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一、广泛搜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史料，以大量不为人知的史实，叙述了近百年的学林悲伤，其中1949年之后一些大陆学者的政治遭遇和去台学者的海外秘辛，是国内读者闻所未闻。
二、对中国现代学人命运的叙述，视角独特，文字典雅，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三、首部近百年中国学林史，又是头一部学人心灵史、政治遭遇史，填补了同类著作的空白。
四、本次重印采用精装印制，装帧用纸精美，内容充实有分量，值得读者深度阅读和收藏。
作者简介
胡文辉，著名学者，专栏作家。写有大量文史随笔、评论和论文。已出版《陈寅恪诗笺释》、《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人物百一录》、《洛城论学集》等学术专著，还有《广风月谈》、《反读书记》等评论小品。
目录
序 王来雨
序 冯永军
不敢言序 王家葵
例言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章太炎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胡适
天昰星玉麒麟卢俊义王国维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陈寅恪
天勇星大刀关胜陈垣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罗振玉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顾颉刚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钱穆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孟森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杨锺羲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于省吾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冯友兰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萧公权
天伤星行者武松杨树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钱锺书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郭沫若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余嘉锡
天祐星金枪手徐宁李方桂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雷海宗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董作宾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汤用彤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梁启超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严耕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蒙文通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齐思和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钱仲联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李济
天竟星船火儿张横陈直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刘师培
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叶昌炽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洪业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李宗侗
天慧星拼命三郞石秀吕思勉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陶希圣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孙楷第
天巧星浪子燕青叶德辉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余英时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杨联陞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方豪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周祖谟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胡厚宣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饶宗颐
地英星天目将彭玘沈曾植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岑仲勉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朱希祖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启功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沈家本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竺可桢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王叔岷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徐中舒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王重民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全汉昇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梁方仲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季羡林
地祐星赛仁贵郭盛向达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潘光旦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罗常培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凌纯声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芮逸夫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徐复观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周法高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何炳棣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张五常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周策纵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郑振铎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闻一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劳榦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张君劢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容庚
地满星玉旛竿孟康谢国桢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沈从文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陈康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吕澂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唐长孺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谭其骧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胡道静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吴梅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张荫麟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陈梦家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唐兰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邹衡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刘子健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萨孟武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童书业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唐圭璋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戴裔煊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夏鼐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蒋廷黻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唐德刚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冯家昇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姚从吾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邓之诚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屈万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罗尔纲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周汝昌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瞿同祖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梁思成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郭绍虞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王利器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裘锡圭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汪宁生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杨宽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冯沅君
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王静如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王先谦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陈登原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冯承钧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张星烺
额外头领一十九员
河北降将乔道清高本汉
河北降将琼英伯希和
河北降将孙安白鸟库吉
河北降将马灵内藤湖南
河北降将卞祥李约瑟
河北降将山士奇安特生
河北降将唐斌斯坦因
河北降将文仲容加藤繁
河北降将崔埜桑原骘藏
河北降将金鼎高罗佩
河北降将黄钺新城新藏
河北降将梅玉沙畹
河北降将金祯劳费尔
河北降将毕胜魏特夫
河北降将潘迅葛兰言
河北降将杨芳鸟居龙藏
河北降将冯升石泰安
河北降将胡避泷川资言
河北降将叶清费正清
跋（罗韬）后记
文摘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而胡氏正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1］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2］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3］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4］倒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5］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三十年代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6］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7］
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8］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及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9］他与胡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10］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周质平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11］此外，胡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12］“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长，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可窥见当代思想史之消长变迁。
注释：
［1］《胡适在今天的中国——序〈胡适与近代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另参王元化《读胡适自传唐注》。按：余氏所提及的这次学术访问，当指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一行，当时代表团一部曾访问耶鲁，成员包括钱锺书、费孝通，领队为赵复三（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则余氏所说的“学术领导人”似即赵复三。
［2］《清园夜读?后记》，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65。
［3］《师门辱教记》，香港图南出版社版（此书胡适改题《师门五年记》；三联书店版对初版多有删改）；又参罗氏《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一个实例——〈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三十年代胡适曾对来访的铃木大拙表示：国内学人对他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并无反应，竟有人从邻国来访，不胜惶恐感激之至。胡氏并对国内学人缺乏国际视野表示愤慨（据柳田圣山《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收入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例如汤用彤虽已见胡氏有关考证，但其讲义《隋唐佛教史稿》禅宗部分仍多沿袭旧稿，而对胡氏的新见未作正面回应（参江灿腾《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争辩》，《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龚隽、陈继东《中国禅学研究入门》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又，梁漱溟评胡适有云：“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略谈胡适之》，《胡适研究丛稿》，三联书店1989年版）梁氏所言颠倒事实之甚，可见他对胡氏的禅宗史研究完全缺乏了解。
［5］《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
［6］胡适四十年代曾说：“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函，据朱文华《胡适评传》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页279；未收入《胡适书信集》）夫子自道，最能说明胡氏的学术转向。
［7］王起谓“季刚师于并时学者多所讥弹，尝讲论至谢灵运曾为秘书监，笑曰：‘今国内乃有著作监，则胡适之其人也。’或问其说，曰：‘监者，太监也。’随指纪晓岚‘下面没有了’故事为证，闻者为之绝倒。盖讥胡氏著作大都仅有上册也。”（《响鼓并诗话》，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引，收入《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37）又，施维彩回忆在中央大学，“……季刚先生上课时经常都会对名流学者大肆谩骂，但挖苦最多的则是胡适。他说胡‘能读偏旁字，只做上卷书’。是指胡读《诗经?葛覃》中‘为为绤’的‘’、‘绤’二字依‘希’、‘谷’偏旁而读，后者则因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又有一次说：‘胡适是太监！’同学不禁愕然。黄先生接着说：‘太监你们不知道吗？就是下面没有了！下面没有的不是太监是什么？’原来又是在说出书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这回事。”（刘衍文《黄季刚大师轶闻》，《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按：朱偰回忆其父朱希祖亦“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我家的座上客——交游来往的人物》，收入《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朱、黄皆章太炎门下，宜乎对胡适皆有不满。
［8］参《张维华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9］参王康《清史权威萧一山》，收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据王家范《萧一山〈清代通史〉导读》，《清代通史》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参唐德刚《胡适杂忆》“传记?史学?行为科学”一章；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5］《胡适》。按：李璜二十年代曾在北大史学系讲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学说，后来胡适编《新月》杂志，向他约稿，并说：“我不是要你谈政治，我是要你将Durkheim（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用于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敬悼胡适之先生》，《学钝室政治选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可见胡适并非不明白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要。
［11］夏志清《胡适博士学位考证》，《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重寻胡适历程》；周质平《关于胡适学位的几件新材料》，《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版。
［12］据胡颂平《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适之先生博士学位补遗》（《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第三卷第二期）；参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四册页1323－1325）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人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1］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2］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3］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4］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5］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6］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治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7］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至，［8］杨树达也称“书颇博通，条理亦密”，［9］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10］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11］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12］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3］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限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14］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15］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王国维、吴秋辉、黄侃皆逝于五十前后，陈梦家自杀时五十五岁，梁启超、吴梅得年仅五十六岁；而法国沙畹亦寿止五十二岁，高罗佩寿止五十七岁。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满、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有侄乐成，治史以汉唐为中心，堂侄乐焕则专攻辽史，造诣各有精湛。乐成1949年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注释：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79；参潘光哲《胡适和顾颉刚》，《“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2］《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收入《古史辨》第二册。
［3］在傅氏之前，徐中舒已指出殷、周为东西异民族，殷人“似有由东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以后丁山、姜亮夫、胡厚宣皆认同傅氏的殷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14－25；姜亮夫《夏殷两民族若干问题汇述》，《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卫聚贤则以殷民族起源于四川，迁移至东南，与处西北的夏民族对峙，亦与傅说接近（《中国民族的起源》，《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而杨向奎有《夏民族起于东方考》（参杨氏《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又《回忆〈禹贡〉》，收入《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顾颉刚、饶宗颐又先后有殷民族起源于西方的见解（顾氏《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饶氏《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皆与傅说对立。另有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相关评述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20－121）、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第二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此说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如李济谓傅氏所指的夏族疆域，与张光直所划分的中原彩陶核心区域完全吻合（《就新见资料谈上古史的几个基本观点》，收入《李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张光直更评论：“我对傅先生的景仰，是他的古史研究，尤其是《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1995年台北“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学术演讲会”演讲，据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事业》，《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李、张作为考古权威，对上古史有深刻理解，故他们对傅氏的赞誉极有份量。此外，杜正胜也认为考古学基本可以肯定傅氏假说（《夏商时代的国家形态》，《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庄春波《华夏东西说》（《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守功《夷羿族团的衍变与考古发现辩证》（《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叶文宪《新夷夏东西说》（《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皆据傅说而作发挥。另如宋豫秦、李亚东《“夷夏东西说”的考古学观察》认为夏代不仅是夷、夏的东西对峙，而是夷、夏、商的三足鼎立（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下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则以为“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皆质疑傅说，但仍难以动摇傅说在整体上的价值。
［5］参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冯友兰将现代史学的趋势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并指三者恰好代表辩证法的“正”、“反”、“合”三阶段（《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杨联陞以为傅著及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皆系“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是由训诂以治文化史的典范之作（《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而杨氏本人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也是同一旨趣的著作。
［8］如张政烺说：“数千年儒学精蕴所在，竟使原委条贯，豁然大白于今日，诚快事哉！”（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据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转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页195）按：王利器又有《文学古训辩证》，乃模仿《性命古训辩证》体例而作；王氏民国时亦史语所成员，此文是他向傅氏致敬之作（见《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70。
［10］见陈垣1940年致陈乐素函（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1］《读〈性命古训辩证〉》，《赵纪彬文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按：赵氏本人的《释人民》、《人仁古义辩证》、《君子小人辨》等篇（收入《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皆由字词的训诂入手，区别孔子时代的阶级关系，似即将《性命古训辩证》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史领域。
［12］参王汎森《重读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45。
［13］胡适评论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许倬云也指：“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蔡元塔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48）
［14］杜维运谓：“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提出的新史学，而是傅斯年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傅孟先生与中国的新史学》，《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参周作人《新潮的泡沫》。
一、广泛搜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史料，以大量不为人知的史实，叙述了近百年的学林悲伤，其中1949年之后一些大陆学者的政治遭遇和去台学者的海外秘辛，是国内读者闻所未闻。
二、对中国现代学人命运的叙述，视角独特，文字典雅，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三、首部近百年中国学林史，又是头一部学人心灵史、政治遭遇史，填补了同类著作的空白。
四、本次重印采用精装印制，装帧用纸精美，内容充实有分量，值得读者深度阅读和收藏。
作者简介
胡文辉，著名学者，专栏作家。写有大量文史随笔、评论和论文。已出版《陈寅恪诗笺释》、《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人物百一录》、《洛城论学集》等学术专著，还有《广风月谈》、《反读书记》等评论小品。
目录
序 王来雨
序 冯永军
不敢言序 王家葵
例言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章太炎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胡适
天昰星玉麒麟卢俊义王国维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陈寅恪
天勇星大刀关胜陈垣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罗振玉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顾颉刚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钱穆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孟森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杨锺羲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于省吾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冯友兰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萧公权
天伤星行者武松杨树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钱锺书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郭沫若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余嘉锡
天祐星金枪手徐宁李方桂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雷海宗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董作宾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汤用彤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梁启超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严耕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蒙文通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齐思和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钱仲联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李济
天竟星船火儿张横陈直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刘师培
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叶昌炽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洪业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李宗侗
天慧星拼命三郞石秀吕思勉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陶希圣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孙楷第
天巧星浪子燕青叶德辉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余英时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杨联陞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方豪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周祖谟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胡厚宣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饶宗颐
地英星天目将彭玘沈曾植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岑仲勉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朱希祖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启功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沈家本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竺可桢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王叔岷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徐中舒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王重民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全汉昇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梁方仲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季羡林
地祐星赛仁贵郭盛向达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潘光旦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罗常培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凌纯声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芮逸夫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徐复观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周法高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何炳棣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张五常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周策纵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郑振铎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闻一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劳榦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张君劢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容庚
地满星玉旛竿孟康谢国桢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沈从文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陈康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吕澂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唐长孺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谭其骧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胡道静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吴梅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张荫麟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陈梦家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唐兰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邹衡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刘子健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萨孟武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童书业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唐圭璋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戴裔煊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夏鼐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蒋廷黻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唐德刚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冯家昇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姚从吾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邓之诚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屈万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罗尔纲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周汝昌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瞿同祖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梁思成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郭绍虞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王利器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裘锡圭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汪宁生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杨宽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冯沅君
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王静如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王先谦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陈登原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冯承钧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张星烺
额外头领一十九员
河北降将乔道清高本汉
河北降将琼英伯希和
河北降将孙安白鸟库吉
河北降将马灵内藤湖南
河北降将卞祥李约瑟
河北降将山士奇安特生
河北降将唐斌斯坦因
河北降将文仲容加藤繁
河北降将崔埜桑原骘藏
河北降将金鼎高罗佩
河北降将黄钺新城新藏
河北降将梅玉沙畹
河北降将金祯劳费尔
河北降将毕胜魏特夫
河北降将潘迅葛兰言
河北降将杨芳鸟居龙藏
河北降将冯升石泰安
河北降将胡避泷川资言
河北降将叶清费正清
跋（罗韬）后记
文摘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而胡氏正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1］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2］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3］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4］倒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5］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三十年代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6］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7］
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8］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及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9］他与胡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10］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周质平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11］此外，胡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12］“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长，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可窥见当代思想史之消长变迁。
注释：
［1］《胡适在今天的中国——序〈胡适与近代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另参王元化《读胡适自传唐注》。按：余氏所提及的这次学术访问，当指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一行，当时代表团一部曾访问耶鲁，成员包括钱锺书、费孝通，领队为赵复三（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则余氏所说的“学术领导人”似即赵复三。
［2］《清园夜读?后记》，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65。
［3］《师门辱教记》，香港图南出版社版（此书胡适改题《师门五年记》；三联书店版对初版多有删改）；又参罗氏《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一个实例——〈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三十年代胡适曾对来访的铃木大拙表示：国内学人对他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并无反应，竟有人从邻国来访，不胜惶恐感激之至。胡氏并对国内学人缺乏国际视野表示愤慨（据柳田圣山《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收入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例如汤用彤虽已见胡氏有关考证，但其讲义《隋唐佛教史稿》禅宗部分仍多沿袭旧稿，而对胡氏的新见未作正面回应（参江灿腾《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争辩》，《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龚隽、陈继东《中国禅学研究入门》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又，梁漱溟评胡适有云：“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略谈胡适之》，《胡适研究丛稿》，三联书店1989年版）梁氏所言颠倒事实之甚，可见他对胡氏的禅宗史研究完全缺乏了解。
［5］《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
［6］胡适四十年代曾说：“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函，据朱文华《胡适评传》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页279；未收入《胡适书信集》）夫子自道，最能说明胡氏的学术转向。
［7］王起谓“季刚师于并时学者多所讥弹，尝讲论至谢灵运曾为秘书监，笑曰：‘今国内乃有著作监，则胡适之其人也。’或问其说，曰：‘监者，太监也。’随指纪晓岚‘下面没有了’故事为证，闻者为之绝倒。盖讥胡氏著作大都仅有上册也。”（《响鼓并诗话》，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引，收入《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37）又，施维彩回忆在中央大学，“……季刚先生上课时经常都会对名流学者大肆谩骂，但挖苦最多的则是胡适。他说胡‘能读偏旁字，只做上卷书’。是指胡读《诗经?葛覃》中‘为为绤’的‘’、‘绤’二字依‘希’、‘谷’偏旁而读，后者则因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又有一次说：‘胡适是太监！’同学不禁愕然。黄先生接着说：‘太监你们不知道吗？就是下面没有了！下面没有的不是太监是什么？’原来又是在说出书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这回事。”（刘衍文《黄季刚大师轶闻》，《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按：朱偰回忆其父朱希祖亦“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我家的座上客——交游来往的人物》，收入《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朱、黄皆章太炎门下，宜乎对胡适皆有不满。
［8］参《张维华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9］参王康《清史权威萧一山》，收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据王家范《萧一山〈清代通史〉导读》，《清代通史》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参唐德刚《胡适杂忆》“传记?史学?行为科学”一章；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5］《胡适》。按：李璜二十年代曾在北大史学系讲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学说，后来胡适编《新月》杂志，向他约稿，并说：“我不是要你谈政治，我是要你将Durkheim（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用于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敬悼胡适之先生》，《学钝室政治选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可见胡适并非不明白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要。
［11］夏志清《胡适博士学位考证》，《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重寻胡适历程》；周质平《关于胡适学位的几件新材料》，《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版。
［12］据胡颂平《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适之先生博士学位补遗》（《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第三卷第二期）；参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四册页1323－1325）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人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1］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2］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3］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4］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5］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6］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治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7］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至，［8］杨树达也称“书颇博通，条理亦密”，［9］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10］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11］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12］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3］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限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14］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15］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王国维、吴秋辉、黄侃皆逝于五十前后，陈梦家自杀时五十五岁，梁启超、吴梅得年仅五十六岁；而法国沙畹亦寿止五十二岁，高罗佩寿止五十七岁。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满、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有侄乐成，治史以汉唐为中心，堂侄乐焕则专攻辽史，造诣各有精湛。乐成1949年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注释：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79；参潘光哲《胡适和顾颉刚》，《“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2］《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收入《古史辨》第二册。
［3］在傅氏之前，徐中舒已指出殷、周为东西异民族，殷人“似有由东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以后丁山、姜亮夫、胡厚宣皆认同傅氏的殷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14－25；姜亮夫《夏殷两民族若干问题汇述》，《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卫聚贤则以殷民族起源于四川，迁移至东南，与处西北的夏民族对峙，亦与傅说接近（《中国民族的起源》，《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而杨向奎有《夏民族起于东方考》（参杨氏《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又《回忆〈禹贡〉》，收入《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顾颉刚、饶宗颐又先后有殷民族起源于西方的见解（顾氏《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饶氏《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皆与傅说对立。另有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相关评述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20－121）、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第二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此说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如李济谓傅氏所指的夏族疆域，与张光直所划分的中原彩陶核心区域完全吻合（《就新见资料谈上古史的几个基本观点》，收入《李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张光直更评论：“我对傅先生的景仰，是他的古史研究，尤其是《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1995年台北“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学术演讲会”演讲，据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事业》，《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李、张作为考古权威，对上古史有深刻理解，故他们对傅氏的赞誉极有份量。此外，杜正胜也认为考古学基本可以肯定傅氏假说（《夏商时代的国家形态》，《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庄春波《华夏东西说》（《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守功《夷羿族团的衍变与考古发现辩证》（《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叶文宪《新夷夏东西说》（《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皆据傅说而作发挥。另如宋豫秦、李亚东《“夷夏东西说”的考古学观察》认为夏代不仅是夷、夏的东西对峙，而是夷、夏、商的三足鼎立（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下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则以为“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皆质疑傅说，但仍难以动摇傅说在整体上的价值。
［5］参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冯友兰将现代史学的趋势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并指三者恰好代表辩证法的“正”、“反”、“合”三阶段（《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杨联陞以为傅著及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皆系“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是由训诂以治文化史的典范之作（《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而杨氏本人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也是同一旨趣的著作。
［8］如张政烺说：“数千年儒学精蕴所在，竟使原委条贯，豁然大白于今日，诚快事哉！”（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据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转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页195）按：王利器又有《文学古训辩证》，乃模仿《性命古训辩证》体例而作；王氏民国时亦史语所成员，此文是他向傅氏致敬之作（见《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70。
［10］见陈垣1940年致陈乐素函（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1］《读〈性命古训辩证〉》，《赵纪彬文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按：赵氏本人的《释人民》、《人仁古义辩证》、《君子小人辨》等篇（收入《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皆由字词的训诂入手，区别孔子时代的阶级关系，似即将《性命古训辩证》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史领域。
［12］参王汎森《重读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45。
［13］胡适评论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许倬云也指：“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蔡元塔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48）
［14］杜维运谓：“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提出的新史学，而是傅斯年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傅孟先生与中国的新史学》，《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参周作人《新潮的泡沫》。
| ISBN | 9787218068077 |
|---|---|
| 出版社 | 广东人民出版社,南方出版传媒 |
| 作者 | 胡文辉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