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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由孙大江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孙大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妇女、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编著“高等院校农村经济与发展研究生系列教材”之《社会性别与农村发展》、《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等。。赵群，女，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社会性别与发展硕士，云南社会科为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从事与妇女及农村发展相关的研究、培训及推动工作多年，“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推动者。
目录
导论
第一编背景研究
第一章社会性别、气候变化与妇女适应性文献研究
第二章社会性别、气候变化与农村生计
第三章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适应能力评估
第二编水资源短缺与农村生计
第四章云南山区男女村民对干旱的不同应对措施
第五章水资源紧张与妇女生计
第六章农业与农村生计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社会性别分析及适应性评估
第七章种植业中妇女应对干旱、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第三编社会性别、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
第八章气候变化、人口流动与社会性别的政策回顾与梳理
第九章社会性别、外出务工与气候变化适应性
第十章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流动、气候变化和适应性
参考文献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后记
序言
序
在过去20年，水危机已经上升为全球性危机。气候变化及由此引发的脆弱性更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威胁。作为水的收集者、使用者和管理者，女性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寻找水资源，并远距离搬运所需用水。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意味着妇女通常有更少的方法和更低的能力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与气候变化带来的过度负担。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也被称为“第三极”，是亚洲主要河流的源头，发挥了为高地和低地人口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的功能。然而，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地质结构的脆弱性也使得这一地区易受各种各样自然地质危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云南省，怒江-湄公河上游流域已经见证了气候模式特别是变暖趋势的变化。云南的水资源总量在中国各省份中位列第三。但是自2009年秋至2010年春，云南经历了80多年来创纪录的持续气象干旱。这次百年一遇的严重干旱一直持续至2012年，对数百万人口、大量牲畜和农作物造成广泛影响。近年来，在云南，被这场干旱影响的区域面积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本书就人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基于性别角色和关系如何应对这变化展开了重要的讨论。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与其合作伙伴开展了为期6年的研究及认知项目——喜马拉雅气候变化适应性（HICAP）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横跨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五个流域，包括云南省的怒江-湄公河上游流域。该项目专门针对性别问题与气候变化适应性开展了研究工作。
本书是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成果，给出了一个综合框架，从而以性别的视角分析云南省的气候变化表现形式及相关政策。大量的案例研究突出了实际和潜在的气候变化影响，特别是水对女性脆弱性的压力。利用相关的理论框架和实地研究，参与研究者说明了理解性别问题是如何增进人们对气候变化是怎样对女性造成负面影响的认识的。他们设法通过向那些针对妇女及其社会角色敏感的实践和政策提出建议来应对这些影响。
我很高兴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支持这些工作。对我们来说，遵从和学习呈现在本书中的经验非常重要。我坚定地相信：鉴于女性在农业、粮食安全、家庭生计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女性需要成为气候适应工作的排头兵。
我希望本书将帮助读者理解与认识男性和女性间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他们应对水资源变化的方式的；我也希望本书将启发政策制定者采取更多的行动去应对那些不平等以更广泛地寻求性别公正。
David Molden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主任
前言
任 佳 赵 群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发展议题，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导致非常多的自然灾害，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因此，回应气候变化对人类提出的挑战不能再局限在自然科学的思路中，而需要更加综合、全面、富有远见地去考虑人类如何适应气候变化。
在过去100年中，气候有了明显的变化。2007年制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普遍性升温、降雨量在区域间显著波动以及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与强度增大将是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的主导趋势。这些变化趋势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采取了积极负责任的态度，为履行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从国家到省一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负责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系列工作；从2001年开始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2007年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从200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年度报告；编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等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已成为中国政府优先关注的目标之一。然而，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在规划、策略、政策和措施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存在不足，那就是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
正如许多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所看到的，国际气候政治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研究起步较晚。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这两个凝聚了国际共识的核心政策框架都无视社会性别平等，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问题被严重边缘化。20多年来，在国际多边气候磋商和决策过程中，一些民间妇女组织、联合国机构以及女性领导人在气候谈判前后和期间开展了大量游说与倡导工作。2012年11～12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18次缔约方大会进一步做出了“促进性别平衡和改善妇女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以及代表缔约方参加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设机构会议的状况”决议草案，明确承认妇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设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呼吁以平等关注妇女和男性的需要为出发点完善气候政策。这为国际气候政治关注社会性别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及改革开放等同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无论在主流学术研究还是在相关公共政策中，社会性别与环境这两个发展领域一直是被割裂开来的。迄今为止，相关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依然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在有关气候变化的主流政策、社会研究和讨论中，妇女和性别议题依然“缺席”。社会性别的视角还没有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中得到反映，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时，政策框架中更多引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数据，未关注气候变化影响的社会性别差异以及妇女面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政策框架中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更多地反映了从技术创新到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所做的努力，未涉及社会性别敏感性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性的措施与策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主体的男性和妇女在利用环境资源、参与公共决策、承担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差异依然未被关注，由此产生的男女两性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需求和能力上的差异也未受到重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2013年开始和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合作开展“喜马拉雅气候变化适应性（HICAP）——适应性中的妇女和性别角色”相关研究，旨在通过研究，促进各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重视社会性别敏感性。中心的研究团队依靠其成员的专业精神和素养，成立20多年来，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在性别与贫困、人口流动、农村发展、儿童发展等领域成为国内业界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支重要的专业力量，在推动云南省社会性别平等研究、政策倡导、社会行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他们所做出的的努力。本书是该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书中富有创造性的个案研究不仅显示了妇女在气候灾害中所面临的威胁和脆弱性，也充分体现了她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拥有的知识、智慧以及良好的组织基础，充分展示了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能动力量。所以，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增强妇女参与决策的能力、增加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利用各类资源的机会、关注她们不同于男性的需要，是增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必由之路。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调查村普遍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贫困人口集中、山区小农耕作方式为主、土地资源缺乏、农作物单一等经济限制因素，制约了妇女生计来源多样化的能力，因为扩大生计来源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方面的限制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对妇女家庭角色的认识制约妇女寻找非农就业机会。三个调查村均离六库镇不远，适合妇女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但是家庭的打工收入主要靠男性，妇女仍然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的工作。另一个关键的社会方面的限制因素是妇女受教育程度相对于男性偏低，制约了妇女获取气候变化的知识与信息、新的耐旱农业技术的学习，以及妇女获得非农就业的技能培训。
贫困家庭的妇女应对水资源缺乏的脆弱性尤其突出。首先，贫困妇女的家庭多数是支出结构型贫困，这些家庭要么有长期生病的家人，要么有读高中或是大学的孩子。医药费和教育费是她们家庭的主要支出。这些家庭往往支出远大于收入，即使她们的收入不错，仍然是贫困的。支出结构型贫困的家庭劳力短缺是普遍的问题，劳力短缺使得妇女在应对灾害和缺水的时候更加困难。以坝村和新村为例，首先，贫困家庭由于没有更多的钱用来买水，妇女的劳力投入较非贫困家庭更多，因此贫困妇女面临更为严重的劳力短缺。其次，贫困妇女的家庭往往收入结构单一，过度依赖经济作物，比如坝村只有甘蔗，一旦受灾，家庭收入就会锐减甚至没有，严重影响粮食生计安全。最后，多数贫困妇女的家庭是维持型生计类型，这种生计类型的特点是家里很少或是没有现金积蓄，家庭可变现使用的财产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家庭遭遇灾害后往往很难恢复，特别是遇到持续的旱灾。而且，她们也没有能力主动预防灾害，只会采取适应性的措施，比如种植耐寒作物、增加打工收入等。
以上三个方面关于妇女应对水资源短缺存在的脆弱性主要是体现于妇女的劳力缺乏、收入水平低、受教育程度偏低、多样化的生计来源机会少等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阻碍了妇女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发挥。除此以外，妇女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妇女的气候变化适应性和应对水资源问题缺乏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足够关注与支持。比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在社区层面，妇女在水资源管理中没有角色，在政府的相关规划和项目中，社区的用水需求，包括妇女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在金融支持方面，妇女对小额贷款和农业灾害保险补贴的大量需求仍然难于获得。
《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由孙大江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孙大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妇女、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编著“高等院校农村经济与发展研究生系列教材”之《社会性别与农村发展》、《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等。。赵群，女，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社会性别与发展硕士，云南社会科为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从事与妇女及农村发展相关的研究、培训及推动工作多年，“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推动者。
目录
导论
第一编背景研究
第一章社会性别、气候变化与妇女适应性文献研究
第二章社会性别、气候变化与农村生计
第三章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适应能力评估
第二编水资源短缺与农村生计
第四章云南山区男女村民对干旱的不同应对措施
第五章水资源紧张与妇女生计
第六章农业与农村生计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社会性别分析及适应性评估
第七章种植业中妇女应对干旱、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第三编社会性别、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
第八章气候变化、人口流动与社会性别的政策回顾与梳理
第九章社会性别、外出务工与气候变化适应性
第十章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流动、气候变化和适应性
参考文献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后记
序言
序
在过去20年，水危机已经上升为全球性危机。气候变化及由此引发的脆弱性更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威胁。作为水的收集者、使用者和管理者，女性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寻找水资源，并远距离搬运所需用水。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意味着妇女通常有更少的方法和更低的能力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与气候变化带来的过度负担。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也被称为“第三极”，是亚洲主要河流的源头，发挥了为高地和低地人口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的功能。然而，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地质结构的脆弱性也使得这一地区易受各种各样自然地质危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云南省，怒江-湄公河上游流域已经见证了气候模式特别是变暖趋势的变化。云南的水资源总量在中国各省份中位列第三。但是自2009年秋至2010年春，云南经历了80多年来创纪录的持续气象干旱。这次百年一遇的严重干旱一直持续至2012年，对数百万人口、大量牲畜和农作物造成广泛影响。近年来，在云南，被这场干旱影响的区域面积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本书就人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基于性别角色和关系如何应对这变化展开了重要的讨论。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与其合作伙伴开展了为期6年的研究及认知项目——喜马拉雅气候变化适应性（HICAP）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横跨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五个流域，包括云南省的怒江-湄公河上游流域。该项目专门针对性别问题与气候变化适应性开展了研究工作。
本书是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成果，给出了一个综合框架，从而以性别的视角分析云南省的气候变化表现形式及相关政策。大量的案例研究突出了实际和潜在的气候变化影响，特别是水对女性脆弱性的压力。利用相关的理论框架和实地研究，参与研究者说明了理解性别问题是如何增进人们对气候变化是怎样对女性造成负面影响的认识的。他们设法通过向那些针对妇女及其社会角色敏感的实践和政策提出建议来应对这些影响。
我很高兴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支持这些工作。对我们来说，遵从和学习呈现在本书中的经验非常重要。我坚定地相信：鉴于女性在农业、粮食安全、家庭生计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女性需要成为气候适应工作的排头兵。
我希望本书将帮助读者理解与认识男性和女性间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他们应对水资源变化的方式的；我也希望本书将启发政策制定者采取更多的行动去应对那些不平等以更广泛地寻求性别公正。
David Molden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主任
前言
任 佳 赵 群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发展议题，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导致非常多的自然灾害，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因此，回应气候变化对人类提出的挑战不能再局限在自然科学的思路中，而需要更加综合、全面、富有远见地去考虑人类如何适应气候变化。
在过去100年中，气候有了明显的变化。2007年制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普遍性升温、降雨量在区域间显著波动以及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与强度增大将是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的主导趋势。这些变化趋势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采取了积极负责任的态度，为履行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从国家到省一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负责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系列工作；从2001年开始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2007年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从200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年度报告；编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等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已成为中国政府优先关注的目标之一。然而，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在规划、策略、政策和措施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存在不足，那就是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
正如许多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所看到的，国际气候政治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研究起步较晚。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这两个凝聚了国际共识的核心政策框架都无视社会性别平等，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问题被严重边缘化。20多年来，在国际多边气候磋商和决策过程中，一些民间妇女组织、联合国机构以及女性领导人在气候谈判前后和期间开展了大量游说与倡导工作。2012年11～12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18次缔约方大会进一步做出了“促进性别平衡和改善妇女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以及代表缔约方参加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设机构会议的状况”决议草案，明确承认妇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设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呼吁以平等关注妇女和男性的需要为出发点完善气候政策。这为国际气候政治关注社会性别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及改革开放等同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无论在主流学术研究还是在相关公共政策中，社会性别与环境这两个发展领域一直是被割裂开来的。迄今为止，相关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依然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在有关气候变化的主流政策、社会研究和讨论中，妇女和性别议题依然“缺席”。社会性别的视角还没有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中得到反映，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时，政策框架中更多引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数据，未关注气候变化影响的社会性别差异以及妇女面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政策框架中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更多地反映了从技术创新到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所做的努力，未涉及社会性别敏感性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性的措施与策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主体的男性和妇女在利用环境资源、参与公共决策、承担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差异依然未被关注，由此产生的男女两性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需求和能力上的差异也未受到重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2013年开始和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合作开展“喜马拉雅气候变化适应性（HICAP）——适应性中的妇女和性别角色”相关研究，旨在通过研究，促进各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重视社会性别敏感性。中心的研究团队依靠其成员的专业精神和素养，成立20多年来，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在性别与贫困、人口流动、农村发展、儿童发展等领域成为国内业界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支重要的专业力量，在推动云南省社会性别平等研究、政策倡导、社会行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他们所做出的的努力。本书是该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书中富有创造性的个案研究不仅显示了妇女在气候灾害中所面临的威胁和脆弱性，也充分体现了她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拥有的知识、智慧以及良好的组织基础，充分展示了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能动力量。所以，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增强妇女参与决策的能力、增加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利用各类资源的机会、关注她们不同于男性的需要，是增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必由之路。
文摘
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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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村普遍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贫困人口集中、山区小农耕作方式为主、土地资源缺乏、农作物单一等经济限制因素，制约了妇女生计来源多样化的能力，因为扩大生计来源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方面的限制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对妇女家庭角色的认识制约妇女寻找非农就业机会。三个调查村均离六库镇不远，适合妇女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但是家庭的打工收入主要靠男性，妇女仍然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的工作。另一个关键的社会方面的限制因素是妇女受教育程度相对于男性偏低，制约了妇女获取气候变化的知识与信息、新的耐旱农业技术的学习，以及妇女获得非农就业的技能培训。
贫困家庭的妇女应对水资源缺乏的脆弱性尤其突出。首先，贫困妇女的家庭多数是支出结构型贫困，这些家庭要么有长期生病的家人，要么有读高中或是大学的孩子。医药费和教育费是她们家庭的主要支出。这些家庭往往支出远大于收入，即使她们的收入不错，仍然是贫困的。支出结构型贫困的家庭劳力短缺是普遍的问题，劳力短缺使得妇女在应对灾害和缺水的时候更加困难。以坝村和新村为例，首先，贫困家庭由于没有更多的钱用来买水，妇女的劳力投入较非贫困家庭更多，因此贫困妇女面临更为严重的劳力短缺。其次，贫困妇女的家庭往往收入结构单一，过度依赖经济作物，比如坝村只有甘蔗，一旦受灾，家庭收入就会锐减甚至没有，严重影响粮食生计安全。最后，多数贫困妇女的家庭是维持型生计类型，这种生计类型的特点是家里很少或是没有现金积蓄，家庭可变现使用的财产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家庭遭遇灾害后往往很难恢复，特别是遇到持续的旱灾。而且，她们也没有能力主动预防灾害，只会采取适应性的措施，比如种植耐寒作物、增加打工收入等。
以上三个方面关于妇女应对水资源短缺存在的脆弱性主要是体现于妇女的劳力缺乏、收入水平低、受教育程度偏低、多样化的生计来源机会少等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阻碍了妇女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发挥。除此以外，妇女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妇女的气候变化适应性和应对水资源问题缺乏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足够关注与支持。比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在社区层面，妇女在水资源管理中没有角色，在政府的相关规划和项目中，社区的用水需求，包括妇女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在金融支持方面，妇女对小额贷款和农业灾害保险补贴的大量需求仍然难于获得。
| ISBN | 9787509798003,7509798000 |
|---|---|
|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作者 | 孙大江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