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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豪恩（Jorge Eduardo Malena），阿根廷人，1979年随外交官父亲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是阿根廷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研究员和萨尔瓦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系主任，马豪恩长期致力于在阿宣传中国，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在阿根廷国内外主流杂志上发表过30篇有关中国的论文，对扩大中国在当地影响、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作者:(阿根廷)马豪恩 译者:林华
马豪恩（Jorge Eduardo Malena），阿根廷人，1979年随外交官父亲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是阿根廷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研究员和萨尔瓦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系主任，马豪恩长期致力于在阿宣传中国，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在阿根廷国内外主流杂志上发表过30篇有关中国的论文，对扩大中国在当地影响、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录
目 录
自序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概念框架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预测和研究
第二节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中国战略思想分析的合理性
第二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历史维度
第一节 中国的世界观
第二节 战略文化
第三节 借古鉴今
第四节 中国的“新型安全观念”
第三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认知维度
第一节 中国的自身形象
第二节 “国家利益”的概念
第三节 中国眼中的国际体系
第四节 战略忧虑
第四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理论维度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
第二节 战略思想的主导观点
第三节 战略考量与安全行动
第四节 中国战略新思想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第五章 中国的中期愿景（外交领域）
第一节 选择“合作”
第二节 选择“破裂”
第三节 选择“混乱”
结论
原著参考文献
序言
序言
米格尔·A·贝耶索（Miguel A. Velloso）
无论在阿根廷学术界，还是南美地区学术界，像马豪恩博士这样集高超学术智慧和严谨治学态度于一身的学者都不多见。能够在这一领域凭借个人的经验和对中文的驾驭，剖析亚洲国家国际政策复杂性、中国战略思想深刻性的人屈指可数。他既是大学教授，又是国际关系问题的学者，还是阿根廷重要智库（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的研究员。这些经验确立了他成为一名优秀观察家和研究者的地位。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懂得如何让他的学识更“接地气”，使之与中国为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带来的机遇相结合，因为经济的互补性与对国际现实重大挑战的普遍认识密切相关。
《中国：大国的构建》一书是西语世界重要的学术贡献，无论从内容还是现实性来看都是如此。它将西方国家的人种中心说抛之脑后，从新的起点出发，引领我们踏上了一条探索“天朝帝国”地缘中心说的曲折之路。实际上，西方学术界最具争议性、最引人深思的话题之一就是搞清楚到底是西方的价值观正在向中国渗透，还是恰恰相反，一个以金字塔型文化孕育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日趋强大的影响力必将有助于 21 世纪新典范的形成。而像马豪恩博士呈现给读者的这样一部以如此全面的视角剖析其根源的西班牙语著作简直是凤毛麟角。
西语世界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像本书的作者那样，对中国根植于帝国时期的复杂政治进程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总结新的教训和结论，以阐明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安全政策的架构。
马豪恩博士进行的资料和文献研究是一项值得称颂的功绩，它们是普通学者难以接触到的来自中国的一手信息，需要进行海量的翻译。正是得益于此，作者为我们展示了应如何判断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欲做“大国”，但无意成为超级大国。
根据对中国战略思维的分析而进行的判断展现了全新的视角，这要求作者获得强大而缜密的文献支持。因此，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连各领域的当代亚洲问题专家都知之甚少的论据，因为他们无法直接获取这些材料。作者对中国内部复杂而细致的决策进程进行了探究，对权力结构中不同主角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给予了解析。这不仅仅是对进程的描述，而是把进程作为对未来前景进行精准假设的支持平台，特别是在由“美国治下的和平”向带有强烈亚洲色彩的多极化转变的时代即将发生的事件。
耐人回味的是，马豪恩博士没有采用西方国家试图对中国的世界观问题加以解释的理论，而是引导我们从一种基于中国千年文化特性的务实性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在这种视角下，未来就是变幻莫测的代名词。“汉人”通常所说的“不切实际的理论是空洞无味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使我们领略到一种以永恒的变革为特征的世界观，这也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在我看来，作者对“中国现实主义”起源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它源自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又被邓小平沿用。这一政治导向将和谐作为策略，主张避免冲突，谋求建立更为公正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但同时又不放弃自我扩张。马豪恩博士关于文化对中国外交思想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分析也是一语中的，因为“大国思想”在其中处处可见，中国试图通过“软实力”向其他国家证明其优越之处。很显然，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时间对于中国设想的实现是极其有利的。
在中国的世界观中，其领导者完全将地缘战略核心作为历史使命。这种世界观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及其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强调历史上曾通过贸易、进贡、文化融合等非暴力手段为人类福祉所做出的贡献，但也没有忘记曾经遭受的欺凌和屈辱（鸦片战争以及为摆脱殖民主义桎梏所付出的社会代价，都深深地烙刻在中国领导集体的记忆中）。这使得中国的战略家们总是对难以控制的对外开放忧心重重，因此追求物质上的自给自足和国内安全成为了改革的首要任务。
本书引导我们去思考西方列强的逐渐没落和多边主义的快速崛起如何推动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的主角作用。似乎只有中国为克服内部的种种欠发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才可能阻止势不可挡的潮流。毫无疑问，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已经意识到，在保持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其综合国力将在未来数十年中超越美国，这是实现其国内稳定的重要保障。中国正蓄势待发，以退为进，着眼于影响力的持久提升。但同时也在努力实现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例如在《国防白皮书》中，它没有渲染自然扩张的使命，而是消除疑虑，重申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承诺。
在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提升的世界里，中国已经成为新兴大国，为实现国家利益，它追寻着自己的目标。由于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特殊，相比于多边谈判，它更看重双边谈判。在地区范围内，中国在安全、反恐、核扩散等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和行动被视为一种制衡的、负责任的和适度的干预。同时，中国也表现出退让的姿态，尽管华盛顿常常为挈制中国而在日美安全同盟、为台湾提供保护、支持西藏自治（甚至独立）等问题上制造麻烦，但中国仍避免做出与美国外交战略相冲突的举动。另外，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地缘经济扩张也素来小心谨慎，既无冲突也不讲条件，且以互利为基础。
总而言之，马豪恩博士的这部著作绝非普通分析家的平庸之作所能比拟，这是一部理解所谓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现实主义”的必读之作。从中我们将了解这个即将在国际战略问题上具备影响力的新兴大国将如何前行，成为“全球参与者”。我们亲历了一个强国的诞生（或称之为“大国”更为贴切），它将创造新的挑战和机遇。剖析它的行为准则，已变得不可或缺，而这正是马豪恩博士的这部扛鼎之作所要告诉我们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2010 年 5 月
后记
结论
通过对中国战略思想的三个基本维度，即历史维度、认知维度和理论维度的介绍和分析，可以从中提炼出一系列论据，以回答“中国在国际舞台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将涉及的时间范围界定为中期）。
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大量的中国文献资料增加了结论的精准度，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对外政策领域的中国学者是如何认识、思考和建言献策的。由于西方世界，特别是拉美国家缺少来自中国的一手资料，所以正如引言部分所述，这不啻为一种额外的价值。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战略思想的历史维度揭示了下述现实：
◆中国的世界观围绕以下核心问题：（1）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2）保持文化本质的必要性；（3）仍然对国耻耿耿于怀；（4）存在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国际政治问题的专家和决策者相信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中国有权在世界各国中享受特殊地位；
◆战略文化深受儒家学派、孙子思想和中国历史军事经验的影响，认为应通过积极干预边疆地区保卫中原，但较少使用武力；
◆借古鉴今，注重战国时期的策略，当时一个新兴国家（秦国）征服了邻国，最终推翻了衰落的王朝（周朝）；
◆新的安全观要求中国在东亚地区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 而中国战略思想的认知维度则揭示了以下现实：
◆根据中国对自身形象的认知，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应被视为地区强国（这赋予其特殊的地位），同时中国将东亚视为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
◆国家利益在于保卫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实现领土完整、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
◆对当前国际体系的认知包括存在多极权力格局和主要行动体地位衰落，这些都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出于维护国际和平的需要而产生的战略忧虑旨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为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巩固的保障。最后，对中国战略思想理论维度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和“民族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表明中国整体实力提升将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将有助于中国行使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
◆战略思想中有关中国发展能够造福世界、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施“积极防御性”军事战略的效用等主导观点一直存在；
◆在为实现有限最大化而进行的战略考量下，采取了一系列安全行动，旨在削弱美国在亚洲的相对地位、成为东亚安全的保障者，以及破坏美国阻碍中国提升实力、影响力和地位的一切努力；
◆中国战略思想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在于：（1）在国际范围内与美国共存，而美国继续保持其主角地位（保证中国从其经济援助中受益），（2）在地区范围内实施“自我扩张”，例如改变现状以建立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从以上因素中，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中期愿景包括选择“破裂主义”，因为中国将把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体系作为头等任务（比谋求国际合作以实现国际社会目标更重要）。因此，东亚地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秩序将受到影响。
总之，在中国谋求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假设下，根据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分析，中国在中期内将试图成为东亚次体系主角的命题已经得到了证明。
根据本书对战略层面进行的探讨，以上是未来 15 年中国对外政策的总体走向。某些“计策性”的细节将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明朗，可据此对中国将如何运用外交手段有所了解。
最后，按照“大国”的定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地区主角的定位，中国打造权力基础，与美国长期争夺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话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可以为今后 10 年着手进行的研究提供启示。
文摘
第二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历史维度 第一节 中国的世界观 历史，正通过人们对它的记忆和对其意义的笃信，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些共同拥有的记忆和信仰，其力量能够大到什么程度通常是不得而知的，这不是因为它们缺乏客观依据，而是因为信仰本身要比史实重要得多。共同的记忆和信仰铸造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历史能够发挥核心的作用。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追寻历史规律的传统下，中国人探寻历史根源的习惯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 马克思主义不仅找到了一个社会阶级的道德水平与其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分辨出了人类历史的累进式发展。据此，每个权力阶级和其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1 都比此前的阶级有所进步。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真正发自内心的呼喊振聋发聩，因为它以解放饱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己任。列宁无疑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曾指出：“当政的权利属于那些对真正的历史原则谙熟于心的人”，这和孔子的理论不谋而合。 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原则来解释和评判政治的倾向，也许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曾经持有不同立场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1949 年以来的中国领导层不得不用一种宽泛的类型标准和历史阶段来确定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了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另一阵营实施的“帝国主义统治”进行抗争。 ◆近 20 年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据此，苏联和美国构成第一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发达国家构成第二世界，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这一理论认为历史的必然和进步要求第二和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 ◆ 1977—1982 年，三个世界的理论以所谓反苏“统一阵线”的形式体现。 ◆ 1985 年，当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时，其领导层将新的历史框架发扬光大，即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的含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最初的历史阶段，采取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形式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外交政策的类型和历史阶段取决于形势的变化和一国的政治需要，但也反映出关于权力与道德之间应有关系的传统观念，即权力应服务于道德目的，而道德目的源自对历史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根植于它对历史的解读，而历史则对政策设计起借鉴作用。[Garver, 1993, pp. 2-4] 根据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中国的世界观具有四个核心议题： （1）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 （2）保持文化本质的必要性； （3）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百年历史； （4）民族自豪感。 作为对上述四个议题的引言，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三个议题（第一、二、四）与“中心国家”（即“中国”）2的自我判定有着明确的关系（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结果），只有第三个议题体现出世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儒家思想曾认为，管理国家的能力和物质生活达到最高水平是中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的表现。实际上，中国也确实是在现代历史之前曾达到过帝国地位的少数政治体之一。如果从存在时间、疆域面积、文化和科学技术成就的杰出性来衡量，中国无疑是拥有最璀璨文明的国度之一。中国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几千年前形成的文明经久不衰，延续至今，这与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印度河流域创造的文明截然不同。这种贯穿人类历史的传承，成为中国曾经持有、而且仍然持有的中心论思想的基础。 从唐朝（公元 618—907 年）起，中国的文人墨客就开始笃信，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受益于中国文化的民族，都应该接受皇帝的统治。甚至在西方国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也深受儒家倡导的政治秩序中仁义思想的影响。谈到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可谓不胜枚举：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中国的知识界对文化遗产满怀自豪，却对西方国家现代时期的技术优势不屑一顾。 儒家思想对这种情况早有预见，因为中国的优越性源于其伦理德行，而非物质能力。儒家认为，人存在于世的最重要之处是以正人君子之规行事。如果百姓正派，那么就会有助于国家间的和谐。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主张，为实现“天下”之局面，“蛮人”应学习并尊重中国 [Fitzgerald, 1964, pp. 2-13]。民族中心主义秩序是从汉朝（公元 3 世纪）起确立的思想，涵盖了现在的日本、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印度东北部，以及中亚东部。通过汉朝开通的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中东，后来又传至欧洲。这种“依中国而确立的世界秩序”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是具有等级之分，体现了集权主义、伦理主义、普遍主义的，且缺乏明确的疆域界线，其中皇帝（即“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进行交往的根本动机在于将其改造为文明民族[Fitzgerald, 1964, pp. 14-24]。。。
马豪恩（Jorge Eduardo Malena），阿根廷人，1979年随外交官父亲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是阿根廷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研究员和萨尔瓦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系主任，马豪恩长期致力于在阿宣传中国，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在阿根廷国内外主流杂志上发表过30篇有关中国的论文，对扩大中国在当地影响、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作者:(阿根廷)马豪恩 译者:林华
马豪恩（Jorge Eduardo Malena），阿根廷人，1979年随外交官父亲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是阿根廷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研究员和萨尔瓦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系主任，马豪恩长期致力于在阿宣传中国，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在阿根廷国内外主流杂志上发表过30篇有关中国的论文，对扩大中国在当地影响、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录
目 录
自序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概念框架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预测和研究
第二节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中国战略思想分析的合理性
第二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历史维度
第一节 中国的世界观
第二节 战略文化
第三节 借古鉴今
第四节 中国的“新型安全观念”
第三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认知维度
第一节 中国的自身形象
第二节 “国家利益”的概念
第三节 中国眼中的国际体系
第四节 战略忧虑
第四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理论维度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
第二节 战略思想的主导观点
第三节 战略考量与安全行动
第四节 中国战略新思想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第五章 中国的中期愿景（外交领域）
第一节 选择“合作”
第二节 选择“破裂”
第三节 选择“混乱”
结论
原著参考文献
序言
序言
米格尔·A·贝耶索（Miguel A. Velloso）
无论在阿根廷学术界，还是南美地区学术界，像马豪恩博士这样集高超学术智慧和严谨治学态度于一身的学者都不多见。能够在这一领域凭借个人的经验和对中文的驾驭，剖析亚洲国家国际政策复杂性、中国战略思想深刻性的人屈指可数。他既是大学教授，又是国际关系问题的学者，还是阿根廷重要智库（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的研究员。这些经验确立了他成为一名优秀观察家和研究者的地位。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懂得如何让他的学识更“接地气”，使之与中国为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带来的机遇相结合，因为经济的互补性与对国际现实重大挑战的普遍认识密切相关。
《中国：大国的构建》一书是西语世界重要的学术贡献，无论从内容还是现实性来看都是如此。它将西方国家的人种中心说抛之脑后，从新的起点出发，引领我们踏上了一条探索“天朝帝国”地缘中心说的曲折之路。实际上，西方学术界最具争议性、最引人深思的话题之一就是搞清楚到底是西方的价值观正在向中国渗透，还是恰恰相反，一个以金字塔型文化孕育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日趋强大的影响力必将有助于 21 世纪新典范的形成。而像马豪恩博士呈现给读者的这样一部以如此全面的视角剖析其根源的西班牙语著作简直是凤毛麟角。
西语世界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像本书的作者那样，对中国根植于帝国时期的复杂政治进程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总结新的教训和结论，以阐明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安全政策的架构。
马豪恩博士进行的资料和文献研究是一项值得称颂的功绩，它们是普通学者难以接触到的来自中国的一手信息，需要进行海量的翻译。正是得益于此，作者为我们展示了应如何判断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欲做“大国”，但无意成为超级大国。
根据对中国战略思维的分析而进行的判断展现了全新的视角，这要求作者获得强大而缜密的文献支持。因此，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连各领域的当代亚洲问题专家都知之甚少的论据，因为他们无法直接获取这些材料。作者对中国内部复杂而细致的决策进程进行了探究，对权力结构中不同主角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给予了解析。这不仅仅是对进程的描述，而是把进程作为对未来前景进行精准假设的支持平台，特别是在由“美国治下的和平”向带有强烈亚洲色彩的多极化转变的时代即将发生的事件。
耐人回味的是，马豪恩博士没有采用西方国家试图对中国的世界观问题加以解释的理论，而是引导我们从一种基于中国千年文化特性的务实性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在这种视角下，未来就是变幻莫测的代名词。“汉人”通常所说的“不切实际的理论是空洞无味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使我们领略到一种以永恒的变革为特征的世界观，这也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在我看来，作者对“中国现实主义”起源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它源自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又被邓小平沿用。这一政治导向将和谐作为策略，主张避免冲突，谋求建立更为公正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但同时又不放弃自我扩张。马豪恩博士关于文化对中国外交思想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分析也是一语中的，因为“大国思想”在其中处处可见，中国试图通过“软实力”向其他国家证明其优越之处。很显然，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时间对于中国设想的实现是极其有利的。
在中国的世界观中，其领导者完全将地缘战略核心作为历史使命。这种世界观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及其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强调历史上曾通过贸易、进贡、文化融合等非暴力手段为人类福祉所做出的贡献，但也没有忘记曾经遭受的欺凌和屈辱（鸦片战争以及为摆脱殖民主义桎梏所付出的社会代价，都深深地烙刻在中国领导集体的记忆中）。这使得中国的战略家们总是对难以控制的对外开放忧心重重，因此追求物质上的自给自足和国内安全成为了改革的首要任务。
本书引导我们去思考西方列强的逐渐没落和多边主义的快速崛起如何推动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的主角作用。似乎只有中国为克服内部的种种欠发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才可能阻止势不可挡的潮流。毫无疑问，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已经意识到，在保持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其综合国力将在未来数十年中超越美国，这是实现其国内稳定的重要保障。中国正蓄势待发，以退为进，着眼于影响力的持久提升。但同时也在努力实现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例如在《国防白皮书》中，它没有渲染自然扩张的使命，而是消除疑虑，重申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承诺。
在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提升的世界里，中国已经成为新兴大国，为实现国家利益，它追寻着自己的目标。由于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特殊，相比于多边谈判，它更看重双边谈判。在地区范围内，中国在安全、反恐、核扩散等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和行动被视为一种制衡的、负责任的和适度的干预。同时，中国也表现出退让的姿态，尽管华盛顿常常为挈制中国而在日美安全同盟、为台湾提供保护、支持西藏自治（甚至独立）等问题上制造麻烦，但中国仍避免做出与美国外交战略相冲突的举动。另外，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地缘经济扩张也素来小心谨慎，既无冲突也不讲条件，且以互利为基础。
总而言之，马豪恩博士的这部著作绝非普通分析家的平庸之作所能比拟，这是一部理解所谓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现实主义”的必读之作。从中我们将了解这个即将在国际战略问题上具备影响力的新兴大国将如何前行，成为“全球参与者”。我们亲历了一个强国的诞生（或称之为“大国”更为贴切），它将创造新的挑战和机遇。剖析它的行为准则，已变得不可或缺，而这正是马豪恩博士的这部扛鼎之作所要告诉我们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2010 年 5 月
后记
结论
通过对中国战略思想的三个基本维度，即历史维度、认知维度和理论维度的介绍和分析，可以从中提炼出一系列论据，以回答“中国在国际舞台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将涉及的时间范围界定为中期）。
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大量的中国文献资料增加了结论的精准度，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对外政策领域的中国学者是如何认识、思考和建言献策的。由于西方世界，特别是拉美国家缺少来自中国的一手资料，所以正如引言部分所述，这不啻为一种额外的价值。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战略思想的历史维度揭示了下述现实：
◆中国的世界观围绕以下核心问题：（1）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2）保持文化本质的必要性；（3）仍然对国耻耿耿于怀；（4）存在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国际政治问题的专家和决策者相信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中国有权在世界各国中享受特殊地位；
◆战略文化深受儒家学派、孙子思想和中国历史军事经验的影响，认为应通过积极干预边疆地区保卫中原，但较少使用武力；
◆借古鉴今，注重战国时期的策略，当时一个新兴国家（秦国）征服了邻国，最终推翻了衰落的王朝（周朝）；
◆新的安全观要求中国在东亚地区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 而中国战略思想的认知维度则揭示了以下现实：
◆根据中国对自身形象的认知，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应被视为地区强国（这赋予其特殊的地位），同时中国将东亚视为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
◆国家利益在于保卫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实现领土完整、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
◆对当前国际体系的认知包括存在多极权力格局和主要行动体地位衰落，这些都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出于维护国际和平的需要而产生的战略忧虑旨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为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巩固的保障。最后，对中国战略思想理论维度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和“民族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表明中国整体实力提升将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将有助于中国行使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
◆战略思想中有关中国发展能够造福世界、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施“积极防御性”军事战略的效用等主导观点一直存在；
◆在为实现有限最大化而进行的战略考量下，采取了一系列安全行动，旨在削弱美国在亚洲的相对地位、成为东亚安全的保障者，以及破坏美国阻碍中国提升实力、影响力和地位的一切努力；
◆中国战略思想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在于：（1）在国际范围内与美国共存，而美国继续保持其主角地位（保证中国从其经济援助中受益），（2）在地区范围内实施“自我扩张”，例如改变现状以建立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从以上因素中，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中期愿景包括选择“破裂主义”，因为中国将把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体系作为头等任务（比谋求国际合作以实现国际社会目标更重要）。因此，东亚地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秩序将受到影响。
总之，在中国谋求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假设下，根据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分析，中国在中期内将试图成为东亚次体系主角的命题已经得到了证明。
根据本书对战略层面进行的探讨，以上是未来 15 年中国对外政策的总体走向。某些“计策性”的细节将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明朗，可据此对中国将如何运用外交手段有所了解。
最后，按照“大国”的定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地区主角的定位，中国打造权力基础，与美国长期争夺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话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可以为今后 10 年着手进行的研究提供启示。
文摘
第二章 中国战略思想的历史维度 第一节 中国的世界观 历史，正通过人们对它的记忆和对其意义的笃信，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些共同拥有的记忆和信仰，其力量能够大到什么程度通常是不得而知的，这不是因为它们缺乏客观依据，而是因为信仰本身要比史实重要得多。共同的记忆和信仰铸造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历史能够发挥核心的作用。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追寻历史规律的传统下，中国人探寻历史根源的习惯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 马克思主义不仅找到了一个社会阶级的道德水平与其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分辨出了人类历史的累进式发展。据此，每个权力阶级和其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1 都比此前的阶级有所进步。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真正发自内心的呼喊振聋发聩，因为它以解放饱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己任。列宁无疑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曾指出：“当政的权利属于那些对真正的历史原则谙熟于心的人”，这和孔子的理论不谋而合。 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原则来解释和评判政治的倾向，也许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曾经持有不同立场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1949 年以来的中国领导层不得不用一种宽泛的类型标准和历史阶段来确定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了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另一阵营实施的“帝国主义统治”进行抗争。 ◆近 20 年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据此，苏联和美国构成第一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发达国家构成第二世界，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这一理论认为历史的必然和进步要求第二和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 ◆ 1977—1982 年，三个世界的理论以所谓反苏“统一阵线”的形式体现。 ◆ 1985 年，当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时，其领导层将新的历史框架发扬光大，即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的含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最初的历史阶段，采取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形式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外交政策的类型和历史阶段取决于形势的变化和一国的政治需要，但也反映出关于权力与道德之间应有关系的传统观念，即权力应服务于道德目的，而道德目的源自对历史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根植于它对历史的解读，而历史则对政策设计起借鉴作用。[Garver, 1993, pp. 2-4] 根据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中国的世界观具有四个核心议题： （1）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 （2）保持文化本质的必要性； （3）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百年历史； （4）民族自豪感。 作为对上述四个议题的引言，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三个议题（第一、二、四）与“中心国家”（即“中国”）2的自我判定有着明确的关系（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结果），只有第三个议题体现出世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儒家思想曾认为，管理国家的能力和物质生活达到最高水平是中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的表现。实际上，中国也确实是在现代历史之前曾达到过帝国地位的少数政治体之一。如果从存在时间、疆域面积、文化和科学技术成就的杰出性来衡量，中国无疑是拥有最璀璨文明的国度之一。中国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几千年前形成的文明经久不衰，延续至今，这与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印度河流域创造的文明截然不同。这种贯穿人类历史的传承，成为中国曾经持有、而且仍然持有的中心论思想的基础。 从唐朝（公元 618—907 年）起，中国的文人墨客就开始笃信，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受益于中国文化的民族，都应该接受皇帝的统治。甚至在西方国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也深受儒家倡导的政治秩序中仁义思想的影响。谈到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可谓不胜枚举：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中国的知识界对文化遗产满怀自豪，却对西方国家现代时期的技术优势不屑一顾。 儒家思想对这种情况早有预见，因为中国的优越性源于其伦理德行，而非物质能力。儒家认为，人存在于世的最重要之处是以正人君子之规行事。如果百姓正派，那么就会有助于国家间的和谐。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主张，为实现“天下”之局面，“蛮人”应学习并尊重中国 [Fitzgerald, 1964, pp. 2-13]。民族中心主义秩序是从汉朝（公元 3 世纪）起确立的思想，涵盖了现在的日本、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印度东北部，以及中亚东部。通过汉朝开通的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中东，后来又传至欧洲。这种“依中国而确立的世界秩序”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是具有等级之分，体现了集权主义、伦理主义、普遍主义的，且缺乏明确的疆域界线，其中皇帝（即“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进行交往的根本动机在于将其改造为文明民族[Fitzgerald, 1964, pp. 14-24]。。。
| ISBN | 9787508534749 |
|---|---|
| 出版社 | 五洲传播出版社 |
| 作者 | 马豪恩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