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剑桥大学扛鼎经典?大家小书热卖欧美二十余年
一本书谙熟德国权威/全面/深刻
世界一流历史学家精心打磨的历史经典读本
作者简介
玛丽?富布卢克，曾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伦敦大学学院德国史教授，曾任德国历史学会会长，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富布卢克在欧洲史比较研究和德国历史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主要著作有：《虔信与政治：英国、符腾堡和普鲁士的宗教与专制主义的崛起》（1983年）、《德国史（1918-2000）：分裂的国家》（2002年）、《对专政的解析：东德内幕（1949-1989）》（1995年）、《大屠杀后的德意志民族认同》（1999年）、《史学理论》（2002年）《人民的国家：从希特勒到昂纳克的东部德国社会》（2005年）《小城奥斯维辛：一般的纳粹分子与大屠杀》（2015年）。
目录
2004年版序
1992年修订序
序
第一章导论：德意志土地与德意志人民
第二章中世纪的德国
德国史的开端
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
第三章宗教改革时代（1500—1648年）
德国的宗教改革：早期基础
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展
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三十年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战争的影响
第四章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第五章工业化时代1815—1918年
复辟时期的德国（1815—1848年）
1848年革命
德国的统一
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
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表面稳定的时期
魏玛民主的垮台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大屠杀、反抗与战败
第七章东西德时期（1945—1990年）
两德的建立
从建立到巩固
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
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
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
第八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以后）
第九章德国历史的模式与问题
人名、译名及术语对照表
审校后记
序言
像这样一本书，批评起来比写起来容易多了。将漫漫千年的悠久历史压缩成简短的一卷本，这必将引起专家学者的厉声呵斥，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一方天地惨遭篡改、限制、歪曲，甚至忽略。然而，对于如此宏大的话题，一本意欲简明的历史书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它最多只能成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将读者引向浩瀚的历史发展中去。
事实上，这种局限是由历史编纂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述一个广受认可的故事，而是一个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评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德国简史的编纂尤其如此。筛选增删虽然心痛，却必不可少。读者对事物的看法不一，作者却必须对观点作出选择。而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本书则按照观赏风景时的原则进行编排：离观测者越近的，体积越大，细节越丰富；离地平线越近的，则越模糊，越笼统。因此，越靠近现代，每个章节所包含的时间段就会越短。如此，在观赏风景时，有些特征也会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历史学家非常熟悉的“目的论”(teleology)。这是在历史编纂中存在的一种趋势，即关注与当下直接相关的历史，按照结果评述历史的发展（无论历史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所谓“贡献”），并忽视那些没有产生重大变革的事态变化。对于这种趋势，虽然在近来的历史编纂中已有一定的反思，但从当下的角度出发，仍然有些特定的历史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不管如何力求公平、客观，每个作者必有其特殊的兴趣、热情和盲点。有关德国历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恰当的主题范围在哪里?本书中，奥地利史既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871年后又与现代德国史密切相关。而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虽然它可能最明显。其原因在于，所谓“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如此包罗万象的一本书必然十分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须保证在整体连贯一致的叙述中，同时展示现有的史实和史学家们通常相互冲突的观点。本书作者强烈意识到当下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和不足，但仍然希望通过呈现一个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的德国史框架，来达到两个有益的目的。其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启发，其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本书意欲成为一张地图，为进一步的细节调查指路。
在此，我衷心地向我的同事和朋友致谢，感谢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对部分手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史实谬误和不恰当的说明。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他们为帮助我改进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伊恩·克肖(Ian Kershaw)、蒂莫西·麦克法兰(Timonthy McFarland)、鲁道夫·穆斯(Rudolf Muhs)、哈米什·斯科特(Hamish Scott)、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吉尔·斯蒂芬森(Jill Stephenson)、马丁·斯维尔斯(Martin Swales)。若本书有任何不足，均应由本人承担。本书还得益于伦敦大学学院基金会的赞助。正是由于基金会的允诺，我才得以查阅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获取了合适的插图材料。选择合适的插图几乎和组织文字一样困难，期间也出现了同样多的问题，例如：选择、说明及疏漏等。经过仔细观察，读者可以注意到：我们熟悉的名人及其事物，有关这些的图片都让位给了更加广泛的主题，以及更加久远的历史时期或场景。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他们在炎炎夏日中，花了数不清的日子，行走在欧洲的中部，只为了帮助我寻找有关德国历史的点点滴滴。
后记
一
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1951——)的经典著作《剑桥德国史》，自1990年第一版出版以来，1992年出现了一个修订版。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版本是在2004年重新、全面修订的。至2014年，本书已经印刷了15次，成为德国研究、欧洲研究、德国历史、欧洲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同时也由于其篇幅不大，言简意赅，也为很多想了解德国，或前往德国旅行之前的旅行者的参考书。
富布卢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是来自加拿大的结晶学教授，母亲曾是柏林的犯罪学家，1936年由于种族和政治的原因逃亡到英国。我想，富布卢克成为德国近代史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想弄清楚母亲祖国近代以来迷人的文化成就与令人发指的犹太大屠杀之间的关联性。她进而关注作为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东西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1989年后两德统一后的共同发展。在近现代德国历史研究方面，富布卢克取得了很多成就，她本人曾担任德国历史学会(German History Society)会长。1983年以来她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最初任讲师，1995年起任德国史教授。1991—2010年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兼任该校人文学院的副院长。
二
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德国通史，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想要将千余年波澜壮阔的德国史展现出来，其难度是可想象而知的。作为德国史方面的专家，本书作者对此当然更心知肚明。她在“序”中将此书定位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而不是做到面面俱到。因此，这样的一部具有导论、入门性质的指南，最重要的在于用宏观的历史叙事方式勾勒出德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本书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德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和整体认识。一般说来，目录是一种“学习指南”，将整本书的知识体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德意志的概况、一些对于德国史来讲至关重要的概念作了解释。第二章论述德国中世纪的历史。第三章谈的是宗教改革时代(16世纪初至1648年)，这一部分对理解德国历史的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讲的是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维也纳会议之间的德国，当然也涉及法国的影响。第五章谈的是工业化时代的德国，从复辟时期(1815—1848年)到1848年革命，再到1871年的德国统一、威廉时代的德国发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1918—1945年)。第七章的内容是分裂时期的东西德(1945—1990年)，并且对当时东西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了比较。第八章是有关1990年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最后一章对德国历史的模式和问题做了总结。从内容范围——有关德国历史知识领域的覆盖度来讲，本书是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有关德国史的总体框架实际上也保证了这部德国通史没有重大的内容遗漏。
在内容处理方面，本书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作为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学者，富布卢克一直用比较的视角来研究德国历史，或者将德国史放在欧洲历史发展的复杂线索中进行梳理。由于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在变化之中，处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只是其内部的事情。奥地利、丹麦、法国等的历史都会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而奥地利的近代史则更是与1871年后的德国史无法完全分开叙述。
以往德国自身“有地缘优势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认为是德国历史种种复杂问题的重要原因。富布卢克在不否认地理环境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德国史应放在国际视角下进行考察，充分考虑在欧洲中部争夺空间、立场、权力和地位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德国的历史是其地理位置、与其他国家互动，以及德国自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博弈的结果。实际上，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论的理论都是靠不住的。英国的德国问题专家艾伦·沃森(Alan watson，194l——)在两德统一后的著作((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The Germans：Who Are They Now?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1997年)中给出了九个方面的回答：历史的答案、地理的答案、文化的答案、经济的答案、政治的答案、邻国的答案、他们自己的答案、令人不安的答案、民主的答案。因此，任何将德国历史简单化的归纳，都是有问题的。德国历史一定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现将有关翻译和审校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所有重要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等专用名词，在中文译名后都注上了原文。由于本书的原文是英文，有些表达的方式没有办法跟德文一一对照上。但为了避免过于烦琐，没有再注上德文原文。如“纽伦堡”的英文名字为“Nuremberg”，而德文为“Nurnberg”。由于是译自英文，有些专用名词也遵循了英文的译法：如将Frederick译作“腓特烈”，而德文原名Friederich一般译作“弗里德里希”。凡是在原文中引用德文的地方，在译文中也一律都予以了保留。在正文中，专用名词(中心词、专用名词、人名、地名)凡是首次出现，都会在其后注上原文。
译文的章节和段落均是按照英文原文的结构，未作调整。日文本在二级标题下面又增加了很多小标题。
书后的“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按照中文一西文顺序排列，这样读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中文的译名查到相应的西文原名，同时也能体现出中文文本的主体性来。
有一些名词如“feudalism”被翻译成“封建制度”，在文中解释得也很清楚：“指代中世纪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民和封建领主在土地上的关系”。这样的定义是与我们所习惯理解的“封建制度”，亦即以维护所谓封建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的反动思想是不同的。我们将“idealism”翻译成“观念论”而非“唯心主义”，因为后者在1949年以后的中文语境中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
考虑到大部分的读者并非德国史专业的，为了让他们尽量多地理解德国历史的一些特殊性，校译者加入了少量的注释。此类的注释全部都做了标注。
原书在德文引文中也有个别的错误，这在译文的引文中一并都做了订正。原文：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p.121)，实际上应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本文在译校的过程中尽管参考了中文世界诸多有关德国历史的专著，同时也查阅了大量的德文原文，但由于本书原文的写作语言是英文，所描述的又是德国的历史，因此有些地方会经过二次翻译，难免会有疏漏。译文中的错漏不妥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雪涛2017年5月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文摘
魏玛民主的垮台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1928年的大选中社民党胜出，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迅速撤走了。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最后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是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临时工作很多，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他们几乎要崩溃了。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第一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他也做到了，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胡佛（Hoover）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一些重大的变动。1930至1933年，有两个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玛民主，一是旧精英集团对议会政府的抨击，早在经济危机前就存在；二是危机时期的新大众运动，大批民众被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吸引，这位领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释放后，于1925年重建了纳粹党。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纳粹党试图扩张，从早期的巴伐利亚，扩展到了德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纳粹党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新教徒、农村和小镇选民组成，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它还吸引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以及组织不那么有序的工人阶级，后者的人数更少一点。（虽然工人阶级中的纳粹分子只占了一小部分，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数大，其中的纳粹分子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得到了12个议会议席。1929年，纳粹与当时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贝格（Hugenberg）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合作，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这给了纳粹党自由的媒体关注，与右派中手握权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也使他们面上增光。纳粹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帝国议会中的第二大党（第一大党是社民党），拥有107个议席。随着“小资产阶级”（bourgeois middle）政党的倒台，极端党派的选票增加，德国共产党的议席增加至77个，社民党无法取得议会大多数的席位，也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社民党担心，若再进行选举，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于是它选择“忍受”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虽然在1930年以前，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对纳粹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之后也并不重要，但工业家们开始将纳粹党视为破坏议会制的有效手段，并在1932-1933年间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说服他利用希特勒达成这一目标。
德国在1932至1933年间的政治史充斥着阴谋和误算。布吕宁的内阁倒台，部分是由于兴登堡重新当选为总统，这对他来说是个侮辱，而他对此处理不当（兴登堡当选于两次国会选举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在持续了大半年的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施莱歇将军，他的计谋导致了布吕宁政府的崩溃，帕彭接任总理。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内，帕彭取消了布吕宁政府对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亲卫队的禁令，还以街头暴力为借口，认为普鲁士的邦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于是罢免了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以专制手段控制了普鲁士。在193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纳粹党获得了令人震惊的230个席位，加上德国共产党的89个席位，意味着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帕彭被迫辞职。施莱歇还拉拢纳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却失败了。1932年8月，兴登堡不情愿地提出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这在纳粹党内招致了许多批评，纳粹党人担心希特勒决绝了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好机会。9月，帕彭政府以512比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信任动议。所有党派，右翼、工业和农业精英、军队高层，甚至是兴登堡总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废除议会政府，重新让旧的精英阶层掌权，并修改宪法，使议会选举不再是必要的程序。失业率上升，街头暴力频增，议会中互相对抗的左派和右派冲突不断，议会完全陷入了僵局，议会权力因此大大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合作对抗纳粹主义，1932年秋的德国，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奇怪的是，直到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纳粹党的支持率第一次开始走下坡路，在魏玛民主的这只骆驼上，却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的选票少了两百万，议会席位也随之减少到了196个。虽然它仍然是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是它一定要领导政府的理由，正如当年的社民党。
很快地，施莱歇于1932年12月接任总理，并担任此职位直至1933年1月。施莱歇试图拉拢工会，以及以格里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为代表的纳粹党左翼。这立即引发了工业家和农业从业者的恐慌，因为施莱歇为此可能实施创造就业和税改计划。斯特拉瑟对施莱歇的提议也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最后辞去了他在纳粹党中的职务并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很明显，施莱歇和前几任总理一样，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方案。他还让兴登堡相信，在内战发酵的时期，军队无法维持秩序，这一举动可能是轻率的。1933年1月，帕彭与包括希特勒、兴登堡的儿子和兴登堡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工业与农业利益集团对年老的总统施加压力[比如为纳粹所渗透的“帝国农村联盟”（Reichslandbund）]，让他在新的联合政府内阁中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非常厌恶这位发迹的“波西米亚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切都符合宪法章程。
某种意义上，这仅仅代表了1930年后总统内阁和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后来的发展，希特勒继任总理当然也代表了与先前的德国政治的根本决裂。纳粹党在1923年政变失败后，公开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颠覆议会。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不过，纳粹党本身相当独特。虽然它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支持率不成比例得高，但比起当时受众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团的党派，它代表的是更为广泛的大众运动，可以说是超脱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泥潭的“人民的党”（Volkspartei）。它有能力许诺将撕裂社会的分歧再次弥合起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含糊、无所不包：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时，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和政治仪式（例如1929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形式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新异教。再加上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他发现自己的演讲天赋并不断加以改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众形象。有了这么多的条件，纳粹主义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德国的救赎和命运，让一个所有人渴求多年的伟人来领导全德人民。纳粹许诺要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民族社会，让德意志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撕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惩罚1918年的“11月罪犯”，让“犹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再影响、污染“雅利安”种族，将那些暗中颠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罪犯宣布为非法。所有这一切对于多数绝望、恐惧的德国人来说都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玛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民族耻辱、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个人对未来的迷茫。民族主义者以及工、农、军界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大众运动的力量，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利用”、“驯服”这个大众运动，并运用民意使自己破坏民主的计划拥有合法性，而这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夺取”任何权力，那些旧的精英阶层直接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面对这两者的合作，权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会和内讧不断的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法挽救被利益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大众抛弃的民主制。而这些阴谋失算的精英们，比起最终无法保护摇摇欲坠、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犯的错误要悲惨和不负责任得多。在这独特的境况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刚上任的时候，内阁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两个纳粹党员，弗里克（Frick）和戈林（Goering）。1933年5月，大选又一次拉开了帷幕。虽然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后人心惶惶，纳粹还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依然没能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大多数选票。纳粹获得了43.9%的选票，288个席位，左派则获得了超过30%的选票（社民党128个席位，德国共产党81个席位），中央党和自由派总共获得了18%的选票。即使加上和他们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还是无法立即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并按照授权法案更改宪法，彻底毁掉民主政府。不过，3月21日，新国会的开幕式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Garrison Church）举行，希特勒成功说服了中央党和其他较小的右翼党派，让他们支持自己的计划。同时，他又禁止共产党员和21个社民党党员参加3月23日晚的帝国议会。于是，希特勒成功地在议会上通过了授权法案，只有社民党敢高声反对法案，并投了反对票，反对废除德国的民主制。从此以后，希特勒就可以不顾议会的意见，任意通过任何他想执行的“法案”了。实际上，议会立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初夏，除了纳粹党以外，所有党派要么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首当其冲），要么必须自己解散（1933年7月5日，中央党正式解散）。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党法》，由此建立了一党制。
政府在许多领域推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字面意思就是调到同一个速度）。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职恢复法案》对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清洗，以保证其中没有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也没有犹太人。1933年3月，纳粹党开始扩大地方权力，打击地方州议会。4月10日，纳粹派遣“帝国代理官”（Reichsstatthalter）至各州维护纳粹的权力。5月，工会遭解体，并由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领导的“德国粮食总会”（DAF）代替。瓦尔特?达雷（Walter Darré）控制着“国家农民协会”（Reich Food Estate）。协会负责处理农业及农民相关事务，而“手工业、贸易和行业组织”（Handwerks-, Handels- und Gewerborganisation, HAGO）则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栖身之所。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总理一年后，议会的上议院（Reichsrat）也遭到废除，联邦体制走到了尽头。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过世，对宪法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也随之而来。希特勒立马将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立法使自己成为德国元首（Führer），并令军队听命于自己，向自己宣誓效忠。
由于希特勒在解决冲锋队和军队的冲突时，作出了偏向军队的裁决，因此军队就更容易向希特勒俯首称臣。恩斯特?罗姆（Ernst R?hm）领导的冲锋队（SA）发展成了对亲卫队和军队来说都难以驾驭的竞争对手。希特勒意识到他非常需要军队对他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持，他谋划了所谓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冲锋队的领袖，还有一些曾经和希特勒争吵过的人（包括施莱歇和格里哥?斯特拉瑟）被谋杀。这场谋杀后来被1934年7月通过的一部法律“合法化”了。冲锋队老老实实地待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亲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1936年控制了亲卫队和德国警察，在第三帝国成功地掌握了所有的恐怖手段，可以不顾法律公正，任意实施逮捕、拘留、监禁、酷刑和谋杀。1933年3月，在近慕尼黑的达豪（Dachau）开启了第一所纳粹集中营，声势浩大，媒体公开争相报道。这实际上是专门拘留和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反社会分子”（包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者、同性恋及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要在其中接受刑罚。尽管这些人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酷刑、营养不良、体质病弱、过度劳作和公然杀害都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这些劳动营 [门口的口号居然是“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并非1941年后那些专门用来杀人的灭绝营。人们害怕被抓捕，害怕身边有告密者。于是，许多德国人战战兢兢地遵守着希特勒政权的要求，被迫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只在私下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
在胁迫他们遵纪守法的同时，纳粹还采取措施让他们一致同意、支持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措施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部分是实践。对于那些没有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外的人来说，即那些没有政治倾向的雅利安人，他们没有犹太血统，对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厌恶，在纳粹德国的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相当舒适。纳粹的创造就业计划（建设高速公路、大型建筑工程，重整军备相关的项目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项经济改革的发展。纳粹的经济政策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并为战争作准备，还要满足消费者。这些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关于纳粹经济政策和德国经济恢复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比如1936年后的重整军备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另外，资本集中的加快代表着纳粹上台前的经济形势还在持续，要分析原因和影响，就更加复杂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和1933年之前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之前宣布的反对大型商场、支持农村的“血与土”价值观，这些都很难和军备政策要求的工业发展相一致。很明显的一点是，失业率大幅下降，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甚至产生了劳工短缺的现象。比起魏玛共和国年代的困难和迷茫，纳粹独裁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收入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自由的限制。
纳粹实行了很多计划，向民众灌输这是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它将抚慰魏玛时期的伤痛。其中包括“劳动之美”（Sch?nheit der Arbeit）、“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等，为工人组织业余活动和假期旅行，在工厂中也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在工作中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新的精神的热情。同时，戈倍尔（Goebbels）担任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此部门于1933年3月成立），这个部门很奇怪，它不停地向民众发放各种资料，有轻松的娱乐或消遣内容，也有政治灌输。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烧了左翼、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作者的书籍，这项运动由纳粹激进分子发起，戈倍尔负责，代表着纳粹要净化德国思想，只剩下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HJ）、德国少女联盟（BDM）以及纳粹妇女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试图帮助不同的社会团体融入新的共同体中来，同时，许多现存的德意志组织或被宣布为非法，或遭到解散，或由纳粹接管。在救世主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所谓复兴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权力与统一的象征性展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包括一些大规模的仪式和游行等等，还有当希特勒经过时，德意志崇拜者向他行的纳粹礼（the Heil salute）。
纳粹宣传的希特勒形象亦有真实的成分，而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形象冲击着所有的地方矛盾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和，代表着团结的强大力量。地方的政府高层一边忍受着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一边叹息着“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然而，如果对第三帝国的表面信以为真，那肯定是不对的。一方面，纳粹体制内仍然存在着权力的争斗，新的党组织模仿国家行政机构，互相竞争并延续行政机构的作风。管辖区域的重叠导致各个方面的竞争和矛盾，这不仅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党组织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官僚机构和党的官僚机构之间。要解决这些矛盾，没有法律可依，只能向元首上诉。决定性因素就是“元首的愿望”。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脱所有争斗的充满魅力的元首形象，更多的是政体本身的结果，而非希特勒自己的个人标志，毕竟这么多互相竞争的组织必须能够运作起来。很多时候，希特勒只在最后的一刻介入纠纷之中，用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物竞天择，然后支持较为强大的一方。在很多的决策过程中，希特勒将决策尽量推迟到最后一刻。但这并不等同于一些分析所说的，他是个“软弱的独裁者”。毕竟当他真正在意的时候，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希特勒非常坚决地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对于其他政策，他只是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细节并不在意罢了。另外，考虑到那些关键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工业家和军队上层，并不像下层群体那样组织有序，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应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精英阶层和纳粹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支持从专制和反工会的角度出发，重建经济、重整军备并修改令人憎恶的《凡尔赛条约》。但这些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自1938年起，政权进入了更为激进的时期，这些分歧的解决变得十分突然和剧烈。1939年德国开战后，这些分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同样，大众的观点也比第一眼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虽然有一拨纳粹的忠实拥护者，但1933年3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抱着机会主义的目的加入党组织，而其他人则不顾自身事业或家庭生计，对入党漠不关心。人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纳粹意识形态”（其各部分并不连贯一致，条理也并不清楚）。相反，他们支持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宣传国家的伟大、修改《凡尔赛条约》等，而反对另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个人在财产上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例如，许多农民在1933年以前支持纳粹的“血与土”，但很快就对一些农业政策感到不满，比如《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Entailed Farm Law）。这部法案规定，中等规模的农庄只能由单个继承人继承，不能分给多个继承人，且继承人必须是德意志雅利安血统。公众对此评价不一，大多数人过一天算一天，今天对这个政策不满，明天又为另一个政策欢欣鼓舞，对整体的政策方向没有感觉。大部分人对他人的命运毫不关心，就算邻近地区有人突然被带走了。
希特勒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这种政策倾向甚至对教会也产生了影响。教会在第三帝国的地位模糊。新教教徒占纳粹选民的数量不成比例得高。于是，新教教徒迅速分成了两派，即支持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和反对纳粹的“认信教会”。大多数认信教会的教徒是非常有勇气的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其中包括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不过，虽然纳粹不得不放弃他们早期颠覆教会、任命纳粹主义为帝国主教的计划，但大多数的新教徒对纳粹政权的看法还是相当复杂的。教会反对纳粹对教派学校的攻击，反对纳粹对教会结构的重组，但许多新教徒和纳粹一样，反对共产主义并拥有保守的民族主义目标。天主教会对罗马的忠诚超越了一切，因此一开始对纳粹主义更为抵抗，并且天主教本身“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对团体的强调，比起新教徒的个人主义来说，对纳粹主义也更有抵抗力。不过，总的来说，天主教对纳粹的抵抗力其实和新教差不多。1933年7月，纳粹政府与梵蒂冈签署了政教协定，受此肯定，德意志天主教教徒渐渐开始反抗纳粹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干涉。例如，纳粹曾将教会学校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像拆除。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事务分得很清楚，在宗教事务上，反对纳粹是合适的也是被准许的，而政治事务则与教会无关。这种自我设限意味着，虽然教会实际上反对纳粹的“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me），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有精神疾病或弱智的德国人（当然包括天主教教徒），但教会无法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与政体疏远，天主教的反对被限定在与政治分离的宗教事务上，是在教会范围，而非国家范围内。新教徒也一样，他们还有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作支持。
因此，德国人处于胁迫和同意的混乱状态之中。战前的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经历和境况不断改变，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导致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上，既有不满，也有支持；既有赞同，也有异议。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深谙纳粹政权的黑暗一面。左翼分子很早就被拘捕、监禁，或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反抗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还有因种族传统或个人习惯而遭受区别对待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斯拉夫人则遭人诽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犹太政策大多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1933年4月试图抵制犹太商店和贸易；不让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职务；1935年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攻击、抢劫、焚毁了犹太教堂、房屋建筑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或是为了回应党中激进派所做出的决定。在公众面前施行暴力并不需要获得普遍的公众支持。但很多人赞成将犹太人“移除”出德意志社会，而犹太人财产（包括房屋住宅）的“雅利安化”，更是让受益者十分满意。人们称赞《纽伦堡法案》将犹太人被遗弃的地位合法化，但人们并不赞成“水晶之夜”中毁坏房屋和制造混乱的行为。很明显，新德意志千年帝国“不需要”（unerwünscht）犹太人，他们也与德国未来的光荣毫无瓜葛，但和平时期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演变成种族屠杀政策。
希特勒在两个领域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一是种族政策，二是外交政策。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一个“纯净的”种族共同体，他还想扩大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使其达到欧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所有其他计划都必须指向这两个目标。下面，本书将谈到纳粹政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激进时期，以及战争时期和种族屠杀。
外交政策与战争时期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我的奋斗》和（当时尚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修改《凡尔赛条约》、吞并奥地利、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变成卫星国、在占领俄罗斯前与法国作对、最后主导世界，而英国则是德国要保护的小伙伴。很明显，至少在这个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需要德国保守民族主义分子的广泛支持。实际上，1930年后，在布吕宁政府的领导下，外交政策已不再是施特雷泽曼时期较为谨慎的和解风格了。新的、更偏向对抗的外交风格发展起来，从多边协定向双边政治和经济协定转变，主要以扩大德国在欧洲西南部和东部的影响为目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但速度更快了，希特勒也更加野心勃勃。无论如何，将希特勒送上台的旧精英阶级仍然与希特勒政权维持着原有的合作方案，并伴随着一些矛盾和分歧，直到1937-1938年的冬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总体策略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积极推进重整军备计划。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起，重整军备一直在暗中进行，并向各方征集扩大军备的不同方法。希特勒在上台不到十天内，就向将军和内阁表示了他的意图。一开始，德国对重整军备遮遮掩掩。1933年发行所谓的“半政府债券”（Mefo Bills），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又委婉地将制造坦克说成是“农业拖拉机计划”。到了1934年，德国生产炸药、轮船和飞行器，这些行为均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但军队却予以支持。1935年3月，希特勒向世界宣告，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空军，以及总体的军备状况和征兵制的推行。同时，希特勒和一些国家单独达成了协议，想要以此代替集体协议。他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并于1933年10月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34年1月，他与波兰达成了十年期的《互不侵犯条约》（在不顾外交部的劝阻下）。1935年1月的全民公投后，萨尔兰于三月回归德国。1935年4月，德国的重整军备遭到了英法意成立的“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和国际联盟的谴责。但英国和德国在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中达成了一定的互相理解，德国依照协定，将扩大自己的海军队伍至英国海军的三分之一。虽然意大利和德国在奥地利事务上产生了冲突（奥地利的纳粹党试图于1934年发动政变，陶尔菲斯总理[Chancellor Dollfuss]遇刺身亡），但希特勒还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他非常崇拜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因此有一段时间在与奥地利有关的问题上十分谨慎。无论如何，斯特蕾萨阵线本身并不牢固。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了，同时两国的国内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群众的不满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希特勒因此受到鼓舞，并抓住机会实施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第一着险棋。1936年3月，德国向莱茵兰派遣军队。尽管德国的士兵数量相对较少，但还是成功获得了国内大众的赞誉，而来自国外的批评则非常少。德国毕竟只是“进了自己的后院”。
1936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必须在四年内为战争做好准备，并开始了由戈林负责的“四年计划”。这标志着德国的经济政策不再是先前的前德意志帝国银行主席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领导下相对传统的管理方式。1937年11月，沙赫特又辞掉了经济部长的职位，因为与戈林的四年计划产生了分歧。纳粹积极推进军备重整计划，但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下降。希特勒一直非常注意公众的普遍意见和自己的支持率。外交政策的改变也令希特勒与他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盟友关系变差了。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将德国与意大利拉得更近（他们都支持佛朗哥[Franco]），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有一段时间在外交事务上崭露头角，他与外交部形成了竞争关系，并于1936年成为德国驻英大使，但最后并没能使英国与德国结盟。1937年，希特勒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和英国结盟的计划，并加强徳意之间的关系。1938年，在里宾特洛甫的影响下，日本成为轴心国的第三个成员。形势也变得越来越清楚，德国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军备竞赛，必须早点宣战。
1937-1938年冬，希特勒和一些旧保守主义者的分歧已经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1937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Hossbach）上校的备忘录记载，希特勒与陆军、海军、空军将领以及外交部长、战争部长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发表了一段冗长的演讲，介绍了他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的部分计划。希特勒并没能让自己的观众信服，他们对这个计划持有保留态度，有的人甚至批评了这个计划。但在12月，纳粹的军事计划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倾向进攻，而非放手。1938年2月，希特勒开始了对军队将领的清洗计划，他除去了反对他的保守派将领，让态度更为顺从的军官顶替他们。弗里奇（Fritsch）被冯?布劳希奇（von Brauchitsch）将军替代，14名高级将领被强制退休，另外46名将领必须更改自己的命令。原本担任战争部长的布隆贝格（Blomberg）被直接废除，希特勒自己兼任德国武装力量高统帅（他本来就是德国元首）。国防军高统帅部取代了之前的国防部，凯特尔（Keitel）将军成了国防军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OKW）新部长。1938年2月，里宾特洛甫终于取代诺伊拉特（Neurath）成为外交部部长。这些改变意味着政权更加纳粹主义了，不再受传统德国民族主义者更为传统的想法和目标的限制。
1938-1939年，希特勒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手段，达成他两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德国在1936年重申了尊重奥地利的主权，这种做法也使徳意之间的和解加快了，但奥地利问题还是持续引发争端。1937年，戈林主动施压，奥地利问题终于在1939年春一发不可收拾。陶尔菲斯之后继任奥地利总理的许士尼格（Schuschnigg）在1938年2月与希特勒举行会谈后决定，将于3月举行全民公投，想要借此维持大局。希特勒（和戈林）想推迟并取消公投，将权力从许士尼格移交至纳粹支持者塞斯－英夸特（Seyss-Inquart）手中。于是，在德军欢欣鼓舞地踏入希特勒的祖国时，奥地利军队被令不许做出任何抵抗。人群夹道欢迎德军，在这场不流血的入侵后，吞并（Anschluss）奥地利成了不可扭转的事实。尽管这在《凡尔赛条约》中是被禁止的，但其他欧洲大国也没有理由反对。对于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德奥合并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奥地利纳粹主义者可怕的反犹主义像是脱缰了的野马，奥地利的犹太人于是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经历了比他们在德国的兄弟姐妹更为悲惨的遭遇。
捷克斯洛伐克对希特勒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由于苏台德边境地区（the Sudeten border areas）有大量的德意志民族居住，海莱茵（Heinlein）领导的右翼党派在德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动乱。1938年夏，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一部分的原因是，据一些并不准确的传闻，捷克边境有德国势力在鼓动民众，这导致了捷克人真的开始鼓动自己的民众。在一周的矛盾冲突后，形势基本平息下来。但对此的讨论却越来越多，英国首相张伯伦（Chamberlain）在协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后，在1938年夏的慕尼黑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些边境地区被让给了德国，张伯伦回到英国后，挥着希特勒签署的一张纸，声称这意味着“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所谓的“绥靖政策”自然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也有很多人为其辩护，认为他帮助英国争取了一些军事准备的时间。当时，希特勒本人对不流血的成功感到非常失望，觉得原本可以打个胜战，结果被骗了。相反，德国人看到战争的威胁消失了，反而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国内支持率随之上升。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重要的防线。1939年3月，希特勒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他的军队直接进军到了布拉格，没有遭遇多少反抗。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了“受保护国”，斯洛伐克则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卫星国。西方国家甚至不给这个他们不甚了解和关心的“遥远国家”一点求救的机会。
入侵波兰时，希特勒才面临了西方强国较为认真的不妥协。立宛陶人放弃了梅梅尔领地，但波兰人却不放弃但泽。3月31日，英国向波兰保证支持波兰的主权独立。尽管受了点磕磕绊绊，希特勒却建立起了对英国的印象，他认为这是一个孱弱而且犹豫不决的国家，不会遵守自己的诺言。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作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他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协定，要知道苏联一直是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大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战略性的，两国在瓜分波兰上具有共同的利益，斯大林需要时间进行军备重整，而希特勒也想防止英苏结盟，这样他就可以集中注意力打败西边的国家，而不用两线作战。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为了兑现对波兰的承诺，向德国宣战。由德国挑起的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1914战争发动时，德国人普遍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大多数人对战争并没有多大热情。
波兰战役让德国人误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在一场闪电战（Blitzkrieg）中，波兰在三周内战败了。一部分国土被并入了德意志帝国，另一部分则划归德国政府管辖的“波兰总督府”。紧接着，1939-1940年冬，英法两军只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被称为假战或静坐战（Sitzkrieg）。1940年春，希特勒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北方和西方，先是斯堪的纳维亚，吉斯林（Quisling）在挪威建立的傀儡政权给历史增添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1940年5月，德国通过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法国战败后，北部和西部被占领，安于现状的维希（Vichy）法国就此拉开了帷幕。1941年春，德国进军南斯拉夫和希腊。没人预料到这些胜利来得这么早、这么迅速，希特勒在德国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当时国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对令人满意。他们还给了希特勒一种不可战胜的错觉。戈林向希特勒进言，认为德国空军具备一次性打败英国的能力，于是对英国的一系列空袭开始了。但是英国比德国人预料的要顽强得多。希特勒等不及打败英国并巩固自己对西部的控制，就立马将注意力向东移。1941年夏，他认为是时候入侵苏联了，因此开始了他之前本想避免的行动，即两线作战。对苏俄的战役是灾难性的。德国军队太过疲惫了，装备也不足，当俄罗斯的冬天来临时，德军在寒风暴雪中冻得四肢僵硬。由于御寒衣物不够，许多德军冻伤了，有些甚至冻死了。纳粹国内的慈善募捐（冬季援助计划，das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WHW，募捐钱物和一锅煮的食物）让许多德国人捐出了自己的靴子、大衣和滑雪板，但这太少了，也太迟了。军事战役中也有一些战术上的错误，尤其是在进攻上野心太大，无法维持。在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战败，再也无法掩盖。国内的士气和希特勒对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心再也没有恢复。
对苏俄的入侵是战争的第一个转折点。德国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短暂、迅猛的战争，因为后方物资根本无法支撑拖延到现在的战事。1941年，随着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战争，第二个转折点也就来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起，日本就在太平洋激发了一些矛盾。1941年12月，日军攻击、摧毁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结果美国对日宣战。虽然德国和日本同为轴心国，但德国并没有要帮助日本的冲动。不过，希特勒还是借此机会向美国宣战了。他权欲熏心，将德国此刻仍然有希望赢下来的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战争，为了夺取世界的主导地位，不惜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抗衡。
1942-1943年，战争形势开始逆转。北非有沙漠战役，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持续不断地空袭德国，而在1943年7月法西斯大议会废黜墨索里尼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还在继续。德国三线作战，而1944年6月6日，当苏俄在东部进犯并配合西方盟国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国内的士气暴跌，人们担心着前线的朋友和亲人，忍受着国内不断恶化的条件。希特勒自己几乎成了个隐士，越来越少在公众面前出现，退居到他在西普鲁士的“狼穴”。大多数的德国人被各种麻烦和忧虑所困扰，因而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另一件事，而对于这件事，他们知道的比他们后来承认的要多得多。
大屠杀、反抗与战败
希特勒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扩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二是除掉他认为是污染物，是细菌的人种，这个人种毒害、影响了健康的“雅利安”人种，这个人种就是犹太人。1933年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犹太人被指认、被污名化，并被排除出了“民族共同体”，即Volksgemeinschaft。纳粹采取措施，让犹太人处于社会弃儿的地位，许多犹太人意识到他们在德国没有未来，早就逃到更欢迎他们的地方去了。虽然纳粹一直对犹太人施行暴力和歧视，但当时还没有让德意志土地上的犹太人消失的系统政策。在战争时期，这一情况改变了。一方面，由于占领了那些拥有更庞大的犹太人社群的土地（尤其是欧洲东部），“犹太问题”变得更紧迫了。另一方面，战争这一极端条件暗示、催生了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希特勒让所有人知道，他想让扩大后的帝国国土上“没有犹太人”（Judenrein）。一开始，纳粹积极制定计划，想将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居留地上，犹太人还被送到法国南部准备装船。在欧洲西部，纳粹想在波兰东南部的卢布林（Lublin）周围地区设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1941年夏，随着德军入侵苏俄，“最终方案”就变得更邪恶了。
没有找到过希特勒关于灭绝犹太人的任何书面命令，而由于希特勒政府的一贯作风，这样的命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自己的愿望，这样的一种氛围很可能催生了灭绝政策。历史学家们争议不休，无法定论这个灭绝计划是否早有预谋，还是由临时、混乱的地方策略最终协调统一后产生的决定。不管答案是什么，大致的事实还是清楚的。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杀害是所谓的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的专门人员干的，这些人在德国刚刚侵略苏俄时，就进入了俄国境内。他们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带到森林去。在森林，他们挖了大量的坟墓，让犹太人光着身子排成一排，然后将他们射死，让他们直接躺到坟墓里。从纳粹的角度上，这个方法有明显的缺点。杀戮相对公开，很容易被路过的人看到，让消息走漏到德国。亲卫队长期压抑这些杀人士兵的感情，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让他们既顺从又暴虐。即使如此，这些士兵在杀了人之后，包括抱着小孩的犹太妇女，他们生理上再也无法执行这样冷血的谋杀任务，除非先喝下大量的伏特加。同时，在波兰的犹太人居住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占领地被转移过来，人口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严重。接管华沙（Warsaw）和罗兹（Lodz）犹太居住区的纳粹党员认为，应当尽早处理数量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要么停止接收新的犹太人，要么解决掉已经来的这些人。最后他们选择了处死这些犹太人，以吸入毒气的快速方式，而非一个一个射杀。从1941年12月起，纳粹集中了从罗兹居住区来的犹太人，将他们运到海马姆诺灭绝营（库尔姆集中营），在罗兹西北方向64千米左右。纳粹用箱式运货车载着这些犹太人，并将车的排气管改道，将尾气排入货车车厢。当车厢内的叫声渐渐停息，货车司机这才停了车，把尸体扔在森林的万人坑里。然而，这还是个相对“低效率”的杀戮方式，它的确可以杀死数千人，但没法一下清除几百万人。
1942年1月，万湖（Wannsee）会议在柏林西部的湖区召开。会议上，在亲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指挥下，纳粹党员彼此协调了正在采取的“最终方案”。纳粹又在波兰的贝尔塞克（Belzec）、索布尔（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开设了专门的灭绝营。在所谓的“赖因哈德行动”（以1942年5月于布拉格遇刺身亡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名字命名）中，这些灭绝营开始屠杀绝大多数的波兰犹太人。他们利用已经终止的“安乐死”计划的专家和人员。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灭绝营，它的名字已经成为邪恶和痛苦的代名词。这个灭绝营并不隐藏在波兰东部的偏远地区，而是在扩张后的德国领土之内。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 Oswiecim）位于上西里西亚地区主要的东西铁路线上，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建筑群占地四十平方千米，城内外都有，横跨主要铁路线的两边（边上还有一条线路直接通向比克瑙[Birkenau]的灭绝中心）。奥斯威辛一号原本就是个监狱和劳动营，里面关押的大多是政治犯，它既是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可怕的“医疗”实验发生的场所，还是齐克隆B（Zyklon B，译者注：氰化物化学药剂，原本用于杀虫剂）第一次用来大屠杀的地方。奥斯威辛二号，或奥斯威辛－比克瑙，建在几千米以外，是个用于大屠杀的特别工厂。整个火车上的人都可以被“处理”掉，然后空荡荡的火车就开回了西部，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三到四个小时。当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所有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投入运转时，在24小时内最多可以杀死9000人。奥斯威辛城中还有个莫洛维茨（Monowitz）集中营，犯人给法本公司在Dwory的布纳新工厂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为克虏伯、博尔西希、西门子等德国公司提供劳动力。这个集中营并不是在什么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遮遮掩掩，许多波兰人和德国人都非常清楚这是个什么地方。第三帝国既然能够运作起来，互相串通的绝对不止一小撮纳粹恶棍和罪犯。
纳粹在组织上、技术上都力求完美，在短时间内杀害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几乎毁灭了欧洲的吉普赛人，还杀死了大量纳粹主义的政治敌人以及其他“不配活着的”人。这些人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国籍背景多种多样，包括共产党、社民党、保守派、新教徒、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等等。这个屠杀行为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个拥有巴赫的音乐和歌德的诗歌的国度，这让人们内心充满了疑问，而这些疑问让人不忍去想，更别提回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脱离真正的历史解释，不管因果关系，只是谴责，只是感到骇人，感到耻辱。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避免负责和认罪。希特勒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推动了大屠杀的发生。这甚至和德国的其他目标相冲突，比如战争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一些人解释说这只是因为德国落入了一个特别邪恶的个人手中，但这是不对的，希特勒不是有罪的人。也不能让一小撮围绕着希特勒的狂热分子负全责。希特勒的掌权不是偶然。他的政权也不是光靠恐怖和压迫手段来维持的。很多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是用行动推进了大屠杀，或是什么也不做，放任大屠杀的发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送到东部，直接（在用于中转的特雷津集中营等被处死），或间接地被处死，而不是重新安置。至少到1943年末，知道这一情况的德国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了。许多中立国家和与希特勒作对的国家政府也知道。但英美等大国，出于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择无视这一问题，只集中注意力在军事上打败德国。
不管人们对纳粹政府的可怕行为了解多少，大多数德国人选择无视，或干脆不信这件和他们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些不胫而走的消息还是让政府封锁了比较好。在纳粹德国，一些勇敢的团体和个人试图反对希特勒并终止他的统治。其中包括许多在地下活动的左翼反对团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社民党领袖被迫流亡，共产党成员也往墨西哥或欧洲西部疏散，但这些团体仍然持续会面、讨论并组织计划。也有很多人很绝望，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比如“雪绒花海岛”（Edelweis Pirates）或摇摆乐文化等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团体。对于那些拒绝同意或遵从政权要求的人们来说，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和具有相似想法的人们一起坚守信仰。其中，一些地位较高的人进入了精英圈子，试图影响外国的观点，或改变事件的进展，比如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人只是运气不好。希特勒运气好，总能避开刺杀。施瓦本的木匠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单枪匹马成功掏空了慕尼黑啤酒馆的柱子，往里面安装了一颗炸弹，并预计在希特勒进行啤酒馆政变纪念演说的时候爆炸。不幸的是，1939年11月9日和10日的晚上，慕尼黑起了雾。希特勒最后决定不按预定计划飞回柏林，而是提早离开酒馆，搭乘过夜的火车。因此，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他早就离开演讲厅了。艾尔塞在逃亡瑞士的途中在边境被捕。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于1945年4月在达豪被射杀处决。慕尼黑的一个天主教学生团体同样勇气可嘉。这个团体称为“白玫瑰组织”（White Rose），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和苏菲?朔尔（Sophie Scholl）领导。他们印制、分发批判纳粹政权的传单，试图鼓动大众，并和其他反对团体建立联系，共同反对纳粹政权。然而，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铺天盖地的自私、盲从与冷漠之中让良心与道德的火苗不至于熄灭。最后，适值青春韶华的他们，年仅20多岁就被抓捕处决。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战后，最吸引西德公众注意的反抗运动是1944年西德发生的“七月密谋案”（July Plot）。这对后来的西德民主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学家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参与七月密谋案的人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帮助纳粹政权上台并维持其统治。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对希特勒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大多十分赞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直到1938年，他们才开始对希特勒产生怀疑。要想颠覆希特勒并让保守派上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军队已经对希特勒宣誓效忠了，早期战争的胜利也让政变凶多吉少。到了1944年夏，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不可逆转，军队内部的抵抗可能遭到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想让德国免遭彻底的毁灭和占领。另外，民族主义反对派对希特勒下一届的政治体制并无定论，大多数人实际上反对民主制。他们想要精英统治的集权政府，不希望回到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他们不希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对新政权如何取得合法性也没有一点概念。无论如何，他们希望的新政府形式永远不可能实现。施陶芬贝格试图谋杀希特勒，最终失败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狼穴的大桌子底下，希特勒和其他人当时正在讨论军事计划。炸弹成功爆炸了，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在离开大楼后看到炸弹爆炸，回到柏林宣告刺杀成功。然而，公文包上面的大桌子却成了防护屏，在爆炸的时候保护了希特勒，他只受了轻伤。而在此之后，恐怖统治就达到了最高峰。主要的参与者被捕，并以最残酷的方式处决，盖世太保还抓捕了上千人，监禁他们、拷问他们，大多数人最后遭到了处决。1944-1945年，最轻微的“反政权罪”也要遭到惩罚，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由于听外国广播、开政治玩笑而遭到处决，这些都记载在柏林普伦岑湖（Pl?tzensee）监狱的详细档案中。
尽管1944-1945年冬，德国在军事上作出了一些反抗，但德国的高层还是非常清楚地知道，己方必输无疑。希特勒的“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让德国毁坏得更加彻底。他命令自己的人民战斗到最后一刻，不许投降，也不能给胜利者留下任何东西。希特勒认为，既然德国人没有强大到赢得战争，那么他们也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希特勒和遭他破坏的德国一起走到了尽头。1945年4月29日，在瓦格纳式的“诸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中，随着苏俄军队的逼近，希特勒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与一直以来忠实于他的女友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结为夫妇，并于4月30日双双自杀。两人的遗骸被希特勒的随从焚毁。5月2日，柏林向苏俄投降。5月7日至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尼茨（D?nitz）领导的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暂时间，就于5月23日解体，于是占领国就控制了德国。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最后成了一堆废墟和尘土，十二年以来对世界历史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纳粹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最终只不过是种族屠杀和自杀。死伤无数，损失巨大，人们对德国的旧精英阶层失去了信心，从德意志帝国起就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此刻暂时消失了。然而，从1945年5月德国的荒凉境况来看，未来德国的样子还远未清晰。
剑桥大学扛鼎经典?大家小书热卖欧美二十余年
一本书谙熟德国权威/全面/深刻
世界一流历史学家精心打磨的历史经典读本
作者简介
玛丽?富布卢克，曾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伦敦大学学院德国史教授，曾任德国历史学会会长，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富布卢克在欧洲史比较研究和德国历史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主要著作有：《虔信与政治：英国、符腾堡和普鲁士的宗教与专制主义的崛起》（1983年）、《德国史（1918-2000）：分裂的国家》（2002年）、《对专政的解析：东德内幕（1949-1989）》（1995年）、《大屠杀后的德意志民族认同》（1999年）、《史学理论》（2002年）《人民的国家：从希特勒到昂纳克的东部德国社会》（2005年）《小城奥斯维辛：一般的纳粹分子与大屠杀》（2015年）。
目录
2004年版序
1992年修订序
序
第一章导论：德意志土地与德意志人民
第二章中世纪的德国
德国史的开端
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
第三章宗教改革时代（1500—1648年）
德国的宗教改革：早期基础
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展
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三十年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战争的影响
第四章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第五章工业化时代1815—1918年
复辟时期的德国（1815—1848年）
1848年革命
德国的统一
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
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表面稳定的时期
魏玛民主的垮台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大屠杀、反抗与战败
第七章东西德时期（1945—1990年）
两德的建立
从建立到巩固
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
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
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
第八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以后）
第九章德国历史的模式与问题
人名、译名及术语对照表
审校后记
序言
像这样一本书，批评起来比写起来容易多了。将漫漫千年的悠久历史压缩成简短的一卷本，这必将引起专家学者的厉声呵斥，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一方天地惨遭篡改、限制、歪曲，甚至忽略。然而，对于如此宏大的话题，一本意欲简明的历史书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它最多只能成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将读者引向浩瀚的历史发展中去。
事实上，这种局限是由历史编纂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述一个广受认可的故事，而是一个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评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德国简史的编纂尤其如此。筛选增删虽然心痛，却必不可少。读者对事物的看法不一，作者却必须对观点作出选择。而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本书则按照观赏风景时的原则进行编排：离观测者越近的，体积越大，细节越丰富；离地平线越近的，则越模糊，越笼统。因此，越靠近现代，每个章节所包含的时间段就会越短。如此，在观赏风景时，有些特征也会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历史学家非常熟悉的“目的论”(teleology)。这是在历史编纂中存在的一种趋势，即关注与当下直接相关的历史，按照结果评述历史的发展（无论历史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所谓“贡献”），并忽视那些没有产生重大变革的事态变化。对于这种趋势，虽然在近来的历史编纂中已有一定的反思，但从当下的角度出发，仍然有些特定的历史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不管如何力求公平、客观，每个作者必有其特殊的兴趣、热情和盲点。有关德国历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恰当的主题范围在哪里?本书中，奥地利史既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871年后又与现代德国史密切相关。而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虽然它可能最明显。其原因在于，所谓“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如此包罗万象的一本书必然十分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须保证在整体连贯一致的叙述中，同时展示现有的史实和史学家们通常相互冲突的观点。本书作者强烈意识到当下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和不足，但仍然希望通过呈现一个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的德国史框架，来达到两个有益的目的。其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启发，其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本书意欲成为一张地图，为进一步的细节调查指路。
在此，我衷心地向我的同事和朋友致谢，感谢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对部分手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史实谬误和不恰当的说明。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他们为帮助我改进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伊恩·克肖(Ian Kershaw)、蒂莫西·麦克法兰(Timonthy McFarland)、鲁道夫·穆斯(Rudolf Muhs)、哈米什·斯科特(Hamish Scott)、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吉尔·斯蒂芬森(Jill Stephenson)、马丁·斯维尔斯(Martin Swales)。若本书有任何不足，均应由本人承担。本书还得益于伦敦大学学院基金会的赞助。正是由于基金会的允诺，我才得以查阅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获取了合适的插图材料。选择合适的插图几乎和组织文字一样困难，期间也出现了同样多的问题，例如：选择、说明及疏漏等。经过仔细观察，读者可以注意到：我们熟悉的名人及其事物，有关这些的图片都让位给了更加广泛的主题，以及更加久远的历史时期或场景。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他们在炎炎夏日中，花了数不清的日子，行走在欧洲的中部，只为了帮助我寻找有关德国历史的点点滴滴。
后记
一
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1951——)的经典著作《剑桥德国史》，自1990年第一版出版以来，1992年出现了一个修订版。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版本是在2004年重新、全面修订的。至2014年，本书已经印刷了15次，成为德国研究、欧洲研究、德国历史、欧洲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同时也由于其篇幅不大，言简意赅，也为很多想了解德国，或前往德国旅行之前的旅行者的参考书。
富布卢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是来自加拿大的结晶学教授，母亲曾是柏林的犯罪学家，1936年由于种族和政治的原因逃亡到英国。我想，富布卢克成为德国近代史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想弄清楚母亲祖国近代以来迷人的文化成就与令人发指的犹太大屠杀之间的关联性。她进而关注作为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东西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1989年后两德统一后的共同发展。在近现代德国历史研究方面，富布卢克取得了很多成就，她本人曾担任德国历史学会(German History Society)会长。1983年以来她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最初任讲师，1995年起任德国史教授。1991—2010年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兼任该校人文学院的副院长。
二
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德国通史，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想要将千余年波澜壮阔的德国史展现出来，其难度是可想象而知的。作为德国史方面的专家，本书作者对此当然更心知肚明。她在“序”中将此书定位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而不是做到面面俱到。因此，这样的一部具有导论、入门性质的指南，最重要的在于用宏观的历史叙事方式勾勒出德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本书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德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和整体认识。一般说来，目录是一种“学习指南”，将整本书的知识体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德意志的概况、一些对于德国史来讲至关重要的概念作了解释。第二章论述德国中世纪的历史。第三章谈的是宗教改革时代(16世纪初至1648年)，这一部分对理解德国历史的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讲的是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维也纳会议之间的德国，当然也涉及法国的影响。第五章谈的是工业化时代的德国，从复辟时期(1815—1848年)到1848年革命，再到1871年的德国统一、威廉时代的德国发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1918—1945年)。第七章的内容是分裂时期的东西德(1945—1990年)，并且对当时东西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了比较。第八章是有关1990年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最后一章对德国历史的模式和问题做了总结。从内容范围——有关德国历史知识领域的覆盖度来讲，本书是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有关德国史的总体框架实际上也保证了这部德国通史没有重大的内容遗漏。
在内容处理方面，本书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作为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学者，富布卢克一直用比较的视角来研究德国历史，或者将德国史放在欧洲历史发展的复杂线索中进行梳理。由于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在变化之中，处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只是其内部的事情。奥地利、丹麦、法国等的历史都会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而奥地利的近代史则更是与1871年后的德国史无法完全分开叙述。
以往德国自身“有地缘优势的地理位置”常常被认为是德国历史种种复杂问题的重要原因。富布卢克在不否认地理环境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德国史应放在国际视角下进行考察，充分考虑在欧洲中部争夺空间、立场、权力和地位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德国的历史是其地理位置、与其他国家互动，以及德国自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博弈的结果。实际上，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论的理论都是靠不住的。英国的德国问题专家艾伦·沃森(Alan watson，194l——)在两德统一后的著作((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The Germans：Who Are They Now?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1997年)中给出了九个方面的回答：历史的答案、地理的答案、文化的答案、经济的答案、政治的答案、邻国的答案、他们自己的答案、令人不安的答案、民主的答案。因此，任何将德国历史简单化的归纳，都是有问题的。德国历史一定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现将有关翻译和审校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所有重要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等专用名词，在中文译名后都注上了原文。由于本书的原文是英文，有些表达的方式没有办法跟德文一一对照上。但为了避免过于烦琐，没有再注上德文原文。如“纽伦堡”的英文名字为“Nuremberg”，而德文为“Nurnberg”。由于是译自英文，有些专用名词也遵循了英文的译法：如将Frederick译作“腓特烈”，而德文原名Friederich一般译作“弗里德里希”。凡是在原文中引用德文的地方，在译文中也一律都予以了保留。在正文中，专用名词(中心词、专用名词、人名、地名)凡是首次出现，都会在其后注上原文。
译文的章节和段落均是按照英文原文的结构，未作调整。日文本在二级标题下面又增加了很多小标题。
书后的“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按照中文一西文顺序排列，这样读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中文的译名查到相应的西文原名，同时也能体现出中文文本的主体性来。
有一些名词如“feudalism”被翻译成“封建制度”，在文中解释得也很清楚：“指代中世纪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民和封建领主在土地上的关系”。这样的定义是与我们所习惯理解的“封建制度”，亦即以维护所谓封建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的反动思想是不同的。我们将“idealism”翻译成“观念论”而非“唯心主义”，因为后者在1949年以后的中文语境中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
考虑到大部分的读者并非德国史专业的，为了让他们尽量多地理解德国历史的一些特殊性，校译者加入了少量的注释。此类的注释全部都做了标注。
原书在德文引文中也有个别的错误，这在译文的引文中一并都做了订正。原文：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p.121)，实际上应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本文在译校的过程中尽管参考了中文世界诸多有关德国历史的专著，同时也查阅了大量的德文原文，但由于本书原文的写作语言是英文，所描述的又是德国的历史，因此有些地方会经过二次翻译，难免会有疏漏。译文中的错漏不妥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雪涛2017年5月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文摘
魏玛民主的垮台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1928年的大选中社民党胜出，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迅速撤走了。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最后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是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临时工作很多，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他们几乎要崩溃了。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第一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他也做到了，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胡佛（Hoover）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一些重大的变动。1930至1933年，有两个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玛民主，一是旧精英集团对议会政府的抨击，早在经济危机前就存在；二是危机时期的新大众运动，大批民众被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吸引，这位领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释放后，于1925年重建了纳粹党。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纳粹党试图扩张，从早期的巴伐利亚，扩展到了德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纳粹党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新教徒、农村和小镇选民组成，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它还吸引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以及组织不那么有序的工人阶级，后者的人数更少一点。（虽然工人阶级中的纳粹分子只占了一小部分，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数大，其中的纳粹分子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得到了12个议会议席。1929年，纳粹与当时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贝格（Hugenberg）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合作，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这给了纳粹党自由的媒体关注，与右派中手握权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也使他们面上增光。纳粹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帝国议会中的第二大党（第一大党是社民党），拥有107个议席。随着“小资产阶级”（bourgeois middle）政党的倒台，极端党派的选票增加，德国共产党的议席增加至77个，社民党无法取得议会大多数的席位，也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社民党担心，若再进行选举，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于是它选择“忍受”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虽然在1930年以前，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对纳粹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之后也并不重要，但工业家们开始将纳粹党视为破坏议会制的有效手段，并在1932-1933年间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说服他利用希特勒达成这一目标。
德国在1932至1933年间的政治史充斥着阴谋和误算。布吕宁的内阁倒台，部分是由于兴登堡重新当选为总统，这对他来说是个侮辱，而他对此处理不当（兴登堡当选于两次国会选举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在持续了大半年的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施莱歇将军，他的计谋导致了布吕宁政府的崩溃，帕彭接任总理。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内，帕彭取消了布吕宁政府对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亲卫队的禁令，还以街头暴力为借口，认为普鲁士的邦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于是罢免了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以专制手段控制了普鲁士。在193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纳粹党获得了令人震惊的230个席位，加上德国共产党的89个席位，意味着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帕彭被迫辞职。施莱歇还拉拢纳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却失败了。1932年8月，兴登堡不情愿地提出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这在纳粹党内招致了许多批评，纳粹党人担心希特勒决绝了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好机会。9月，帕彭政府以512比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信任动议。所有党派，右翼、工业和农业精英、军队高层，甚至是兴登堡总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废除议会政府，重新让旧的精英阶层掌权，并修改宪法，使议会选举不再是必要的程序。失业率上升，街头暴力频增，议会中互相对抗的左派和右派冲突不断，议会完全陷入了僵局，议会权力因此大大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合作对抗纳粹主义，1932年秋的德国，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奇怪的是，直到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纳粹党的支持率第一次开始走下坡路，在魏玛民主的这只骆驼上，却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的选票少了两百万，议会席位也随之减少到了196个。虽然它仍然是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是它一定要领导政府的理由，正如当年的社民党。
很快地，施莱歇于1932年12月接任总理，并担任此职位直至1933年1月。施莱歇试图拉拢工会，以及以格里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为代表的纳粹党左翼。这立即引发了工业家和农业从业者的恐慌，因为施莱歇为此可能实施创造就业和税改计划。斯特拉瑟对施莱歇的提议也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最后辞去了他在纳粹党中的职务并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很明显，施莱歇和前几任总理一样，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方案。他还让兴登堡相信，在内战发酵的时期，军队无法维持秩序，这一举动可能是轻率的。1933年1月，帕彭与包括希特勒、兴登堡的儿子和兴登堡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工业与农业利益集团对年老的总统施加压力[比如为纳粹所渗透的“帝国农村联盟”（Reichslandbund）]，让他在新的联合政府内阁中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非常厌恶这位发迹的“波西米亚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切都符合宪法章程。
某种意义上，这仅仅代表了1930年后总统内阁和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后来的发展，希特勒继任总理当然也代表了与先前的德国政治的根本决裂。纳粹党在1923年政变失败后，公开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颠覆议会。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不过，纳粹党本身相当独特。虽然它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支持率不成比例得高，但比起当时受众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团的党派，它代表的是更为广泛的大众运动，可以说是超脱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泥潭的“人民的党”（Volkspartei）。它有能力许诺将撕裂社会的分歧再次弥合起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含糊、无所不包：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时，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和政治仪式（例如1929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形式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新异教。再加上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他发现自己的演讲天赋并不断加以改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众形象。有了这么多的条件，纳粹主义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德国的救赎和命运，让一个所有人渴求多年的伟人来领导全德人民。纳粹许诺要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民族社会，让德意志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撕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惩罚1918年的“11月罪犯”，让“犹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再影响、污染“雅利安”种族，将那些暗中颠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罪犯宣布为非法。所有这一切对于多数绝望、恐惧的德国人来说都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玛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民族耻辱、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个人对未来的迷茫。民族主义者以及工、农、军界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大众运动的力量，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利用”、“驯服”这个大众运动，并运用民意使自己破坏民主的计划拥有合法性，而这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夺取”任何权力，那些旧的精英阶层直接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面对这两者的合作，权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会和内讧不断的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法挽救被利益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大众抛弃的民主制。而这些阴谋失算的精英们，比起最终无法保护摇摇欲坠、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犯的错误要悲惨和不负责任得多。在这独特的境况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刚上任的时候，内阁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两个纳粹党员，弗里克（Frick）和戈林（Goering）。1933年5月，大选又一次拉开了帷幕。虽然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后人心惶惶，纳粹还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依然没能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大多数选票。纳粹获得了43.9%的选票，288个席位，左派则获得了超过30%的选票（社民党128个席位，德国共产党81个席位），中央党和自由派总共获得了18%的选票。即使加上和他们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还是无法立即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并按照授权法案更改宪法，彻底毁掉民主政府。不过，3月21日，新国会的开幕式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Garrison Church）举行，希特勒成功说服了中央党和其他较小的右翼党派，让他们支持自己的计划。同时，他又禁止共产党员和21个社民党党员参加3月23日晚的帝国议会。于是，希特勒成功地在议会上通过了授权法案，只有社民党敢高声反对法案，并投了反对票，反对废除德国的民主制。从此以后，希特勒就可以不顾议会的意见，任意通过任何他想执行的“法案”了。实际上，议会立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初夏，除了纳粹党以外，所有党派要么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首当其冲），要么必须自己解散（1933年7月5日，中央党正式解散）。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党法》，由此建立了一党制。
政府在许多领域推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字面意思就是调到同一个速度）。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职恢复法案》对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清洗，以保证其中没有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也没有犹太人。1933年3月，纳粹党开始扩大地方权力，打击地方州议会。4月10日，纳粹派遣“帝国代理官”（Reichsstatthalter）至各州维护纳粹的权力。5月，工会遭解体，并由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领导的“德国粮食总会”（DAF）代替。瓦尔特?达雷（Walter Darré）控制着“国家农民协会”（Reich Food Estate）。协会负责处理农业及农民相关事务，而“手工业、贸易和行业组织”（Handwerks-, Handels- und Gewerborganisation, HAGO）则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栖身之所。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总理一年后，议会的上议院（Reichsrat）也遭到废除，联邦体制走到了尽头。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过世，对宪法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也随之而来。希特勒立马将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立法使自己成为德国元首（Führer），并令军队听命于自己，向自己宣誓效忠。
由于希特勒在解决冲锋队和军队的冲突时，作出了偏向军队的裁决，因此军队就更容易向希特勒俯首称臣。恩斯特?罗姆（Ernst R?hm）领导的冲锋队（SA）发展成了对亲卫队和军队来说都难以驾驭的竞争对手。希特勒意识到他非常需要军队对他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持，他谋划了所谓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冲锋队的领袖，还有一些曾经和希特勒争吵过的人（包括施莱歇和格里哥?斯特拉瑟）被谋杀。这场谋杀后来被1934年7月通过的一部法律“合法化”了。冲锋队老老实实地待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亲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1936年控制了亲卫队和德国警察，在第三帝国成功地掌握了所有的恐怖手段，可以不顾法律公正，任意实施逮捕、拘留、监禁、酷刑和谋杀。1933年3月，在近慕尼黑的达豪（Dachau）开启了第一所纳粹集中营，声势浩大，媒体公开争相报道。这实际上是专门拘留和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反社会分子”（包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者、同性恋及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要在其中接受刑罚。尽管这些人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酷刑、营养不良、体质病弱、过度劳作和公然杀害都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这些劳动营 [门口的口号居然是“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并非1941年后那些专门用来杀人的灭绝营。人们害怕被抓捕，害怕身边有告密者。于是，许多德国人战战兢兢地遵守着希特勒政权的要求，被迫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只在私下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
在胁迫他们遵纪守法的同时，纳粹还采取措施让他们一致同意、支持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措施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部分是实践。对于那些没有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外的人来说，即那些没有政治倾向的雅利安人，他们没有犹太血统，对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厌恶，在纳粹德国的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相当舒适。纳粹的创造就业计划（建设高速公路、大型建筑工程，重整军备相关的项目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项经济改革的发展。纳粹的经济政策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并为战争作准备，还要满足消费者。这些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关于纳粹经济政策和德国经济恢复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比如1936年后的重整军备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另外，资本集中的加快代表着纳粹上台前的经济形势还在持续，要分析原因和影响，就更加复杂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和1933年之前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之前宣布的反对大型商场、支持农村的“血与土”价值观，这些都很难和军备政策要求的工业发展相一致。很明显的一点是，失业率大幅下降，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甚至产生了劳工短缺的现象。比起魏玛共和国年代的困难和迷茫，纳粹独裁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收入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自由的限制。
纳粹实行了很多计划，向民众灌输这是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它将抚慰魏玛时期的伤痛。其中包括“劳动之美”（Sch?nheit der Arbeit）、“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等，为工人组织业余活动和假期旅行，在工厂中也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在工作中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新的精神的热情。同时，戈倍尔（Goebbels）担任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此部门于1933年3月成立），这个部门很奇怪，它不停地向民众发放各种资料，有轻松的娱乐或消遣内容，也有政治灌输。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烧了左翼、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作者的书籍，这项运动由纳粹激进分子发起，戈倍尔负责，代表着纳粹要净化德国思想，只剩下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HJ）、德国少女联盟（BDM）以及纳粹妇女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试图帮助不同的社会团体融入新的共同体中来，同时，许多现存的德意志组织或被宣布为非法，或遭到解散，或由纳粹接管。在救世主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所谓复兴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权力与统一的象征性展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包括一些大规模的仪式和游行等等，还有当希特勒经过时，德意志崇拜者向他行的纳粹礼（the Heil salute）。
纳粹宣传的希特勒形象亦有真实的成分，而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形象冲击着所有的地方矛盾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和，代表着团结的强大力量。地方的政府高层一边忍受着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一边叹息着“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然而，如果对第三帝国的表面信以为真，那肯定是不对的。一方面，纳粹体制内仍然存在着权力的争斗，新的党组织模仿国家行政机构，互相竞争并延续行政机构的作风。管辖区域的重叠导致各个方面的竞争和矛盾，这不仅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党组织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官僚机构和党的官僚机构之间。要解决这些矛盾，没有法律可依，只能向元首上诉。决定性因素就是“元首的愿望”。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脱所有争斗的充满魅力的元首形象，更多的是政体本身的结果，而非希特勒自己的个人标志，毕竟这么多互相竞争的组织必须能够运作起来。很多时候，希特勒只在最后的一刻介入纠纷之中，用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物竞天择，然后支持较为强大的一方。在很多的决策过程中，希特勒将决策尽量推迟到最后一刻。但这并不等同于一些分析所说的，他是个“软弱的独裁者”。毕竟当他真正在意的时候，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希特勒非常坚决地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对于其他政策，他只是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细节并不在意罢了。另外，考虑到那些关键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工业家和军队上层，并不像下层群体那样组织有序，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应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精英阶层和纳粹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支持从专制和反工会的角度出发，重建经济、重整军备并修改令人憎恶的《凡尔赛条约》。但这些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自1938年起，政权进入了更为激进的时期，这些分歧的解决变得十分突然和剧烈。1939年德国开战后，这些分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同样，大众的观点也比第一眼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虽然有一拨纳粹的忠实拥护者，但1933年3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抱着机会主义的目的加入党组织，而其他人则不顾自身事业或家庭生计，对入党漠不关心。人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纳粹意识形态”（其各部分并不连贯一致，条理也并不清楚）。相反，他们支持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宣传国家的伟大、修改《凡尔赛条约》等，而反对另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个人在财产上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例如，许多农民在1933年以前支持纳粹的“血与土”，但很快就对一些农业政策感到不满，比如《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Entailed Farm Law）。这部法案规定，中等规模的农庄只能由单个继承人继承，不能分给多个继承人，且继承人必须是德意志雅利安血统。公众对此评价不一，大多数人过一天算一天，今天对这个政策不满，明天又为另一个政策欢欣鼓舞，对整体的政策方向没有感觉。大部分人对他人的命运毫不关心，就算邻近地区有人突然被带走了。
希特勒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这种政策倾向甚至对教会也产生了影响。教会在第三帝国的地位模糊。新教教徒占纳粹选民的数量不成比例得高。于是，新教教徒迅速分成了两派，即支持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和反对纳粹的“认信教会”。大多数认信教会的教徒是非常有勇气的纳粹主义的反对者，其中包括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不过，虽然纳粹不得不放弃他们早期颠覆教会、任命纳粹主义为帝国主教的计划，但大多数的新教徒对纳粹政权的看法还是相当复杂的。教会反对纳粹对教派学校的攻击，反对纳粹对教会结构的重组，但许多新教徒和纳粹一样，反对共产主义并拥有保守的民族主义目标。天主教会对罗马的忠诚超越了一切，因此一开始对纳粹主义更为抵抗，并且天主教本身“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对团体的强调，比起新教徒的个人主义来说，对纳粹主义也更有抵抗力。不过，总的来说，天主教对纳粹的抵抗力其实和新教差不多。1933年7月，纳粹政府与梵蒂冈签署了政教协定，受此肯定，德意志天主教教徒渐渐开始反抗纳粹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干涉。例如，纳粹曾将教会学校的耶稣十字架受难像拆除。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事务分得很清楚，在宗教事务上，反对纳粹是合适的也是被准许的，而政治事务则与教会无关。这种自我设限意味着，虽然教会实际上反对纳粹的“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me），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有精神疾病或弱智的德国人（当然包括天主教教徒），但教会无法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与政体疏远，天主教的反对被限定在与政治分离的宗教事务上，是在教会范围，而非国家范围内。新教徒也一样，他们还有路德的政教分离思想作支持。
因此，德国人处于胁迫和同意的混乱状态之中。战前的纳粹德国，德国人的经历和境况不断改变，同样随之变化的还有经济和社会条件，这些导致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上，既有不满，也有支持；既有赞同，也有异议。也有些人根本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深谙纳粹政权的黑暗一面。左翼分子很早就被拘捕、监禁，或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反抗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还有因种族传统或个人习惯而遭受区别对待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斯拉夫人则遭人诽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犹太政策大多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1933年4月试图抵制犹太商店和贸易；不让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职务；1935年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攻击、抢劫、焚毁了犹太教堂、房屋建筑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或是为了回应党中激进派所做出的决定。在公众面前施行暴力并不需要获得普遍的公众支持。但很多人赞成将犹太人“移除”出德意志社会，而犹太人财产（包括房屋住宅）的“雅利安化”，更是让受益者十分满意。人们称赞《纽伦堡法案》将犹太人被遗弃的地位合法化，但人们并不赞成“水晶之夜”中毁坏房屋和制造混乱的行为。很明显，新德意志千年帝国“不需要”（unerwünscht）犹太人，他们也与德国未来的光荣毫无瓜葛，但和平时期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粹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演变成种族屠杀政策。
希特勒在两个领域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一是种族政策，二是外交政策。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一个“纯净的”种族共同体，他还想扩大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使其达到欧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所有其他计划都必须指向这两个目标。下面，本书将谈到纳粹政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激进时期，以及战争时期和种族屠杀。
外交政策与战争时期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我的奋斗》和（当时尚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修改《凡尔赛条约》、吞并奥地利、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变成卫星国、在占领俄罗斯前与法国作对、最后主导世界，而英国则是德国要保护的小伙伴。很明显，至少在这个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需要德国保守民族主义分子的广泛支持。实际上，1930年后，在布吕宁政府的领导下，外交政策已不再是施特雷泽曼时期较为谨慎的和解风格了。新的、更偏向对抗的外交风格发展起来，从多边协定向双边政治和经济协定转变，主要以扩大德国在欧洲西南部和东部的影响为目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但速度更快了，希特勒也更加野心勃勃。无论如何，将希特勒送上台的旧精英阶级仍然与希特勒政权维持着原有的合作方案，并伴随着一些矛盾和分歧，直到1937-1938年的冬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总体策略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积极推进重整军备计划。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起，重整军备一直在暗中进行，并向各方征集扩大军备的不同方法。希特勒在上台不到十天内，就向将军和内阁表示了他的意图。一开始，德国对重整军备遮遮掩掩。1933年发行所谓的“半政府债券”（Mefo Bills），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又委婉地将制造坦克说成是“农业拖拉机计划”。到了1934年，德国生产炸药、轮船和飞行器，这些行为均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但军队却予以支持。1935年3月，希特勒向世界宣告，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空军，以及总体的军备状况和征兵制的推行。同时，希特勒和一些国家单独达成了协议，想要以此代替集体协议。他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并于1933年10月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34年1月，他与波兰达成了十年期的《互不侵犯条约》（在不顾外交部的劝阻下）。1935年1月的全民公投后，萨尔兰于三月回归德国。1935年4月，德国的重整军备遭到了英法意成立的“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和国际联盟的谴责。但英国和德国在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中达成了一定的互相理解，德国依照协定，将扩大自己的海军队伍至英国海军的三分之一。虽然意大利和德国在奥地利事务上产生了冲突（奥地利的纳粹党试图于1934年发动政变，陶尔菲斯总理[Chancellor Dollfuss]遇刺身亡），但希特勒还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他非常崇拜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因此有一段时间在与奥地利有关的问题上十分谨慎。无论如何，斯特蕾萨阵线本身并不牢固。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了，同时两国的国内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群众的不满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希特勒因此受到鼓舞，并抓住机会实施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第一着险棋。1936年3月，德国向莱茵兰派遣军队。尽管德国的士兵数量相对较少，但还是成功获得了国内大众的赞誉，而来自国外的批评则非常少。德国毕竟只是“进了自己的后院”。
1936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必须在四年内为战争做好准备，并开始了由戈林负责的“四年计划”。这标志着德国的经济政策不再是先前的前德意志帝国银行主席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领导下相对传统的管理方式。1937年11月，沙赫特又辞掉了经济部长的职位，因为与戈林的四年计划产生了分歧。纳粹积极推进军备重整计划，但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下降。希特勒一直非常注意公众的普遍意见和自己的支持率。外交政策的改变也令希特勒与他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盟友关系变差了。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将德国与意大利拉得更近（他们都支持佛朗哥[Franco]），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有一段时间在外交事务上崭露头角，他与外交部形成了竞争关系，并于1936年成为德国驻英大使，但最后并没能使英国与德国结盟。1937年，希特勒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和英国结盟的计划，并加强徳意之间的关系。1938年，在里宾特洛甫的影响下，日本成为轴心国的第三个成员。形势也变得越来越清楚，德国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军备竞赛，必须早点宣战。
1937-1938年冬，希特勒和一些旧保守主义者的分歧已经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1937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Hossbach）上校的备忘录记载，希特勒与陆军、海军、空军将领以及外交部长、战争部长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发表了一段冗长的演讲，介绍了他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的部分计划。希特勒并没能让自己的观众信服，他们对这个计划持有保留态度，有的人甚至批评了这个计划。但在12月，纳粹的军事计划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倾向进攻，而非放手。1938年2月，希特勒开始了对军队将领的清洗计划，他除去了反对他的保守派将领，让态度更为顺从的军官顶替他们。弗里奇（Fritsch）被冯?布劳希奇（von Brauchitsch）将军替代，14名高级将领被强制退休，另外46名将领必须更改自己的命令。原本担任战争部长的布隆贝格（Blomberg）被直接废除，希特勒自己兼任德国武装力量高统帅（他本来就是德国元首）。国防军高统帅部取代了之前的国防部，凯特尔（Keitel）将军成了国防军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OKW）新部长。1938年2月，里宾特洛甫终于取代诺伊拉特（Neurath）成为外交部部长。这些改变意味着政权更加纳粹主义了，不再受传统德国民族主义者更为传统的想法和目标的限制。
1938-1939年，希特勒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手段，达成他两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德国在1936年重申了尊重奥地利的主权，这种做法也使徳意之间的和解加快了，但奥地利问题还是持续引发争端。1937年，戈林主动施压，奥地利问题终于在1939年春一发不可收拾。陶尔菲斯之后继任奥地利总理的许士尼格（Schuschnigg）在1938年2月与希特勒举行会谈后决定，将于3月举行全民公投，想要借此维持大局。希特勒（和戈林）想推迟并取消公投，将权力从许士尼格移交至纳粹支持者塞斯－英夸特（Seyss-Inquart）手中。于是，在德军欢欣鼓舞地踏入希特勒的祖国时，奥地利军队被令不许做出任何抵抗。人群夹道欢迎德军，在这场不流血的入侵后，吞并（Anschluss）奥地利成了不可扭转的事实。尽管这在《凡尔赛条约》中是被禁止的，但其他欧洲大国也没有理由反对。对于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德奥合并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奥地利纳粹主义者可怕的反犹主义像是脱缰了的野马，奥地利的犹太人于是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经历了比他们在德国的兄弟姐妹更为悲惨的遭遇。
捷克斯洛伐克对希特勒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由于苏台德边境地区（the Sudeten border areas）有大量的德意志民族居住，海莱茵（Heinlein）领导的右翼党派在德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动乱。1938年夏，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一部分的原因是，据一些并不准确的传闻，捷克边境有德国势力在鼓动民众，这导致了捷克人真的开始鼓动自己的民众。在一周的矛盾冲突后，形势基本平息下来。但对此的讨论却越来越多，英国首相张伯伦（Chamberlain）在协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后，在1938年夏的慕尼黑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些边境地区被让给了德国，张伯伦回到英国后，挥着希特勒签署的一张纸，声称这意味着“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所谓的“绥靖政策”自然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也有很多人为其辩护，认为他帮助英国争取了一些军事准备的时间。当时，希特勒本人对不流血的成功感到非常失望，觉得原本可以打个胜战，结果被骗了。相反，德国人看到战争的威胁消失了，反而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国内支持率随之上升。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重要的防线。1939年3月，希特勒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他的军队直接进军到了布拉格，没有遭遇多少反抗。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了“受保护国”，斯洛伐克则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卫星国。西方国家甚至不给这个他们不甚了解和关心的“遥远国家”一点求救的机会。
入侵波兰时，希特勒才面临了西方强国较为认真的不妥协。立宛陶人放弃了梅梅尔领地，但波兰人却不放弃但泽。3月31日，英国向波兰保证支持波兰的主权独立。尽管受了点磕磕绊绊，希特勒却建立起了对英国的印象，他认为这是一个孱弱而且犹豫不决的国家，不会遵守自己的诺言。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作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他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协定，要知道苏联一直是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大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战略性的，两国在瓜分波兰上具有共同的利益，斯大林需要时间进行军备重整，而希特勒也想防止英苏结盟，这样他就可以集中注意力打败西边的国家，而不用两线作战。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为了兑现对波兰的承诺，向德国宣战。由德国挑起的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1914战争发动时，德国人普遍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大多数人对战争并没有多大热情。
波兰战役让德国人误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在一场闪电战（Blitzkrieg）中，波兰在三周内战败了。一部分国土被并入了德意志帝国，另一部分则划归德国政府管辖的“波兰总督府”。紧接着，1939-1940年冬，英法两军只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被称为假战或静坐战（Sitzkrieg）。1940年春，希特勒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北方和西方，先是斯堪的纳维亚，吉斯林（Quisling）在挪威建立的傀儡政权给历史增添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1940年5月，德国通过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法国战败后，北部和西部被占领，安于现状的维希（Vichy）法国就此拉开了帷幕。1941年春，德国进军南斯拉夫和希腊。没人预料到这些胜利来得这么早、这么迅速，希特勒在德国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当时国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对令人满意。他们还给了希特勒一种不可战胜的错觉。戈林向希特勒进言，认为德国空军具备一次性打败英国的能力，于是对英国的一系列空袭开始了。但是英国比德国人预料的要顽强得多。希特勒等不及打败英国并巩固自己对西部的控制，就立马将注意力向东移。1941年夏，他认为是时候入侵苏联了，因此开始了他之前本想避免的行动，即两线作战。对苏俄的战役是灾难性的。德国军队太过疲惫了，装备也不足，当俄罗斯的冬天来临时，德军在寒风暴雪中冻得四肢僵硬。由于御寒衣物不够，许多德军冻伤了，有些甚至冻死了。纳粹国内的慈善募捐（冬季援助计划，das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WHW，募捐钱物和一锅煮的食物）让许多德国人捐出了自己的靴子、大衣和滑雪板，但这太少了，也太迟了。军事战役中也有一些战术上的错误，尤其是在进攻上野心太大，无法维持。在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战败，再也无法掩盖。国内的士气和希特勒对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心再也没有恢复。
对苏俄的入侵是战争的第一个转折点。德国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短暂、迅猛的战争，因为后方物资根本无法支撑拖延到现在的战事。1941年，随着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战争，第二个转折点也就来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起，日本就在太平洋激发了一些矛盾。1941年12月，日军攻击、摧毁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结果美国对日宣战。虽然德国和日本同为轴心国，但德国并没有要帮助日本的冲动。不过，希特勒还是借此机会向美国宣战了。他权欲熏心，将德国此刻仍然有希望赢下来的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战争，为了夺取世界的主导地位，不惜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抗衡。
1942-1943年，战争形势开始逆转。北非有沙漠战役，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持续不断地空袭德国，而在1943年7月法西斯大议会废黜墨索里尼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还在继续。德国三线作战，而1944年6月6日，当苏俄在东部进犯并配合西方盟国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国内的士气暴跌，人们担心着前线的朋友和亲人，忍受着国内不断恶化的条件。希特勒自己几乎成了个隐士，越来越少在公众面前出现，退居到他在西普鲁士的“狼穴”。大多数的德国人被各种麻烦和忧虑所困扰，因而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另一件事，而对于这件事，他们知道的比他们后来承认的要多得多。
大屠杀、反抗与战败
希特勒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扩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二是除掉他认为是污染物，是细菌的人种，这个人种毒害、影响了健康的“雅利安”人种，这个人种就是犹太人。1933年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犹太人被指认、被污名化，并被排除出了“民族共同体”，即Volksgemeinschaft。纳粹采取措施，让犹太人处于社会弃儿的地位，许多犹太人意识到他们在德国没有未来，早就逃到更欢迎他们的地方去了。虽然纳粹一直对犹太人施行暴力和歧视，但当时还没有让德意志土地上的犹太人消失的系统政策。在战争时期，这一情况改变了。一方面，由于占领了那些拥有更庞大的犹太人社群的土地（尤其是欧洲东部），“犹太问题”变得更紧迫了。另一方面，战争这一极端条件暗示、催生了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希特勒让所有人知道，他想让扩大后的帝国国土上“没有犹太人”（Judenrein）。一开始，纳粹积极制定计划，想将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居留地上，犹太人还被送到法国南部准备装船。在欧洲西部，纳粹想在波兰东南部的卢布林（Lublin）周围地区设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1941年夏，随着德军入侵苏俄，“最终方案”就变得更邪恶了。
没有找到过希特勒关于灭绝犹太人的任何书面命令，而由于希特勒政府的一贯作风，这样的命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自己的愿望，这样的一种氛围很可能催生了灭绝政策。历史学家们争议不休，无法定论这个灭绝计划是否早有预谋，还是由临时、混乱的地方策略最终协调统一后产生的决定。不管答案是什么，大致的事实还是清楚的。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杀害是所谓的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的专门人员干的，这些人在德国刚刚侵略苏俄时，就进入了俄国境内。他们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带到森林去。在森林，他们挖了大量的坟墓，让犹太人光着身子排成一排，然后将他们射死，让他们直接躺到坟墓里。从纳粹的角度上，这个方法有明显的缺点。杀戮相对公开，很容易被路过的人看到，让消息走漏到德国。亲卫队长期压抑这些杀人士兵的感情，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让他们既顺从又暴虐。即使如此，这些士兵在杀了人之后，包括抱着小孩的犹太妇女，他们生理上再也无法执行这样冷血的谋杀任务，除非先喝下大量的伏特加。同时，在波兰的犹太人居住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占领地被转移过来，人口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严重。接管华沙（Warsaw）和罗兹（Lodz）犹太居住区的纳粹党员认为，应当尽早处理数量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要么停止接收新的犹太人，要么解决掉已经来的这些人。最后他们选择了处死这些犹太人，以吸入毒气的快速方式，而非一个一个射杀。从1941年12月起，纳粹集中了从罗兹居住区来的犹太人，将他们运到海马姆诺灭绝营（库尔姆集中营），在罗兹西北方向64千米左右。纳粹用箱式运货车载着这些犹太人，并将车的排气管改道，将尾气排入货车车厢。当车厢内的叫声渐渐停息，货车司机这才停了车，把尸体扔在森林的万人坑里。然而，这还是个相对“低效率”的杀戮方式，它的确可以杀死数千人，但没法一下清除几百万人。
1942年1月，万湖（Wannsee）会议在柏林西部的湖区召开。会议上，在亲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指挥下，纳粹党员彼此协调了正在采取的“最终方案”。纳粹又在波兰的贝尔塞克（Belzec）、索布尔（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开设了专门的灭绝营。在所谓的“赖因哈德行动”（以1942年5月于布拉格遇刺身亡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名字命名）中，这些灭绝营开始屠杀绝大多数的波兰犹太人。他们利用已经终止的“安乐死”计划的专家和人员。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灭绝营，它的名字已经成为邪恶和痛苦的代名词。这个灭绝营并不隐藏在波兰东部的偏远地区，而是在扩张后的德国领土之内。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 Oswiecim）位于上西里西亚地区主要的东西铁路线上，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建筑群占地四十平方千米，城内外都有，横跨主要铁路线的两边（边上还有一条线路直接通向比克瑙[Birkenau]的灭绝中心）。奥斯威辛一号原本就是个监狱和劳动营，里面关押的大多是政治犯，它既是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可怕的“医疗”实验发生的场所，还是齐克隆B（Zyklon B，译者注：氰化物化学药剂，原本用于杀虫剂）第一次用来大屠杀的地方。奥斯威辛二号，或奥斯威辛－比克瑙，建在几千米以外，是个用于大屠杀的特别工厂。整个火车上的人都可以被“处理”掉，然后空荡荡的火车就开回了西部，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三到四个小时。当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所有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投入运转时，在24小时内最多可以杀死9000人。奥斯威辛城中还有个莫洛维茨（Monowitz）集中营，犯人给法本公司在Dwory的布纳新工厂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为克虏伯、博尔西希、西门子等德国公司提供劳动力。这个集中营并不是在什么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遮遮掩掩，许多波兰人和德国人都非常清楚这是个什么地方。第三帝国既然能够运作起来，互相串通的绝对不止一小撮纳粹恶棍和罪犯。
纳粹在组织上、技术上都力求完美，在短时间内杀害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几乎毁灭了欧洲的吉普赛人，还杀死了大量纳粹主义的政治敌人以及其他“不配活着的”人。这些人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国籍背景多种多样，包括共产党、社民党、保守派、新教徒、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等等。这个屠杀行为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个拥有巴赫的音乐和歌德的诗歌的国度，这让人们内心充满了疑问，而这些疑问让人不忍去想，更别提回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脱离真正的历史解释，不管因果关系，只是谴责，只是感到骇人，感到耻辱。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避免负责和认罪。希特勒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推动了大屠杀的发生。这甚至和德国的其他目标相冲突，比如战争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一些人解释说这只是因为德国落入了一个特别邪恶的个人手中，但这是不对的，希特勒不是有罪的人。也不能让一小撮围绕着希特勒的狂热分子负全责。希特勒的掌权不是偶然。他的政权也不是光靠恐怖和压迫手段来维持的。很多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是用行动推进了大屠杀，或是什么也不做，放任大屠杀的发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送到东部，直接（在用于中转的特雷津集中营等被处死），或间接地被处死，而不是重新安置。至少到1943年末，知道这一情况的德国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了。许多中立国家和与希特勒作对的国家政府也知道。但英美等大国，出于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择无视这一问题，只集中注意力在军事上打败德国。
不管人们对纳粹政府的可怕行为了解多少，大多数德国人选择无视，或干脆不信这件和他们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些不胫而走的消息还是让政府封锁了比较好。在纳粹德国，一些勇敢的团体和个人试图反对希特勒并终止他的统治。其中包括许多在地下活动的左翼反对团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社民党领袖被迫流亡，共产党成员也往墨西哥或欧洲西部疏散，但这些团体仍然持续会面、讨论并组织计划。也有很多人很绝望，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比如“雪绒花海岛”（Edelweis Pirates）或摇摆乐文化等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团体。对于那些拒绝同意或遵从政权要求的人们来说，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和具有相似想法的人们一起坚守信仰。其中，一些地位较高的人进入了精英圈子，试图影响外国的观点，或改变事件的进展，比如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人只是运气不好。希特勒运气好，总能避开刺杀。施瓦本的木匠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单枪匹马成功掏空了慕尼黑啤酒馆的柱子，往里面安装了一颗炸弹，并预计在希特勒进行啤酒馆政变纪念演说的时候爆炸。不幸的是，1939年11月9日和10日的晚上，慕尼黑起了雾。希特勒最后决定不按预定计划飞回柏林，而是提早离开酒馆，搭乘过夜的火车。因此，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他早就离开演讲厅了。艾尔塞在逃亡瑞士的途中在边境被捕。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于1945年4月在达豪被射杀处决。慕尼黑的一个天主教学生团体同样勇气可嘉。这个团体称为“白玫瑰组织”（White Rose），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和苏菲?朔尔（Sophie Scholl）领导。他们印制、分发批判纳粹政权的传单，试图鼓动大众，并和其他反对团体建立联系，共同反对纳粹政权。然而，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铺天盖地的自私、盲从与冷漠之中让良心与道德的火苗不至于熄灭。最后，适值青春韶华的他们，年仅20多岁就被抓捕处决。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战后，最吸引西德公众注意的反抗运动是1944年西德发生的“七月密谋案”（July Plot）。这对后来的西德民主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学家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参与七月密谋案的人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帮助纳粹政权上台并维持其统治。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对希特勒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大多十分赞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直到1938年，他们才开始对希特勒产生怀疑。要想颠覆希特勒并让保守派上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军队已经对希特勒宣誓效忠了，早期战争的胜利也让政变凶多吉少。到了1944年夏，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不可逆转，军队内部的抵抗可能遭到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想让德国免遭彻底的毁灭和占领。另外，民族主义反对派对希特勒下一届的政治体制并无定论，大多数人实际上反对民主制。他们想要精英统治的集权政府，不希望回到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他们不希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对新政权如何取得合法性也没有一点概念。无论如何，他们希望的新政府形式永远不可能实现。施陶芬贝格试图谋杀希特勒，最终失败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狼穴的大桌子底下，希特勒和其他人当时正在讨论军事计划。炸弹成功爆炸了，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在离开大楼后看到炸弹爆炸，回到柏林宣告刺杀成功。然而，公文包上面的大桌子却成了防护屏，在爆炸的时候保护了希特勒，他只受了轻伤。而在此之后，恐怖统治就达到了最高峰。主要的参与者被捕，并以最残酷的方式处决，盖世太保还抓捕了上千人，监禁他们、拷问他们，大多数人最后遭到了处决。1944-1945年，最轻微的“反政权罪”也要遭到惩罚，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由于听外国广播、开政治玩笑而遭到处决，这些都记载在柏林普伦岑湖（Pl?tzensee）监狱的详细档案中。
尽管1944-1945年冬，德国在军事上作出了一些反抗，但德国的高层还是非常清楚地知道，己方必输无疑。希特勒的“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让德国毁坏得更加彻底。他命令自己的人民战斗到最后一刻，不许投降，也不能给胜利者留下任何东西。希特勒认为，既然德国人没有强大到赢得战争，那么他们也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希特勒和遭他破坏的德国一起走到了尽头。1945年4月29日，在瓦格纳式的“诸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中，随着苏俄军队的逼近，希特勒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与一直以来忠实于他的女友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结为夫妇，并于4月30日双双自杀。两人的遗骸被希特勒的随从焚毁。5月2日，柏林向苏俄投降。5月7日至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尼茨（D?nitz）领导的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暂时间，就于5月23日解体，于是占领国就控制了德国。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最后成了一堆废墟和尘土，十二年以来对世界历史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纳粹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最终只不过是种族屠杀和自杀。死伤无数，损失巨大，人们对德国的旧精英阶层失去了信心，从德意志帝国起就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此刻暂时消失了。然而，从1945年5月德国的荒凉境况来看，未来德国的样子还远未清晰。
| ISBN | 9787513305686 |
|---|---|
| 出版社 | 新星出版社 |
| 作者 | 玛丽·富布卢克 (Mary Fulbrook)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