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名人推荐
“毫无必要的军事冒险行动使美国精疲力竭，这些行动源于对外政策精英的过度野心、出台美国政策时的盲目自信以及对于战争中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草率低估。巴里·波森运用战略智慧和学术眼光恰如其分地论述了这些悲剧性的失误，并为美国的过度扩张提供了另外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
——理查德·贝茨（Richard K.Betts），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在这本发人深思的著作中，巴里·波森勇敢地对美国现行的对外和国防政策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同时也对现行的政策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批判。他详尽地介绍了大战略的概念，并借此对当前维持美国优势地位的途径进行了分析，他展示了这些方法为何既不成功也不具可持续性，并打破陈规，为新的美国大战略提出了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议。他的建议展示了这个大战略在美国把防御负担降至GDP的2.5%以下时，有关的军事战略仍然大有作为。波森的著作应该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读者圈里备受推崇，这个圈子的显著特点是就经济实惠的国家安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傅立民大使（Ambassador Chas W.Freeman Jr.），曾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3～1994年），海湾战争期间任美国驻沙特大使
作者简介
巴里·波森(Barry R.Posen)，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学福特国际讲席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兼任《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和《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期刊编委、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事务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客座学者。
波森教授出生于1952年，1974年毕业于西方学院，1976年和1981年分别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兰德公司顾问、美国国防部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师，后于198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政治学助理教授；1987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始任政治学副教授，并在该校工作至今。他还担任伍德罗 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顾问。
目录
表格目录
前言
致谢
序言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演进
通往自由霸权之路
美国的战略位置
原因和结果
第一章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危害
直接损失
权力平衡
盟国
身份政治和干涉
军事实力和干涉
夸大的收益
持续的问题
第二章克制的案例
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核武器：困境、危险和机遇
与基地组织的斗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长期威胁
在核心地区贯彻克制战略
向克制战略转型的风险
综合改革
第三章制公权——关于克制战略的军事战略、兵力结构以及军力态势
“制公权”
海洋战略详情
兵力结构
全球兵力态势
经济性和有效性
结论——无休止的争论
对克制战略的批判
索引
序言
前言
美国已经逐渐无法控制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野心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秉持“自由霸权”的大战略，这个战略已经不合时宜，消耗巨大且收效甚微。本书致力于阐述为何“自由霸权”大战略效率如此低下，并提出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大战略，其中包括与理论相关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笔者的思考受到了三件大事的影响，这三件大事分别是：北约东扩，把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纳入其中；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第一个大事件增加了美国的安全责任，却对美国的安全和对抗俄罗斯毫无裨益。科索沃战争本可以避免，美国基于并不可靠的情报错误地发动了这场战争，甚至很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政策制定者们故弄玄虚，把美国拖入了这场战争，这在军事上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科索沃战争错误的重现，战争波及的范围更广，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这两次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非常惊人，这是因为军费开支所服从和服务于的政治野心过大，超出了国家安全的需求。为了避免美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大战略的变革已经提上日程。
正如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需要生活在一个“本然”的世界——一个不存在单一权威机构提供保护的世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诉诸武力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有效性，因此，美国很明智地保留着在必要时随时以武力维护自身诉求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内安全的诉求。也就是说，军事力量的发展耗资巨大，而军事力量的使用通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南北战争时期的威廉·特库塞·谢尔曼将军到二战期间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些伟大的美国将军都提醒我们：战争就是地狱，而且是徒劳无益的行动。美国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做好使用军事实力的准备，但是不能随意任性地使用。军事实力必须接受政治分析的检验。这就是制定大战略的目的。
在本书中，笔者对当前的“自由霸权”大战略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作为替代战略的理论框架，以及支撑这个大战略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这就是“克制”大战略。克制战略建议我们首先考察美国自身的基本实力——只用于自身防御是绰绰有余的。因此，美国有实力选择做出任何承诺，参加任何战争。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频频陷入战争，但只有阿富汗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行动。而且即使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也并非被迫以任性和挥霍的方式加入战争。
美国是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有能力比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但是美国已经把政治势力范围和军事防御范围延伸到非常广阔的地域。孤立地看，每个需要承担安保责任的计划都是切实可行的，至少对于该计划的倡议者是这样的。然而，总体来看，这些计划却累积成了美国政治野心和超额支出的综合体。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笔者加入了克制战略倡议者的队伍。美国应该关注少数几个致命的威胁，审慎镇定地处理这些威胁。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世界对于铁腕手段的处事风格是持抗拒的态度的；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很强大，不仅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而且地形地貌易于防守，大战之后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强。花费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去改变这个桀骜不驯的世界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反之，我们应该把这些能源和资源用于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在本书的序言中，笔者追溯了围绕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演进所展开的论战。尽管目前所走的道路似乎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关于这条道路何以为继的问题上，人们仍然众说纷纭。关于这场争论的四种不同思潮是殊途同归的。令人遗憾的是，四种思潮最终汇聚成了两种共识——“自由霸权”战略和“克制”战略。有四个因素决定了“自由霸权”战略居于上风。第一，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全球性霸权国家，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挡美国称霸的脚步。第二，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大获全胜。历史证明了我们的政治体系的正确性，在我们自己看来，美国已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第三，冷战的结束使美国的军队在全世界范围内“构筑壁垒”。而在壁垒保护区域内外发生的骚乱和不安全因素旋即催生了继续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修筑壁垒的需求。第四，为了发动冷战，美国成立了大量的组织机构，同时培养了大量的国内安全专家管理运作这些机构。大多数专家会告诉你这些机构绝不想关门大吉，如果它们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任务，就会尽力寻找下一个任务目标。正是出于以上四点原因，冷战后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战略出现了，甚至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这个战略成了美国政府全部的工作重心所在。
在本书的第一章，笔者阐述了为何这些政策没有发挥作用。究其根本原因，这些政策与以下三个问题相抵触，并导致这些问题更加棘手。第一，其他国家对于安全的渴望和美国是一样的。当我们以对外扩张的方式定义我们国家的安全时，实际上对一些国家以同样的方式与我们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有一些国家寻求我们提供安全保护，正是由于它们对美国的依赖，它们对自己的防御开支十分吝啬，产生了“搭便车”的心理。第二，全球的趋势使美国的扩张政策代价更加高昂，原因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近些年的报告中所称，其他国家的权力正呈上升趋势，人民和社会群体的实力也在壮大。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把美国的壁垒推回去的能力正在增强，因此催生了这样做的意愿，个人和非国家行为体也是如此。第三，大概从19世纪中叶开始，民族国家主义者、宗教和阶级身份已经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全球化和现代性造成的矛盾后果不但没有淡化这些身份，反而使其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这些身份在政治领域能够轻而易举地动员各种力量进行街头示威游行，干扰投票选举，发动国内和国际战争与恐怖主义威胁。他们既能提供目的性力量，又能提供动员力量。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民族国家身份和宗教身份最不愿意被其他群体或者外国人统治。“自由霸权”战略恰恰使美国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接近于这样的角色。最后，尽管现代高科技武器给人们的印象是，军事实力可以用于对邪恶政权实施外科手术般的打击，但是在笔者看来，它更像一个由拥有高科技武器国家组成的俱乐部，最终我们把问题处理成以下两种结果：最好的情况是这些政权勉为其难地与我们协调一致，最糟的情况也能够使矛盾得到缓和。“自由霸权”战略不仅已经不合时宜，还会造成越来越高昂的成本。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笔者提出了替代战略以及这个大战略的理论框架，这个大战略是对我们目前在政治上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所做出的回应。笔者指出了美国所面临的三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分别是：保持欧亚权力平衡；控制核武器扩散；镇压把美国作为袭击目标的国际恐怖组织。为了解决以上三个挑战，笔者提出了一个稳健的政策，同时笔者细致地指出了美国在世界以下四个区域如何进行运作，这四个区域分别是：欧洲、大中东地区、东亚和南亚。
在本书的第三章中，笔者就如何实施“克制”大战略理论提出了具体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被笔者称作“制公权”的海上战略。美国应该把有限的军事权力用于保存自身的实力，以便能够触及世界所有角落。但是，美国应该减少在这些地区的常规军事力量的存在。美国应该避免集中处理特定的任务，特别是类似遏制和国家重建这样的任务。因此美国能够快速削减地面部队，地面部队最适合承担镇压叛乱和防御的任务。通过削减主要兵力结构，美国能够节省大量的资金，把国防预算削减到占GDP的2.5%左右。
仅仅通过一本书无法妥善地解决与新大战略相关的所有问题。在本书中，笔者提出了理论框架并解决了笔者认为亟待处理的问题。然而，笔者却无法兼顾每个问题和所有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读者们可能会问：“那么关于……的问题呢？”笔者会请大家设想一下，在看到了书中笔者是如何处理这些宏大的问题后，作为一个“克制”理论的支持者会如何作答。
致谢
自从我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项目，我已经就此做了数十次讲座。这里我想感谢每一位参加讲座的人，谢谢你们耐心倾听这些似乎很另类的观点，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我欠哈维·萨博尔斯基的债真是太多太多了。他和达丽尔·普雷斯、尤金·高兹（后两位当时还是在读研究生）有勇气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后冷战时代为美国提出一个全新的大战略。自此，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展开深深的思索，其中就包括我本人。拥有好同事和好学生的最大益处就是他们能够挑战你自己的思维。
克伦·弗雷曼、布兰登·格林、凯莉·格里科、米兰达·普里贝和诺埃尔·安德森胜任研究助理的工作。在得不到我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努力工作着。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每当我打开他们为我整理的文件，看到他们努力做好的准备工作，我的精神都为之振奋。乔希·希夫林森出色地完成了研究助理工作，并为手稿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很乐于对我在草稿纸和论文稿件上提出的批评做出回复。我要感谢夏尔·费尔德曼、罗伯特·杰维斯、理查德·塞缪尔、哈维·萨博尔斯基、斯蒂芬·沃尔特以及为本书的终稿提出意见的匿名评论者。
在此我要感谢为本书提供科研经费的四家机构。其中包括我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安全研究项目，我很荣幸地得到了该项目直接提供的暑期资金。纽约卡内基集团为安全研究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赞助。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提供了一个条件良好的研究基地，供我们使用了一个学期。位于达特茅斯学院的迪肯中心提供了资金支持和良好的写作环境。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夫人辛迪·威廉姆斯，她同时也是我志同道合的同事。她在完成自己的著作时表现出的钢铁一般的自律性给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些作家在奋笔疾书的时候总会经历低潮的阶段，她的支持和鼓励帮助我走出了低谷。而且，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对手，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手。
文摘
版权页：
第一，美国的行动正在引发他国的反抗行为。美国引起了世界上中等规模霸权国家或大或小的反抗行动，这些行动增加了美国的成本，意图削弱美国的优势。其中大多数行为并未实现真正的“均衡”，反而成为一种反复而持久的阻碍。然而，中国正发展其潜在的经济实力，发展真正的均衡体系，并且正在加强其军事力量。这正是竞争性等级体系的本质：一国的自我防御行为通常是对他国进攻威胁。因此，很难分辨出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有多少成分是为了维系均衡状态，又有多少成分是崛起中大国普遍的军备升级行动。同时，作为传统大国的俄罗斯，有理由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恐惧，尽管俄罗斯经常与中国联合行动。这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传统的均衡。所谓的“流氓”国家也会竭尽所能发展自身的实力——其中一些是蓄意危害他国的行为，但有些则是为了制衡未来美国的干涉行为。其他国家正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实力，似乎大有赶超美国之势，如果美国仍然充满活力，国际体系将会向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其他国家发展自身实力之时，自由霸权战略的成本就会更加巨大。
第二，盟友对美国大战略的普遍反应一直是“搭便车”或“鲁莽的驾驶”。自二战结束以来，多数盟友减少了依靠自身的防御努力。在欧洲，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来自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很难被察觉。尽管如此，美国始终对北约盟国不离不弃，放弃自身防御的努力对欧洲国家来说更为便利。日本则更擅长搭便车的行径。
《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名人推荐
“毫无必要的军事冒险行动使美国精疲力竭，这些行动源于对外政策精英的过度野心、出台美国政策时的盲目自信以及对于战争中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草率低估。巴里·波森运用战略智慧和学术眼光恰如其分地论述了这些悲剧性的失误，并为美国的过度扩张提供了另外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
——理查德·贝茨（Richard K.Betts），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在这本发人深思的著作中，巴里·波森勇敢地对美国现行的对外和国防政策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同时也对现行的政策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批判。他详尽地介绍了大战略的概念，并借此对当前维持美国优势地位的途径进行了分析，他展示了这些方法为何既不成功也不具可持续性，并打破陈规，为新的美国大战略提出了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议。他的建议展示了这个大战略在美国把防御负担降至GDP的2.5%以下时，有关的军事战略仍然大有作为。波森的著作应该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读者圈里备受推崇，这个圈子的显著特点是就经济实惠的国家安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傅立民大使（Ambassador Chas W.Freeman Jr.），曾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3～1994年），海湾战争期间任美国驻沙特大使
作者简介
巴里·波森(Barry R.Posen)，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学福特国际讲席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兼任《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和《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期刊编委、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事务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客座学者。
波森教授出生于1952年，1974年毕业于西方学院，1976年和1981年分别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兰德公司顾问、美国国防部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师，后于198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政治学助理教授；1987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始任政治学副教授，并在该校工作至今。他还担任伍德罗 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顾问。
目录
表格目录
前言
致谢
序言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演进
通往自由霸权之路
美国的战略位置
原因和结果
第一章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危害
直接损失
权力平衡
盟国
身份政治和干涉
军事实力和干涉
夸大的收益
持续的问题
第二章克制的案例
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核武器：困境、危险和机遇
与基地组织的斗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长期威胁
在核心地区贯彻克制战略
向克制战略转型的风险
综合改革
第三章制公权——关于克制战略的军事战略、兵力结构以及军力态势
“制公权”
海洋战略详情
兵力结构
全球兵力态势
经济性和有效性
结论——无休止的争论
对克制战略的批判
索引
序言
前言
美国已经逐渐无法控制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野心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秉持“自由霸权”的大战略，这个战略已经不合时宜，消耗巨大且收效甚微。本书致力于阐述为何“自由霸权”大战略效率如此低下，并提出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大战略，其中包括与理论相关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笔者的思考受到了三件大事的影响，这三件大事分别是：北约东扩，把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纳入其中；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第一个大事件增加了美国的安全责任，却对美国的安全和对抗俄罗斯毫无裨益。科索沃战争本可以避免，美国基于并不可靠的情报错误地发动了这场战争，甚至很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政策制定者们故弄玄虚，把美国拖入了这场战争，这在军事上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科索沃战争错误的重现，战争波及的范围更广，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这两次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非常惊人，这是因为军费开支所服从和服务于的政治野心过大，超出了国家安全的需求。为了避免美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大战略的变革已经提上日程。
正如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需要生活在一个“本然”的世界——一个不存在单一权威机构提供保护的世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诉诸武力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有效性，因此，美国很明智地保留着在必要时随时以武力维护自身诉求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内安全的诉求。也就是说，军事力量的发展耗资巨大，而军事力量的使用通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南北战争时期的威廉·特库塞·谢尔曼将军到二战期间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些伟大的美国将军都提醒我们：战争就是地狱，而且是徒劳无益的行动。美国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做好使用军事实力的准备，但是不能随意任性地使用。军事实力必须接受政治分析的检验。这就是制定大战略的目的。
在本书中，笔者对当前的“自由霸权”大战略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作为替代战略的理论框架，以及支撑这个大战略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这就是“克制”大战略。克制战略建议我们首先考察美国自身的基本实力——只用于自身防御是绰绰有余的。因此，美国有实力选择做出任何承诺，参加任何战争。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频频陷入战争，但只有阿富汗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行动。而且即使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也并非被迫以任性和挥霍的方式加入战争。
美国是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有能力比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但是美国已经把政治势力范围和军事防御范围延伸到非常广阔的地域。孤立地看，每个需要承担安保责任的计划都是切实可行的，至少对于该计划的倡议者是这样的。然而，总体来看，这些计划却累积成了美国政治野心和超额支出的综合体。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笔者加入了克制战略倡议者的队伍。美国应该关注少数几个致命的威胁，审慎镇定地处理这些威胁。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世界对于铁腕手段的处事风格是持抗拒的态度的；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很强大，不仅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而且地形地貌易于防守，大战之后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强。花费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去改变这个桀骜不驯的世界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反之，我们应该把这些能源和资源用于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在本书的序言中，笔者追溯了围绕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演进所展开的论战。尽管目前所走的道路似乎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关于这条道路何以为继的问题上，人们仍然众说纷纭。关于这场争论的四种不同思潮是殊途同归的。令人遗憾的是，四种思潮最终汇聚成了两种共识——“自由霸权”战略和“克制”战略。有四个因素决定了“自由霸权”战略居于上风。第一，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全球性霸权国家，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挡美国称霸的脚步。第二，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大获全胜。历史证明了我们的政治体系的正确性，在我们自己看来，美国已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第三，冷战的结束使美国的军队在全世界范围内“构筑壁垒”。而在壁垒保护区域内外发生的骚乱和不安全因素旋即催生了继续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修筑壁垒的需求。第四，为了发动冷战，美国成立了大量的组织机构，同时培养了大量的国内安全专家管理运作这些机构。大多数专家会告诉你这些机构绝不想关门大吉，如果它们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任务，就会尽力寻找下一个任务目标。正是出于以上四点原因，冷战后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战略出现了，甚至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这个战略成了美国政府全部的工作重心所在。
在本书的第一章，笔者阐述了为何这些政策没有发挥作用。究其根本原因，这些政策与以下三个问题相抵触，并导致这些问题更加棘手。第一，其他国家对于安全的渴望和美国是一样的。当我们以对外扩张的方式定义我们国家的安全时，实际上对一些国家以同样的方式与我们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有一些国家寻求我们提供安全保护，正是由于它们对美国的依赖，它们对自己的防御开支十分吝啬，产生了“搭便车”的心理。第二，全球的趋势使美国的扩张政策代价更加高昂，原因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近些年的报告中所称，其他国家的权力正呈上升趋势，人民和社会群体的实力也在壮大。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把美国的壁垒推回去的能力正在增强，因此催生了这样做的意愿，个人和非国家行为体也是如此。第三，大概从19世纪中叶开始，民族国家主义者、宗教和阶级身份已经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全球化和现代性造成的矛盾后果不但没有淡化这些身份，反而使其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这些身份在政治领域能够轻而易举地动员各种力量进行街头示威游行，干扰投票选举，发动国内和国际战争与恐怖主义威胁。他们既能提供目的性力量，又能提供动员力量。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民族国家身份和宗教身份最不愿意被其他群体或者外国人统治。“自由霸权”战略恰恰使美国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接近于这样的角色。最后，尽管现代高科技武器给人们的印象是，军事实力可以用于对邪恶政权实施外科手术般的打击，但是在笔者看来，它更像一个由拥有高科技武器国家组成的俱乐部，最终我们把问题处理成以下两种结果：最好的情况是这些政权勉为其难地与我们协调一致，最糟的情况也能够使矛盾得到缓和。“自由霸权”战略不仅已经不合时宜，还会造成越来越高昂的成本。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笔者提出了替代战略以及这个大战略的理论框架，这个大战略是对我们目前在政治上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所做出的回应。笔者指出了美国所面临的三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分别是：保持欧亚权力平衡；控制核武器扩散；镇压把美国作为袭击目标的国际恐怖组织。为了解决以上三个挑战，笔者提出了一个稳健的政策，同时笔者细致地指出了美国在世界以下四个区域如何进行运作，这四个区域分别是：欧洲、大中东地区、东亚和南亚。
在本书的第三章中，笔者就如何实施“克制”大战略理论提出了具体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被笔者称作“制公权”的海上战略。美国应该把有限的军事权力用于保存自身的实力，以便能够触及世界所有角落。但是，美国应该减少在这些地区的常规军事力量的存在。美国应该避免集中处理特定的任务，特别是类似遏制和国家重建这样的任务。因此美国能够快速削减地面部队，地面部队最适合承担镇压叛乱和防御的任务。通过削减主要兵力结构，美国能够节省大量的资金，把国防预算削减到占GDP的2.5%左右。
仅仅通过一本书无法妥善地解决与新大战略相关的所有问题。在本书中，笔者提出了理论框架并解决了笔者认为亟待处理的问题。然而，笔者却无法兼顾每个问题和所有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读者们可能会问：“那么关于……的问题呢？”笔者会请大家设想一下，在看到了书中笔者是如何处理这些宏大的问题后，作为一个“克制”理论的支持者会如何作答。
致谢
自从我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项目，我已经就此做了数十次讲座。这里我想感谢每一位参加讲座的人，谢谢你们耐心倾听这些似乎很另类的观点，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我欠哈维·萨博尔斯基的债真是太多太多了。他和达丽尔·普雷斯、尤金·高兹（后两位当时还是在读研究生）有勇气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后冷战时代为美国提出一个全新的大战略。自此，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展开深深的思索，其中就包括我本人。拥有好同事和好学生的最大益处就是他们能够挑战你自己的思维。
克伦·弗雷曼、布兰登·格林、凯莉·格里科、米兰达·普里贝和诺埃尔·安德森胜任研究助理的工作。在得不到我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努力工作着。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每当我打开他们为我整理的文件，看到他们努力做好的准备工作，我的精神都为之振奋。乔希·希夫林森出色地完成了研究助理工作，并为手稿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很乐于对我在草稿纸和论文稿件上提出的批评做出回复。我要感谢夏尔·费尔德曼、罗伯特·杰维斯、理查德·塞缪尔、哈维·萨博尔斯基、斯蒂芬·沃尔特以及为本书的终稿提出意见的匿名评论者。
在此我要感谢为本书提供科研经费的四家机构。其中包括我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安全研究项目，我很荣幸地得到了该项目直接提供的暑期资金。纽约卡内基集团为安全研究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赞助。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提供了一个条件良好的研究基地，供我们使用了一个学期。位于达特茅斯学院的迪肯中心提供了资金支持和良好的写作环境。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夫人辛迪·威廉姆斯，她同时也是我志同道合的同事。她在完成自己的著作时表现出的钢铁一般的自律性给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些作家在奋笔疾书的时候总会经历低潮的阶段，她的支持和鼓励帮助我走出了低谷。而且，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对手，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手。
文摘
版权页：
第一，美国的行动正在引发他国的反抗行为。美国引起了世界上中等规模霸权国家或大或小的反抗行动，这些行动增加了美国的成本，意图削弱美国的优势。其中大多数行为并未实现真正的“均衡”，反而成为一种反复而持久的阻碍。然而，中国正发展其潜在的经济实力，发展真正的均衡体系，并且正在加强其军事力量。这正是竞争性等级体系的本质：一国的自我防御行为通常是对他国进攻威胁。因此，很难分辨出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有多少成分是为了维系均衡状态，又有多少成分是崛起中大国普遍的军备升级行动。同时，作为传统大国的俄罗斯，有理由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恐惧，尽管俄罗斯经常与中国联合行动。这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传统的均衡。所谓的“流氓”国家也会竭尽所能发展自身的实力——其中一些是蓄意危害他国的行为，但有些则是为了制衡未来美国的干涉行为。其他国家正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实力，似乎大有赶超美国之势，如果美国仍然充满活力，国际体系将会向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其他国家发展自身实力之时，自由霸权战略的成本就会更加巨大。
第二，盟友对美国大战略的普遍反应一直是“搭便车”或“鲁莽的驾驶”。自二战结束以来，多数盟友减少了依靠自身的防御努力。在欧洲，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来自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很难被察觉。尽管如此，美国始终对北约盟国不离不弃，放弃自身防御的努力对欧洲国家来说更为便利。日本则更擅长搭便车的行径。
| ISBN | 9787509795057 |
|---|---|
|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作者 | 巴里·波森 (Barry R.Posen)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