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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法，展示了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文史专家黄留珠
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作者写出了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史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深为纫佩和叹服。
文学专家白烨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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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专家黄留珠
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作者写出了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史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深为纫佩和叹服。
文学专家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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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法，展示了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文史专家黄留珠
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作者写出了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史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深为纫佩和叹服。
——文学专家白烨
作者简介
聂茂，本名陈庆云，男，1970年生，湖南祁东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心灵的暗香》《伤村》和《情泊奥克兰》等40余部。曾获《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等。
目录
序言书生苍茫 唐浩明
引子孤独的圣贤
第一章归西
第二章报丧
第三章奔丧
第四章吊唁
第五章大殓
第六章守灵
第七章出殡
第八章入土
第九章头七
第十章千古
附录一王夫之大事记
附录二参考文献
后记信仰的力量
序言
序言?书生苍茫
中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传统文人都是很关注天下大事的。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国家都没有了，你还要做学问吗？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亡国和亡天下关系的名言。他认为国家亡了不要紧，但天下不能亡，也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道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三纲五常，先秦诸子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道统能够和当时的“势”，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官僚相抗衡，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的“知”与“行”表现得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而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王夫之生于乱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横刀立马，壮怀激烈，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样的人，作文，必作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然，他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即遇到人生抉择，他会十分纠结，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斟酌，生怕有所闪失。他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机会。
王夫之从历史的探寻中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从先哲前贤那里汲取着人生的滋养。他在孤独的探寻中，对历史兴衰得失有着独特的发现，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有着深刻的认知，对哲学、时空观和宇宙观等有着与众不同的领悟。这样一种生命认知和历史纵深感，往往能让他获得开阔的视野和敞亮的心襟。用这样的心襟和视野来观照现实人生，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就平添了思想的宽度、精神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
很高兴读到聂茂创作的王夫之传记。这本书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人们不一定喜欢某种信仰，但应当向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致敬！
王夫之思想感情上的夷夏之界，使他终其一生，都不能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实。他以为，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这也是王夫之一再拒绝与清王朝合作的缘由所在。
很难想象，为大明王朝送终的，竟是一批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这些知识者，有的深痛亡国之创，又感到无力与当权者抗争，于是遁迹山林，走消极反抗的道路，甘做“隐逸君子”；有的竟削发为僧，遁入空门，看透人生，自绝红尘。他们那不为世人所用的思想，虽不足以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来说，都没有半点奴颜媚骨，相反，表现得堂堂正正，彰显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高尚情操。
而王夫之与这些“凄怨灵魂”有些不同，他采取的是反抗与不合作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充满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文人，王夫之生命的价值主要在于文化，他在经受了事业的巨大挫折之后，又感悟到人生的痛苦。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身同槁木而心犹未死，仍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以自己的不屈坚贞，留住人间一点春色。这点“春色”，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民族文化传统，即书中所说的“文脉”。他要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播下民族文化的优良种子，以期在将来盛开出满园的春光。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全书写史不囿于史料，写古是为了喻今。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以史为鉴，如砥如砺，自由自在。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始终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文化的情怀关注历史、解读历史和还原历史。为了突出人物性格和情操，作者从人性的挣扎、人性的完善出发，将历史人物的痛苦、矛盾置于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下，努力发掘其隐藏在时间碎片深处的独立的文化人格，灵活运用史料，观照现实、观照人生、观照心灵。这样的创作是原创性、知识性、史实性、趣味性与可读性的高度融合。文贵有“气”，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传记有一股“气”，它既是“书生意气”，更是血气、豪气、大气、正气，亦是浩然之气。气自肺腑而出，化在纸上，化在字里行间，发出澎湃之声。
从结构上看，这本传记的叙事路径由一经一纬一主线构成。经线：时间和生平。突出传主的一个“求”字，从开始求功名，到后来求报国，再后来是求内心的安宁，一辈子都在追求，在奔波，在辗转，后来避世仍在不断追问。纬线：事件和时空。突出传主的一个“孤”字，孤独、孤寂、孤苦、孤愁，既是思想上哲学上认识上的，又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主线：矛盾和斗争。突出传主的一个“格”字，即品格、人格、性格，聚焦他的血性、他的韧性、他的人性、他的高贵的品质。
不仅如此，传记在书写上还努力追求文化、哲学和审美底蕴，讲究文字的空灵与诗意，唯美而不粗糙，细腻而不琐碎。既有大众趣味，又有史学情怀，将被历史遮蔽的真实意蕴限度地呈示出来。这种写作是在参考史界、学界、文学界等同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从文本到文本的复制。同时，本书借助诸多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追求透明的写作，文本的细节和故事的动力都源自王夫之一生的艰难跋涉，源自其骨子里的傲气、血气和正气，源自其天地苍茫处所迸发出来的人格力量。作者常用经典的平铺直入，佐以倒叙、插叙、抒情、诗化、蒙太奇、记忆回放和夹叙夹议等多向度的叙事模式，简单明了，质朴生动，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糅合”起来，使文本的精神空间大大扩充和延伸，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提高认识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别样风味”的阅读快感，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唐浩明
（作者系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
后记
信仰的力量
我是湖南衡阳人，和王夫之是同乡。读书识字后每每接触到先生的大名，听人谈及先生的轶事、诗文，慢慢地，先生就一天天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成长、生活与工作在湖湘大地，在读书、写作、教书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先生对湖湘文化的影响。生活在这位文化巨人的光与影里，我敬畏他、推崇他、感恩他。写一本真正的关于他的传记，就成了我一直想做但又轻易不敢做的事情。
我深知，欲为先生立传，要读的书很多，要储备的知识更多。
首先，是先生自己的著作。这些著作结集出版始于康熙年间，其子王敌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收录其著作十余种。道光年间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刊印《船山遗书》，收录经部著作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印之《船山遗书》，收录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局刊印的《船山遗书》，收录著作七十种，三百五十六卷。岳麓书社的《船山全书》则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编辑，一九八八年开始出书，至一九九六年十六卷全部出齐，二〇一一年再版，又有补缺和拾遗。而这些似乎还只是管中窥豹，海峡两岸各出版社出版先生的著作不计其数。阅读和消化这汗牛充栋般的著作是头等大事，一时半刻是做不到的，甚至可以说，穷我一生，也难读完先生的大作。
其次，先生著作所涉猎的古代典籍众多，某种意义上来说，读先生，就是读先生之前的所有经史子集的论著，就是读先生所读过的书，就是读老庄孔孟、屈子楚辞、太史公《史记》、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宋代理学、司马氏《通鉴》、明代理学等，这个体量实际上更庞大。以《周易》为例，上参远古伏羲、周文王，中参诸子百家，下参历代《易经》解读版本；以《春秋》为例，先生三本《春秋》之书，实际上是对孔孟学说以及不同时代不同人近百种《春秋》的解读，先生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读尽了天下之书，我该用多少时间呢？
最后，是关于先生著作的解读与先生思想的论著。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召开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关于先生学术研讨的第一次盛会，与会者有李达、潘梓年、吕振羽、嵇文甫、冯友兰等国学大师。中国台北则于一九七二年王夫之逝世二百八十周年时，成立了船山学会。萧天石在《“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中，对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地位做了很高的评价：“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先生，为近代世界学术史上有数之伟大学人。”自此之后，先生学说成了国际学术热点，各种研究性论著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八二年以来，仅湖南或湖南籍学者出版的研究专著就有几十种之多，大陆其他省市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几十种，港台学者的研究专著有十几种，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多种，相关的论文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了。
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但是，我必须为先生立传，理由也是很充分的：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执着的信念，支撑他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这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对于今天，特别是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十分重要。
然则，如何书写先生执着的信仰，如何用生活化的笔触描绘先生由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的不平凡的历程，进而还原其人生轨迹，让这种书写融历史性、真实性、可读性、审美性和思辨性于一体，雕刻出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王夫之，就成了摆在我面前的第一大难题。
同时，读了如此之多的与先生有关的书籍，在卷帙浩繁之中，我发现没有一本详尽、权威的王夫之或王船山传记，更多的是关于其诗文的选编图书，或者关于其思想的研究性文章和论著。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一个小小缺憾。打开网络，或者走进书店、图书馆，以“王夫之传”或“王船山传”为名的图书也能看到多部，但是，这些图书都不能真实、客观、全面和生动地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我要做的恰恰是：还世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船山先生！
阅读先生，常常会想到屈子。和屈子一样，先生是孤独的圣贤，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历史造就了先生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如果明王朝还在，历史上很有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一位大儒，而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官吏。明王朝灭亡，一介书生的他成了亡国孤民，他也心甘情愿做明朝最后一位遗民。
先生出生于公元一六一九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卒于一六九二年，即康熙三十一年。纵观其一生，他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东方最远抵达江西吉安，南方最远抵达广东肇庆，西方最远抵达湖南武冈，北方最远抵达湖北武昌。他的核心生活区域就在老家衡阳一带，包括南岳衡山，以及山上的续梦庵、湘西草堂等。七十三年中，他的前半生在求学，为了报效明王朝，这是他追梦的时期；中间他仅到广西南明永历朝廷做了一个名义上的准八品小官；他的后半生则是隐居。作为亡国遗民，他一生忠于明朝，留着满头长发，誓不入清为官，也不承认是清朝子民。七十三年间，他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写作上，除了各类论著，还有上千首诗词歌赋。
先生活着之时，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远离学社思潮中心，他的生命也不像众多名人那样干回百转、波澜壮阔，其个人经历之中也少有改变历史乾坤的壮举。实际上，关于他活着时候的历史资料十分稀少，关于他师友亲朋的历史资料几乎为零，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困难。幸运的是，先生自己记录了他的一生，以及他的亲朋师友。为了充分把握先生的精神脉络，我关注最多的是先生的诗词歌赋与实录性质的文章。先生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要通过艰难的阅读分析，从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学术论著中来获取有价值的片断。说到底，是先生自己的诗词歌赋，成了这部传记最真实也是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值得一说的是，先生的诗文歌赋崇尚古风，行文与用词晦涩深奥，不利于阅读理解，且多为咏物抒情之作，抒写的大多是生活和情感的小片段。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得详细查阅，深入辨析，比如人物、事件、环境等，再对应时代背景以及先生思想的发展变化，再进行整理、重构、扩展、细化等。全书跨越明末清初近百年历史，书中的人物事件及其联系十分复杂，整理、消化、考证和萃取资料就成了我的头等大事，也是十分头痛的难事。这项工作，几乎就像是在一条河里捞出一颗颗闪光的细小的沙粒。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一次精密、精细的考古发掘，考验的不仅是写作能力，还有耐心、细心和意志力。只有捞出这些“闪光的沙粒”，才算是找到了写作的原始素材，进行细致化、生活化、生动化、立体化的再创作。
在具体书写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思考：作为背景的明末清初之历史要介入多少？如何介入？毕竟先生不像我之前所写的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的命运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而先生不是。但是，对于先生来说，国家的命运又确实决定并深深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这必须有所叙述，尤其一些读者对王朝更替的细节不大了解。因此，本书对这一段历史做了必要的交代。
与其说这是关于先生的传记，不如说是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传记，是那些没有出现在主流历史当中的衡州书生们的传记。因为，他们与先生一样，怀有相同的信念与情怀，没有他们的衬托，也无法造就不一样的先生。
整个写作过程，既是一次朝圣之旅，也是一场历史对话。其间困难重重，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几欲放弃。是先生的家国情怀、不屈的精神和高贵的人格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很庆幸，我坚持下来了。
此刻，窗外小鸟喳喳，春暖花开。三年多的艰难跋涉，一千多个日子的苦苦煎熬，最终化成了厚厚的书稿。这里，我要感谢给了我诸多帮助的专家学者；感谢唐浩明老师的精彩序文，为拙著增色不少；感谢帮我查寻并整理资料的弟子们；感谢家人的一贯理解和大力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我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也使我未来的人生更加自信、从容和淡定。
二〇一六年三月底于岳麓山下抱虚斋
文摘
引子?孤独的圣贤
已是午后，静谧无声。我在湘西草堂前徘徊了很久，阳光和阴影互不相让，紧紧跟随，我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虚空，一股发烫的力量从胸口涌出。所谓草堂早已变样，不再是当年的泥土草房，而是白墙黛瓦，肃穆威严。
看着王夫之画像，清瘦的，黝黑的，坚毅的，愁绪的。一介书生，满腹经纶，千秋文字，令人景仰。
毛泽东曾说：“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谭嗣同评价：“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船山、“南岳雷”、而农，皆王夫之、船山先生之谓也。
学界认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中华文明史中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面对这样一位思想巨擘、我的同乡前辈，我以虔诚之心前来寻访。一次又一次，在衡阳的船山书院，在船山发黑的故土王衙坪，在他终生流连的南岳圣地，在他写出旷世巨著的隐居之地金兰乡。
然而，除了蝉鸣，寂静之中再无其他声音响起。虽然远处很喧嚷，但属于夫之的却是寂静。也许这遂了夫之的本意，他生前的绝大部分日子不都是这么寂静的吗？但是，在后辈的我看来，这种令人发慌的寂静难免悲凉。
此刻，船山书院依旧寂静。不远处，渺远的人声和寥落的人影仿佛只是幻境，与我无关，与夫之无关，与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无关，与泱泱大国经历的五千年文明无关。奈何这个院落仿佛炙热天地下的一个摆设！一只蝉似乎比人更有人情味，听到我的脚步，立即发出礼节性的嘶鸣。当一对男女终于姗姗而来，嬉笑着进入堂内，勾肩搭背，对着夫之画像指指点点，不时发出浅薄的评价，我更觉得失望。他们不来还好，这里不是哗众取宠与谈情说爱的地方，夫之更不应该是后人用手指指点点和用眼睛调侃的对象。人们怎样对待这位清瘦的先贤，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内心。或许是我对世人太自信，于是，落得一个笑话。其实，这个世界，谁还会与你谈及如何审视自己的内心呢？且不论人们知不知道夫之是否为圣贤，只怕世人进了这草堂，都不知道夫之是何人。
转念又想，寂静也好，不要来打扰夫之的沉思吧。他不再挣扎，不再纠结，不再书写，只是一味地沉睡。他沉睡，只是因为太疲惫。
夫之生在大明衰亡之际，死在大清繁盛之时，一生国仇家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时间过去了，无人问津是夫之的不幸，无人问津亦是夫之的大幸。孤独才会安稳，即便风餐露宿、食不果腹，至少可以平安地活着。孤独才会思考，即便伤痕累累、苦不堪言，但内心反而会更丰富，思维也会变得比任何时候更敏锐、更清晰、更深刻。
回顾历史，我们不幸于夫之没有安身立命、飞黄腾达，我们更庆幸于没有错失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如何在逆境中百炼成钢。虽然夫之并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重拾旧山河，但夫之的人生遭际与在寂寞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比肩历史上众多的英雄好汉。若历史给他机缘，他一定可以成为岳飞，成为文天祥。可惜，他生不逢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寂寞中打拼。寂寞让他的思想沉淀，思想让他的寂寞开花，最后，他成了孤独的圣贤。
孤独的圣贤穷其一生并没有走多远！
今天，从衡阳到南昌，坐高铁只需两个半小时，而这两个半小时距离，却是夫之一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用时几个月。从衡阳到肇庆，没有高铁，坐普通列车，最多只需八个小时，而夫之却经历了百转千回、九死一生，那是他最辉煌和最失落的地方，在将近一年的时光里他度日如年。夫之的一生以衡阳为中心，踟蹰徘徊，来来回回，始终没有离开南岳群山和双髻峰。今天，我们甚至不能确切地指认双髻峰到底是哪座山，因为，它未名列于南岳七十二峰之中。是的，这座山后来就成了无名的山，被人们遗忘。而正是那样一座不起眼的山，夫之一生上上下下，数以千次，走了上万里山路，不变的是风景，变化的是光景与人心。若以当下人一生行走的足迹分析，夫之连最最普通的山民都算不上。但是，人的视野不是行走的距离所能决定的。他一生没有走多远，可是明明又走得很远很远，远到看不见尽头，远到超越所有同时代的人，超越了时代和王朝，超越了华夏与海内，也超越了他自己。
孤独的圣贤穷其一生并没有爬多高！自小在书香门第成长，他聪颖过人，学富五车，却只参加过乡试，且中第五名。他本想进京赶考，誓要闯出一番名堂，安身立命，报效大明。可是，明朝已亡，他报国无门，但是，虽说无门报国，他仍旧以身报国；南明苟延残喘，他怀着一腔热血，飞蛾扑火，义无反顾地投奔而去。在腐朽混乱的小朝廷内，他恪守忠诚和正义。你可以说他愚忠，可以说他糊涂，可以说他不识时务。不错，他就是这个性格。他十分纯粹，忠君爱国，这个国自然是大明，他甘愿做马前卒，在朝廷走动，做一个品级都无的官场中人，并且越级谏言，以卵击石，头破血流，最终，仓皇逃出宫廷。吴三桂先是扶清灭明，后又反清复明，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无耻之徒，在衡阳建国要过皇帝瘾，竟然想请夫之撰写《劝进表》，以昭告天下。这本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好机会，然夫之嗤之以鼻：“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他宁愿做一个“卑贱”的逃难者，也不愿做一个“高贵”的叛逆者。大清盛世，夫之颇有声名，朝廷几次请其出山，他不为所动，他宁愿做一个落魄的隐匿者，也不愿做大清的高官。你可以说他不识抬举，可是，他认定自己“生是大明的人，死是大明的鬼”，到死，他的长发还倔强地留在他不屈的头颅上；到死，他都是一介穷困潦倒的书生。若以世俗的眼光分析，夫之爬得真是不高，但是，人的高度岂是头顶的乌纱所能决定的！他一生没有在世俗的道路上爬得多高，可是他又爬得很高很高，因为孤独而纯粹，才让他高过一切，高过闯王，高过两个交替的王朝，也高过很多靠出卖灵魂而权倾一时的显赫者。
一间草堂，笔墨纸砚，一盏油灯，泥墙断瓦，看庭前花开花落，听屋后雨落雨歇，竹子四季常青，河水经年不枯。夫之的心灵则是通透的、自由的，他天生有发光的羽翼，艰难困苦折不断他的翅膀，他越飞越高，走出了他从平凡到伟大的道路，完成了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的绝大部分。
倒下之前，他是一个湖湘人；倒下之后，他成了湖湘的魂。
以品性而论，他可以比美屈子，如芳草，若幽兰，所思所想所写，不是《离骚》，胜似《离骚》；以学识而论，他可以比肩张栻，经天纬地，笑傲中华，不是理学，胜过理学。
于是，很多人将夫之看作湖湘文化的源头与核心，少了他，就没有“湖湘”这个响当当的文化流派，甚至连湖湘的山水也会黯然失色。比如，世人称颂的“潇湘八景”就是他留给后世的礼物，众多湖湘精英都毫无例外地视他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为了秉承夫之讲学著书传道授业的精神，后世建立了船山书院，在清末民初之年，这座小小的学院撑起了湖湘学派的大旗，风头盖过了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儒王闿运是首任院长，杨度这位帝王之师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时间一晃百年，如今，船山书院旧址只剩下一片残墙旧瓦。百年的时间仍旧在院内久久不散。孤独者走来走去，却无立足之地，玻璃碎了一地，屋檐坍塌，烟熏的痕迹处处可见，这并非时间的过错，这也并非孤独者的过错，时间和孤独者一直都在那里，形影不离和形影相吊，难道圣贤的后世也注定孤独？
其实，遗忘也罢，记住也罢，于夫之而言，都无所谓了，无论生前身后名，于他，都是孤独的凭吊。一介书生，一名圣贤，他能得到的只有一抔黄土，比别人不多也不少。当时间白发苍苍，天地跟着茫茫，书生与圣贤也在人间正道里变得更加苍茫。
夕阳西下，晚岚四起。我慢慢地走出船山书院，突然一阵钟声传来，恍惚间，我依稀看到一个清瘦老人临终前仍要努力睁开双眼，仍要倔强地昂起头，仍要执拗而孤傲地看看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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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专家黄留珠
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作者写出了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史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深为纫佩和叹服。
文学专家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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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法，展示了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文史专家黄留珠
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作者写出了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史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深为纫佩和叹服。
文学专家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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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法，展示了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文史专家黄留珠
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作者写出了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史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深为纫佩和叹服。
——文学专家白烨
作者简介
聂茂，本名陈庆云，男，1970年生，湖南祁东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心灵的暗香》《伤村》和《情泊奥克兰》等40余部。曾获《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等。
目录
序言书生苍茫 唐浩明
引子孤独的圣贤
第一章归西
第二章报丧
第三章奔丧
第四章吊唁
第五章大殓
第六章守灵
第七章出殡
第八章入土
第九章头七
第十章千古
附录一王夫之大事记
附录二参考文献
后记信仰的力量
序言
序言?书生苍茫
中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传统文人都是很关注天下大事的。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国家都没有了，你还要做学问吗？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亡国和亡天下关系的名言。他认为国家亡了不要紧，但天下不能亡，也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道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三纲五常，先秦诸子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道统能够和当时的“势”，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官僚相抗衡，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的“知”与“行”表现得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而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王夫之生于乱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横刀立马，壮怀激烈，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样的人，作文，必作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然，他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即遇到人生抉择，他会十分纠结，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斟酌，生怕有所闪失。他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机会。
王夫之从历史的探寻中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从先哲前贤那里汲取着人生的滋养。他在孤独的探寻中，对历史兴衰得失有着独特的发现，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有着深刻的认知，对哲学、时空观和宇宙观等有着与众不同的领悟。这样一种生命认知和历史纵深感，往往能让他获得开阔的视野和敞亮的心襟。用这样的心襟和视野来观照现实人生，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就平添了思想的宽度、精神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
很高兴读到聂茂创作的王夫之传记。这本书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人们不一定喜欢某种信仰，但应当向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致敬！
王夫之思想感情上的夷夏之界，使他终其一生，都不能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实。他以为，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这也是王夫之一再拒绝与清王朝合作的缘由所在。
很难想象，为大明王朝送终的，竟是一批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这些知识者，有的深痛亡国之创，又感到无力与当权者抗争，于是遁迹山林，走消极反抗的道路，甘做“隐逸君子”；有的竟削发为僧，遁入空门，看透人生，自绝红尘。他们那不为世人所用的思想，虽不足以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来说，都没有半点奴颜媚骨，相反，表现得堂堂正正，彰显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高尚情操。
而王夫之与这些“凄怨灵魂”有些不同，他采取的是反抗与不合作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充满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文人，王夫之生命的价值主要在于文化，他在经受了事业的巨大挫折之后，又感悟到人生的痛苦。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身同槁木而心犹未死，仍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以自己的不屈坚贞，留住人间一点春色。这点“春色”，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民族文化传统，即书中所说的“文脉”。他要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播下民族文化的优良种子，以期在将来盛开出满园的春光。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全书写史不囿于史料，写古是为了喻今。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以史为鉴，如砥如砺，自由自在。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始终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文化的情怀关注历史、解读历史和还原历史。为了突出人物性格和情操，作者从人性的挣扎、人性的完善出发，将历史人物的痛苦、矛盾置于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下，努力发掘其隐藏在时间碎片深处的独立的文化人格，灵活运用史料，观照现实、观照人生、观照心灵。这样的创作是原创性、知识性、史实性、趣味性与可读性的高度融合。文贵有“气”，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传记有一股“气”，它既是“书生意气”，更是血气、豪气、大气、正气，亦是浩然之气。气自肺腑而出，化在纸上，化在字里行间，发出澎湃之声。
从结构上看，这本传记的叙事路径由一经一纬一主线构成。经线：时间和生平。突出传主的一个“求”字，从开始求功名，到后来求报国，再后来是求内心的安宁，一辈子都在追求，在奔波，在辗转，后来避世仍在不断追问。纬线：事件和时空。突出传主的一个“孤”字，孤独、孤寂、孤苦、孤愁，既是思想上哲学上认识上的，又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主线：矛盾和斗争。突出传主的一个“格”字，即品格、人格、性格，聚焦他的血性、他的韧性、他的人性、他的高贵的品质。
不仅如此，传记在书写上还努力追求文化、哲学和审美底蕴，讲究文字的空灵与诗意，唯美而不粗糙，细腻而不琐碎。既有大众趣味，又有史学情怀，将被历史遮蔽的真实意蕴限度地呈示出来。这种写作是在参考史界、学界、文学界等同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从文本到文本的复制。同时，本书借助诸多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追求透明的写作，文本的细节和故事的动力都源自王夫之一生的艰难跋涉，源自其骨子里的傲气、血气和正气，源自其天地苍茫处所迸发出来的人格力量。作者常用经典的平铺直入，佐以倒叙、插叙、抒情、诗化、蒙太奇、记忆回放和夹叙夹议等多向度的叙事模式，简单明了，质朴生动，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糅合”起来，使文本的精神空间大大扩充和延伸，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提高认识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别样风味”的阅读快感，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唐浩明
（作者系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
后记
信仰的力量
我是湖南衡阳人，和王夫之是同乡。读书识字后每每接触到先生的大名，听人谈及先生的轶事、诗文，慢慢地，先生就一天天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成长、生活与工作在湖湘大地，在读书、写作、教书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先生对湖湘文化的影响。生活在这位文化巨人的光与影里，我敬畏他、推崇他、感恩他。写一本真正的关于他的传记，就成了我一直想做但又轻易不敢做的事情。
我深知，欲为先生立传，要读的书很多，要储备的知识更多。
首先，是先生自己的著作。这些著作结集出版始于康熙年间，其子王敌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收录其著作十余种。道光年间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刊印《船山遗书》，收录经部著作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印之《船山遗书》，收录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局刊印的《船山遗书》，收录著作七十种，三百五十六卷。岳麓书社的《船山全书》则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编辑，一九八八年开始出书，至一九九六年十六卷全部出齐，二〇一一年再版，又有补缺和拾遗。而这些似乎还只是管中窥豹，海峡两岸各出版社出版先生的著作不计其数。阅读和消化这汗牛充栋般的著作是头等大事，一时半刻是做不到的，甚至可以说，穷我一生，也难读完先生的大作。
其次，先生著作所涉猎的古代典籍众多，某种意义上来说，读先生，就是读先生之前的所有经史子集的论著，就是读先生所读过的书，就是读老庄孔孟、屈子楚辞、太史公《史记》、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宋代理学、司马氏《通鉴》、明代理学等，这个体量实际上更庞大。以《周易》为例，上参远古伏羲、周文王，中参诸子百家，下参历代《易经》解读版本；以《春秋》为例，先生三本《春秋》之书，实际上是对孔孟学说以及不同时代不同人近百种《春秋》的解读，先生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读尽了天下之书，我该用多少时间呢？
最后，是关于先生著作的解读与先生思想的论著。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召开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关于先生学术研讨的第一次盛会，与会者有李达、潘梓年、吕振羽、嵇文甫、冯友兰等国学大师。中国台北则于一九七二年王夫之逝世二百八十周年时，成立了船山学会。萧天石在《“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中，对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地位做了很高的评价：“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先生，为近代世界学术史上有数之伟大学人。”自此之后，先生学说成了国际学术热点，各种研究性论著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八二年以来，仅湖南或湖南籍学者出版的研究专著就有几十种之多，大陆其他省市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几十种，港台学者的研究专著有十几种，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多种，相关的论文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了。
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但是，我必须为先生立传，理由也是很充分的：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执着的信念，支撑他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这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对于今天，特别是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十分重要。
然则，如何书写先生执着的信仰，如何用生活化的笔触描绘先生由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的不平凡的历程，进而还原其人生轨迹，让这种书写融历史性、真实性、可读性、审美性和思辨性于一体，雕刻出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王夫之，就成了摆在我面前的第一大难题。
同时，读了如此之多的与先生有关的书籍，在卷帙浩繁之中，我发现没有一本详尽、权威的王夫之或王船山传记，更多的是关于其诗文的选编图书，或者关于其思想的研究性文章和论著。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一个小小缺憾。打开网络，或者走进书店、图书馆，以“王夫之传”或“王船山传”为名的图书也能看到多部，但是，这些图书都不能真实、客观、全面和生动地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我要做的恰恰是：还世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船山先生！
阅读先生，常常会想到屈子。和屈子一样，先生是孤独的圣贤，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历史造就了先生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如果明王朝还在，历史上很有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一位大儒，而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官吏。明王朝灭亡，一介书生的他成了亡国孤民，他也心甘情愿做明朝最后一位遗民。
先生出生于公元一六一九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卒于一六九二年，即康熙三十一年。纵观其一生，他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东方最远抵达江西吉安，南方最远抵达广东肇庆，西方最远抵达湖南武冈，北方最远抵达湖北武昌。他的核心生活区域就在老家衡阳一带，包括南岳衡山，以及山上的续梦庵、湘西草堂等。七十三年中，他的前半生在求学，为了报效明王朝，这是他追梦的时期；中间他仅到广西南明永历朝廷做了一个名义上的准八品小官；他的后半生则是隐居。作为亡国遗民，他一生忠于明朝，留着满头长发，誓不入清为官，也不承认是清朝子民。七十三年间，他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写作上，除了各类论著，还有上千首诗词歌赋。
先生活着之时，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远离学社思潮中心，他的生命也不像众多名人那样干回百转、波澜壮阔，其个人经历之中也少有改变历史乾坤的壮举。实际上，关于他活着时候的历史资料十分稀少，关于他师友亲朋的历史资料几乎为零，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困难。幸运的是，先生自己记录了他的一生，以及他的亲朋师友。为了充分把握先生的精神脉络，我关注最多的是先生的诗词歌赋与实录性质的文章。先生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要通过艰难的阅读分析，从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学术论著中来获取有价值的片断。说到底，是先生自己的诗词歌赋，成了这部传记最真实也是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值得一说的是，先生的诗文歌赋崇尚古风，行文与用词晦涩深奥，不利于阅读理解，且多为咏物抒情之作，抒写的大多是生活和情感的小片段。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得详细查阅，深入辨析，比如人物、事件、环境等，再对应时代背景以及先生思想的发展变化，再进行整理、重构、扩展、细化等。全书跨越明末清初近百年历史，书中的人物事件及其联系十分复杂，整理、消化、考证和萃取资料就成了我的头等大事，也是十分头痛的难事。这项工作，几乎就像是在一条河里捞出一颗颗闪光的细小的沙粒。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一次精密、精细的考古发掘，考验的不仅是写作能力，还有耐心、细心和意志力。只有捞出这些“闪光的沙粒”，才算是找到了写作的原始素材，进行细致化、生活化、生动化、立体化的再创作。
在具体书写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思考：作为背景的明末清初之历史要介入多少？如何介入？毕竟先生不像我之前所写的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的命运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而先生不是。但是，对于先生来说，国家的命运又确实决定并深深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这必须有所叙述，尤其一些读者对王朝更替的细节不大了解。因此，本书对这一段历史做了必要的交代。
与其说这是关于先生的传记，不如说是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传记，是那些没有出现在主流历史当中的衡州书生们的传记。因为，他们与先生一样，怀有相同的信念与情怀，没有他们的衬托，也无法造就不一样的先生。
整个写作过程，既是一次朝圣之旅，也是一场历史对话。其间困难重重，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几欲放弃。是先生的家国情怀、不屈的精神和高贵的人格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很庆幸，我坚持下来了。
此刻，窗外小鸟喳喳，春暖花开。三年多的艰难跋涉，一千多个日子的苦苦煎熬，最终化成了厚厚的书稿。这里，我要感谢给了我诸多帮助的专家学者；感谢唐浩明老师的精彩序文，为拙著增色不少；感谢帮我查寻并整理资料的弟子们；感谢家人的一贯理解和大力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我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也使我未来的人生更加自信、从容和淡定。
二〇一六年三月底于岳麓山下抱虚斋
文摘
引子?孤独的圣贤
已是午后，静谧无声。我在湘西草堂前徘徊了很久，阳光和阴影互不相让，紧紧跟随，我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虚空，一股发烫的力量从胸口涌出。所谓草堂早已变样，不再是当年的泥土草房，而是白墙黛瓦，肃穆威严。
看着王夫之画像，清瘦的，黝黑的，坚毅的，愁绪的。一介书生，满腹经纶，千秋文字，令人景仰。
毛泽东曾说：“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谭嗣同评价：“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船山、“南岳雷”、而农，皆王夫之、船山先生之谓也。
学界认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中华文明史中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面对这样一位思想巨擘、我的同乡前辈，我以虔诚之心前来寻访。一次又一次，在衡阳的船山书院，在船山发黑的故土王衙坪，在他终生流连的南岳圣地，在他写出旷世巨著的隐居之地金兰乡。
然而，除了蝉鸣，寂静之中再无其他声音响起。虽然远处很喧嚷，但属于夫之的却是寂静。也许这遂了夫之的本意，他生前的绝大部分日子不都是这么寂静的吗？但是，在后辈的我看来，这种令人发慌的寂静难免悲凉。
此刻，船山书院依旧寂静。不远处，渺远的人声和寥落的人影仿佛只是幻境，与我无关，与夫之无关，与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无关，与泱泱大国经历的五千年文明无关。奈何这个院落仿佛炙热天地下的一个摆设！一只蝉似乎比人更有人情味，听到我的脚步，立即发出礼节性的嘶鸣。当一对男女终于姗姗而来，嬉笑着进入堂内，勾肩搭背，对着夫之画像指指点点，不时发出浅薄的评价，我更觉得失望。他们不来还好，这里不是哗众取宠与谈情说爱的地方，夫之更不应该是后人用手指指点点和用眼睛调侃的对象。人们怎样对待这位清瘦的先贤，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内心。或许是我对世人太自信，于是，落得一个笑话。其实，这个世界，谁还会与你谈及如何审视自己的内心呢？且不论人们知不知道夫之是否为圣贤，只怕世人进了这草堂，都不知道夫之是何人。
转念又想，寂静也好，不要来打扰夫之的沉思吧。他不再挣扎，不再纠结，不再书写，只是一味地沉睡。他沉睡，只是因为太疲惫。
夫之生在大明衰亡之际，死在大清繁盛之时，一生国仇家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时间过去了，无人问津是夫之的不幸，无人问津亦是夫之的大幸。孤独才会安稳，即便风餐露宿、食不果腹，至少可以平安地活着。孤独才会思考，即便伤痕累累、苦不堪言，但内心反而会更丰富，思维也会变得比任何时候更敏锐、更清晰、更深刻。
回顾历史，我们不幸于夫之没有安身立命、飞黄腾达，我们更庆幸于没有错失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如何在逆境中百炼成钢。虽然夫之并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重拾旧山河，但夫之的人生遭际与在寂寞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比肩历史上众多的英雄好汉。若历史给他机缘，他一定可以成为岳飞，成为文天祥。可惜，他生不逢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寂寞中打拼。寂寞让他的思想沉淀，思想让他的寂寞开花，最后，他成了孤独的圣贤。
孤独的圣贤穷其一生并没有走多远！
今天，从衡阳到南昌，坐高铁只需两个半小时，而这两个半小时距离，却是夫之一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用时几个月。从衡阳到肇庆，没有高铁，坐普通列车，最多只需八个小时，而夫之却经历了百转千回、九死一生，那是他最辉煌和最失落的地方，在将近一年的时光里他度日如年。夫之的一生以衡阳为中心，踟蹰徘徊，来来回回，始终没有离开南岳群山和双髻峰。今天，我们甚至不能确切地指认双髻峰到底是哪座山，因为，它未名列于南岳七十二峰之中。是的，这座山后来就成了无名的山，被人们遗忘。而正是那样一座不起眼的山，夫之一生上上下下，数以千次，走了上万里山路，不变的是风景，变化的是光景与人心。若以当下人一生行走的足迹分析，夫之连最最普通的山民都算不上。但是，人的视野不是行走的距离所能决定的。他一生没有走多远，可是明明又走得很远很远，远到看不见尽头，远到超越所有同时代的人，超越了时代和王朝，超越了华夏与海内，也超越了他自己。
孤独的圣贤穷其一生并没有爬多高！自小在书香门第成长，他聪颖过人，学富五车，却只参加过乡试，且中第五名。他本想进京赶考，誓要闯出一番名堂，安身立命，报效大明。可是，明朝已亡，他报国无门，但是，虽说无门报国，他仍旧以身报国；南明苟延残喘，他怀着一腔热血，飞蛾扑火，义无反顾地投奔而去。在腐朽混乱的小朝廷内，他恪守忠诚和正义。你可以说他愚忠，可以说他糊涂，可以说他不识时务。不错，他就是这个性格。他十分纯粹，忠君爱国，这个国自然是大明，他甘愿做马前卒，在朝廷走动，做一个品级都无的官场中人，并且越级谏言，以卵击石，头破血流，最终，仓皇逃出宫廷。吴三桂先是扶清灭明，后又反清复明，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无耻之徒，在衡阳建国要过皇帝瘾，竟然想请夫之撰写《劝进表》，以昭告天下。这本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好机会，然夫之嗤之以鼻：“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他宁愿做一个“卑贱”的逃难者，也不愿做一个“高贵”的叛逆者。大清盛世，夫之颇有声名，朝廷几次请其出山，他不为所动，他宁愿做一个落魄的隐匿者，也不愿做大清的高官。你可以说他不识抬举，可是，他认定自己“生是大明的人，死是大明的鬼”，到死，他的长发还倔强地留在他不屈的头颅上；到死，他都是一介穷困潦倒的书生。若以世俗的眼光分析，夫之爬得真是不高，但是，人的高度岂是头顶的乌纱所能决定的！他一生没有在世俗的道路上爬得多高，可是他又爬得很高很高，因为孤独而纯粹，才让他高过一切，高过闯王，高过两个交替的王朝，也高过很多靠出卖灵魂而权倾一时的显赫者。
一间草堂，笔墨纸砚，一盏油灯，泥墙断瓦，看庭前花开花落，听屋后雨落雨歇，竹子四季常青，河水经年不枯。夫之的心灵则是通透的、自由的，他天生有发光的羽翼，艰难困苦折不断他的翅膀，他越飞越高，走出了他从平凡到伟大的道路，完成了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的绝大部分。
倒下之前，他是一个湖湘人；倒下之后，他成了湖湘的魂。
以品性而论，他可以比美屈子，如芳草，若幽兰，所思所想所写，不是《离骚》，胜似《离骚》；以学识而论，他可以比肩张栻，经天纬地，笑傲中华，不是理学，胜过理学。
于是，很多人将夫之看作湖湘文化的源头与核心，少了他，就没有“湖湘”这个响当当的文化流派，甚至连湖湘的山水也会黯然失色。比如，世人称颂的“潇湘八景”就是他留给后世的礼物，众多湖湘精英都毫无例外地视他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为了秉承夫之讲学著书传道授业的精神，后世建立了船山书院，在清末民初之年，这座小小的学院撑起了湖湘学派的大旗，风头盖过了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儒王闿运是首任院长，杨度这位帝王之师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时间一晃百年，如今，船山书院旧址只剩下一片残墙旧瓦。百年的时间仍旧在院内久久不散。孤独者走来走去，却无立足之地，玻璃碎了一地，屋檐坍塌，烟熏的痕迹处处可见，这并非时间的过错，这也并非孤独者的过错，时间和孤独者一直都在那里，形影不离和形影相吊，难道圣贤的后世也注定孤独？
其实，遗忘也罢，记住也罢，于夫之而言，都无所谓了，无论生前身后名，于他，都是孤独的凭吊。一介书生，一名圣贤，他能得到的只有一抔黄土，比别人不多也不少。当时间白发苍苍，天地跟着茫茫，书生与圣贤也在人间正道里变得更加苍茫。
夕阳西下，晚岚四起。我慢慢地走出船山书院，突然一阵钟声传来，恍惚间，我依稀看到一个清瘦老人临终前仍要努力睁开双眼，仍要倔强地昂起头，仍要执拗而孤傲地看看这个世界……
| ISBN | 9787506391498 |
|---|---|
| 出版社 | 作家出版社 |
| 作者 | 聂茂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