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杨明义访谈录》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田晓明，出生如皋，旅居苏州。心理学教授，任教于苏州大学，现任副校长。
目录
总序
留点念想
特稿
情系水乡，墨染江南
专访
水乡之子，性喜习画
“毛笔是我画画*好的老师”
全校绘画比赛一等奖
父母不教我画画，教我做人
《紫藤花开》：从师学习中国画
大串连：走一路，画一路
全方位接触工艺美术设计
新晋版画家
版画创作是业余爱好，从来没有成为职业
长江大桥桥栏设计与《韶山》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就没有人能来抢你的笔”
苏州版画廊和“姑苏之秋版画展”
新水墨画探索
师百家成一家
独特的绘画语言：水墨江南
画品即人品
因画结缘周庄
《近日楼散记》：深切的思念
美国十年：以东方的身份在西方
放下名利，重新开始
苦学西方绘画艺术
不打工，不画像，决不放弃艺术创作
“艺术家无法逃避政治”
水墨江南的海外传播
旅美十年画展
江南水乡，最深切的爱恋
我从苏州出去，我要回到苏州
“最容易放弃的是理想，幸亏我坚持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江南百桥图》：画不尽的江南
“杨明义回来了”
“我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苏州”
他人看他
褚铭：他是最用功的学生
王大明：他的水墨创作赢得了西方人的喜爱
殷华杰：当代江南水墨画第一人
凌子：他是我人生的导师
附录
墨梦江南（纪录片脚本）
杨明义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在以“科学主义”为主要特征且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推进下，人类灵魂的宁静家园渐渐被时尚、功利和浮躁无情地取代了，其固有的韧性和厚度正日益剥落而变得娇弱浅薄，人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也正逐步消失。在当今中国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征程中，“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等极其自然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学者，自然不应囿于自己的书斋而沉湎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应该为这一伟大的时代做点什么；作为一名现代大学管理者，则更应当拥有这样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
任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总是不乏高度的历史价值、使命意识和时代意义，文化研究也不例外。应该说，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缘起于自身经历的感悟和对本职工作的思考。近年来，我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国民总体素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我在惊诧之余，也就自然萌生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为何在异国他乡能够得以充分彰显，却在本土当下鲜有表达?2013年5月，我应邀赴台湾地区参加了“2013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台湾之行。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宝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交往中，我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台湾地区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从错落有致甚至有些凌乱的古老街景中“看到”了隐含于其背后的一种持守和一份尊重……于是，我又想起了本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全面汲取苏联“洋经”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文革”期间，中华民族更是经历了一场“浩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自不必多言。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华大地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却没有得到同步保留或弘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沦丧的现象。这便是海外之行给我留下的文化反思与心灵震撼!
带着这份反思和震撼，平日里喜欢琢磨的我便开始关注起“文化”及“文化研究”等问题了。从概念看，“文化”似乎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精准定义的名词。在纷繁的相关阐述中，不乏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处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决定了文化研究具有内容丰富性、方法多样性和评价复杂l生等特征。黑格尔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文化好似洋葱头，皮就是肉，肉就是皮，如果将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了肉。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梁漱溟语)，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我们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概念却被泛化或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从文化研究现状来看，我认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研究面临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挑战和挤压；二是文化研究多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分析、概念思辨，而缺少务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今时代，被称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被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即便是充满理性色彩、拥有批判精神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但在严酷的现实语境中，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谓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技术范式来实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和研究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成果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和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视文化为“软”科学的看法。这无疑造成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尴尬。
从未“离开”过校门的我，此时自然更加关注身陷这一“困境”和“尴尬”漩涡中的大学。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探索新知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她不仅运用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知识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高级人才培养，而且还直接担当着发展、创造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责任。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在学理上看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或手段。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就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另一方面，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深层的、本质的内涵。那么，有人会问，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为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如果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那么，大学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文化的“抢救”、“保护”和“挖掘”；这是现代大学校长应具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责任感。言及大学文化，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习惯地联想起“校园文化”，显然这是对大学本质的误解甚至曲解。“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不是简单的文字变换游戏，个中其实蕴含着本质的差异。面对“文化”这一容易接受却又难以理解的概念，人们总是无法清晰明快地表达“文化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或可以相对轻松地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没有文化”或“什么是文化缺失”等问题了。大学文化，在于她的课上和课下，在于她的历史与现实，她的一楼一宇、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她可能是大学制度文化的表达，可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也可能是大学物质文化的呈现。具体而言，校微、校旗、校训等标识的设计与使用是文化校园建设的体现，而创建大学博物馆、书画院、名人雕塑等，则无疑是大学文化名片的塑造。我曾主持大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这一令我“痛并快乐”的工作，让我感慨万千!面对这一靓丽的大学文化名片，我似乎应该感到一种欣慰、自豪和骄傲!然而，在经历这一“痛并快乐”的过程之后，我却拥有了另一番感受：在大学博物馆所展示的一份份或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面前，真正拥有高度文化自觉或自信的大学管理者，其内心深处所感到的其实并不是浅薄的欣慰和自豪，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苦苦的焦虑和淡淡的无奈!我无意责怪或埋怨我们的前人，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责怪、埋怨，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落实、来实现，从而给后人多留下一点点念想，少留下同样的遗憾。
这不是故作矫情，也不是无病呻吟，只有亲身经历者，方能拥有如此宝贵的紧迫感!这种深怀忧虑的紧迫感，实在是源于更深的文化理解!确实，文化的功能不仅在于“守望”，更在于“引领”，这种引领既是对传统精华的执着坚守、对现实不足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又不失理性的憧憬。换言之，文化的引领功能不仅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也意味着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尽管本人并没有宏阔博大的思想境界，济世经国的理想抱负，腾天潜渊的百炼雄才，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始终拥有一种朴实而执着的想法：人生在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成点什么”；如是，方能“仰俯无愧天地，环顾不负亲友”。然而，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任何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而言，“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当下社会，“文化校园建设”则更是“自找苦吃”!
人生有趣的是，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臭味相投”的“自找苦吃”者，与你同行!一年前，我兼任艺术学院院长。在一次闲聊中，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这一久埋心底的想法，便随即获得了马中红、陈霖两位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东吴名家》(百人系列)的宏远写作计划便诞生了!
也许是闲聊场景的诱发，如此宏远计划的启动便从艺术学院“起步”了!其实，选定艺术学院作为起始，我内心深处还有两点考量：一是“万事开头难”，既然事情缘起于我的主张和倡议，“从我做起”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事实上，我愿意也必须做一次“难人”；二是我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希望各个学院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抢救”、“保护”和“挖掘”文化的行列!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但在纷繁的现实面前，这项工作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义务”或“兴趣”，因此，我不能有更多的硬性要求。于是，我想，作为艺术学院院长，我可以选择“从我做起”，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可能比苍白的语言或“行政命令”更为有力、更富成效。
当然，最终选择艺术学院作为《东吴名家》开端的根本想法，还是来自我们团队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在我们古老的汉字中，“藝”字包含了亲近土地、培育植物、腾云而出的意思。这也昭示了艺术的本性：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或许也正因为艺术这样的本性，人们对艺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偏离的情形：艺术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致习焉不察；艺术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致望尘莫及。此时，听一听艺术家们的故事，或许会对艺术本身能够拥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开篇中有云：“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各种艺术作品的背后，站立着她们的创造者，面对或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倾听创造她的艺术家，并与艺术家展开对话。这样的倾听与对话超越时空，激发想象，造就了艺术的不朽与神奇。也正是这种不朽与神奇，催生了《东吴名家》的艺术家系列。
最先“接近”的五位艺术家大家都不陌生：杭鸣时先生，被誉为“当今粉画巨子”，以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粉画的艺术价值；杨明义先生，浸淫于江南文化传统，将西方透视和景别融进水墨尺幅，开创出水墨江南的新绘画空间；梁君午先生，早年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古老中国的艺术真谛，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张朋川先生，怀抱画家的梦想，走出跨界之路，在美术考古工作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填补了多项空白；华人德先生，道法自然，守望传统，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书学研究，都臻于至境。五位大师的成就举世瞩目，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宏气度和博大格局。
五位艺术家因缘际会先后来到已逾百年的东吴学府，各自不同的艺术道路在苏州大学有了交集和交融，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他们带来的是各自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无比珍惜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系列”的写作与制作也可谓一次艺术的“收藏”行动。
“收藏”行动将继续进行，随着“同行者”的不断加盟，《东吴名家》(百人系列)将在不远的将来“梦想成真”!为了这一美好梦想，为了我们的历史担当，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念想、少留点遗憾，让我们携起手来……
后记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艺术心怀景仰，爱逛博物馆，爱看艺术展。但日常生活中，与艺术家打交道却甚少，偶有，也仅限于不痛不痒的点头和寒暄，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蓄须留发，放浪形骸，邋里邋遢，这一辈子也无须打交道的。这种感觉因本书的写作而改变，因我真正地走近艺术家而改变。
当田晓明副校长将“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的创意和策划交给我负责的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团队来落实时，我和我的团队感到很骄傲，因为，为五位与苏州大学有缘的艺术家做艺术和人生的全面纪录，将给苏州大学浑厚深邃的文化增添一抹新鲜的亮色，书写一页动人的篇章!当然，我更清楚，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除了热情，还需要怎样的艰苦努力!从资料准备，采访，摄录，书写，到编辑，所有这些环节，无一不需要一丝不苟，无一不需要训练有素。压力之下，是潜力的释放。现在，我和我的团队交出全部书稿，完成纪录片制作，终于可以说一声：我们尽力了。
除此之外，落到我头上的任务是做杨明义先生的访谈，理由很简单，他是苏州人，讲一口苏州普通话，团队中唯有我听得真切。与此同时杨明义先生写自己艺术人生的文章写得很多很好，他人评论他人生艺术的文章也很多很好。多就是难，难在超越。但无论如何，同为苏州人，我是欣然接受的。后来的事实表明，对苏州的热爱是我们得以顺利进行访谈的基础，是心领神会的纽带，也是我理解杨明义先生墨梦江南的人生和艺术的最好起点。在最初的准备过程中，我收集了杨明义先生出版的全部书画作品集，他撰写的《近日楼散记》，他在雅昌网上开设的博客，他编著的《水墨水乡》《水墨之旅》《江南百桥图》，等等，也阅读了中国当代众多艺术家与杨明义先生的书信往来。因此，当我第一次北上进行访谈时，杨明义先生在我心中已经是鲜活的、丰富的，及至见到他时，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我们的访谈在北京和苏州两地进行，前后五次，最长的访谈进行了三整天，聊开去了，常常忘了吃饭。书稿结束后，杨明义先生又打印成册，对事实进行了审核。为此，我首先要感谢的人是杨明义先生，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坦诚。结束所有访谈那次，杨明义先生用一句苏州话表达了他的心情，他说：“我怎么会把肚肠旮旯里的事情都跟你讲了呢?!”事实上，在漫长的访谈中，真诚面对过往，真诚面对内心是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杨明义先生的朋友沈嘉裕先生为我们做了引荐，并亲自陪同我们去北京杨家做了第一次访谈。杨明义先生的夫人凌子，热情干练，为我们的访谈和拍摄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并协助杨明义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图片资料。接受我们采访的褚铭先生是冒着七月的酷暑依约前来的，王大明教授和殷华杰先生是我们从一个晚宴上拦截下来的。显然，没有他们的相助，本书的访谈内容很难丰富起来。无论是去北京，还是在苏州，跟随我拍摄的学生袁源、武玲珑、俞欢都是自己扛着拎着摄像器材，不畏旅途艰辛。他们在拍摄中学习，学习技术，学习做人，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看着他们的成长，我一边欣喜，一边感动。几十个小时的访谈录音由闻亦柳同学转换成文字，令人惊讶的是我当天给她，第二天文字记录稿就会出现在我的邮箱，我常常忍不住为她的负责和速度点赞。鲍鲳、顾亦周、姜红、刘浏这几位主创人员，我们经常彼此相互鼓励，相互帮助，还有陈德月、钱毓蓓、刘勇然几位同学，积极地投入到书稿和纪录片的讨论中，不断贡献她们鲜活的想法。
除了这本《杨明义访谈录》外，还有一部名为《墨梦江南》的纪录片，我创作了纪录片的脚本。我要感谢的是我的两位同事——陈霖教授和杜志红副教授。陈霖教授不仅负责文稿的整体风格把关，还对访谈和纪录片脚本的文稿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杜志红副教授负责纪录片编导、拍摄和后期制作工作，还贡献了他的“剪片秘籍”，用来指导研究生将片子做得更好。苏州大学出版社的薛华强先生是这套丛书的直接负责人，他协助我们处理了全部的编务工作，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帮助。本书还得到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专项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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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王己千的寓所名称是“溪岸草堂”，来源于五代董源的《溪岸图》。《溪岸图》原来是徐悲鸿的藏匣，张大千用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换得。1953年，张大千想出卖这幅画，经过反复考虑，王己千用12张近代画作去换了回来。在他的收藏中，传世孤品为数不少，《朝元仙仗图》（绢本墨笔）是北宋时期人物画家武宗元的唯 一传世之作，是标准的北宋高头大本卷，保存完整，墨线勾勒，略加淡墨薄染，现在想起来好像就在眼前。还有一套宋代马远画的12张山水精品册页，他刚从苏富比拍卖行拍到就拿给我欣赏。零距离欣赏到了宋元明清历代大家的真迹，比如郭熙、董源、巨然、马远、刘松年、赵子昂、倪云林、文徵明、唐伯虎、徐青藤等，不计其数，这在别处是看不到的。袁运甫老师说过，王己千那儿的东西，除了杨明义，中国还没有一个画家能饱览十多年之久。
《杨明义访谈录》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田晓明，出生如皋，旅居苏州。心理学教授，任教于苏州大学，现任副校长。
目录
总序
留点念想
特稿
情系水乡，墨染江南
专访
水乡之子，性喜习画
“毛笔是我画画*好的老师”
全校绘画比赛一等奖
父母不教我画画，教我做人
《紫藤花开》：从师学习中国画
大串连：走一路，画一路
全方位接触工艺美术设计
新晋版画家
版画创作是业余爱好，从来没有成为职业
长江大桥桥栏设计与《韶山》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就没有人能来抢你的笔”
苏州版画廊和“姑苏之秋版画展”
新水墨画探索
师百家成一家
独特的绘画语言：水墨江南
画品即人品
因画结缘周庄
《近日楼散记》：深切的思念
美国十年：以东方的身份在西方
放下名利，重新开始
苦学西方绘画艺术
不打工，不画像，决不放弃艺术创作
“艺术家无法逃避政治”
水墨江南的海外传播
旅美十年画展
江南水乡，最深切的爱恋
我从苏州出去，我要回到苏州
“最容易放弃的是理想，幸亏我坚持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江南百桥图》：画不尽的江南
“杨明义回来了”
“我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苏州”
他人看他
褚铭：他是最用功的学生
王大明：他的水墨创作赢得了西方人的喜爱
殷华杰：当代江南水墨画第一人
凌子：他是我人生的导师
附录
墨梦江南（纪录片脚本）
杨明义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在以“科学主义”为主要特征且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推进下，人类灵魂的宁静家园渐渐被时尚、功利和浮躁无情地取代了，其固有的韧性和厚度正日益剥落而变得娇弱浅薄，人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也正逐步消失。在当今中国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征程中，“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等极其自然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学者，自然不应囿于自己的书斋而沉湎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应该为这一伟大的时代做点什么；作为一名现代大学管理者，则更应当拥有这样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
任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总是不乏高度的历史价值、使命意识和时代意义，文化研究也不例外。应该说，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缘起于自身经历的感悟和对本职工作的思考。近年来，我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国民总体素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我在惊诧之余，也就自然萌生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为何在异国他乡能够得以充分彰显，却在本土当下鲜有表达?2013年5月，我应邀赴台湾地区参加了“2013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台湾之行。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宝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交往中，我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台湾地区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从错落有致甚至有些凌乱的古老街景中“看到”了隐含于其背后的一种持守和一份尊重……于是，我又想起了本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全面汲取苏联“洋经”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文革”期间，中华民族更是经历了一场“浩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自不必多言。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华大地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却没有得到同步保留或弘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沦丧的现象。这便是海外之行给我留下的文化反思与心灵震撼!
带着这份反思和震撼，平日里喜欢琢磨的我便开始关注起“文化”及“文化研究”等问题了。从概念看，“文化”似乎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精准定义的名词。在纷繁的相关阐述中，不乏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处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决定了文化研究具有内容丰富性、方法多样性和评价复杂l生等特征。黑格尔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文化好似洋葱头，皮就是肉，肉就是皮，如果将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了肉。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梁漱溟语)，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我们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概念却被泛化或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从文化研究现状来看，我认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研究面临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挑战和挤压；二是文化研究多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分析、概念思辨，而缺少务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今时代，被称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被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即便是充满理性色彩、拥有批判精神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但在严酷的现实语境中，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谓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技术范式来实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和研究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成果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和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视文化为“软”科学的看法。这无疑造成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尴尬。
从未“离开”过校门的我，此时自然更加关注身陷这一“困境”和“尴尬”漩涡中的大学。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探索新知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她不仅运用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知识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高级人才培养，而且还直接担当着发展、创造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责任。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在学理上看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或手段。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就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另一方面，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深层的、本质的内涵。那么，有人会问，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为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如果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那么，大学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文化的“抢救”、“保护”和“挖掘”；这是现代大学校长应具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责任感。言及大学文化，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习惯地联想起“校园文化”，显然这是对大学本质的误解甚至曲解。“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不是简单的文字变换游戏，个中其实蕴含着本质的差异。面对“文化”这一容易接受却又难以理解的概念，人们总是无法清晰明快地表达“文化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或可以相对轻松地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没有文化”或“什么是文化缺失”等问题了。大学文化，在于她的课上和课下，在于她的历史与现实，她的一楼一宇、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她可能是大学制度文化的表达，可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也可能是大学物质文化的呈现。具体而言，校微、校旗、校训等标识的设计与使用是文化校园建设的体现，而创建大学博物馆、书画院、名人雕塑等，则无疑是大学文化名片的塑造。我曾主持大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这一令我“痛并快乐”的工作，让我感慨万千!面对这一靓丽的大学文化名片，我似乎应该感到一种欣慰、自豪和骄傲!然而，在经历这一“痛并快乐”的过程之后，我却拥有了另一番感受：在大学博物馆所展示的一份份或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面前，真正拥有高度文化自觉或自信的大学管理者，其内心深处所感到的其实并不是浅薄的欣慰和自豪，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苦苦的焦虑和淡淡的无奈!我无意责怪或埋怨我们的前人，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责怪、埋怨，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落实、来实现，从而给后人多留下一点点念想，少留下同样的遗憾。
这不是故作矫情，也不是无病呻吟，只有亲身经历者，方能拥有如此宝贵的紧迫感!这种深怀忧虑的紧迫感，实在是源于更深的文化理解!确实，文化的功能不仅在于“守望”，更在于“引领”，这种引领既是对传统精华的执着坚守、对现实不足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又不失理性的憧憬。换言之，文化的引领功能不仅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也意味着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尽管本人并没有宏阔博大的思想境界，济世经国的理想抱负，腾天潜渊的百炼雄才，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始终拥有一种朴实而执着的想法：人生在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成点什么”；如是，方能“仰俯无愧天地，环顾不负亲友”。然而，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任何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而言，“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当下社会，“文化校园建设”则更是“自找苦吃”!
人生有趣的是，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臭味相投”的“自找苦吃”者，与你同行!一年前，我兼任艺术学院院长。在一次闲聊中，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这一久埋心底的想法，便随即获得了马中红、陈霖两位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东吴名家》(百人系列)的宏远写作计划便诞生了!
也许是闲聊场景的诱发，如此宏远计划的启动便从艺术学院“起步”了!其实，选定艺术学院作为起始，我内心深处还有两点考量：一是“万事开头难”，既然事情缘起于我的主张和倡议，“从我做起”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事实上，我愿意也必须做一次“难人”；二是我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希望各个学院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抢救”、“保护”和“挖掘”文化的行列!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但在纷繁的现实面前，这项工作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义务”或“兴趣”，因此，我不能有更多的硬性要求。于是，我想，作为艺术学院院长，我可以选择“从我做起”，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可能比苍白的语言或“行政命令”更为有力、更富成效。
当然，最终选择艺术学院作为《东吴名家》开端的根本想法，还是来自我们团队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在我们古老的汉字中，“藝”字包含了亲近土地、培育植物、腾云而出的意思。这也昭示了艺术的本性：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或许也正因为艺术这样的本性，人们对艺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偏离的情形：艺术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致习焉不察；艺术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致望尘莫及。此时，听一听艺术家们的故事，或许会对艺术本身能够拥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开篇中有云：“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各种艺术作品的背后，站立着她们的创造者，面对或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倾听创造她的艺术家，并与艺术家展开对话。这样的倾听与对话超越时空，激发想象，造就了艺术的不朽与神奇。也正是这种不朽与神奇，催生了《东吴名家》的艺术家系列。
最先“接近”的五位艺术家大家都不陌生：杭鸣时先生，被誉为“当今粉画巨子”，以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粉画的艺术价值；杨明义先生，浸淫于江南文化传统，将西方透视和景别融进水墨尺幅，开创出水墨江南的新绘画空间；梁君午先生，早年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古老中国的艺术真谛，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张朋川先生，怀抱画家的梦想，走出跨界之路，在美术考古工作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填补了多项空白；华人德先生，道法自然，守望传统，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书学研究，都臻于至境。五位大师的成就举世瞩目，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宏气度和博大格局。
五位艺术家因缘际会先后来到已逾百年的东吴学府，各自不同的艺术道路在苏州大学有了交集和交融，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他们带来的是各自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无比珍惜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系列”的写作与制作也可谓一次艺术的“收藏”行动。
“收藏”行动将继续进行，随着“同行者”的不断加盟，《东吴名家》(百人系列)将在不远的将来“梦想成真”!为了这一美好梦想，为了我们的历史担当，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念想、少留点遗憾，让我们携起手来……
后记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艺术心怀景仰，爱逛博物馆，爱看艺术展。但日常生活中，与艺术家打交道却甚少，偶有，也仅限于不痛不痒的点头和寒暄，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蓄须留发，放浪形骸，邋里邋遢，这一辈子也无须打交道的。这种感觉因本书的写作而改变，因我真正地走近艺术家而改变。
当田晓明副校长将“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的创意和策划交给我负责的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团队来落实时，我和我的团队感到很骄傲，因为，为五位与苏州大学有缘的艺术家做艺术和人生的全面纪录，将给苏州大学浑厚深邃的文化增添一抹新鲜的亮色，书写一页动人的篇章!当然，我更清楚，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除了热情，还需要怎样的艰苦努力!从资料准备，采访，摄录，书写，到编辑，所有这些环节，无一不需要一丝不苟，无一不需要训练有素。压力之下，是潜力的释放。现在，我和我的团队交出全部书稿，完成纪录片制作，终于可以说一声：我们尽力了。
除此之外，落到我头上的任务是做杨明义先生的访谈，理由很简单，他是苏州人，讲一口苏州普通话，团队中唯有我听得真切。与此同时杨明义先生写自己艺术人生的文章写得很多很好，他人评论他人生艺术的文章也很多很好。多就是难，难在超越。但无论如何，同为苏州人，我是欣然接受的。后来的事实表明，对苏州的热爱是我们得以顺利进行访谈的基础，是心领神会的纽带，也是我理解杨明义先生墨梦江南的人生和艺术的最好起点。在最初的准备过程中，我收集了杨明义先生出版的全部书画作品集，他撰写的《近日楼散记》，他在雅昌网上开设的博客，他编著的《水墨水乡》《水墨之旅》《江南百桥图》，等等，也阅读了中国当代众多艺术家与杨明义先生的书信往来。因此，当我第一次北上进行访谈时，杨明义先生在我心中已经是鲜活的、丰富的，及至见到他时，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我们的访谈在北京和苏州两地进行，前后五次，最长的访谈进行了三整天，聊开去了，常常忘了吃饭。书稿结束后，杨明义先生又打印成册，对事实进行了审核。为此，我首先要感谢的人是杨明义先生，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坦诚。结束所有访谈那次，杨明义先生用一句苏州话表达了他的心情，他说：“我怎么会把肚肠旮旯里的事情都跟你讲了呢?!”事实上，在漫长的访谈中，真诚面对过往，真诚面对内心是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杨明义先生的朋友沈嘉裕先生为我们做了引荐，并亲自陪同我们去北京杨家做了第一次访谈。杨明义先生的夫人凌子，热情干练，为我们的访谈和拍摄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并协助杨明义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图片资料。接受我们采访的褚铭先生是冒着七月的酷暑依约前来的，王大明教授和殷华杰先生是我们从一个晚宴上拦截下来的。显然，没有他们的相助，本书的访谈内容很难丰富起来。无论是去北京，还是在苏州，跟随我拍摄的学生袁源、武玲珑、俞欢都是自己扛着拎着摄像器材，不畏旅途艰辛。他们在拍摄中学习，学习技术，学习做人，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看着他们的成长，我一边欣喜，一边感动。几十个小时的访谈录音由闻亦柳同学转换成文字，令人惊讶的是我当天给她，第二天文字记录稿就会出现在我的邮箱，我常常忍不住为她的负责和速度点赞。鲍鲳、顾亦周、姜红、刘浏这几位主创人员，我们经常彼此相互鼓励，相互帮助，还有陈德月、钱毓蓓、刘勇然几位同学，积极地投入到书稿和纪录片的讨论中，不断贡献她们鲜活的想法。
除了这本《杨明义访谈录》外，还有一部名为《墨梦江南》的纪录片，我创作了纪录片的脚本。我要感谢的是我的两位同事——陈霖教授和杜志红副教授。陈霖教授不仅负责文稿的整体风格把关，还对访谈和纪录片脚本的文稿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杜志红副教授负责纪录片编导、拍摄和后期制作工作，还贡献了他的“剪片秘籍”，用来指导研究生将片子做得更好。苏州大学出版社的薛华强先生是这套丛书的直接负责人，他协助我们处理了全部的编务工作，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帮助。本书还得到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专项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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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王己千的寓所名称是“溪岸草堂”，来源于五代董源的《溪岸图》。《溪岸图》原来是徐悲鸿的藏匣，张大千用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换得。1953年，张大千想出卖这幅画，经过反复考虑，王己千用12张近代画作去换了回来。在他的收藏中，传世孤品为数不少，《朝元仙仗图》（绢本墨笔）是北宋时期人物画家武宗元的唯 一传世之作，是标准的北宋高头大本卷，保存完整，墨线勾勒，略加淡墨薄染，现在想起来好像就在眼前。还有一套宋代马远画的12张山水精品册页，他刚从苏富比拍卖行拍到就拿给我欣赏。零距离欣赏到了宋元明清历代大家的真迹，比如郭熙、董源、巨然、马远、刘松年、赵子昂、倪云林、文徵明、唐伯虎、徐青藤等，不计其数，这在别处是看不到的。袁运甫老师说过，王己千那儿的东西，除了杨明义，中国还没有一个画家能饱览十多年之久。
| ISBN | 9787567213302 |
|---|---|
| 出版社 | 苏州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马中红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