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人类学学刊》系中国人类学南方重镇、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创办的一份学术集刊，内容主要刊发有关文化人类学的专题论文及书评，包括田野民族志、前沿理论思考等。厦门大学人类学科在国内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国内zui早创办人类学的高校之一，目前，中国人类学学会挂靠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在1980年代创办了《人类学论丛》，但一直属于间断出版，现重命名为《人类学学刊》由商务印书馆定期连续出版。
作者简介
张先清，男，福建省永安市人，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目前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华南民间文化、民族学理论及南方民族史方面的研究。
目录
专题论文·中国与世界：空间流动的人类学研究
“文化东南”：海外华人的跨国社会实践与地方文化的再生产
在流动中建构田野点——基于中国内地与香港跨境家庭田野研究的反思
在华非洲人的居留和身份困境——一个跨国移民研究框架下的解读
社会与文化
可以折叠的制度和能够拼接的图像——从闽台民间宗亲活动看宗法制度
迈向影视人类学的新方向：民族志电影的未来
芹晟乡村的“供亭”——关于越南南部京族供亭仪式的民族志研究
田野报告与札记
云南金平县普洱寨田野见闻散论
科学之美：幽明探索和思想蒸发
民族志中的时间测量与时间感——对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研究的延伸思考
英文特稿
Modeling Musical Healing： Symbols and Senses in Thailand， Australia，and India
书评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评介
Government of Paper评介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四、裂变与垒加：时间感及其社会表达
努尔人对日常时间的估算，最为重要的就是时空参照点的选择。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论及季节对当地人的不可或缺性，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努尔人关于季节的概念实际上源自于社会活动，而不是来自于气候的变化。虽然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努尔人还观察其他天体的运动、风的方向与强弱以及一些鸟类的迁移，但他们并不以此来调节自己的活动，也不用它们作为季节性时间估算的参照点。事实上，努尔人界定季节特征就是那些控制着人们迁移活动的要素：水、植被、鱼的洄游等，而这些标志物都是十分明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识就是“牛”，而这一点也为后续的人类学家们不断加以重视。埃文斯—普理查德观察发现，除了一些最常见的术语之外，很少有人会用到那些描述日常例行活动的表达方式，对于努尔人而言，他们每天的计时钟表就是“牛钟表”，即放牧任务的轮回次数，努尔人通常用养牛和牧牛的不同活动时刻，来把日常事件协调在一起，同时，正是牛的需要以及食物供应的变化，使得生态节奏得以转变为一年的社会节奏，而雨季高峰和旱季高峰生活模式的对照，则为时间的估算提供了概念的“标杆”。当然，这种时间标杆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计量标准，相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也正因如此，身处工业文明社会之中的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表达了殷羡之情，他说：“由于没有任何各种活动所必须要遵从的自主性参照点，于是各种事件都遵循着一种逻辑顺序，但它们并不受一种抽象系统的控制。努尔人是幸运的。”实际上，幸运的不仅是埃文斯—普理查德笔下的努尔人，年鉴史学家们在对中世纪的书写时，就已经强调“体验的时间”了。
费弗尔早就观察到，若以我们的标准衡量，16世纪的时空概念极不精确。“拉伯雷是哪年出生的？他一无所知”，而这在当时也不足为怪。毕竟“测量的时间”亦即时钟的时间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那些依靠自然的“体验的时间”才是重要的。在时间的测量上，16世纪的人们还通常满足于农民的方式——通过太阳来判断白天，通过鸡鸣来判断夜晚的结束。当时几乎没有真正的时钟，大部分的时钟都是公用的。这些时钟是一些兼顾的简陋的机器，一天24小时要上很多次发条，但自14世纪末起，城市的档案中就很少有详细记载“管理时钟”的人，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至于个人，除了皇室之外，极少有人能拥有“计时的时钟”，甚至一个普通百姓能有一枚水漏而不是沙漏计时器的话，就会引以为傲了。费弗尔认为，这就是小农社会的惯例。要是时钟不响，农民就不知道确切的时间，要不然他们就把时辰与动植物、某些鸟类的归巢与歌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费弗尔笔下的中世纪时间，到处都是想象、不鲜明与不正确。这样做的人甚至不清楚他们自己确切的年龄。事实上，普罗大众都不在乎时间的精确与否。在费弗尔所考察的整个16世纪，经验的时间与测量的时间之争，前者始终占据上风。
《人类学学刊》系中国人类学南方重镇、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创办的一份学术集刊，内容主要刊发有关文化人类学的专题论文及书评，包括田野民族志、前沿理论思考等。厦门大学人类学科在国内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国内zui早创办人类学的高校之一，目前，中国人类学学会挂靠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在1980年代创办了《人类学论丛》，但一直属于间断出版，现重命名为《人类学学刊》由商务印书馆定期连续出版。
作者简介
张先清，男，福建省永安市人，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目前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华南民间文化、民族学理论及南方民族史方面的研究。
目录
专题论文·中国与世界：空间流动的人类学研究
“文化东南”：海外华人的跨国社会实践与地方文化的再生产
在流动中建构田野点——基于中国内地与香港跨境家庭田野研究的反思
在华非洲人的居留和身份困境——一个跨国移民研究框架下的解读
社会与文化
可以折叠的制度和能够拼接的图像——从闽台民间宗亲活动看宗法制度
迈向影视人类学的新方向：民族志电影的未来
芹晟乡村的“供亭”——关于越南南部京族供亭仪式的民族志研究
田野报告与札记
云南金平县普洱寨田野见闻散论
科学之美：幽明探索和思想蒸发
民族志中的时间测量与时间感——对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研究的延伸思考
英文特稿
Modeling Musical Healing： Symbols and Senses in Thailand， Australia，and India
书评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评介
Government of Paper评介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四、裂变与垒加：时间感及其社会表达
努尔人对日常时间的估算，最为重要的就是时空参照点的选择。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论及季节对当地人的不可或缺性，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努尔人关于季节的概念实际上源自于社会活动，而不是来自于气候的变化。虽然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努尔人还观察其他天体的运动、风的方向与强弱以及一些鸟类的迁移，但他们并不以此来调节自己的活动，也不用它们作为季节性时间估算的参照点。事实上，努尔人界定季节特征就是那些控制着人们迁移活动的要素：水、植被、鱼的洄游等，而这些标志物都是十分明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识就是“牛”，而这一点也为后续的人类学家们不断加以重视。埃文斯—普理查德观察发现，除了一些最常见的术语之外，很少有人会用到那些描述日常例行活动的表达方式，对于努尔人而言，他们每天的计时钟表就是“牛钟表”，即放牧任务的轮回次数，努尔人通常用养牛和牧牛的不同活动时刻，来把日常事件协调在一起，同时，正是牛的需要以及食物供应的变化，使得生态节奏得以转变为一年的社会节奏，而雨季高峰和旱季高峰生活模式的对照，则为时间的估算提供了概念的“标杆”。当然，这种时间标杆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计量标准，相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也正因如此，身处工业文明社会之中的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表达了殷羡之情，他说：“由于没有任何各种活动所必须要遵从的自主性参照点，于是各种事件都遵循着一种逻辑顺序，但它们并不受一种抽象系统的控制。努尔人是幸运的。”实际上，幸运的不仅是埃文斯—普理查德笔下的努尔人，年鉴史学家们在对中世纪的书写时，就已经强调“体验的时间”了。
费弗尔早就观察到，若以我们的标准衡量，16世纪的时空概念极不精确。“拉伯雷是哪年出生的？他一无所知”，而这在当时也不足为怪。毕竟“测量的时间”亦即时钟的时间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那些依靠自然的“体验的时间”才是重要的。在时间的测量上，16世纪的人们还通常满足于农民的方式——通过太阳来判断白天，通过鸡鸣来判断夜晚的结束。当时几乎没有真正的时钟，大部分的时钟都是公用的。这些时钟是一些兼顾的简陋的机器，一天24小时要上很多次发条，但自14世纪末起，城市的档案中就很少有详细记载“管理时钟”的人，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至于个人，除了皇室之外，极少有人能拥有“计时的时钟”，甚至一个普通百姓能有一枚水漏而不是沙漏计时器的话，就会引以为傲了。费弗尔认为，这就是小农社会的惯例。要是时钟不响，农民就不知道确切的时间，要不然他们就把时辰与动植物、某些鸟类的归巢与歌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费弗尔笔下的中世纪时间，到处都是想象、不鲜明与不正确。这样做的人甚至不清楚他们自己确切的年龄。事实上，普罗大众都不在乎时间的精确与否。在费弗尔所考察的整个16世纪，经验的时间与测量的时间之争，前者始终占据上风。
| ISBN | 9787100129824,7100129826 |
|---|---|
| 出版社 | 商务印书馆 |
| 作者 | 张先清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