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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拉瓦尔卡（Claudia Labarca），智利天主教大学传媒系教授，多年来关注中国-智利友好关系及经贸往来，并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出版多部著作，同时发表多篇论文，包括《中国梦：当代社会形象及信任》《以中智经贸合作分析国际贸易及信任》等。
作者简介
作者：（智利）克劳迪娅·拉瓦尔卡（Claudia Labarca） 译者：张芯瑜
克劳迪娅·拉瓦尔卡（Claudia Labarca），智利天主教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致力于跨文化经济关系研究，尤其重视中国与智利的经济合作，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智经济关系的学术论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案例研究
面向世界的中国与智利
智利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
双边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早期的接触
中国与智利外交关系的建立
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的外交关系
20世纪晚期的中智双边关系
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与智利关系的特点
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
中智经贸关系的其他特点
专栏文章1.1中国及其对拉美不断增长的影响
第二章文化与经济交往
理性主义vs文化主义
儒学、道家及佛教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影响
儒学
道家
佛教
专栏文章2.1经济全球化中的商业与文化
专栏文章2.2创业和经济发展的“正确价值论”
第三章解码中国：文化与跨文化交流
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表征
文化的概念和角色
文化适应
第四章关系：“你给我说你认识谁，我给你说你是谁”
关系：社会文化的运行机制
商业领域“关系”的重要性
“关系”的智利经验
“关系”的特点和范畴
“关系”的起源
“关系”的构建机制
专栏文章4.1关系与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和干亲关系
专栏文章4.2关系、道德与腐败
第五章信用：商业中的信任
信用的来源：熟人社会
信用的来源：共同的身份
信用的来源：外交关系与自由贸易协定
合同与信用
专栏文章51信任与经济关系——西方文献的研究评述
后记：佩雷斯先生和李先生面临的挑战与疑问
引用书日
附录1
序言
前 言
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和商业活动面临着由于跨文化交流带来的重大挑战。文化在经济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书以中国和智利作为研究案例，强调了在经济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软变量，如文化、信用和交流。
2006 年中国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与拉丁美洲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尽管在协定签署的第一阶段，中智两国主要寻求的目的是降低双边货物关税，但两国许诺将进一步就减少服务关税进行谈判，并专门用一章节记录两国在投资方面达成的协议。
尽管在自贸协定签署时两国的贸易量较小，此外智利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很小（2%），但中国人认为，同智利成为自由贸易伙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智利作为拉美地区自由经济成功的典范，在新兴经济体中有着积极的影响力，并且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Aggarwal y Espach，2004）。
对智利的政治精英而言，由于两国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是历史合作及外交友谊的结果。事实上，从1971 年智利阿连德政府同中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开始，伴随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深入，两国的外交关系从未间断过。此外，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建立在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上（Ellis，2009），智利丰富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正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Manri?quez，2006）。
对智利的经济精英而言，中国是一个任何国家都想接触的市场。各地的企业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期望着能在这个14 亿人口的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保持着10% 上下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作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中国甚至超越和取代了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的经济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到2010 年中国出口份额提高了28%，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巩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预言，到2027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因此，智利的各大商业团体和国家政治精英对同中国签署的这份自由贸易协定抱有极高的期望。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能促进智利出口篮子的多元化，推动那些未被纳入传统出口组合里的商品的生产；与此同时，还将会有大量的中国投资进入智利。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随着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影响力增强（Henderson，2008；Kaplinsky，2008；CEPAL，2011）， 智利将成为连接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桥梁，这将是智利外交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两国未来合作的康庄大道似乎已经铺好。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极具活力的开放经济，极高的经济互补性，以及自由贸易的机制支撑。
贸易汇总数据可以证明以上的构想，自由贸易协定使两国的经济合作立马上了一个台阶。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的第一年，两国的贸易量增长了98%（Wilhelmy y Hurtado，2007），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智利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但智利贸易增长最显著的部分还是在传统出口领域，如农业、酿酒业和水产养殖业（同前）。根据智利官方数据，从2006 年起智利出口贸易量每年平均增长22%（Direcon，2013）。与此同时，每年都有新的智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因此，伴随着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量，与2005 年相比，同中国做生意的智利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同前）。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中国从事不同活动的智利人的人数正在不断上升。一位企业家透露，加上驻上海的智利官方外交代表，2002 年在上海的智利人总共不到10 人1，然而根据驻上海智利领事馆数据，截至2013 年底在上海的智利人已将近 人2。
尽管中智两国在贸易方面的宏观经济增长数据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为了实现双方更为有效的合作，两国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作出进一步的改进。正如前中国驻智利大使刘玉琴所言：“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中智两国的合作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经济交往中大规模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商品，以及较少的投资往来和企业间合作。”（Shang Bao，2007，8）
这个观点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智利出口产品类型过于集中，无法实现多元化。根据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总司数据（la Dirección Económica de Relaciones Económicas de laCancillería chilena，Direcon），智利80% 的出口货物为矿产品，主要为铜矿及其衍生产品。两个智利公司囊括了出口到中国40%以上的货物量：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占出口量的30%，埃斯康迪达铜矿（Minera Escondida）占出口量的12%（Direcon，2013）。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CEPAL）也在其报告中指出，智利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为369 种，与此相比较，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为1338 种，出口到拉美和加勒比的商品为3015 种（CEPAL，2012）。另一方面，中国在智利的投资较少。根据智利外交部官方数据，中国对智利的直接投资额仅占该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额的0.11%，智利当局对此感到失望（Direcon，2013）。正如智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西奥? 沃克（Ignacio Walker）所言：“中国在我国的投资量是极少的，30 年间投资总额仅仅略高于1 亿美元。相反，智利在中国的投资额两年内就达到了将近3 亿5 千万美元。中国在拉美的主要投资国为墨西哥、巴西和秘鲁。”（智利参议院新闻办公室，2013）
对我个人而言，当我2006 年居住在第四区（IV región）3 时，我亲身感受到了智利企业家和官员在处理同中国经贸关系时所面临的挑战。一些中小企业主（以农业部门为主）在抱怨他们同中国做生意时存在的一些困难。从他们讲述的经历中可知，同中国做生意的谈判过程总是又长又复杂，并且充满了未知和挑战。“文化距离”是影响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这些言论启发了我后续的研究方向。在英国杜伦大学政府和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开始致力于研究影响中智经贸关系的文化社会因素。后来，这些初始阶段的研究内容成了我研究课题的重要补充。我的研究课题获得了智利天主教大学副校长研究基金（Vicerrectoría）4 的资助，该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被已被收录到此书中。
文化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再次成了社会关注的分析视角（Clark y Roy，1997），进而被引入了“软变量”的概念，被定义为贯穿于经济合作发展中“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社会现实”（Sztompka 1999，ix）。本书所呈现的案例——中国和智利的经济关系，正是解释这种文化软变量在经济领域产生影响的最佳例证。。。
后记
后记： 佩雷斯先生和李先生面临的挑战与疑问
关于社会文化要素在经济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既从宏观层面（文化和发展），又从交易的个人层面（民族文化和经济行为），讨论了文化社会要素的有效性和相关性。此外，人们还从方法论、理论及实用主义角度对文化社会要素进行了探讨，包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视角，以及强调经济关系中文化重要性的文化主义视角。但是，关于社会文化要素的困惑仍然停留在其最基本的解释层面，比如人们对文化及其范畴、其组成部分和特点的定义，至今还没有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程度，这样的讨论获得了人们的极大重视。
这就是本书通过中国和智利的案例，从具体的参与者的视角（在本案例中，我们称之为佩雷斯先生和李先生），研究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初衷。本书基于广泛的文献回顾以及在中国和智利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数据，从智利学术界从未尝试过的视角，通过五个章节呈现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比如跨文化交流、信用及社会资本。
我们在本书中呈现了多位学者、企业家、商人及政府官员的感受、故事、经历及反思，他们都是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参与者，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他们自己的声音，去传递社会文化要素作为跨文化经济关系中的参与因素的重要性。其中，第一章介绍了本案例将要讨论的主要议题。紧接着，第二章解释了当前各种理论对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讨论，并特别强调了民族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最后还根据经典文献，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第三章呈现了经济交往中主要参与者的不同的文化表征，并强调了在经济行为中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多维性。最后，第四章和第五章探讨了本案中主要的两个要素：关系和信用。这两个要素都是中国文化的表现，由于中智两国关系存在不对称性，智利企业家和商人应该主动将这两个要素纳入自己的商业精神中，虽然这样做是暂时的、功利性的。
在本书的开始部分，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对智利的影响和重要性。但是，我们也讨论了根据自由贸易协定提出的预期并没有得到满足。事实上，尽管中智双方的经济交易量在不断增长，但从智利的角度看，这种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提高中国在该国的投资。除了考虑中智两国间现有的制度框架、良好的双边关系及经济的互补性，我们还从个体交往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文化因素在双边关系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不考虑其他起着影响作用的变量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交往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我们有必要对该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事实上，本书是通过智利经验，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的跨文化挑战的一次初步探索。未来的研究应该通过拓展方法、视角和理论框架，通过新的研究案例，对在新时期经济领域的社会文化要素进行探索。
一言以蔽之，我们希望本书既能提供理论上的讨论，又能带来案例研究方案的发展。我们相信，佩雷斯先生在读完此书之后对李先生会有更深的理解。
文摘
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 我们已在本章前半部分讨论了，在1970 年11 月智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中国研究者指出，这是中国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的“伟大的一步”（Jiang，2006，第202页）。从那时起，“一个中国”原则成为智利外交决策关注的重点（Poklepovic，2006）。 此后，“第一”不仅多次出现在两国官方和半官方的会见中，还出现在两国的政府文件中：智利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国家，智利是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Direcon，2009b）。 这些论述里面的“第一”被看作是双方长期外交努力的结果，为经济合作创造了共同话语。因此，除了智利支持中国的政治影响外，这些历史上的“第一”将双边关系推向了一个特别的地位28。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多个“第一”，不仅体现在双方宏观的经贸合作制度中，也体现在双方每日每次的贸易交往中。 因此，从“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而言，智利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些历史成就，有效地保障了双方未来的积极交往。正如这位前智利驻华大使所言：“中国近十年的发展需要一些可靠的原料提供者……历史可以证明，智利过去是、将来也会是中国可靠的伙伴。”（Cabrera，2006，第2 页）因此，建立在可靠伙伴合作上的中智关系，保障两国长期的经济交往。 这些里程碑式的历史事实是中智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受访的智利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同以上观点。同样，中智双方的官方文件也会使用这样的论述作为例行的开头29。 此外，“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也是智利实施经济外交的手段，是智利的谈判者使用的有效工具。正如这位智利政府官员所言： 这样的论述当然是有用的。它就像我们的战马，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把它请出来，立即见效。我们必须向中国展示战略性伙伴的姿态，况且我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战略伙伴。我们必须从中获利……我们将继续相互支持。政治关系对贸易发展非常重要。（采访34） 这种论述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外交领域，渗透到了微小的经济交往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两国的经济精英。一位智利外交部高级官员分析了，多个“第一”的论述是如何推动双边经济交往，是如何演变成区别于其他国家关系因素的过程： 共同的记忆，即历史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些历史事实（多个“第一”）对你来说将是商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因为他们会在回忆这些事实时相互支持，并向你强调这些时刻的重要性。当他们同你交流时，他们会不断地重复你所说过的，比如“我们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南美国家；我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拉美国家；我们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以上这些论述都会对双边关系起到巩固的作用。不仅会有公共职员对你这么说，也会有企业家不断重复这样的论述，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话题。不容置疑，它会对贸易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但在更长时间里，它会形成一种彼此亲近的认同感，正如你所知道的，（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绝对是一种推动力。（采访10） 关于中智两国政治友谊如何影响经济交往的问题，一位中国的智利葡萄酒进口商这样说道： 毋庸置疑，国家间良好的关系会推动双边的经贸交往。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国家，因此，两国间良好的关系对其贸易发展是有利的。难道谁还愿意跟与自己国家没有良好关系的国家做生意吗？这并不单指政治……我们是商人，金钱对我们而言固然重要，但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比如对祖国的热爱。（采访80） 此外，这样的论述对智利方面也起到了同样的效用。智利的企业家和商人会将其看作贸易关系中的优势，而且更愿意同中国国企做生意。正如一些受访者所言，国企似乎天生就具有这些“第一”的特征。一位从业经验丰富的中国被访者说：“中国人只和朋友做生意。”（采访45） 这样的言论同样出现在了智利媒体对中国的相关报道中。一篇题为《中国不会忘记》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谈判者多次重复地对智利人提到“中国不会忘记”。其中包括三个关键点，让中国决定在拉美地区首先同智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不会忘记，在1970 年11月15 日，智利成了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中国也不会忘记，智利是第一个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拉美国家，进而支持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中国当然也不会忘记第三个关键点：智利是第一个支持这个亚洲巨人在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拉美国家30。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智利也一直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多明戈斯（Domínguez）指出，在2004 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起始阶段）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随着中国与智利、巴西两国的贸易交往不断加强，大部分智利人和巴西人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2006，第12 页） 此外，“几乎所有的智利人都支持中智关系的发展，从武装力量到商业团体，也包括政府人员和反对派人员。中智关系的影响已渗透到各个团体，并推动着后者的发展。甚至在智利媒体方面也不存在反对中国的声音。智利公共舆论非常看好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同上，第36 页）。。。
克劳迪娅?拉瓦尔卡（Claudia Labarca），智利天主教大学传媒系教授，多年来关注中国-智利友好关系及经贸往来，并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出版多部著作，同时发表多篇论文，包括《中国梦：当代社会形象及信任》《以中智经贸合作分析国际贸易及信任》等。
作者简介
作者：（智利）克劳迪娅·拉瓦尔卡（Claudia Labarca） 译者：张芯瑜
克劳迪娅·拉瓦尔卡（Claudia Labarca），智利天主教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致力于跨文化经济关系研究，尤其重视中国与智利的经济合作，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智经济关系的学术论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案例研究
面向世界的中国与智利
智利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
双边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早期的接触
中国与智利外交关系的建立
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的外交关系
20世纪晚期的中智双边关系
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与智利关系的特点
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
中智经贸关系的其他特点
专栏文章1.1中国及其对拉美不断增长的影响
第二章文化与经济交往
理性主义vs文化主义
儒学、道家及佛教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影响
儒学
道家
佛教
专栏文章2.1经济全球化中的商业与文化
专栏文章2.2创业和经济发展的“正确价值论”
第三章解码中国：文化与跨文化交流
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表征
文化的概念和角色
文化适应
第四章关系：“你给我说你认识谁，我给你说你是谁”
关系：社会文化的运行机制
商业领域“关系”的重要性
“关系”的智利经验
“关系”的特点和范畴
“关系”的起源
“关系”的构建机制
专栏文章4.1关系与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和干亲关系
专栏文章4.2关系、道德与腐败
第五章信用：商业中的信任
信用的来源：熟人社会
信用的来源：共同的身份
信用的来源：外交关系与自由贸易协定
合同与信用
专栏文章51信任与经济关系——西方文献的研究评述
后记：佩雷斯先生和李先生面临的挑战与疑问
引用书日
附录1
序言
前 言
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和商业活动面临着由于跨文化交流带来的重大挑战。文化在经济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书以中国和智利作为研究案例，强调了在经济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软变量，如文化、信用和交流。
2006 年中国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与拉丁美洲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尽管在协定签署的第一阶段，中智两国主要寻求的目的是降低双边货物关税，但两国许诺将进一步就减少服务关税进行谈判，并专门用一章节记录两国在投资方面达成的协议。
尽管在自贸协定签署时两国的贸易量较小，此外智利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很小（2%），但中国人认为，同智利成为自由贸易伙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智利作为拉美地区自由经济成功的典范，在新兴经济体中有着积极的影响力，并且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Aggarwal y Espach，2004）。
对智利的政治精英而言，由于两国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是历史合作及外交友谊的结果。事实上，从1971 年智利阿连德政府同中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开始，伴随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深入，两国的外交关系从未间断过。此外，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建立在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上（Ellis，2009），智利丰富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正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Manri?quez，2006）。
对智利的经济精英而言，中国是一个任何国家都想接触的市场。各地的企业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期望着能在这个14 亿人口的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保持着10% 上下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作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中国甚至超越和取代了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的经济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到2010 年中国出口份额提高了28%，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巩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预言，到2027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因此，智利的各大商业团体和国家政治精英对同中国签署的这份自由贸易协定抱有极高的期望。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能促进智利出口篮子的多元化，推动那些未被纳入传统出口组合里的商品的生产；与此同时，还将会有大量的中国投资进入智利。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随着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影响力增强（Henderson，2008；Kaplinsky，2008；CEPAL，2011）， 智利将成为连接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桥梁，这将是智利外交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两国未来合作的康庄大道似乎已经铺好。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极具活力的开放经济，极高的经济互补性，以及自由贸易的机制支撑。
贸易汇总数据可以证明以上的构想，自由贸易协定使两国的经济合作立马上了一个台阶。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的第一年，两国的贸易量增长了98%（Wilhelmy y Hurtado，2007），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智利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但智利贸易增长最显著的部分还是在传统出口领域，如农业、酿酒业和水产养殖业（同前）。根据智利官方数据，从2006 年起智利出口贸易量每年平均增长22%（Direcon，2013）。与此同时，每年都有新的智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因此，伴随着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量，与2005 年相比，同中国做生意的智利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同前）。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中国从事不同活动的智利人的人数正在不断上升。一位企业家透露，加上驻上海的智利官方外交代表，2002 年在上海的智利人总共不到10 人1，然而根据驻上海智利领事馆数据，截至2013 年底在上海的智利人已将近 人2。
尽管中智两国在贸易方面的宏观经济增长数据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为了实现双方更为有效的合作，两国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作出进一步的改进。正如前中国驻智利大使刘玉琴所言：“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中智两国的合作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经济交往中大规模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商品，以及较少的投资往来和企业间合作。”（Shang Bao，2007，8）
这个观点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智利出口产品类型过于集中，无法实现多元化。根据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总司数据（la Dirección Económica de Relaciones Económicas de laCancillería chilena，Direcon），智利80% 的出口货物为矿产品，主要为铜矿及其衍生产品。两个智利公司囊括了出口到中国40%以上的货物量：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占出口量的30%，埃斯康迪达铜矿（Minera Escondida）占出口量的12%（Direcon，2013）。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CEPAL）也在其报告中指出，智利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为369 种，与此相比较，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为1338 种，出口到拉美和加勒比的商品为3015 种（CEPAL，2012）。另一方面，中国在智利的投资较少。根据智利外交部官方数据，中国对智利的直接投资额仅占该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额的0.11%，智利当局对此感到失望（Direcon，2013）。正如智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西奥? 沃克（Ignacio Walker）所言：“中国在我国的投资量是极少的，30 年间投资总额仅仅略高于1 亿美元。相反，智利在中国的投资额两年内就达到了将近3 亿5 千万美元。中国在拉美的主要投资国为墨西哥、巴西和秘鲁。”（智利参议院新闻办公室，2013）
对我个人而言，当我2006 年居住在第四区（IV región）3 时，我亲身感受到了智利企业家和官员在处理同中国经贸关系时所面临的挑战。一些中小企业主（以农业部门为主）在抱怨他们同中国做生意时存在的一些困难。从他们讲述的经历中可知，同中国做生意的谈判过程总是又长又复杂，并且充满了未知和挑战。“文化距离”是影响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这些言论启发了我后续的研究方向。在英国杜伦大学政府和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开始致力于研究影响中智经贸关系的文化社会因素。后来，这些初始阶段的研究内容成了我研究课题的重要补充。我的研究课题获得了智利天主教大学副校长研究基金（Vicerrectoría）4 的资助，该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被已被收录到此书中。
文化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再次成了社会关注的分析视角（Clark y Roy，1997），进而被引入了“软变量”的概念，被定义为贯穿于经济合作发展中“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社会现实”（Sztompka 1999，ix）。本书所呈现的案例——中国和智利的经济关系，正是解释这种文化软变量在经济领域产生影响的最佳例证。。。
后记
后记： 佩雷斯先生和李先生面临的挑战与疑问
关于社会文化要素在经济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既从宏观层面（文化和发展），又从交易的个人层面（民族文化和经济行为），讨论了文化社会要素的有效性和相关性。此外，人们还从方法论、理论及实用主义角度对文化社会要素进行了探讨，包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视角，以及强调经济关系中文化重要性的文化主义视角。但是，关于社会文化要素的困惑仍然停留在其最基本的解释层面，比如人们对文化及其范畴、其组成部分和特点的定义，至今还没有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程度，这样的讨论获得了人们的极大重视。
这就是本书通过中国和智利的案例，从具体的参与者的视角（在本案例中，我们称之为佩雷斯先生和李先生），研究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初衷。本书基于广泛的文献回顾以及在中国和智利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数据，从智利学术界从未尝试过的视角，通过五个章节呈现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比如跨文化交流、信用及社会资本。
我们在本书中呈现了多位学者、企业家、商人及政府官员的感受、故事、经历及反思，他们都是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参与者，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他们自己的声音，去传递社会文化要素作为跨文化经济关系中的参与因素的重要性。其中，第一章介绍了本案例将要讨论的主要议题。紧接着，第二章解释了当前各种理论对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讨论，并特别强调了民族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最后还根据经典文献，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第三章呈现了经济交往中主要参与者的不同的文化表征，并强调了在经济行为中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多维性。最后，第四章和第五章探讨了本案中主要的两个要素：关系和信用。这两个要素都是中国文化的表现，由于中智两国关系存在不对称性，智利企业家和商人应该主动将这两个要素纳入自己的商业精神中，虽然这样做是暂时的、功利性的。
在本书的开始部分，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对智利的影响和重要性。但是，我们也讨论了根据自由贸易协定提出的预期并没有得到满足。事实上，尽管中智双方的经济交易量在不断增长，但从智利的角度看，这种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提高中国在该国的投资。除了考虑中智两国间现有的制度框架、良好的双边关系及经济的互补性，我们还从个体交往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文化因素在双边关系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不考虑其他起着影响作用的变量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交往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我们有必要对该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事实上，本书是通过智利经验，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的跨文化挑战的一次初步探索。未来的研究应该通过拓展方法、视角和理论框架，通过新的研究案例，对在新时期经济领域的社会文化要素进行探索。
一言以蔽之，我们希望本书既能提供理论上的讨论，又能带来案例研究方案的发展。我们相信，佩雷斯先生在读完此书之后对李先生会有更深的理解。
文摘
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 我们已在本章前半部分讨论了，在1970 年11 月智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中国研究者指出，这是中国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的“伟大的一步”（Jiang，2006，第202页）。从那时起，“一个中国”原则成为智利外交决策关注的重点（Poklepovic，2006）。 此后，“第一”不仅多次出现在两国官方和半官方的会见中，还出现在两国的政府文件中：智利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国家，智利是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Direcon，2009b）。 这些论述里面的“第一”被看作是双方长期外交努力的结果，为经济合作创造了共同话语。因此，除了智利支持中国的政治影响外，这些历史上的“第一”将双边关系推向了一个特别的地位28。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多个“第一”，不仅体现在双方宏观的经贸合作制度中，也体现在双方每日每次的贸易交往中。 因此，从“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而言，智利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些历史成就，有效地保障了双方未来的积极交往。正如这位前智利驻华大使所言：“中国近十年的发展需要一些可靠的原料提供者……历史可以证明，智利过去是、将来也会是中国可靠的伙伴。”（Cabrera，2006，第2 页）因此，建立在可靠伙伴合作上的中智关系，保障两国长期的经济交往。 这些里程碑式的历史事实是中智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受访的智利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同以上观点。同样，中智双方的官方文件也会使用这样的论述作为例行的开头29。 此外，“中智关系中的多个第一”也是智利实施经济外交的手段，是智利的谈判者使用的有效工具。正如这位智利政府官员所言： 这样的论述当然是有用的。它就像我们的战马，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把它请出来，立即见效。我们必须向中国展示战略性伙伴的姿态，况且我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战略伙伴。我们必须从中获利……我们将继续相互支持。政治关系对贸易发展非常重要。（采访34） 这种论述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外交领域，渗透到了微小的经济交往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两国的经济精英。一位智利外交部高级官员分析了，多个“第一”的论述是如何推动双边经济交往，是如何演变成区别于其他国家关系因素的过程： 共同的记忆，即历史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些历史事实（多个“第一”）对你来说将是商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因为他们会在回忆这些事实时相互支持，并向你强调这些时刻的重要性。当他们同你交流时，他们会不断地重复你所说过的，比如“我们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南美国家；我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拉美国家；我们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以上这些论述都会对双边关系起到巩固的作用。不仅会有公共职员对你这么说，也会有企业家不断重复这样的论述，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话题。不容置疑，它会对贸易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但在更长时间里，它会形成一种彼此亲近的认同感，正如你所知道的，（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绝对是一种推动力。（采访10） 关于中智两国政治友谊如何影响经济交往的问题，一位中国的智利葡萄酒进口商这样说道： 毋庸置疑，国家间良好的关系会推动双边的经贸交往。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国家，因此，两国间良好的关系对其贸易发展是有利的。难道谁还愿意跟与自己国家没有良好关系的国家做生意吗？这并不单指政治……我们是商人，金钱对我们而言固然重要，但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比如对祖国的热爱。（采访80） 此外，这样的论述对智利方面也起到了同样的效用。智利的企业家和商人会将其看作贸易关系中的优势，而且更愿意同中国国企做生意。正如一些受访者所言，国企似乎天生就具有这些“第一”的特征。一位从业经验丰富的中国被访者说：“中国人只和朋友做生意。”（采访45） 这样的言论同样出现在了智利媒体对中国的相关报道中。一篇题为《中国不会忘记》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谈判者多次重复地对智利人提到“中国不会忘记”。其中包括三个关键点，让中国决定在拉美地区首先同智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不会忘记，在1970 年11月15 日，智利成了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中国也不会忘记，智利是第一个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拉美国家，进而支持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中国当然也不会忘记第三个关键点：智利是第一个支持这个亚洲巨人在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拉美国家30。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智利也一直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多明戈斯（Domínguez）指出，在2004 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起始阶段）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随着中国与智利、巴西两国的贸易交往不断加强，大部分智利人和巴西人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2006，第12 页） 此外，“几乎所有的智利人都支持中智关系的发展，从武装力量到商业团体，也包括政府人员和反对派人员。中智关系的影响已渗透到各个团体，并推动着后者的发展。甚至在智利媒体方面也不存在反对中国的声音。智利公共舆论非常看好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同上，第36 页）。。。
| ISBN | 9787508534572 |
|---|---|
| 出版社 | 五洲传播出版社 |
| 作者 | 克劳迪娅·拉瓦尔卡 (Claudia Labarca)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