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光荣革命”的最好解读者。
1688-1689然后的英国革命，为何被称为“光荣革命”？这种革命为何史发生在英国？它对英国和欧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书较为详尽地给予了解读。作者屈威廉是英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对革命过程的描绘栩栩如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的学术观点属于辉格派，代表了现代英美史学界的观点，与我国目前主要沿用早期的史学观点不同，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屈威廉(1876-1962)，英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1927-1940年主持剑桥近代史讲座，1940年起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50年被选为杜伦大学校长，任职至1958年。著有《英国社会史》、《威克利夫时代的英格兰》、《改革法案的格雷爵士》、《19世纪英国史，1782-1901》、《英国兰史》、《威廉四世的七年》、《英国革命1688-1689》等。
译者简介：宋晓东，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石河子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主讲世界史，致力于英国史研究。
目录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查理二世的统治
第三章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第四章革命
第五章革命解决方法
第六章革命解决方法的持久与发展
第七章革命解决方法在苏格兰和爱尔兰
第八章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序言
《英国革命1688--1689》(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Macaulav Trevelyan，1876—1962)，该书共分八章，主要介绍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史学界公认，正是通过“光荣革命”，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因此，这次革命在英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位著名的辉格一自由主义史学家，屈维廉对“光荣革命”的解释基本上代表了现代英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乔治·麦考莱·屈维廉是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名门，一生勤耕不辍，可谓著述等身，获得了无数的荣誉。1927年，他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因为其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他还成为了英国功绩勋章的获得者，一生可谓备极荣宠。他的许多史学著作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推崇。我国著名学者钱端升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将他于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翻译成了中文，认为“屈勒味林的《英国史》一出版而最佳单本历史之誉便舍它莫属”，对屈维廉，钱端升则称之为“英史中之时者”，可谓推崇备至。
屈维廉是19世纪著名辉格派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外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麦考莱史学传统和政治观点的继承者。自近代以来，英国的史学界就像政界一样存在着两大流派，托利一保守学派和辉格一自由学派。随着自由主义的迅猛发展，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史学界，许多托利党的观点已经让位于辉格一自由党的观念。麦考莱就是这一时期辉格党最出色的史学家和政治上的代言人。麦考莱鼓吹自由主义，反对君主专制，反对陈腐的君权神授观念，但他也坚决地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在其历史著作中宣称，英国的全部经验表明，摒弃革命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他在1828年写道：“我们还不知道有一次绝对不能以及时的友好妥协来预防的革命。”他指出：“温和的让步可以纠正一切，调整一切，保持一切。”通过对比英国和法国的历史，麦考莱更加确信，英国是各国人民最优良的范例。他在1852年11月2日发表的议会演说中指出，英国在1848年之所以没有发生革命，英国人之所以拥护他们的政府，是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虽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政府，却是个好政府，它的弊病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和合法方式加以改正；它从来没有断然拒绝过正当的要求，我们得到了无比可贵的让步，其办法不是靠擂鼓，不是靠鸣钟，不是靠毁路筑障，不是靠奔向铁匠铺操刀拿枪，而只是依靠理智和舆论的力量。”
基于此，1688年的“光荣革命”自然也就成为了麦考莱竭力赞扬歌颂的历史事件，用恩格斯的话说，“光荣革命”在麦考莱笔下成了“世界上存在的最出色的事件”。
作为麦考莱的外孙，和20世纪初英国学术界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屈维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且发展了麦考莱的观点。在屈维廉的著作中，渐进的变革始终是他竭力赞颂的观点。他指出：“英格兰的议会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既不是西蒙也不是爱德华，它是逐渐长成的，而不是一朝造成的。英格兰人民因为具有健全的常识和善良的本性，一向都是喜欢委员制而厌恶独裁制，要选举而不要巷战，要谈话的酒馆而不要革命的法庭。’’①
屈维廉和麦考莱一样，也给予了“光荣革命”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英国革命1688--1689》一书，虽然相较于屈维廉的其他许多大作显得篇幅较小，但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屈维廉将“光荣革命”称之为“历史上最具有英国特色的东西”，因为“它建立在明智、妥协和宽容的基础上”(原书第37页)。
和麦考莱一样，屈维廉对暴力色彩浓重的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也采取了贬斥的态度。他指出：“这次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和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悄声细语，这些胜过了所有的喧闹声。”屈维廉认为，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办法”(原书第9页)。
毫无疑问，麦考莱和屈维廉的历史观点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一味否认或贬低暴力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使是在英国历史的发展中，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屈维廉自己……
屈维廉的文风与其所信奉的历史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和麦考莱一样，屈维廉也认为历史的价值应该首先是其教育价值。屈维廉在1913年出版的《历史女神》一书中论证了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任务。他反对将历史学完全科学化、实证化，反对专家垄断历史研究，认为历史应该是英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而把历史当作科学的想法，是与把研究成果以吸引人的形式传达给广大民众的英国旧理想相矛盾的。他指出，史料本身永远不能说明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因为想象对揭示古人行为的原因是异常重要的。屈维廉宣称，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有三项任务：首先是学术的任务；其次是使自己的想象自由的任务；最后是文学的任务。屈维廉断言，“历史就是故事”，它的“最后的价值……不是科学价值，而是教育价值”。
屈维廉关于历史学的思想是对19世纪后期盛行的科学万能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一个有力反动，对英国20世纪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屈维廉反对把历史当作科学，并不是说他不注重史料的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相反，他的治史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的只是打着科学的旗帜将历史学教条化、程式化的错误做法，从而使历史学失去群众基础和生命力。这些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有着很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屈维廉本人及其历史著作在中国备受冷落。虽然他的著作在国际历史学界影响很大，但被翻译成中文的只有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一书，而且还是钱端升先生早在1931年翻译的，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英国历史的了解。英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国情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研究英国史时，中国学者与英国学者之间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作为一位深受自由主义和英国历史文化浸润的知名学者，屈维廉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会认同，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
屈维廉学识渊博，著作丰富，笔者只是想借本书中译本出版之际，希望能唤起学术界的注意，将这位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够更多地在我国翻译出版，填补我国英国史、世界史研究中一些空缺，也使我国广大的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英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建设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我们的确可以从英国的历史中借鉴到许多经验。
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幸蒙商务印书馆杜廷广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文摘
第二章查理二世的统治
任何人在对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和由此产生的革命解决方法进行有成效的研究之前，他都必须首先问几个问题。在这个世纪的前几个季度里国家和教会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詹姆斯即位之时，英格兰的政党和舆论又是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
查理二世从1660年到1685年的统治，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是用复辟方法永久解决英国宪政体制问题的失败。这并不是说复辟方法总体上说是一个失败：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以最小的流血和报复，稀释了克伦威尔革命时期的仇恨，恢复了国王、议会，以法治取代了军事独裁。但是这种对各党派暂时的安抚和法治的恢复，在1660年只能通过一种方法才能做到，那就是在王权和议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暂时推迟了君权原则和代议制原则之间最终的较量。这种平衡，克拉伦登相信，是政治智慧的顶峰，是英国宪政体制真正和最终的平衡。再不要有斯特拉福德这样的人！再不要有皮姆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律师的政治观，带有一个律师思想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不管是国王还是议会，都不能对之过于信任。法律和惯例应该成为这些权力的界限，不管什么权力都不能越过这个界限。这种制度太棒了！
但是，如果国王和议会发生了争吵该怎么办呢？在发生分歧的情况下，谁具有决定权？这两种都只具有一半主权的权力如何来统治和引导这样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帝国？这种王权和议会之问的平衡，的确对于复辟时期的重建工作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却不能成为一个长久的解决办法。在相互协作的两种权力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争吵，首先就发生在查理二世和他自己的骑士议会之间，这个议会是在他从流亡中回来后，在一种狂热的保王主义氛围中选举出来的。这场争吵在1667年终结了克拉伦登的政治生涯及其政治体制。
阿瑟·布莱恩特最近写了一本关于查理二世的很出色、很具有吸引力的书。该书对查理二世采取了赞扬的态度，纠正了以前一些不公正的评价。布莱恩特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传记作家，但是我认为他对当时法国对欧洲的危险性认识不够，这种危险性因为查理二世1670年签署的《多弗条约》大大增加了。而且布莱恩特先生对宪政史不感兴趣，因此未能看到当时议会对王权必然会持有的态度。骑士议会一直不肯给查理二世足够的钱，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嬉乐无度，而是因为议会无法控制他的花费，也不信任他的政策。秘密的《多弗条约》向后人证明这种不信任是完全正确的。直到议会能够监督其所批准的财政拨款——这是“光荣革命”以后的事了，企望议会，即使是一个骑士议会，来为国家的需要投票通过足够的拨款，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在议会对财政支出拥有控制权之前，即使它能够就拨款问题进行自由投票，它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只能沦为在都铎王朝时期那样的地位。没有哪个议会，不管是骑士党还是托利党控制的，会给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足够的钱在国内和国外执行积极的政策，因为在这些政策的决策上，议会缺乏有效的控制。
复辟解决办法只是王权和议会权力之间一个暂时的妥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这样一个主权被分割的政治体制下，英格兰既无法在国内实行强有力的统治，也无法在面对着日益强大的法国时，维持她的海上强国地位、她的世界贸易和她的帝国。在她能够向她命中注定的目的地前进之前，首先，她或者变成像她的海外对手那样的一个专制政权，由国王控制税收；或者她发展出一种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新的政体，在这个政府里，下院可以决定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政策。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决定了英国要走两条道路中的后一条之后，由下院控制的国家钱包就向政府自由地敞开了，因为这个政府是议会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是在1660—1678年的骑士议会时期浮出水面的。在这些年里，骑士党或者托利党，①以下院为工具，在对抗国王，捍卫议会的权利和权力时，一点也不比皮姆、汉普登等这些当年的圆颅党领袖差。虽然对清教主义和长期议会的宗教政策充满了敌意，骑士一托利党人还是承继了长期议会的政治遗嘱，将他们自己变成了与宫廷相对抗的议会党。
在国内事务上，骑士议会和查理二世争吵的主要问题是宗教宽容问题。如果要了解查理二世和他弟弟的统治时期，就必须明白复辟后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在“光荣革命”中只是做了修改，并没有被完全推翻。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英国政治上的一系列斗争，都是围绕着是取消，还是保持和修改1660年制定的教会问题解决方法展开的。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名字，相比于其他含义，更意味着国教徒和非国教徒在利益上的对立。P9-11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光荣革命”的最好解读者。
1688-1689然后的英国革命，为何被称为“光荣革命”？这种革命为何史发生在英国？它对英国和欧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书较为详尽地给予了解读。作者屈威廉是英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对革命过程的描绘栩栩如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的学术观点属于辉格派，代表了现代英美史学界的观点，与我国目前主要沿用早期的史学观点不同，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屈威廉(1876-1962)，英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1927-1940年主持剑桥近代史讲座，1940年起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50年被选为杜伦大学校长，任职至1958年。著有《英国社会史》、《威克利夫时代的英格兰》、《改革法案的格雷爵士》、《19世纪英国史，1782-1901》、《英国兰史》、《威廉四世的七年》、《英国革命1688-1689》等。
译者简介：宋晓东，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石河子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主讲世界史，致力于英国史研究。
目录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查理二世的统治
第三章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第四章革命
第五章革命解决方法
第六章革命解决方法的持久与发展
第七章革命解决方法在苏格兰和爱尔兰
第八章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序言
《英国革命1688--1689》(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Macaulav Trevelyan，1876—1962)，该书共分八章，主要介绍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史学界公认，正是通过“光荣革命”，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因此，这次革命在英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位著名的辉格一自由主义史学家，屈维廉对“光荣革命”的解释基本上代表了现代英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乔治·麦考莱·屈维廉是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名门，一生勤耕不辍，可谓著述等身，获得了无数的荣誉。1927年，他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因为其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他还成为了英国功绩勋章的获得者，一生可谓备极荣宠。他的许多史学著作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推崇。我国著名学者钱端升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将他于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翻译成了中文，认为“屈勒味林的《英国史》一出版而最佳单本历史之誉便舍它莫属”，对屈维廉，钱端升则称之为“英史中之时者”，可谓推崇备至。
屈维廉是19世纪著名辉格派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外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麦考莱史学传统和政治观点的继承者。自近代以来，英国的史学界就像政界一样存在着两大流派，托利一保守学派和辉格一自由学派。随着自由主义的迅猛发展，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史学界，许多托利党的观点已经让位于辉格一自由党的观念。麦考莱就是这一时期辉格党最出色的史学家和政治上的代言人。麦考莱鼓吹自由主义，反对君主专制，反对陈腐的君权神授观念，但他也坚决地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在其历史著作中宣称，英国的全部经验表明，摒弃革命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他在1828年写道：“我们还不知道有一次绝对不能以及时的友好妥协来预防的革命。”他指出：“温和的让步可以纠正一切，调整一切，保持一切。”通过对比英国和法国的历史，麦考莱更加确信，英国是各国人民最优良的范例。他在1852年11月2日发表的议会演说中指出，英国在1848年之所以没有发生革命，英国人之所以拥护他们的政府，是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虽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政府，却是个好政府，它的弊病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和合法方式加以改正；它从来没有断然拒绝过正当的要求，我们得到了无比可贵的让步，其办法不是靠擂鼓，不是靠鸣钟，不是靠毁路筑障，不是靠奔向铁匠铺操刀拿枪，而只是依靠理智和舆论的力量。”
基于此，1688年的“光荣革命”自然也就成为了麦考莱竭力赞扬歌颂的历史事件，用恩格斯的话说，“光荣革命”在麦考莱笔下成了“世界上存在的最出色的事件”。
作为麦考莱的外孙，和20世纪初英国学术界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屈维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且发展了麦考莱的观点。在屈维廉的著作中，渐进的变革始终是他竭力赞颂的观点。他指出：“英格兰的议会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既不是西蒙也不是爱德华，它是逐渐长成的，而不是一朝造成的。英格兰人民因为具有健全的常识和善良的本性，一向都是喜欢委员制而厌恶独裁制，要选举而不要巷战，要谈话的酒馆而不要革命的法庭。’’①
屈维廉和麦考莱一样，也给予了“光荣革命”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英国革命1688--1689》一书，虽然相较于屈维廉的其他许多大作显得篇幅较小，但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屈维廉将“光荣革命”称之为“历史上最具有英国特色的东西”，因为“它建立在明智、妥协和宽容的基础上”(原书第37页)。
和麦考莱一样，屈维廉对暴力色彩浓重的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也采取了贬斥的态度。他指出：“这次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和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悄声细语，这些胜过了所有的喧闹声。”屈维廉认为，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办法”(原书第9页)。
毫无疑问，麦考莱和屈维廉的历史观点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一味否认或贬低暴力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使是在英国历史的发展中，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屈维廉自己……
屈维廉的文风与其所信奉的历史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和麦考莱一样，屈维廉也认为历史的价值应该首先是其教育价值。屈维廉在1913年出版的《历史女神》一书中论证了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任务。他反对将历史学完全科学化、实证化，反对专家垄断历史研究，认为历史应该是英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而把历史当作科学的想法，是与把研究成果以吸引人的形式传达给广大民众的英国旧理想相矛盾的。他指出，史料本身永远不能说明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因为想象对揭示古人行为的原因是异常重要的。屈维廉宣称，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有三项任务：首先是学术的任务；其次是使自己的想象自由的任务；最后是文学的任务。屈维廉断言，“历史就是故事”，它的“最后的价值……不是科学价值，而是教育价值”。
屈维廉关于历史学的思想是对19世纪后期盛行的科学万能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一个有力反动，对英国20世纪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屈维廉反对把历史当作科学，并不是说他不注重史料的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相反，他的治史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的只是打着科学的旗帜将历史学教条化、程式化的错误做法，从而使历史学失去群众基础和生命力。这些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有着很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屈维廉本人及其历史著作在中国备受冷落。虽然他的著作在国际历史学界影响很大，但被翻译成中文的只有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一书，而且还是钱端升先生早在1931年翻译的，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英国历史的了解。英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国情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研究英国史时，中国学者与英国学者之间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作为一位深受自由主义和英国历史文化浸润的知名学者，屈维廉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会认同，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
屈维廉学识渊博，著作丰富，笔者只是想借本书中译本出版之际，希望能唤起学术界的注意，将这位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够更多地在我国翻译出版，填补我国英国史、世界史研究中一些空缺，也使我国广大的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英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建设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我们的确可以从英国的历史中借鉴到许多经验。
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幸蒙商务印书馆杜廷广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文摘
第二章查理二世的统治
任何人在对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和由此产生的革命解决方法进行有成效的研究之前，他都必须首先问几个问题。在这个世纪的前几个季度里国家和教会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詹姆斯即位之时，英格兰的政党和舆论又是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
查理二世从1660年到1685年的统治，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是用复辟方法永久解决英国宪政体制问题的失败。这并不是说复辟方法总体上说是一个失败：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以最小的流血和报复，稀释了克伦威尔革命时期的仇恨，恢复了国王、议会，以法治取代了军事独裁。但是这种对各党派暂时的安抚和法治的恢复，在1660年只能通过一种方法才能做到，那就是在王权和议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暂时推迟了君权原则和代议制原则之间最终的较量。这种平衡，克拉伦登相信，是政治智慧的顶峰，是英国宪政体制真正和最终的平衡。再不要有斯特拉福德这样的人！再不要有皮姆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律师的政治观，带有一个律师思想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不管是国王还是议会，都不能对之过于信任。法律和惯例应该成为这些权力的界限，不管什么权力都不能越过这个界限。这种制度太棒了！
但是，如果国王和议会发生了争吵该怎么办呢？在发生分歧的情况下，谁具有决定权？这两种都只具有一半主权的权力如何来统治和引导这样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帝国？这种王权和议会之问的平衡，的确对于复辟时期的重建工作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却不能成为一个长久的解决办法。在相互协作的两种权力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争吵，首先就发生在查理二世和他自己的骑士议会之间，这个议会是在他从流亡中回来后，在一种狂热的保王主义氛围中选举出来的。这场争吵在1667年终结了克拉伦登的政治生涯及其政治体制。
阿瑟·布莱恩特最近写了一本关于查理二世的很出色、很具有吸引力的书。该书对查理二世采取了赞扬的态度，纠正了以前一些不公正的评价。布莱恩特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传记作家，但是我认为他对当时法国对欧洲的危险性认识不够，这种危险性因为查理二世1670年签署的《多弗条约》大大增加了。而且布莱恩特先生对宪政史不感兴趣，因此未能看到当时议会对王权必然会持有的态度。骑士议会一直不肯给查理二世足够的钱，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嬉乐无度，而是因为议会无法控制他的花费，也不信任他的政策。秘密的《多弗条约》向后人证明这种不信任是完全正确的。直到议会能够监督其所批准的财政拨款——这是“光荣革命”以后的事了，企望议会，即使是一个骑士议会，来为国家的需要投票通过足够的拨款，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在议会对财政支出拥有控制权之前，即使它能够就拨款问题进行自由投票，它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只能沦为在都铎王朝时期那样的地位。没有哪个议会，不管是骑士党还是托利党控制的，会给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足够的钱在国内和国外执行积极的政策，因为在这些政策的决策上，议会缺乏有效的控制。
复辟解决办法只是王权和议会权力之间一个暂时的妥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这样一个主权被分割的政治体制下，英格兰既无法在国内实行强有力的统治，也无法在面对着日益强大的法国时，维持她的海上强国地位、她的世界贸易和她的帝国。在她能够向她命中注定的目的地前进之前，首先，她或者变成像她的海外对手那样的一个专制政权，由国王控制税收；或者她发展出一种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新的政体，在这个政府里，下院可以决定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政策。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决定了英国要走两条道路中的后一条之后，由下院控制的国家钱包就向政府自由地敞开了，因为这个政府是议会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是在1660—1678年的骑士议会时期浮出水面的。在这些年里，骑士党或者托利党，①以下院为工具，在对抗国王，捍卫议会的权利和权力时，一点也不比皮姆、汉普登等这些当年的圆颅党领袖差。虽然对清教主义和长期议会的宗教政策充满了敌意，骑士一托利党人还是承继了长期议会的政治遗嘱，将他们自己变成了与宫廷相对抗的议会党。
在国内事务上，骑士议会和查理二世争吵的主要问题是宗教宽容问题。如果要了解查理二世和他弟弟的统治时期，就必须明白复辟后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在“光荣革命”中只是做了修改，并没有被完全推翻。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英国政治上的一系列斗争，都是围绕着是取消，还是保持和修改1660年制定的教会问题解决方法展开的。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名字，相比于其他含义，更意味着国教徒和非国教徒在利益上的对立。P9-11
| ISBN | 9787100128049,7100128048 |
|---|---|
| 出版社 | 商务印书馆 |
| 作者 | G.M.屈威廉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