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了解巴渝文献情况的重要工具书
作者简介
任竞，重庆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兼任重庆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重庆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重庆社科联委员、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等职。
王志昆，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
目录
总序
前言
凡例
史志类
哲理类
艺文类
政经类
科技类
语文类
综合类
后记
题名索引
著者索引
序言
总序
蓝锡麟
两百多万字的《巴渝文献总目》即将出版发行。它标志着经过六年多的精准设计、切实论证和辛勤推进，业已明确写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巴渝文库》编纂出版工程，取得了第1个硕重的成果。它也预示着，依托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已摸清和呈显的巴渝文献的厚实家底，对于巴渝文化的挖掘、阐释、传承和弘扬，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巴渝文库》是一套以发掘梳理、编纂出版巴渝文献为主轴，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进行广泛汇通、深入探究和当代解读，以供今人和后人充分了解巴渝文化、准确认知巴渝文化，有利于存史、传箴、资治、扬德、励志、育才的大型丛书。整套丛书都将遵循整理、研究、求实、适用的编纂方针，运用系统、发展、开放、创新的文化理念，力求能如宋人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对厘清巴渝文化文脉，光大巴渝文化精华，作出当代文化视野所能达致的应有贡献。
这其间有三个关键词，亦即“巴渝”、“文化”和“巴渝文化”。
“巴渝”称谓由来甚早。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即有“巴渝宋蔡，淮南于遮”的表述，桓宽的《盐铁论·刺权篇》也有“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的说法。西晋郭璞曾为《上林赋》作注，指认“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从前后《汉书》至新旧《唐书》，以及《三巴记》、《华阳国志》等典籍中，都能见到“巴渝乐”、“巴渝舞”的记载。据之不难判定，“巴渝”是一个地域历史概念，它泛指的是先秦巴国、秦汉巴郡辖境所及，中有渝水贯注的广大区域。当今重庆市，即为其间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堪称主体部分。
关于“文化”的界说，古今中外逾百种，我们只取在当今中国学界比较通用的一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因此，“自然的人化”，亦即人类超越本能的、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及其物质、精神产品，就是广义的文化。在广义涵蕴上，文化与文明大体上相当。广义文化的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建构两极，两极又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其中的价值体系，即与特定族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构成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通常被称为观念形态，就是狭义的文化。文字作为语言的主要记载符号，累代相积地记录、传播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则形成文献。文献直属于狭义文化，具有知识性特征，但同时又是广义文化的价值结晶。《巴渝文库》的“文”即专指文献，整部丛书都将遵循以上认知从文献伸及文化。
将“巴渝”和“文化”两个概念和合为一，标举出“巴渝文化”特指概念，乃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发生的事。肇其端，《说文月刊》1941年10月在上海，1942年8月在重庆，先后发表了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并以“巴蜀文化专号”名义合计发表了25篇文章，破天荒揭橥了巴蜀文化的基本内涵。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成渝两地的学者群作为主体，也吸引了全国学界一些人的关注和参与，对巴蜀文化的创新探究逐步深化、丰富和拓展，并由“巴蜀文化”总体维度向“巴蜀文明”、“巴渝文化”两个向度切分、提升和衍进。在此基础上，以1989年11月重庆博物馆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第1辑《巴渝文化》首树旗帜，经1993年秋在渝召开“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激扬波澜，到1999年间第四辑《巴渝文化》结集面世，确证了“巴渝文化”这一地域历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距今已达三十多年，并已获得全国学界的广泛认同。黎小龙所撰《“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一文，对其沿革、流变及因果考镜翔实，梳理通达，足可供而今而后一切关注巴渝文化的人溯源知流，辨伪识真。
从中不难看出，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可合可分。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种属，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一层级的长江流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自先秦迄于两汉，巴渝文化几近巴文化的同义语，与蜀文化共融而成巴蜀文化。魏晋南北朝以降，跟巴渝相对应的行政区划迭有变更，仅言巴渝渐次不能遍及巴，但是，在巴渝文化的核心区、主体圈和辐射面以内，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补性，或者一言以蔽之曰同质性，仍然不可移易地存在，任何时势下都毋庸置疑。而与之同时，大自然的伟力所造就的巴渝山水地质地貌，又以不依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超然势能，对于生息其间的历代住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施予重大影响，从而决定了巴人与蜀人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取向不尽一致，各有特色。再加上巴渝地区周边四向，东之楚、南之黔、北之秦以及更广远的中原地区的文化都会与之相互交流、渗透和浸润，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些异质性，更加不可避免。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以此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的前提下，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合情合理，势在必然。
周边四向其他文化与巴渝文化交相作用，影响之大首推蜀文化自不待言，但对楚文化也不容忽视。《华阳国志·巴志》有言：“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厚。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正是这种交互性的生动写照。就地缘结构和族群渊源而言，理当毫不含糊地说，巴渝文化地域恰是巴蜀文化圈与荆楚文化圈的边缘交叉地域。既边缘，又交叉，正负两端效应都有。正面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生成巴渝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多样上。而负面的效应，则集中反映在距离两大文化圈的核心地区比较远，无论在广义层面，还是在狭义层面，巴渝文化的演进发展都难免于相对滞后。负面效应贯穿先秦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宋才有根本的改观。
地域历史的客观进程即是巴渝文化的理论基石。当第四辑《巴渝文化》出版面世时，全国学界已对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取得不少积极的研究成果，认为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已然成为趋近共识的地域历史文化界说。《巴渝文库》自设计伊始，便认同这一界说，并将其贯彻编纂全过程。但在时空界线上略有调整，编纂出版的主要内容已确认为，从有文物佐证和文字记载的上古时期开始，直至1949年9月30日为止，举凡曾对今重庆市以及周边相关的历代巴渝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具备文献价值，能够体现巴渝文化的基本内涵的各种信息记录，尤其是得到自古及今广泛认同的代表性著述，都在尽可能搜集、录入和整理、推介之列，当今学人对于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的研究性著述也将与之相辅相成。一定意义上，它也可以叫《重庆文库》，然而不忘文化初始，不忘文化由来，还是《巴渝文库》体现顺理成章。
须当明确指出，《巴渝文库》瞩目的历代文献，并非一概出自巴渝本籍人士的手笔。因为一切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注定都是在其滋生的热土上曾经生息过的所有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共生结果，决不应该分本籍或外籍。对巴渝文化而言，珍重和恪守这一理念尤关紧要。唐宋时期和民国年间，无疑是巴渝文化最辉煌的两大时段，非巴渝籍人士在这两大时段确曾有的发现和创造，明显超过了巴渝本籍人士，排斥他们便会自损巴渝文化。所以我们对于文献的收取原则，是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尊重历史，敬畏前贤。只不过，有惩于诸多发抉限制，时下文本还做不到应收尽收，只能做到尽可能收。拾遗补阙之功，容当俟诸后昆。
还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的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一定时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尤其是后者中的经济、政治等广义文化要素的多层多样性的制约和支配。无论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都因之而决定，不同的地域文化会存在不平衡性和可变动性。但文化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单相式仆从，它也有自身的构成品质和运行规律。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一定同步，通常呈现出相对滞后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在特定的社会异动中又有可能凸显超前。另一方面，不管处于哪种状态下，文化都对经济、政治等等具有能动性的反作用，特别是反映优秀传统或先进理念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整个社会多维度的，广场域的渗透影响十分巨大。除此而外，任何文化强势区域的产生和延续，决然都离不开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的引领开拓。这一切，在巴渝文化的演进流程中都有长足的映现，而巴渝文献正是巴渝文化行进路线图的历史风貌长卷。
从这一长卷可以清晰地指认，巴渝文献为形，巴渝文化为神，从先秦迄于民国三千多年以来，历代先人所创造的巴渝地域历史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绚丽多姿，历久弥新。尽管文献并不能够代替文物、风俗之类对于文化也具有的载记功能和传扬作用，但它作为最重要的传承形态，如今荟萃于一体，分明已经展示出了巴渝文化的四个行进阶段。
第1个阶段，起自先秦，结于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长达千余年，前大半段恰为上古巴国、两汉巴郡的存在时期，因而正是巴渝文化的初始时期；后小半段则为三国蜀汉以降，多族群的十几个纷争政权先后交替分治时期，因而从文化看只是初始时期的迟缓延伸。巴国虽曾强盛过，却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在鲁哀公十八年（前477）以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沦落为一个无足道的僻远弱国。政治上的边缘化，加之经济上的山林渔猎文明、山地农耕文明相交错，生产力低下，严重地桎梏了文化的根苗茁壮生长。其间最 大的亮点，在于巴、楚共建而成的巫、神、辞、谣相融合的三峡文化，泽被后世，长久不衰。两汉四百年大致延其续，在史志、诗文等层面上时见踪影，但表现得相当零散，远不及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在辞赋、史传等领域都蔚为大观。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社会大动荡，生产大倒退，文化生态极为恶劣，反倒陷入了裹足不前之状。较之西向蜀文化和东向楚文化，这一阶段的巴渝文化，明显地处于后发展态势。
第二个阶段，涵盖了隋唐、五代、两宋，近七百年。其中的前三百余年国家统一，带动了巴渝地区经济社会恢复性的良动发展，后三百多年虽然重现政治上的分合争斗，但文化驱动空前自觉，合起来都给巴渝文化注入了生机。特别是科举、仕宦、贬谪、游历诸多因素，促成了包括李白、“三苏”在内，尤其是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学巨擘寓迹巴渝，直接催生出两大辉煌。一是形成了以“夔州诗”为品牌的诗歌胜境，流誉峡江，彪炳汗青，进入了唐宋两代中华诗歌殿堂。二是发掘出了巴渝本土始于齐梁的民歌“竹枝词”，创造性转化为文人“竹枝词”，由唐宋至于明清，不仅传播到全中国的众多民族，而且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与之相仿佛，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颐先后流寓巴渝，也将经学、理学以及兴学施教之风传播到巴渝，迄及明清仍见光扬。在这两大场域内，中华诗歌界和哲学界，渐次有了巴渝本土文人如李远、冯时行、度正、阳枋等的身影和行迹。尽管只是局部范围的异军突起，卓尔不群，但这种文化突破，却比1189年重庆升府得名，进而将原先只有行政、军事功能的本城建成一座兼具行政、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多功能的城市要早得多。尽有理由说，这个阶段显示着巴渝文化振起突升。
第三个阶段，贯通元明清，六百多年。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国家的族群结构和版图结构最终底定，四川省内成渝之间的统属格局趋于稳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里程，巴渝文化也因之而拓宽领域沉稳地成长。特别是明清两代大量移民进入巴渝地区，晚清重庆开埠，带来新技术和新思想，对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起了大作用。本地区文化名人前驱后继，文学如邹智、张佳胤、傅作楫、周煌、李惺、李士棻、钟云舫，史学如张森楷，经学如来知德，佛学如破山海明，书画如龚晴皋，成就和影响都超越了一时一地，邹容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更是领异于时代。外籍的文化名人，诸如杨慎、曹学佺、王士祯、王尔鉴、李调元、张问陶、赵熙等，亦有多向的不俗建树。尽管除邹容一响绝尘之外，缺少了足以与唐宋高标相比并的全国一流性高峰，但认定这一阶段巴渝文化构筑起了有如地理学上所谓中山水准的文化高地，还是并不过分的。
第四个阶段，从1912年民国成立开始，到1949年11月30日国共易帜为止，不足四十年。虽然极短暂，社会历史的风云激荡却是亘古无二，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全中国的战时首都更是空前绝后。由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重庆的思想、政治精英已经站在全川前列，家国情怀、革命意识已经在巴渝地区强势贲张。至抗战首都期间，数不胜数的全国一流的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汇聚到了当时重庆和周边地区，势所必至地全方位、大纵深推动文化迅猛突进，就将重庆打造成了那个时期全中国的最 大最 高的文化高地，其间还耸出不少全国性的文化高峰。其先其中其后，巴渝本籍的文化先进也竞相奋起，各展风骚，如卢作孚、任鸿隽、刘雪庵就在他们所致力的文化领域高扬过旗帜，潘大逵、杨庶堪、吴芳吉、张锡畴、何其芳、李寿民等也声逾夔门，成就不凡。毫无疑问，这是巴渝文化凸显鼎盛、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后世也难以企及。包括大量文献在内，它所留下的极其丰厚的思想、价值和精神遗产，永远都是巴渝文化最珍贵的富集宝藏。
由文献反观文化，概略勾勒出巴渝文化的四个生成、流变、发展阶段，指定会有助于今之巴渝住民和后之巴渝住民如实了解巴渝文化，切实增进对于本土文化的自知之明、自信之气和自强之力，从而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加自觉地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不懈地推动巴渝文化在新的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非巴渝籍人士，同样也有认识意义。《巴渝文献总目》没有按照这四个阶段划段分卷，而是依从学界通例分成“古代卷”和“民国卷”，与如此分段并不相抵牾。四分着眼于细密，两分着眼于大观，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巴渝文献总目》作为《巴渝文库》起始发凡的第1部大书，基本的编纂目的在于摸清文献家底，这一个目的已然达到。但它展现的主要是数量。反观于文化，数量承载的多半还是文化总体的支撑基座的长度和宽度，而并不是足以代表那种文化的品格和力量的厚度和高度。文化的品格和力量蕴含在创造性发现、创新性发展，浸透着质量，亦即思想、价值和精神的精华当中，任何文化形态均无所例外。因此，几乎与编纂《巴渝文献总目》同时起步，我们业已着手披沙拣金，精心遴选优秀文献，分门别类，钩玄提要，以编撰出第二部大书，亦即《巴渝文献要目提要》。明年或后年，当《巴渝文献要目提要》也编成出版以后，两部大书合为双璧，就将对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持续地生发出别的文化样式所不可替代的指南工具书作用。即便只编辑出版这样两部大书，《巴渝文库》工程便建立了历代前人未建之功，足可以便利当代，嘉惠后人，恒久存传。
《巴渝文库》的期成目标，远非仅编辑出版上述两部大书而已。按既定设计，今后十年内外，还将以“文献”、“新探”两大编的架构形式，分三步走，继续推进，争取总体量达到300种左右。“文献”编拟称《历代巴渝文献集成》，旨在对著作类和单篇类的优秀的，或者有某种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抉取、整理、注疏、翻印、选编或辑存，使之更适合古为今用，预计180种左右。“新探”编拟称《历代巴渝文化研究》，旨在延请本土学人和外地学人，在文献基础上，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作出创造性研究和创新性诠释，逐步地产生出著述成果120种左右。与其相对应，第1步为基础性工作，即在配套完成两部大书的同时，至迟于2017年四季度前，确定“文献”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二步再用三至五年时间，集中精力推进“文献”编的分项编辑出版，力争基本完成，并至迟于2020年四季度前，确定“新探”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三步另用五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完成“新探”编，力争2027年前后能竟全功。全过程都要坚持责任至上、质量第1原则，确保慎始慎终，以达致善始善终。能否如愿以偿，有待多方协力。
总而言之，编辑出版《巴渝文库》是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自始至终切实做到有抱负，有担当，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前赴后继地为之不懈努力，不竟全功，决不止息。它也体现着党委意向和政府行为，对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文化高地具有不容低估的深远意义，因而也需要党委和政府高屋建瓴，贯穿全程地给予更多关切和支持。它还具备了公益指向，因而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同样不可或缺。事关立心铸魂，必须不辱使命，前无愧怍于先人，后无愧怍于来者。初心长在，同怀勉之！
2016年12月16日于淡水轩
文摘
总序
蓝锡麟
两百多万字的《巴渝文献总目》即将出版发行。它标志着经过六年多的精准设计、切实论证和辛勤推进，业已明确写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巴渝文库》编纂出版工程，取得了第一个硕重的成果。它也预示着，依托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已摸清和呈显的巴渝文献的厚实家底，对于巴渝文化的挖掘、阐释、传承和弘扬，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巴渝文库》是一套以发掘梳理、编纂出版巴渝文献为主轴，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进行广泛汇通、深入探究和当代解读，以供今人和后人充分了解巴渝文化、准确认知巴渝文化，有利于存史、传箴、资治、扬德、励志、育才的大型丛书。整套丛书都将遵循整理、研究、求实、适用的编纂方针，运用系统、发展、开放、创新的文化理念，力求能如宋人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对厘清巴渝文化文脉，光大巴渝文化精华，作出当代文化视野所能达致的应有贡献。
这其间有三个关键词，亦即“巴渝”、“文化”和“巴渝文化”。
“巴渝”称谓由来甚早。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即有“巴渝宋蔡，淮南于遮”的表述，桓宽的《盐铁论·刺权篇》也有“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的说法。西晋郭璞曾为《上林赋》作注，指认“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从前后《汉书》至新旧《唐书》，以及《三巴记》、《华阳国志》等典籍中，都能见到“巴渝乐”、“巴渝舞”的记载。据之不难判定，“巴渝”是一个地域历史概念，它泛指的是先秦巴国、秦汉巴郡辖境所及，中有渝水贯注的广大区域。当今重庆市，即为其间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堪称主体部分。
关于“文化”的界说，古今中外逾百种，我们只取在当今中国学界比较通用的一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因此，“自然的人化”，亦即人类超越本能的、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及其物质、精神产品，就是广义的文化。在广义涵蕴上，文化与文明大体上相当。广义文化的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建构两极，两极又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其中的价值体系，即与特定族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构成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通常被称为观念形态，就是狭义的文化。文字作为语言的主要记载符号，累代相积地记录、传播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则形成文献。文献直属于狭义文化，具有知识性特征，但同时又是广义文化的价值结晶。《巴渝文库》的“文”即专指文献，整部丛书都将遵循以上认知从文献伸及文化。
将“巴渝”和“文化”两个概念和合为一，标举出“巴渝文化”特指概念，乃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发生的事。肇其端，《说文月刊》1941年10月在上海，1942年8月在重庆，先后发表了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并以“巴蜀文化专号”名义合计发表了25篇文章，破天荒揭橥了巴蜀文化的基本内涵。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成渝两地的学者群作为主体，也吸引了全国学界一些人的关注和参与，对巴蜀文化的创新探究逐步深化、丰富和拓展，并由“巴蜀文化”总体维度向“巴蜀文明”、“巴渝文化”两个向度切分、提升和衍进。在此基础上，以1989年11月重庆博物馆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巴渝文化》首树旗帜，经1993年秋在渝召开“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激扬波澜，到1999年间第四辑《巴渝文化》结集面世，确证了“巴渝文化”这一地域历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距今已达三十多年，并已获得全国学界的广泛认同。黎小龙所撰《“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一文，对其沿革、流变及因果考镜翔实，梳理通达，足可供而今而后一切关注巴渝文化的人溯源知流，辨伪识真。
从中不难看出，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可合可分。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种属，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一层级的长江流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自先秦迄于两汉，巴渝文化几近巴文化的同义语，与蜀文化共融而成巴蜀文化。魏晋南北朝以降，跟巴渝相对应的行政区划迭有变更，仅言巴渝渐次不能遍及巴，但是，在巴渝文化的核心区、主体圈和辐射面以内，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补性，或者一言以蔽之曰同质性，仍然不可移易地存在，任何时势下都毋庸置疑。而与之同时，大自然的伟力所造就的巴渝山水地质地貌，又以不依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超然势能，对于生息其间的历代住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施予重大影响，从而决定了巴人与蜀人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取向不尽一致，各有特色。再加上巴渝地区周边四向，东之楚、南之黔、北之秦以及更广远的中原地区的文化都会与之相互交流、渗透和浸润，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些异质性，更加不可避免。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以此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的前提下，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合情合理，势在必然。
周边四向其他文化与巴渝文化交相作用，影响之大首推蜀文化自不待言，但对楚文化也不容忽视。《华阳国志·巴志》有言：“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厚。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正是这种交互性的生动写照。就地缘结构和族群渊源而言，理当毫不含糊地说，巴渝文化地域恰是巴蜀文化圈与荆楚文化圈的边缘交叉地域。既边缘，又交叉，正负两端效应都有。正面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生成巴渝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多样上。而负面的效应，则集中反映在距离两大文化圈的核心地区比较远，无论在广义层面，还是在狭义层面，巴渝文化的演进发展都难免于相对滞后。负面效应贯穿先秦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宋才有根本的改观。
地域历史的客观进程即是巴渝文化的理论基石。当第四辑《巴渝文化》出版面世时，全国学界已对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取得不少积极的研究成果，认为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已然成为趋近共识的地域历史文化界说。《巴渝文库》自设计伊始，便认同这一界说，并将其贯彻编纂全过程。但在时空界线上略有调整，编纂出版的主要内容已确认为，从有文物佐证和文字记载的上古时期开始，直至1949年9月30日为止，举凡曾对今重庆市以及周边相关的历代巴渝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具备文献价值，能够体现巴渝文化的基本内涵的各种信息记录，尤其是得到自古及今广泛认同的代表性著述，都在尽可能搜集、录入和整理、推介之列，当今学人对于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的研究性著述也将与之相辅相成。一定意义上，它也可以叫《重庆文库》，然而不忘文化初始，不忘文化由来，还是《巴渝文库》体现顺理成章。
须当明确指出，《巴渝文库》瞩目的历代文献，并非一概出自巴渝本籍人士的手笔。因为一切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注定都是在其滋生的热土上曾经生息过的所有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共生结果，决不应该分本籍或外籍。对巴渝文化而言，珍重和恪守这一理念尤关紧要。唐宋时期和民国年间，无疑是巴渝文化最辉煌的两大时段，非巴渝籍人士在这两大时段确曾有的发现和创造，明显超过了巴渝本籍人士，排斥他们便会自损巴渝文化。所以我们对于文献的收取原则，是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尊重历史，敬畏前贤。只不过，有惩于诸多发抉限制，时下文本还做不到应收尽收，只能做到尽可能收。拾遗补阙之功，容当俟诸后昆。
还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的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一定时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尤其是后者中的经济、政治等广义文化要素的多层多样性的制约和支配。无论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都因之而决定，不同的地域文化会存在不平衡性和可变动性。但文化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单相式仆从，它也有自身的构成品质和运行规律。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一定同步，通常呈现出相对滞后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在特定的社会异动中又有可能凸显超前。另一方面，不管处于哪种状态下，文化都对经济、政治等等具有能动性的反作用，特别是反映优秀传统或先进理念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整个社会多维度的，广场域的渗透影响十分巨大。除此而外，任何文化强势区域的产生和延续，决然都离不开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的引领开拓。这一切，在巴渝文化的演进流程中都有长足的映现，而巴渝文献正是巴渝文化行进路线图的历史风貌长卷。
从这一长卷可以清晰地指认，巴渝文献为形，巴渝文化为神，从先秦迄于民国三千多年以来，历代先人所创造的巴渝地域历史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绚丽多姿，历久弥新。尽管文献并不能够代替文物、风俗之类对于文化也具有的载记功能和传扬作用，但它作为最重要的传承形态，如今荟萃于一体，分明已经展示出了巴渝文化的四个行进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自先秦，结于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长达千余年，前大半段恰为上古巴国、两汉巴郡的存在时期，因而正是巴渝文化的初始时期；后小半段则为三国蜀汉以降，多族群的十几个纷争政权先后交替分治时期，因而从文化看只是初始时期的迟缓延伸。巴国虽曾强盛过，却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在鲁哀公十八年（前477）以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沦落为一个无足道的僻远弱国。政治上的边缘化，加之经济上的山林渔猎文明、山地农耕文明相交错，生产力低下，严重地桎梏了文化的根苗茁壮生长。其间最大的亮点，在于巴、楚共建而成的巫、神、辞、谣相融合的三峡文化，泽被后世，长久不衰。两汉四百年大致延其续，在史志、诗文等层面上时见踪影，但表现得相当零散，远不及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在辞赋、史传等领域都蔚为大观。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社会大动荡，生产大倒退，文化生态极为恶劣，反倒陷入了裹足不前之状。较之西向蜀文化和东向楚文化，这一阶段的巴渝文化，明显地处于后发展态势。
第二个阶段，涵盖了隋唐、五代、两宋，近七百年。其中的前三百余年国家统一，带动了巴渝地区经济社会恢复性的良动发展，后三百多年虽然重现政治上的分合争斗，但文化驱动空前自觉，合起来都给巴渝文化注入了生机。特别是科举、仕宦、贬谪、游历诸多因素，促成了包括李白、“三苏”在内，尤其是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学巨擘寓迹巴渝，直接催生出两大辉煌。一是形成了以“夔州诗”为品牌的诗歌胜境，流誉峡江，彪炳汗青，进入了唐宋两代中华诗歌殿堂。二是发掘出了巴渝本土始于齐梁的民歌“竹枝词”，创造性转化为文人“竹枝词”，由唐宋至于明清，不仅传播到全中国的众多民族，而且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与之相仿佛，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颐先后流寓巴渝，也将经学、理学以及兴学施教之风传播到巴渝，迄及明清仍见光扬。在这两大场域内，中华诗歌界和哲学界，渐次有了巴渝本土文人如李远、冯时行、度正、阳枋等的身影和行迹。尽管只是局部范围的异军突起，卓尔不群，但这种文化突破，却比1189年重庆升府得名，进而将原先只有行政、军事功能的本城建成一座兼具行政、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多功能的城市要早得多。尽有理由说，这个阶段显示着巴渝文化振起突升。
第三个阶段，贯通元明清，六百多年。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国家的族群结构和版图结构最终底定，四川省内成渝之间的统属格局趋于稳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里程，巴渝文化也因之而拓宽领域沉稳地成长。特别是明清两代大量移民进入巴渝地区，晚清重庆开埠，带来新技术和新思想，对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起了大作用。本地区文化名人前驱后继，文学如邹智、张佳胤、傅作楫、周煌、李惺、李士棻、钟云舫，史学如张森楷，经学如来知德，佛学如破山海明，书画如龚晴皋，成就和影响都超越了一时一地，邹容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更是领异于时代。外籍的文化名人，诸如杨慎、曹学佺、王士祯、王尔鉴、李调元、张问陶、赵熙等，亦有多向的不俗建树。尽管除邹容一响绝尘之外，缺少了足以与唐宋高标相比并的全国一流性高峰，但认定这一阶段巴渝文化构筑起了有如地理学上所谓中山水准的文化高地，还是并不过分的。
第四个阶段，从1912年民国成立开始，到1949年11月30日国共易帜为止，不足四十年。虽然极短暂，社会历史的风云激荡却是亘古无二，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全中国的战时首都更是空前绝后。由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重庆的思想、政治精英已经站在全川前列，家国情怀、革命意识已经在巴渝地区强势贲张。至抗战首都期间，数不胜数的全国一流的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汇聚到了当时重庆和周边地区，势所必至地全方位、大纵深推动文化迅猛突进，就将重庆打造成了那个时期全中国的最大最高的文化高地，其间还耸出不少全国性的文化高峰。其先其中其后，巴渝本籍的文化先进也竞相奋起，各展风骚，如卢作孚、任鸿隽、刘雪庵就在他们所致力的文化领域高扬过旗帜，潘大逵、杨庶堪、吴芳吉、张锡畴、何其芳、李寿民等也声逾夔门，成就不凡。毫无疑问，这是巴渝文化凸显鼎盛、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后世也难以企及。包括大量文献在内，它所留下的极其丰厚的思想、价值和精神遗产，永远都是巴渝文化最珍贵的富集宝藏。
由文献反观文化，概略勾勒出巴渝文化的四个生成、流变、发展阶段，指定会有助于今之巴渝住民和后之巴渝住民如实了解巴渝文化，切实增进对于本土文化的自知之明、自信之气和自强之力，从而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加自觉地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不懈地推动巴渝文化在新的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非巴渝籍人士，同样也有认识意义。《巴渝文献总目》没有按照这四个阶段划段分卷，而是依从学界通例分成“古代卷”和“民国卷”，与如此分段并不相抵牾。四分着眼于细密，两分着眼于大观，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巴渝文献总目》作为《巴渝文库》起始发凡的第一部大书，基本的编纂目的在于摸清文献家底，这一个目的已然达到。但它展现的主要是数量。反观于文化，数量承载的多半还是文化总体的支撑基座的长度和宽度，而并不是足以代表那种文化的品格和力量的厚度和高度。文化的品格和力量蕴含在创造性发现、创新性发展，浸透着质量，亦即思想、价值和精神的精华当中，任何文化形态均无所例外。因此，几乎与编纂《巴渝文献总目》同时起步，我们业已着手披沙拣金，精心遴选优秀文献，分门别类，钩玄提要，以编撰出第二部大书，亦即《巴渝文献要目提要》。明年或后年，当《巴渝文献要目提要》也编成出版以后，两部大书合为双璧，就将对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持续地生发出别的文化样式所不可替代的指南工具书作用。即便只编辑出版这样两部大书，《巴渝文库》工程便建立了历代前人未建之功，足可以便利当代，嘉惠后人，恒久存传。
《巴渝文库》的期成目标，远非仅编辑出版上述两部大书而已。按既定设计，今后十年内外，还将以“文献”、“新探”两大编的架构形式，分三步走，继续推进，争取总体量达到300种左右。“文献”编拟称《历代巴渝文献集成》，旨在对著作类和单篇类的优秀的，或者有某种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抉取、整理、注疏、翻印、选编或辑存，使之更适合古为今用，预计180种左右。“新探”编拟称《历代巴渝文化研究》，旨在延请本土学人和外地学人，在文献基础上，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作出创造性研究和创新性诠释，逐步地产生出著述成果120种左右。与其相对应，第一步为基础性工作，即在配套完成两部大书的同时，至迟于2017年四季度前，确定“文献”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二步再用三至五年时间，集中精力推进“文献”编的分项编辑出版，力争基本完成，并至迟于2020年四季度前，确定“新探”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三步另用五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完成“新探”编，力争2027年前后能竟全功。全过程都要坚持责任至上、质量第一原则，确保慎始慎终，以达致善始善终。能否如愿以偿，有待多方协力。
总而言之，编辑出版《巴渝文库》是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自始至终切实做到有抱负，有担当，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前赴后继地为之不懈努力，不竟全功，决不止息。它也体现着党委意向和政府行为，对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文化高地具有不容低估的深远意义，因而也需要党委和政府高屋建瓴，贯穿全程地给予更多关切和支持。它还具备了公益指向，因而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同样不可或缺。事关立心铸魂，必须不辱使命，前无愧怍于先人，后无愧怍于来者。初心长在，同怀勉之！
2016年12月16日于淡水轩
前言
人类文明的传承主要依托三个方面的载体，一是传世文献；二是地下文物；三是民间传说。就重庆现状看，关于巴渝历史文化的考古发现、民间传说虽然不少，但比较零碎，不成系统；而大量的传世文献，源远流长，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巴渝历史文化。我国自《汉书·艺文志》起，目录学发展颇具规模，如人所熟知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随正史得以广泛流传。宋代以后，雕版印刷开始普及，传世目录大行其道，其经典如《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检索便利，为士人称道。重庆的传世文献，虽然较为宏富，但是却无一部较为完整的书目。迄今为止，我们所见最早的书目，当数清嘉庆十九年（1814）四川邻水人、清乾隆后期举人廖寅（字亮工）的《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其后，在民国初年有合川人张森楷的《通史堂书库目录》、《贲园书库目录辑略》问世，但均不能涵盖重庆的传世文献。
重庆大学成立后，先后编辑过《重庆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1935）、《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1935）、《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1935），这些目录虽然只包括该校藏书，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有四川、重庆的历史文化。
抗战期间，重庆有几部目录值得重视。一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重庆各图书馆所藏）西南问题期刊联合目录》（1938）及《（重庆各图书馆所藏）西南问题联合书目初稿续》（1938）；一是《抗战地方史书目》（1939），二者均有不少涉及四川、重庆的历史文化。此外，《抗战地方史书目》（ 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年4月）、《抗战地方史书目军事史书目社会史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抗战社会史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年6月）、《抗战文艺书目抗战史书目补遗》（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等，保留了不少记载四川、重庆历史文化的书籍，值得参考。
巴渝历代典籍，数量甚为宏富。在启动《巴渝文库》工程之前，实有必要首先编纂一部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巴渝文献的总目录，以便彻底摸清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巴渝文献的存佚状况，为顺利完成《巴渝文库》工程奠定基础。历史上的目录学，要么记一代著述之盛，要么记一代藏书之精，要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巴渝文献总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将为《巴渝文库》提供重要的内容支撑，从而有利于确定后续的具体选题品种，进而组织完成各门类图书的编纂和出版。可以说，《巴渝文献总目》是关乎整个《巴渝文库》工程成败的关键。
专录一书以述一地著作，据《千顷堂书目》记载，始于明万历年间祁承邺的《两浙著作考》。明代四川新都杨慎有《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收录范围以与蜀有关为准，共收有名氏的作者630人，诗文1873篇，按文体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附引用书目、作者篇名索引。杨慎在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是四川人的骄傲，所以，他的作品在巴蜀大地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
明末曹学佺撰《蜀中著作记》十二卷，专记巴蜀文献，或征引古书，述其撰人及内容，或据实书，抄其序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近人王晓波编纂有《清代蜀人著述总目》，许肇鼎编纂有《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也是极有参考价值的重要目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仅见于重庆图书馆收藏的《四川丛书采访书目录》。此目录系民国六年四月胡淦等四川同仁在成都浙江会馆的“四川丛书编纂处”编纂而成根据省志、县志和各家藏书目杂记诸书，收集、整理四川人所著，及宦迹四川的学人有关四川的所有文献。全书共3册，收罗作者2500多人，超过0条书目。全书的书名、著者，按县份逐一统计，主要记录有书名、著者和出处三项。这个目录，为考察清末民初四川所有文献的存佚，提供了极大便利。
重庆图书馆从接受编纂《巴渝文献总目》的艰巨任务以来，各位同仁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以筚路蓝缕之精神，终日在书山文海中爬罗剔抉，最终遴选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巴渝著作文献7212种，单篇文献29479条。《巴渝文献总目》必将成为检寻巴渝文献的新钥匙，研究巴渝历史文化的新向导，为今后《巴渝文库》的编纂，无疑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值得一书。
2016年6月19日
史志类
太初历□□卷/（汉）落下闳等修.——版本情况不详.——落下闳（前156—前87），巴郡阆中（今属四川阆中）人，西汉著名民间天文学家。曾参与编修《太初历》，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族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历法.——出自《汉书·律历志》《阆中县志》。
巴郡图经□□卷/（汉）□□著.——版本情况不详，已佚.——出自《华阳国志·巴志》.——按：是书为汉代最早的图经，著者不详，主要记述巴郡之建置、疆域（境界、属县）、户口、道里等方面的内容，其体例较地记和地志完备，所记内容广泛翔实。《华阳国志·巴志》有引文，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载有书目。
巴蜀耆旧传□□卷/（汉）郑廑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郑廑，生卒年不详，字伯邑，汉代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出自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三》，《华阳国志·三州士女目录》.——按：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三·杂传》载：“郑廑，《巴蜀耆旧传》。”《华阳国志·三州士女目录·述作》载：“汉中太守郑廑，字伯邑，临邛人也，作《耆旧传》。”
巴蜀耆旧传□□卷（汉）赵谦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赵谦（？—192），字彦信，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东汉初平元年（190）太尉。《后汉书·赵典传》后附其传.——出自《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
巴蜀耆旧传□□卷/（汉）祝龟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祝龟，生卒年不详，字元灵，南郑（今陕西南郑）人.——出自《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
巴蜀耆旧传□□卷/（汉）王商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王商，生卒年不详，字文表，广汉郡（今四川广汉）人，曾任蜀郡太守。《后汉书·王堂传》后附其传，《华阳国志》卷十有《王商传》.——出自《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
巴汉志□□卷/（晋）□□著.——版本情况不详，未见. ——出自范晔《后汉书·郡国志》.——按：是书撰人不详，不见著录，约为魏晋时期作品。秦、汉置有巴郡、汉中郡，其地在今四川、重庆及陕西南部。范晔《后汉书·郡国志》“巴郡”条注有引文：“涪陵，巴郡之南鄙，从枳南入析丹涪陵水，与楚商於之地接。汉时赤田军，常取其民。”
巴蜀志一卷/（晋）袁休明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袁休明，生平不详.——出自《隋书·经籍志》.——按：《隋书·经籍志》载：《巴蜀志》一卷。《水经注》卷十六、《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一、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十八等，皆有引文。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作《巴蜀记》。
巴蜀异物志□□卷/（晋）谯周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槐树镇）人。《三国志》有传.——出自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按：是书亦名《谯周异物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二、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等载有书目，《文选·蜀都赋》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索隐等皆有引文。
古史考□□卷/（晋）谯周著.——版本情况不详.——出自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三巴记一卷/（晋）谯周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出自《隋书·经籍志》.——按：三巴，旧为巴郡。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分巴郡为永宁郡、固陵郡和巴郡，后又改为巴郡、巴东郡、巴西郡，大约相当于今天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之大部。是书为“三巴”地记，既载疆域沿革、山川地理，亦述人物、风俗，可视为后世完备方志之早期雏形，且其综记三郡，具有“合志”性质。是书旧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今存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载有书目，《玉篇·巴部》《艺文类聚·乐部》《宋书·州郡志》《太平寰宇记·渝州》等皆有引文。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书局刻本.——四册.——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属四川南充）人。西晋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十三年（1887）江南书局刻本.——八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十八年（1892）武林竹简斋石印本.——八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洲同文局石印本.——十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久敬斋石印本.——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益部耆旧传十篇/（晋）陈寿著.——版本情况不详.——出自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古国志五十篇/（晋）陈寿著.——版本情况不详.——出自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宋元丰元年（1078）刻本.——常璩（约291—361），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明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溪王氏增刻汉魏丛书本.——河南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清嘉庆十九年（1814）廖寅题襟馆刻本.——四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清光绪八年（1882）采道斋仿万卷楼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明）张佳胤校补.——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张佳胤刻本.——张佳胤（1527—1588），字肖甫，号崌崃山人，一作居来山人，铜梁县（今重庆铜梁区）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授太子太保衔。《明史》有传.——中国国家图书馆。
华阳国志补钞三卷/（晋）常璩撰；（□）□□补钞.——版本情况不详.——三册.——云南省图书馆。
益州记□□卷/（晋）刘欣期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刘欣期，晋人，生平不详.——出自嘉庆《四川通志》卷一百八十八.——按：嘉庆《四川通志》卷一百八十八《史部附录》载：“《益州记》无卷数，刘欣期撰。”《蜀中广记》卷九十六“李膺《益州记》条”载：“先是谯周、任豫、刘欣期，各有《益州记》，散见类书。”
益州记□□卷/（南朝宋）任预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任预，一作任豫，生卒年、里籍未详，晋末为太尉参军.——出自《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载：“任预，《益州记》。”卷中引用任豫《益州记》凡七条，“任豫”亦作“任预”。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六》载：“《益州记》卷亡，任预撰，不著录。”
益州记三卷/（南朝梁）李膺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李膺，生卒年不详，字公胤，四川广汉人。约生活于南朝齐、梁间，曾任本州别驾，终太仆卿.——出自《隋书·经籍志二》.——按：《隋书·经籍志二》：“《益州记》三卷，李氏撰。”
益州记三卷/（隋）李允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李允，隋朝人，生平不详.——出自《唐书·艺文志二》.——按：《唐书·艺文志二》：“李允《益州记》，三卷。”
夔州旧图经□□卷/（唐）李国纬撰.——版本情况不详.——李国纬，唐代人，生平不详.——出自《舆地碑记目》卷四.——按：《舆地碑记目》卷四：“《夔州旧图经》，李国纬编。”《蜀中广记》卷二十一《夔州府》有引文：“八阵图铭石刻在碛中，今不复见。张季长诗刻铭，久伏水底。”《永乐大典》（辑本）卷九千七百六十三《二二覃》亦有引文：“ （朝阳岩）日出光照此山，因名之。”
夔州图经□□卷/（唐）源乾曜纂.——版本情况不详.——源乾曜（？—731），临漳（今属河北邯郸）人。唐代宰相，神龙年间（705—707）曾任夔州参军。《旧唐书》卷九十八、《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皆有传.——出自《舆地碑记目》卷四.——按：《舆地碑记目》卷四《夔州·碑记》云：“《夔州图经》，故相国安阳公源乾曜，尝参与修图经，言风俗甚备，见刘禹锡诗。”
江州事迹三卷/（唐）韩昱撰.——版本情况不详.——韩昱，号太行山人，山西壶关县人，一说蜀人。唐玄宗时人，或在江州任职.——出自《宋史·艺文志》。
蜀记三卷/（唐）郑暐撰.——郑暐，唐代人，生平不详.——出自《宋史·艺文志二》.——按：《宋史·艺文志二》载：“郑暐，《蜀记》三卷。”是书杂记蜀地之事，含人物、古迹、寺观之属。
蜀记□□卷/（唐）段成式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段成式（803—863），字柯古，邹平（今属山东淄博）人。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出自《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三.——按：《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三“石新妇”条，引《蜀记》云：“昔有人远征，妻送至此，大泣，不忍归，因化为石。”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六》：“《蜀记》，卷亡，段氏撰，不著录。”
巴南山川记□□卷/（□）□□撰.——版本情况不详，未见.——出自《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七.——按：此书未见著录，《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七有引文，故约为唐代或之前所作。巴南，泛指四川、重庆以南地域。
了解巴渝文献情况的重要工具书
作者简介
任竞，重庆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兼任重庆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重庆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重庆社科联委员、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等职。
王志昆，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
目录
总序
前言
凡例
史志类
哲理类
艺文类
政经类
科技类
语文类
综合类
后记
题名索引
著者索引
序言
总序
蓝锡麟
两百多万字的《巴渝文献总目》即将出版发行。它标志着经过六年多的精准设计、切实论证和辛勤推进，业已明确写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巴渝文库》编纂出版工程，取得了第1个硕重的成果。它也预示着，依托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已摸清和呈显的巴渝文献的厚实家底，对于巴渝文化的挖掘、阐释、传承和弘扬，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巴渝文库》是一套以发掘梳理、编纂出版巴渝文献为主轴，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进行广泛汇通、深入探究和当代解读，以供今人和后人充分了解巴渝文化、准确认知巴渝文化，有利于存史、传箴、资治、扬德、励志、育才的大型丛书。整套丛书都将遵循整理、研究、求实、适用的编纂方针，运用系统、发展、开放、创新的文化理念，力求能如宋人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对厘清巴渝文化文脉，光大巴渝文化精华，作出当代文化视野所能达致的应有贡献。
这其间有三个关键词，亦即“巴渝”、“文化”和“巴渝文化”。
“巴渝”称谓由来甚早。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即有“巴渝宋蔡，淮南于遮”的表述，桓宽的《盐铁论·刺权篇》也有“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的说法。西晋郭璞曾为《上林赋》作注，指认“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从前后《汉书》至新旧《唐书》，以及《三巴记》、《华阳国志》等典籍中，都能见到“巴渝乐”、“巴渝舞”的记载。据之不难判定，“巴渝”是一个地域历史概念，它泛指的是先秦巴国、秦汉巴郡辖境所及，中有渝水贯注的广大区域。当今重庆市，即为其间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堪称主体部分。
关于“文化”的界说，古今中外逾百种，我们只取在当今中国学界比较通用的一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因此，“自然的人化”，亦即人类超越本能的、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及其物质、精神产品，就是广义的文化。在广义涵蕴上，文化与文明大体上相当。广义文化的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建构两极，两极又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其中的价值体系，即与特定族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构成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通常被称为观念形态，就是狭义的文化。文字作为语言的主要记载符号，累代相积地记录、传播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则形成文献。文献直属于狭义文化，具有知识性特征，但同时又是广义文化的价值结晶。《巴渝文库》的“文”即专指文献，整部丛书都将遵循以上认知从文献伸及文化。
将“巴渝”和“文化”两个概念和合为一，标举出“巴渝文化”特指概念，乃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发生的事。肇其端，《说文月刊》1941年10月在上海，1942年8月在重庆，先后发表了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并以“巴蜀文化专号”名义合计发表了25篇文章，破天荒揭橥了巴蜀文化的基本内涵。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成渝两地的学者群作为主体，也吸引了全国学界一些人的关注和参与，对巴蜀文化的创新探究逐步深化、丰富和拓展，并由“巴蜀文化”总体维度向“巴蜀文明”、“巴渝文化”两个向度切分、提升和衍进。在此基础上，以1989年11月重庆博物馆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第1辑《巴渝文化》首树旗帜，经1993年秋在渝召开“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激扬波澜，到1999年间第四辑《巴渝文化》结集面世，确证了“巴渝文化”这一地域历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距今已达三十多年，并已获得全国学界的广泛认同。黎小龙所撰《“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一文，对其沿革、流变及因果考镜翔实，梳理通达，足可供而今而后一切关注巴渝文化的人溯源知流，辨伪识真。
从中不难看出，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可合可分。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种属，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一层级的长江流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自先秦迄于两汉，巴渝文化几近巴文化的同义语，与蜀文化共融而成巴蜀文化。魏晋南北朝以降，跟巴渝相对应的行政区划迭有变更，仅言巴渝渐次不能遍及巴，但是，在巴渝文化的核心区、主体圈和辐射面以内，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补性，或者一言以蔽之曰同质性，仍然不可移易地存在，任何时势下都毋庸置疑。而与之同时，大自然的伟力所造就的巴渝山水地质地貌，又以不依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超然势能，对于生息其间的历代住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施予重大影响，从而决定了巴人与蜀人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取向不尽一致，各有特色。再加上巴渝地区周边四向，东之楚、南之黔、北之秦以及更广远的中原地区的文化都会与之相互交流、渗透和浸润，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些异质性，更加不可避免。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以此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的前提下，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合情合理，势在必然。
周边四向其他文化与巴渝文化交相作用，影响之大首推蜀文化自不待言，但对楚文化也不容忽视。《华阳国志·巴志》有言：“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厚。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正是这种交互性的生动写照。就地缘结构和族群渊源而言，理当毫不含糊地说，巴渝文化地域恰是巴蜀文化圈与荆楚文化圈的边缘交叉地域。既边缘，又交叉，正负两端效应都有。正面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生成巴渝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多样上。而负面的效应，则集中反映在距离两大文化圈的核心地区比较远，无论在广义层面，还是在狭义层面，巴渝文化的演进发展都难免于相对滞后。负面效应贯穿先秦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宋才有根本的改观。
地域历史的客观进程即是巴渝文化的理论基石。当第四辑《巴渝文化》出版面世时，全国学界已对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取得不少积极的研究成果，认为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已然成为趋近共识的地域历史文化界说。《巴渝文库》自设计伊始，便认同这一界说，并将其贯彻编纂全过程。但在时空界线上略有调整，编纂出版的主要内容已确认为，从有文物佐证和文字记载的上古时期开始，直至1949年9月30日为止，举凡曾对今重庆市以及周边相关的历代巴渝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具备文献价值，能够体现巴渝文化的基本内涵的各种信息记录，尤其是得到自古及今广泛认同的代表性著述，都在尽可能搜集、录入和整理、推介之列，当今学人对于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的研究性著述也将与之相辅相成。一定意义上，它也可以叫《重庆文库》，然而不忘文化初始，不忘文化由来，还是《巴渝文库》体现顺理成章。
须当明确指出，《巴渝文库》瞩目的历代文献，并非一概出自巴渝本籍人士的手笔。因为一切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注定都是在其滋生的热土上曾经生息过的所有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共生结果，决不应该分本籍或外籍。对巴渝文化而言，珍重和恪守这一理念尤关紧要。唐宋时期和民国年间，无疑是巴渝文化最辉煌的两大时段，非巴渝籍人士在这两大时段确曾有的发现和创造，明显超过了巴渝本籍人士，排斥他们便会自损巴渝文化。所以我们对于文献的收取原则，是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尊重历史，敬畏前贤。只不过，有惩于诸多发抉限制，时下文本还做不到应收尽收，只能做到尽可能收。拾遗补阙之功，容当俟诸后昆。
还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的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一定时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尤其是后者中的经济、政治等广义文化要素的多层多样性的制约和支配。无论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都因之而决定，不同的地域文化会存在不平衡性和可变动性。但文化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单相式仆从，它也有自身的构成品质和运行规律。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一定同步，通常呈现出相对滞后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在特定的社会异动中又有可能凸显超前。另一方面，不管处于哪种状态下，文化都对经济、政治等等具有能动性的反作用，特别是反映优秀传统或先进理念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整个社会多维度的，广场域的渗透影响十分巨大。除此而外，任何文化强势区域的产生和延续，决然都离不开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的引领开拓。这一切，在巴渝文化的演进流程中都有长足的映现，而巴渝文献正是巴渝文化行进路线图的历史风貌长卷。
从这一长卷可以清晰地指认，巴渝文献为形，巴渝文化为神，从先秦迄于民国三千多年以来，历代先人所创造的巴渝地域历史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绚丽多姿，历久弥新。尽管文献并不能够代替文物、风俗之类对于文化也具有的载记功能和传扬作用，但它作为最重要的传承形态，如今荟萃于一体，分明已经展示出了巴渝文化的四个行进阶段。
第1个阶段，起自先秦，结于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长达千余年，前大半段恰为上古巴国、两汉巴郡的存在时期，因而正是巴渝文化的初始时期；后小半段则为三国蜀汉以降，多族群的十几个纷争政权先后交替分治时期，因而从文化看只是初始时期的迟缓延伸。巴国虽曾强盛过，却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在鲁哀公十八年（前477）以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沦落为一个无足道的僻远弱国。政治上的边缘化，加之经济上的山林渔猎文明、山地农耕文明相交错，生产力低下，严重地桎梏了文化的根苗茁壮生长。其间最 大的亮点，在于巴、楚共建而成的巫、神、辞、谣相融合的三峡文化，泽被后世，长久不衰。两汉四百年大致延其续，在史志、诗文等层面上时见踪影，但表现得相当零散，远不及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在辞赋、史传等领域都蔚为大观。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社会大动荡，生产大倒退，文化生态极为恶劣，反倒陷入了裹足不前之状。较之西向蜀文化和东向楚文化，这一阶段的巴渝文化，明显地处于后发展态势。
第二个阶段，涵盖了隋唐、五代、两宋，近七百年。其中的前三百余年国家统一，带动了巴渝地区经济社会恢复性的良动发展，后三百多年虽然重现政治上的分合争斗，但文化驱动空前自觉，合起来都给巴渝文化注入了生机。特别是科举、仕宦、贬谪、游历诸多因素，促成了包括李白、“三苏”在内，尤其是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学巨擘寓迹巴渝，直接催生出两大辉煌。一是形成了以“夔州诗”为品牌的诗歌胜境，流誉峡江，彪炳汗青，进入了唐宋两代中华诗歌殿堂。二是发掘出了巴渝本土始于齐梁的民歌“竹枝词”，创造性转化为文人“竹枝词”，由唐宋至于明清，不仅传播到全中国的众多民族，而且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与之相仿佛，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颐先后流寓巴渝，也将经学、理学以及兴学施教之风传播到巴渝，迄及明清仍见光扬。在这两大场域内，中华诗歌界和哲学界，渐次有了巴渝本土文人如李远、冯时行、度正、阳枋等的身影和行迹。尽管只是局部范围的异军突起，卓尔不群，但这种文化突破，却比1189年重庆升府得名，进而将原先只有行政、军事功能的本城建成一座兼具行政、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多功能的城市要早得多。尽有理由说，这个阶段显示着巴渝文化振起突升。
第三个阶段，贯通元明清，六百多年。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国家的族群结构和版图结构最终底定，四川省内成渝之间的统属格局趋于稳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里程，巴渝文化也因之而拓宽领域沉稳地成长。特别是明清两代大量移民进入巴渝地区，晚清重庆开埠，带来新技术和新思想，对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起了大作用。本地区文化名人前驱后继，文学如邹智、张佳胤、傅作楫、周煌、李惺、李士棻、钟云舫，史学如张森楷，经学如来知德，佛学如破山海明，书画如龚晴皋，成就和影响都超越了一时一地，邹容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更是领异于时代。外籍的文化名人，诸如杨慎、曹学佺、王士祯、王尔鉴、李调元、张问陶、赵熙等，亦有多向的不俗建树。尽管除邹容一响绝尘之外，缺少了足以与唐宋高标相比并的全国一流性高峰，但认定这一阶段巴渝文化构筑起了有如地理学上所谓中山水准的文化高地，还是并不过分的。
第四个阶段，从1912年民国成立开始，到1949年11月30日国共易帜为止，不足四十年。虽然极短暂，社会历史的风云激荡却是亘古无二，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全中国的战时首都更是空前绝后。由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重庆的思想、政治精英已经站在全川前列，家国情怀、革命意识已经在巴渝地区强势贲张。至抗战首都期间，数不胜数的全国一流的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汇聚到了当时重庆和周边地区，势所必至地全方位、大纵深推动文化迅猛突进，就将重庆打造成了那个时期全中国的最 大最 高的文化高地，其间还耸出不少全国性的文化高峰。其先其中其后，巴渝本籍的文化先进也竞相奋起，各展风骚，如卢作孚、任鸿隽、刘雪庵就在他们所致力的文化领域高扬过旗帜，潘大逵、杨庶堪、吴芳吉、张锡畴、何其芳、李寿民等也声逾夔门，成就不凡。毫无疑问，这是巴渝文化凸显鼎盛、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后世也难以企及。包括大量文献在内，它所留下的极其丰厚的思想、价值和精神遗产，永远都是巴渝文化最珍贵的富集宝藏。
由文献反观文化，概略勾勒出巴渝文化的四个生成、流变、发展阶段，指定会有助于今之巴渝住民和后之巴渝住民如实了解巴渝文化，切实增进对于本土文化的自知之明、自信之气和自强之力，从而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加自觉地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不懈地推动巴渝文化在新的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非巴渝籍人士，同样也有认识意义。《巴渝文献总目》没有按照这四个阶段划段分卷，而是依从学界通例分成“古代卷”和“民国卷”，与如此分段并不相抵牾。四分着眼于细密，两分着眼于大观，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巴渝文献总目》作为《巴渝文库》起始发凡的第1部大书，基本的编纂目的在于摸清文献家底，这一个目的已然达到。但它展现的主要是数量。反观于文化，数量承载的多半还是文化总体的支撑基座的长度和宽度，而并不是足以代表那种文化的品格和力量的厚度和高度。文化的品格和力量蕴含在创造性发现、创新性发展，浸透着质量，亦即思想、价值和精神的精华当中，任何文化形态均无所例外。因此，几乎与编纂《巴渝文献总目》同时起步，我们业已着手披沙拣金，精心遴选优秀文献，分门别类，钩玄提要，以编撰出第二部大书，亦即《巴渝文献要目提要》。明年或后年，当《巴渝文献要目提要》也编成出版以后，两部大书合为双璧，就将对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持续地生发出别的文化样式所不可替代的指南工具书作用。即便只编辑出版这样两部大书，《巴渝文库》工程便建立了历代前人未建之功，足可以便利当代，嘉惠后人，恒久存传。
《巴渝文库》的期成目标，远非仅编辑出版上述两部大书而已。按既定设计，今后十年内外，还将以“文献”、“新探”两大编的架构形式，分三步走，继续推进，争取总体量达到300种左右。“文献”编拟称《历代巴渝文献集成》，旨在对著作类和单篇类的优秀的，或者有某种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抉取、整理、注疏、翻印、选编或辑存，使之更适合古为今用，预计180种左右。“新探”编拟称《历代巴渝文化研究》，旨在延请本土学人和外地学人，在文献基础上，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作出创造性研究和创新性诠释，逐步地产生出著述成果120种左右。与其相对应，第1步为基础性工作，即在配套完成两部大书的同时，至迟于2017年四季度前，确定“文献”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二步再用三至五年时间，集中精力推进“文献”编的分项编辑出版，力争基本完成，并至迟于2020年四季度前，确定“新探”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三步另用五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完成“新探”编，力争2027年前后能竟全功。全过程都要坚持责任至上、质量第1原则，确保慎始慎终，以达致善始善终。能否如愿以偿，有待多方协力。
总而言之，编辑出版《巴渝文库》是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自始至终切实做到有抱负，有担当，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前赴后继地为之不懈努力，不竟全功，决不止息。它也体现着党委意向和政府行为，对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文化高地具有不容低估的深远意义，因而也需要党委和政府高屋建瓴，贯穿全程地给予更多关切和支持。它还具备了公益指向，因而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同样不可或缺。事关立心铸魂，必须不辱使命，前无愧怍于先人，后无愧怍于来者。初心长在，同怀勉之！
2016年12月16日于淡水轩
文摘
总序
蓝锡麟
两百多万字的《巴渝文献总目》即将出版发行。它标志着经过六年多的精准设计、切实论证和辛勤推进，业已明确写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巴渝文库》编纂出版工程，取得了第一个硕重的成果。它也预示着，依托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已摸清和呈显的巴渝文献的厚实家底，对于巴渝文化的挖掘、阐释、传承和弘扬，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巴渝文库》是一套以发掘梳理、编纂出版巴渝文献为主轴，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进行广泛汇通、深入探究和当代解读，以供今人和后人充分了解巴渝文化、准确认知巴渝文化，有利于存史、传箴、资治、扬德、励志、育才的大型丛书。整套丛书都将遵循整理、研究、求实、适用的编纂方针，运用系统、发展、开放、创新的文化理念，力求能如宋人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对厘清巴渝文化文脉，光大巴渝文化精华，作出当代文化视野所能达致的应有贡献。
这其间有三个关键词，亦即“巴渝”、“文化”和“巴渝文化”。
“巴渝”称谓由来甚早。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即有“巴渝宋蔡，淮南于遮”的表述，桓宽的《盐铁论·刺权篇》也有“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的说法。西晋郭璞曾为《上林赋》作注，指认“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从前后《汉书》至新旧《唐书》，以及《三巴记》、《华阳国志》等典籍中，都能见到“巴渝乐”、“巴渝舞”的记载。据之不难判定，“巴渝”是一个地域历史概念，它泛指的是先秦巴国、秦汉巴郡辖境所及，中有渝水贯注的广大区域。当今重庆市，即为其间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堪称主体部分。
关于“文化”的界说，古今中外逾百种，我们只取在当今中国学界比较通用的一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因此，“自然的人化”，亦即人类超越本能的、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及其物质、精神产品，就是广义的文化。在广义涵蕴上，文化与文明大体上相当。广义文化的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建构两极，两极又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其中的价值体系，即与特定族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构成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通常被称为观念形态，就是狭义的文化。文字作为语言的主要记载符号，累代相积地记录、传播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则形成文献。文献直属于狭义文化，具有知识性特征，但同时又是广义文化的价值结晶。《巴渝文库》的“文”即专指文献，整部丛书都将遵循以上认知从文献伸及文化。
将“巴渝”和“文化”两个概念和合为一，标举出“巴渝文化”特指概念，乃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发生的事。肇其端，《说文月刊》1941年10月在上海，1942年8月在重庆，先后发表了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并以“巴蜀文化专号”名义合计发表了25篇文章，破天荒揭橥了巴蜀文化的基本内涵。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成渝两地的学者群作为主体，也吸引了全国学界一些人的关注和参与，对巴蜀文化的创新探究逐步深化、丰富和拓展，并由“巴蜀文化”总体维度向“巴蜀文明”、“巴渝文化”两个向度切分、提升和衍进。在此基础上，以1989年11月重庆博物馆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巴渝文化》首树旗帜，经1993年秋在渝召开“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激扬波澜，到1999年间第四辑《巴渝文化》结集面世，确证了“巴渝文化”这一地域历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距今已达三十多年，并已获得全国学界的广泛认同。黎小龙所撰《“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一文，对其沿革、流变及因果考镜翔实，梳理通达，足可供而今而后一切关注巴渝文化的人溯源知流，辨伪识真。
从中不难看出，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可合可分。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种属，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一层级的长江流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自先秦迄于两汉，巴渝文化几近巴文化的同义语，与蜀文化共融而成巴蜀文化。魏晋南北朝以降，跟巴渝相对应的行政区划迭有变更，仅言巴渝渐次不能遍及巴，但是，在巴渝文化的核心区、主体圈和辐射面以内，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补性，或者一言以蔽之曰同质性，仍然不可移易地存在，任何时势下都毋庸置疑。而与之同时，大自然的伟力所造就的巴渝山水地质地貌，又以不依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超然势能，对于生息其间的历代住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施予重大影响，从而决定了巴人与蜀人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取向不尽一致，各有特色。再加上巴渝地区周边四向，东之楚、南之黔、北之秦以及更广远的中原地区的文化都会与之相互交流、渗透和浸润，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些异质性，更加不可避免。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以此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的前提下，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合情合理，势在必然。
周边四向其他文化与巴渝文化交相作用，影响之大首推蜀文化自不待言，但对楚文化也不容忽视。《华阳国志·巴志》有言：“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厚。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正是这种交互性的生动写照。就地缘结构和族群渊源而言，理当毫不含糊地说，巴渝文化地域恰是巴蜀文化圈与荆楚文化圈的边缘交叉地域。既边缘，又交叉，正负两端效应都有。正面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生成巴渝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多样上。而负面的效应，则集中反映在距离两大文化圈的核心地区比较远，无论在广义层面，还是在狭义层面，巴渝文化的演进发展都难免于相对滞后。负面效应贯穿先秦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宋才有根本的改观。
地域历史的客观进程即是巴渝文化的理论基石。当第四辑《巴渝文化》出版面世时，全国学界已对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取得不少积极的研究成果，认为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已然成为趋近共识的地域历史文化界说。《巴渝文库》自设计伊始，便认同这一界说，并将其贯彻编纂全过程。但在时空界线上略有调整，编纂出版的主要内容已确认为，从有文物佐证和文字记载的上古时期开始，直至1949年9月30日为止，举凡曾对今重庆市以及周边相关的历代巴渝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具备文献价值，能够体现巴渝文化的基本内涵的各种信息记录，尤其是得到自古及今广泛认同的代表性著述，都在尽可能搜集、录入和整理、推介之列，当今学人对于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的研究性著述也将与之相辅相成。一定意义上，它也可以叫《重庆文库》，然而不忘文化初始，不忘文化由来，还是《巴渝文库》体现顺理成章。
须当明确指出，《巴渝文库》瞩目的历代文献，并非一概出自巴渝本籍人士的手笔。因为一切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注定都是在其滋生的热土上曾经生息过的所有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共生结果，决不应该分本籍或外籍。对巴渝文化而言，珍重和恪守这一理念尤关紧要。唐宋时期和民国年间，无疑是巴渝文化最辉煌的两大时段，非巴渝籍人士在这两大时段确曾有的发现和创造，明显超过了巴渝本籍人士，排斥他们便会自损巴渝文化。所以我们对于文献的收取原则，是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尊重历史，敬畏前贤。只不过，有惩于诸多发抉限制，时下文本还做不到应收尽收，只能做到尽可能收。拾遗补阙之功，容当俟诸后昆。
还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的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一定时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尤其是后者中的经济、政治等广义文化要素的多层多样性的制约和支配。无论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都因之而决定，不同的地域文化会存在不平衡性和可变动性。但文化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单相式仆从，它也有自身的构成品质和运行规律。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一定同步，通常呈现出相对滞后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在特定的社会异动中又有可能凸显超前。另一方面，不管处于哪种状态下，文化都对经济、政治等等具有能动性的反作用，特别是反映优秀传统或先进理念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整个社会多维度的，广场域的渗透影响十分巨大。除此而外，任何文化强势区域的产生和延续，决然都离不开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的引领开拓。这一切，在巴渝文化的演进流程中都有长足的映现，而巴渝文献正是巴渝文化行进路线图的历史风貌长卷。
从这一长卷可以清晰地指认，巴渝文献为形，巴渝文化为神，从先秦迄于民国三千多年以来，历代先人所创造的巴渝地域历史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绚丽多姿，历久弥新。尽管文献并不能够代替文物、风俗之类对于文化也具有的载记功能和传扬作用，但它作为最重要的传承形态，如今荟萃于一体，分明已经展示出了巴渝文化的四个行进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自先秦，结于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长达千余年，前大半段恰为上古巴国、两汉巴郡的存在时期，因而正是巴渝文化的初始时期；后小半段则为三国蜀汉以降，多族群的十几个纷争政权先后交替分治时期，因而从文化看只是初始时期的迟缓延伸。巴国虽曾强盛过，却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在鲁哀公十八年（前477）以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沦落为一个无足道的僻远弱国。政治上的边缘化，加之经济上的山林渔猎文明、山地农耕文明相交错，生产力低下，严重地桎梏了文化的根苗茁壮生长。其间最大的亮点，在于巴、楚共建而成的巫、神、辞、谣相融合的三峡文化，泽被后世，长久不衰。两汉四百年大致延其续，在史志、诗文等层面上时见踪影，但表现得相当零散，远不及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在辞赋、史传等领域都蔚为大观。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社会大动荡，生产大倒退，文化生态极为恶劣，反倒陷入了裹足不前之状。较之西向蜀文化和东向楚文化，这一阶段的巴渝文化，明显地处于后发展态势。
第二个阶段，涵盖了隋唐、五代、两宋，近七百年。其中的前三百余年国家统一，带动了巴渝地区经济社会恢复性的良动发展，后三百多年虽然重现政治上的分合争斗，但文化驱动空前自觉，合起来都给巴渝文化注入了生机。特别是科举、仕宦、贬谪、游历诸多因素，促成了包括李白、“三苏”在内，尤其是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学巨擘寓迹巴渝，直接催生出两大辉煌。一是形成了以“夔州诗”为品牌的诗歌胜境，流誉峡江，彪炳汗青，进入了唐宋两代中华诗歌殿堂。二是发掘出了巴渝本土始于齐梁的民歌“竹枝词”，创造性转化为文人“竹枝词”，由唐宋至于明清，不仅传播到全中国的众多民族，而且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与之相仿佛，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颐先后流寓巴渝，也将经学、理学以及兴学施教之风传播到巴渝，迄及明清仍见光扬。在这两大场域内，中华诗歌界和哲学界，渐次有了巴渝本土文人如李远、冯时行、度正、阳枋等的身影和行迹。尽管只是局部范围的异军突起，卓尔不群，但这种文化突破，却比1189年重庆升府得名，进而将原先只有行政、军事功能的本城建成一座兼具行政、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多功能的城市要早得多。尽有理由说，这个阶段显示着巴渝文化振起突升。
第三个阶段，贯通元明清，六百多年。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国家的族群结构和版图结构最终底定，四川省内成渝之间的统属格局趋于稳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里程，巴渝文化也因之而拓宽领域沉稳地成长。特别是明清两代大量移民进入巴渝地区，晚清重庆开埠，带来新技术和新思想，对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起了大作用。本地区文化名人前驱后继，文学如邹智、张佳胤、傅作楫、周煌、李惺、李士棻、钟云舫，史学如张森楷，经学如来知德，佛学如破山海明，书画如龚晴皋，成就和影响都超越了一时一地，邹容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更是领异于时代。外籍的文化名人，诸如杨慎、曹学佺、王士祯、王尔鉴、李调元、张问陶、赵熙等，亦有多向的不俗建树。尽管除邹容一响绝尘之外，缺少了足以与唐宋高标相比并的全国一流性高峰，但认定这一阶段巴渝文化构筑起了有如地理学上所谓中山水准的文化高地，还是并不过分的。
第四个阶段，从1912年民国成立开始，到1949年11月30日国共易帜为止，不足四十年。虽然极短暂，社会历史的风云激荡却是亘古无二，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全中国的战时首都更是空前绝后。由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重庆的思想、政治精英已经站在全川前列，家国情怀、革命意识已经在巴渝地区强势贲张。至抗战首都期间，数不胜数的全国一流的文化贤良和学术精英汇聚到了当时重庆和周边地区，势所必至地全方位、大纵深推动文化迅猛突进，就将重庆打造成了那个时期全中国的最大最高的文化高地，其间还耸出不少全国性的文化高峰。其先其中其后，巴渝本籍的文化先进也竞相奋起，各展风骚，如卢作孚、任鸿隽、刘雪庵就在他们所致力的文化领域高扬过旗帜，潘大逵、杨庶堪、吴芳吉、张锡畴、何其芳、李寿民等也声逾夔门，成就不凡。毫无疑问，这是巴渝文化凸显鼎盛、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后世也难以企及。包括大量文献在内，它所留下的极其丰厚的思想、价值和精神遗产，永远都是巴渝文化最珍贵的富集宝藏。
由文献反观文化，概略勾勒出巴渝文化的四个生成、流变、发展阶段，指定会有助于今之巴渝住民和后之巴渝住民如实了解巴渝文化，切实增进对于本土文化的自知之明、自信之气和自强之力，从而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加自觉地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不懈地推动巴渝文化在新的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非巴渝籍人士，同样也有认识意义。《巴渝文献总目》没有按照这四个阶段划段分卷，而是依从学界通例分成“古代卷”和“民国卷”，与如此分段并不相抵牾。四分着眼于细密，两分着眼于大观，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巴渝文献总目》作为《巴渝文库》起始发凡的第一部大书，基本的编纂目的在于摸清文献家底，这一个目的已然达到。但它展现的主要是数量。反观于文化，数量承载的多半还是文化总体的支撑基座的长度和宽度，而并不是足以代表那种文化的品格和力量的厚度和高度。文化的品格和力量蕴含在创造性发现、创新性发展，浸透着质量，亦即思想、价值和精神的精华当中，任何文化形态均无所例外。因此，几乎与编纂《巴渝文献总目》同时起步，我们业已着手披沙拣金，精心遴选优秀文献，分门别类，钩玄提要，以编撰出第二部大书，亦即《巴渝文献要目提要》。明年或后年，当《巴渝文献要目提要》也编成出版以后，两部大书合为双璧，就将对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持续地生发出别的文化样式所不可替代的指南工具书作用。即便只编辑出版这样两部大书，《巴渝文库》工程便建立了历代前人未建之功，足可以便利当代，嘉惠后人，恒久存传。
《巴渝文库》的期成目标，远非仅编辑出版上述两部大书而已。按既定设计，今后十年内外，还将以“文献”、“新探”两大编的架构形式，分三步走，继续推进，争取总体量达到300种左右。“文献”编拟称《历代巴渝文献集成》，旨在对著作类和单篇类的优秀的，或者有某种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抉取、整理、注疏、翻印、选编或辑存，使之更适合古为今用，预计180种左右。“新探”编拟称《历代巴渝文化研究》，旨在延请本土学人和外地学人，在文献基础上，对巴渝历史、巴渝人文、巴渝风物等作出创造性研究和创新性诠释，逐步地产生出著述成果120种左右。与其相对应，第一步为基础性工作，即在配套完成两部大书的同时，至迟于2017年四季度前，确定“文献”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二步再用三至五年时间，集中精力推进“文献”编的分项编辑出版，力争基本完成，并至迟于2020年四季度前，确定“新探”编的所有子项目和项目承担人。第三步另用五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完成“新探”编，力争2027年前后能竟全功。全过程都要坚持责任至上、质量第一原则，确保慎始慎终，以达致善始善终。能否如愿以偿，有待多方协力。
总而言之，编辑出版《巴渝文库》是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自始至终切实做到有抱负，有担当，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前赴后继地为之不懈努力，不竟全功，决不止息。它也体现着党委意向和政府行为，对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文化高地具有不容低估的深远意义，因而也需要党委和政府高屋建瓴，贯穿全程地给予更多关切和支持。它还具备了公益指向，因而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同样不可或缺。事关立心铸魂，必须不辱使命，前无愧怍于先人，后无愧怍于来者。初心长在，同怀勉之！
2016年12月16日于淡水轩
前言
人类文明的传承主要依托三个方面的载体，一是传世文献；二是地下文物；三是民间传说。就重庆现状看，关于巴渝历史文化的考古发现、民间传说虽然不少，但比较零碎，不成系统；而大量的传世文献，源远流长，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巴渝历史文化。我国自《汉书·艺文志》起，目录学发展颇具规模，如人所熟知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随正史得以广泛流传。宋代以后，雕版印刷开始普及，传世目录大行其道，其经典如《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检索便利，为士人称道。重庆的传世文献，虽然较为宏富，但是却无一部较为完整的书目。迄今为止，我们所见最早的书目，当数清嘉庆十九年（1814）四川邻水人、清乾隆后期举人廖寅（字亮工）的《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其后，在民国初年有合川人张森楷的《通史堂书库目录》、《贲园书库目录辑略》问世，但均不能涵盖重庆的传世文献。
重庆大学成立后，先后编辑过《重庆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1935）、《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1935）、《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1935），这些目录虽然只包括该校藏书，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有四川、重庆的历史文化。
抗战期间，重庆有几部目录值得重视。一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重庆各图书馆所藏）西南问题期刊联合目录》（1938）及《（重庆各图书馆所藏）西南问题联合书目初稿续》（1938）；一是《抗战地方史书目》（1939），二者均有不少涉及四川、重庆的历史文化。此外，《抗战地方史书目》（ 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年4月）、《抗战地方史书目军事史书目社会史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抗战社会史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年6月）、《抗战文艺书目抗战史书目补遗》（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1939）等，保留了不少记载四川、重庆历史文化的书籍，值得参考。
巴渝历代典籍，数量甚为宏富。在启动《巴渝文库》工程之前，实有必要首先编纂一部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巴渝文献的总目录，以便彻底摸清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巴渝文献的存佚状况，为顺利完成《巴渝文库》工程奠定基础。历史上的目录学，要么记一代著述之盛，要么记一代藏书之精，要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巴渝文献总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将为《巴渝文库》提供重要的内容支撑，从而有利于确定后续的具体选题品种，进而组织完成各门类图书的编纂和出版。可以说，《巴渝文献总目》是关乎整个《巴渝文库》工程成败的关键。
专录一书以述一地著作，据《千顷堂书目》记载，始于明万历年间祁承邺的《两浙著作考》。明代四川新都杨慎有《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收录范围以与蜀有关为准，共收有名氏的作者630人，诗文1873篇，按文体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附引用书目、作者篇名索引。杨慎在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是四川人的骄傲，所以，他的作品在巴蜀大地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
明末曹学佺撰《蜀中著作记》十二卷，专记巴蜀文献，或征引古书，述其撰人及内容，或据实书，抄其序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近人王晓波编纂有《清代蜀人著述总目》，许肇鼎编纂有《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也是极有参考价值的重要目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仅见于重庆图书馆收藏的《四川丛书采访书目录》。此目录系民国六年四月胡淦等四川同仁在成都浙江会馆的“四川丛书编纂处”编纂而成根据省志、县志和各家藏书目杂记诸书，收集、整理四川人所著，及宦迹四川的学人有关四川的所有文献。全书共3册，收罗作者2500多人，超过0条书目。全书的书名、著者，按县份逐一统计，主要记录有书名、著者和出处三项。这个目录，为考察清末民初四川所有文献的存佚，提供了极大便利。
重庆图书馆从接受编纂《巴渝文献总目》的艰巨任务以来，各位同仁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以筚路蓝缕之精神，终日在书山文海中爬罗剔抉，最终遴选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巴渝著作文献7212种，单篇文献29479条。《巴渝文献总目》必将成为检寻巴渝文献的新钥匙，研究巴渝历史文化的新向导，为今后《巴渝文库》的编纂，无疑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值得一书。
2016年6月19日
史志类
太初历□□卷/（汉）落下闳等修.——版本情况不详.——落下闳（前156—前87），巴郡阆中（今属四川阆中）人，西汉著名民间天文学家。曾参与编修《太初历》，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族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历法.——出自《汉书·律历志》《阆中县志》。
巴郡图经□□卷/（汉）□□著.——版本情况不详，已佚.——出自《华阳国志·巴志》.——按：是书为汉代最早的图经，著者不详，主要记述巴郡之建置、疆域（境界、属县）、户口、道里等方面的内容，其体例较地记和地志完备，所记内容广泛翔实。《华阳国志·巴志》有引文，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载有书目。
巴蜀耆旧传□□卷/（汉）郑廑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郑廑，生卒年不详，字伯邑，汉代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出自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三》，《华阳国志·三州士女目录》.——按：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三·杂传》载：“郑廑，《巴蜀耆旧传》。”《华阳国志·三州士女目录·述作》载：“汉中太守郑廑，字伯邑，临邛人也，作《耆旧传》。”
巴蜀耆旧传□□卷（汉）赵谦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赵谦（？—192），字彦信，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东汉初平元年（190）太尉。《后汉书·赵典传》后附其传.——出自《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
巴蜀耆旧传□□卷/（汉）祝龟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祝龟，生卒年不详，字元灵，南郑（今陕西南郑）人.——出自《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
巴蜀耆旧传□□卷/（汉）王商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王商，生卒年不详，字文表，广汉郡（今四川广汉）人，曾任蜀郡太守。《后汉书·王堂传》后附其传，《华阳国志》卷十有《王商传》.——出自《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
巴汉志□□卷/（晋）□□著.——版本情况不详，未见. ——出自范晔《后汉书·郡国志》.——按：是书撰人不详，不见著录，约为魏晋时期作品。秦、汉置有巴郡、汉中郡，其地在今四川、重庆及陕西南部。范晔《后汉书·郡国志》“巴郡”条注有引文：“涪陵，巴郡之南鄙，从枳南入析丹涪陵水，与楚商於之地接。汉时赤田军，常取其民。”
巴蜀志一卷/（晋）袁休明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袁休明，生平不详.——出自《隋书·经籍志》.——按：《隋书·经籍志》载：《巴蜀志》一卷。《水经注》卷十六、《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一、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十八等，皆有引文。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作《巴蜀记》。
巴蜀异物志□□卷/（晋）谯周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槐树镇）人。《三国志》有传.——出自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按：是书亦名《谯周异物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二、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等载有书目，《文选·蜀都赋》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索隐等皆有引文。
古史考□□卷/（晋）谯周著.——版本情况不详.——出自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三巴记一卷/（晋）谯周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出自《隋书·经籍志》.——按：三巴，旧为巴郡。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分巴郡为永宁郡、固陵郡和巴郡，后又改为巴郡、巴东郡、巴西郡，大约相当于今天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之大部。是书为“三巴”地记，既载疆域沿革、山川地理，亦述人物、风俗，可视为后世完备方志之早期雏形，且其综记三郡，具有“合志”性质。是书旧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今存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载有书目，《玉篇·巴部》《艺文类聚·乐部》《宋书·州郡志》《太平寰宇记·渝州》等皆有引文。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书局刻本.——四册.——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属四川南充）人。西晋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十三年（1887）江南书局刻本.——八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十八年（1892）武林竹简斋石印本.——八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洲同文局石印本.——十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陈寿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久敬斋石印本.——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益部耆旧传十篇/（晋）陈寿著.——版本情况不详.——出自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古国志五十篇/（晋）陈寿著.——版本情况不详.——出自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宋元丰元年（1078）刻本.——常璩（约291—361），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明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溪王氏增刻汉魏丛书本.——河南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清嘉庆十九年（1814）廖寅题襟馆刻本.——四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晋）常璩撰.——清光绪八年（1882）采道斋仿万卷楼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明）张佳胤校补.——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张佳胤刻本.——张佳胤（1527—1588），字肖甫，号崌崃山人，一作居来山人，铜梁县（今重庆铜梁区）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授太子太保衔。《明史》有传.——中国国家图书馆。
华阳国志补钞三卷/（晋）常璩撰；（□）□□补钞.——版本情况不详.——三册.——云南省图书馆。
益州记□□卷/（晋）刘欣期撰.——版本情况不详，已佚.——刘欣期，晋人，生平不详.——出自嘉庆《四川通志》卷一百八十八.——按：嘉庆《四川通志》卷一百八十八《史部附录》载：“《益州记》无卷数，刘欣期撰。”《蜀中广记》卷九十六“李膺《益州记》条”载：“先是谯周、任豫、刘欣期，各有《益州记》，散见类书。”
益州记□□卷/（南朝宋）任预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任预，一作任豫，生卒年、里籍未详，晋末为太尉参军.——出自《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载：“任预，《益州记》。”卷中引用任豫《益州记》凡七条，“任豫”亦作“任预”。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六》载：“《益州记》卷亡，任预撰，不著录。”
益州记三卷/（南朝梁）李膺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李膺，生卒年不详，字公胤，四川广汉人。约生活于南朝齐、梁间，曾任本州别驾，终太仆卿.——出自《隋书·经籍志二》.——按：《隋书·经籍志二》：“《益州记》三卷，李氏撰。”
益州记三卷/（隋）李允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李允，隋朝人，生平不详.——出自《唐书·艺文志二》.——按：《唐书·艺文志二》：“李允《益州记》，三卷。”
夔州旧图经□□卷/（唐）李国纬撰.——版本情况不详.——李国纬，唐代人，生平不详.——出自《舆地碑记目》卷四.——按：《舆地碑记目》卷四：“《夔州旧图经》，李国纬编。”《蜀中广记》卷二十一《夔州府》有引文：“八阵图铭石刻在碛中，今不复见。张季长诗刻铭，久伏水底。”《永乐大典》（辑本）卷九千七百六十三《二二覃》亦有引文：“ （朝阳岩）日出光照此山，因名之。”
夔州图经□□卷/（唐）源乾曜纂.——版本情况不详.——源乾曜（？—731），临漳（今属河北邯郸）人。唐代宰相，神龙年间（705—707）曾任夔州参军。《旧唐书》卷九十八、《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皆有传.——出自《舆地碑记目》卷四.——按：《舆地碑记目》卷四《夔州·碑记》云：“《夔州图经》，故相国安阳公源乾曜，尝参与修图经，言风俗甚备，见刘禹锡诗。”
江州事迹三卷/（唐）韩昱撰.——版本情况不详.——韩昱，号太行山人，山西壶关县人，一说蜀人。唐玄宗时人，或在江州任职.——出自《宋史·艺文志》。
蜀记三卷/（唐）郑暐撰.——郑暐，唐代人，生平不详.——出自《宋史·艺文志二》.——按：《宋史·艺文志二》载：“郑暐，《蜀记》三卷。”是书杂记蜀地之事，含人物、古迹、寺观之属。
蜀记□□卷/（唐）段成式纂.——版本情况不详，已佚.——段成式（803—863），字柯古，邹平（今属山东淄博）人。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出自《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三.——按：《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三“石新妇”条，引《蜀记》云：“昔有人远征，妻送至此，大泣，不忍归，因化为石。”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六》：“《蜀记》，卷亡，段氏撰，不著录。”
巴南山川记□□卷/（□）□□撰.——版本情况不详，未见.——出自《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七.——按：此书未见著录，《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七有引文，故约为唐代或之前所作。巴南，泛指四川、重庆以南地域。
| ISBN | 9787229119089 |
|---|---|
| 出版社 | 重庆出版社 |
| 作者 | 任竞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