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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讨论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标准化模式、责任认定机制及专家参与问题，至于刑事责任的精确认定、民事上的定纷止争，以及行政违法的处罚，都处于过程的延长线上，是事故处理的结果，均不在本书的关注之列。本书研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推陈出新应该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
作者：余凌云
余凌云,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警察法学。著有《行政法讲义》《警察法讲义》《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行政契约论》《行政自由裁量论》《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等十多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以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等刊物发表论文九十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入选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五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等奖项。
目录
一、 引言
二、 比较视野下的纠纷解决
三、 标准化的管理模式
四、 警察的现场勘查
五、 责任认定
六、 开放的专家构成
七、 专业判断与法院的遵从
八、 结束语
附录1相关法规范
附录2相关案例
参考文献
序言
自序
我涉足道路交通立法已有时日，也积攒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想法。撰写本书，就是想把我在立法论证会上谈到的观点串起来，整理出来，使之更系统，更有说服力。当然，也是为了能够更有成效地影响实践。学问上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我向来反感，从不追崇。
先与李文彬，后和朱玉霞，我都曾很认真地筹划过，出一套部门行政法丛书。她们不含糊的首肯，也让我欣喜。只因我懒散惯了，拖延至今。去年获得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警察权研究”，已有的念头又萌动起来。我想，可以先从课题入手，遴选一批作品，然后，慢慢扩大到其他部门行政法领域。这套丛书应该是开放的，不忙贪多求快，要讲究品位，追求精细。就连丛书的装帧，我也一样要求雅致。
年岁慢慢大了，世事也渐渐看淡了，也可以放任性情，随心所欲，少讲一些人情世故，不计较一些利害得失。“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饮酒》），且看我能不能“堆”出一套有意思的书？朱玉霞建议，要不要为丛书写一个总序，我觉得太落俗套，免了吧。但还是要有一点交代，来龙去脉，也好让人知晓。
初稿完成之际，刘启川来电话为《政治与法律》约稿，组一期交通法的专稿，我挑出其中一章刊用了。之后，又将书中的其他部分陆续发表在《法学研究》《清华法学》上。施立栋、高刘阳、赵丽君帮助收集文献，并做法规范与案例的梳理。与廖峻、成锴等交警交谈，获益颇多，
在此一并致谢。
余凌云
2016年重阳于禧园
文摘
二、 比较视野下的纠纷解决
面对着道路日益拥堵，交通事故频发，法院门前排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候审案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迅速地解决纠纷，这是日美在几十年前就遇到过的。本书选用的介绍日美的英文文献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些。笔者也想寻些新近的文献，却寻而不得，这很耐人寻味。文献看似陈旧，但那时却是美日先后步入汽车时代，私家车猛增，事故频发，或许，那时的问题那时就集中讨论干净了？但在笔者看来，那时的讨论比近期的材料对于我们可能更有用。他们当初头疼的问题现在轮到了我们，回望他们当年步履，应对筹谋，对我们定有启发。
从有关文献看，美日的对策无非是，对已有诉讼制度进行改造，以适用形势需要。与此同时，适当地延展出诉讼外的解决机制，以及积极引入能收取促进效果的辅助机制，比如力推保险。但是，两国的具体做法却各有千秋，美国是以诉讼为核心的展开，日本是实施对纠纷解决的精细化管理。当然，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梳理，寻觅出两国的共同经验，因为它们蕴含着实践的智识，揭示出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当我们的目光在比较之中来回逡巡，定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与目标。
(一) 美国
在美国，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主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区分交通违法制裁与民事赔偿，由不同法院管辖。交通法院(traffic court)负责裁判当事人是否有罪，应否给予罚款、吊证、监禁等制裁，也有人强烈批评实践中的监禁制裁，认为交通违法只是一种严格责任违法，不适用监禁(commentators have heavily criticized the practice of allowing jail sentences for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s)。 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65．却不染指交通事故赔偿。也有人建议，交通法院也要受理民事赔偿请求。但是，Raymond K． Berg和Richard L． Samuels却以为不可，因为他们认为，刑事控告程序与民事赔偿程序是内在冲突的，比如，对方有过错、损失范围等都不是刑事控告程序中允许的理由。 Raymond K． Berg & Richard L． Samuels，“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raffic Court”(1969—1970) 19 De Paul Law Review 505506．很多州都建立了交通法院，形成了一支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官队伍，法官称谓繁多。绝大多数案件都止于交通法院，极少上诉的。Cf． Geraldine F． Macelwane, “The Traffic Court: The Most Important in Our System” (1957)4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323．赔偿通过民事案件、侵权之诉解决，由州法院、联邦法院管辖。在纽约，当法院忙不过来时，上下级法院之间还可以临时调配法官(Intercourt assignment of judges)。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0．
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法院也挠头于接踵而至的交通事故案件，诉讼拥堵(court congestion)不堪。一项研究显示，1951年，纽约南部(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民事案件从提起到审结平均需三年。在哥伦比亚特区(the District of Columbia)，有陪审团的案件(in jury cases)，平均用时两年。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589． 根据Lucezai 196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美国，地区法院拖延三年以上未判的案件有6200件，在州法院，审结案件所需时间，1959年是10个月，1960年超过了11个月，1961年就更长了。Cited from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28, especially footnote 4．
因此，变革势在必行。以诉讼中心主义为基本理路的改革，自然更多的是围绕法院展开。总体趋势是： 第一，加强对法院结构及诉讼制度的自身改造，化繁为简。第二，注意由诉讼到非诉的自然延展，分流案件。另外，美国对保险的定名止纷作用有着到位认识，以吊证为手段的实践也颇具成效。
为疏浚梗塞，决汨九川，加快诉讼步伐，减轻法院的压力，不少州也尝试一些变革。
(1) 一些州，比如纽约，不认为交通违法是犯罪，也有一种建议，是用交通执法机构替代交通法院，该建议的障碍主要是，这种变革意味着不适用刑事程序，这恐怕会减弱刑事程序之中蕴含的对交通执法的强制效果(the compelling force)，移除对不负责任驾驶行为的阻遏作用(remove the main deterrent to irresponsible driving)。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61．而是赋予的一种严格责任(the attachment of strict liability)，是为了提高注意程度和效率的激励机制而已(prod to stimulate increased care and efficiency)。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55．再者，汽车时代之下，人们可以不和其他法院打交道，却很难不去交通法院。出入之间便为罪犯，这显然不易为社会、情感所接受。因此，对现有刑事程序和审理规则，便可以放手去做一些适当的减法。比如，纽约的一个立法草案中建议，不适用刑事程序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建议采用“清晰和有说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标准。案卷排他规则(the exclusionary rules)一般只在有陪审团的案件中适用，在交通法院一般也不适用，后者需要对证据更灵活的采信姿态(a more lenient attitude toward the admission of evidence)。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64．
(2) 对于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引入审前检查(use of examinations before trial)，建议放弃陪审，Garwood认为，在过失案件中少用陪审，也不会根本影响对这类的公正审判(It may well be that the use of jury trials in negligence cases can be reduced without impinging upon the fundamental fairness of such trials．)。Cf．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39, especially footnote 53．加强诉前解决纠纷(pretrial)，
Harold F． McNiece和John V． Thornton认为，发展诉前解决比改进诉讼程序还要更重要。 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12．通过仲裁解决小额赔偿请求，承认或放弃诸如维修费、住院费等事项的言词证据，由法院指定的医生出具医疗证明，努力消弭有关医疗证明上的纷争。Cf． Ella Graubart, “A Change is Inevitable: Problems of Automobile Accident Litigation” (1956)4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822． 成效也比较明显。比如，在纽约，1950年至1951年，通过诉前解决，近5000起案件中，40%得到解决，4%转到了下级法院。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1．
美国也大量采用调解或者仲裁等非诉方式，分流法院的负担。在有的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仲裁是强制的，是上诉的必经程序。更多的州主张自愿选择。Cf．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47．调解或者仲裁为发现事实和惩处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也具有非正式、迅捷、经济，以及为有关困难提供救济机会等种种好处。Cf． Lawrence H． Cooke,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Disputes Resolution”(1980—1981)55 St． Johns Law Review 626． 而且，仲裁也不需要陪审团。Cf．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39．仲裁一般适用于民事赔偿。也有人建议，仲裁也可以适用到刑事责任上，只能适用于单个受害人案件，轻微违法，以及初次非暴力的重罪违法。Cf． Lawrence H． Cooke,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Disputes Resolution”(1980—1981)55 St． Johns Law Review 626．
毫无疑问，对于呆板僵化的法院审理程式，仲裁可以说是“一场新的不流血的革命”(a new bloodless revolution)。Keeton和OConnell更是赞赏有加，把仲裁的好处归纳了五大方面，包括减少额外成本(cost reduction in premiums)、更大地分散了损失赔偿(greater distribution of loss payments)、快速赔付当事人要求(speedy payment of claims)、减少法院拥堵(reduction of court congestion)、降低了欺诈的发生率(lowering of the incidence of fraud)。Cf． Gerald Aksen, “Arbitration of Automobile Accident Cases”(1968)1 Connecticut Law Review 71．也有学者不甚认同这么多的优势，但至少不否认仲裁可以减少额外成本、更快满足当事人赔付要求。Cf． Lawrence H． Cooke,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Disputes Resolution”(1980—1981)55 St． Johns Law Review 621，especially footnote 57．
与此同时，美国也充分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
本书旨在讨论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标准化模式、责任认定机制及专家参与问题，至于刑事责任的精确认定、民事上的定纷止争，以及行政违法的处罚，都处于过程的延长线上，是事故处理的结果，均不在本书的关注之列。本书研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推陈出新应该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
作者：余凌云
余凌云,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警察法学。著有《行政法讲义》《警察法讲义》《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行政契约论》《行政自由裁量论》《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等十多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以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等刊物发表论文九十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入选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五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等奖项。
目录
一、 引言
二、 比较视野下的纠纷解决
三、 标准化的管理模式
四、 警察的现场勘查
五、 责任认定
六、 开放的专家构成
七、 专业判断与法院的遵从
八、 结束语
附录1相关法规范
附录2相关案例
参考文献
序言
自序
我涉足道路交通立法已有时日，也积攒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想法。撰写本书，就是想把我在立法论证会上谈到的观点串起来，整理出来，使之更系统，更有说服力。当然，也是为了能够更有成效地影响实践。学问上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我向来反感，从不追崇。
先与李文彬，后和朱玉霞，我都曾很认真地筹划过，出一套部门行政法丛书。她们不含糊的首肯，也让我欣喜。只因我懒散惯了，拖延至今。去年获得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警察权研究”，已有的念头又萌动起来。我想，可以先从课题入手，遴选一批作品，然后，慢慢扩大到其他部门行政法领域。这套丛书应该是开放的，不忙贪多求快，要讲究品位，追求精细。就连丛书的装帧，我也一样要求雅致。
年岁慢慢大了，世事也渐渐看淡了，也可以放任性情，随心所欲，少讲一些人情世故，不计较一些利害得失。“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饮酒》），且看我能不能“堆”出一套有意思的书？朱玉霞建议，要不要为丛书写一个总序，我觉得太落俗套，免了吧。但还是要有一点交代，来龙去脉，也好让人知晓。
初稿完成之际，刘启川来电话为《政治与法律》约稿，组一期交通法的专稿，我挑出其中一章刊用了。之后，又将书中的其他部分陆续发表在《法学研究》《清华法学》上。施立栋、高刘阳、赵丽君帮助收集文献，并做法规范与案例的梳理。与廖峻、成锴等交警交谈，获益颇多，
在此一并致谢。
余凌云
2016年重阳于禧园
文摘
二、 比较视野下的纠纷解决
面对着道路日益拥堵，交通事故频发，法院门前排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候审案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迅速地解决纠纷，这是日美在几十年前就遇到过的。本书选用的介绍日美的英文文献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些。笔者也想寻些新近的文献，却寻而不得，这很耐人寻味。文献看似陈旧，但那时却是美日先后步入汽车时代，私家车猛增，事故频发，或许，那时的问题那时就集中讨论干净了？但在笔者看来，那时的讨论比近期的材料对于我们可能更有用。他们当初头疼的问题现在轮到了我们，回望他们当年步履，应对筹谋，对我们定有启发。
从有关文献看，美日的对策无非是，对已有诉讼制度进行改造，以适用形势需要。与此同时，适当地延展出诉讼外的解决机制，以及积极引入能收取促进效果的辅助机制，比如力推保险。但是，两国的具体做法却各有千秋，美国是以诉讼为核心的展开，日本是实施对纠纷解决的精细化管理。当然，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梳理，寻觅出两国的共同经验，因为它们蕴含着实践的智识，揭示出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当我们的目光在比较之中来回逡巡，定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与目标。
(一) 美国
在美国，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主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区分交通违法制裁与民事赔偿，由不同法院管辖。交通法院(traffic court)负责裁判当事人是否有罪，应否给予罚款、吊证、监禁等制裁，也有人强烈批评实践中的监禁制裁，认为交通违法只是一种严格责任违法，不适用监禁(commentators have heavily criticized the practice of allowing jail sentences for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s)。 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65．却不染指交通事故赔偿。也有人建议，交通法院也要受理民事赔偿请求。但是，Raymond K． Berg和Richard L． Samuels却以为不可，因为他们认为，刑事控告程序与民事赔偿程序是内在冲突的，比如，对方有过错、损失范围等都不是刑事控告程序中允许的理由。 Raymond K． Berg & Richard L． Samuels，“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raffic Court”(1969—1970) 19 De Paul Law Review 505506．很多州都建立了交通法院，形成了一支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官队伍，法官称谓繁多。绝大多数案件都止于交通法院，极少上诉的。Cf． Geraldine F． Macelwane, “The Traffic Court: The Most Important in Our System” (1957)4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323．赔偿通过民事案件、侵权之诉解决，由州法院、联邦法院管辖。在纽约，当法院忙不过来时，上下级法院之间还可以临时调配法官(Intercourt assignment of judges)。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0．
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法院也挠头于接踵而至的交通事故案件，诉讼拥堵(court congestion)不堪。一项研究显示，1951年，纽约南部(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民事案件从提起到审结平均需三年。在哥伦比亚特区(the District of Columbia)，有陪审团的案件(in jury cases)，平均用时两年。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589． 根据Lucezai 196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美国，地区法院拖延三年以上未判的案件有6200件，在州法院，审结案件所需时间，1959年是10个月，1960年超过了11个月，1961年就更长了。Cited from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28, especially footnote 4．
因此，变革势在必行。以诉讼中心主义为基本理路的改革，自然更多的是围绕法院展开。总体趋势是： 第一，加强对法院结构及诉讼制度的自身改造，化繁为简。第二，注意由诉讼到非诉的自然延展，分流案件。另外，美国对保险的定名止纷作用有着到位认识，以吊证为手段的实践也颇具成效。
为疏浚梗塞，决汨九川，加快诉讼步伐，减轻法院的压力，不少州也尝试一些变革。
(1) 一些州，比如纽约，不认为交通违法是犯罪，也有一种建议，是用交通执法机构替代交通法院，该建议的障碍主要是，这种变革意味着不适用刑事程序，这恐怕会减弱刑事程序之中蕴含的对交通执法的强制效果(the compelling force)，移除对不负责任驾驶行为的阻遏作用(remove the main deterrent to irresponsible driving)。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61．而是赋予的一种严格责任(the attachment of strict liability)，是为了提高注意程度和效率的激励机制而已(prod to stimulate increased care and efficiency)。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55．再者，汽车时代之下，人们可以不和其他法院打交道，却很难不去交通法院。出入之间便为罪犯，这显然不易为社会、情感所接受。因此，对现有刑事程序和审理规则，便可以放手去做一些适当的减法。比如，纽约的一个立法草案中建议，不适用刑事程序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建议采用“清晰和有说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标准。案卷排他规则(the exclusionary rules)一般只在有陪审团的案件中适用，在交通法院一般也不适用，后者需要对证据更灵活的采信姿态(a more lenient attitude toward the admission of evidence)。Cf． “Traffic Court Reform”(1968)4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Social Problems 264．
(2) 对于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引入审前检查(use of examinations before trial)，建议放弃陪审，Garwood认为，在过失案件中少用陪审，也不会根本影响对这类的公正审判(It may well be that the use of jury trials in negligence cases can be reduced without impinging upon the fundamental fairness of such trials．)。Cf．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39, especially footnote 53．加强诉前解决纠纷(pretrial)，
Harold F． McNiece和John V． Thornton认为，发展诉前解决比改进诉讼程序还要更重要。 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12．通过仲裁解决小额赔偿请求，承认或放弃诸如维修费、住院费等事项的言词证据，由法院指定的医生出具医疗证明，努力消弭有关医疗证明上的纷争。Cf． Ella Graubart, “A Change is Inevitable: Problems of Automobile Accident Litigation” (1956)4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822． 成效也比较明显。比如，在纽约，1950年至1951年，通过诉前解决，近5000起案件中，40%得到解决，4%转到了下级法院。Cf． Harold F． McNiece & John V． Thornton, “Automobile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1952)27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1．
美国也大量采用调解或者仲裁等非诉方式，分流法院的负担。在有的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仲裁是强制的，是上诉的必经程序。更多的州主张自愿选择。Cf．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47．调解或者仲裁为发现事实和惩处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也具有非正式、迅捷、经济，以及为有关困难提供救济机会等种种好处。Cf． Lawrence H． Cooke,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Disputes Resolution”(1980—1981)55 St． Johns Law Review 626． 而且，仲裁也不需要陪审团。Cf． Geo． Savage King, “Arbitr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laims”(1961—1962)14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Review 339．仲裁一般适用于民事赔偿。也有人建议，仲裁也可以适用到刑事责任上，只能适用于单个受害人案件，轻微违法，以及初次非暴力的重罪违法。Cf． Lawrence H． Cooke,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Disputes Resolution”(1980—1981)55 St． Johns Law Review 626．
毫无疑问，对于呆板僵化的法院审理程式，仲裁可以说是“一场新的不流血的革命”(a new bloodless revolution)。Keeton和OConnell更是赞赏有加，把仲裁的好处归纳了五大方面，包括减少额外成本(cost reduction in premiums)、更大地分散了损失赔偿(greater distribution of loss payments)、快速赔付当事人要求(speedy payment of claims)、减少法院拥堵(reduction of court congestion)、降低了欺诈的发生率(lowering of the incidence of fraud)。Cf． Gerald Aksen, “Arbitration of Automobile Accident Cases”(1968)1 Connecticut Law Review 71．也有学者不甚认同这么多的优势，但至少不否认仲裁可以减少额外成本、更快满足当事人赔付要求。Cf． Lawrence H． Cooke,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Disputes Resolution”(1980—1981)55 St． Johns Law Review 621，especially footnote 57．
与此同时，美国也充分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
| ISBN | 9787302468448 |
|---|---|
| 出版社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余凌云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