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罗纳德·科斯传》旨在系统分析科斯的经济学贡献，集中考察了他的最重要贡献和核心研究主题，包括企业的性质、定价与成本分析、外部性分析、政府的经济角色和经济学方法等。《罗纳德·科斯传》最后一章尝试对科斯的经济学遗产进行初步评估。
媒体推荐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书评介了科斯的学术思想，揭示了他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创造过程，再现了他独特、智慧的传奇一生。拜读本书，不仅对科斯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而且有助于坚持正确的经济学之路。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很多经济现象在哪里都差不多，如人口涌入持续推高纽约、东京、香港和上海的房价。经济学家知一说十，虽不中亦不远。不过追下去，还会发现各有各的特别，说清一处已属不易。再追，特殊当中有普遍，一叶能知天下秋，那是另一个层面的本领。你若好奇，为什么从未来过中国的科斯，比频频亮相的其他诺奖得主有着更为靠谱的影响力，你就读读这本引入入胜的传记吧。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
本书展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平；鼓励我们像科斯那样，用思考贯穿生命。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科斯丰富和深邃的思想，一部分已经被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同时，另一部分未被纳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思想，也是被科斯视为自己思想精髓的部分，却至今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争议。这正是科斯的思想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的原因。
王宁（美国罗纳德·科斯研究所）
科斯是经济学中的异类。一方面，科斯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他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至深致远。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法律经济学，从企业理论到合约理论，科斯的思想弥久愈新。另一方面，科斯更是经济学家中的谔谔之士，长期抨击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中的经济生活，片面追求理论化，而沦为“黑板经济学”。科斯痛惜经济学在二十世纪逐渐偏离了斯密－马歇尔古典传统，在本体论上放弃了财富和人性，转而研究选择，在方法论上逐步走向公理化、数学化和计量化。科斯坚信没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再漂亮的理论也不过是海市蜃楼。他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孜孜不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真实生活中的经济学。
作者简介
斯蒂文·G.米德玛(Steven G. Medema)，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学教授，2009-2010年曾担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经济学史，出版著作有The Hesitant Hand: Taming Self-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Ideas (Princeton, 2009), Economics and the Law: From Posner to Post Modernismand Beyond (with Nicholas Mercur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nald H.Coase (Macmillan ,1994)等。
目录
推荐序
中文版序言
原版前言
1.科斯生平
1.1小传
1.2学术概览
2.企业的性质
2.1背景
2.2企业的性质：发现
2.3影响
1970年以前的影响
影响力的觉醒：1970—1992
2.4结论
3.定价、会计与成本
3.1边际成本定价
边际成本定价问题的简史
科斯：边际成本定价的错误
边际成本定价的诱惑：黑板的作用
3.2经济学与会计学中的成本理论与成本核算
会计与成本
与新古典成本理论的关系
成本与定价
与企业理论的联系
4.社会成本问题
4.1一些背景
4.2“联邦通讯委员会”：打响第一枪
4.3“社会成本问题”：一个新的范式
外部性的相互性质
市场制胜：零交易成本世界
真实世界：正的交易成本
铲除庇古主义巨龙
4.4“社会成本问题”的遗产
科斯定理
有效性声称
不变性声称
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
4.5总结
5.政府与市场
5.1引言
5.2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
无线电广播业
有线广播、外国商业广播和对垄断的捍卫
英国的电视广播业
5.3联邦通讯委员会与美国广播业
广播频率的分配
广播节目：付费电视的案例
5.4红包贿赂：广播业中为效率而进行的贿赂
5.5工商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
5.6管制机构
5.7政府的经济角色
6.科斯的经济学观
6.1经济学的性质
消费者理论
经济制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
6.2真实主义（realism）的作用
6.3数理与量化分析
6.4经济学帝国主义
6.5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
经济学家是如何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
有谁会听？为什么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微？
指明道路：科斯风格的政策分析
7.罗纳德·科斯在经济学思想史中的地位
7.1交易成本的重要性
7.2现实、法律和经济制度
7.3内部人还是外部人？
中文版后记
参考文献
序言
序言（罗卫东）
芝加哥时间2013年9月2日下午2点30分，罗纳德·科斯在芝加哥圣约瑟（St.Joseph）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2岁。听闻噩耗，我非常震惊，非常沉痛。科斯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等领域的创始人，是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包括我在内的大批经济学者非常爱戴和崇敬的学术导师。他的离世，在我看来不仅是经济学的巨大损失，也是社会科学的重大损失。科斯的逝世还带给我无尽的惆怅，因为此前几个月，我一直在与张五常教授、王宁教授以及刚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人们一起，筹备原计划的科斯先生10月份访华事宜，满怀希望和激动地期待着科斯先生在期颐之年踏上他梦牵魂绕的中国土地那一刻的到来。但是，这一希望突然间就彻底破灭了！
科斯先生是地道的英国人，后移居美国，而他终生却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度满怀强烈的好奇和深深的善意，晚年更是对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并在2008年、2010年两度利用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在芝加哥大学举办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希冀能到中国访问。在战火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这个愿望自然是奢望；而等到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时，他年事已高，行动不再自如。张五常、王宁等科斯先生的中国朋友一直在策划协助他们夫妇俩访问中国的事情，科斯本人也制订了相当仔细的中国行计划，但总有一些因素使他的这个计划一拖再拖。2012年10月，科斯夫人撒手人寰，无儿无女的他在极度悲伤之余再无牵挂，毅然决定再度扬帆启程去寻找中国。我们这些科斯的仰慕者，无不为他的决定感到欢欣鼓舞，虽然难免隐隐担忧他如此高龄是否能够承受长途劳累。然而，科斯先生的热情和医院体检的数据打消了我们的担心，而且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万一科斯先生在中国仙逝，这或许正是成就了经济学发展上的一桩美谈，更是科斯先生本人的最完美结局。就在我们为迎接科斯先生的到来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王宁博士却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老人家在2013年8月份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大家的心情顿时都像浸入冰水之中，变得十分沉重。我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隐隐觉得老人家这次病倒会凶多吉少，因为很多高龄老人都是因肺部功能衰竭而不治。随后不久，我们的担忧被不幸验证：老先生在住进医院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
科斯先生的这个未圆的中国之行梦，可以说是他几乎完美一生的唯独缺憾，更是我们这些几乎要看到他在中国愉快生活图景的晚辈心中的深深遗憾和无限惆怅。我有时候忍不住揣摩他的临终瞬间，总觉得他心愿未了，他的灵魂会在终于摆脱肉体羁绊之后，所要旅行的第一站就是魂牵梦绕的中国，然后才是回到故乡英国。
2013年9月8日，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了小型而庄重的“罗纳德·科斯教授追思会”，参会的是对科斯先生有深厚感情的学术同道和闻讯赶来的许多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会上，我们一起追忆了科斯先生的道德文章，研讨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给经济学未来和中国改革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所肩负的继承和发扬科斯思想遗产的重大历史使命寄予厚望。追思会上，浙江大学出版社袁亚春总编表示为纪念科斯先生，希望能出版一本有关科斯先生的传记。研究科斯思想多年的罗君丽就推荐了这本由斯蒂文·G.米德玛（Steven G.Medema）教授写于1994年的《罗纳德· 科斯传》（Ronald Coase）。
斯蒂文·G.米德玛教授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学系的经济学思想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思想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的编辑。他长期致力于科斯思想研究和法经济学研究，就科斯定理、法与经济学以及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等主题发表过重要论文，并先后编著出版了《罗纳德·科斯传》（Ronald Coase，1994）、《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分析遗产》（The Legacy of Ronald Coasein Economic Analysis, 1995）和《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Coasean Economics: Law and Econom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997）等一系列科斯研究专题文献，是西方世界当之无愧的一流科斯问题研究专家。
本书的英文版是最早的、或许也是截至目前最全面客观地研究科斯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它不仅重点分析了科斯广为人知的最重要贡献，如关于企业、交易成本、社会成本、边际成本定价、灯塔等，更广泛涉猎科斯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的很多生活和工作细节，以及其他重要却鲜为人知的学术著作的深层含义，如科斯早年与其他学者一起进行的蕴含理性预期思想萌芽的生猪周期研究，以机会成本思想展开的会计实务研究，还有他长期跟踪考察的广播业垄断问题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命题，等等。事实上，由于科斯低调谦虚的处世态度，以及他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理念并非主流，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科斯也都只是与被过度演绎的“科斯定理”有关，好像他一生只写过两篇半文章—《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和《联邦通讯委员会》。但是，科斯思想的内涵远非如此。对一个想要真正了解科斯和科斯思想的学者来说，只能通过全面研读科斯先生的著作—包括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品，并了解他与经济学研究相关的生活和工作细节，才可能获得对科斯思想的全面把握，并最终超越“科斯定理”造成的思维定势，真正认识他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立场及其价值之所在。米德玛教授努力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先生活过了漫长的一生，诚然，他留下来的手稿和档案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深入研究。但，米德玛教授的这本书，不仅是最早的，也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科斯传记作品。难能可贵的是，在科斯先生去世之后，米德玛教授得知我们有意出版本书的中文版，还特意写来了中文版序言和后记，进一步详述了科斯先生在1994—2012年之间的学术活动和写作情况，从而使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科斯形象更为全面和客观。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科斯先生的离世，并不意味着科斯现象的结束，相反很可能是新时代的开始。而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科斯进行研究，或许才刚刚起步。科斯是20世纪经济学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所作贡献的一部分得到了广泛认同，以至于经济学领域形成了可称为“科斯主义经济学”的思潮甚至是流派。问题是，学术界对科斯的评价与科斯本人的自我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的？是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最近30多年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科斯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乱象丛生，即使是科斯主义学派内部，争论也十分激烈。科斯生前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和深深的无奈。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则笑话，说的是黑白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有一次对参加“卓别林模仿秀”比赛的冠军得主说：“你比我自己更像我。”马克思晚年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或许是名人所要面对的共同悲哀。试想，这些伟大人物在世之时都无法阻止社会对他们的误解，更遑论死后。
出于对科斯这位伟大学者的尊重，也是对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未来健康发展的责任感，我们这些后来者应该静下心来，好好阅读、讨论、深化科斯理论的各个面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和内部一致的理解，尽可能还原科斯思想的真实内涵。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认真阅读科斯本人创作的学术文本，还要返回到经济思想史的语境中寻找进一步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说，前者迄今为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还很不够，那么后者简直几近空白。事实上，从科斯本人晚年的学术兴趣和一些他花费了很多功夫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学术文献中，我们是可以找到深入理解他的学术贡献的核心及其特点的门径的。如果仔细研究科斯论斯密、论马歇尔以及回忆自己思想发展路径的那些文章，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与古典时代经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科斯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学术思想的真正贡献以及为何这么看，也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其原创性的根据，以及对未来经济学进步的重大意义。
我本人早期做过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出于对“黑板经济学”的不满，后来逐步把注意力转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经由约翰·穆勒到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术发展路径。我有一个基本判断：科斯是这个传统在20世纪的最伟大传承者。虽然凯恩斯也部分地具有这个资格，但他太过复杂，很难简单归类。斯密、穆勒、马歇尔，是18、19世纪经济学综合的大师，《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都是体大思精、集前人创见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学巨著，是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与他们相比，科斯的一生虽然漫长，却没有写出具有类似性质的巨著，也没有开创主流经济学的新时代。就此而言，科斯无法与这些前辈相提并论。但是，科斯的创见，就其深刻程度而言，绝不输于穆勒、马歇尔，甚至斯密。尤其是他理解经济世界的方式，与三位伟大的前辈—特别是马歇尔，可以说一脉相承；他对经济运行与人类社会其他部分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明显表现出与这些前辈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在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斯密–穆勒–马歇尔的这一可称为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另外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传统—唯理主义，一直处在某种具有内在紧张感的互动关系之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论它们彼此的争论和紧张达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对话的空间，共同塑造着经济学的整体气质。
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倾向于设想、假设和想象某些典型的普遍性世界，从一个抽象的、不存在于任何具体事物中的理论假设出发，去认识、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信奉唯理主义的学者对演绎方法更为推崇，而经验主义者则强调个人的感觉系统所带来的印象、知觉及其所构成的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考察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归纳和描述的方法。从地域上看，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似乎更倾向于唯理论，如重农学派的魁奈、19世纪后半叶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这一系统的经济学家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运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持有经验主义立场。首先，在亚当·斯密那里，经验主义方法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虽然之后的大卫·李嘉图大大推动了唯理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发展，但直到19世纪末，经验主义仍然在英国学者的研究中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经济学发展中的另一里程碑式人物马歇尔，长期纠结于究竟是走经典物理学式的经济科学发展之路还是达尔文式的演化论经济学发展之路，并最终把经济学科学化的梦想置于《经济学原理》中，把演化论思想放在《工业与贸易》等著作中。随着《经济学原理》风靡世界以及大批追随者的形式化改造，接近物理学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占据上风，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后被定于一尊，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则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成为经济学的异端。由于主流的经济学定义从学理上排斥了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合法性，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支柱最后只剩下演绎法一种，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逐渐嬗变为理论内部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当前经济学日益脱离真实世界的事实，正是唯理主义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开始成长壮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假设清晰（不必真实）、逻辑严密和定量严格。一项研究只有符合这些形式化特征，才可能被认定为是“科学”的。得益于某种知识社会学的机制，这一唯理主义–形式主义传统不仅在经济学中获得了主流地位，而且发起了对其他社会理论的殖民运动，正如这一传统在当代的杰出代表加里·贝克尔所宣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语法”。虽然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做派，遭到了很多社会科学从业者的强烈质疑和反感，但这种殖民的势头似乎还在持续。
正是在这个唯理主义–形式主义经济学独霸天下的时代，罗纳德·科斯顽强地坚守着自己对真实世界经济学的信念，不断发掘和发展斯密、穆勒、马歇尔等前辈思想中被边缘化甚至完全被忽视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并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巨大的原创性为经验研究方法重新赢得了荣誉。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建构起了一种可以有效拒斥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化的新范式，从而给经济学作为社会理论分支之一来发挥应有的功能注入了新的刺激。随着对科斯的理解日益加深，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20世纪经济学理性主义–形式主义排山倒海般的潮流中，科斯一直是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他力图复兴古典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某种具有持久价值的部分，恢复其效力和尊严。科斯虽然势单力薄，但他表现出来的拒绝妥协的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创见，足以证明他的伟大。
我相信，经济学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生命力，而它的生命力来自于理解、解释和指导人类整体经济运行的能力。从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发展历史来看，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这两个传统都对经济学的整体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19世纪是经验主义雄霸世界的时代，那么20世纪就是唯理主义独步天下的时代，两种极端的形态与经济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这不是一篇小小的序言所能讲清楚的。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无论是通过何种机制，任何废黜百家定于一尊的格局，都不利于经济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发挥其健全效能。今天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在两种重要的传统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正如马歇尔早就意识到并试图做到的那样，经济学的方法不是某种独门秘诀，而是兼容并包的武器库，所有武器的存在价值都必须依据经济学所面对并打算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来作出判断。也就是说，评判经济学方法好坏的正确做法，不应该是孤立地、绝对地断定某种方法的是非优劣，而是要联系我们所要解决的那一类问题的独特需要来作出选择。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进步最快的一部分，当然得益于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采新”和“惟新”。经济学的力量是来自于它历史性地累积着的、不断丰富的分析武器库给后来的研究者所提供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大炮的威力比匕首大，但这并不等于在所有情况下大炮都比匕首更为管用。武装到牙齿的现代战士与赤手空拳的武士侠客，各有各的行为空间和用武之地。
当前经济学已经陷入某种窘境，在部分领域甚至出现了危机，这到底是经济学作为一门成熟科学的整体性危机，还是掌握话语权的那一类经济学在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方法选择不当所导致的任务失败？就此问题，我们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唯理主义经济学对经验主义经济学的粗暴拒斥，却是目前最为严重的不争现实。我们看到，这种做法已经开始损害经济学肌体自我恢复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开辟了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思想范式的新局面，也锻造了经济分析的新武器，这对于应对经济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有效的进路之一。
科斯的工作，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在此我不必赘述。我只想指出另外一点，那就是科斯与中国的联系不能止于其学术与某些具体的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方面，还应该包括他的经济学创新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面。我认为，关于后者，我们考虑得非常不够。中国的经济学在最近30年里，一直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之后亦步亦趋，很少有自己主导的理论创新。而且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有重大的世界性的理论创新，这与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严重不相称的。钱颖一教授曾经发人深省地指出，经济大国未必是经济学大国，经济强国也很可能不是经济学强国。中国目前无疑是经济大国，但算不上是经济学大国，将来当中国成为公认的经济强国时，它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学大国或强国呢？决定两者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需要经济学从业人员进行严肃思考的问题。经济学的发展取决于学者自身的禀赋、素养以及特别的判断力。我以为，科斯给中国经济学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他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我希望，米德玛教授的这本《科斯传》就像罗斯的《斯密传》、格罗尼维根的《马歇尔传》、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那样，能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阅读体验，希望它为中国学者提供一个全面和深入认识科斯及其思想的有益途径。
后记
自本书初版20年以来，我们看到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日益关注科斯的分析。然而，对科斯及其贡献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他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践行的经济分析的影响远不及他所希望的那样大。之所以造成此种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文化(culture of economics)。对此，科斯做过详细阐述，其态度也从质疑逐渐发展到公然敌对。如果要根据是否成功说服经济学家远离“黑板经济学”来评估科斯的事业，那么，科斯的成功至多也只能说是有限。
上述论点的最好证据就是“科斯定理”一直被视为科斯分析的最重要思想。该定理每年都被成千上万的刊发论文所引用，并成为各级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教材及文献中的标准组成部分。而科斯所强调的重点—研究外部性问题(和一般性政策问题)要使用比较制度方法，却很少被学术性文献引用，在教材中更是根本不提。整个学术界都还在迷恋抽象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对琐碎而注重细节的案例研究了无兴趣，因此，科斯呼吁经济学家要采取替代性研究方法，这根本就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多大关注。与此同时，科斯定理却因其具有非真实主义(unrealism)特征而继续受到那些视形式化、模型化为经济分析核心工具的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在科斯生命的最后20年，他笔耕不辍，不断重复构成本书写作素材的那些早期著作中的主旋律。他后来所写的很多评论都是有关方法论的，旨在敦促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体和经济政策问题时转向他所认为的更合理道路。此外，他还回顾了近期经济学的发展史以及他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并努力表明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贡献的，他特别强调了自己的看法与他所认为的学术界大部分人的错误看法的不同之处。尽管科斯得到过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经济学界的外部人，绝大多数学术界同行总是误解自己的工作。以下对他近期作品所作的综述将对此作出说明。
法学、经济学和“社会成本问题”
芝加哥学派对推动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众多其他学者一起缔造了现代“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社会成本问题”对现代“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有关法与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以来是如何在芝加哥大学演化发展的，并不为世人充分了解，而这正是科斯在“法与经济学和芝加哥大学”中所要讨论的主题(1993)。
对法与经济学传统在芝加哥大学的起源，科斯把它追溯到经济学家亨利·西蒙(Henry Simons)在法学院的任命。但是，科斯批评西蒙在《论自由放任的实证方案》(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1934)一书中所提出的以高压的中央集权方式来创造竞争性经济环境的想法。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所讨论主题形成呼应，科斯批评西蒙竟然相信政府拥有必要的信息和资源来开展他所赋予政府的任务。科斯认为，法与经济学思想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发展与西蒙的关系不大。当然，科斯的这个看法可能低估了西蒙的人格和世界观对20世纪30—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产生的影响。
在科斯看来，更为重要的人物是阿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在1946年西蒙去世之后，迪莱克特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法学院工作。正是迪莱克特于1958年在法学院规划了法与经济学的研究项目，创办了《法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他的研究方法为之后20多年时间里的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调。迪莱克特认为，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经济系统的法律环境。对此，科斯表示赞同。在科斯看来，迪莱克特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愿意接受市场结构分析的传统智慧，尤其是对垄断和垄断趋势的分析。迪莱克特认为，那些被当作反竞争的行为通常可以被视为竞争过程的结果而非垄断力量的证据。他和他的学生调查过一些案例以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有的学者对他的这个观点持肯定态度，认为他的这种分析的意义深远，因为这意味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反垄断和其他管制措施都是错误的。总之，迪拉克特和他的学生对法律一经济关系的详细研究表明理论和政策都需要进行严肃反思。这种思考反托拉斯的“芝加哥式”方法逐渐在法律讨论中受到重视，尽管这种影响力来自大量受迪莱克特影响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生，而非迪莱克特本人的著作。
……
作为经济学历史人物的罗纳德·科斯
一直以来，援引科斯著作的大量学术研究都涉及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仍然是文献中的一个辩论主题，尽管它已经在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大量讨论产权和交易成本问题的文献，都试图把这些概念纳入解释性框架并把它们用于规范性目的。同样地，科斯对企业的开创性分析激发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以科斯的著作还以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的原创性贡献为基础。关于这些，本书都已经作出了进一步说明。
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也越来越关注科斯，努力加深我们对科斯思想演化的理解，为其著作在经济学史上进行学术定位，并进一步明确他对现代经济学历史的影响。本书的1994年初版，是对科斯贡献进行史实记录以及考察他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地位的首次尝试。从那时起，对科斯学术贡献和学术遗产的分析就开始成为寻常话题，所产生的文献如此之多以致这里无法一一涵盖。对读者而言，幸运的是，互联网的存在使敲击几下电脑键盘就可以迅速得到相关材料，一些特别有用的资源已经在这个后记的参考文献中列出。
总之，还有大量研究要做。与科斯相关的学术研究，其核心仍然还只是与他的一小部分最重要贡献——关于企业、社会成本和灯塔的文章有关。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这些原创性文章所显示的是一个更广阔的研究前景，要想完全理解这个前景，就只能通过阅读科斯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的更多学术著作，并了解能提供他研究经济学方法信息的生活细节。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本书时的学术历程，是对这个说法的很好注解。在那个过程中，我阅读和重读的不仅有他的最著名作品，更多的是那些在文献中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无名之作。由此，我对科斯所持有的观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通过更深入地研究科斯及其作品和生活工作环境，我们无疑会学到很多。我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实现这个研究目的。
文摘
科斯还记述了自己在11岁时被父亲带去见一位颅相学家。说来奇怪，这位颅相学家似乎精准地预测了科斯的未来。科斯这样描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在颅相学家那本印满各种性格总结的小册子中，他为“科斯少爷”(Master Ronald Coase)挑选的那一则是这样写的：“你足够聪明，而且你也自知这一点，虽然你可能低估自己的能力。”相签上还说：“你不会像一条病鱼那样随波逐流……你享有巨大的精神能量，不会成为他人操纵下的被动工具。虽然你能够与他人合作或为他人工作，但在你自觉优势的领域，你更愿意独立思考和工作。然而，决断力更强一些会对你有好处。”相签上所推荐的职业是：“科学与商业、银行业、会计。”(Coase，1991，p.2)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位颅相学家的预测还是比较准的。更有意思的是，相签上推荐给科斯的业余爱好是园艺和家禽饲养，这也许预兆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所举的著名的农场主一牧场主案例，以及他与罗纳德·福勒(Ronald Fowler)合作的“生猪周期”(hogcycle)研究。
科斯成为经济学家并非顺理成章。在不止一个场合他都提到，他的成功是其求学生涯中“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这个说法相当正确，我们下面就会对此给出证明。考虑到科斯对市场功效的强调，我们不妨把这一系列偶然因素解释为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
科斯小时候饱受腿疾之苦，不得不在腿上装上铁件(wear irons)，并因此进入当地一所残疾人学校。直到12岁，他才被授予奖学金到基尔伯恩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注册入学。1927年，科斯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通过了大学录取考试，其中化学和历史成绩突出。科斯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又待了两年，学习伦敦大学的校外中级(intermediate)课程，这使他得以二年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紧接着，他面临着学位专业选择的问题，正是从此开始，“一系列偶然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中学注册入学的年龄一般是11岁，但科斯错过了当年的入学考试，从而使他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的入学被耽误一年，错过了学习拉丁文的机会，由此使他不能在大学里攻读自己喜欢的历史学位，因为拉丁文是攻读此学位的必要条件。于是，他转向自己擅长的另一个领域：化学。但这段学习经历非常短暂，因为他发现学习化学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不符合自己的口味”(Coase，1991，p.4)。……奇怪的是，科斯当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商科学位的必修课程之一——经济学会相当有趣。在准备中级考试期间，科斯选修了经济学、地理、法语、英国经济史和会计学。通过考试后，科斯于1929年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继续攻读商学学士学位。
正是在LSE求学的第二年，科斯通往职业生涯的路径发生了改变。1930年，LSE任命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为商学教授，科斯参加了他的研讨班。普兰特很快就对科斯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选修过他(普兰特)的工商管理课程。但在终考前五个月我参加了他的研讨班，正是他在研讨班上的讲话改变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了——我有关经济运行的看法。普兰特的话使我了解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让我意识到价格体系是如何来协调一个竞争性经济系统的。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思想方面的，与他的相遇改变了我的一生。(Coase，1991，p.4)
事实确乎如此。……事实上，在LSE期间，科斯连一门经济学课程也没修过。但科斯对此并未感到遗憾，相反，他认为“这使我在思考经济问题时是自由的，假若我修过经济学课程，我可能就不会提出这些有关的经济问题了”(coase，1990a，p-3)。科斯是撞上了经济学，而不是深受经济学的熏陶——这也许能很好地解释他为什么会提出那么多独特而原创性的见解。
1931年，科斯通过了LSE终考，但为了获得学位他仍需在学校再待一年。于是他不得不考虑第三年应该做什么。他决定学习工业法，以获得一个经济学理学士学位。如果这项计划顺利实施，科斯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名律师。然而，学校授予他一笔1931—1932学年的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他把这个奖项归功于普兰特的影响力。他决定去美国考察产业结构，尤其是考察不同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为何存在差异。“尽管当时我毫不自知，但我正走向成为经济学者的道路”(Coase，1991，p.4)。正是这项研究——在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所从事的研究，使他获得了深刻的洞见，这洞见最后演变成日后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嘉奖的文章之一——“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the Firm，1937a)。
P2-4
《罗纳德·科斯传》旨在系统分析科斯的经济学贡献，集中考察了他的最重要贡献和核心研究主题，包括企业的性质、定价与成本分析、外部性分析、政府的经济角色和经济学方法等。《罗纳德·科斯传》最后一章尝试对科斯的经济学遗产进行初步评估。
媒体推荐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书评介了科斯的学术思想，揭示了他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创造过程，再现了他独特、智慧的传奇一生。拜读本书，不仅对科斯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而且有助于坚持正确的经济学之路。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很多经济现象在哪里都差不多，如人口涌入持续推高纽约、东京、香港和上海的房价。经济学家知一说十，虽不中亦不远。不过追下去，还会发现各有各的特别，说清一处已属不易。再追，特殊当中有普遍，一叶能知天下秋，那是另一个层面的本领。你若好奇，为什么从未来过中国的科斯，比频频亮相的其他诺奖得主有着更为靠谱的影响力，你就读读这本引入入胜的传记吧。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
本书展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平；鼓励我们像科斯那样，用思考贯穿生命。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科斯丰富和深邃的思想，一部分已经被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同时，另一部分未被纳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思想，也是被科斯视为自己思想精髓的部分，却至今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争议。这正是科斯的思想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的原因。
王宁（美国罗纳德·科斯研究所）
科斯是经济学中的异类。一方面，科斯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他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至深致远。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法律经济学，从企业理论到合约理论，科斯的思想弥久愈新。另一方面，科斯更是经济学家中的谔谔之士，长期抨击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中的经济生活，片面追求理论化，而沦为“黑板经济学”。科斯痛惜经济学在二十世纪逐渐偏离了斯密－马歇尔古典传统，在本体论上放弃了财富和人性，转而研究选择，在方法论上逐步走向公理化、数学化和计量化。科斯坚信没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再漂亮的理论也不过是海市蜃楼。他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孜孜不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真实生活中的经济学。
作者简介
斯蒂文·G.米德玛(Steven G. Medema)，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学教授，2009-2010年曾担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经济学史，出版著作有The Hesitant Hand: Taming Self-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Ideas (Princeton, 2009), Economics and the Law: From Posner to Post Modernismand Beyond (with Nicholas Mercur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nald H.Coase (Macmillan ,1994)等。
目录
推荐序
中文版序言
原版前言
1.科斯生平
1.1小传
1.2学术概览
2.企业的性质
2.1背景
2.2企业的性质：发现
2.3影响
1970年以前的影响
影响力的觉醒：1970—1992
2.4结论
3.定价、会计与成本
3.1边际成本定价
边际成本定价问题的简史
科斯：边际成本定价的错误
边际成本定价的诱惑：黑板的作用
3.2经济学与会计学中的成本理论与成本核算
会计与成本
与新古典成本理论的关系
成本与定价
与企业理论的联系
4.社会成本问题
4.1一些背景
4.2“联邦通讯委员会”：打响第一枪
4.3“社会成本问题”：一个新的范式
外部性的相互性质
市场制胜：零交易成本世界
真实世界：正的交易成本
铲除庇古主义巨龙
4.4“社会成本问题”的遗产
科斯定理
有效性声称
不变性声称
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
4.5总结
5.政府与市场
5.1引言
5.2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
无线电广播业
有线广播、外国商业广播和对垄断的捍卫
英国的电视广播业
5.3联邦通讯委员会与美国广播业
广播频率的分配
广播节目：付费电视的案例
5.4红包贿赂：广播业中为效率而进行的贿赂
5.5工商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
5.6管制机构
5.7政府的经济角色
6.科斯的经济学观
6.1经济学的性质
消费者理论
经济制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
6.2真实主义（realism）的作用
6.3数理与量化分析
6.4经济学帝国主义
6.5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
经济学家是如何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
有谁会听？为什么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微？
指明道路：科斯风格的政策分析
7.罗纳德·科斯在经济学思想史中的地位
7.1交易成本的重要性
7.2现实、法律和经济制度
7.3内部人还是外部人？
中文版后记
参考文献
序言
序言（罗卫东）
芝加哥时间2013年9月2日下午2点30分，罗纳德·科斯在芝加哥圣约瑟（St.Joseph）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2岁。听闻噩耗，我非常震惊，非常沉痛。科斯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等领域的创始人，是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包括我在内的大批经济学者非常爱戴和崇敬的学术导师。他的离世，在我看来不仅是经济学的巨大损失，也是社会科学的重大损失。科斯的逝世还带给我无尽的惆怅，因为此前几个月，我一直在与张五常教授、王宁教授以及刚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人们一起，筹备原计划的科斯先生10月份访华事宜，满怀希望和激动地期待着科斯先生在期颐之年踏上他梦牵魂绕的中国土地那一刻的到来。但是，这一希望突然间就彻底破灭了！
科斯先生是地道的英国人，后移居美国，而他终生却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度满怀强烈的好奇和深深的善意，晚年更是对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并在2008年、2010年两度利用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在芝加哥大学举办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希冀能到中国访问。在战火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这个愿望自然是奢望；而等到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时，他年事已高，行动不再自如。张五常、王宁等科斯先生的中国朋友一直在策划协助他们夫妇俩访问中国的事情，科斯本人也制订了相当仔细的中国行计划，但总有一些因素使他的这个计划一拖再拖。2012年10月，科斯夫人撒手人寰，无儿无女的他在极度悲伤之余再无牵挂，毅然决定再度扬帆启程去寻找中国。我们这些科斯的仰慕者，无不为他的决定感到欢欣鼓舞，虽然难免隐隐担忧他如此高龄是否能够承受长途劳累。然而，科斯先生的热情和医院体检的数据打消了我们的担心，而且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万一科斯先生在中国仙逝，这或许正是成就了经济学发展上的一桩美谈，更是科斯先生本人的最完美结局。就在我们为迎接科斯先生的到来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王宁博士却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老人家在2013年8月份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大家的心情顿时都像浸入冰水之中，变得十分沉重。我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隐隐觉得老人家这次病倒会凶多吉少，因为很多高龄老人都是因肺部功能衰竭而不治。随后不久，我们的担忧被不幸验证：老先生在住进医院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
科斯先生的这个未圆的中国之行梦，可以说是他几乎完美一生的唯独缺憾，更是我们这些几乎要看到他在中国愉快生活图景的晚辈心中的深深遗憾和无限惆怅。我有时候忍不住揣摩他的临终瞬间，总觉得他心愿未了，他的灵魂会在终于摆脱肉体羁绊之后，所要旅行的第一站就是魂牵梦绕的中国，然后才是回到故乡英国。
2013年9月8日，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了小型而庄重的“罗纳德·科斯教授追思会”，参会的是对科斯先生有深厚感情的学术同道和闻讯赶来的许多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会上，我们一起追忆了科斯先生的道德文章，研讨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给经济学未来和中国改革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所肩负的继承和发扬科斯思想遗产的重大历史使命寄予厚望。追思会上，浙江大学出版社袁亚春总编表示为纪念科斯先生，希望能出版一本有关科斯先生的传记。研究科斯思想多年的罗君丽就推荐了这本由斯蒂文·G.米德玛（Steven G.Medema）教授写于1994年的《罗纳德· 科斯传》（Ronald Coase）。
斯蒂文·G.米德玛教授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学系的经济学思想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思想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的编辑。他长期致力于科斯思想研究和法经济学研究，就科斯定理、法与经济学以及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等主题发表过重要论文，并先后编著出版了《罗纳德·科斯传》（Ronald Coase，1994）、《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分析遗产》（The Legacy of Ronald Coasein Economic Analysis, 1995）和《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Coasean Economics: Law and Econom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997）等一系列科斯研究专题文献，是西方世界当之无愧的一流科斯问题研究专家。
本书的英文版是最早的、或许也是截至目前最全面客观地研究科斯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它不仅重点分析了科斯广为人知的最重要贡献，如关于企业、交易成本、社会成本、边际成本定价、灯塔等，更广泛涉猎科斯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的很多生活和工作细节，以及其他重要却鲜为人知的学术著作的深层含义，如科斯早年与其他学者一起进行的蕴含理性预期思想萌芽的生猪周期研究，以机会成本思想展开的会计实务研究，还有他长期跟踪考察的广播业垄断问题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命题，等等。事实上，由于科斯低调谦虚的处世态度，以及他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理念并非主流，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科斯也都只是与被过度演绎的“科斯定理”有关，好像他一生只写过两篇半文章—《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和《联邦通讯委员会》。但是，科斯思想的内涵远非如此。对一个想要真正了解科斯和科斯思想的学者来说，只能通过全面研读科斯先生的著作—包括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品，并了解他与经济学研究相关的生活和工作细节，才可能获得对科斯思想的全面把握，并最终超越“科斯定理”造成的思维定势，真正认识他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立场及其价值之所在。米德玛教授努力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先生活过了漫长的一生，诚然，他留下来的手稿和档案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深入研究。但，米德玛教授的这本书，不仅是最早的，也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科斯传记作品。难能可贵的是，在科斯先生去世之后，米德玛教授得知我们有意出版本书的中文版，还特意写来了中文版序言和后记，进一步详述了科斯先生在1994—2012年之间的学术活动和写作情况，从而使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科斯形象更为全面和客观。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科斯先生的离世，并不意味着科斯现象的结束，相反很可能是新时代的开始。而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科斯进行研究，或许才刚刚起步。科斯是20世纪经济学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所作贡献的一部分得到了广泛认同，以至于经济学领域形成了可称为“科斯主义经济学”的思潮甚至是流派。问题是，学术界对科斯的评价与科斯本人的自我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的？是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最近30多年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科斯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乱象丛生，即使是科斯主义学派内部，争论也十分激烈。科斯生前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和深深的无奈。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则笑话，说的是黑白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有一次对参加“卓别林模仿秀”比赛的冠军得主说：“你比我自己更像我。”马克思晚年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或许是名人所要面对的共同悲哀。试想，这些伟大人物在世之时都无法阻止社会对他们的误解，更遑论死后。
出于对科斯这位伟大学者的尊重，也是对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未来健康发展的责任感，我们这些后来者应该静下心来，好好阅读、讨论、深化科斯理论的各个面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和内部一致的理解，尽可能还原科斯思想的真实内涵。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认真阅读科斯本人创作的学术文本，还要返回到经济思想史的语境中寻找进一步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说，前者迄今为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还很不够，那么后者简直几近空白。事实上，从科斯本人晚年的学术兴趣和一些他花费了很多功夫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学术文献中，我们是可以找到深入理解他的学术贡献的核心及其特点的门径的。如果仔细研究科斯论斯密、论马歇尔以及回忆自己思想发展路径的那些文章，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与古典时代经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科斯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学术思想的真正贡献以及为何这么看，也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其原创性的根据，以及对未来经济学进步的重大意义。
我本人早期做过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出于对“黑板经济学”的不满，后来逐步把注意力转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经由约翰·穆勒到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术发展路径。我有一个基本判断：科斯是这个传统在20世纪的最伟大传承者。虽然凯恩斯也部分地具有这个资格，但他太过复杂，很难简单归类。斯密、穆勒、马歇尔，是18、19世纪经济学综合的大师，《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都是体大思精、集前人创见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学巨著，是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与他们相比，科斯的一生虽然漫长，却没有写出具有类似性质的巨著，也没有开创主流经济学的新时代。就此而言，科斯无法与这些前辈相提并论。但是，科斯的创见，就其深刻程度而言，绝不输于穆勒、马歇尔，甚至斯密。尤其是他理解经济世界的方式，与三位伟大的前辈—特别是马歇尔，可以说一脉相承；他对经济运行与人类社会其他部分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明显表现出与这些前辈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在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斯密–穆勒–马歇尔的这一可称为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另外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传统—唯理主义，一直处在某种具有内在紧张感的互动关系之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论它们彼此的争论和紧张达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对话的空间，共同塑造着经济学的整体气质。
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倾向于设想、假设和想象某些典型的普遍性世界，从一个抽象的、不存在于任何具体事物中的理论假设出发，去认识、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信奉唯理主义的学者对演绎方法更为推崇，而经验主义者则强调个人的感觉系统所带来的印象、知觉及其所构成的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考察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归纳和描述的方法。从地域上看，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似乎更倾向于唯理论，如重农学派的魁奈、19世纪后半叶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这一系统的经济学家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运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持有经验主义立场。首先，在亚当·斯密那里，经验主义方法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虽然之后的大卫·李嘉图大大推动了唯理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发展，但直到19世纪末，经验主义仍然在英国学者的研究中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经济学发展中的另一里程碑式人物马歇尔，长期纠结于究竟是走经典物理学式的经济科学发展之路还是达尔文式的演化论经济学发展之路，并最终把经济学科学化的梦想置于《经济学原理》中，把演化论思想放在《工业与贸易》等著作中。随着《经济学原理》风靡世界以及大批追随者的形式化改造，接近物理学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占据上风，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后被定于一尊，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则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成为经济学的异端。由于主流的经济学定义从学理上排斥了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合法性，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支柱最后只剩下演绎法一种，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逐渐嬗变为理论内部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当前经济学日益脱离真实世界的事实，正是唯理主义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开始成长壮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假设清晰（不必真实）、逻辑严密和定量严格。一项研究只有符合这些形式化特征，才可能被认定为是“科学”的。得益于某种知识社会学的机制，这一唯理主义–形式主义传统不仅在经济学中获得了主流地位，而且发起了对其他社会理论的殖民运动，正如这一传统在当代的杰出代表加里·贝克尔所宣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语法”。虽然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做派，遭到了很多社会科学从业者的强烈质疑和反感，但这种殖民的势头似乎还在持续。
正是在这个唯理主义–形式主义经济学独霸天下的时代，罗纳德·科斯顽强地坚守着自己对真实世界经济学的信念，不断发掘和发展斯密、穆勒、马歇尔等前辈思想中被边缘化甚至完全被忽视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并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巨大的原创性为经验研究方法重新赢得了荣誉。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建构起了一种可以有效拒斥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化的新范式，从而给经济学作为社会理论分支之一来发挥应有的功能注入了新的刺激。随着对科斯的理解日益加深，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20世纪经济学理性主义–形式主义排山倒海般的潮流中，科斯一直是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他力图复兴古典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某种具有持久价值的部分，恢复其效力和尊严。科斯虽然势单力薄，但他表现出来的拒绝妥协的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创见，足以证明他的伟大。
我相信，经济学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生命力，而它的生命力来自于理解、解释和指导人类整体经济运行的能力。从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发展历史来看，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这两个传统都对经济学的整体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19世纪是经验主义雄霸世界的时代，那么20世纪就是唯理主义独步天下的时代，两种极端的形态与经济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这不是一篇小小的序言所能讲清楚的。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无论是通过何种机制，任何废黜百家定于一尊的格局，都不利于经济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发挥其健全效能。今天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在两种重要的传统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正如马歇尔早就意识到并试图做到的那样，经济学的方法不是某种独门秘诀，而是兼容并包的武器库，所有武器的存在价值都必须依据经济学所面对并打算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来作出判断。也就是说，评判经济学方法好坏的正确做法，不应该是孤立地、绝对地断定某种方法的是非优劣，而是要联系我们所要解决的那一类问题的独特需要来作出选择。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进步最快的一部分，当然得益于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采新”和“惟新”。经济学的力量是来自于它历史性地累积着的、不断丰富的分析武器库给后来的研究者所提供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大炮的威力比匕首大，但这并不等于在所有情况下大炮都比匕首更为管用。武装到牙齿的现代战士与赤手空拳的武士侠客，各有各的行为空间和用武之地。
当前经济学已经陷入某种窘境，在部分领域甚至出现了危机，这到底是经济学作为一门成熟科学的整体性危机，还是掌握话语权的那一类经济学在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方法选择不当所导致的任务失败？就此问题，我们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唯理主义经济学对经验主义经济学的粗暴拒斥，却是目前最为严重的不争现实。我们看到，这种做法已经开始损害经济学肌体自我恢复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开辟了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思想范式的新局面，也锻造了经济分析的新武器，这对于应对经济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有效的进路之一。
科斯的工作，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在此我不必赘述。我只想指出另外一点，那就是科斯与中国的联系不能止于其学术与某些具体的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方面，还应该包括他的经济学创新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面。我认为，关于后者，我们考虑得非常不够。中国的经济学在最近30年里，一直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之后亦步亦趋，很少有自己主导的理论创新。而且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有重大的世界性的理论创新，这与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严重不相称的。钱颖一教授曾经发人深省地指出，经济大国未必是经济学大国，经济强国也很可能不是经济学强国。中国目前无疑是经济大国，但算不上是经济学大国，将来当中国成为公认的经济强国时，它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学大国或强国呢？决定两者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需要经济学从业人员进行严肃思考的问题。经济学的发展取决于学者自身的禀赋、素养以及特别的判断力。我以为，科斯给中国经济学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他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我希望，米德玛教授的这本《科斯传》就像罗斯的《斯密传》、格罗尼维根的《马歇尔传》、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那样，能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阅读体验，希望它为中国学者提供一个全面和深入认识科斯及其思想的有益途径。
后记
自本书初版20年以来，我们看到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日益关注科斯的分析。然而，对科斯及其贡献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他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践行的经济分析的影响远不及他所希望的那样大。之所以造成此种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文化(culture of economics)。对此，科斯做过详细阐述，其态度也从质疑逐渐发展到公然敌对。如果要根据是否成功说服经济学家远离“黑板经济学”来评估科斯的事业，那么，科斯的成功至多也只能说是有限。
上述论点的最好证据就是“科斯定理”一直被视为科斯分析的最重要思想。该定理每年都被成千上万的刊发论文所引用，并成为各级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教材及文献中的标准组成部分。而科斯所强调的重点—研究外部性问题(和一般性政策问题)要使用比较制度方法，却很少被学术性文献引用，在教材中更是根本不提。整个学术界都还在迷恋抽象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对琐碎而注重细节的案例研究了无兴趣，因此，科斯呼吁经济学家要采取替代性研究方法，这根本就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多大关注。与此同时，科斯定理却因其具有非真实主义(unrealism)特征而继续受到那些视形式化、模型化为经济分析核心工具的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在科斯生命的最后20年，他笔耕不辍，不断重复构成本书写作素材的那些早期著作中的主旋律。他后来所写的很多评论都是有关方法论的，旨在敦促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体和经济政策问题时转向他所认为的更合理道路。此外，他还回顾了近期经济学的发展史以及他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并努力表明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贡献的，他特别强调了自己的看法与他所认为的学术界大部分人的错误看法的不同之处。尽管科斯得到过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经济学界的外部人，绝大多数学术界同行总是误解自己的工作。以下对他近期作品所作的综述将对此作出说明。
法学、经济学和“社会成本问题”
芝加哥学派对推动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众多其他学者一起缔造了现代“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社会成本问题”对现代“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有关法与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以来是如何在芝加哥大学演化发展的，并不为世人充分了解，而这正是科斯在“法与经济学和芝加哥大学”中所要讨论的主题(1993)。
对法与经济学传统在芝加哥大学的起源，科斯把它追溯到经济学家亨利·西蒙(Henry Simons)在法学院的任命。但是，科斯批评西蒙在《论自由放任的实证方案》(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1934)一书中所提出的以高压的中央集权方式来创造竞争性经济环境的想法。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所讨论主题形成呼应，科斯批评西蒙竟然相信政府拥有必要的信息和资源来开展他所赋予政府的任务。科斯认为，法与经济学思想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发展与西蒙的关系不大。当然，科斯的这个看法可能低估了西蒙的人格和世界观对20世纪30—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产生的影响。
在科斯看来，更为重要的人物是阿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在1946年西蒙去世之后，迪莱克特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法学院工作。正是迪莱克特于1958年在法学院规划了法与经济学的研究项目，创办了《法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他的研究方法为之后20多年时间里的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调。迪莱克特认为，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经济系统的法律环境。对此，科斯表示赞同。在科斯看来，迪莱克特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愿意接受市场结构分析的传统智慧，尤其是对垄断和垄断趋势的分析。迪莱克特认为，那些被当作反竞争的行为通常可以被视为竞争过程的结果而非垄断力量的证据。他和他的学生调查过一些案例以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有的学者对他的这个观点持肯定态度，认为他的这种分析的意义深远，因为这意味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反垄断和其他管制措施都是错误的。总之，迪拉克特和他的学生对法律一经济关系的详细研究表明理论和政策都需要进行严肃反思。这种思考反托拉斯的“芝加哥式”方法逐渐在法律讨论中受到重视，尽管这种影响力来自大量受迪莱克特影响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生，而非迪莱克特本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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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历史人物的罗纳德·科斯
一直以来，援引科斯著作的大量学术研究都涉及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仍然是文献中的一个辩论主题，尽管它已经在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大量讨论产权和交易成本问题的文献，都试图把这些概念纳入解释性框架并把它们用于规范性目的。同样地，科斯对企业的开创性分析激发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以科斯的著作还以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的原创性贡献为基础。关于这些，本书都已经作出了进一步说明。
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也越来越关注科斯，努力加深我们对科斯思想演化的理解，为其著作在经济学史上进行学术定位，并进一步明确他对现代经济学历史的影响。本书的1994年初版，是对科斯贡献进行史实记录以及考察他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地位的首次尝试。从那时起，对科斯学术贡献和学术遗产的分析就开始成为寻常话题，所产生的文献如此之多以致这里无法一一涵盖。对读者而言，幸运的是，互联网的存在使敲击几下电脑键盘就可以迅速得到相关材料，一些特别有用的资源已经在这个后记的参考文献中列出。
总之，还有大量研究要做。与科斯相关的学术研究，其核心仍然还只是与他的一小部分最重要贡献——关于企业、社会成本和灯塔的文章有关。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这些原创性文章所显示的是一个更广阔的研究前景，要想完全理解这个前景，就只能通过阅读科斯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的更多学术著作，并了解能提供他研究经济学方法信息的生活细节。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本书时的学术历程，是对这个说法的很好注解。在那个过程中，我阅读和重读的不仅有他的最著名作品，更多的是那些在文献中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无名之作。由此，我对科斯所持有的观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通过更深入地研究科斯及其作品和生活工作环境，我们无疑会学到很多。我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实现这个研究目的。
文摘
科斯还记述了自己在11岁时被父亲带去见一位颅相学家。说来奇怪，这位颅相学家似乎精准地预测了科斯的未来。科斯这样描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在颅相学家那本印满各种性格总结的小册子中，他为“科斯少爷”(Master Ronald Coase)挑选的那一则是这样写的：“你足够聪明，而且你也自知这一点，虽然你可能低估自己的能力。”相签上还说：“你不会像一条病鱼那样随波逐流……你享有巨大的精神能量，不会成为他人操纵下的被动工具。虽然你能够与他人合作或为他人工作，但在你自觉优势的领域，你更愿意独立思考和工作。然而，决断力更强一些会对你有好处。”相签上所推荐的职业是：“科学与商业、银行业、会计。”(Coase，1991，p.2)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位颅相学家的预测还是比较准的。更有意思的是，相签上推荐给科斯的业余爱好是园艺和家禽饲养，这也许预兆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所举的著名的农场主一牧场主案例，以及他与罗纳德·福勒(Ronald Fowler)合作的“生猪周期”(hogcycle)研究。
科斯成为经济学家并非顺理成章。在不止一个场合他都提到，他的成功是其求学生涯中“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这个说法相当正确，我们下面就会对此给出证明。考虑到科斯对市场功效的强调，我们不妨把这一系列偶然因素解释为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
科斯小时候饱受腿疾之苦，不得不在腿上装上铁件(wear irons)，并因此进入当地一所残疾人学校。直到12岁，他才被授予奖学金到基尔伯恩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注册入学。1927年，科斯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通过了大学录取考试，其中化学和历史成绩突出。科斯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又待了两年，学习伦敦大学的校外中级(intermediate)课程，这使他得以二年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紧接着，他面临着学位专业选择的问题，正是从此开始，“一系列偶然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中学注册入学的年龄一般是11岁，但科斯错过了当年的入学考试，从而使他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的入学被耽误一年，错过了学习拉丁文的机会，由此使他不能在大学里攻读自己喜欢的历史学位，因为拉丁文是攻读此学位的必要条件。于是，他转向自己擅长的另一个领域：化学。但这段学习经历非常短暂，因为他发现学习化学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不符合自己的口味”(Coase，1991，p.4)。……奇怪的是，科斯当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商科学位的必修课程之一——经济学会相当有趣。在准备中级考试期间，科斯选修了经济学、地理、法语、英国经济史和会计学。通过考试后，科斯于1929年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继续攻读商学学士学位。
正是在LSE求学的第二年，科斯通往职业生涯的路径发生了改变。1930年，LSE任命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为商学教授，科斯参加了他的研讨班。普兰特很快就对科斯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选修过他(普兰特)的工商管理课程。但在终考前五个月我参加了他的研讨班，正是他在研讨班上的讲话改变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了——我有关经济运行的看法。普兰特的话使我了解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让我意识到价格体系是如何来协调一个竞争性经济系统的。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思想方面的，与他的相遇改变了我的一生。(Coase，1991，p.4)
事实确乎如此。……事实上，在LSE期间，科斯连一门经济学课程也没修过。但科斯对此并未感到遗憾，相反，他认为“这使我在思考经济问题时是自由的，假若我修过经济学课程，我可能就不会提出这些有关的经济问题了”(coase，1990a，p-3)。科斯是撞上了经济学，而不是深受经济学的熏陶——这也许能很好地解释他为什么会提出那么多独特而原创性的见解。
1931年，科斯通过了LSE终考，但为了获得学位他仍需在学校再待一年。于是他不得不考虑第三年应该做什么。他决定学习工业法，以获得一个经济学理学士学位。如果这项计划顺利实施，科斯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名律师。然而，学校授予他一笔1931—1932学年的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他把这个奖项归功于普兰特的影响力。他决定去美国考察产业结构，尤其是考察不同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为何存在差异。“尽管当时我毫不自知，但我正走向成为经济学者的道路”(Coase，1991，p.4)。正是这项研究——在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所从事的研究，使他获得了深刻的洞见，这洞见最后演变成日后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嘉奖的文章之一——“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the Firm，1937a)。
P2-4
| ISBN | 9787308163033 |
|---|---|
| 出版社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斯蒂文·G.米德玛(Steven G. Medema)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