单地说，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语体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 ……
这样的名单可以罗列到成千上万。我们不能把文化传统沦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他们。负主要责任的不过是胡适、鲁迅等极少数人。胡适反对文言文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因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多用文言文体而将他们的名字排在无名小辈之后。年轻人让他推荐必读书，他竟然开出许多白话小说，让读者大跌眼镜。胡适口无遮拦，张口就来，说什么文言文的作品都是糟粕。在他眼中，中国古典文学与学术经典只要采用文言文体就都是坏的，极端得让人惊讶。
对鲁迅还须稍施笔墨。鲁迅在文化自戕上是行家里手，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庄子曾经设计了被称作“精神胜利法”的处世招术，其实也简单，就是当比你强大的人侮辱你时，你不要反抗，只是在心里予以还击即可得胜。这是庄子的专利，却并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将此法扣在中国国民身上，居心叵测。倘若有人告他污蔑罪，他一定会用庄子遮盖自己的罪行，其实庄子何曾有罪？庄子以为，他的心术只有真人方能做到，众庶根本做不到。1926年鲁迅与朱光潜之间有过一次过节。朱著文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一般》杂志1926年第1卷）鲁迅读到这番话立即予以回击：“……说起要写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感到沉重。”（《写在《坟》后面》，《鲁迅选集》第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鲁迅留下的遗言并不多，其中有一句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不少人将此言视为儿戏，其实这句话的影响至今未泯。就在2012年，一位知名出版集团董事长因“美职篮，美职篮，叫着拗口”而在电视中呼吁将“美职篮”写作“NBA”，果然，“NBA”以汉字的名义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汉字大家庭中的新贵。按照这个趋势，鲁迅的汉字破灭梦还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再看一看中小学课本，文言文的课文一减再减，以至于引起上面的不满，表示对“去中国化很悲哀”。是啊，对于肉体生命而言哀莫过于自杀；对于民族精神而言，哀莫大于自戕。世界上的民族很多，这些民族本无优劣之分，之所以有的民族长寿，有的民族短寿，就是因为有的自强有的自戕。自戕的动机不一，有的未必出于恶意。自戕往往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文明与文化这样两个不同概念，以至于因为文言文弄不出原子弹来就要求取缔文言文。
国人不看好文言文甚至要求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删除取缔文言文课文，还有这样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文言文过时了，古人写文言文、今人写白话文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文言文的功用向来是定向的，并非古代所有的书写者在所有的场合都采用文言文体。古人在绝大多数场合也是用语体写作与交流的，除去清朝，皇帝的诏书、衙门的告示以及民间契约一般都使用语体。即使是文学与学术创作也有使用语体的。确实，传统经典绝大多数是文言文体的，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优胜劣汰的结果。白话文与文言文竞争，白话文处于劣势，传世之作多为文言文也就不足爲奇了。一般来说文言文只在以下场合使用：
其一，记录正史的场合；
其二，祭天、祭祖等国家重典的场合；
其三，写祭文、悼词、檄文、贺词、誓词、士大夫之间书信等场合；
其四，科举考试的场合；
其五，骈文与古体诗创作的场合；
其六，刻写铭文或碑文的场合；
其七，其他严肃或重要的场合。
如果能够消除误解，认识到文言文的特殊功用，如同古人那样，让文言文体与语体并存，只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文言文体，那样的话也就不存在“文言文跟不上时代步伐”“文言文不能用于科学论文”“文言文不能被百姓接受”“文言文难学难懂”等担忧了。
当然，文言文的现状也没有糟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中国人与文言文隔绝只有一百年时间，还不算太久。而且已经有先知先觉先行一步开始了复兴文言文，《百年文言》《儒道释疏观》就是初步的成果。相信不久的将来会陆续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文言文作品。
许多文化形态一旦失去便难以复得。文言文不是这样的，只要全民形成对华夏文化历史传统的认同，从蒙童教育抓起，建立高雅文学的奖掖机制，创办一家文言文杂志并聘请事业心强、文字功底深厚的做总编辑（全国现有杂志七八千种，全部是语体的，办一家文言文杂志不为过），形成良性竞争……如此，复兴文言文还是有希望的。
作者简介
王文元 1947年出生。北京社科院学者。从事哲学研究已有数十年之久。近十年来热衷于国学研究与古诗创作，发表大量论文，并出版了学术著作二十五部，还有二十部书稿待出版。代表著作为《国学正义》（此书出版的消息被数十家纸媒报道）《人类的自我毁灭》《亨嘉五论》等。近年作者热衷于文言文创作，已写下一百万字的手稿。作者的出书原则为：质量第一，原创性第一，追求综合性与客观性，避免一孔之见。
目录
叙
正名篇
天道
礼义教化之由第二
孔子第三
礼容第四
礼法第五
人道第六
序尊卑崇敬让第七
人第八
贵贱第九
义利第十
功过第十一
知行第十二
品质第十三
俭奢第十四
文质第十五
善恶第十六
礼乐第十七
表里第十八
博精第十九
穷达第二十
己身与天道第二十一
能与不能第二十二
老幼第二十三
为与不为第二十四
等级第二十五
王制第二十六
人之要篇
德与知
仁义第二
礼行第三
修身做人第四
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五
学与思第六
象与体第七
道统篇
圣贤国命
道统第二
祭统第三
人事第四
心传第五
习性第六
人类第七
传统篇
圣人
君子第二
忠孝第三
敬老第四
农功第五
天人第六
传统第七
天人合一篇
究天人之际
合与分第二
阴与阳第三
天地五常与人间五常第四
变与常第五
简易与驳杂第六
好生之德第七
天人合一第八
跋
序言
叙
華夏學術，觀其大義，儒、道、釋耳。儒家重生，道家法自然，釋家重死，雖各有偏私，合而三才［注］天地人。備矣。三才備而萬物齊焉。荀子曰：“處于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注］《解蔽》。此疏觀之由緒也。
時間之魔不擇食，尤物難逃其口，故愚以爲以傳統之法疏觀傳統之精，［注］以今之法術治傳統之學術，經久必失。乃是保全國故之不二法門。
俞扁之門，不拒病夫，［注］典出柳宗元《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孔孟之門，不拒赤子，余是以造次作程，［注］作程猶作楷模。有自大之嫌，故曰造次。尋蹤于六藝，馳思于五德，樂事［注］典出《禮記.王制》：“無曠土，
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極言以事功爲樂。于披鏡，［注］典出唐太宗《帝範序》：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誡云爾。勤勤于樹藝，［注］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續種國學，
光大華威，承先賢萬世之功業焉。
蠻夷結繩記事之時，華夏已育人于未形，禁欲于危微，追道之高塵，效天之無欺，思想所致直指心源而不加害于天。以今觀之，人文教化何其高尚也。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注］心存目憶典出南唐后主《昭惠周后誄》。
愈憐今人重利輕義，以履作冠也。
今值叔葉，［注］叔葉猶衰世。儒者雖夥，然各各倍譎［注］各持一見，更相立異，更有不敬聖賢者。且不乏造作訛言者，其異之巨，令國人每每莫知所從，實與無等類。余雖遲鈍，亦知淺理：泱泱之國而無文教，何
以物物乎？［注］物物猶主宰萬物。巍巍之民而無禮義，何以相與乎？且夫紈綺染汙，［注］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誣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爲反人類，不知天理乃指妻子與五穀
菜蔬，人欲乃指妾小與山珍海味也；誣“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爲造等級隔閡，不知正欲憫庶人而施屋刑于大夫者。文物盡毀，何以誇先君？爲德不卒，［注］言事功不能善始善終。弗若無爲。華夏後裔，匹夫亦有興國之責，
況國士乎？
人無不求松喬，［注］松乃赤松子，喬乃王子喬，皆仙人也。松喬喻長壽。道之傳獨不求松喬乎？吾之惑也巨矣。或見余爬梳典籍便蜀犬吠日，［注］蜀犬吠日少見多怪。排訾［注］詆毀。諷余復古。古人有仁義之心者，皆遵
道守真。諷我者不諳遷蘭變鮑之理也。［注］典出《孔子家語.六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儒家，化芝蘭之香者也。今人不繩祖武，
不求義但求利，出力皆爲養蕞爾之身，以禽息鳥視［注］養尊處優。爲樂，非入鮑魚之肆不知其臭而何？雖然，余不甚憂。人無長貧，有窮［注］困窮。有通［注］顯達。國學豈無？或疑：以足下之才，能承起衰救弊之任乎？
余必曰：不聞陶弘景言乎！我自不能作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管仲不能自霸，维能使齊桓霸也。
河水乾涸泣不能益；腹中空乏說不能飽。雖然，大丈夫既處際傳統衰微之世，必不甘做看客。與其以淚解涸弗若以筆代口，以字療疾，［注］閑饑難忍。故以文字療之。冀以螢之微光，增輝日月。［注］曹植《求自試表》。
待國學華國，［注］令國家榮耀。余夙願償，心兵息，必笑震地輿矣！［注］地輿猶大地。
王文元
己丑仲夏
后记
跋
百無一用之拓撲學，公然宣諭獨斷朝綱。改易前辙，［注］與文化傳統分道揚鑣。致使泱泱寰宇竟相戡天，以攫取地藏爲能事，不見揚厲天人合一者。職是之故，危行之於逾閾值者不知其幾矣，國之危，寰宇之危又甚宋遠矣。
夫人與天地，連枝同氣，同根於上天好生之德。噫！今人不好天，天獨好生乎？
自乾隆以至於今，學人之中多自戕之宵小［注］以去中國化爲榮。寡華國之義士。［注］如辜鴻銘、梁啓超、錢穆者。生不能守悠悠之文化傳統，死不能保永永之檢操，［注］檢操猶節操。忝活人世，義方安在哉？於是
余焚膏繼晷，鉤隱抉微，求索先哲之微言，發明倫理之大義，心慕手追，心畫不已，或詩或賦，或文或對，加之三疏（儒、道、釋），已合計七卷。
嘻乎！今之書客［注］書客.猶今之書商。大多在商言商，意在黃白，不屑余之槀定。［注］槀定猶定稿。殺青至今已曆三載，仍未見願刻板者。於是余疑雲滿腹：莫非所著濫惡而不堪入目乎？未若效法孟德，付之一
炬也。［注］曹操著兵法十三篇,張松過目不忘,佯裝早能暗誦,曹信以爲真,遂焚之。
焚書之心起於旋踵之間，行則難矣。夜讀《戰國策.宋衛策》立改初衷：“今有人捨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文不能自評，然余能告于世人：余未從時風，未允應制，未謀於稻粱。糟糠況且有人欲奪，況余之文賦雖
未必粱肉，亦未必糟糠也。
甲午仲秋，公門允納［注］接受。余之所求，援我刻板，如願以償。
古之著書者常得義士相助：惠施之助莊周而有內外篇，卓文君父女之助司馬相如而出賦聖，曹操之助蔡文姬詩史多一女傑，沈約之助劉勰而使《文心雕龍》傳世，元稹遺孀之助白居易而有香山居士美名，歐陽修之助
蘇東坡而成就一代文豪，司馬光、呂公著之助邵雍而成其象數之學……［注］《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則變，複歸於神也。”今余得助，使余不枉邁德，［注］努力行德。邁化［注］
傳佈教化。得以華國。［注］華國猶使國家榮耀。，分衣冠［注］衣冠猶文明禮教。
與禽獸，［注］禽獸猶無文明禮教狀。辨有道與無道，掃除人妖，光復中華五千年文化傳統也。萬一有譽，願與助我者共分之。
王文元
甲午年仲秋
於社科院哲學所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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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无恒常伦序乱而恶人逞凶，难得安定矣。非人独然，生类皆有代代相传之本能，人异于虫鸟者，传文化耳。为人而不传，直弗如虫鸟矣，故夫子每以“传不习乎”自省。（注）所谓进德修业，孔颖达疏：“德谓德行，业为功业。欲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故终日干干匪解也。”圣人孜孜，君子干干，俾使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民人有德，民族有文化传统矣。有文化传统之民族，不为人之利而损天之利，不因纵人之欲而违天之道，德其至，他族可凌之，天不加其罪，又奈之何。（注）鸦片战争以还，异族屡犯华夏，割我地，杀我民，掠我财货，夺我宝器，坏我囤容断其国命，灭我文化传统，诛华人之心而后快。国蠢胡适一千人不思报国反而卖主求荣，助纣为虐，宣扬美利坚之实证主义，妄以理性取代习性，以西学取代国学，以耶稣取代周孔，以自由取代伦序，以法律取代道德，以造难生患为荣，唯恐人类长治久安，世代繁衍。以常理论，华夏文化传统当灭矣。然天不灭华，西夷奈何？今，消费主义途穷，“GDP”增长无路，石油即将用尽，金石不禁掠夺，加之厄尔尼诺肆虐，禽兽瘟疫流行，道德颓陵，亲情沦丧，智力日衰，目能识者唯金钱而杰他……人类窘步，坐待天惩。以华夏文化挽狂澜于既倒，以《易经》《道德经》《论语》《周礼》救正义之将覆，此当其时矣。
| ISBN | 7540238453,9787540238452 |
|---|---|
| 出版社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作者 | 王文元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