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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毅,《铁血文库》系列MOOK主编,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上海作协会员,著名历史、军事作家,曾获《现代兵器》杂志2009 年度优秀作者一等奖等荣誉。出版有《战争特典:隋唐英雄》《壬辰1592 :决战朝鲜》《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等多部畅销著作。
目录
布拉格之冬——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 001
征途一万三千里——苏定方在公元659年 029哈布斯堡的大洋利剑——一战时奥匈帝国的海军战列舰 051
半狮半狐的罗马枭雄——幸运的苏拉发迹史 093
文摘
布拉格之冬——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
作者:汪枫
一、炙热的土地
德意志的纷争
众所周知,在 16世纪的欧洲,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引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林立。当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时,帝国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了。 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调节了帝国境内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17世纪后,一些不和谐的火花仍然随着教派间的摩擦而噼啪作响,并且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场燃烧了 30年的大火,留下了一堆堆断壁颓垣。
如果鲁道夫二世没有当皇帝的话,他的日子会悠闲很多。他是文艺和科学的赞助人,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曾经为他服务。他也沉迷于炼金术、占星术等神秘文化,还喜欢搞收藏,难免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而他在位期间,帝国的内外局势却相当复杂(见文末附录的大事年表),比他优秀的皇帝遇到这么多烦心事恐怕也会焦头烂额。
1607年,鲁道夫对多瑙沃特自由市实施“帝国禁令”。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这里的市民多为新教徒,而当地的一名修道院长却以天主教的方式进行了宗教游行。居民认为受到了冒犯,进而引发了暴力冲突。 8月 3日,皇帝宣布多瑙沃特的市政当局和社区不受法律保护。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看,对叛乱者实施惩戒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鲁道夫偏偏画蛇添足,派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去执行“帝国禁令”。公爵领兵进入这座城市后,将其并入了巴伐利亚。也就是说,作为第三方的巴伐利亚却获得了最实在的利益。更严重的问题是,天主教诸侯公然吞并了新教地区,这足够让帝国的新教诸侯们焦虑不安。次年,新教方面成立了同盟。又过了一年,天主教联盟
⊙ 1500年,神圣罗马帝国划分了 6个行政区(称为“圈”); 1512年新增了 3圈,又把萨克森圈分为两部分,所以共有 10圈。瑞士、北意大利、波希米亚、帝国直辖领地等不在圈内
——
亦告成立,与新教分庭抗礼。
1609年,一场更加激烈的对抗上演了。是年,于利希 -克莱沃 -贝格( Jülich-Cleves-Berg)联合公国的公爵去世,引发了多人对继承权的争夺,鲁道夫也介入其中了。皇帝派他的堂弟利奥波德大公占领了于利希,而诺伊堡公爵之子沃尔夫冈和勃兰登堡选侯 a都是新教徒,他们暂时联手抵制来自天主教的竞争者(鲁道夫是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站在他们背后的还有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等皇帝退出后,这两位新教候选人便开始翻脸。沃尔夫冈为了“化解”争端,提出迎娶勃兰登堡选侯的女儿,然后再继承联合公国。这个要求明显是占了两份便宜还卖乖,选侯一怒之下抽了沃尔夫冈一巴掌。这“啪”的一声把沃尔夫冈送到了天主教阵营,也让他得到了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支持。最后,双方瓜分了联合公国,争议告一段落。
在于利希的继承危机中,西欧主要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已经有了欧洲大战的苗头,可以将其视为三十年战争的一次预热。由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过早身亡,由于鲁道夫二世被其他事务转移了注意力,由于争议双方最后找了个妥协之法暂时缓解了危机,才没有让三十年战争提早 9年爆发。
导火索在哪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列强已经见证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缺的就是一个引爆火药桶的“萨拉热窝”。那么,引发 17世纪那场欧洲大战的“萨拉热窝”又会是哪里呢?
是尼德兰吗?在这里,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b的战争早已开始,既具有民族独立性质,也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还有新旧教之争的宗教性质。
是奥地利吗?从 1600年起,维也纳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就经常展开巷战。据说,新教徒经常骑马冲进天主教堂,天主教徒也以牙还牙。人们走在街头也常会遇到某个阵营的首领倒在血泊中的情况。
a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有 7大选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区伯爵、帕拉丁伯爵、波希米亚(捷克)国王,他们能够选举“罗马人的国王”。16世纪前,“罗马人的国王”需经教皇加冕才能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是故,并非所有的“罗马人的国王”都登上了皇位。
b哈布斯堡家族此时统治着西班牙、奥地利等地,在近代还长期把持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是匈牙利 a吗?鲁道夫在这里反击宗教改革,对新教贵族攫取教会地产的状况实施调
查,而“归还”的教产却落入了哈布斯堡家族之手。他派往匈牙利的雇佣军横行霸道,佣
兵头目巴斯塔一边大肆搜刮,一边声称“必须要用铁棒统治匈牙利人”;卡绍城防长官甚
至用大炮威胁新教徒放弃教堂。 1604年,匈牙利爆发了由信奉加尔文派的斯特凡·博赤
卡伊领导的起义或叛乱(至于它到底是起义还是叛乱,就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
但是,三十年战争的“萨拉热窝”不在尼德兰、匈牙利这样的斗争前沿,也不在前文
所述的多瑙沃特和于利希,更不在奥地利这个哈布斯堡大本营,而是在波希米亚(捷克)。
波希米亚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王国(虽然没有强大到能够保障国家完全独立),也是
一片炙热的土地。它有着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却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 11世
纪末,波希米亚公爵弗拉季斯劳因支持皇帝亨利四世,被授予“国王”之衔,但仅限本
人持有而不可世袭。从 1198年开始,波希米亚成了世袭的王国。 13世纪中后期,神圣罗
马帝国的皇位出现了长达 20年的大空位,于是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野心勃勃地要去
竞争皇位。他实力雄厚,彼时亦兼任奥地利公爵、施蒂利亚公爵、卡林西亚公爵和卡尼奥
拉边区伯爵。但是,可能是由于他太过张扬,不知道“闷声发大财”的道理,所以最终成
功当选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 b。于是,鲁道夫和奥托卡之间爆发了一场重大战
役,也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一次较量,这就是 1278年的马尔希费尔德战役。奥
托卡不幸阵亡,而奥地利、施蒂利亚等地因此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直到 1918年一战
结束。
从中世纪盛期开始,波希米亚国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之一,足见其重要地位。 14世纪的卡尔四世是第一个当上皇帝的波希米亚国王,著名的《金玺诏书》就是由他颁布的。但是,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带给捷克人的可能并不是罗马般的荣耀,而是沉重的历史负担。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世纪前,波希米亚已经诞生了一位改革先驱——胡斯。胡斯的殉道激起了捷克人民的义愤,随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胡斯战争”(1419—1434)。为了平定胡斯派“异端”,神圣罗马帝国曾多次借“十字军”之名而实施讨伐。战争期间,捷克人发泄着他们的反德情绪,境内的很多德意志人成了牺牲品。 200
年后,胡斯战争的历史几乎又重演了一遍,只是更加复杂、更加惨烈。
a此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只是匈牙利的西部和北部,且未被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
大部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下。
b鲁道夫一世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但并未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
1526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便长期把持波希米亚王位(此前哈布斯堡家族曾两次取得过波希米亚王位,但不连续)。现在,我们的故事再次转回到鲁道夫二世——他是神圣罗马皇帝,也是波希米亚国王。
掷出窗外事件
鲁道夫二世也在波希米亚反击宗教改革,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都被打压了,这破坏了他
父亲(马克西米连二世)曾经的许诺,触犯了波希米亚贵族自古以来的自由权。然而,哈
布斯堡家族的内争暂时削弱了王权的力量。
1608年 2月,鲁道夫之弟马提亚意欲篡位,在普雷斯堡 a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等级议
会缔约。摩拉维亚随后也加入。马提亚答应恢复新教徒的权利,承认等级议会的政治地
位,他还向波希米亚发出了邀请。
波希米亚等级议会趁鲁道夫危难之时,希望能够待价而沽。当贵族们的要求提交到鲁
道夫手上时,国王要求给以时间进行考虑,议会要求他尽快回答“是”或“不是”。鲁道
夫一开始想耍花招——批准一部分,推迟一部分。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了武装示威。当时有
马提亚大军的威胁,鲁道夫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在与弟弟的博弈中,鲁道夫最终同意把匈
牙利、恩斯河两岸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让予马提亚,承认他为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者。马
提亚撤军后,鲁道夫召集了波希米亚议会,但却仍然
对臣民的要求闪烁其词。
1609年 5月,捷克人自行召集了另一场议会,任命了 30名执政官,并征召了一支军队,由图尔恩伯爵等 3人担任将军。 7月,鲁道夫颁布了《圣诏》(Letter of Majesty):保证信仰自由,承认建立教堂和学校的权利,允许议会任命 24名宗教辩护士。西里西亚(波希米亚的属地之一)也获得了类似的让步。此刻,在捷克人看来,仿佛一切都已经平安无事了。
然而,鲁道夫并不想履行城下之盟。为了反击,
他搬来了雇佣军。据说,鲁道夫故意扣发军饷,迫
使他们进行劫掠,他的堂弟利奥波德大公也加入了其
a普雷斯堡: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首都,又名“布拉迪斯拉发”,今为斯洛伐克首都。
⊙这幅鲁道夫二世的另类画像并不是 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画作,而是绘于 16世纪末。它融合了鲁道夫本人和维尔图努斯(古罗马神话中掌管四季与植物生长之神)的形象
中。1611年,兵痞们向布拉格进军。但鲁道夫告诉议会他并不知情。于是,议会转而请求马提亚相助,而图尔恩伯爵甚至冲进宫中扣押了鲁道夫。马提亚很快来到,且受到了热烈欢迎,不久便成为波希米亚国王。
然而,马提亚也是天主教徒。在那个年代,一个天主教国王与一个新教王国能够“兼容”吗?正因为这一不确定性,鲁道夫才把最后的希望押在马提亚与议会的分歧上,但他却发现马提亚对议会的要求一概批准,包括随时随地召集会议之权、财政与军政的独立权、罢免高官之权、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结盟之权。鲁道夫歇斯底里地握拳大骂道:“布拉格!忘恩负义的布拉格!我这么抬举你,你却冷落你的赞助者!愿神的诅咒和复仇降临在布拉格和整个波希米亚。”这应该是捷克人自被哈布斯堡统治以来最为得意的日子了。
1612年,鲁道夫在失望中去世,马提亚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跟他的前任一样,马提亚对新教的让步都是政治上的策略,不代表他真想付诸实施。据说,他任命天主教教士进入新教教堂,迫使新教徒为天主教服务。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马提亚是个好心人,他推行反新教措施是由于耶稣会士的狂热鼓动。
另一方面,波希米亚的激进派也在活动。议会在 1615年出台了一些带有反德情绪的决议(比如把德语排除出官方交际和公共场合),尽管图尔恩伯爵这样的激进派领袖也算半个德意志人。
由于马提亚膝下无子,而他现在的年龄也不小了,所以继承人的问题又被摆上了台面。根据罗伯特·维克斯的《波希米亚史》的说法,马提亚本来是拒绝堂弟斐迪南成为继承人的,无奈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奥地利分支和西班牙分支)均认可斐迪南。1617年,斐迪南被预定为波希米亚国王。但是,这位斐迪南是个铁杆的天主教徒,且早就在自己的领地上不遗余力地反对宗教改革。斐迪南曾经询问耶稣会士,承认《圣诏》是不是一种罪过?耶稣会士“机智”地回答他说:“颁布是有罪的,但接受是无罪的。”所以,斐迪南心安理得地成了波希米亚的国王。从他上位的那一刻起,悲剧就注定了。
1618年 5月 23日,星期三,这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天。斐迪南的两名宠臣以及一名秘书被图尔恩伯爵等激进派领袖掷出了窗外 a。“掷出窗外”既是源于《旧约·列王记》中恶妇耶洗别( Jezebel)被人推出窗外致死的典故,更是向波希米亚自己的历史致敬——
a在 5月 25日发布的《辩护书》中,波希米亚叛乱者的措辞还是比较谨慎的。《辩护书》把责任推到耶稣会等反新教势力上,但没有指责皇帝或国王。例如:“我们的目的绝不是反对最尊贵的皇帝陛下”,“我们相信亲爱的本地天主教朋友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因为我们对破坏《圣诏》者的惩罚是正当的”。
——
1419年的第一次“掷出窗外事件”宣告了胡斯战争的爆发。图尔恩宣称:“我不是要做你们的领袖,而是要做你们危难中的战友。这场危难不是把我们导向幸福和自由,便是把我们导向光荣的牺牲。若是在决定抛去枷锁时动摇不定,你们的出路就只有一条——死在刽子手的手中。”起义者(也可以说是叛乱者)选举了 30名执政官组成临时政府,驱逐了布拉格大主教和布劳瑙修道院长,取缔了耶稣会。
二、精巧的迷宫
捷克鼙鼓动地来
1617年末,皇庭从布拉格转到了维也纳。“掷出窗外事件”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马提亚很清楚,自己当年的让步壮大了新教徒的声势。而斐迪南作为强硬派的总代表,向皇帝提交密信称:“自波希米亚引入异端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有暴动、反抗和叛乱。天主教和君主已经表现出了宽容与温和,这些宗派(新教)却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无礼。”但马提亚却仍踌躇不决,也考虑过大事化小。
1618年 6月 18日,皇帝向波希米亚发表了公开信:“朕无意废除《圣诏》和宗教协议,也不愿任何人这么做……进而言之,朕一贯主张,也仍然主张,保护所有等级的特权与自由。”“所有臣民,无论信仰,应停止以言语或行动互相攻击,而应如朋友般和平相处。”同时,皇帝也警告说:“任何人均无理由以地方特权、《圣诏》、条例、自由和法律为托词进行武装。朕亲切地命令你们,解散已征募的军队,避免更多损害和花费,避免平民遭殃。”“波希米亚王国的所有士兵一经解散,民兵一经退出,朕就会做出回应,停止朕的征兵活动。如果朕慈父般的警告和正当的命令被无视……朕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朕的权威。”总的说来,这封公开信措辞谨慎,留下了很多回旋余地,是典型的官腔。
斐迪南本想借此事件占据政治制高点,与新教一决高下,但马提亚不果断的态度让他失望了。 7月 20日,他公然逮捕了马提亚的温和派宠臣克列斯尔。到了这一步,斐迪南的野心就暴露了。马提亚不免感慨,自己当年对鲁道夫所做的事,如今又发生在自己身上了——真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6月中旬,波希米亚议会写信向新教同盟求助。新教诸侯的反应是什么呢?信奉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说,他虽同情波希米亚的事业,但叛乱是件严重的事。有人问他该怎么做?他回答说:“去帮忙灭火。”信奉加尔文派的帕拉丁选侯腓特烈对波希米亚持
鼓励态度,但暂未光明正大地出手。这年夏天,卢萨蒂亚、西里西亚和上奥地利加入了波
希米亚阵营 a。
很快,由布古瓦和丹皮尔指挥的帝国军开始出发, 8月 13日抵达波希米亚边境。执政官大惊,向议会提出征收新税、扩大征兵等要求。对于征兵一事,议会并无异议。至于税收问题,在正式讨论之前,议会多数成员就已经故意提前回家了。历史学者萨缪尔·加德纳评论道:“不妨将这一日,也就是 8月 30日,视为波希米亚贵族的自杀日。”
幸好哈布斯堡家族树敌太多,所以波希米亚暂时还不会失败。萨伏伊公爵卡洛·埃曼纽尔派出了由曼斯菲尔德指挥的军队。曼斯菲尔德早年曾为天主教势力服务,但从现在开始,他成了新教阵营的主将之一。他一到达波希米亚,就参与围攻了由天主教势力把守的城市比尔森。大约同时,图尔恩伯爵正在牵制布古瓦的部队。 11月 9日,在洛姆尼采战役中,图尔恩打败了布古瓦;21日,被围困两个月的比尔森向曼斯菲尔德投降。冬季的到来使战争短暂地平息了下来,但反而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因为无所事事而又饥肠
⊙萨布拉特战役
a 1619年夏,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也加入了。
——
辘辘的军队会疯狂地实施劫掠。在三十年战争中,双方的军队都有烧杀抢掠的恶习。
1619年 3月 20日,马提亚驾崩。 6月 5日,图尔恩打到了维也纳城下。斐迪南就在城内,他在叛军的威胁前始终坚守城池。不久,丹皮尔的骑兵奇迹般地前来救驾,而波希米亚军由于缺乏粮草和弹药,又未能如愿看到城中发生内乱,最终悻悻而退。6月 10日,曼斯菲尔德在萨布拉特战役中被布古瓦打败。同时,萨伏伊公爵与波希米亚的通信在战场上被缴获并公之于众,公爵感到有损颜面,遂不再提供支援。虽然形势有所逆转,但叛乱仍处于扩大阶段。 7月 31日,波希米亚与其属地(西里西亚、卢萨蒂亚、摩拉维亚)签订了邦联条约,不久又与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签订了联盟条约。 8月 22日,邦联宣布废黜国王斐迪南。
腓特烈称王
8月 26日,坚持选君制传统的波希米亚决定将王位授予帕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腓特烈早就开始为叛军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但王位一事非同小可,他犹豫了许久。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理由都是充分的:接受的话,会导致帕拉丁卷入一场必定扩大的战争;不接受的话,波希米亚一旦崩溃,其他新教邦国难保不会沦为天主教的目标。
据说,波希米亚曾经考虑过 5个王位候选人:丹麦国王、萨克森选侯、萨伏伊公爵、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帕拉丁选侯,但最后偏偏选中了腓特烈。他才 23岁,缺乏政治和作战经验;虽然他有一块领地(上帕拉丁 a)与波希米亚接壤,但他很少来到这里。有人评论道:“此人从未目睹过战场,连死人都没见过……更加了解园艺而非战斗。”但腓特烈也有个“优点”,就是人脉广泛,例如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是他的岳父,荷兰军事家莫里斯是他的舅舅。捷克人认为这张复杂的关系网意味着足够的援助,而他自己也有点儿飘飘然了。他的妻子和克里斯蒂安 b都怂恿他接受王位,但他的母亲、詹姆斯一世、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公爵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自讨苦吃的差事。在矛盾的建议中,腓特烈做出了一个年少轻狂的选择——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他的母亲悲伤地说:“他正在把帕拉丁搬到
a上帕拉丁(Upper Palatinate):位于巴伐利亚与波希米亚之间,与帕拉丁选侯的主体领地——莱茵帕拉丁(Rhenish Palatinate)在地理上不相连。
b克里斯蒂安:是安哈尔特亲王,兼上帕拉丁总督,也是新教阵营的得力干将。他曾狂言:“当匈牙利、摩拉维亚、奥地利和西里西亚都在我们这边时,除了在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和一些主教区,哈布斯堡家族就再无抵抗我们的力量。按常理说,我们将会强大到不仅能够抵抗它们,还能改革整个宗教界,让其臣服于我们的信仰之下。”
波希米亚。”
这是三十年战争由地区冲突转向欧陆混战的一个关键步骤。一时间,欧洲政坛议论纷纷。教皇不无讽刺地说道:“他(腓特烈)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精巧的迷宫中。”科隆大主教兼选侯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波希米亚人真的打算撇开斐迪南并选立一位敌对国王,那就准备打一场 20年、30年或 40年的战争吧。因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皇室 a宁可调动他们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也不愿放弃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愤愤不平地写道:“波希米亚乱局显然是为了消灭天主教信
仰。因为帝国内的异端选侯与诸侯如今把波希米亚王冠完全从奥地利皇室夺走了,以便交给一个异端分子,从而在选举团体内占据多数,这样就能选出一位异端皇帝。”萨克森公爵兼选侯约翰·乔治也是新教徒,但他警告腓特烈:不要指望能战胜哈布斯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波希米亚新教徒都是支持造反的。当地一位新教徒曾写道:“我们违背了誓言,把代表国王前来的贵人抛出窗外,没有让他们祈祷,更别说让他们自我辩护了。皇帝马提亚和国王斐迪南仍然赐予我们和平、宽容、权利、特权和法律解决的途径,我们却不愿意听从他们……无论输赢,我们的命运都将是沉重的。如果我们赢了,曾经帮助腓特烈的人将会饥渴地寻求土地和金钱,代价则由我们承担;如果我们失败了,就要承受皇帝的怒火。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
11月 7日,腓特烈举行加冕礼后,为了阐明立场,他发布了一篇文告,解释了接受王位的原因:
1.我感受到了上帝在整件事中奇迹般的存在与坚定的作用,因此我既不能也不应该反对上帝的旨意与召唤。况且我完全相信,波希米亚王国及其属地的诸等级有很多重要的、既定的、合法的、充分的理由使政府发生设想中的更迭,以便更可靠地确保他们古老的自由权利。
2.同时,我进一步考虑,若对此神圣使命置之不理,那么我大概会因后续的
a奥地利皇室:即哈布斯堡皇室,下同。 ⊙腓特烈五世
——
流血牺牲和国土毁灭而受责备——尤其是被福音宗教 a的信徒们责备。如果对手成功地达成目的(包括对波希米亚国家及其同盟的压迫),我就给了对手把武力转向我及帝国内其他福音邦国的机会。
3.此外,我不得不权衡并考虑,如果可贵的波希米亚王国——它毕竟是帝国中的可敬一员和抵御外部国家的壁垒——没有立即得到援助,它及其属地恐已落入其他外部势力之手,并完全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脱离。我既不能也不该允许这种事发生,不仅仅因为我对深爱的祖国——帝国所拥有的责任和忠诚,也因为帕拉丁选侯家族和波希米亚王国之间古老而传承的联盟。
他是这样平息帝国诸侯的疑虑的:
我在上帝面前以良心作证,我向来完全满足于选侯地位和继承而来的伯国与领地。因此,我不求高升,也不曾尝试以武力或其他任何行动获取波希米亚王位,这一事实已由选举我的各等级公开见证,并将继续见证。而且,鉴于目前悲惨的局势,我也没理由这么做。接手一个沦于此种境地的王国比拒绝一个和平的王国更需要下大的决心。如果放弃王位将使这场罪恶的战争得到制约,使可贵的和平真正到来,或者使整个罗马帝国 b完全得救,那么,我不仅将完全放弃波希米亚王位,也乐于尽最大努力实现这样的和平。
帝国反击战
现在我们再来看天主教一方。图尔恩的维也纳之围解除后,斐迪南立刻赶往法兰克福参加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斐迪南作为波希米亚国王,有一票之权,可以投给自己)。等他当上皇帝后,掌握的力量只会比现在更加强大。最后,他全票当选,这一天是 8月 28日,即波希米亚选择腓特烈的两天后。奇怪的是,腓特烈居然也投了斐迪南一票。
据说,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曾提议:此时波希米亚不在斐迪南之手,因而他不能以波希米亚国王身份参与投票,等波希米亚问题结束且他重获王位时才能进行选举。该提议本来可以赢得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合作,但腓特烈不信任萨克森选侯,导致约翰·乔治怒
a福音宗教:指新教。
b此处的罗马帝国是指神圣罗马帝国,下同。
而支持斐迪南。腓特烈既提不出合适的候选人,也不希望被众选侯孤立,为了求稳起见,
也只能选择斐迪南。
斐迪南从法兰克福来到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在西班牙大使奥尼亚特的协助下,与马克西米连公爵(天主教联盟的盟主)讨论合作事宜。 10月 8日,双方签订了《慕尼黑条约》,斐迪南得到了天主教联盟的支持,而公爵有权在奥地利获得战争所需的补偿。马克西米连想要的还不止这点儿特权,他还要获得帕拉丁的领地以及选侯资格(当然,这是后话了)。
新教诸侯的态度又如何呢? 6月,新教同盟会议决定召集军队,但仅限于自卫。 11月的另一次会议上,支持腓特烈接受王位的人寥寥无几。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对女婿的冒险活动也没有太多兴趣,他更愿意充当调停者。萨克森选侯虽信奉新教,但对腓特烈称王也颇有微词,因为得到了波希米亚就等于多了一个选侯资格。一人持有两票,未免太便宜腓特烈了。
腓特烈接受波希米亚时,形势恰好有所好转,这也许更让他相信自己是神的宠儿。 11月,特兰西瓦尼亚亲王拜特伦·加博尔率军横扫匈牙利,并与图尔恩联手,再次围攻维也纳。12月,奥斯曼土耳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第二次维也纳之围时,西班牙大使奥尼亚特也在此处,并向国内发回了急件。其实,“掷出窗外事件”后不久,西班牙就开始向皇帝提供资金。但西班牙也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援助的话,新教就有望控制住神圣罗马帝国、削弱哈布斯堡的势力,并在地缘上威胁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利益;如果援助的话,又可能会陷入一场与西荷战争同样旷日持久的冲突。但是,维也纳第二次被围攻的消息传来后,西班牙开始考虑进攻莱茵帕拉丁(也就是腓特烈的老家),这有助于解除维也纳的燃眉之急,并能预防前去打击波希米亚的帝国军遭到帕拉丁的背后袭击。最后,西班牙决定派遣由斯皮诺拉率⊙三十年战争中的各种暴行领的 2万士兵,自尼德兰南下帕拉丁。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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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从地区战争转变为欧陆战争的另一个关键步骤。
有趣的是,由于信息传递的滞后,当这个决定做出时,维也纳之围已解。 11月底,拜特伦·加博尔得知波兰进军匈牙利,切断了他与特兰西瓦尼亚的联系,遂不得不及早撤军,随后图尔恩也回到了波希米亚。加博尔的远征如同无源之水,因为他缺乏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大约同时,波兰与土耳其之间爆发了冲突,这导致后者也难以参与多瑙河以北的事务。
12月 5日,斐迪南在一封写给萨克森选侯的信中描述了奥地利遭遇的战争创伤:
最近几周,拜特伦·加博尔和图尔恩伯爵率骑步兵开往首都维也纳……犯下了世所罕见的弥天大恶与反基督的暴行。数日前,敌军已撤退,但匈牙利人 a已经毁坏、劫掠、焚烧了驻扎之处的一切。据说,匈牙利人把人们的财物抢得精光,为了寻找钱财而让他们承受闻所未闻的折磨;把一大批人掳为俘虏,抓走了无数 12岁至 16岁的小伙子;折磨孕妇和其他女性;还杀死他们,一路上死尸遍地……通过这种手段,依靠这种盟友,图尔恩认为他能够拯救新教的自由。
在斐迪南看来,拜特伦简直就是个野蛮人。不过拜特伦自己认为:“高贵的匈牙利——我乐于为之牺牲的祖国遭到了冠冕堂皇的国王和主教的百般凌辱,这就是一切原因之所在。”不管拜特伦的目的如何,他的活动在欧洲始终只有局部影响力。
统治者将之慢慢纳入自己的蒂玛体系,让各级骑士都成为自己麾下的西帕希。有能力的西帕希老爷,也需要提供更多的骑兵与步兵参战。此外,在小亚细亚半岛东部和南部的亚美尼亚人,也属于西欧的采邑制度体系。他们最初以雇佣兵为苏丹服务,随后便也逐步被同化成为当地的西帕希。
长此以往,巴尔干半岛上的鲁梅利亚省越来越大。境内的骑士、城镇居民和边境游牧民们都成了奥斯曼军事力量的坚实基础。甚至,过去的国王、公爵都可以继续以附属王国和公国的形式存在下去,只要向奥斯曼朝廷纳贡并在战时提供部队,就能够继续保有相当大的权利。当然,没有多少财产的赤贫群体,也可以在奥斯曼人的征战事业中出一份力,被称为阿扎普的轻步兵便是从这些人中间招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虽然不高,也不会因为作战而拿到军饷,却可以在胜利后大肆劫掠新占领的土地。因而,数量庞大的他们,往往是奥斯曼大军历次军事行动的急先锋。与之地位类似的,是那些居住在农耕区域边缘草场的牧民,他们组成的阿金日轻骑兵是奥斯曼军队好的哨兵与骚扰力量,能在诱敌深入和战场断后方面发挥奇效。因此奥斯曼人曾经将一些草场直接封给了从亚洲来的突厥部落,让他们继续在欧洲大地上保持原先的生存状态。
拜占庭时代留下的步兵征集制度也被奥斯曼人直接采纳,每10个基督教家庭就需要供养1个重装步兵去军队服役。这名重装步兵身后往往会有多达9人的轻步兵学徒一起作战。而在亚洲地区,早年就投靠帝国的城镇守备队,则是以弓弩和标枪为主的雅雅轻步兵,其战斗力明显逊于欧洲地区的同行。更麻烦的是,要动员他们离开所属城镇参战,必须支付一定的军饷才行。
正是蒂玛制度与征召步兵体系,确保了奥斯曼人强大的武力基础。而为了给中央建立一支可靠的常备军,奥斯曼人又搬出了伊斯兰世界特有的奴隶兵制度,建立了一支名为卡皮库鲁的近卫军。自从8世纪统治两河与中亚的阿巴斯王朝起,不少穆斯林君主都选择购买奴隶,来训练成自己的私人军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这些奴隶身份的士兵可以以完全脱产的形式,常年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可执行长期任务。由于是苏丹本人的私产,他们也必须在程度上依附自己的主人。后来的塞尔柱突厥帝国虽然是奴隶军犯上作乱的产物,但依然继续了这种看似非常不人道的制度。而同样是以奴隶兵集团立国的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王朝和印度的德里苏丹王国,都依靠存量巨大的奴隶军团称霸一方。
受此启发的奥斯曼苏丹比他的穆斯林前任们做得更加彻底。过去,军事奴隶并不限定年龄,只要身体健康即可。从马穆鲁克开始,规定奴隶部队必须全部改宗伊斯兰信仰。到了奥斯曼人的时代,奴隶兵的兵源已经变成了年纪在5—14岁之间的基督教男孩儿。这样的好处在于,将奴隶自孩童时代就抓来进行伊斯兰信仰改造与军事训练,培养出来的士兵更加忠诚而善战。而且因为他们出身基督教徒,无论是来自底层农民家庭还是地方领主和属国王室,都无法与传统的奥斯曼贵族轻易串通,谋反威胁就降到了非常低的地步。某些资质颇高的奴隶兵,甚至可以平步青云,进入宫廷为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而普通的卡皮库鲁士兵则会被分别训练成精锐的中央骑兵西帕赫和加尼沙里步兵(Janissaries)。甚至还有一些紧跟时代的潮流,成为炮兵和工兵。尽管好用,卡皮库鲁部队因为供养价格的不菲,所以一直数量不多,呈缓慢增长,但他们无疑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微型军队。
三、苏丹的利刃
为了将来源复杂、种类繁多的部队,在战场上捏合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奥斯曼人也是动足了脑筋。最精锐的卡皮库鲁部队无疑是非常善战的决定性力量,却不可能始终处于最危险的一线进行消耗。所以,每当临战,卡皮库鲁们都会伴随苏丹或者最高指挥官本人一起,居于战线的中心最后方。以传统的土耳其式弓箭为主要杀伤武器的他们,会为自己的阵地构筑不错的野战工事。(早期的炮兵部队也基本位于阵地附近)。对于这支近卫军而言,若是有能突破阵地杀到他们眼前的,绝不会是等闲之辈。
在野战工事的左右两侧,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两地的地方步兵。这些地方领主和城镇提供的部队,依然是以弩箭和弓箭为主的投射轻步兵居多。当然,这些轻步兵身前,会有披甲的重步兵给予掩护。这些步兵的侧后方,是来自欧亚两地的地方封建骑兵队伍。当杀入奥斯曼核心阵线的强敌与己方精锐进行缠斗时,他们将会迂回到敌军的两翼,发起致命一击。
不过,仅仅依靠这些手段,还不足以使得对手们乖乖地钻入奥斯曼军队的步骑兵包围圈。这时候,作为战场炮灰力量使用的阿扎普步兵和阿金日轻骑兵就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每当敌人靠近战场,阿金日轻骑兵就会以最传统的突厥骑兵方式,进行来去自如的骚扰。如果对手因不胜其扰而恼羞成怒地发起追击,就会被边打边撤的阿金日骑兵引入后方的步兵阵地。阿扎普步兵会在主力部队之前构筑起1~2层战线,他们的弓弩投射会削弱对方的进攻势头。如果对手突破了阿扎普步兵的松散阵线,那么奥斯曼真正精锐力量的弓弩和炮兵,又会劈头盖脸地向他们发射死亡怒吼。中世纪时代,大部分民族的武装力量都以骑兵部队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所以奥斯曼人的这种战法,非常能够遏制四方的对手。
奥斯曼人的军事制度使他们对地方军事贵族和士兵的控制力,都远高于普通欧洲君主对麾下骑士们的。所以,即便是在初战不利甚至部队指挥系统濒临崩溃的边缘时,指挥官依然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重组混乱的军队。
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一名诈降的马其顿贵族成功地刺杀了当时的奥斯曼大军总指挥,也是他们的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26—1389)。换作当时很多其他的军队,可能已经开始全面溃败。但奥斯曼人在将刺客剁成肉泥后,马上团结在了苏丹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60—1403)麾下。随即,奥斯曼人将已经占据上风的巴尔干联军一扫而空。139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与勃艮第公爵菲利普领衔的十字军,用一轮势不可挡的骑士冲锋,击破了奥斯曼阿扎普步兵的阵线。面对在阵地上严阵以待的加尼沙里步兵,不少落马的法国骑士拼命地徒步前进,险些再次得手。但在苏丹巴耶济德的指挥下,加尼沙里步兵成功地守住了阵地。法兰西的“拼命三郎”和后方正在赶到的德国、匈牙利骑士一起,被及时完成侧翼包抄的西帕希骑兵和塞尔维亚骑士击溃。到了1402年,在灾难性的安卡拉战役中,大量来自小亚细亚山区的突厥军队临阵倒戈,加尼沙里步兵与来自鲁梅利亚的地方军一起遭到重重围攻,但却一直坚持到天黑,才被占有极大优势的敌军击败。
进入15世纪中后期,浴火重生的奥斯曼军队已经愈发成熟。在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中,面对由匈牙利和波兰人组织的、名将匈雅提指挥的东欧十字军,奥斯曼军队在一次次硬碰硬的骑兵大战中被死死地压制住了。由于波兰国王的草率出击,奥斯曼人抓住机会,击毙了这位敌军阵中地位最高的领袖。随即,又是一场惊天的逆转,让奥斯曼帝国的敌人死伤惨重。在此战中,东欧十字军一边的捷克雇佣军带来的胡斯战车与手炮,让奥斯曼人大开眼界。对于武器技术进步异常敏感的他们,随即将缴获的战车与火器加以仿制和运用。此后,在欧亚各地对抗不同对手的奥斯曼近卫军,都会在全军的核心位置,摆出防御利器车营。而来自意大利等地的新式火门枪和小型火炮,也深受原本痴迷于弓箭的近卫军喜爱。很快,约10%的近卫军士兵,在战斗中用上了这些先进武器。其中,名为图菲克的大型火门枪尤其引人瞩目。1473年,奥斯曼人带着他们的新式武器深入小亚细亚半岛东部且毗邻高加索山脉的埃尔津詹,与坐拥10万骑兵的中亚强权白羊王朝展开了决战。正是依靠图菲克火门枪、炮兵以及各兵种的成熟配合,奥斯曼人取得了完胜。
在塞利姆的父亲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47—1512)时期,新式的火绳枪技术和更好的火炮又从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传来。奥斯曼人的地方部队与附属国军队很快便用上了这些新科技武器。近卫军还利用成熟的新技术,改进了原先的旧式图菲克火枪,并将阵线中火枪手的比例提高到了三分之一。而在近战武器上,传统上更习惯于使用土耳其弯刀或剑的近卫军,也开始操练更多适宜对抗骑兵的长柄武器。使用西欧传来的戟和钩镰,已经在巴尔干的地方军中蔚然成风,近卫军自然也顺理成章地操练起了这些钩杀骑兵的利器。至于骑兵部队,甲骑具装的西帕赫骑兵会用各种制作精良的伊斯兰传统板链甲来保护自己与胯下的战马。一些邻居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西帕希,会通过购买和缴获的方式获得新式的板链甲。但总体上,地方上的西帕希封建骑兵,大都使用质量稍差的板链甲或更为简单的锁子甲与盾牌来保护自己。
在西欧开始崛起的早期,奥斯曼人虽然在技术上已经落入下风,却依然可以依靠旧的技术积累和贸易优势来跟随这种潮流。在战场上,他们则依靠自己的数量、组织方式和心理优势来继续保持胜利。对于那几百年的欧洲人而言,奥斯曼军队虽然看起来技术上并没有胜过自己,但一上战场,就仿佛不可战胜的魔鬼一般可怕。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优势的地方,是城防与海军力量。前一个优势,已经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陷落而聊胜于无。后一个优势,则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里,迅速消逝。
四、权力的游戏
与后来异常好战的塞利姆不同,15世纪后20年里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扩张战争。这在那些时代的苏丹中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因为帝国的体制决定了他们必须定期发动战争来满足内部各阶层的财富需求;更因为在精神上,宗教信仰与此前不断胜利累积出来的傲慢,都让奥斯曼的苏丹们觉得,他们是古代圣战精神与罗马帝国权威的继承人,而统治更为广袤的领土,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巴耶济德二世却偏偏不在这些方面下功夫,至少在表面上,他必须让欧洲的邻居们觉得他相对亲善。他如此委曲求全,只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特殊的继承制度,给他带来的几乎伴随其一生的隐患。
奥斯曼人的继承制度在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血腥与不仁。每一位王子自成年起,无论是否继承苏丹之位,都会开始不停地娶妻纳妾之路。这样一来,当一位苏丹继承大统后,多数是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接班人队伍。然而一旦老苏丹去世,新任苏丹就必须依靠自身积累的人脉与威望,尽快夺取王位,并为保证其位置的稳固而将其他男性继承人全部杀死。在其他文明或国家里,这样的手足亲情间的杀戮,实数偶然和少数。但对于奥斯曼王室而言,却是制度化的常态。如此一来,每一次新旧苏丹的交接,都是一场血腥的王室内斗。因此经常会出现两三位王子,在不同阶层的拥护下,控制不同地区的部队,爆发短促的内战,为的只是能顺利进入首都,获得几十年安稳日子。
巴耶济德二世比较幸运,在年轻时就以出色的能力获得了大部分宫廷官员与近卫军势力的支持。他的弟弟杰姆(Cem),因性格孤僻内敛而在帝国东部的卡拉曼地区难有作为。1481年,先后征服伊斯坦布尔(1453年后,君士坦丁堡的改称)、巴尔干北部、克里米亚半岛与小亚细亚东部等地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当时,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堡对岸的阿马西亚担任总督的巴耶济德二世成功地抢入首都,成为苏丹。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杰姆在卡拉曼地区,集合了不少信奉什叶派的突厥部落,准备决一死战。已经掌握了近卫军与欧洲地区军队的巴耶济德自然在渡海远征后,轻易击败了对手。但他的这位弟弟却成功逃脱,并先后逃亡到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寻求帮助与庇护。巴耶济德自知,防御严密的罗德岛难以迅速攻克,只能与骑士团达成协议。此后,奥斯曼宫廷每年都将一笔巨款,支付给那些他们认为可以限制住杰姆而不让其返回国内的势力。杰姆也就从苏丹之位的争夺者,变成了欧洲国家的门神与摇钱树。他先后被转手至法国和教皇手中,一直到1495年才病死于意大利。
正是依靠杰姆的庇护,欧洲大国与奥斯曼帝国直接维持了脆弱的20年和平。期间,巴耶济德只是定期发动对亚得里亚海东岸一些基督教城镇的洗劫,以满足帝国对于扩张和战争的必需。幸好,与其关系日益恶化的马穆鲁克王朝以及小亚细亚半岛东部依旧强势的什叶派民兵,一直不断地给他制造麻烦。因此,帝国军队可以在西里西亚与卡拉曼地区一展身手。当高加索南部倾向于什叶派的军事领袖伊斯玛仪在1501年建立萨法维帝国,并南下夺取整个波斯和两河流域后,已经体弱多病的巴耶济德更加无心再战。
不过,陆上战争的消极,换来了奥斯曼人在海上的崛起。多年来,临时组建海军舰队的他们一直不被认为可以在海上击败当时的海上强国威尼斯。威尼斯人的商业殖民地,在爱琴海和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枝繁叶茂。1492年,远在伊比利亚的穆斯林王国格林纳达最终被西班牙人征服。巴耶济德以接纳被西班牙人排挤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为名,他组建舰队,远赴西地中海。3年后,已经有了强大海军的奥斯曼人向象征着海洋势力的威尼斯共和国开战。在决定性地击败了威尼斯舰队后,他将他们从希腊南部全部赶走。威尼斯人惊讶地发现,奥斯曼的海军不仅在技术上与他们已经不分伯仲,连专业海员也有不少是由来自西班牙的难民后裔和帝国境内的希腊人、拉丁人构成。1508年,奥斯曼的海军更是同威尼斯人一起南下帮助埃及和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势力,抵抗已经杀入印度洋的葡萄牙舰队。虽然最终功败垂成,却也说明奥斯曼人的海上力量已经今非昔比。
随着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巴耶济德和他在位时比较安静的时代也即将结束,新一轮苏丹之位的权力游戏即将开始。此时的塞利姆正身处黑海南部的特拉比松山区担任总督,身为苏丹的第三个儿子的他,相比两位兄长并无优势可言。老大考尔库德在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富庶平原马尼萨担任总督,老二艾哈迈德则在奥斯曼的旧都阿马西亚任职。他们不仅更为苏丹和宫廷官员所看好,也在距离上比东面的塞利姆更便利。然而,塞利姆沉稳果断的作风与军人气质却让远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势力非常倾心。塞利姆也果然不负众望,在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便带兵登陆欧洲的色雷斯地区,希望以此一劳永逸地提前解决继承人问题。结果,造反失败的他只能孤身逃往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在由近卫军分队驻守的卡法城,沉寂了好几年。1512年,巴耶济德二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近卫军支持下的塞利姆突然南下保加利亚,占领了奥斯曼人之前在欧洲的第一个首都埃迪尔内。迫于军事压力的老苏丹,只能授予他鲁梅利亚总督的头衔。不久,心灰意冷的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宣布提前退位,并在抵达城外休养时意外死亡。
塞利姆志得意满地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在正式拥有苏丹的巨额财富前,他就将足够的份额赏赐给了驻守首都的每一位近卫军士兵,以此稳住了首都局势。接着,以军功为荣的塞利姆开始渡海进攻亚洲地区的两位兄长,结果两位兄长分别出逃外国。其中,排行老二的艾哈迈德与小亚细亚东部的什叶派达成协议,不仅改宗成为什叶派,而且利用什叶派部落进行坚决的抵抗。只是,东部山区的部落武装,实在难以是掌握帝国精锐力量的塞利姆的对手。为了不重蹈父亲一生被束缚手脚的悲剧,塞利姆首先将两位兄长哄骗回国,并恢复了他们昔日的职务。随即,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逮捕。两位奥斯曼王子,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一起,就此惨死于新继位的塞利姆一世(Selim Ⅰ,1470—1520)之手。这距离他夺取伊斯坦布尔的权力,仅仅过去了一年时间,新任苏丹的“冷酷者”称号不胫而走。
五、进军东方
1513年,稳定了苏丹位置的塞利姆随即开始了他短暂的统治,他将自己的统治生涯几乎全部献给了军旅生活。除去对于战争与军营生活的喜好,更多的功利因素也迫使这位苏丹必须发动战争。
奥斯曼人已经几十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征服作战了,这对地方上的封建军事阶层而言,无疑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去军功机会的他们,在父辈死后的封地继承问题上,因为奥斯曼的蒂玛制度而越来越穷,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亚洲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西帕希们,不少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什叶派势力与奥斯曼宫廷内讧造成的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1487—1524)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虽然名义上与奥斯曼一样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却在实际上偏向于境内占多数的什叶派势力。奥斯曼帝国东部境内的什叶派也正是他们敢于一再谋反的最大靠山。所以,塞利姆首要的军事打击对象便是东方的萨法维波斯人。在他谋害兄长艾哈迈德的过程中,当地许多什叶派信徒因受牵连而被杀害。伊斯玛仪在他继位后派来祝贺的使节也被他冷脸以待,赶出了伊斯坦布尔。一系列迹象都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即将向东开拔。
这一年的冬天,战争前的准备活动已经在奥斯曼各地紧锣密鼓地展开。伊斯坦布尔的军工厂开足马力,为来年的战争生产了足够多的军火及各类其他物资。征兵的召集令,由地处亚洲、欧洲交界的首都发出,同时召唤鲁梅利亚与安纳托利亚两地的西帕希们,做好春季进军的准备。同时,帝国海军也开始向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马尔马拉海集结,以便在开春后将欧洲地区的军队运抵亚洲。最为兴奋的无疑就是那些帝国底层的贫民与边境地区的游牧部落,他们终于等到了去一个新世界打劫致富的机会。这些举动不仅惊动了伊斯坦布尔的各国商人与使节,同样也被传递到了远在波斯首都大不里士的伊斯玛仪耳中。作为一名在高加索山区、两河流域和中亚腹地征战许久的老将,伊斯玛仪尽管有些惆怅,却也对应对来年的入侵保有信心。
1514年春季,完成战争准备并度过了穆斯林一年中最神圣的斋月后,塞利姆带领麾下的奥斯曼大军登陆亚洲。装备精良的卡皮库鲁部队在军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们的盔甲、武器和弓箭,以及华丽而夸张的服饰,都与穿着朴素的地方军和衣衫褴褛的征召部队显得格外不同。那些数量已经扩充至1.2万人的加尼沙里步兵中,有0人整齐划一地扛着新式的卡皮库鲁重型火枪。相比之下,欧洲地区装备好的塞尔维亚军团,使用的是短小得多的轻型火绳枪。掩护他们的重装步兵则戴着穆斯林特色的锥形头盔,身披在西欧早已逐渐淘汰掉的板链胸甲,手持明晃晃的重型战戟。塞尔维亚的骑士用西欧板链甲装备自己,一个多世纪来,他们都是帝国附庸中最善战的骑兵力量之一。来自今天罗马尼亚地区的特兰西瓦尼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派出了他们的林地轻骑兵,他们的步兵和塞尔维亚人的武装风格大致一样,只是装备寒酸了不少。波斯尼亚人的骑兵也装备了不错的胸甲,风格独特的头盔是他们的特色之一。当然,保加利亚和希腊地区的西帕希们才是大军的绝对主力。他们的装备大致上就是最为传统的伊斯兰骑兵风格。这些地方军事贵族阶层,不少已经改宗伊斯兰教,或者本就是奥斯曼征服者的后代,其中一些人带着从自己领地内征召的扈从骑兵和步兵一同参战。弓箭依然是不少步兵的主要武器。
伴随这支军队一同进入亚洲的还有300门大小不一的火炮。他们是由伊斯坦布尔和贝尔格莱德的著名兵工厂制造的,有些则是直接从西欧商人手里买来的。亚洲各地的部队也在大军不断东进的过程中加入进来,其中包括带着弓箭和长矛的东方西帕希骑兵、使用弩的雅雅步兵,以及一直以来为奥斯曼苏丹效忠的亚美尼亚骑士和弓箭手。这支大军,总计有1.2万人之多,浩浩荡荡地经过阿克谢希尔、尼西亚、凯撒利亚和锡瓦斯(Sivas),进入了越来越贫瘠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
同时,萨法维波斯一边的备战工作也在展开,6万波斯军队被征集起来对抗西面杀来的强敌。萨法维军队曾经以不错的炮兵和火枪横行中亚,但却无法同奥斯曼军队手里的先进武器相提并论。如今他们还需要这些部队防御主要城镇。所以,波斯人千年来的骑兵传统,成为他们此战的依靠。波斯地区的很多地方依然处于部落化的组织状态,这使得萨法维的常备军规模比起奥斯曼人来说更加渺小。伊斯玛仪身边的精锐近卫骑兵,同塞利姆军中的西帕赫骑兵一样甲骑具装。但他的其他骑兵却良莠不齐,仅仅以不高的披甲比例出现在战场上,使用弓箭、长矛来守护自己。波斯人同时坚信,相比西面的强敌,他们在马术与骑兵技艺上要更胜一筹。塞利姆的东征,同时意味着波斯人的西部边界被封闭,商业贸易趋于停滞。这对于异常倚重商业税收的他们来说,是和信仰被践踏同等不可接受的局面。
在伊斯玛仪看来,如果陈兵边境与奥斯曼人正面交锋,那么无异于和当年的白羊王朝军队一样,胜率渺茫。但如果坚定不移地进行焦土战术,并且不断后撤,以吸引塞利姆发起徒劳的追击,那么奥斯曼军队就有可能因为后勤压力不战而败。如果塞利姆继续一意孤行,那么等到奥斯曼军队士气大跌、人困马乏时再实施反击,一场堪比当年安卡拉或者哈丁之战的史诗胜利,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果然,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坚壁清野的波斯人,一路东撤,使得奥斯曼人只能沿着崎岖的山地缓缓前进。当塞利姆带着大军越过他爷爷穆罕默德在1473年大胜的旧战场埃尔津詹时,后勤压力已经开始紧紧地勒住整支部队的脖子。他派出的轻骑兵部队,更不能从沿途的村庄获得粮草,甚至连原本有饮水的井,也被撤退的波斯轻骑兵提前填塞。很多时候,奥斯曼人的先锋部队还没有抵达某地,就已经能远远望见因当地人焚烧村庄与田地而飘起的缕缕黑烟。自踏入亚洲以来,塞利姆已经给伊斯玛仪寄出了两封措辞强烈的挑战信,用词犀利,对伊斯玛仪不停地谩骂和嘲讽。然而伊斯玛仪就是不为所动,带着他的骑兵大军,始终与奥斯曼军队保持距离。当一些士兵,尤其是地方部队与附庸力量的人员,开始选择逃跑时,塞利姆又严厉地实行了惩罚措施,将任何被抓的逃兵和有逃跑嫌疑的人统统处死。在这种异常残酷的高压政策鞭策下,奥斯曼军队终于越过幼发拉底河,抵近了伊斯玛仪一世的统治核心——大不里士。一直居住在两河北部的库尔德人也开始倒向奥斯曼帝国,伊斯玛仪发现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倘若首都被攻占,他将失去一个称霸中亚的重要基地,昔日苦心树立的威严也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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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毅,《铁血文库》系列MOOK主编,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上海作协会员,著名历史、军事作家,曾获《现代兵器》杂志2009 年度优秀作者一等奖等荣誉。出版有《战争特典:隋唐英雄》《壬辰1592 :决战朝鲜》《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等多部畅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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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冬——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 001
征途一万三千里——苏定方在公元659年 029哈布斯堡的大洋利剑——一战时奥匈帝国的海军战列舰 051
半狮半狐的罗马枭雄——幸运的苏拉发迹史 093
文摘
布拉格之冬——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
作者:汪枫
一、炙热的土地
德意志的纷争
众所周知,在 16世纪的欧洲,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引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林立。当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时,帝国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了。 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调节了帝国境内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17世纪后,一些不和谐的火花仍然随着教派间的摩擦而噼啪作响,并且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场燃烧了 30年的大火,留下了一堆堆断壁颓垣。
如果鲁道夫二世没有当皇帝的话,他的日子会悠闲很多。他是文艺和科学的赞助人,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曾经为他服务。他也沉迷于炼金术、占星术等神秘文化,还喜欢搞收藏,难免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而他在位期间,帝国的内外局势却相当复杂(见文末附录的大事年表),比他优秀的皇帝遇到这么多烦心事恐怕也会焦头烂额。
1607年,鲁道夫对多瑙沃特自由市实施“帝国禁令”。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这里的市民多为新教徒,而当地的一名修道院长却以天主教的方式进行了宗教游行。居民认为受到了冒犯,进而引发了暴力冲突。 8月 3日,皇帝宣布多瑙沃特的市政当局和社区不受法律保护。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看,对叛乱者实施惩戒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鲁道夫偏偏画蛇添足,派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去执行“帝国禁令”。公爵领兵进入这座城市后,将其并入了巴伐利亚。也就是说,作为第三方的巴伐利亚却获得了最实在的利益。更严重的问题是,天主教诸侯公然吞并了新教地区,这足够让帝国的新教诸侯们焦虑不安。次年,新教方面成立了同盟。又过了一年,天主教联盟
⊙ 1500年,神圣罗马帝国划分了 6个行政区(称为“圈”); 1512年新增了 3圈,又把萨克森圈分为两部分,所以共有 10圈。瑞士、北意大利、波希米亚、帝国直辖领地等不在圈内
——
亦告成立,与新教分庭抗礼。
1609年,一场更加激烈的对抗上演了。是年,于利希 -克莱沃 -贝格( Jülich-Cleves-Berg)联合公国的公爵去世,引发了多人对继承权的争夺,鲁道夫也介入其中了。皇帝派他的堂弟利奥波德大公占领了于利希,而诺伊堡公爵之子沃尔夫冈和勃兰登堡选侯 a都是新教徒,他们暂时联手抵制来自天主教的竞争者(鲁道夫是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站在他们背后的还有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等皇帝退出后,这两位新教候选人便开始翻脸。沃尔夫冈为了“化解”争端,提出迎娶勃兰登堡选侯的女儿,然后再继承联合公国。这个要求明显是占了两份便宜还卖乖,选侯一怒之下抽了沃尔夫冈一巴掌。这“啪”的一声把沃尔夫冈送到了天主教阵营,也让他得到了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支持。最后,双方瓜分了联合公国,争议告一段落。
在于利希的继承危机中,西欧主要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已经有了欧洲大战的苗头,可以将其视为三十年战争的一次预热。由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过早身亡,由于鲁道夫二世被其他事务转移了注意力,由于争议双方最后找了个妥协之法暂时缓解了危机,才没有让三十年战争提早 9年爆发。
导火索在哪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列强已经见证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缺的就是一个引爆火药桶的“萨拉热窝”。那么,引发 17世纪那场欧洲大战的“萨拉热窝”又会是哪里呢?
是尼德兰吗?在这里,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b的战争早已开始,既具有民族独立性质,也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还有新旧教之争的宗教性质。
是奥地利吗?从 1600年起,维也纳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就经常展开巷战。据说,新教徒经常骑马冲进天主教堂,天主教徒也以牙还牙。人们走在街头也常会遇到某个阵营的首领倒在血泊中的情况。
a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有 7大选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区伯爵、帕拉丁伯爵、波希米亚(捷克)国王,他们能够选举“罗马人的国王”。16世纪前,“罗马人的国王”需经教皇加冕才能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是故,并非所有的“罗马人的国王”都登上了皇位。
b哈布斯堡家族此时统治着西班牙、奥地利等地,在近代还长期把持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是匈牙利 a吗?鲁道夫在这里反击宗教改革,对新教贵族攫取教会地产的状况实施调
查,而“归还”的教产却落入了哈布斯堡家族之手。他派往匈牙利的雇佣军横行霸道,佣
兵头目巴斯塔一边大肆搜刮,一边声称“必须要用铁棒统治匈牙利人”;卡绍城防长官甚
至用大炮威胁新教徒放弃教堂。 1604年,匈牙利爆发了由信奉加尔文派的斯特凡·博赤
卡伊领导的起义或叛乱(至于它到底是起义还是叛乱,就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
但是,三十年战争的“萨拉热窝”不在尼德兰、匈牙利这样的斗争前沿,也不在前文
所述的多瑙沃特和于利希,更不在奥地利这个哈布斯堡大本营,而是在波希米亚(捷克)。
波希米亚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王国(虽然没有强大到能够保障国家完全独立),也是
一片炙热的土地。它有着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却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 11世
纪末,波希米亚公爵弗拉季斯劳因支持皇帝亨利四世,被授予“国王”之衔,但仅限本
人持有而不可世袭。从 1198年开始,波希米亚成了世袭的王国。 13世纪中后期,神圣罗
马帝国的皇位出现了长达 20年的大空位,于是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野心勃勃地要去
竞争皇位。他实力雄厚,彼时亦兼任奥地利公爵、施蒂利亚公爵、卡林西亚公爵和卡尼奥
拉边区伯爵。但是,可能是由于他太过张扬,不知道“闷声发大财”的道理,所以最终成
功当选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 b。于是,鲁道夫和奥托卡之间爆发了一场重大战
役,也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一次较量,这就是 1278年的马尔希费尔德战役。奥
托卡不幸阵亡,而奥地利、施蒂利亚等地因此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直到 1918年一战
结束。
从中世纪盛期开始,波希米亚国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之一,足见其重要地位。 14世纪的卡尔四世是第一个当上皇帝的波希米亚国王,著名的《金玺诏书》就是由他颁布的。但是,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带给捷克人的可能并不是罗马般的荣耀,而是沉重的历史负担。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世纪前,波希米亚已经诞生了一位改革先驱——胡斯。胡斯的殉道激起了捷克人民的义愤,随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胡斯战争”(1419—1434)。为了平定胡斯派“异端”,神圣罗马帝国曾多次借“十字军”之名而实施讨伐。战争期间,捷克人发泄着他们的反德情绪,境内的很多德意志人成了牺牲品。 200
年后,胡斯战争的历史几乎又重演了一遍,只是更加复杂、更加惨烈。
a此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只是匈牙利的西部和北部,且未被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
大部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下。
b鲁道夫一世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但并未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
1526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便长期把持波希米亚王位(此前哈布斯堡家族曾两次取得过波希米亚王位,但不连续)。现在,我们的故事再次转回到鲁道夫二世——他是神圣罗马皇帝,也是波希米亚国王。
掷出窗外事件
鲁道夫二世也在波希米亚反击宗教改革,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都被打压了,这破坏了他
父亲(马克西米连二世)曾经的许诺,触犯了波希米亚贵族自古以来的自由权。然而,哈
布斯堡家族的内争暂时削弱了王权的力量。
1608年 2月,鲁道夫之弟马提亚意欲篡位,在普雷斯堡 a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等级议
会缔约。摩拉维亚随后也加入。马提亚答应恢复新教徒的权利,承认等级议会的政治地
位,他还向波希米亚发出了邀请。
波希米亚等级议会趁鲁道夫危难之时,希望能够待价而沽。当贵族们的要求提交到鲁
道夫手上时,国王要求给以时间进行考虑,议会要求他尽快回答“是”或“不是”。鲁道
夫一开始想耍花招——批准一部分,推迟一部分。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了武装示威。当时有
马提亚大军的威胁,鲁道夫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在与弟弟的博弈中,鲁道夫最终同意把匈
牙利、恩斯河两岸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让予马提亚,承认他为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者。马
提亚撤军后,鲁道夫召集了波希米亚议会,但却仍然
对臣民的要求闪烁其词。
1609年 5月,捷克人自行召集了另一场议会,任命了 30名执政官,并征召了一支军队,由图尔恩伯爵等 3人担任将军。 7月,鲁道夫颁布了《圣诏》(Letter of Majesty):保证信仰自由,承认建立教堂和学校的权利,允许议会任命 24名宗教辩护士。西里西亚(波希米亚的属地之一)也获得了类似的让步。此刻,在捷克人看来,仿佛一切都已经平安无事了。
然而,鲁道夫并不想履行城下之盟。为了反击,
他搬来了雇佣军。据说,鲁道夫故意扣发军饷,迫
使他们进行劫掠,他的堂弟利奥波德大公也加入了其
a普雷斯堡: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首都,又名“布拉迪斯拉发”,今为斯洛伐克首都。
⊙这幅鲁道夫二世的另类画像并不是 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画作,而是绘于 16世纪末。它融合了鲁道夫本人和维尔图努斯(古罗马神话中掌管四季与植物生长之神)的形象
中。1611年,兵痞们向布拉格进军。但鲁道夫告诉议会他并不知情。于是,议会转而请求马提亚相助,而图尔恩伯爵甚至冲进宫中扣押了鲁道夫。马提亚很快来到,且受到了热烈欢迎,不久便成为波希米亚国王。
然而,马提亚也是天主教徒。在那个年代,一个天主教国王与一个新教王国能够“兼容”吗?正因为这一不确定性,鲁道夫才把最后的希望押在马提亚与议会的分歧上,但他却发现马提亚对议会的要求一概批准,包括随时随地召集会议之权、财政与军政的独立权、罢免高官之权、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结盟之权。鲁道夫歇斯底里地握拳大骂道:“布拉格!忘恩负义的布拉格!我这么抬举你,你却冷落你的赞助者!愿神的诅咒和复仇降临在布拉格和整个波希米亚。”这应该是捷克人自被哈布斯堡统治以来最为得意的日子了。
1612年,鲁道夫在失望中去世,马提亚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跟他的前任一样,马提亚对新教的让步都是政治上的策略,不代表他真想付诸实施。据说,他任命天主教教士进入新教教堂,迫使新教徒为天主教服务。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马提亚是个好心人,他推行反新教措施是由于耶稣会士的狂热鼓动。
另一方面,波希米亚的激进派也在活动。议会在 1615年出台了一些带有反德情绪的决议(比如把德语排除出官方交际和公共场合),尽管图尔恩伯爵这样的激进派领袖也算半个德意志人。
由于马提亚膝下无子,而他现在的年龄也不小了,所以继承人的问题又被摆上了台面。根据罗伯特·维克斯的《波希米亚史》的说法,马提亚本来是拒绝堂弟斐迪南成为继承人的,无奈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奥地利分支和西班牙分支)均认可斐迪南。1617年,斐迪南被预定为波希米亚国王。但是,这位斐迪南是个铁杆的天主教徒,且早就在自己的领地上不遗余力地反对宗教改革。斐迪南曾经询问耶稣会士,承认《圣诏》是不是一种罪过?耶稣会士“机智”地回答他说:“颁布是有罪的,但接受是无罪的。”所以,斐迪南心安理得地成了波希米亚的国王。从他上位的那一刻起,悲剧就注定了。
1618年 5月 23日,星期三,这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天。斐迪南的两名宠臣以及一名秘书被图尔恩伯爵等激进派领袖掷出了窗外 a。“掷出窗外”既是源于《旧约·列王记》中恶妇耶洗别( Jezebel)被人推出窗外致死的典故,更是向波希米亚自己的历史致敬——
a在 5月 25日发布的《辩护书》中,波希米亚叛乱者的措辞还是比较谨慎的。《辩护书》把责任推到耶稣会等反新教势力上,但没有指责皇帝或国王。例如:“我们的目的绝不是反对最尊贵的皇帝陛下”,“我们相信亲爱的本地天主教朋友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因为我们对破坏《圣诏》者的惩罚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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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年的第一次“掷出窗外事件”宣告了胡斯战争的爆发。图尔恩宣称:“我不是要做你们的领袖,而是要做你们危难中的战友。这场危难不是把我们导向幸福和自由,便是把我们导向光荣的牺牲。若是在决定抛去枷锁时动摇不定,你们的出路就只有一条——死在刽子手的手中。”起义者(也可以说是叛乱者)选举了 30名执政官组成临时政府,驱逐了布拉格大主教和布劳瑙修道院长,取缔了耶稣会。
二、精巧的迷宫
捷克鼙鼓动地来
1617年末,皇庭从布拉格转到了维也纳。“掷出窗外事件”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马提亚很清楚,自己当年的让步壮大了新教徒的声势。而斐迪南作为强硬派的总代表,向皇帝提交密信称:“自波希米亚引入异端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有暴动、反抗和叛乱。天主教和君主已经表现出了宽容与温和,这些宗派(新教)却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无礼。”但马提亚却仍踌躇不决,也考虑过大事化小。
1618年 6月 18日,皇帝向波希米亚发表了公开信:“朕无意废除《圣诏》和宗教协议,也不愿任何人这么做……进而言之,朕一贯主张,也仍然主张,保护所有等级的特权与自由。”“所有臣民,无论信仰,应停止以言语或行动互相攻击,而应如朋友般和平相处。”同时,皇帝也警告说:“任何人均无理由以地方特权、《圣诏》、条例、自由和法律为托词进行武装。朕亲切地命令你们,解散已征募的军队,避免更多损害和花费,避免平民遭殃。”“波希米亚王国的所有士兵一经解散,民兵一经退出,朕就会做出回应,停止朕的征兵活动。如果朕慈父般的警告和正当的命令被无视……朕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朕的权威。”总的说来,这封公开信措辞谨慎,留下了很多回旋余地,是典型的官腔。
斐迪南本想借此事件占据政治制高点,与新教一决高下,但马提亚不果断的态度让他失望了。 7月 20日,他公然逮捕了马提亚的温和派宠臣克列斯尔。到了这一步,斐迪南的野心就暴露了。马提亚不免感慨,自己当年对鲁道夫所做的事,如今又发生在自己身上了——真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6月中旬,波希米亚议会写信向新教同盟求助。新教诸侯的反应是什么呢?信奉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说,他虽同情波希米亚的事业,但叛乱是件严重的事。有人问他该怎么做?他回答说:“去帮忙灭火。”信奉加尔文派的帕拉丁选侯腓特烈对波希米亚持
鼓励态度,但暂未光明正大地出手。这年夏天,卢萨蒂亚、西里西亚和上奥地利加入了波
希米亚阵营 a。
很快,由布古瓦和丹皮尔指挥的帝国军开始出发, 8月 13日抵达波希米亚边境。执政官大惊,向议会提出征收新税、扩大征兵等要求。对于征兵一事,议会并无异议。至于税收问题,在正式讨论之前,议会多数成员就已经故意提前回家了。历史学者萨缪尔·加德纳评论道:“不妨将这一日,也就是 8月 30日,视为波希米亚贵族的自杀日。”
幸好哈布斯堡家族树敌太多,所以波希米亚暂时还不会失败。萨伏伊公爵卡洛·埃曼纽尔派出了由曼斯菲尔德指挥的军队。曼斯菲尔德早年曾为天主教势力服务,但从现在开始,他成了新教阵营的主将之一。他一到达波希米亚,就参与围攻了由天主教势力把守的城市比尔森。大约同时,图尔恩伯爵正在牵制布古瓦的部队。 11月 9日,在洛姆尼采战役中,图尔恩打败了布古瓦;21日,被围困两个月的比尔森向曼斯菲尔德投降。冬季的到来使战争短暂地平息了下来,但反而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因为无所事事而又饥肠
⊙萨布拉特战役
a 1619年夏,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也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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辘辘的军队会疯狂地实施劫掠。在三十年战争中,双方的军队都有烧杀抢掠的恶习。
1619年 3月 20日,马提亚驾崩。 6月 5日,图尔恩打到了维也纳城下。斐迪南就在城内,他在叛军的威胁前始终坚守城池。不久,丹皮尔的骑兵奇迹般地前来救驾,而波希米亚军由于缺乏粮草和弹药,又未能如愿看到城中发生内乱,最终悻悻而退。6月 10日,曼斯菲尔德在萨布拉特战役中被布古瓦打败。同时,萨伏伊公爵与波希米亚的通信在战场上被缴获并公之于众,公爵感到有损颜面,遂不再提供支援。虽然形势有所逆转,但叛乱仍处于扩大阶段。 7月 31日,波希米亚与其属地(西里西亚、卢萨蒂亚、摩拉维亚)签订了邦联条约,不久又与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签订了联盟条约。 8月 22日,邦联宣布废黜国王斐迪南。
腓特烈称王
8月 26日,坚持选君制传统的波希米亚决定将王位授予帕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腓特烈早就开始为叛军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但王位一事非同小可,他犹豫了许久。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理由都是充分的:接受的话,会导致帕拉丁卷入一场必定扩大的战争;不接受的话,波希米亚一旦崩溃,其他新教邦国难保不会沦为天主教的目标。
据说,波希米亚曾经考虑过 5个王位候选人:丹麦国王、萨克森选侯、萨伏伊公爵、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帕拉丁选侯,但最后偏偏选中了腓特烈。他才 23岁,缺乏政治和作战经验;虽然他有一块领地(上帕拉丁 a)与波希米亚接壤,但他很少来到这里。有人评论道:“此人从未目睹过战场,连死人都没见过……更加了解园艺而非战斗。”但腓特烈也有个“优点”,就是人脉广泛,例如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是他的岳父,荷兰军事家莫里斯是他的舅舅。捷克人认为这张复杂的关系网意味着足够的援助,而他自己也有点儿飘飘然了。他的妻子和克里斯蒂安 b都怂恿他接受王位,但他的母亲、詹姆斯一世、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公爵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自讨苦吃的差事。在矛盾的建议中,腓特烈做出了一个年少轻狂的选择——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他的母亲悲伤地说:“他正在把帕拉丁搬到
a上帕拉丁(Upper Palatinate):位于巴伐利亚与波希米亚之间,与帕拉丁选侯的主体领地——莱茵帕拉丁(Rhenish Palatinate)在地理上不相连。
b克里斯蒂安:是安哈尔特亲王,兼上帕拉丁总督,也是新教阵营的得力干将。他曾狂言:“当匈牙利、摩拉维亚、奥地利和西里西亚都在我们这边时,除了在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和一些主教区,哈布斯堡家族就再无抵抗我们的力量。按常理说,我们将会强大到不仅能够抵抗它们,还能改革整个宗教界,让其臣服于我们的信仰之下。”
波希米亚。”
这是三十年战争由地区冲突转向欧陆混战的一个关键步骤。一时间,欧洲政坛议论纷纷。教皇不无讽刺地说道:“他(腓特烈)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精巧的迷宫中。”科隆大主教兼选侯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波希米亚人真的打算撇开斐迪南并选立一位敌对国王,那就准备打一场 20年、30年或 40年的战争吧。因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皇室 a宁可调动他们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也不愿放弃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愤愤不平地写道:“波希米亚乱局显然是为了消灭天主教信
仰。因为帝国内的异端选侯与诸侯如今把波希米亚王冠完全从奥地利皇室夺走了,以便交给一个异端分子,从而在选举团体内占据多数,这样就能选出一位异端皇帝。”萨克森公爵兼选侯约翰·乔治也是新教徒,但他警告腓特烈:不要指望能战胜哈布斯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波希米亚新教徒都是支持造反的。当地一位新教徒曾写道:“我们违背了誓言,把代表国王前来的贵人抛出窗外,没有让他们祈祷,更别说让他们自我辩护了。皇帝马提亚和国王斐迪南仍然赐予我们和平、宽容、权利、特权和法律解决的途径,我们却不愿意听从他们……无论输赢,我们的命运都将是沉重的。如果我们赢了,曾经帮助腓特烈的人将会饥渴地寻求土地和金钱,代价则由我们承担;如果我们失败了,就要承受皇帝的怒火。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
11月 7日,腓特烈举行加冕礼后,为了阐明立场,他发布了一篇文告,解释了接受王位的原因:
1.我感受到了上帝在整件事中奇迹般的存在与坚定的作用,因此我既不能也不应该反对上帝的旨意与召唤。况且我完全相信,波希米亚王国及其属地的诸等级有很多重要的、既定的、合法的、充分的理由使政府发生设想中的更迭,以便更可靠地确保他们古老的自由权利。
2.同时,我进一步考虑,若对此神圣使命置之不理,那么我大概会因后续的
a奥地利皇室:即哈布斯堡皇室,下同。 ⊙腓特烈五世
——
流血牺牲和国土毁灭而受责备——尤其是被福音宗教 a的信徒们责备。如果对手成功地达成目的(包括对波希米亚国家及其同盟的压迫),我就给了对手把武力转向我及帝国内其他福音邦国的机会。
3.此外,我不得不权衡并考虑,如果可贵的波希米亚王国——它毕竟是帝国中的可敬一员和抵御外部国家的壁垒——没有立即得到援助,它及其属地恐已落入其他外部势力之手,并完全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脱离。我既不能也不该允许这种事发生,不仅仅因为我对深爱的祖国——帝国所拥有的责任和忠诚,也因为帕拉丁选侯家族和波希米亚王国之间古老而传承的联盟。
他是这样平息帝国诸侯的疑虑的:
我在上帝面前以良心作证,我向来完全满足于选侯地位和继承而来的伯国与领地。因此,我不求高升,也不曾尝试以武力或其他任何行动获取波希米亚王位,这一事实已由选举我的各等级公开见证,并将继续见证。而且,鉴于目前悲惨的局势,我也没理由这么做。接手一个沦于此种境地的王国比拒绝一个和平的王国更需要下大的决心。如果放弃王位将使这场罪恶的战争得到制约,使可贵的和平真正到来,或者使整个罗马帝国 b完全得救,那么,我不仅将完全放弃波希米亚王位,也乐于尽最大努力实现这样的和平。
帝国反击战
现在我们再来看天主教一方。图尔恩的维也纳之围解除后,斐迪南立刻赶往法兰克福参加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斐迪南作为波希米亚国王,有一票之权,可以投给自己)。等他当上皇帝后,掌握的力量只会比现在更加强大。最后,他全票当选,这一天是 8月 28日,即波希米亚选择腓特烈的两天后。奇怪的是,腓特烈居然也投了斐迪南一票。
据说,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曾提议:此时波希米亚不在斐迪南之手,因而他不能以波希米亚国王身份参与投票,等波希米亚问题结束且他重获王位时才能进行选举。该提议本来可以赢得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合作,但腓特烈不信任萨克森选侯,导致约翰·乔治怒
a福音宗教:指新教。
b此处的罗马帝国是指神圣罗马帝国,下同。
而支持斐迪南。腓特烈既提不出合适的候选人,也不希望被众选侯孤立,为了求稳起见,
也只能选择斐迪南。
斐迪南从法兰克福来到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在西班牙大使奥尼亚特的协助下,与马克西米连公爵(天主教联盟的盟主)讨论合作事宜。 10月 8日,双方签订了《慕尼黑条约》,斐迪南得到了天主教联盟的支持,而公爵有权在奥地利获得战争所需的补偿。马克西米连想要的还不止这点儿特权,他还要获得帕拉丁的领地以及选侯资格(当然,这是后话了)。
新教诸侯的态度又如何呢? 6月,新教同盟会议决定召集军队,但仅限于自卫。 11月的另一次会议上,支持腓特烈接受王位的人寥寥无几。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对女婿的冒险活动也没有太多兴趣,他更愿意充当调停者。萨克森选侯虽信奉新教,但对腓特烈称王也颇有微词,因为得到了波希米亚就等于多了一个选侯资格。一人持有两票,未免太便宜腓特烈了。
腓特烈接受波希米亚时,形势恰好有所好转,这也许更让他相信自己是神的宠儿。 11月,特兰西瓦尼亚亲王拜特伦·加博尔率军横扫匈牙利,并与图尔恩联手,再次围攻维也纳。12月,奥斯曼土耳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第二次维也纳之围时,西班牙大使奥尼亚特也在此处,并向国内发回了急件。其实,“掷出窗外事件”后不久,西班牙就开始向皇帝提供资金。但西班牙也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援助的话,新教就有望控制住神圣罗马帝国、削弱哈布斯堡的势力,并在地缘上威胁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利益;如果援助的话,又可能会陷入一场与西荷战争同样旷日持久的冲突。但是,维也纳第二次被围攻的消息传来后,西班牙开始考虑进攻莱茵帕拉丁(也就是腓特烈的老家),这有助于解除维也纳的燃眉之急,并能预防前去打击波希米亚的帝国军遭到帕拉丁的背后袭击。最后,西班牙决定派遣由斯皮诺拉率⊙三十年战争中的各种暴行领的 2万士兵,自尼德兰南下帕拉丁。这是
——
三十年战争从地区战争转变为欧陆战争的另一个关键步骤。
有趣的是,由于信息传递的滞后,当这个决定做出时,维也纳之围已解。 11月底,拜特伦·加博尔得知波兰进军匈牙利,切断了他与特兰西瓦尼亚的联系,遂不得不及早撤军,随后图尔恩也回到了波希米亚。加博尔的远征如同无源之水,因为他缺乏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大约同时,波兰与土耳其之间爆发了冲突,这导致后者也难以参与多瑙河以北的事务。
12月 5日,斐迪南在一封写给萨克森选侯的信中描述了奥地利遭遇的战争创伤:
最近几周,拜特伦·加博尔和图尔恩伯爵率骑步兵开往首都维也纳……犯下了世所罕见的弥天大恶与反基督的暴行。数日前,敌军已撤退,但匈牙利人 a已经毁坏、劫掠、焚烧了驻扎之处的一切。据说,匈牙利人把人们的财物抢得精光,为了寻找钱财而让他们承受闻所未闻的折磨;把一大批人掳为俘虏,抓走了无数 12岁至 16岁的小伙子;折磨孕妇和其他女性;还杀死他们,一路上死尸遍地……通过这种手段,依靠这种盟友,图尔恩认为他能够拯救新教的自由。
在斐迪南看来,拜特伦简直就是个野蛮人。不过拜特伦自己认为:“高贵的匈牙利——我乐于为之牺牲的祖国遭到了冠冕堂皇的国王和主教的百般凌辱,这就是一切原因之所在。”不管拜特伦的目的如何,他的活动在欧洲始终只有局部影响力。
统治者将之慢慢纳入自己的蒂玛体系,让各级骑士都成为自己麾下的西帕希。有能力的西帕希老爷,也需要提供更多的骑兵与步兵参战。此外,在小亚细亚半岛东部和南部的亚美尼亚人,也属于西欧的采邑制度体系。他们最初以雇佣兵为苏丹服务,随后便也逐步被同化成为当地的西帕希。
长此以往,巴尔干半岛上的鲁梅利亚省越来越大。境内的骑士、城镇居民和边境游牧民们都成了奥斯曼军事力量的坚实基础。甚至,过去的国王、公爵都可以继续以附属王国和公国的形式存在下去,只要向奥斯曼朝廷纳贡并在战时提供部队,就能够继续保有相当大的权利。当然,没有多少财产的赤贫群体,也可以在奥斯曼人的征战事业中出一份力,被称为阿扎普的轻步兵便是从这些人中间招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虽然不高,也不会因为作战而拿到军饷,却可以在胜利后大肆劫掠新占领的土地。因而,数量庞大的他们,往往是奥斯曼大军历次军事行动的急先锋。与之地位类似的,是那些居住在农耕区域边缘草场的牧民,他们组成的阿金日轻骑兵是奥斯曼军队好的哨兵与骚扰力量,能在诱敌深入和战场断后方面发挥奇效。因此奥斯曼人曾经将一些草场直接封给了从亚洲来的突厥部落,让他们继续在欧洲大地上保持原先的生存状态。
拜占庭时代留下的步兵征集制度也被奥斯曼人直接采纳,每10个基督教家庭就需要供养1个重装步兵去军队服役。这名重装步兵身后往往会有多达9人的轻步兵学徒一起作战。而在亚洲地区,早年就投靠帝国的城镇守备队,则是以弓弩和标枪为主的雅雅轻步兵,其战斗力明显逊于欧洲地区的同行。更麻烦的是,要动员他们离开所属城镇参战,必须支付一定的军饷才行。
正是蒂玛制度与征召步兵体系,确保了奥斯曼人强大的武力基础。而为了给中央建立一支可靠的常备军,奥斯曼人又搬出了伊斯兰世界特有的奴隶兵制度,建立了一支名为卡皮库鲁的近卫军。自从8世纪统治两河与中亚的阿巴斯王朝起,不少穆斯林君主都选择购买奴隶,来训练成自己的私人军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这些奴隶身份的士兵可以以完全脱产的形式,常年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可执行长期任务。由于是苏丹本人的私产,他们也必须在程度上依附自己的主人。后来的塞尔柱突厥帝国虽然是奴隶军犯上作乱的产物,但依然继续了这种看似非常不人道的制度。而同样是以奴隶兵集团立国的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王朝和印度的德里苏丹王国,都依靠存量巨大的奴隶军团称霸一方。
受此启发的奥斯曼苏丹比他的穆斯林前任们做得更加彻底。过去,军事奴隶并不限定年龄,只要身体健康即可。从马穆鲁克开始,规定奴隶部队必须全部改宗伊斯兰信仰。到了奥斯曼人的时代,奴隶兵的兵源已经变成了年纪在5—14岁之间的基督教男孩儿。这样的好处在于,将奴隶自孩童时代就抓来进行伊斯兰信仰改造与军事训练,培养出来的士兵更加忠诚而善战。而且因为他们出身基督教徒,无论是来自底层农民家庭还是地方领主和属国王室,都无法与传统的奥斯曼贵族轻易串通,谋反威胁就降到了非常低的地步。某些资质颇高的奴隶兵,甚至可以平步青云,进入宫廷为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而普通的卡皮库鲁士兵则会被分别训练成精锐的中央骑兵西帕赫和加尼沙里步兵(Janissaries)。甚至还有一些紧跟时代的潮流,成为炮兵和工兵。尽管好用,卡皮库鲁部队因为供养价格的不菲,所以一直数量不多,呈缓慢增长,但他们无疑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微型军队。
三、苏丹的利刃
为了将来源复杂、种类繁多的部队,在战场上捏合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奥斯曼人也是动足了脑筋。最精锐的卡皮库鲁部队无疑是非常善战的决定性力量,却不可能始终处于最危险的一线进行消耗。所以,每当临战,卡皮库鲁们都会伴随苏丹或者最高指挥官本人一起,居于战线的中心最后方。以传统的土耳其式弓箭为主要杀伤武器的他们,会为自己的阵地构筑不错的野战工事。(早期的炮兵部队也基本位于阵地附近)。对于这支近卫军而言,若是有能突破阵地杀到他们眼前的,绝不会是等闲之辈。
在野战工事的左右两侧,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两地的地方步兵。这些地方领主和城镇提供的部队,依然是以弩箭和弓箭为主的投射轻步兵居多。当然,这些轻步兵身前,会有披甲的重步兵给予掩护。这些步兵的侧后方,是来自欧亚两地的地方封建骑兵队伍。当杀入奥斯曼核心阵线的强敌与己方精锐进行缠斗时,他们将会迂回到敌军的两翼,发起致命一击。
不过,仅仅依靠这些手段,还不足以使得对手们乖乖地钻入奥斯曼军队的步骑兵包围圈。这时候,作为战场炮灰力量使用的阿扎普步兵和阿金日轻骑兵就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每当敌人靠近战场,阿金日轻骑兵就会以最传统的突厥骑兵方式,进行来去自如的骚扰。如果对手因不胜其扰而恼羞成怒地发起追击,就会被边打边撤的阿金日骑兵引入后方的步兵阵地。阿扎普步兵会在主力部队之前构筑起1~2层战线,他们的弓弩投射会削弱对方的进攻势头。如果对手突破了阿扎普步兵的松散阵线,那么奥斯曼真正精锐力量的弓弩和炮兵,又会劈头盖脸地向他们发射死亡怒吼。中世纪时代,大部分民族的武装力量都以骑兵部队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所以奥斯曼人的这种战法,非常能够遏制四方的对手。
奥斯曼人的军事制度使他们对地方军事贵族和士兵的控制力,都远高于普通欧洲君主对麾下骑士们的。所以,即便是在初战不利甚至部队指挥系统濒临崩溃的边缘时,指挥官依然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重组混乱的军队。
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一名诈降的马其顿贵族成功地刺杀了当时的奥斯曼大军总指挥,也是他们的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26—1389)。换作当时很多其他的军队,可能已经开始全面溃败。但奥斯曼人在将刺客剁成肉泥后,马上团结在了苏丹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60—1403)麾下。随即,奥斯曼人将已经占据上风的巴尔干联军一扫而空。139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与勃艮第公爵菲利普领衔的十字军,用一轮势不可挡的骑士冲锋,击破了奥斯曼阿扎普步兵的阵线。面对在阵地上严阵以待的加尼沙里步兵,不少落马的法国骑士拼命地徒步前进,险些再次得手。但在苏丹巴耶济德的指挥下,加尼沙里步兵成功地守住了阵地。法兰西的“拼命三郎”和后方正在赶到的德国、匈牙利骑士一起,被及时完成侧翼包抄的西帕希骑兵和塞尔维亚骑士击溃。到了1402年,在灾难性的安卡拉战役中,大量来自小亚细亚山区的突厥军队临阵倒戈,加尼沙里步兵与来自鲁梅利亚的地方军一起遭到重重围攻,但却一直坚持到天黑,才被占有极大优势的敌军击败。
进入15世纪中后期,浴火重生的奥斯曼军队已经愈发成熟。在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中,面对由匈牙利和波兰人组织的、名将匈雅提指挥的东欧十字军,奥斯曼军队在一次次硬碰硬的骑兵大战中被死死地压制住了。由于波兰国王的草率出击,奥斯曼人抓住机会,击毙了这位敌军阵中地位最高的领袖。随即,又是一场惊天的逆转,让奥斯曼帝国的敌人死伤惨重。在此战中,东欧十字军一边的捷克雇佣军带来的胡斯战车与手炮,让奥斯曼人大开眼界。对于武器技术进步异常敏感的他们,随即将缴获的战车与火器加以仿制和运用。此后,在欧亚各地对抗不同对手的奥斯曼近卫军,都会在全军的核心位置,摆出防御利器车营。而来自意大利等地的新式火门枪和小型火炮,也深受原本痴迷于弓箭的近卫军喜爱。很快,约10%的近卫军士兵,在战斗中用上了这些先进武器。其中,名为图菲克的大型火门枪尤其引人瞩目。1473年,奥斯曼人带着他们的新式武器深入小亚细亚半岛东部且毗邻高加索山脉的埃尔津詹,与坐拥10万骑兵的中亚强权白羊王朝展开了决战。正是依靠图菲克火门枪、炮兵以及各兵种的成熟配合,奥斯曼人取得了完胜。
在塞利姆的父亲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47—1512)时期,新式的火绳枪技术和更好的火炮又从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传来。奥斯曼人的地方部队与附属国军队很快便用上了这些新科技武器。近卫军还利用成熟的新技术,改进了原先的旧式图菲克火枪,并将阵线中火枪手的比例提高到了三分之一。而在近战武器上,传统上更习惯于使用土耳其弯刀或剑的近卫军,也开始操练更多适宜对抗骑兵的长柄武器。使用西欧传来的戟和钩镰,已经在巴尔干的地方军中蔚然成风,近卫军自然也顺理成章地操练起了这些钩杀骑兵的利器。至于骑兵部队,甲骑具装的西帕赫骑兵会用各种制作精良的伊斯兰传统板链甲来保护自己与胯下的战马。一些邻居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西帕希,会通过购买和缴获的方式获得新式的板链甲。但总体上,地方上的西帕希封建骑兵,大都使用质量稍差的板链甲或更为简单的锁子甲与盾牌来保护自己。
在西欧开始崛起的早期,奥斯曼人虽然在技术上已经落入下风,却依然可以依靠旧的技术积累和贸易优势来跟随这种潮流。在战场上,他们则依靠自己的数量、组织方式和心理优势来继续保持胜利。对于那几百年的欧洲人而言,奥斯曼军队虽然看起来技术上并没有胜过自己,但一上战场,就仿佛不可战胜的魔鬼一般可怕。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优势的地方,是城防与海军力量。前一个优势,已经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陷落而聊胜于无。后一个优势,则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里,迅速消逝。
四、权力的游戏
与后来异常好战的塞利姆不同,15世纪后20年里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扩张战争。这在那些时代的苏丹中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因为帝国的体制决定了他们必须定期发动战争来满足内部各阶层的财富需求;更因为在精神上,宗教信仰与此前不断胜利累积出来的傲慢,都让奥斯曼的苏丹们觉得,他们是古代圣战精神与罗马帝国权威的继承人,而统治更为广袤的领土,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巴耶济德二世却偏偏不在这些方面下功夫,至少在表面上,他必须让欧洲的邻居们觉得他相对亲善。他如此委曲求全,只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特殊的继承制度,给他带来的几乎伴随其一生的隐患。
奥斯曼人的继承制度在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血腥与不仁。每一位王子自成年起,无论是否继承苏丹之位,都会开始不停地娶妻纳妾之路。这样一来,当一位苏丹继承大统后,多数是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接班人队伍。然而一旦老苏丹去世,新任苏丹就必须依靠自身积累的人脉与威望,尽快夺取王位,并为保证其位置的稳固而将其他男性继承人全部杀死。在其他文明或国家里,这样的手足亲情间的杀戮,实数偶然和少数。但对于奥斯曼王室而言,却是制度化的常态。如此一来,每一次新旧苏丹的交接,都是一场血腥的王室内斗。因此经常会出现两三位王子,在不同阶层的拥护下,控制不同地区的部队,爆发短促的内战,为的只是能顺利进入首都,获得几十年安稳日子。
巴耶济德二世比较幸运,在年轻时就以出色的能力获得了大部分宫廷官员与近卫军势力的支持。他的弟弟杰姆(Cem),因性格孤僻内敛而在帝国东部的卡拉曼地区难有作为。1481年,先后征服伊斯坦布尔(1453年后,君士坦丁堡的改称)、巴尔干北部、克里米亚半岛与小亚细亚东部等地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当时,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堡对岸的阿马西亚担任总督的巴耶济德二世成功地抢入首都,成为苏丹。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杰姆在卡拉曼地区,集合了不少信奉什叶派的突厥部落,准备决一死战。已经掌握了近卫军与欧洲地区军队的巴耶济德自然在渡海远征后,轻易击败了对手。但他的这位弟弟却成功逃脱,并先后逃亡到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寻求帮助与庇护。巴耶济德自知,防御严密的罗德岛难以迅速攻克,只能与骑士团达成协议。此后,奥斯曼宫廷每年都将一笔巨款,支付给那些他们认为可以限制住杰姆而不让其返回国内的势力。杰姆也就从苏丹之位的争夺者,变成了欧洲国家的门神与摇钱树。他先后被转手至法国和教皇手中,一直到1495年才病死于意大利。
正是依靠杰姆的庇护,欧洲大国与奥斯曼帝国直接维持了脆弱的20年和平。期间,巴耶济德只是定期发动对亚得里亚海东岸一些基督教城镇的洗劫,以满足帝国对于扩张和战争的必需。幸好,与其关系日益恶化的马穆鲁克王朝以及小亚细亚半岛东部依旧强势的什叶派民兵,一直不断地给他制造麻烦。因此,帝国军队可以在西里西亚与卡拉曼地区一展身手。当高加索南部倾向于什叶派的军事领袖伊斯玛仪在1501年建立萨法维帝国,并南下夺取整个波斯和两河流域后,已经体弱多病的巴耶济德更加无心再战。
不过,陆上战争的消极,换来了奥斯曼人在海上的崛起。多年来,临时组建海军舰队的他们一直不被认为可以在海上击败当时的海上强国威尼斯。威尼斯人的商业殖民地,在爱琴海和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枝繁叶茂。1492年,远在伊比利亚的穆斯林王国格林纳达最终被西班牙人征服。巴耶济德以接纳被西班牙人排挤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为名,他组建舰队,远赴西地中海。3年后,已经有了强大海军的奥斯曼人向象征着海洋势力的威尼斯共和国开战。在决定性地击败了威尼斯舰队后,他将他们从希腊南部全部赶走。威尼斯人惊讶地发现,奥斯曼的海军不仅在技术上与他们已经不分伯仲,连专业海员也有不少是由来自西班牙的难民后裔和帝国境内的希腊人、拉丁人构成。1508年,奥斯曼的海军更是同威尼斯人一起南下帮助埃及和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势力,抵抗已经杀入印度洋的葡萄牙舰队。虽然最终功败垂成,却也说明奥斯曼人的海上力量已经今非昔比。
随着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巴耶济德和他在位时比较安静的时代也即将结束,新一轮苏丹之位的权力游戏即将开始。此时的塞利姆正身处黑海南部的特拉比松山区担任总督,身为苏丹的第三个儿子的他,相比两位兄长并无优势可言。老大考尔库德在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富庶平原马尼萨担任总督,老二艾哈迈德则在奥斯曼的旧都阿马西亚任职。他们不仅更为苏丹和宫廷官员所看好,也在距离上比东面的塞利姆更便利。然而,塞利姆沉稳果断的作风与军人气质却让远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势力非常倾心。塞利姆也果然不负众望,在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便带兵登陆欧洲的色雷斯地区,希望以此一劳永逸地提前解决继承人问题。结果,造反失败的他只能孤身逃往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在由近卫军分队驻守的卡法城,沉寂了好几年。1512年,巴耶济德二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近卫军支持下的塞利姆突然南下保加利亚,占领了奥斯曼人之前在欧洲的第一个首都埃迪尔内。迫于军事压力的老苏丹,只能授予他鲁梅利亚总督的头衔。不久,心灰意冷的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宣布提前退位,并在抵达城外休养时意外死亡。
塞利姆志得意满地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在正式拥有苏丹的巨额财富前,他就将足够的份额赏赐给了驻守首都的每一位近卫军士兵,以此稳住了首都局势。接着,以军功为荣的塞利姆开始渡海进攻亚洲地区的两位兄长,结果两位兄长分别出逃外国。其中,排行老二的艾哈迈德与小亚细亚东部的什叶派达成协议,不仅改宗成为什叶派,而且利用什叶派部落进行坚决的抵抗。只是,东部山区的部落武装,实在难以是掌握帝国精锐力量的塞利姆的对手。为了不重蹈父亲一生被束缚手脚的悲剧,塞利姆首先将两位兄长哄骗回国,并恢复了他们昔日的职务。随即,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逮捕。两位奥斯曼王子,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一起,就此惨死于新继位的塞利姆一世(Selim Ⅰ,1470—1520)之手。这距离他夺取伊斯坦布尔的权力,仅仅过去了一年时间,新任苏丹的“冷酷者”称号不胫而走。
五、进军东方
1513年,稳定了苏丹位置的塞利姆随即开始了他短暂的统治,他将自己的统治生涯几乎全部献给了军旅生活。除去对于战争与军营生活的喜好,更多的功利因素也迫使这位苏丹必须发动战争。
奥斯曼人已经几十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征服作战了,这对地方上的封建军事阶层而言,无疑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去军功机会的他们,在父辈死后的封地继承问题上,因为奥斯曼的蒂玛制度而越来越穷,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亚洲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西帕希们,不少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什叶派势力与奥斯曼宫廷内讧造成的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1487—1524)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虽然名义上与奥斯曼一样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却在实际上偏向于境内占多数的什叶派势力。奥斯曼帝国东部境内的什叶派也正是他们敢于一再谋反的最大靠山。所以,塞利姆首要的军事打击对象便是东方的萨法维波斯人。在他谋害兄长艾哈迈德的过程中,当地许多什叶派信徒因受牵连而被杀害。伊斯玛仪在他继位后派来祝贺的使节也被他冷脸以待,赶出了伊斯坦布尔。一系列迹象都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即将向东开拔。
这一年的冬天,战争前的准备活动已经在奥斯曼各地紧锣密鼓地展开。伊斯坦布尔的军工厂开足马力,为来年的战争生产了足够多的军火及各类其他物资。征兵的召集令,由地处亚洲、欧洲交界的首都发出,同时召唤鲁梅利亚与安纳托利亚两地的西帕希们,做好春季进军的准备。同时,帝国海军也开始向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马尔马拉海集结,以便在开春后将欧洲地区的军队运抵亚洲。最为兴奋的无疑就是那些帝国底层的贫民与边境地区的游牧部落,他们终于等到了去一个新世界打劫致富的机会。这些举动不仅惊动了伊斯坦布尔的各国商人与使节,同样也被传递到了远在波斯首都大不里士的伊斯玛仪耳中。作为一名在高加索山区、两河流域和中亚腹地征战许久的老将,伊斯玛仪尽管有些惆怅,却也对应对来年的入侵保有信心。
1514年春季,完成战争准备并度过了穆斯林一年中最神圣的斋月后,塞利姆带领麾下的奥斯曼大军登陆亚洲。装备精良的卡皮库鲁部队在军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们的盔甲、武器和弓箭,以及华丽而夸张的服饰,都与穿着朴素的地方军和衣衫褴褛的征召部队显得格外不同。那些数量已经扩充至1.2万人的加尼沙里步兵中,有0人整齐划一地扛着新式的卡皮库鲁重型火枪。相比之下,欧洲地区装备好的塞尔维亚军团,使用的是短小得多的轻型火绳枪。掩护他们的重装步兵则戴着穆斯林特色的锥形头盔,身披在西欧早已逐渐淘汰掉的板链胸甲,手持明晃晃的重型战戟。塞尔维亚的骑士用西欧板链甲装备自己,一个多世纪来,他们都是帝国附庸中最善战的骑兵力量之一。来自今天罗马尼亚地区的特兰西瓦尼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派出了他们的林地轻骑兵,他们的步兵和塞尔维亚人的武装风格大致一样,只是装备寒酸了不少。波斯尼亚人的骑兵也装备了不错的胸甲,风格独特的头盔是他们的特色之一。当然,保加利亚和希腊地区的西帕希们才是大军的绝对主力。他们的装备大致上就是最为传统的伊斯兰骑兵风格。这些地方军事贵族阶层,不少已经改宗伊斯兰教,或者本就是奥斯曼征服者的后代,其中一些人带着从自己领地内征召的扈从骑兵和步兵一同参战。弓箭依然是不少步兵的主要武器。
伴随这支军队一同进入亚洲的还有300门大小不一的火炮。他们是由伊斯坦布尔和贝尔格莱德的著名兵工厂制造的,有些则是直接从西欧商人手里买来的。亚洲各地的部队也在大军不断东进的过程中加入进来,其中包括带着弓箭和长矛的东方西帕希骑兵、使用弩的雅雅步兵,以及一直以来为奥斯曼苏丹效忠的亚美尼亚骑士和弓箭手。这支大军,总计有1.2万人之多,浩浩荡荡地经过阿克谢希尔、尼西亚、凯撒利亚和锡瓦斯(Sivas),进入了越来越贫瘠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
同时,萨法维波斯一边的备战工作也在展开,6万波斯军队被征集起来对抗西面杀来的强敌。萨法维军队曾经以不错的炮兵和火枪横行中亚,但却无法同奥斯曼军队手里的先进武器相提并论。如今他们还需要这些部队防御主要城镇。所以,波斯人千年来的骑兵传统,成为他们此战的依靠。波斯地区的很多地方依然处于部落化的组织状态,这使得萨法维的常备军规模比起奥斯曼人来说更加渺小。伊斯玛仪身边的精锐近卫骑兵,同塞利姆军中的西帕赫骑兵一样甲骑具装。但他的其他骑兵却良莠不齐,仅仅以不高的披甲比例出现在战场上,使用弓箭、长矛来守护自己。波斯人同时坚信,相比西面的强敌,他们在马术与骑兵技艺上要更胜一筹。塞利姆的东征,同时意味着波斯人的西部边界被封闭,商业贸易趋于停滞。这对于异常倚重商业税收的他们来说,是和信仰被践踏同等不可接受的局面。
在伊斯玛仪看来,如果陈兵边境与奥斯曼人正面交锋,那么无异于和当年的白羊王朝军队一样,胜率渺茫。但如果坚定不移地进行焦土战术,并且不断后撤,以吸引塞利姆发起徒劳的追击,那么奥斯曼军队就有可能因为后勤压力不战而败。如果塞利姆继续一意孤行,那么等到奥斯曼军队士气大跌、人困马乏时再实施反击,一场堪比当年安卡拉或者哈丁之战的史诗胜利,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果然,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坚壁清野的波斯人,一路东撤,使得奥斯曼人只能沿着崎岖的山地缓缓前进。当塞利姆带着大军越过他爷爷穆罕默德在1473年大胜的旧战场埃尔津詹时,后勤压力已经开始紧紧地勒住整支部队的脖子。他派出的轻骑兵部队,更不能从沿途的村庄获得粮草,甚至连原本有饮水的井,也被撤退的波斯轻骑兵提前填塞。很多时候,奥斯曼人的先锋部队还没有抵达某地,就已经能远远望见因当地人焚烧村庄与田地而飘起的缕缕黑烟。自踏入亚洲以来,塞利姆已经给伊斯玛仪寄出了两封措辞强烈的挑战信,用词犀利,对伊斯玛仪不停地谩骂和嘲讽。然而伊斯玛仪就是不为所动,带着他的骑兵大军,始终与奥斯曼军队保持距离。当一些士兵,尤其是地方部队与附庸力量的人员,开始选择逃跑时,塞利姆又严厉地实行了惩罚措施,将任何被抓的逃兵和有逃跑嫌疑的人统统处死。在这种异常残酷的高压政策鞭策下,奥斯曼军队终于越过幼发拉底河,抵近了伊斯玛仪一世的统治核心——大不里士。一直居住在两河北部的库尔德人也开始倒向奥斯曼帝国,伊斯玛仪发现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倘若首都被攻占,他将失去一个称霸中亚的重要基地,昔日苦心树立的威严也将荡然无存。
ISBN | 9787538754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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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作者 | 宋毅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