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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入选“2013中国好书榜”后，江晓原教授的著作《科学外史》又荣获第13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江晓原先生的专业是科学史，然而由于他涉猎广泛、文理兼通，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尤为嗜好，多年来在《新发现》《万象》《博览群书》等刊撰写相关专栏，其在读书界更引人瞩目，影响已远远超出专业研究本身。本书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江晓原教授此书中文章读来颇为有趣且引人深思，如声名显赫的科学巨擘爱因斯坦曾长期遭受美国政府窃听；《九章算术》的作者虽是数学天才，然而也是史上有名的恶棍；伟大的牛顿爵士，是不朽的物理学家，也是有名的炼金术士……
《科学外史》系江晓原教授七年来为法国著名科学杂志《新发现》中文版所撰写的专栏文章之部分结集，共四十九篇，八辑。“外史”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与传统科学普及著作不同，《科学外史》主要是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是在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想纲领下形成的，旨在反思科学技术，所以常能远离老生常谈而出新意。
《科学外史》主要体现四方面的特点：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代表文章如“爱因斯坦：曾经的超级民科”、“饮用水加氟：一个温故知新的故事”、“全球变暖：幻影中的科学政治学”等）；注重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政治诸外部因素之关联及互动（代表文章如“三件奇器的复制问题”、“古代历法：科学为伪科学服务吗？”、“毒品大麻：一个科学研究的故事”等）；用学术眼光分析逸闻趣事，常有标新立异之论点及表达——初看似乎离经叛道，细察则仍言之成理（代表文章如“《大设计》：一个科学之神的晚年站队”、“重新评选中国的四大发明”等）；关注唯科学主义之弊端及谬误，思考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代表文章如“萨哈罗夫与福明海军少将的故事”、“克拉克：一个旧传统的绝响”、“科学家与电影人之同床异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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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所写的“外史”
——评江晓原的《科学外史》
刘兵
《科学外史》 江晓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随笔性专栏文章的汇集，读者可以相对随意地随手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地轻松阅读，会在阅读中发现，其实科学也有诸多的面孔，也有诸多有趣的侧面可以让人审视、把玩甚至进行有益的思考。在那种类似于传统文人“手倦抛书”式的休闲阅读中才可以体会的阅读意境，或许在对这本书的阅读中也是可以得到的。
一
长久以来，中国人对于历史之在意、之热爱，恐怕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除了我们拥有几乎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史书遗产之外，即使普通人，也会表现出对历史的极大热情。例如，像在表面上试图学术普及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讲来讲去，屈从于公众的审美倾向、历史爱好和收视率压力，最后几乎变成了近乎于“评书”的专讲历史故事的节目。
从逻辑上讲，历史却是有着几乎无限多的分支的。如果把历史理解为人类过去的活动，那么人们在过去在几乎是无限多的领域中的活动，都可以有各自的历史。当然，这些活动的领域的影响各有不同，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评价也随时间而有所变化。当人们开始看重某个领域的重要性时，对这个领域的历史研究通常也会兴盛起来，尽管研究的兴盛与在公众关注的程度之间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不过，科学这件事总是有些特殊。现在，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无法否认科学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要影响。但科学史却又长期以来只是局限在少数专业研究者的小圈子里，恰恰因为科学的专业性和与公众的疏离，使得公众很少会对科学史产生兴趣。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政治史也可以是而且在研究的意义上又必须是基于很专业的考察，而且公众显然并非都有机会接触那种专业意义上的政治活动，但公众却仍会以很大的兴趣来关注政治史，并将其基于生活的朴素理解投射到对政治史通俗读物饶有兴味的阅读中，面向公众的通俗的政治史读物，也大量地由专业或非专业的政治史家们写出来。但科学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却难得有这样的公众缘分。科学史家们即使偶尔写些面向公众的普及性读物，通常也大多是一本正经地只是把科学“正史”在形式上通俗化一些而已。其结果，当然是在公众中很难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力。
除了科学本身的专业性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其实公众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的方面，更是那些“野史”、“外传”之类非传统、非“正规”的历史。在科学史的研究发展中，最初研究者写出的，也都是以纯粹科学家的科学工作为内容的“内史”。这里的“内”，主要是指将科学和科学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内”。后来，科学史家也意识到，科学和科学家与外部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家的活动是不可能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的。关注这种科学和科学家与外部因素的互动的历史，即被称为“外史”。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最新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理念中，科学史被看作是传播科学及科学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这当然既包括少量的科学“内史”（在传统科普中这已是可接受的），更包含了涉及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科学“外史”。后者，其实更为公众可接受，也更符合公众理解科学的需求和目标。
在有了这样几乎是过长的铺垫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给江晓原的《科学外史》一个明确的定位了：这是一部面向非专业科学史研究者（当然许多专业研究者读了也会有收获，毕竟专家也不是什么都知道）、面向普通公众的，基于研究者专业的研究和广泛的涉猎，以可读但又颇为有文化的形式写出的，既与科学和科学家们的专业活动有关，又与这些科学活动和外部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有关的一本新型通俗科学史。
二
这样一个试图对《科学外史》一书进行全面的描述的定位还是有些绕。为了更明确起见，这里以总结该书的几个特点的方式来做进一步的解说。
其一，与一般的涉及科学的普及类读物（抱歉我又咬文嚼字，其实这只是因为作者江晓原实在不喜欢本来更简单的“科普”这一说法而已）的写作不同，这本书在内容上，有相当的比例是基于作者本人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当然在现在的表达中，要更加通俗化。例如，像对于中国古代天学史的研究（辑一“昨夜星辰”）部分， 就是这样的情形。可以想像，一位作者在把自己的直接研究通俗化，如果能辅以合适的表达方式，那当然与贩卖他人的研究成果大有不同。
三
其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些作者本人的研究的选题和视角，也经常是很有新意，与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颇有不同之处（这里我又要回避作者不喜欢的另一个词——“创新”了）。这些研究的发现，经常会“颠覆”一些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流行已久的一些陈旧说法。例如像《古代历法：科学为伪科学服务吗》等文即属此类。
四
由于作者的兴趣广泛，将一些传统科学史所不大谈论和涉及的内容，也加入到《科学外史》之中。像对于中国古代性文化史部分（辑三“性命交关”）。一方面，作者亦是一位颇有影响和造诣的性文化史研究者；另一方面，像这方面的内容，恰恰对于公众又很有吸引力。如果从学理上讲，这种人类对于自身的、有地方性特色的认识和知识系统，其实也应该是广义的、多元的科学的一部分，从而， 这又可以是科学史的一种拓展（只能很抱歉地说，在这一点上，本文作者与《科学外史》作者的“科学观”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不过，体现在传播效果上却几乎并无二致。
五
还是由于作者兴趣的广泛，近些年来对于“科幻”情有独钟，于是科学“外史”中又有了科幻的内容，而且所占比例还相当大。在传统中，科幻显然既不是标准的科学史研究的内容，更不是作为“科普”的合适题材。但既然其中含有“科”字，其实也与科学脱不开干系，作为既有学术新意又有公众吸引力的话题，也可以算是在国内科学史界仅有的特例了。
六
此书作者江晓原的国学及文字功力相当深厚。这既反映在他对中国古代科学史及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中，也体现在他写出的远非直白无味而是颇为耐读的文字中。同时，也因其学习科学的背景，对于直接涉及到西方、当代一些硬科学的内容的理解也颇为到位。这种将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能力，在其书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我们会在其中体会到通常只有在另外一些与科学无关的文化随笔类的作品中才有的文化感。
七
此书作者颇为擅长且乐于做面向公众传播之事。通常，一般专业做得较好的学术，大多不屑于也不善于更不愿意写作面向公众的通俗文本。这里面，既有教育背景文理分化的原因，也有社会责任感方面的原因，更有把握大众阅读心理的能力的原因。在这些方面，作者显然是做得得心应手。其实，这本外史，本来汇集的就是作者长期为通俗刊物所开设的专栏上的文章，7年的专栏写作，就已经说明了作者这种写作的成功。
八
就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来说，近些年来在国外这也是有着相当多的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其中，一些新的传播理念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在我们这里不是很有影响。作者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其基本的反思科学的那种“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是旗帜鲜明的，而这对于国内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来说，也正是生逢其时，迫切需要的。
一本有价值的书，总是有其特点的。而一本有着如上特点的书，显然是值得一读的。可以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对于科学及其历史的新的理解。
媒体推荐
这是一本谈科学的书，却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篇什涉及天学、地理、战争、科幻、生命、生活诸多领域，孔子诞辰、炼金术士牛顿、“超级民科”和被监听者爱因斯坦、“科幻祖师奶奶”玛丽·雪莱等妙趣横生之事。作者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行文之中，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诸外部因素之关联及互动;又喜用学术眼光分析逸闻趣事，常有新奇之论点及表达。
——《中华读书报》
大尺度权衡
——由《科学外史》想到的
刘华杰
《科学外史》讨论的是据说很枯燥的科学、科学史问题，但是晓原的文章写得有声有色，思想与文采俱佳，阅读起来完全是一种享受，全然不觉晦涩难懂。由49篇（分8部分）短文组成的文集原文来自晓原持续服务的多个报刊专栏之一。《新发现》上持续7年的专栏只是他“练摊儿”的多个场子之一。这令我想起常写专栏的托马斯（Lewis Thomas）和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托马斯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长期撰写优美的科学散文，结集后曾获得两个类别的国家科学奖。古尔德在《博物学》杂志上开设的专栏一写就是30年，每3年准时出一个集子，正好出了10本。最后一本名曰I Have Landed，即《俺已着陆》。专栏写得久，互信很重要，也得胸中有墨才行。
《新发现》不能算纯粹的科学杂志，大概算知识类大众读物吧，市场分类或官方定位大致与“科普”挂边。据我了解，中国科学家是最瞧不起科普的，因而他们一般不会看这类杂志。科学不可怕，就怕科学没文化。实际上，晓原写的这些短篇，颇适合科学家，对他们将是科学观、人文主义的一种启蒙，也可以使这个群体多些人文关怀。
《科学外史》中多处谈到霍金。霍金算得上知名科学家，但绝对算不上某媒体忽悠的爱因斯坦之后最牛者。在其专业之外，他的话大可不必当真。比如他就分不大清伽利略写过的两个不同的“对话”；他相当外行地声称300年后人类不移民太空就无法保种；他把“根据模型为真”的反实在论科学哲学常识当成重要发现写进《大设计》；他还说过一个无害的谎言：《时间简史》中多一个公式就能吓跑一半的读者。如果那是真的，书中仅有的一个公式也一定会删除的，否则他和出版商都不理性。比起霍金，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就更不讲究了。不久前某人写了一篇《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指责爱丁堡学派持有最极端的反科学观点、渲染科学发展的恐怖论等等。实际上，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布鲁尔不但不反科学，还极力倡导科学社会学向自然科学学习，甚至表示支持某种科学主义！想想大批判文章标题中还有“底线”两字，真不知说什么好。
《科学外史》第33篇讲萨哈罗夫与福明的一个故事。以前我们无意中聊起科学家的道德素养时，晓原当面告诉过我故事的出处，事后我也核对过。在传统理解中，科学家若与政客或者军人PK道德素养的话，毫无疑问科学家会胜出。其实，这种缺省配置是非常成问题的。讲故事的人是波普尔，他对名星科学家萨哈罗夫推崇备至，显然并无恶意。故事说的是，萨氏兴奋地提出一个鱼雷计划，相当于发展后来的潜射核导弹，来重创敌方港口城市。萨氏欣喜地向海军少将福明建议这种大规模屠杀方案，不料这位军人十分反感。福明说军人只习惯于跟敌方的武装部队战斗！对非武装的居民实施攻击是这位职业军人不“习惯”的。按波普尔的解说，作为科学家的萨哈罗夫不愿辜负自己的智力，主动出谋划策，却碰了一鼻子灰。萨氏曾为自己辩护“我只个工人”，意思是只是个干活的，政客要杀人，自己不得不帮忙。但波普尔指出，所有德国战犯都是这么为自己辩解的，东京审判时那些战犯也是这样为自己开脱的。好在萨氏当时收到福明的反馈立即就“觉得丢脸得要命”。这要比一些人时不时热烈庆祝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多少周年要明智得多。原子弹不是鞭炮，它是杀人或者威胁杀人的武器。研制原子弹要比销毁原子弹容易得多，开发与释放GMO比收回它们容易得多，因为有“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
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萨哈罗夫、卡拉什尼科夫、马克沁等都不能算坏人，他们的建议或行动都有相当正当的理由，甚至是正义的象征。但是长远看，情况会反转。AK47并没有带来和平，相反死于其枪口的人数不下百万。于是，不得不引出尺度的概念。正当与否是相对于一定的时空尺度而言的，正如霍金终于搞明白的“真假是相对于模型的”一样。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考虑问题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平均而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习惯于小尺度上算计，而人文学科习惯于大尺度上权衡。当然，不是说大尺度就一定好，而是说要在各种观念间找到平衡，不能过分强调当下需要就不择手段。
萨顿讲过喜恰帕斯和西塞罗对待占星术的一个例子，以说明外行是正确的而专家却是错误的。喜恰帕斯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身在庐山，不抨击占星术，而是着手为其提供科学武装，西塞罗本是这个领域的外行，却看透了如洪水般汹涌而至的占星术的危害，并敢于抑制。萨顿说这并非个案，在科学史上，非科学人士促进理性进步的例子不少（《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第8－9页）。此时又有多少科学家有意无意利用“天文学”与“占星术”之难解难分而为当代“占星术”寻找论据呢？
晓原在此书中以及在别处都讲过西方科幻的两种传统，并以克拉克的《太空漫游》与奥威尔的《1984》对比。我非常赞同江老师的观点：“今日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代表的前一个传统来呼唤它，却迫切需要《1984》所代表的后一个传统来反思它。”（246页）大概也是因为这番话吧，我听到中国科幻界的个别人对江老师有点不满。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中国能反省科学的有多少人？整体而言，中国科幻作家并不反省科学技术，仍然习惯于唱颂歌。或许正是基于类似的感受，韩松在看了《地心引力》之后在博客上给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判断：“正是长期拒绝接受人类拥有的一些普世价值，才是中国拍不出科幻片的最根本原因。”
晓原还论证爱因斯坦原来是“民科”，并且在无科研经费的情况下迎来了1905年的奇迹年：在这一年有多项诺奖级的成果发表。没有经费是真的，但说他是“民科”我不同意。田松当年谈“民科”时是特指的，其中一项是说“无法与科学共同体交流”，而爱因斯坦不满足这一关键项。
作者简介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已出版著作7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以及大量书评、影评、文化评论等，并长期在京沪等地报刊撰写个人专栏。
目录
自序
辑一 昨夜星辰
一 为什么孔子诞辰可以推算
二 天狼星颜色之谜： 中国古籍解除恒星演化理论的困扰
三 那颗彗星，它是哈雷彗星吗
四 《周髀算经》里那些惊人的学说
五 谁告诉了中国人寒暑五带的知识
六 三件奇物的复制问题
七 古代历法： 科学为伪科学服务吗
八 望远镜及其在中国的早期谜案和遭遇
辑二 千秋寂寞
九 羊皮书上的一场科学史奇案
一○ 泰山北斗《至大论》（上）
一一 泰山北斗《至大论》（下）
一二 星占之王： 从《四书》说起
一三 他还是地理学的托勒密
一四 一个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伟人
一五 伽利略的两本书： 霍金都会搞错
一六 开普勒： 星占学与天文学的最后交点
一七 传记中的牛顿： 从科学家到炼金术士
一八 爱因斯坦： 曾经的超级“民科”
一九 霍金： 老生常谈也能作出新贡献
二○ 《大设计》： 一个科学之神的晚年站队
辑三 性命交关
二一 中国一项真正的世界第一
二二 取悦女性还是战胜女性
二三 作为养身之道的房中术
二四 “内丹”之谜： 自然奥秘还是人间神话？
辑四 四大发明
二五 重新评选中国的“四大发明”
二六 司南： 迄今为止只是一个传说
二七 火药及其西传： 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二八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上）
二九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下）
辑五 兵凶战危
三○钓鱼城： 战争史诗中的技术
三一 杀人武器背后的人道底线
三二 为何全球航空母舰只剩了十分之一
三三 萨哈罗夫和福明海军少将的故事
辑六 外星文明
三四 费米佯谬： 随口一言竟成纲领
三五 “费米佯谬”之中国解答
三六 UFO谈资指南
三七 星际航行： 一堂令人沮丧的算术课
辑七 似真似幻
三八 上古长寿之谜： 西方和东方的故事
三九 玛丽·雪莱还能当科幻的祖师奶奶吗
四○克拉克： 一个旧传统的绝响
四一 科学家与电影人之同床异梦
四二 “科学技术臣服在好莱坞脚下”
四三 多世界： 量子力学送给科幻的一个礼物
辑八 科学政治
四四 疯狂的恶棍与天才数学家
四五 日食的意义： 从“杀无赦”到《祈晴文》
四六 FBI监控爱因斯坦： 一种科学政治学
四七 全球变暖： 幻影中的科学政治学
四八 饮用水加氟： 一个温故知新的故事
四九 毒品大麻： 一个科学研究的故事
序言
自从严锋主持《新发现》杂志，我就应邀为该杂志写“科学外史”专栏，每月一次，迄今已写了整整7年（从2006年第7期起）。在国内报纸杂志上，这样的专栏也算非常“长寿”了。但这还不是我最“长寿”的专栏——我和刘兵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对谈专栏“南腔北调”，也是每月一次，从2002年10月起，迄今已持续了11年。
回顾这些“长寿”专栏，皆有共同之处，通常刊物对作者高度信任，作者自己也在专栏上很用心。例如，《新发现》从不对我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出任何异议，几乎从不改动我文章中的任何字句（哪怕发现误植也要在电话中核实）。写了几年之后，杂志又将我专栏的篇幅从2页调整为3页（稿酬当然也有所提高）。投桃报李，我对“科学外史”专栏的撰写也越来越用心。“科学外史”逐渐成为我写得很开心的一个专栏。
“科学外史”当然与科学有关，但我并不想在这个专栏里进行传统的“科普”，而是想和读者分享我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都是在“反科学主义”（反对唯科学主义）纲领下形成的，所以经常能够和老生常谈拉开距离。
“外史”是双关语：自学术意义言之，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自中国传统修辞意义言之，则有与“正史”相对的稗史、野史之意，让人联想到《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之类，更家喻户晓的还有《儒林外史》。以前我写过一本《天学外史》，比较侧重“外史”的学术意义；现在这本《科学外史》，则是上述两种意义并重了。
我写专栏，绝大部分情况下每次写什么题目都不是预定的，总是到时候临时选定题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让喧嚣的红尘生活为专栏的选题提供灵感，还能够让每次的话题在“科学外史”这个广阔的范围中随意跳跃。
这些专栏文章见刊后，我会贴上我的新浪博客，它们经常会上博客首页，有时还会上新浪首页。看来它们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欢迎。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一直对这个专栏青眼有加，谬奖之余，遂有结集出版之议，我当然乐从。集子的书名，我和责编姜华想了很久，许多方案都不满意，我干脆就将专栏名称照搬过来，于是定名《科学外史》，开始编纂。
本来以为一个小集子应该很快编完，但中间出版社给我插进了另一个小集子《脉望夜谭》的任务——那是我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同名专栏的集结；接着我又有迁居之役，四万册图书，六千部电影，我花了近两个月才初步整理停当。另外还有种种俗务缠身，搞得《科学外史》屡编屡辍。责编姜华一直耐心催促和等待，我则惭愧之至。眼看又一个暑假来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拖了，今天终于将它编完。
因为专栏已经写了7年，如果将7年的文章全编进去，篇幅就太大了。我决定先编入一部分，共49篇。其余的将来编入《科学外史·II》。但是我打散了这些文章见刊时的先后顺序，将这些题目跳跃多变的文章按照若干专题重新组合，这样阅读起来更有条理；如果读者想挑着阅读，选择起来也更方便。
江晓原
2013年6月24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文摘
FBI监控爱因斯坦：一种科学政治学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在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夕，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1940年10月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烽火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玛戈、秘书杜卡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1955年5月，爱因斯坦在美国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然而，爱因斯坦本人对美国的观感，却有与此大相径庭者。
在1948年7月1日的晚宴中，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在FBI（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1983年，FBI关于监控爱因斯坦的秘密档案开始解密。对于这批总共厚达1427页的秘密档案，《新爱因斯坦语录》（The New Quotable Einstein）的编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Alice Calaprice）表示“我看到的东西使我难以置信”，如此粗暴地侵犯个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私人生活，竟会发生在一贯标榜“自由”的美国？但事实真的如此。卡拉普赖斯建议读者阅读弗雷德?杰罗姆（Fred Jerome）的著作《爱因斯坦档案》（The Einstein File），因为后者全面研究了这批档案。
FBI的秘密档案表明，早在1932年底，对爱因斯坦的指控已经出现在美国。在一封由“爱国女性协会”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16页控告信中，爱因斯坦被说成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公认的世界领袖”，信中甚至说：“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牵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国际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望尘莫及。”这样荒唐的信件居然会被转交到美国驻柏林领事馆，导致对爱因斯坦去领事馆“面签”时遭遇特殊审查。结果爱因斯坦大光其火拂袖而去，愤怒质问“这是什么，宗教法庭吗？”并在电话中告诉领事馆，如果他24小时内拿不到签证，美国之行就告取消。领事馆这才赶紧发出了爱因斯坦的签证。
但是这封指控信件此后就成为FBI为爱因斯坦建立的秘密监控档案的开头16页。而FBI后来对爱因斯坦及与他往来人物的监控行动，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简直太像好莱坞匪警片中的老套情节了。
爱因斯坦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一生当然与许多名人有书信往来，但是这些信件中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他致罗斯福总统的两封信。1939年8月2日的信是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Leo Szilard）为他起草的，信中指出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并对纳粹德国可能率先造出这种超级炸弹提出了警告。由于感到总统迟迟没有采取有力行动，爱因斯坦在次年3月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到1941年，美国政府终于决定抢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
这项秘密计划当然需要顶尖科学家的参与，在最初提出的31位科学家名单中包括了爱因斯坦，但是负责对这些科学家进行“政审”的陆军情报署求助于FBI，结果FBI提交了这样的结论：“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的激进背景，本局不推荐雇佣他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除非经过极其审慎的调查。因为像他这样背景的人，似乎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忠贞的美国公民。”于是爱因斯坦竟被排除在本来是发端于他本人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的“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政审”未能通过的情形，从来没有向他本人告知过。不过以爱因斯坦的智慧，他很快也就心知肚明了。所以当“曼哈顿计划”的负责官员后来请他担任“顾问”时，他一口拒绝了。
与陆军方面对爱因斯坦缺乏信任不同，美国海军却愿意信任爱因斯坦。1943年，爱因斯坦担任了海军潜艇作战和烈性炸药方面的科学顾问。他对于这项工作相当高兴，有时还会向朋友夸耀。当然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他的这项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
非常荒诞的是，在二战结束后，对爱因斯坦的严密监控反而进一步展开了。FBI的一些低级特工们，一直将爱因斯坦视为可能向国外泄露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嫌疑人（特别是爱因斯坦担任“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主席之后），因为他们的首领——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并未告诉那些属下，他早已成功地将爱因斯坦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了，爱因斯坦其实无密可泄。
政治这一潭污水啊
爱因斯坦虽然无密可泄，胡佛却依然不肯放过他。
据说这与胡佛和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A. Eleanor Roosevelt）相互之间的极度恶感有关。埃莉诺曾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培植美国的盖世太保，这让我害怕。”而胡佛则曾对副手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吗？因为上帝造出了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女人。”
1950年2月12日，埃莉诺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今夕与罗斯福夫人对谈》邀请爱因斯坦作为嘉宾，爱因斯坦在节目中警告公众说：氢弹这样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第二天胡佛就下令强力展开清算爱因斯坦的行动。这一阶段行动的主题，是要证实爱因斯坦是共产党间谍。
当时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许多知名人物被怀疑或指控为共产党。偏偏爱因斯坦有点左倾，有时会公开为被指控的人士辩护。在FBI整的爱因斯坦“黑材料”中，爱因斯坦至少和33个“反动组织”（有时就被称为“共产党组织”）有着种种关联，比如担任荣誉会长、代言人、担保人、赞助人、文件的联名签署人等等。于是FBI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甚至胡编乱造的所谓“线索”，在美国和欧洲到处调查，虚耗了美国纳税人不知多少金钱，最终却一无所获。
另一条针对爱因斯坦的“战线”，是美国移民局在1950年开辟的。移民局也求助于FBI，要求帮助收集证据，目的竟是要撤销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身份，并将他逐出美国！这一请求当然正中胡佛下怀，FBI全力配合。这条“战线”上的荒诞故事，和“爱因斯坦间谍案”正相伯仲，最终也一无所获。
爱因斯坦晚年在美国和全世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声誉，这确实是事实；他在普林斯顿享受着类似“奥林比斯山上的诸神”那样的尊崇，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的背后，FBI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小人，一直在暗中纠缠着爱因斯坦。直到1955年爱因斯坦因病逝世，对他的监控活动才告结束。
这不完全是因为爱因斯坦人已去世不会再当间谍（间谍案可以在人死后继续深挖），也和麦卡锡主义恰好在此时退潮有关（1954年12月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还因为持续多年的监控活动实在挖不出爱因斯坦任何对美国不“忠贞”的证据，胡佛自己也已经气馁。从解密档案来看，他在爱因斯坦去世前夕已经打算结束这项徒劳无功的监控计划了。
胡佛从1924年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近半个世纪，经历八位美国总统，直至他1972年死去，无人敢撤换他。
传记中的牛顿：从科学家到炼金术士
关于牛顿的传记，大致上，中国公众先读到有“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之类小儿科故事的普及版，再读到科学主义的励志版——将牛顿描绘成一个为科学献身的圣人，他为了研究科学，连自己吃没吃过饭也会搞不清楚（和陈景润走路撞在树上还说“对不起”异曲同工）。直到20年前，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I. B. Cohen）为《科学家传记辞典》写的牛顿大条目被译成中文，中国公众才有可能了解到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牛顿形象。然而那本定价的《牛顿传》小册子（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太不起眼了，很少有人注意。
在国外，从牛顿去世的1727年就开始有牛顿传记了。不过在牛顿去世当年发表的《伊萨克?牛顿爵士颂词》，却是由法国人写的，作者是法国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外甥丰特奈尔（Fontenelle）。牛顿1699年入选法国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而丰氏因为担任科学院的常任秘书，职责所在，写了这篇颂词。顾名思义，这种带有官样文章性质的传记，当然是隐恶扬善称颂功德的——想想我们现今追悼会上念的悼词就知道了。
牛顿去世后十年左右，出现了伯奇（T. Birch）写的《牛顿传》，也是为一种辞典写的大条目。其中引用了丰氏颂词中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传记是司徒克雷（W.Stukeley）的《伊萨克?牛顿爵士生平怀思录》（Memoirs of Sir Isaac Newton’s Life），写于1752年，但直到1936年才得以出版。此人是牛顿的忘年之交，晚年与牛顿过从甚密，因为是基于亲身经历而写成的关于牛顿的回忆录，所以在牛顿的早期传记中不能不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作者是牛顿的崇拜者，他将牛顿描绘成一个半人半神、完美无缺的不朽圣人，细读整个传记，却并无重要的见解和资料。
18、19世纪，对于牛顿的造神运动一直在进行着。牛顿被塑造成科学理性的化身。当晚清牛顿开始被介绍给中国公众时（牛顿的有些工作在清代《历象考成后编》中已经被采纳，但那不会进入公众视野），他作为科学理性化身的形象已经牢不可破。在国内的励志版牛顿传记中，即使提到他研究神学之类的事情，也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将这些说成是他“晚年滑入唯心主义泥潭”的表现。
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牛顿传记，即英国皇家工程兵退役中校德?维拉米尔（Richard de Villamil）写的《牛顿其人》（Newton: the Man）。一个退役中校写的牛顿传记会重要吗？可是这篇传记竟有爱因斯坦为之作序，而且序中说“德?维拉米尔中校应得到全世界物理学家的感谢和祝贺”！原因是，这位中校得了两件宝贝：牛顿的完整藏书清单和他身后所有财物的财产清单。
中校的两份清单告诉我们：牛顿遗下藏书1896册，还有一些小册子和笔记本。藏书中有许多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但是“如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宾塞等等的英国经典几乎是完全空白”。牛顿对诗歌没有兴趣，他曾转述他老师的见解：“诗歌是一种巧妙的废话”。藏书中有许多关于异国——包括中国——旅行的书，没有法国的诗歌和文学作品。牛顿生活俭朴，宅中器物一点也不豪华。牛顿缺乏审美趣味，他宅中除了一个别人为他雕的他本人的象牙头像之外，竟再无能让中校感到和“美”相关的器物了。牛顿不画画，不喜欢动物（这让人怀疑关于他为一大一小两只猫开了一大一小两个墙洞的故事是否真实），但喜欢玩西洋双陆棋……
这样往下写，越来越像今天小报上的明星八卦了，不如索性变本加厉，来谈谈牛顿的股票投资吧。今天对股票历史略有所知的人，无不听说过英国的“南海公司”股票，它被作为著名的“投机泡沫”载入史册，而牛顿恰恰参与了南海股票的炒作！维拉米尔中校对这件事情兴味盎然，他在传记中花费了喧宾夺主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南海股票的前世今生、牛顿的操作依据以及他对牛顿操作的盈亏评估，他的结论是：牛顿本来可以获利20000镑高位出货，但是他未能及时卖出，结果直到去世仍持着南海股票，此时他亏损约0镑。不过和许多人在南海股票上倾家荡产相比，牛顿的炒作成绩应该不算太坏，因为这点亏损对他来说无关大局——他晚年已成富人，每年收入都在2000镑以上，而且逐年递增，到去世那年已超过0镑。
更重要的牛顿传记出现在1942年，作者再次是一个外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凯恩斯当然是名流，然而他既不研究物理学，也不是历史学家，皇家学会却邀请他在牛顿诞生30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报告。
凯恩斯为什么有资格受此邀请？原来他也得了大宝贝——牛顿另有一箱手稿，晚年长期秘不示人，身后几经转辗，出现在拍卖场上，竟被凯恩斯竞拍买到，其中包括牛顿留下未曾刊行的大部分关于炼金术的手稿。凯恩斯在研读这些手稿的基础上，也写了一篇《牛顿其人》，其中大爆猛料，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牛顿年轻时就背叛了当时“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成为异端教派的信徒，他甚至写了反“三位一体”的小册子。“这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牛顿以极大的辛苦隐瞒了一生。……他至死没有吐露秘密。”
第二点更猛，凯恩斯指出牛顿根本就是一个巫师，一个极度热衷的炼金术士，而不是科学理性的化身。即使在写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日子里，他实验室中倒腾炼金术的火也很少熄灭。发现万有引力倒像是他搞炼金术的副产品。
二战使得纪念会推迟到1946年才得以举行，那时凯恩斯已经去世，他的报告由弟弟代为宣读。从牛顿晚年自己就开始培育起来的科学理性化身的形象，就此轰然倒塌。这就是为什么怀特（M. White）将他的牛顿传记取名《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Isaac Newton: the Last Sorcerer，1997年）的原因——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全面的中文牛顿传记。
继入选“2013中国好书榜”后，江晓原教授的著作《科学外史》又荣获第13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江晓原先生的专业是科学史，然而由于他涉猎广泛、文理兼通，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尤为嗜好，多年来在《新发现》《万象》《博览群书》等刊撰写相关专栏，其在读书界更引人瞩目，影响已远远超出专业研究本身。本书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江晓原教授此书中文章读来颇为有趣且引人深思，如声名显赫的科学巨擘爱因斯坦曾长期遭受美国政府窃听；《九章算术》的作者虽是数学天才，然而也是史上有名的恶棍；伟大的牛顿爵士，是不朽的物理学家，也是有名的炼金术士……
《科学外史》系江晓原教授七年来为法国著名科学杂志《新发现》中文版所撰写的专栏文章之部分结集，共四十九篇，八辑。“外史”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与传统科学普及著作不同，《科学外史》主要是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是在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想纲领下形成的，旨在反思科学技术，所以常能远离老生常谈而出新意。
《科学外史》主要体现四方面的特点：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代表文章如“爱因斯坦：曾经的超级民科”、“饮用水加氟：一个温故知新的故事”、“全球变暖：幻影中的科学政治学”等）；注重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政治诸外部因素之关联及互动（代表文章如“三件奇器的复制问题”、“古代历法：科学为伪科学服务吗？”、“毒品大麻：一个科学研究的故事”等）；用学术眼光分析逸闻趣事，常有标新立异之论点及表达——初看似乎离经叛道，细察则仍言之成理（代表文章如“《大设计》：一个科学之神的晚年站队”、“重新评选中国的四大发明”等）；关注唯科学主义之弊端及谬误，思考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代表文章如“萨哈罗夫与福明海军少将的故事”、“克拉克：一个旧传统的绝响”、“科学家与电影人之同床异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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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所写的“外史”
——评江晓原的《科学外史》
刘兵
《科学外史》 江晓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随笔性专栏文章的汇集，读者可以相对随意地随手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地轻松阅读，会在阅读中发现，其实科学也有诸多的面孔，也有诸多有趣的侧面可以让人审视、把玩甚至进行有益的思考。在那种类似于传统文人“手倦抛书”式的休闲阅读中才可以体会的阅读意境，或许在对这本书的阅读中也是可以得到的。
一
长久以来，中国人对于历史之在意、之热爱，恐怕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除了我们拥有几乎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史书遗产之外，即使普通人，也会表现出对历史的极大热情。例如，像在表面上试图学术普及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讲来讲去，屈从于公众的审美倾向、历史爱好和收视率压力，最后几乎变成了近乎于“评书”的专讲历史故事的节目。
从逻辑上讲，历史却是有着几乎无限多的分支的。如果把历史理解为人类过去的活动，那么人们在过去在几乎是无限多的领域中的活动，都可以有各自的历史。当然，这些活动的领域的影响各有不同，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评价也随时间而有所变化。当人们开始看重某个领域的重要性时，对这个领域的历史研究通常也会兴盛起来，尽管研究的兴盛与在公众关注的程度之间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不过，科学这件事总是有些特殊。现在，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无法否认科学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要影响。但科学史却又长期以来只是局限在少数专业研究者的小圈子里，恰恰因为科学的专业性和与公众的疏离，使得公众很少会对科学史产生兴趣。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政治史也可以是而且在研究的意义上又必须是基于很专业的考察，而且公众显然并非都有机会接触那种专业意义上的政治活动，但公众却仍会以很大的兴趣来关注政治史，并将其基于生活的朴素理解投射到对政治史通俗读物饶有兴味的阅读中，面向公众的通俗的政治史读物，也大量地由专业或非专业的政治史家们写出来。但科学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却难得有这样的公众缘分。科学史家们即使偶尔写些面向公众的普及性读物，通常也大多是一本正经地只是把科学“正史”在形式上通俗化一些而已。其结果，当然是在公众中很难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力。
除了科学本身的专业性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其实公众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的方面，更是那些“野史”、“外传”之类非传统、非“正规”的历史。在科学史的研究发展中，最初研究者写出的，也都是以纯粹科学家的科学工作为内容的“内史”。这里的“内”，主要是指将科学和科学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内”。后来，科学史家也意识到，科学和科学家与外部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家的活动是不可能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的。关注这种科学和科学家与外部因素的互动的历史，即被称为“外史”。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最新的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理念中，科学史被看作是传播科学及科学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这当然既包括少量的科学“内史”（在传统科普中这已是可接受的），更包含了涉及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科学“外史”。后者，其实更为公众可接受，也更符合公众理解科学的需求和目标。
在有了这样几乎是过长的铺垫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给江晓原的《科学外史》一个明确的定位了：这是一部面向非专业科学史研究者（当然许多专业研究者读了也会有收获，毕竟专家也不是什么都知道）、面向普通公众的，基于研究者专业的研究和广泛的涉猎，以可读但又颇为有文化的形式写出的，既与科学和科学家们的专业活动有关，又与这些科学活动和外部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有关的一本新型通俗科学史。
二
这样一个试图对《科学外史》一书进行全面的描述的定位还是有些绕。为了更明确起见，这里以总结该书的几个特点的方式来做进一步的解说。
其一，与一般的涉及科学的普及类读物（抱歉我又咬文嚼字，其实这只是因为作者江晓原实在不喜欢本来更简单的“科普”这一说法而已）的写作不同，这本书在内容上，有相当的比例是基于作者本人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当然在现在的表达中，要更加通俗化。例如，像对于中国古代天学史的研究（辑一“昨夜星辰”）部分， 就是这样的情形。可以想像，一位作者在把自己的直接研究通俗化，如果能辅以合适的表达方式，那当然与贩卖他人的研究成果大有不同。
三
其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些作者本人的研究的选题和视角，也经常是很有新意，与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颇有不同之处（这里我又要回避作者不喜欢的另一个词——“创新”了）。这些研究的发现，经常会“颠覆”一些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流行已久的一些陈旧说法。例如像《古代历法：科学为伪科学服务吗》等文即属此类。
四
由于作者的兴趣广泛，将一些传统科学史所不大谈论和涉及的内容，也加入到《科学外史》之中。像对于中国古代性文化史部分（辑三“性命交关”）。一方面，作者亦是一位颇有影响和造诣的性文化史研究者；另一方面，像这方面的内容，恰恰对于公众又很有吸引力。如果从学理上讲，这种人类对于自身的、有地方性特色的认识和知识系统，其实也应该是广义的、多元的科学的一部分，从而， 这又可以是科学史的一种拓展（只能很抱歉地说，在这一点上，本文作者与《科学外史》作者的“科学观”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不过，体现在传播效果上却几乎并无二致。
五
还是由于作者兴趣的广泛，近些年来对于“科幻”情有独钟，于是科学“外史”中又有了科幻的内容，而且所占比例还相当大。在传统中，科幻显然既不是标准的科学史研究的内容，更不是作为“科普”的合适题材。但既然其中含有“科”字，其实也与科学脱不开干系，作为既有学术新意又有公众吸引力的话题，也可以算是在国内科学史界仅有的特例了。
六
此书作者江晓原的国学及文字功力相当深厚。这既反映在他对中国古代科学史及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中，也体现在他写出的远非直白无味而是颇为耐读的文字中。同时，也因其学习科学的背景，对于直接涉及到西方、当代一些硬科学的内容的理解也颇为到位。这种将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能力，在其书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我们会在其中体会到通常只有在另外一些与科学无关的文化随笔类的作品中才有的文化感。
七
此书作者颇为擅长且乐于做面向公众传播之事。通常，一般专业做得较好的学术，大多不屑于也不善于更不愿意写作面向公众的通俗文本。这里面，既有教育背景文理分化的原因，也有社会责任感方面的原因，更有把握大众阅读心理的能力的原因。在这些方面，作者显然是做得得心应手。其实，这本外史，本来汇集的就是作者长期为通俗刊物所开设的专栏上的文章，7年的专栏写作，就已经说明了作者这种写作的成功。
八
就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来说，近些年来在国外这也是有着相当多的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其中，一些新的传播理念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在我们这里不是很有影响。作者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其基本的反思科学的那种“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是旗帜鲜明的，而这对于国内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来说，也正是生逢其时，迫切需要的。
一本有价值的书，总是有其特点的。而一本有着如上特点的书，显然是值得一读的。可以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对于科学及其历史的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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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谈科学的书，却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篇什涉及天学、地理、战争、科幻、生命、生活诸多领域，孔子诞辰、炼金术士牛顿、“超级民科”和被监听者爱因斯坦、“科幻祖师奶奶”玛丽·雪莱等妙趣横生之事。作者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行文之中，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诸外部因素之关联及互动;又喜用学术眼光分析逸闻趣事，常有新奇之论点及表达。
——《中华读书报》
大尺度权衡
——由《科学外史》想到的
刘华杰
《科学外史》讨论的是据说很枯燥的科学、科学史问题，但是晓原的文章写得有声有色，思想与文采俱佳，阅读起来完全是一种享受，全然不觉晦涩难懂。由49篇（分8部分）短文组成的文集原文来自晓原持续服务的多个报刊专栏之一。《新发现》上持续7年的专栏只是他“练摊儿”的多个场子之一。这令我想起常写专栏的托马斯（Lewis Thomas）和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托马斯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长期撰写优美的科学散文，结集后曾获得两个类别的国家科学奖。古尔德在《博物学》杂志上开设的专栏一写就是30年，每3年准时出一个集子，正好出了10本。最后一本名曰I Have Landed，即《俺已着陆》。专栏写得久，互信很重要，也得胸中有墨才行。
《新发现》不能算纯粹的科学杂志，大概算知识类大众读物吧，市场分类或官方定位大致与“科普”挂边。据我了解，中国科学家是最瞧不起科普的，因而他们一般不会看这类杂志。科学不可怕，就怕科学没文化。实际上，晓原写的这些短篇，颇适合科学家，对他们将是科学观、人文主义的一种启蒙，也可以使这个群体多些人文关怀。
《科学外史》中多处谈到霍金。霍金算得上知名科学家，但绝对算不上某媒体忽悠的爱因斯坦之后最牛者。在其专业之外，他的话大可不必当真。比如他就分不大清伽利略写过的两个不同的“对话”；他相当外行地声称300年后人类不移民太空就无法保种；他把“根据模型为真”的反实在论科学哲学常识当成重要发现写进《大设计》；他还说过一个无害的谎言：《时间简史》中多一个公式就能吓跑一半的读者。如果那是真的，书中仅有的一个公式也一定会删除的，否则他和出版商都不理性。比起霍金，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就更不讲究了。不久前某人写了一篇《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指责爱丁堡学派持有最极端的反科学观点、渲染科学发展的恐怖论等等。实际上，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布鲁尔不但不反科学，还极力倡导科学社会学向自然科学学习，甚至表示支持某种科学主义！想想大批判文章标题中还有“底线”两字，真不知说什么好。
《科学外史》第33篇讲萨哈罗夫与福明的一个故事。以前我们无意中聊起科学家的道德素养时，晓原当面告诉过我故事的出处，事后我也核对过。在传统理解中，科学家若与政客或者军人PK道德素养的话，毫无疑问科学家会胜出。其实，这种缺省配置是非常成问题的。讲故事的人是波普尔，他对名星科学家萨哈罗夫推崇备至，显然并无恶意。故事说的是，萨氏兴奋地提出一个鱼雷计划，相当于发展后来的潜射核导弹，来重创敌方港口城市。萨氏欣喜地向海军少将福明建议这种大规模屠杀方案，不料这位军人十分反感。福明说军人只习惯于跟敌方的武装部队战斗！对非武装的居民实施攻击是这位职业军人不“习惯”的。按波普尔的解说，作为科学家的萨哈罗夫不愿辜负自己的智力，主动出谋划策，却碰了一鼻子灰。萨氏曾为自己辩护“我只个工人”，意思是只是个干活的，政客要杀人，自己不得不帮忙。但波普尔指出，所有德国战犯都是这么为自己辩解的，东京审判时那些战犯也是这样为自己开脱的。好在萨氏当时收到福明的反馈立即就“觉得丢脸得要命”。这要比一些人时不时热烈庆祝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多少周年要明智得多。原子弹不是鞭炮，它是杀人或者威胁杀人的武器。研制原子弹要比销毁原子弹容易得多，开发与释放GMO比收回它们容易得多，因为有“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
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萨哈罗夫、卡拉什尼科夫、马克沁等都不能算坏人，他们的建议或行动都有相当正当的理由，甚至是正义的象征。但是长远看，情况会反转。AK47并没有带来和平，相反死于其枪口的人数不下百万。于是，不得不引出尺度的概念。正当与否是相对于一定的时空尺度而言的，正如霍金终于搞明白的“真假是相对于模型的”一样。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考虑问题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平均而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习惯于小尺度上算计，而人文学科习惯于大尺度上权衡。当然，不是说大尺度就一定好，而是说要在各种观念间找到平衡，不能过分强调当下需要就不择手段。
萨顿讲过喜恰帕斯和西塞罗对待占星术的一个例子，以说明外行是正确的而专家却是错误的。喜恰帕斯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身在庐山，不抨击占星术，而是着手为其提供科学武装，西塞罗本是这个领域的外行，却看透了如洪水般汹涌而至的占星术的危害，并敢于抑制。萨顿说这并非个案，在科学史上，非科学人士促进理性进步的例子不少（《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第8－9页）。此时又有多少科学家有意无意利用“天文学”与“占星术”之难解难分而为当代“占星术”寻找论据呢？
晓原在此书中以及在别处都讲过西方科幻的两种传统，并以克拉克的《太空漫游》与奥威尔的《1984》对比。我非常赞同江老师的观点：“今日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代表的前一个传统来呼唤它，却迫切需要《1984》所代表的后一个传统来反思它。”（246页）大概也是因为这番话吧，我听到中国科幻界的个别人对江老师有点不满。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中国能反省科学的有多少人？整体而言，中国科幻作家并不反省科学技术，仍然习惯于唱颂歌。或许正是基于类似的感受，韩松在看了《地心引力》之后在博客上给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判断：“正是长期拒绝接受人类拥有的一些普世价值，才是中国拍不出科幻片的最根本原因。”
晓原还论证爱因斯坦原来是“民科”，并且在无科研经费的情况下迎来了1905年的奇迹年：在这一年有多项诺奖级的成果发表。没有经费是真的，但说他是“民科”我不同意。田松当年谈“民科”时是特指的，其中一项是说“无法与科学共同体交流”，而爱因斯坦不满足这一关键项。
作者简介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已出版著作7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以及大量书评、影评、文化评论等，并长期在京沪等地报刊撰写个人专栏。
目录
自序
辑一 昨夜星辰
一 为什么孔子诞辰可以推算
二 天狼星颜色之谜： 中国古籍解除恒星演化理论的困扰
三 那颗彗星，它是哈雷彗星吗
四 《周髀算经》里那些惊人的学说
五 谁告诉了中国人寒暑五带的知识
六 三件奇物的复制问题
七 古代历法： 科学为伪科学服务吗
八 望远镜及其在中国的早期谜案和遭遇
辑二 千秋寂寞
九 羊皮书上的一场科学史奇案
一○ 泰山北斗《至大论》（上）
一一 泰山北斗《至大论》（下）
一二 星占之王： 从《四书》说起
一三 他还是地理学的托勒密
一四 一个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伟人
一五 伽利略的两本书： 霍金都会搞错
一六 开普勒： 星占学与天文学的最后交点
一七 传记中的牛顿： 从科学家到炼金术士
一八 爱因斯坦： 曾经的超级“民科”
一九 霍金： 老生常谈也能作出新贡献
二○ 《大设计》： 一个科学之神的晚年站队
辑三 性命交关
二一 中国一项真正的世界第一
二二 取悦女性还是战胜女性
二三 作为养身之道的房中术
二四 “内丹”之谜： 自然奥秘还是人间神话？
辑四 四大发明
二五 重新评选中国的“四大发明”
二六 司南： 迄今为止只是一个传说
二七 火药及其西传： 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二八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上）
二九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下）
辑五 兵凶战危
三○钓鱼城： 战争史诗中的技术
三一 杀人武器背后的人道底线
三二 为何全球航空母舰只剩了十分之一
三三 萨哈罗夫和福明海军少将的故事
辑六 外星文明
三四 费米佯谬： 随口一言竟成纲领
三五 “费米佯谬”之中国解答
三六 UFO谈资指南
三七 星际航行： 一堂令人沮丧的算术课
辑七 似真似幻
三八 上古长寿之谜： 西方和东方的故事
三九 玛丽·雪莱还能当科幻的祖师奶奶吗
四○克拉克： 一个旧传统的绝响
四一 科学家与电影人之同床异梦
四二 “科学技术臣服在好莱坞脚下”
四三 多世界： 量子力学送给科幻的一个礼物
辑八 科学政治
四四 疯狂的恶棍与天才数学家
四五 日食的意义： 从“杀无赦”到《祈晴文》
四六 FBI监控爱因斯坦： 一种科学政治学
四七 全球变暖： 幻影中的科学政治学
四八 饮用水加氟： 一个温故知新的故事
四九 毒品大麻： 一个科学研究的故事
序言
自从严锋主持《新发现》杂志，我就应邀为该杂志写“科学外史”专栏，每月一次，迄今已写了整整7年（从2006年第7期起）。在国内报纸杂志上，这样的专栏也算非常“长寿”了。但这还不是我最“长寿”的专栏——我和刘兵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对谈专栏“南腔北调”，也是每月一次，从2002年10月起，迄今已持续了11年。
回顾这些“长寿”专栏，皆有共同之处，通常刊物对作者高度信任，作者自己也在专栏上很用心。例如，《新发现》从不对我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出任何异议，几乎从不改动我文章中的任何字句（哪怕发现误植也要在电话中核实）。写了几年之后，杂志又将我专栏的篇幅从2页调整为3页（稿酬当然也有所提高）。投桃报李，我对“科学外史”专栏的撰写也越来越用心。“科学外史”逐渐成为我写得很开心的一个专栏。
“科学外史”当然与科学有关，但我并不想在这个专栏里进行传统的“科普”，而是想和读者分享我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都是在“反科学主义”（反对唯科学主义）纲领下形成的，所以经常能够和老生常谈拉开距离。
“外史”是双关语：自学术意义言之，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自中国传统修辞意义言之，则有与“正史”相对的稗史、野史之意，让人联想到《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之类，更家喻户晓的还有《儒林外史》。以前我写过一本《天学外史》，比较侧重“外史”的学术意义；现在这本《科学外史》，则是上述两种意义并重了。
我写专栏，绝大部分情况下每次写什么题目都不是预定的，总是到时候临时选定题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让喧嚣的红尘生活为专栏的选题提供灵感，还能够让每次的话题在“科学外史”这个广阔的范围中随意跳跃。
这些专栏文章见刊后，我会贴上我的新浪博客，它们经常会上博客首页，有时还会上新浪首页。看来它们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欢迎。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一直对这个专栏青眼有加，谬奖之余，遂有结集出版之议，我当然乐从。集子的书名，我和责编姜华想了很久，许多方案都不满意，我干脆就将专栏名称照搬过来，于是定名《科学外史》，开始编纂。
本来以为一个小集子应该很快编完，但中间出版社给我插进了另一个小集子《脉望夜谭》的任务——那是我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同名专栏的集结；接着我又有迁居之役，四万册图书，六千部电影，我花了近两个月才初步整理停当。另外还有种种俗务缠身，搞得《科学外史》屡编屡辍。责编姜华一直耐心催促和等待，我则惭愧之至。眼看又一个暑假来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拖了，今天终于将它编完。
因为专栏已经写了7年，如果将7年的文章全编进去，篇幅就太大了。我决定先编入一部分，共49篇。其余的将来编入《科学外史·II》。但是我打散了这些文章见刊时的先后顺序，将这些题目跳跃多变的文章按照若干专题重新组合，这样阅读起来更有条理；如果读者想挑着阅读，选择起来也更方便。
江晓原
2013年6月24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文摘
FBI监控爱因斯坦：一种科学政治学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在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夕，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1940年10月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烽火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玛戈、秘书杜卡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1955年5月，爱因斯坦在美国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然而，爱因斯坦本人对美国的观感，却有与此大相径庭者。
在1948年7月1日的晚宴中，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在FBI（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1983年，FBI关于监控爱因斯坦的秘密档案开始解密。对于这批总共厚达1427页的秘密档案，《新爱因斯坦语录》（The New Quotable Einstein）的编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Alice Calaprice）表示“我看到的东西使我难以置信”，如此粗暴地侵犯个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私人生活，竟会发生在一贯标榜“自由”的美国？但事实真的如此。卡拉普赖斯建议读者阅读弗雷德?杰罗姆（Fred Jerome）的著作《爱因斯坦档案》（The Einstein File），因为后者全面研究了这批档案。
FBI的秘密档案表明，早在1932年底，对爱因斯坦的指控已经出现在美国。在一封由“爱国女性协会”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16页控告信中，爱因斯坦被说成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公认的世界领袖”，信中甚至说：“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牵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国际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望尘莫及。”这样荒唐的信件居然会被转交到美国驻柏林领事馆，导致对爱因斯坦去领事馆“面签”时遭遇特殊审查。结果爱因斯坦大光其火拂袖而去，愤怒质问“这是什么，宗教法庭吗？”并在电话中告诉领事馆，如果他24小时内拿不到签证，美国之行就告取消。领事馆这才赶紧发出了爱因斯坦的签证。
但是这封指控信件此后就成为FBI为爱因斯坦建立的秘密监控档案的开头16页。而FBI后来对爱因斯坦及与他往来人物的监控行动，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简直太像好莱坞匪警片中的老套情节了。
爱因斯坦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一生当然与许多名人有书信往来，但是这些信件中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他致罗斯福总统的两封信。1939年8月2日的信是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Leo Szilard）为他起草的，信中指出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并对纳粹德国可能率先造出这种超级炸弹提出了警告。由于感到总统迟迟没有采取有力行动，爱因斯坦在次年3月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到1941年，美国政府终于决定抢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
这项秘密计划当然需要顶尖科学家的参与，在最初提出的31位科学家名单中包括了爱因斯坦，但是负责对这些科学家进行“政审”的陆军情报署求助于FBI，结果FBI提交了这样的结论：“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的激进背景，本局不推荐雇佣他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除非经过极其审慎的调查。因为像他这样背景的人，似乎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忠贞的美国公民。”于是爱因斯坦竟被排除在本来是发端于他本人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的“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政审”未能通过的情形，从来没有向他本人告知过。不过以爱因斯坦的智慧，他很快也就心知肚明了。所以当“曼哈顿计划”的负责官员后来请他担任“顾问”时，他一口拒绝了。
与陆军方面对爱因斯坦缺乏信任不同，美国海军却愿意信任爱因斯坦。1943年，爱因斯坦担任了海军潜艇作战和烈性炸药方面的科学顾问。他对于这项工作相当高兴，有时还会向朋友夸耀。当然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他的这项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
非常荒诞的是，在二战结束后，对爱因斯坦的严密监控反而进一步展开了。FBI的一些低级特工们，一直将爱因斯坦视为可能向国外泄露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嫌疑人（特别是爱因斯坦担任“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主席之后），因为他们的首领——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并未告诉那些属下，他早已成功地将爱因斯坦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了，爱因斯坦其实无密可泄。
政治这一潭污水啊
爱因斯坦虽然无密可泄，胡佛却依然不肯放过他。
据说这与胡佛和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A. Eleanor Roosevelt）相互之间的极度恶感有关。埃莉诺曾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培植美国的盖世太保，这让我害怕。”而胡佛则曾对副手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吗？因为上帝造出了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女人。”
1950年2月12日，埃莉诺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今夕与罗斯福夫人对谈》邀请爱因斯坦作为嘉宾，爱因斯坦在节目中警告公众说：氢弹这样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第二天胡佛就下令强力展开清算爱因斯坦的行动。这一阶段行动的主题，是要证实爱因斯坦是共产党间谍。
当时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许多知名人物被怀疑或指控为共产党。偏偏爱因斯坦有点左倾，有时会公开为被指控的人士辩护。在FBI整的爱因斯坦“黑材料”中，爱因斯坦至少和33个“反动组织”（有时就被称为“共产党组织”）有着种种关联，比如担任荣誉会长、代言人、担保人、赞助人、文件的联名签署人等等。于是FBI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甚至胡编乱造的所谓“线索”，在美国和欧洲到处调查，虚耗了美国纳税人不知多少金钱，最终却一无所获。
另一条针对爱因斯坦的“战线”，是美国移民局在1950年开辟的。移民局也求助于FBI，要求帮助收集证据，目的竟是要撤销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身份，并将他逐出美国！这一请求当然正中胡佛下怀，FBI全力配合。这条“战线”上的荒诞故事，和“爱因斯坦间谍案”正相伯仲，最终也一无所获。
爱因斯坦晚年在美国和全世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声誉，这确实是事实；他在普林斯顿享受着类似“奥林比斯山上的诸神”那样的尊崇，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的背后，FBI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小人，一直在暗中纠缠着爱因斯坦。直到1955年爱因斯坦因病逝世，对他的监控活动才告结束。
这不完全是因为爱因斯坦人已去世不会再当间谍（间谍案可以在人死后继续深挖），也和麦卡锡主义恰好在此时退潮有关（1954年12月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还因为持续多年的监控活动实在挖不出爱因斯坦任何对美国不“忠贞”的证据，胡佛自己也已经气馁。从解密档案来看，他在爱因斯坦去世前夕已经打算结束这项徒劳无功的监控计划了。
胡佛从1924年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近半个世纪，经历八位美国总统，直至他1972年死去，无人敢撤换他。
传记中的牛顿：从科学家到炼金术士
关于牛顿的传记，大致上，中国公众先读到有“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之类小儿科故事的普及版，再读到科学主义的励志版——将牛顿描绘成一个为科学献身的圣人，他为了研究科学，连自己吃没吃过饭也会搞不清楚（和陈景润走路撞在树上还说“对不起”异曲同工）。直到20年前，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I. B. Cohen）为《科学家传记辞典》写的牛顿大条目被译成中文，中国公众才有可能了解到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牛顿形象。然而那本定价的《牛顿传》小册子（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太不起眼了，很少有人注意。
在国外，从牛顿去世的1727年就开始有牛顿传记了。不过在牛顿去世当年发表的《伊萨克?牛顿爵士颂词》，却是由法国人写的，作者是法国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外甥丰特奈尔（Fontenelle）。牛顿1699年入选法国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而丰氏因为担任科学院的常任秘书，职责所在，写了这篇颂词。顾名思义，这种带有官样文章性质的传记，当然是隐恶扬善称颂功德的——想想我们现今追悼会上念的悼词就知道了。
牛顿去世后十年左右，出现了伯奇（T. Birch）写的《牛顿传》，也是为一种辞典写的大条目。其中引用了丰氏颂词中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传记是司徒克雷（W.Stukeley）的《伊萨克?牛顿爵士生平怀思录》（Memoirs of Sir Isaac Newton’s Life），写于1752年，但直到1936年才得以出版。此人是牛顿的忘年之交，晚年与牛顿过从甚密，因为是基于亲身经历而写成的关于牛顿的回忆录，所以在牛顿的早期传记中不能不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作者是牛顿的崇拜者，他将牛顿描绘成一个半人半神、完美无缺的不朽圣人，细读整个传记，却并无重要的见解和资料。
18、19世纪，对于牛顿的造神运动一直在进行着。牛顿被塑造成科学理性的化身。当晚清牛顿开始被介绍给中国公众时（牛顿的有些工作在清代《历象考成后编》中已经被采纳，但那不会进入公众视野），他作为科学理性化身的形象已经牢不可破。在国内的励志版牛顿传记中，即使提到他研究神学之类的事情，也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将这些说成是他“晚年滑入唯心主义泥潭”的表现。
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牛顿传记，即英国皇家工程兵退役中校德?维拉米尔（Richard de Villamil）写的《牛顿其人》（Newton: the Man）。一个退役中校写的牛顿传记会重要吗？可是这篇传记竟有爱因斯坦为之作序，而且序中说“德?维拉米尔中校应得到全世界物理学家的感谢和祝贺”！原因是，这位中校得了两件宝贝：牛顿的完整藏书清单和他身后所有财物的财产清单。
中校的两份清单告诉我们：牛顿遗下藏书1896册，还有一些小册子和笔记本。藏书中有许多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但是“如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宾塞等等的英国经典几乎是完全空白”。牛顿对诗歌没有兴趣，他曾转述他老师的见解：“诗歌是一种巧妙的废话”。藏书中有许多关于异国——包括中国——旅行的书，没有法国的诗歌和文学作品。牛顿生活俭朴，宅中器物一点也不豪华。牛顿缺乏审美趣味，他宅中除了一个别人为他雕的他本人的象牙头像之外，竟再无能让中校感到和“美”相关的器物了。牛顿不画画，不喜欢动物（这让人怀疑关于他为一大一小两只猫开了一大一小两个墙洞的故事是否真实），但喜欢玩西洋双陆棋……
这样往下写，越来越像今天小报上的明星八卦了，不如索性变本加厉，来谈谈牛顿的股票投资吧。今天对股票历史略有所知的人，无不听说过英国的“南海公司”股票，它被作为著名的“投机泡沫”载入史册，而牛顿恰恰参与了南海股票的炒作！维拉米尔中校对这件事情兴味盎然，他在传记中花费了喧宾夺主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南海股票的前世今生、牛顿的操作依据以及他对牛顿操作的盈亏评估，他的结论是：牛顿本来可以获利20000镑高位出货，但是他未能及时卖出，结果直到去世仍持着南海股票，此时他亏损约0镑。不过和许多人在南海股票上倾家荡产相比，牛顿的炒作成绩应该不算太坏，因为这点亏损对他来说无关大局——他晚年已成富人，每年收入都在2000镑以上，而且逐年递增，到去世那年已超过0镑。
更重要的牛顿传记出现在1942年，作者再次是一个外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凯恩斯当然是名流，然而他既不研究物理学，也不是历史学家，皇家学会却邀请他在牛顿诞生30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报告。
凯恩斯为什么有资格受此邀请？原来他也得了大宝贝——牛顿另有一箱手稿，晚年长期秘不示人，身后几经转辗，出现在拍卖场上，竟被凯恩斯竞拍买到，其中包括牛顿留下未曾刊行的大部分关于炼金术的手稿。凯恩斯在研读这些手稿的基础上，也写了一篇《牛顿其人》，其中大爆猛料，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牛顿年轻时就背叛了当时“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成为异端教派的信徒，他甚至写了反“三位一体”的小册子。“这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牛顿以极大的辛苦隐瞒了一生。……他至死没有吐露秘密。”
第二点更猛，凯恩斯指出牛顿根本就是一个巫师，一个极度热衷的炼金术士，而不是科学理性的化身。即使在写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日子里，他实验室中倒腾炼金术的火也很少熄灭。发现万有引力倒像是他搞炼金术的副产品。
二战使得纪念会推迟到1946年才得以举行，那时凯恩斯已经去世，他的报告由弟弟代为宣读。从牛顿晚年自己就开始培育起来的科学理性化身的形象，就此轰然倒塌。这就是为什么怀特（M. White）将他的牛顿传记取名《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Isaac Newton: the Last Sorcerer，1997年）的原因——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全面的中文牛顿传记。
| ISBN | 9787309099706 |
|---|---|
| 出版社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江晓原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