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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书画家》为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之一。天津书画的历史非常短暂，明末清初，天津书画家的名字才见于史籍记载。天津毗邻北京，这就决定了天津的书画受北京“正统”书画风格的影响，山水继武“娄东”，花卉因袭“南田”。
目录
总序
序
平生治学贵严修
真卿荩臣华世奎
众妙攸归孟广慧
藏斋墨妙赵元礼
探赜甲骨话王襄
书臻化境说弘一
金针度人陈翯洲
章草风雅郑诵先
鸿儒大隐吴玉如
鸡毫作手说龚望
近代国画泰斗张兆祥
融贯中西的画坛巨擘刘奎龄
植物学派画家陆文郁
一代国画宗师及美术教育家刘子久
法眼精鉴的国画大家李智超
国画大师陈少梅
20世纪工笔花鸟画巨擘张其翼
皇家富丽画风的弘扬者溥佐
序言
天津书画的历史非常短暂，明末清初，天津书画家的名字才见于史籍记载。天津毗邻北京，这就决定了天津的书画受北京“正统”书画风格的影响，山水继武“娄东”，花卉因袭“南田”。书法则受清朝皇帝书风的影响，康熙年间学董其昌，乾隆时期学赵孟颊，后有转学淳化阁帖。
天津是一座商业发达的城市，康熙年间，大盐商如张霖，查日乾、查为仁父子等人兴建园林别墅，延纳四方明隽，全国许多知名的书画家一时成为这些巨商富贾家中的食客，如《津门诗钞》中有一首诗这样说：“吴绫洒遍湛园墨，越纻歌残秋谷词，更有莲洋老征士，垂虹榭上日题诗。”讲的就是姜宸英、赵执信、吴雯在张霖的一亩园以书法雅聚的盛况。又如曾任直隶河工州判的司马钟，在津任职期间住在大盐商、外号“王七皇上”的王莲品家，“宴饮无虚日，而绣谷(司马钟号)公暇，亦几乎无日不画”。石涛曾来天津，住在张霖家中，但却与张霪交往最深，他在《清湘书画稿卷·雪中怀张笨山》中说：“眼中才子谁为是，燕山北道张天津，此时破雪拥万卷，手中笑谢酒半巡，一觞一韵字字真，的真小楷惠何人?羡君颠死张颠手，羡君摧折李白神，赠我双箑称二妙，秋毫小楷堪绝伦……”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张霪《小楷诗翰卷》字体秀劲峭拔，既有魏晋遗风，又独具面目，读起来有一种超尘拔俗之趣油然而生，正如卷后有人题跋说：“此卷烟火之痕皆一洗而空。”
天津的商人和文人相互借助现象很普遍，郑板桥就曾说过：“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这句话也彻底讲清楚了商人和文人结合的必要性，商人有钱无名，文人有名无钱，商人想用钱来博名，文人想用名去换钱，双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迫开埠，当时天津人看到了国土被分割、古迹遭破坏的惨痛现象。这种经历使当时的天津人产生了强烈的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心态。其时天津分为租界地和中国地，居住在中国地的居民一直保留着浓厚的传统习俗，和租界地里的西方文明对峙着。这种心态表现在书法绘画上就是对传统技法的尊重和维护。1922年，天津成立了和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同样性质的组织。1926年，北京成立了湖社画会，天津也率先成立了分会，总会干事刘子久、陈少梅、惠孝同等人来津传授画艺，进一步确立了天津画坛重传统的特色。租界和“租界文化”迫使天津人更加顽强地固守传统的同时，人们也发现在天津借鉴西方文明具有更便利的条件。天津人学西方文明主要学习西方技术性的东西，包括西方的绘画技艺。在天津画家中，李绂麟是学西画开先河者。李字桐圃，祖籍河北盐山，嘉道问活跃在天津画坛上，以画牡丹得名，人称李牡丹。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洋红、毛蓝、禅绿等西方绘画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李绂麟就是最早使用西方绘画颜色的中国画家之一。周楚良《津门竹枝词》中说：“花卉端推李老桐，牡丹艳艳用洋红。”李在对西方绘画颜色的探索性使用上功不可没。
张兆祥是李绂麟的四传弟子，他不但继承了其师祖的画艺，也大胆向西方绘画学习。《津门杂记》中说他“喜画花卉翎毛，着色清妍，备极工致，兼通西洋照相法”。他的入室弟子陆辛农说张兆祥“重写生，常于城西黄氏、城北王氏，对花池苗圃，以丈二大纸为花写照”，他作画时，“先用木条钉成一个方形四框，然后选来花木，就将木框放在那一部分枝叶前廓起来，再照着去作画”(张藩锡、张藩祚：《张和庵作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张兆祥用写生的方法作画，使其笔下一花一叶不但形神准确，色彩也非常逼真，真可称得上是在为百花写照。
活跃在民国年间的刘奎龄是天津画家中兼学西法的佼佼者，他的代表作是《上林春色图》，他的外甥严仁曾见他画这幅画时的情景，“先生手拿一根孔雀翎子，一面观察，一面绘画，断断续续，一直画了五年才完成”。这幅画的确把孔雀画活了，尤其是翎毛的质感和色度，逼真肖似，抚之若触，呼之欲出。刘奎龄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李绂麟、张兆祥到刘奎龄，我们清楚地看到天津画家向西方绘画学习的轨迹。他们都以深厚的传统笔墨为基础，自然而不是生硬地将西方造型准确、色彩逼真等特色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
1860年以后，天津绘画就是在“租界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抗衡、相互融汇中形成新的格局。坚守传统的画家和融合中西画法为一炉的画家共同推动了天津绘画的发展。这种新的绘画格局再次证明了天津是一座华洋杂处的城市。
近百年来，是天津画坛走人商品化的变革时期。光绪十年出版的《津门杂记》中说：“北方风气，昔以收润资为不雅，而求教者踵相接，每苦酬应甚烦，间有不得不破格拟立仿帖，酌收润笔者，亦局面一变。”看来，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益都市化，迫使天津的绘画走向商品化。道光年问统计，天津城里9914户居民中，就有5245户从事商业或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这些人在文化上的需求刺激了天津文化艺术的发展，使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文化市场，各地画家纷纷来津鬻画。周棠(1806—1876)，字少白，浙江绍兴人，“居天津最久……凡托情求画不与笔润者，则署款‘白画’”，这说明画家是有商品意识的。受商品化影响，天津画逐渐打破了恽派、娄东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一时流派纷呈，风貌多姿多变。
20世纪50年代末，孙其峰、张其翼、溥佐、萧朗、李智超及王学仲等书画家相继来津，他们中或在北平国立艺专得到徐悲鸿大师的亲传，或带来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宫廷画风和写意画风，他们和天津本土画家王颂余、孙克纲、李昆璞、赵松涛、穆仲芹、梁崎等一起推动了天津书画的发展，展示了天津书画人才济济、盛况空前。而创作精力旺盛的孙其峰、孙克纲也被中央美术学院聘为花鸟和山水画教授，标志着天津画派走向成熟。
晚清以来，天津书坛碑学、帖学并重，真草隶篆金文甲骨多种书体纷呈。由于民国以后，许多皇亲国戚、军阀政客和富商巨贾大量移居天津，对天津书画艺术起到了很大影响，挂笔单的南纸局就多达十余家，于是天津各种书风应运而生。
1899年，王襄、孟广慧首先购买了甲骨，得到现任国家文物局专家谢辰生等先生的确认，他们认为马家店遗址是中国甲骨文发现、识别的重要地方。在王襄及其弟王钊的影响下，天津以甲骨文作为书法和篆刻的形式在全国颇具影响。
1930年，陈钟年在天津国学研究社主讲书法，近现代书家如龚望、余明善、王坚白等人俱为其弟子。
作为天津近代书坛四大名家的华、孟、严、赵各具特色：华的颜体字功力极深，榜书遒劲，深受人们的喜爱。孟广慧善临仿诸名家的字体，几可乱真，同时也是与王襄最早识别甲骨的艺术家。严修的楷书娟秀隽永，是写榜书的高手。赵元礼的书法学苏，评者谓：“东坡画字如有神，藏斋学之能乱真。”而李叔同除擅书法外亦能画。我在艺术博物馆工作时，曾为该馆收购了李叔同书札十余封、书法立轴多件以及水彩画《沼津山水》，皆堪称国宝。
20世纪50年代以后，吴玉如、龚望、余明善、李鹤年、冯星伯等诸名家崛起，天津书法和天津绘画共同走向繁荣。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刘奎龄幼年的保姆是天津杨柳青人氏。来自著名的年画之乡的她朴实而聪慧，不但女红出色，而且深谙剪纸手艺，看着窗外叽喳的小鸟，便能顺手剪来。因此便常剪些纸花来哄孩子。对于保姆这手儿对物剪影的本事，年幼的刘奎龄十分好奇。保姆在刘家的主要工作是照看刘奎龄，但也得做些其他家务。在摸透了刘奎龄的禀赋后，常常找来一些纸笔，让刘奎龄画画。小奎龄画得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半天，保姆便能省出许多时间从事其他劳动。奎龄幼小的心灵对自然，对动物产生了极深厚的兴趣。逢年过节·家中总要贴窗花、年画。奎龄对这些美丽的图画十分喜爱，常常看得聚精会神，显得异常着迷。有时还照着这些图画自己也画一张、剪一剪。家人看到奎龄的“作品”非常高兴，时不时地还夸上几句，这大大加强了小奎龄对绘画的兴趣。
我们从刘奎龄存世的画迹中很容易发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童年的记忆有关，如《猴戏图》《牧羊图》《太平乐业》以及那些以农家院落和野外景致为背景的禽虫畜兽，都深切地流露出对乡土景物的怀恋之情。童贞与野逸，无疑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天地。
刘奎龄童年居住的土城村位于天津南郊，清朝时属天津县，距天津老城十多千米，周围有陈塘庄、小刘庄、灰堆、贺家口、尖山庄、宣家口等村庄。村庄靠近老海河，东面是连接小站至八里台的一条大道。相传，原先这里有一座土垒围，后来定居的人们叫这个地方为土城。清光绪《津门杂记》谓土城为“土塍”，塍与城同音，是指田间的土埂或界路。村周的畦堤和塍埒俨然一座土城。清末，这里已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村上的房子大多是土坯房，一些高大的青砖瓦房均系殷商官宦人家所有，刘家也在其中。
《近代天津书画家》为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之一。天津书画的历史非常短暂，明末清初，天津书画家的名字才见于史籍记载。天津毗邻北京，这就决定了天津的书画受北京“正统”书画风格的影响，山水继武“娄东”，花卉因袭“南田”。
目录
总序
序
平生治学贵严修
真卿荩臣华世奎
众妙攸归孟广慧
藏斋墨妙赵元礼
探赜甲骨话王襄
书臻化境说弘一
金针度人陈翯洲
章草风雅郑诵先
鸿儒大隐吴玉如
鸡毫作手说龚望
近代国画泰斗张兆祥
融贯中西的画坛巨擘刘奎龄
植物学派画家陆文郁
一代国画宗师及美术教育家刘子久
法眼精鉴的国画大家李智超
国画大师陈少梅
20世纪工笔花鸟画巨擘张其翼
皇家富丽画风的弘扬者溥佐
序言
天津书画的历史非常短暂，明末清初，天津书画家的名字才见于史籍记载。天津毗邻北京，这就决定了天津的书画受北京“正统”书画风格的影响，山水继武“娄东”，花卉因袭“南田”。书法则受清朝皇帝书风的影响，康熙年间学董其昌，乾隆时期学赵孟颊，后有转学淳化阁帖。
天津是一座商业发达的城市，康熙年间，大盐商如张霖，查日乾、查为仁父子等人兴建园林别墅，延纳四方明隽，全国许多知名的书画家一时成为这些巨商富贾家中的食客，如《津门诗钞》中有一首诗这样说：“吴绫洒遍湛园墨，越纻歌残秋谷词，更有莲洋老征士，垂虹榭上日题诗。”讲的就是姜宸英、赵执信、吴雯在张霖的一亩园以书法雅聚的盛况。又如曾任直隶河工州判的司马钟，在津任职期间住在大盐商、外号“王七皇上”的王莲品家，“宴饮无虚日，而绣谷(司马钟号)公暇，亦几乎无日不画”。石涛曾来天津，住在张霖家中，但却与张霪交往最深，他在《清湘书画稿卷·雪中怀张笨山》中说：“眼中才子谁为是，燕山北道张天津，此时破雪拥万卷，手中笑谢酒半巡，一觞一韵字字真，的真小楷惠何人?羡君颠死张颠手，羡君摧折李白神，赠我双箑称二妙，秋毫小楷堪绝伦……”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张霪《小楷诗翰卷》字体秀劲峭拔，既有魏晋遗风，又独具面目，读起来有一种超尘拔俗之趣油然而生，正如卷后有人题跋说：“此卷烟火之痕皆一洗而空。”
天津的商人和文人相互借助现象很普遍，郑板桥就曾说过：“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这句话也彻底讲清楚了商人和文人结合的必要性，商人有钱无名，文人有名无钱，商人想用钱来博名，文人想用名去换钱，双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迫开埠，当时天津人看到了国土被分割、古迹遭破坏的惨痛现象。这种经历使当时的天津人产生了强烈的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心态。其时天津分为租界地和中国地，居住在中国地的居民一直保留着浓厚的传统习俗，和租界地里的西方文明对峙着。这种心态表现在书法绘画上就是对传统技法的尊重和维护。1922年，天津成立了和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同样性质的组织。1926年，北京成立了湖社画会，天津也率先成立了分会，总会干事刘子久、陈少梅、惠孝同等人来津传授画艺，进一步确立了天津画坛重传统的特色。租界和“租界文化”迫使天津人更加顽强地固守传统的同时，人们也发现在天津借鉴西方文明具有更便利的条件。天津人学西方文明主要学习西方技术性的东西，包括西方的绘画技艺。在天津画家中，李绂麟是学西画开先河者。李字桐圃，祖籍河北盐山，嘉道问活跃在天津画坛上，以画牡丹得名，人称李牡丹。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洋红、毛蓝、禅绿等西方绘画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李绂麟就是最早使用西方绘画颜色的中国画家之一。周楚良《津门竹枝词》中说：“花卉端推李老桐，牡丹艳艳用洋红。”李在对西方绘画颜色的探索性使用上功不可没。
张兆祥是李绂麟的四传弟子，他不但继承了其师祖的画艺，也大胆向西方绘画学习。《津门杂记》中说他“喜画花卉翎毛，着色清妍，备极工致，兼通西洋照相法”。他的入室弟子陆辛农说张兆祥“重写生，常于城西黄氏、城北王氏，对花池苗圃，以丈二大纸为花写照”，他作画时，“先用木条钉成一个方形四框，然后选来花木，就将木框放在那一部分枝叶前廓起来，再照着去作画”(张藩锡、张藩祚：《张和庵作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张兆祥用写生的方法作画，使其笔下一花一叶不但形神准确，色彩也非常逼真，真可称得上是在为百花写照。
活跃在民国年间的刘奎龄是天津画家中兼学西法的佼佼者，他的代表作是《上林春色图》，他的外甥严仁曾见他画这幅画时的情景，“先生手拿一根孔雀翎子，一面观察，一面绘画，断断续续，一直画了五年才完成”。这幅画的确把孔雀画活了，尤其是翎毛的质感和色度，逼真肖似，抚之若触，呼之欲出。刘奎龄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李绂麟、张兆祥到刘奎龄，我们清楚地看到天津画家向西方绘画学习的轨迹。他们都以深厚的传统笔墨为基础，自然而不是生硬地将西方造型准确、色彩逼真等特色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
1860年以后，天津绘画就是在“租界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抗衡、相互融汇中形成新的格局。坚守传统的画家和融合中西画法为一炉的画家共同推动了天津绘画的发展。这种新的绘画格局再次证明了天津是一座华洋杂处的城市。
近百年来，是天津画坛走人商品化的变革时期。光绪十年出版的《津门杂记》中说：“北方风气，昔以收润资为不雅，而求教者踵相接，每苦酬应甚烦，间有不得不破格拟立仿帖，酌收润笔者，亦局面一变。”看来，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益都市化，迫使天津的绘画走向商品化。道光年问统计，天津城里9914户居民中，就有5245户从事商业或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这些人在文化上的需求刺激了天津文化艺术的发展，使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文化市场，各地画家纷纷来津鬻画。周棠(1806—1876)，字少白，浙江绍兴人，“居天津最久……凡托情求画不与笔润者，则署款‘白画’”，这说明画家是有商品意识的。受商品化影响，天津画逐渐打破了恽派、娄东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一时流派纷呈，风貌多姿多变。
20世纪50年代末，孙其峰、张其翼、溥佐、萧朗、李智超及王学仲等书画家相继来津，他们中或在北平国立艺专得到徐悲鸿大师的亲传，或带来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宫廷画风和写意画风，他们和天津本土画家王颂余、孙克纲、李昆璞、赵松涛、穆仲芹、梁崎等一起推动了天津书画的发展，展示了天津书画人才济济、盛况空前。而创作精力旺盛的孙其峰、孙克纲也被中央美术学院聘为花鸟和山水画教授，标志着天津画派走向成熟。
晚清以来，天津书坛碑学、帖学并重，真草隶篆金文甲骨多种书体纷呈。由于民国以后，许多皇亲国戚、军阀政客和富商巨贾大量移居天津，对天津书画艺术起到了很大影响，挂笔单的南纸局就多达十余家，于是天津各种书风应运而生。
1899年，王襄、孟广慧首先购买了甲骨，得到现任国家文物局专家谢辰生等先生的确认，他们认为马家店遗址是中国甲骨文发现、识别的重要地方。在王襄及其弟王钊的影响下，天津以甲骨文作为书法和篆刻的形式在全国颇具影响。
1930年，陈钟年在天津国学研究社主讲书法，近现代书家如龚望、余明善、王坚白等人俱为其弟子。
作为天津近代书坛四大名家的华、孟、严、赵各具特色：华的颜体字功力极深，榜书遒劲，深受人们的喜爱。孟广慧善临仿诸名家的字体，几可乱真，同时也是与王襄最早识别甲骨的艺术家。严修的楷书娟秀隽永，是写榜书的高手。赵元礼的书法学苏，评者谓：“东坡画字如有神，藏斋学之能乱真。”而李叔同除擅书法外亦能画。我在艺术博物馆工作时，曾为该馆收购了李叔同书札十余封、书法立轴多件以及水彩画《沼津山水》，皆堪称国宝。
20世纪50年代以后，吴玉如、龚望、余明善、李鹤年、冯星伯等诸名家崛起，天津书法和天津绘画共同走向繁荣。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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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奎龄幼年的保姆是天津杨柳青人氏。来自著名的年画之乡的她朴实而聪慧，不但女红出色，而且深谙剪纸手艺，看着窗外叽喳的小鸟，便能顺手剪来。因此便常剪些纸花来哄孩子。对于保姆这手儿对物剪影的本事，年幼的刘奎龄十分好奇。保姆在刘家的主要工作是照看刘奎龄，但也得做些其他家务。在摸透了刘奎龄的禀赋后，常常找来一些纸笔，让刘奎龄画画。小奎龄画得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半天，保姆便能省出许多时间从事其他劳动。奎龄幼小的心灵对自然，对动物产生了极深厚的兴趣。逢年过节·家中总要贴窗花、年画。奎龄对这些美丽的图画十分喜爱，常常看得聚精会神，显得异常着迷。有时还照着这些图画自己也画一张、剪一剪。家人看到奎龄的“作品”非常高兴，时不时地还夸上几句，这大大加强了小奎龄对绘画的兴趣。
我们从刘奎龄存世的画迹中很容易发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童年的记忆有关，如《猴戏图》《牧羊图》《太平乐业》以及那些以农家院落和野外景致为背景的禽虫畜兽，都深切地流露出对乡土景物的怀恋之情。童贞与野逸，无疑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天地。
刘奎龄童年居住的土城村位于天津南郊，清朝时属天津县，距天津老城十多千米，周围有陈塘庄、小刘庄、灰堆、贺家口、尖山庄、宣家口等村庄。村庄靠近老海河，东面是连接小站至八里台的一条大道。相传，原先这里有一座土垒围，后来定居的人们叫这个地方为土城。清光绪《津门杂记》谓土城为“土塍”，塍与城同音，是指田间的土埂或界路。村周的畦堤和塍埒俨然一座土城。清末，这里已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村上的房子大多是土坯房，一些高大的青砖瓦房均系殷商官宦人家所有，刘家也在其中。
| ISBN | 9787201112091 |
|---|---|
| 出版社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