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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德国政治家，活跃于政界和经济界。曾任德国基民盟总部外交与德国政策小组主任，莱-法州州长办公室主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办公室主任，联邦总理府办公室副主任。离开政界后，先后任职于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宝马公司（BMW AG）、宝马基金会（Herbert Quandt Stiftung）、波音公司（Boeing）等。2003年，担任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1999～2008年，特尔切克领导慕尼黑安全会议（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为位于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位于柏林的大西洋倡议（Atlantische Initiative）协会成员。
欧阳甦，女，1970年生，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并获学士学位。2000～2009年就读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育心理学院和艺术学院，获教育学和艺术史学硕士学位。2015年完成博士论文（等待证书），研究方向为跨文化、视觉材料在社会学中的应用。
胡琨，德国波恩大学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金融与货币政策、地区与产业结构政策等。
目录
前言／1
柏林墙开放（1989.11.9～1989.11.20）／5
科尔的《十点纲领》（1989.11.21～1989.12.18）／38
崩溃前的民主德国（1989.12.19～1990.2.9）／84
莫斯科的绿灯（1990.2.10～1990.2.13）／136
棘手之处：北约、尼斯河与邻国（1990.2.14～1990.4.26）／146
西方赞成统一（1990.4.28～1990.5.10）／211
催化剂：贷款与协作（1990.5.13～1990.6.22）／229
三大峰会的积极信号（1990.6.25～1990.7.12）／284
莫斯科的奇迹（1990.7.13～1990.7.19）／309
外交余波（1990.8.13～1990.10.2）／341
人名索引（以外文姓氏首字母为序）／371
译后记——并非“他人的生活”／386
序言
中文版序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25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一次被所有东西方负有政治责任者所接受的、和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也对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
读者可借此本书一览当时德国国内与国际层面重要决策过程的全貌，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为当下其他热点地区危机的解决找到答案。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后对外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尽管苏联在1968年8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89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0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1980年代所有华约国家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中，得出必要且正确的结论。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年与1990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作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2＋4”谈判）。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1990年7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329天之后，1990年10月3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发生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35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霍斯特·特尔切克
前言
在1989年11月28日联邦议院的《十点纲领》演讲中，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提到了最重要的国际框架条件，它们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先决条件。但是，描写《十点纲领》产生以前的那段历史可能会超出本书的范围，另外，谁还想去考证那段历史实际上开始于何时？是随着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当选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1983年秋北约《双重决议》（NATO-Doppelbeschluss）的实施，甚至是1970年《东方条约》（Ostvertr?ge）的签订？
因此，我决定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的这一天写起；止于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我当然知道，1990年11月9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时才签署了各项德苏条约，1991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批准这些条约；同样，1990年11月19~21日，在巴黎举行了欧安会35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此时才在欧安会峰会的屋檐下圆满地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最后，还可以提到三周以后在罗马举行的欧共体峰会，它开启了有关政治联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然而，从内容上看，在统一的当天，上述活动的结果就已经确定了。
因此，本书将集中于这329天，报告联邦总理府的日常工作，报告我作为总理府第二司——外交与安全政策司（主管外交和德意志内部关系发展政策、外部安全）负责人，是如何经历并参与策划组织这些工作的。其中心是联邦总理以及联邦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对统一进程的思考和决策。所以，本书并不会将联邦政府框架内的整体外交政策和德国政策都包罗进来。
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总理府部长鲁道夫·塞特斯（Rudolf Seiters）、联邦财政部部长特奥多尔·魏格尔（Theodor Waigel）、联邦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联邦国防部部长格哈尔德·施托滕贝格（Gerhard Stoltenberg）、联邦经济部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Helmut Haussmann）、联邦部长多罗特·魏姆斯（Dorothee Wilms）以及其他人物，只有当我与其直接打交道时，他们才会出现在本书中。
同样，联邦总理与外国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人物的大量会谈和会晤，如果它们与德国统一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属本书的关注范围。这段时间国内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和大量的两德会谈，也同样如此。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除了联邦总理，还有他这段时期的国际伙伴，他们参与决策了统一进程的关键路线和进程：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首相以及在关键时刻始终出现的人物——戈尔巴乔夫。
如今，只有在政治剧变以后，一些人才明白，德国的成功统一恰恰是多么关键性地取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并最终让所有不断批评德国统一来得过快的人沉默不语。在那个短暂而幸运的时刻，开启了德国统一的大门。
本书涉及的会晤、会谈、信件交换和声明，都是我在联邦总理府工作时起草加工、分析评价和研究处理的。对于工作中杰出的合作与的团队精神，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工作人员和同事，首先是彼得·哈特曼（Peter Hartmann）、乌韦·卡斯特讷（Uwe Kaestner）、克里斯蒂安·于贝夏尔（Christian Ueberschaer）、约阿希姆·比特里希（Joachim Bitterlich）、特劳戈特·冯·罗伊卡特（Traugott von Leuckart）、鲁道夫·朗格（Rudolf Lange）、格哈尔德·维斯特迪肯贝格（Gerhard Westdickenberg）、罗尔夫·尼克尔（Rolf Nikel）、莱因哈特·施图特（Reinhard Stuth）、米夏埃尔·路德维希斯（Michael Ludwigs）、迪特尔·舒斯特（Dieter Schuster）、德特勒夫·魏格尔（Detlef Weigel）、赫尔曼·金茨（Hermann Kinzy）、汉斯-洛塔尔·多姆罗泽（Hans-Lothar Domr?se），以及我的秘书伊丽莎白·图恩斯梅耶（Elisabeth Tünsmeyer）、马里昂·施米茨（Marion Schmitz）和苏珊娜·娜科内齐（Susanne Knetsch）。我还要特别感谢尤莉娅娜·韦伯（Juliane Weber）、爱德华·阿克曼（Eduard Ackermann）、沃尔特·诺伊尔（Walter Neuer）、巴尔杜尔·瓦格纳（Baldur Wagner）、诺贝特·普利尔（Norbert Prill）、米夏埃尔·梅尔特斯（Michael Mertes）和约翰内斯·路德维希（Johannes Ludewig）。这是我们共同走过的道路，也是我们共同的成就。
我要将本书献给联邦总理科尔，他在一个历史性的瞬间，在正确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我还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夫人格尔西德（Gerhild），献给我的孩子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和安雅·卡特琳娜（Anya Katharina），他们充满爱意和耐心地包容着我。
霍斯特·特尔切克
1991年8月
后记
并非“他人的生活”
这是德国统一外部问题谈判负责人的工作日志，也是这段国际外交风云亲历者的私人日记。
翻译这本富有个人色彩的（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以及历史文献《德国统一史（第四卷）》，是一个“看戏、研戏”的过程。这场“大戏”就是德国统一，当然，它绝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戏剧”，而是历史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真实事件，不仅影响了国家和时代的格局，而且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看戏的人”可以从某些角度了解一个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然也会联想到本国的历史，获得各种经验和启发。
当纸张变成画面，画面拼接成舞台，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激昂却复杂的舞台，它呈现的不仅仅是这329天发生的故事，而且再现了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同时展现了各国政治人物在这个舞台上的个人作用。
舞台的中心是柏林和德国，还有与二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三大国、苏联和波兰，以及正在消除隔阂而朝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迈进的欧共体。在纷纷亮相的“演员”中，有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在“正确的时刻作出了正确决定”的德国统一之父科尔；有无力控制民主德国局势的克伦茨、莫德罗和德梅齐埃；有坚定支持统一的盟友布什；有公开怀疑的撒切尔夫人；有“左右逢源”却又是欧洲统一共同“火车头”的密特朗；也有“不想讨价还价”但赢得联邦德国大量援助的戈尔巴乔夫；还有纠结于德波边境问题的马佐维耶茨基。不可能置身其外的则是当时两德的人民，他们是这个舞台上的“群众演员”，尤其是民主德国民众，他们的诉求推动了国家的统一。最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德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赢得了完全主权。
经济学家们会说，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令人心思变；政治学家们会讲，在历史的机遇面前，通过权衡各种利益，勾画并实现了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而历史学家们可以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现实已经超过想象”而无法继续维持；社会文化学家们则能够总结，总有一天会得到克服民族痛苦的集体记忆，通过文化历史这根纽带重新联结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直接承受这些集体记忆和个体经历的老百姓也会做出自己的各种解读。
历史纵横捭阖，在一个民族血浓于水而引发的一出“大戏”中，不仅有学者们高屋建瓴的总结，还有“舞台演员”们的琐碎生活，所谓“大背景中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我在柏林的朋友，但凡经历过这个时期，都有一段或独特或无奈的故事。有通过官方渠道，统一以前就从东柏林移居西柏林的，有在城墙两边或在东欧国家相会的情侣，有在柏林墙竖起来以前偶然回到西德的人，也有因家人跑到西德而遭到安全部门关押的，有屡次申请移居西德未果、最后蹲了监狱的老夫妻，还有害怕去东德旅行，担心统一会降低生活水平的西德人，他们在城墙倒塌的那一天，却敞开大门，招待素不相识的东德同胞。这些“有故事的人”给我讲述的并非“他人的生活”，而是时代演变中的悲欢离合。
了解各种“小人物”的生活，并非教科书能够或者愿意记录的，虽然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这329天。他们经历过民族的分裂、柏林墙的竖立，经历了城墙倒塌、铁幕拉开、欧洲一体化。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每仑人都沉浮于其中，命运交织于情感的撕裂与人心的弥合之间，直到心中的“城墙”真正倒塌。
欧阳延
2013年10月
文摘
版权页：
联邦总理说明了自己决定提出《十点纲领》的理由，他说，如果所有人都早已讨论过德国统一的问题，那么作为总理的他就不能沉默。令人意外的是，科尔表达了延期偿付债务的想法，要重新统一，他可能必须向苏联提议延期偿付债务。夜晚，我向联邦总理再次谈到了这个令人意外的想法。科尔对我说，很早以来他就考虑了这一情况：如果他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很可能必须拿出这一提议。我提醒他1960年阿登纳在柏林危机期间所做的类似考虑，即是否应该向赫鲁晓夫（Chruschtschow）提出签订德国问题十年不变的协定？科尔总理回答道，他也按照有期限的静止不变协定这个思路考虑过。他还对我说，已请求内梅特充当中间人，介绍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一次会谈，后者承诺照办并建议联邦总理用慷慨的物资援助支持戈尔巴乔夫。
《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德国政治家，活跃于政界和经济界。曾任德国基民盟总部外交与德国政策小组主任，莱-法州州长办公室主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办公室主任，联邦总理府办公室副主任。离开政界后，先后任职于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宝马公司（BMW AG）、宝马基金会（Herbert Quandt Stiftung）、波音公司（Boeing）等。2003年，担任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1999～2008年，特尔切克领导慕尼黑安全会议（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为位于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位于柏林的大西洋倡议（Atlantische Initiative）协会成员。
欧阳甦，女，1970年生，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并获学士学位。2000～2009年就读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育心理学院和艺术学院，获教育学和艺术史学硕士学位。2015年完成博士论文（等待证书），研究方向为跨文化、视觉材料在社会学中的应用。
胡琨，德国波恩大学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金融与货币政策、地区与产业结构政策等。
目录
前言／1
柏林墙开放（1989.11.9～1989.11.20）／5
科尔的《十点纲领》（1989.11.21～1989.12.18）／38
崩溃前的民主德国（1989.12.19～1990.2.9）／84
莫斯科的绿灯（1990.2.10～1990.2.13）／136
棘手之处：北约、尼斯河与邻国（1990.2.14～1990.4.26）／146
西方赞成统一（1990.4.28～1990.5.10）／211
催化剂：贷款与协作（1990.5.13～1990.6.22）／229
三大峰会的积极信号（1990.6.25～1990.7.12）／284
莫斯科的奇迹（1990.7.13～1990.7.19）／309
外交余波（1990.8.13～1990.10.2）／341
人名索引（以外文姓氏首字母为序）／371
译后记——并非“他人的生活”／386
序言
中文版序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25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一次被所有东西方负有政治责任者所接受的、和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也对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
读者可借此本书一览当时德国国内与国际层面重要决策过程的全貌，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为当下其他热点地区危机的解决找到答案。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后对外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尽管苏联在1968年8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89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0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1980年代所有华约国家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中，得出必要且正确的结论。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年与1990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作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2＋4”谈判）。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1990年7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329天之后，1990年10月3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发生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35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霍斯特·特尔切克
前言
在1989年11月28日联邦议院的《十点纲领》演讲中，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提到了最重要的国际框架条件，它们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先决条件。但是，描写《十点纲领》产生以前的那段历史可能会超出本书的范围，另外，谁还想去考证那段历史实际上开始于何时？是随着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当选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1983年秋北约《双重决议》（NATO-Doppelbeschluss）的实施，甚至是1970年《东方条约》（Ostvertr?ge）的签订？
因此，我决定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的这一天写起；止于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我当然知道，1990年11月9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时才签署了各项德苏条约，1991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批准这些条约；同样，1990年11月19~21日，在巴黎举行了欧安会35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此时才在欧安会峰会的屋檐下圆满地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最后，还可以提到三周以后在罗马举行的欧共体峰会，它开启了有关政治联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然而，从内容上看，在统一的当天，上述活动的结果就已经确定了。
因此，本书将集中于这329天，报告联邦总理府的日常工作，报告我作为总理府第二司——外交与安全政策司（主管外交和德意志内部关系发展政策、外部安全）负责人，是如何经历并参与策划组织这些工作的。其中心是联邦总理以及联邦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对统一进程的思考和决策。所以，本书并不会将联邦政府框架内的整体外交政策和德国政策都包罗进来。
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总理府部长鲁道夫·塞特斯（Rudolf Seiters）、联邦财政部部长特奥多尔·魏格尔（Theodor Waigel）、联邦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联邦国防部部长格哈尔德·施托滕贝格（Gerhard Stoltenberg）、联邦经济部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Helmut Haussmann）、联邦部长多罗特·魏姆斯（Dorothee Wilms）以及其他人物，只有当我与其直接打交道时，他们才会出现在本书中。
同样，联邦总理与外国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人物的大量会谈和会晤，如果它们与德国统一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属本书的关注范围。这段时间国内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和大量的两德会谈，也同样如此。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除了联邦总理，还有他这段时期的国际伙伴，他们参与决策了统一进程的关键路线和进程：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首相以及在关键时刻始终出现的人物——戈尔巴乔夫。
如今，只有在政治剧变以后，一些人才明白，德国的成功统一恰恰是多么关键性地取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并最终让所有不断批评德国统一来得过快的人沉默不语。在那个短暂而幸运的时刻，开启了德国统一的大门。
本书涉及的会晤、会谈、信件交换和声明，都是我在联邦总理府工作时起草加工、分析评价和研究处理的。对于工作中杰出的合作与的团队精神，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工作人员和同事，首先是彼得·哈特曼（Peter Hartmann）、乌韦·卡斯特讷（Uwe Kaestner）、克里斯蒂安·于贝夏尔（Christian Ueberschaer）、约阿希姆·比特里希（Joachim Bitterlich）、特劳戈特·冯·罗伊卡特（Traugott von Leuckart）、鲁道夫·朗格（Rudolf Lange）、格哈尔德·维斯特迪肯贝格（Gerhard Westdickenberg）、罗尔夫·尼克尔（Rolf Nikel）、莱因哈特·施图特（Reinhard Stuth）、米夏埃尔·路德维希斯（Michael Ludwigs）、迪特尔·舒斯特（Dieter Schuster）、德特勒夫·魏格尔（Detlef Weigel）、赫尔曼·金茨（Hermann Kinzy）、汉斯-洛塔尔·多姆罗泽（Hans-Lothar Domr?se），以及我的秘书伊丽莎白·图恩斯梅耶（Elisabeth Tünsmeyer）、马里昂·施米茨（Marion Schmitz）和苏珊娜·娜科内齐（Susanne Knetsch）。我还要特别感谢尤莉娅娜·韦伯（Juliane Weber）、爱德华·阿克曼（Eduard Ackermann）、沃尔特·诺伊尔（Walter Neuer）、巴尔杜尔·瓦格纳（Baldur Wagner）、诺贝特·普利尔（Norbert Prill）、米夏埃尔·梅尔特斯（Michael Mertes）和约翰内斯·路德维希（Johannes Ludewig）。这是我们共同走过的道路，也是我们共同的成就。
我要将本书献给联邦总理科尔，他在一个历史性的瞬间，在正确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我还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夫人格尔西德（Gerhild），献给我的孩子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和安雅·卡特琳娜（Anya Katharina），他们充满爱意和耐心地包容着我。
霍斯特·特尔切克
1991年8月
后记
并非“他人的生活”
这是德国统一外部问题谈判负责人的工作日志，也是这段国际外交风云亲历者的私人日记。
翻译这本富有个人色彩的（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以及历史文献《德国统一史（第四卷）》，是一个“看戏、研戏”的过程。这场“大戏”就是德国统一，当然，它绝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戏剧”，而是历史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真实事件，不仅影响了国家和时代的格局，而且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看戏的人”可以从某些角度了解一个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然也会联想到本国的历史，获得各种经验和启发。
当纸张变成画面，画面拼接成舞台，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激昂却复杂的舞台，它呈现的不仅仅是这329天发生的故事，而且再现了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同时展现了各国政治人物在这个舞台上的个人作用。
舞台的中心是柏林和德国，还有与二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三大国、苏联和波兰，以及正在消除隔阂而朝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迈进的欧共体。在纷纷亮相的“演员”中，有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在“正确的时刻作出了正确决定”的德国统一之父科尔；有无力控制民主德国局势的克伦茨、莫德罗和德梅齐埃；有坚定支持统一的盟友布什；有公开怀疑的撒切尔夫人；有“左右逢源”却又是欧洲统一共同“火车头”的密特朗；也有“不想讨价还价”但赢得联邦德国大量援助的戈尔巴乔夫；还有纠结于德波边境问题的马佐维耶茨基。不可能置身其外的则是当时两德的人民，他们是这个舞台上的“群众演员”，尤其是民主德国民众，他们的诉求推动了国家的统一。最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德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赢得了完全主权。
经济学家们会说，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令人心思变；政治学家们会讲，在历史的机遇面前，通过权衡各种利益，勾画并实现了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而历史学家们可以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现实已经超过想象”而无法继续维持；社会文化学家们则能够总结，总有一天会得到克服民族痛苦的集体记忆，通过文化历史这根纽带重新联结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直接承受这些集体记忆和个体经历的老百姓也会做出自己的各种解读。
历史纵横捭阖，在一个民族血浓于水而引发的一出“大戏”中，不仅有学者们高屋建瓴的总结，还有“舞台演员”们的琐碎生活，所谓“大背景中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我在柏林的朋友，但凡经历过这个时期，都有一段或独特或无奈的故事。有通过官方渠道，统一以前就从东柏林移居西柏林的，有在城墙两边或在东欧国家相会的情侣，有在柏林墙竖起来以前偶然回到西德的人，也有因家人跑到西德而遭到安全部门关押的，有屡次申请移居西德未果、最后蹲了监狱的老夫妻，还有害怕去东德旅行，担心统一会降低生活水平的西德人，他们在城墙倒塌的那一天，却敞开大门，招待素不相识的东德同胞。这些“有故事的人”给我讲述的并非“他人的生活”，而是时代演变中的悲欢离合。
了解各种“小人物”的生活，并非教科书能够或者愿意记录的，虽然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这329天。他们经历过民族的分裂、柏林墙的竖立，经历了城墙倒塌、铁幕拉开、欧洲一体化。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每仑人都沉浮于其中，命运交织于情感的撕裂与人心的弥合之间，直到心中的“城墙”真正倒塌。
欧阳延
2013年10月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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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总理说明了自己决定提出《十点纲领》的理由，他说，如果所有人都早已讨论过德国统一的问题，那么作为总理的他就不能沉默。令人意外的是，科尔表达了延期偿付债务的想法，要重新统一，他可能必须向苏联提议延期偿付债务。夜晚，我向联邦总理再次谈到了这个令人意外的想法。科尔对我说，很早以来他就考虑了这一情况：如果他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很可能必须拿出这一提议。我提醒他1960年阿登纳在柏林危机期间所做的类似考虑，即是否应该向赫鲁晓夫（Chruschtschow）提出签订德国问题十年不变的协定？科尔总理回答道，他也按照有期限的静止不变协定这个思路考虑过。他还对我说，已请求内梅特充当中间人，介绍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一次会谈，后者承诺照办并建议联邦总理用慷慨的物资援助支持戈尔巴乔夫。
| ISBN | 9787520101608 |
|---|---|
|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作者 | 霍斯特·特尔切克 (Horst Teltschik)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