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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不但工于书画，在诗词、学问、教育等诸领域也堪为一代大师，而先生的为人也足垂范后世。陈垣：“写、作俱佳。”“他是专家嘛！”
叶恭绰：“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的人才。”
钟敬文：“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黄苗子：“国宝。”“稀有活人。”“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刘乃和：“真是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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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俱佳。
——陈垣
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的人才。
——叶恭绰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钟敬文
国宝。稀有活人。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黄苗子
作者简介
赵仁珪，男，1942年生于北京。启功先生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师从启先生研习古典文学。后致力于“启功研究”。曾出版《启功研究丛稿》，协助启先生整理、注释、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与人合作）《启功韵语集（注释本）》《论书绝句一百首（注释本）》《启功讲学录》（与人合作）《启功隽语》（与人合作）《启功诗文选赏析》等著作，并主编《启功悼挽录》《启功追思录》等纪念文集。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
目录
导言
第一章三部曲启功
第一节早岁已识世事艰
一、幼时孤露
二、求学投师
三、三进辅仁
第二节中年益觉行路难
一、“反右”风波
二、遭遇“文革”
三、“书局”校史
第三节晚来逢春天下知
一、重回讲堂
二、服务社会
第二章坚净翁启功
第一节坚与净
第二节仁与爱
第三节才与智
第四节谐与达
第三章书画家启功
第一节绘画创作
一、绘画生涯及代表作品
二、风格定位与总体成就
第二节书法创作
一、转益多师与自成一家
二、基本特点及作品赏析
三、总体风格与诗意借喻
第三节书法理论
一、理论建构的基本点
二、书法技艺的辩证法
三、破除迷信的自觉性
四、书法文化的价值观
五、《论书绝句》的创新体
第四节历史地位
第四章鉴定家启功
第一节渊源与生涯
第二节论文与成就
一、书画鉴定论文的代表作
二、书画鉴定文章的总成就
第三节实例与经验
一、鉴定实例举隅
二、鉴定经验总结
第五章诗词家启功
第一节“三分人事七分天”：天赋与学力
一、启先生背诗
二、启先生论诗
三、启先生作诗
四、启先生解诗
第二节“生面果然开一代”：探索与创新
一、谐谑风趣，自成一家
二、语言创新，自如表达
第三节“为有源头活水来”：继往与传承
一、雅语数典，对仗工巧
二、格调神韵，意在言外
第四节“独向毫端抉性情”：境界与情智
一、融合与互补
二、性情与智慧
第五节“诗笔常因画笔开”：题画与艺论
一、诗画关系的精见
二、传神达意的体认
三、独到深刻的品评
第六章学问家启功
第一节几部代表性单行论著
一、《古代字体论稿》
二、《诗文声律论稿》
三、《汉语现象论丛》
第二节《说八股》、论《红楼》、子弟书
一、《说八股》
二、论《红楼》
三、子弟书
第三节《启功讲学录》内容概述
一、论历代诗歌
二、论古籍整理
三、论学术思想
第四节艺术学术的融通互化
一、艺术的学术化
二、学术的艺术化
第七章教育家启功
第一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启先生教学风范点滴
一、师道的传承
二、生动的教法
三、因材的施教
四、通识的培养
第二节师范事业之光大者——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一、教师节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二、校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序言
在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史中，随着时势变迁、人事代谢，总有若干卓尔不群者脱颖而出，组成历史天空中为万众瞩目的璀璨星座。就现当代而言，启功先生无疑是其中尤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启功先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属正蓝旗，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书画文物鉴定家、诗人、学者，也是资深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启功全集》（二十卷）。
放眼历史长河，像启功先生这样的文化领军人物也并不多见。毫不夸张地说，启功先生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间世”之翘楚。前人评价赵孟頫，曾使用“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这样的字眼，而启功先生的价值与影响，其实同样不限于当代以及中国大陆，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作为文化大师，启先生在文化领域的独特创造与全面贡献令后来者仰之弥高。一般来说，一个人如能在文化领域中专精某一项，即足以名家。启先生则不仅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超越同伦、直追前贤的成就，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涉足众多学科，并在每一学科中都取得重量级的创获，达到......水平。尤为难得的是，启先生不但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以其过人的智慧，将学术艺术化与艺术学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所谓八面受敌，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博涉无碍，此方足为大家。
就艺术领域而言，众所周知，启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启先生从小立志要成为画家，青少年时于绘画用力甚勤，得众多名家之亲传。启先生的绘画恪守传统，接续了水墨画的正脉，延续了文人画的精神，笔触精微，一丝不苟。在此基础上启先生对色彩的使用，画面的布局也有很多创新。令人痛惜的是，“反右”运动中，启先生在北京画院被打成右派，令他黯然封笔，直到“文革”后期才偶拾零纸，小泼丹青。世人心目中启先生的书名要远盖过其画名，与此关系甚大。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启先生书名日盛，直至如日中天，这主要得益于他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能自辟蹊径，独创“启体”之一格。“启体”深具文人的才情气质以及书卷的文化内涵，清新雅正，刚柔相济。总之，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启先生都坚守了它们应具有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赏心悦目。这在浮躁气充斥书坛画界，出现大量以标新立异、粗头乱服、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当今，尤具拨乱返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对中国书法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书画创作之外，启先生还是一个的书法理论家，论述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越前代任何一位学者，许多创见，都已被奉为不刊之论。
启先生尝自称平生用力最勤者是书画鉴定，他将书画艺术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在书画领域将艺术学术化、学术艺术化，因此取得了一般鉴定家难以企及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眼广。他自幼即饱览故宫书画馆的藏品；后一直担任与书画鉴定相关的工作；“文革”后又先后任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计。而启先生天资聪颖，凡一经眼，即过目不忘。二是以书画艺术家的身份进行书画鉴定。先生对古代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着色、以至笔墨特征皆了如指掌，不像有的人或只会创作却不懂理论，或懂些理论却不会创作。三是兼以学者的身份搞鉴定，即不仅靠眼力，还能靠学力，能从墨迹之外，发现很多一般鉴定家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是将艺术学术化最典型的体现，也是他能居于当代鉴定大师前列的主要原因。
启先生的诗名与画名一样，常被书名所掩，但他绝对是当今古典诗词创作的重镇之一。正如启先生的好友钟敬文先生所评：“诗思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致元白》）从题材上看，启先生最擅长的是题画论书诗，以生病或其他坎坷经历为题的、充满自我嘲讽的感怀诗，咏史怀古诗，论诗论词诗，亲友之间的投赠诗，以及充满现实关怀的抒情诗。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学问功底，深刻的史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聪颖的智慧与哲思，都在这些诗词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能在当代诗词创作的大背景下，走出自己独具一格的、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所突破的创作之路。
在充分肯定启先生的书画艺术、诗词创作的文化价值时，更应强调的是启先生还是一个全能型的学者。他兼擅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等诸学）、红学、敦煌学、佛学、民俗学，以至对小说、占卜、三教九流之学皆有广泛的涉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家”，他也欣然以此自诩。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华书局四卷本的《启功丛稿》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启功讲学录》及三联书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中。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与人合作)一书，他的小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物出版社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华书局的《诗文声律论稿》、商务印书馆的《汉语现象论丛》等专著中。他的红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注释及几篇《红楼梦》的论文中。启先生的敦煌学成就则主要体现在他与几位学者合作编著的《敦煌变文集》中。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通过创作、著述等成一家之言的“立言”虽然足以不朽，但远非最高境界。“太上立德”，启先生之所以成为人所共仰的文化大师，是因为他在学术、艺术上达到极高造诣；而他之所以成为近乎人人乐道、愿意亲近的文化大师，则是因为他具有近乎完美的道德品格，极富感召力和亲和力。热爱他的人们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无完人，启老例外。”
因为时代及出身缘故，启先生一生历经诸多动荡起伏，但他以其过人的学识和智慧，早早将人生的荣辱穷达看透，既不汲汲于富贵，亦不戚戚于贫贱，而是以旷达的胸怀泰然处之，甚至以其特有的诙谐幽默对此加以调侃，在风趣中令人深思而起敬。启先生淡泊名利，自奉极薄，但待人极厚。对亲人，他侍母至孝，敬妻如宾，那些纪念妻子、母亲的诗词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为之堕泪。对师长，他敬爱有加，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和艺术为己任。对学生，他润物无声，以恩师的“励耘”精神教育他们，倾心栽培。对一天到晚轮番轰炸般的来访者，他以礼相待，立迎亲送。对为他服务过的司机、厨师、修理工等，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极力善待，亲近有加。
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启先生同样怀有一颗赤诚之心。即使在仅为一介布衣之时，启先生也心系国家前途，及至后来身为多届全国政协常委、书协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之时，则更是积极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并多次到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访问、考察、进行学术交流，堪称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而为了帮助贫困学子，他不顾年迈体弱，赶制100多幅书画作品到香港义卖，将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并且坚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而是以恩师陈老校长的书屋“励耘”来命名这笔基金。凡此种种，足见启先生对社会、国家尽心尽力的担当。
纵观启先生一生，他虽出身皇族，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但又生于衰败之家，自幼过着平民生活，本身的经历即有传奇的色彩和鲜明的历史印记。作为一个世纪老人、皇族子孙，他既经历过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巨变，也目睹亲历过连绵的战乱，更长期生活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和平年代。而不论什么时期，他始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一生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他既具有以家学为主的旧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并在这一环境中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知识结构、文化积淀，可谓兼收新旧，统摄今古，是二十世纪老学者的典型代表，而他又以杰出的成就成为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因此，启先生既有时代的普遍性，又有时代的特殊性，是二十世纪文化现象中很有意义的个例。也正因为这样，为启先生作评传，不但可以系统地总结他的一生，也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触及到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影响所及，绝不仅限于当代，且必将泽被后世。
后记
2015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时愈久，则思愈深，我想是应该再写些纪念文章的时候了。但思之愈深，则写之愈难，如果仅像以前那样，写些一般的文字，实在难以表达我无尽的思念之情与景仰之意。犹疑之际，恰有友人建议，何不写一本《启功评传》，全面评介一下一个全的启功、真的启功、活的启功？这真是一个好建议。二十多年来，我以“启功研究”作为自己的课题，虽然帮助先生整理、注释过不少著作，写过数十篇文章，很多同仁也出版过《年谱》、传记或回忆性的著作，但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评传性的著作问世。为文化名人写评传，是当今学术界为研究他们而采取的流行而有效的方式，但多局限于古代名人，而对当代名人则很少涉足，这对研究像启先生这样的大名家来说确实是个空缺和遗憾。于是我慨然允诺，欣然命笔，积极投入写作之中。
要想写好此书，必须要阅读大量的材料。首先是启先生本人的有关著作。二十年来，为了做“启功研究”，我曾涉猎过启先生的大量著述，也曾自认为很熟悉、很理解这些著述了，以为这次重读，只需梳理一下，为“评传”的行文组织一下结构而已。但我大错而特错了，在重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启先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好文章，我怎么好像从来没读过？其涉猎的领域竟如此的广阔，见解竞如此的精辟，文字竟如此的精彩，真不能不令人常为之掩卷击节、惊叹不已！这种常读常新、久读弥新的阅读感受实在是太令人享受了！先生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次打开他的著作都会有新的收获，先生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我真的要感谢这次机遇，它让我重新回到先生执教的课堂上，回到先生治学的书几旁，如沐春风般地再次聆听到他的教诲，再次领略到他的风采。其次，还要阅读海量的、他人研究启先生的专著与文章。先生逝世时，近万人到他的灵堂去吊唁，近万人到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鲜花如海，挽联如潮，报刊上正式发表的纪念文字当以百万计。一个文人能如此地“感动中国”，我曾称之为“启功现象”，这说明他不但在学术、艺术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也说明他在道德人品上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更难得的是这种现象绝非是昙花一现，十年来为纪念他而出版的研究集、论文集、专著仍保持着不减当年的热度，而且大有从“启功现象”发展为“启功学研究”的趋势。一个“区区”文人，能成为大家经久不衰的话题和不断研究的对象，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他不同凡响的文化价值。而这些纪念文章、研究论文确实有很多高明的见地，为本“评传”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评传”在2016年年底终于交稿，预计在2017年7月26日启先生105年诞辰之前面世，我就仅以此书献给先生，算作对他的永久纪念。然而我又深知，仅靠这一部评传作为纪念是远远不够的。我自恨才疏学浅，很难把启先生的道德文章全面深刻地传达给读者，更何况对先生很多深刻的学术观点我至今仍不甚了了。先生逝世后，我最大的遗感就是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能空自感慨再也无处去找先生了。这次写作中仍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书到用时方恨少”，真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及时请教先生。如此看来，先生的很多宝贵遗产仍急需我们共同开发。诸如先生的鉴定学、诗学能得其真传者并不多，能真正弘扬光大者更少；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讲学录》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学术思想还未得到更深入的开发；先生何以能将学术艺术化，艺术学术化，其中的奥妙何在，还需深入地研究。如果把这些具体问题置于当代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就更能令人反思：当代还需要不需要培养像启先生这样的文化全才？如果需要，我们怎么才能在当代语境下培养出这样的全才？启先生去世时，曾有人感慨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现在如果方方面面都能从“启功现象”中得到启示，并能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学”——一种富有启功属性、启功特色的“专门之学”去加以研究，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使启功先生不但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者，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那才是对他最好、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纪念。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方方面面的有关人士和单位：
感谢启先生的世交好友傅熹年院士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感谢启先生的高足之一李鹏博士全程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从全书的章节安排到某些章节的起草，再到图文的编辑配置，他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没有他的参与帮助，是很难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交稿付梓的。而他甘做“无名英雄”，一再谦辞署名，其高风亮节令我十分感动。
感谢北师大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李强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图片。
感谢我的几位博士生为文稿做了辛勤的校对工作。
感谢北京出版社领导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对此书的高度重视及其付出的艰辛工作，他们对弘扬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感令我感佩。
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对此书的支持与资助，我将以最大的余热努力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切。
文摘
启先生早年曾收藏过一方康熙用过的端砚，上有康熙御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图2-1，康熙御用砚及铭）启先生取砚铭中“坚净”二字，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坚净居”，又取谐音为“简靖堂”。启先生既然取“坚净”二字颜所居，可见他对此二字情有独钟，心向往之。的确，“坚净”二字正是启先生一生以及其个人品格的最好写照之一：坚者，坚韧刚直；净者，清白纯净。二者合一，即将水净之纯洁与石坚之风骨铸成一种崇高的人格。启先生幼年孤露、中年坎坷，但他以坚韧弘毅的精神，不仅担当起家庭重任，而且锲而不舍地追求艺术与学问之道，终成一代大家，这是“坚”字的最好体现；启先生身处逆境时，一方面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不怨天尤人、旷达乐观，则是“净”字的最好体现。因此，综观启先生一生，其行事为人均无愧于“坚净”二字。
除此之外，启先生性格中与人为善的仁爱、过人的才智以及诙谐旷达等，无不给跟他有过交往或读过他文字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启先生在《齐萍翁画自识云：“人生一技故不易，知者尤难得也。”因广其意题此》中说齐白石“何待汗青求史笔，自家腕底有铭辞”[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20。]，其实启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以高尚的品格、宝贵的性情，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人间世不可多得的一部传奇。
第一节 坚与净
改革开放以后，启先生的一些同族要举办一个书画展，标举“爱新觉罗”这一姓氏，想约请他一起参展。为此，他写了《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婉言谢绝了邀请，诗曰：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53。]
这两首诗透露着一股自信、孤傲之气，启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这样阐述其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避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4－5。]
谈起家世，启先生常说：“我姓启名功，不吃祖宗爱新觉罗的饭，不占祖宗一分钱的光，不当八旗子弟。”他还非常欣赏袁枚这两句诗：“万选皆凭词赋力，半文不受祖宗恩。”启先生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样的志向与骨气。他虽然出身皇族，但一辈子没沾过、也从不想沾“爱新觉罗”任何光。启先生之所以能有所作为，除了天赋的聪明才智，主要靠的是性格上的坚韧刚毅。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启先生拥有像传统士人那样坚定不移、虽九死犹不悔的品格。他最终从一个肄业的“中学生”，成为大学的“副教授”，以至举世公认的文化大师，靠的就是坚毅的志向和出众的才华。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社会就是他的大学，故宫、琉璃厂、荣宝斋、私塾附学、雅集笔会、三进辅仁的经历就是他的大学，他称它们是自己的艺术导师、学术导师和艺术博物馆、开架图书馆。后来启先生在谈到这些经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上这个大学，没有年限，没有文凭，但也可以说有的，这张文凭，奇怪的是我自己用笔写出来的。”（启功《上大学》）[启功：《启功全集》（修订版）第四卷《随笔杂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90。]而当人们请教他怎样能以中学生的学历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时，他曾这样坚定地回答道：“自强不息！”其坚毅的品格溢于言表。
让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启先生的一生：他虽为天潢贵胄，祖父以前都作过高官，但到他这一代已家道中衰。启先生出生不久，父亲就病逝了；少年时，祖父又故去，家里就靠寡母和一个未出嫁的姑姑苦苦操持，外面只得靠曾祖和祖父的门生周济，生活十分贫寒。启先生读汇文中学时，虽有世交长辈表示愿意供他一直读到大学，甚至出国留洋，但启先生想到的却是母亲和姑姑怎么办，因此中学未卒业，就决心辍学，毅然背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其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当陈垣老校长伸出援手时，启先生激动之下想到的那句“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的戏词，恰恰说明此前启先生的生活犹如王宝钏在寒窑里苦熬的十八年。
之后，启先生又遭遇了诸如“反右”、“文革”等更多磨难。即使如此，也没能把启先生压垮打倒，他知道在那个时代，自己根本成不了左派，就只能当右派，所以他有时索性自嘲：“瘫趋左，派曾右”（《自撰墓志铭》）[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81－82。]，“左臂行将枯，左目近复坏。左颧又跌伤，真成极右派。”（《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82。]但他从来没对自己丧失信心，他凭着过人的天赋与刻苦的钻研，潜心治学，在多个领域取得卓异成就。虽然一路走来坎坷不平处居多，但启先生一直坚定地相信：凭着自己的坚韧与才学，终有一天会获得世人的认可。启先生始终把这种顽强的信念藏之于内心，而以自嘲的口吻形之于外：“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沁园春·自叙》）[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48。]除了政治上的坎坷，启先生还自幼体弱多病，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也压不垮他。他仍以自嘲的口吻调侃道：“是否病魔还会闹。天知道，今天且唱渔家傲。”（《渔家傲·就医》）[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61。]读这些表面自嘲的诗句，我们总能感受到包藏其中的另一种力量在暗中涌动。对此刘石先生有这样一段深刻精彩的评价：
在这样的身世经历中，形成了开朗、乐观的性格，固然如别人、甚至他自己所说，与其有意的排遣有关，但我始终感觉着，这绝非是一种强自掩饰的行为，而是基于他浸心艺文的愉悦感和博学多成的充实感带来的自信与超然。不用分辨，这哪里是什么自轻与自嘲，分明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自信与自得！启先生读到这段，朗声大笑起来：“哈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真是这样呢！”[刘石：《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收入《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71。]
所以北师大中文系有这样一种说法：X先生是“卑而不亢”，Y先生是“亢而不卑”，而启先生则是“不卑不亢”。这种“不卑不亢”正是“启式”之“坚”的生动写照。
面对压力、面对权势，启先生总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种态度在对待索字时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对一般的求字者几乎是有求必应，但倘若有谁要以势压人，以钱诱人，启先生也会让他碰一鼻子灰。如：
一次，敲门声起。开门，一军人自我介绍，说是空军司令部的，某首长派他来，请启老写字。启老满脸堆笑地说：“好的，好的，一定写，写什么，怎么写，把信件放我这儿，过几天写好就送过去。”军人说：“首长希望现在就写。”启老说：“这两天实在不得空，容我过一两天吧。”军人说：“首长说了，有急用。”启老敛了笑容，说：“我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军人说：“当然可以。”启老说：“如果我今天不写，今后也不写，你们首长会派飞机轰炸我吗？”军人怔着了，说：“您您您，哪能呢？您老真会开玩笑！”启老说：“不会炸我吧？那您就告诉你们首长三个字：我不写。”[刘石亲见并提供，参见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54。]
又如，有一省长想见启先生，启先生没答应。该省长的秘书说：“我们省长轻易不见人。”启先生听了，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也不轻易会见别人！”[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17。]还有一次，一位香港人来求启先生的字，笑眯眯地说：“我可以给你米（美）金。”启先生也笑眯眯答道：“米金我也有，所以我不写。”又有一次，一位日本人前来求字，说：“我可以付给你十次东京到北京的往返机票。”启先生笑对道：“我给你写字，还得不辞辛苦，跑十次东京不成？”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对于声誉不好的人，启先生也多所拒绝：
一位画商到启功先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老人一件墨宝。但此商人誉甚不佳，启老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商人说：“来看您。”启老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画商有些尴尬，嗫嚅着说：“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老人幽默地说：“你到公园看熊猫还用带礼物吗？”
有一次，一个地产商准备好了笔墨纸砚，非让启先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启先生脸一沉，道：“你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得写吗？那你准备好棺材，我还往里跳啊？”一句话，在场的人都乐了。[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56－157。]
如果说“坚”主要是坚韧，有原则，认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有所必为，那么“净”则是清白为人，坚守操行，有所不为。“清白为人，正直传家”“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图2-2，“清白、正直”联，图2-3最后的手泽“岂能、但求”联，图2-4“行文、做事”联）是他最喜爱的联语，经常书写出来与人共勉，直到临终前，还以“但求无愧我心”自勉，而这一联语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净”的境界。
启先生一生视富贵如浮云，视名利如敝屣。启先生之所以不愿沾“爱新觉罗”这一姓氏的光，也与这一态度有关；而抗战胜利后，他面临人生抉择时跟陈老校长说的那句“我少无宦情”，则是这一态度的明白宣示。除此之外，还有更典型的例子。
1999年6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袁贵仁到启先生家，说中央统战部通过教育部来征求启先生意见，拟请启先生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啻喜从天降。可启先生听后，却真诚地说他还是愿意担任原来的副馆长，而推荐袁行霈任馆长[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16。]。禄利使人争，而启先生面对唾手可得的职位，却真正做到了“君子不争”，极其淡然。后来，中央统战部还是安排启先生任馆长，一些重视职务级别的人便向启先生贺喜说：“这可是副部级。”可面对别人眼里的高升，启先生却说：“不急（与‘部级’谐音），不急，我从来不急。”有时启先生则说：“馆长，馆长，我顶多做个饭馆的馆长，也许还做不好。”[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0。]幽默话语的背后，流露的是启先生对功名富贵的淡泊。
对于权势，启先生既不趋附，也不会特意拒人千里之外以示清高。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郑仁甲翻译了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的一本书，金泳三仰慕启先生，想要求启先生一幅字，启先生写了之后，替郑仁甲落款，以郑的名义作为礼品送给金泳三。金泳三又通过中华书局的人提出要邀请启先生访韩，启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大夫无境外之交”，“我不能以私人的名义去访问，金泳三当选总统了，更不能以私人名义送他字”[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35。]，因此，启先生让来人转告韩方，应该直接与北京师范大学联系。
启先生大半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所谓“一家数米担忧惯”[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35。]是常态，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有钱，尽早摆脱这种生活，这就是他在诗里所说的“半生原未尽忘财，计拙心疏亦可哀”（《失眠三首》其三）[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34。]。晚年的启先生终于不再为钱发愁了，可当年含辛茹苦抚养他成人的母亲与姑姑、与他共贫贱的妻子都已不在人世，看着自己挣来的钱他心中百味杂陈，他觉得自己也不能用这些钱来过更好的日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当年跟他一起过苦日子的家人。实际上，启先生晚年有钱之后，也确实一直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一碗麻酱面，是他最喜爱的家常便饭。他将卖字画所得之钱，大量用来周济身边亲人、朋友、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人们。设立励耘奖助基金自然是最典型、最广为人知的事例，除此之外，前文还述及启先生多次在国家、社会遇上危机时慷慨解囊，踊跃捐款。这里再举一个较少人知道的例子，启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博物馆。
1978年，启先生将他收藏的一方康熙自用御砚、一方雍正赏田文镜端砚及其他书画藏品共计二十件捐给辽宁省博物馆。张中行后来跟人说：“我喜欢收藏砚台，几十年好砚台见过许多，唯独启先生的两方御砚，一方康熙自用的，一方雍正赏田文镜的，可谓是无上神品，没见过那么好的。后来启先生，捐给也算他老家的辽宁博物馆了。”由此，张先生下评语道：“启先生可真不把东西当东西。”[陆昕：《静谧的河流·启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页53。]捐献过程中一个小细节尤能看出启先生“不把东西当东西”。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来启先生住处接收捐献物品时，看见启先生案头留有一件《溥心畬山水小卷》，遂要求一并带走，启先生当即答应了[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08。]。
另外，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在所有知名书法家中，启先生的字恐怕是最好求的。谁都知道，拿着启先生的法书到拍卖市场上就能换回真金白银，可启先生自己从来不像有些书法家那样因为“一字千金”就片纸不许出门，更不觉得自己写字就是在印钞。举一个例子：
1990年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山东蓬莱召开年会……先生还嘱咐我：“登记时，你掌握两条：一是求字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服务员、办事员，只要张嘴，咱们就送……”在三天时间里，各种尺寸的字写了130多幅，可以办个书法展了。一次，在先生落款签章时，当地一位同志惊叹：“好家伙，这得值多少钱啊？”先生没言语，只用眼瞄了他一下。我接过话茬儿：“你说什么呢？这是钱能说明的吗？这是洒向人间都是爱！”[刘东瑞：《追思启功先生二三事》，收入金煜、章景怀：《忆启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页105。]
也正因为此，虽然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启先生的墨宝——用启先生自嘲的话来说“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48。]——但启先生并没有攒下多少钱。2001年，启先生想改善居住条件，却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将多年来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些书法作品共39件作价80万元卖给北师大出版社[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31。]。启先生一生，真可谓明净如水，清可鉴人。
同样是因为对“净”的追求，启先生无法容忍别人假借他的名义欺世。1993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记者来访时，启先生再次强调，他不再给私人的古字画作鉴定，更不题字。此前启先生看过一批字画，都是赝品，但此后不久，这些字画就在市面上出现了，上面居然有了落启先生款的题跋，声称是真迹。启先生说：“造我的假字与造鉴定字画的题跋不同，伪造题跋是冒我的名义去欺骗别人，我依法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43。]
2004年1月8日，在北京荣宝拍卖公司举行的春季书画拍卖会上，有一位和尚提供了二十五幅落款“启功”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经启先生亲自鉴定，实为赝品，启先生明确表示：“我不认识这个和尚，也从没有给他写过字。”但荣宝公司居然照拍不误，最后二十二幅成交，成交价加上佣金共51.92万元。启先生对此十分生气，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他说：“假冒我的字画满处都是，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公开说过半句话。这一次，我太气了！”启先生反复强调：
谁都会有失察的时候。我不懂拍卖行里的规矩，也不懂法律上的有关条款，但是我相信，对于冒充、假造的行为总该有法律能制裁他！我想提醒买字画的人们一定多看看。像这次拍品中，有两幅内容完全一样，只是落款处相差整整一年。我从来没有这样写过东西，不可能有这样的作品，明白人一看就知道。琉璃厂地摊上卖我假字画的多了，就为糊口谋生，我不打人家这个假。可今天这样的，大批量地被所谓与大书画家有交情的人拿出来拍卖，其实是为私欲搞欺骗，我觉得是无耻到了极点！[赵仁珪：《启功先生悼挽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80。]
也因为对“净”的追求，启先生不屑于做藏头露尾的苟且之事。“文革”后期，魏建功参加了“梁效”大批判组（“梁效”为“两校”谐音，因为主要成员来自北大、清华而得名）。“文革”结束后，魏建功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只有五个字“迷信武则天”。同为“梁效”重要成员的周一良也收到类似匿名信，上面用毛笔写有“无耻之尤”四个繁体大字。而他们收到的信封上写着“某某某道兄启”。魏建功和儿子研究一番之后，认为信上的字是启先生改变字体写的，认定是启先生写的匿名信，一气之下把启先生原来赠给他的画都撕了。周一良则在其《毕竟是书生》一书中提及此事时用“一位书法大师”来暗指是启先生所为[李经国：《周一良先生晚年二三事》，《读书文摘》2005年第3期。]。启先生听说此事后，惊讶之余说道：“这肯定是误会。周一良那时参加了梁效的大批判组，如果那时师大让我参加大批判组，我还会感到光荣，因为对我不是敌我矛盾了，我怎么能给他写那样的信呢？”[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13。]“再说信封上写‘同道’二字，不是也表明写信者与被骂者‘同无耻之尤’了吗？周先生不辨此理，还写到书里，真的‘毕竟是书生啊！’后来有人将此话传达给周先生，他才恍然大悟。”[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118。]其实，熟知启先生的人都知道，启先生为人通达宽厚，他曾称赞苏东坡为“浩瀚通明是长公”（《论词绝句二十首》）[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90。]，他交友始终以真诚相待，怎会做这类背后下手、落井下石的事情，更不会采取匿名信这种卑劣的手段。后来，周一良先生在其《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中专门收入《〈毕竟是书生〉一书中的误排、误记和误会》一文，澄清了当初对启先生的误会[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页98。]。
启先生的“净”还突出表现在他一直保有一颗童心。他喜爱动物，在他看来，“含生俱有情，小至虫与蚁”（《古诗四十首》其二十五）[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48。]、“家雀尾，短又长。蟋蟀头，圆又方。鸟声虫韵和幽香”，全都那么可爱。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并说：“看动物世界比看人类世界有趣得多，舒心得多。”他最爱看的电视剧是《鼹鼠的故事》《蓝精灵》《猫和老鼠》等，每看到惬意处，灿烂的笑容不亚于天真的孩子。他曾救过一只受伤的鹦鹉，吃饭时鹦鹉把嘴伸到他的碗里，他不但不介意，还乐不可支。他喜爱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每次外出访问回来，总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出关，以至机场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又好笑又可亲。（图2-5，启先生抱蛙照）他的房间里更是堆满了各种玩具，并亲笔书写声明：“只许看，不许拿。”当然，当朋友带着小孩子来访时，他也会慷慨地将玩具送给孩子。在玩具中，他喜欢兔子，为此专门赋诗曰：
吾爱诸动物。尤爱大耳兔。驯弱仁所钟，伶俐智所赋。猫鼬突然来，性命付之去。善美两全时，能御能无惧。（《古诗二十首》之十）[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00。]
他喜欢大耳兔的“驯弱”和“伶俐”，但又为它的“驯弱”而担忧，企盼它能善美两全。短短的几句诗，不仅表现了他的喜爱，更体现出他对弱者的同情。喜欢玩具是孩子们的普遍心理，爱物及人，启先生也特别喜欢孩子。见到孩子他总是笑容可掬，甚至能和他们玩到一起：
有一天，一位美国汉学家带着自己不到十岁的孩子到小红楼拜访启先生。因为会讲几句汉语，这位美国教授谈话间颇露自得之情，在谈论中国学术时滔滔不绝，也不甚谦虚。他的孩子端坐在一旁，无事可做，又听不明白，甚感无聊。启先生趁汉学家谈话的间隙，调转话头问他；“你会唱《三只瞎耗子》的英文歌谣吗？”那位教授正说在兴头上，被启先生这一问，有点发蒙，连连摇头。这时启先生不紧不慢地用英语唱了起来：“Three blind mice,three blind mice,……”那美国小孩马上高兴得站了起来，跟着先生一道唱起来。……用英语唱完一遍，启先生又用中文将歌词朗诵了一遍，教那孩子也跟着学：“三只瞎耗子，三只瞎耗子，……”那位教授想不到眼前这位中国老先生会如此流畅地背诵英语童谣，更想不到老先生用这样的办法调动了孩子的积极性，也为只顾自己逞能而冷落了孩子而惭愧。[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160。]
别看启先生在汇文中学英语不及格，他却会背唱英语歌谣，这只能说明启先生别具一颗永不熄灭的、纯净的童心。
其实，对为人品格的追求，除了“坚净”二字，启先生还写过一首《四川夹江纸征题》表达过类似的心愿：
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清且白，夹江水。品与书，视此纸。[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42。]
“直”“平”——“坚”也；“清”“白”——“净”也，启先生把这种追求上升到对“道”的追求，对“心”的企盼；从而要使自己的人品与书品都达到这样的高度。可见，他心里对为人品格的最高追求总是“坚与净”。
启功先生不但工于书画，在诗词、学问、教育等诸领域也堪为一代大师，而先生的为人也足垂范后世。陈垣：“写、作俱佳。”“他是专家嘛！”
叶恭绰：“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的人才。”
钟敬文：“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黄苗子：“国宝。”“稀有活人。”“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刘乃和：“真是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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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俱佳。
——陈垣
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的人才。
——叶恭绰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钟敬文
国宝。稀有活人。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黄苗子
作者简介
赵仁珪，男，1942年生于北京。启功先生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师从启先生研习古典文学。后致力于“启功研究”。曾出版《启功研究丛稿》，协助启先生整理、注释、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与人合作）《启功韵语集（注释本）》《论书绝句一百首（注释本）》《启功讲学录》（与人合作）《启功隽语》（与人合作）《启功诗文选赏析》等著作，并主编《启功悼挽录》《启功追思录》等纪念文集。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
目录
导言
第一章三部曲启功
第一节早岁已识世事艰
一、幼时孤露
二、求学投师
三、三进辅仁
第二节中年益觉行路难
一、“反右”风波
二、遭遇“文革”
三、“书局”校史
第三节晚来逢春天下知
一、重回讲堂
二、服务社会
第二章坚净翁启功
第一节坚与净
第二节仁与爱
第三节才与智
第四节谐与达
第三章书画家启功
第一节绘画创作
一、绘画生涯及代表作品
二、风格定位与总体成就
第二节书法创作
一、转益多师与自成一家
二、基本特点及作品赏析
三、总体风格与诗意借喻
第三节书法理论
一、理论建构的基本点
二、书法技艺的辩证法
三、破除迷信的自觉性
四、书法文化的价值观
五、《论书绝句》的创新体
第四节历史地位
第四章鉴定家启功
第一节渊源与生涯
第二节论文与成就
一、书画鉴定论文的代表作
二、书画鉴定文章的总成就
第三节实例与经验
一、鉴定实例举隅
二、鉴定经验总结
第五章诗词家启功
第一节“三分人事七分天”：天赋与学力
一、启先生背诗
二、启先生论诗
三、启先生作诗
四、启先生解诗
第二节“生面果然开一代”：探索与创新
一、谐谑风趣，自成一家
二、语言创新，自如表达
第三节“为有源头活水来”：继往与传承
一、雅语数典，对仗工巧
二、格调神韵，意在言外
第四节“独向毫端抉性情”：境界与情智
一、融合与互补
二、性情与智慧
第五节“诗笔常因画笔开”：题画与艺论
一、诗画关系的精见
二、传神达意的体认
三、独到深刻的品评
第六章学问家启功
第一节几部代表性单行论著
一、《古代字体论稿》
二、《诗文声律论稿》
三、《汉语现象论丛》
第二节《说八股》、论《红楼》、子弟书
一、《说八股》
二、论《红楼》
三、子弟书
第三节《启功讲学录》内容概述
一、论历代诗歌
二、论古籍整理
三、论学术思想
第四节艺术学术的融通互化
一、艺术的学术化
二、学术的艺术化
第七章教育家启功
第一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启先生教学风范点滴
一、师道的传承
二、生动的教法
三、因材的施教
四、通识的培养
第二节师范事业之光大者——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一、教师节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二、校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序言
在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史中，随着时势变迁、人事代谢，总有若干卓尔不群者脱颖而出，组成历史天空中为万众瞩目的璀璨星座。就现当代而言，启功先生无疑是其中尤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启功先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属正蓝旗，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书画文物鉴定家、诗人、学者，也是资深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启功全集》（二十卷）。
放眼历史长河，像启功先生这样的文化领军人物也并不多见。毫不夸张地说，启功先生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间世”之翘楚。前人评价赵孟頫，曾使用“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这样的字眼，而启功先生的价值与影响，其实同样不限于当代以及中国大陆，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作为文化大师，启先生在文化领域的独特创造与全面贡献令后来者仰之弥高。一般来说，一个人如能在文化领域中专精某一项，即足以名家。启先生则不仅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超越同伦、直追前贤的成就，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涉足众多学科，并在每一学科中都取得重量级的创获，达到......水平。尤为难得的是，启先生不但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以其过人的智慧，将学术艺术化与艺术学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所谓八面受敌，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博涉无碍，此方足为大家。
就艺术领域而言，众所周知，启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启先生从小立志要成为画家，青少年时于绘画用力甚勤，得众多名家之亲传。启先生的绘画恪守传统，接续了水墨画的正脉，延续了文人画的精神，笔触精微，一丝不苟。在此基础上启先生对色彩的使用，画面的布局也有很多创新。令人痛惜的是，“反右”运动中，启先生在北京画院被打成右派，令他黯然封笔，直到“文革”后期才偶拾零纸，小泼丹青。世人心目中启先生的书名要远盖过其画名，与此关系甚大。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启先生书名日盛，直至如日中天，这主要得益于他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能自辟蹊径，独创“启体”之一格。“启体”深具文人的才情气质以及书卷的文化内涵，清新雅正，刚柔相济。总之，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启先生都坚守了它们应具有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赏心悦目。这在浮躁气充斥书坛画界，出现大量以标新立异、粗头乱服、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当今，尤具拨乱返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对中国书法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书画创作之外，启先生还是一个的书法理论家，论述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越前代任何一位学者，许多创见，都已被奉为不刊之论。
启先生尝自称平生用力最勤者是书画鉴定，他将书画艺术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在书画领域将艺术学术化、学术艺术化，因此取得了一般鉴定家难以企及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眼广。他自幼即饱览故宫书画馆的藏品；后一直担任与书画鉴定相关的工作；“文革”后又先后任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计。而启先生天资聪颖，凡一经眼，即过目不忘。二是以书画艺术家的身份进行书画鉴定。先生对古代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着色、以至笔墨特征皆了如指掌，不像有的人或只会创作却不懂理论，或懂些理论却不会创作。三是兼以学者的身份搞鉴定，即不仅靠眼力，还能靠学力，能从墨迹之外，发现很多一般鉴定家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是将艺术学术化最典型的体现，也是他能居于当代鉴定大师前列的主要原因。
启先生的诗名与画名一样，常被书名所掩，但他绝对是当今古典诗词创作的重镇之一。正如启先生的好友钟敬文先生所评：“诗思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致元白》）从题材上看，启先生最擅长的是题画论书诗，以生病或其他坎坷经历为题的、充满自我嘲讽的感怀诗，咏史怀古诗，论诗论词诗，亲友之间的投赠诗，以及充满现实关怀的抒情诗。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学问功底，深刻的史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聪颖的智慧与哲思，都在这些诗词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能在当代诗词创作的大背景下，走出自己独具一格的、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所突破的创作之路。
在充分肯定启先生的书画艺术、诗词创作的文化价值时，更应强调的是启先生还是一个全能型的学者。他兼擅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等诸学）、红学、敦煌学、佛学、民俗学，以至对小说、占卜、三教九流之学皆有广泛的涉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家”，他也欣然以此自诩。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华书局四卷本的《启功丛稿》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启功讲学录》及三联书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中。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与人合作)一书，他的小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物出版社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华书局的《诗文声律论稿》、商务印书馆的《汉语现象论丛》等专著中。他的红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注释及几篇《红楼梦》的论文中。启先生的敦煌学成就则主要体现在他与几位学者合作编著的《敦煌变文集》中。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通过创作、著述等成一家之言的“立言”虽然足以不朽，但远非最高境界。“太上立德”，启先生之所以成为人所共仰的文化大师，是因为他在学术、艺术上达到极高造诣；而他之所以成为近乎人人乐道、愿意亲近的文化大师，则是因为他具有近乎完美的道德品格，极富感召力和亲和力。热爱他的人们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无完人，启老例外。”
因为时代及出身缘故，启先生一生历经诸多动荡起伏，但他以其过人的学识和智慧，早早将人生的荣辱穷达看透，既不汲汲于富贵，亦不戚戚于贫贱，而是以旷达的胸怀泰然处之，甚至以其特有的诙谐幽默对此加以调侃，在风趣中令人深思而起敬。启先生淡泊名利，自奉极薄，但待人极厚。对亲人，他侍母至孝，敬妻如宾，那些纪念妻子、母亲的诗词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为之堕泪。对师长，他敬爱有加，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和艺术为己任。对学生，他润物无声，以恩师的“励耘”精神教育他们，倾心栽培。对一天到晚轮番轰炸般的来访者，他以礼相待，立迎亲送。对为他服务过的司机、厨师、修理工等，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极力善待，亲近有加。
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启先生同样怀有一颗赤诚之心。即使在仅为一介布衣之时，启先生也心系国家前途，及至后来身为多届全国政协常委、书协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之时，则更是积极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并多次到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访问、考察、进行学术交流，堪称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而为了帮助贫困学子，他不顾年迈体弱，赶制100多幅书画作品到香港义卖，将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并且坚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而是以恩师陈老校长的书屋“励耘”来命名这笔基金。凡此种种，足见启先生对社会、国家尽心尽力的担当。
纵观启先生一生，他虽出身皇族，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但又生于衰败之家，自幼过着平民生活，本身的经历即有传奇的色彩和鲜明的历史印记。作为一个世纪老人、皇族子孙，他既经历过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巨变，也目睹亲历过连绵的战乱，更长期生活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和平年代。而不论什么时期，他始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一生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他既具有以家学为主的旧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并在这一环境中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知识结构、文化积淀，可谓兼收新旧，统摄今古，是二十世纪老学者的典型代表，而他又以杰出的成就成为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因此，启先生既有时代的普遍性，又有时代的特殊性，是二十世纪文化现象中很有意义的个例。也正因为这样，为启先生作评传，不但可以系统地总结他的一生，也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触及到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影响所及，绝不仅限于当代，且必将泽被后世。
后记
2015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时愈久，则思愈深，我想是应该再写些纪念文章的时候了。但思之愈深，则写之愈难，如果仅像以前那样，写些一般的文字，实在难以表达我无尽的思念之情与景仰之意。犹疑之际，恰有友人建议，何不写一本《启功评传》，全面评介一下一个全的启功、真的启功、活的启功？这真是一个好建议。二十多年来，我以“启功研究”作为自己的课题，虽然帮助先生整理、注释过不少著作，写过数十篇文章，很多同仁也出版过《年谱》、传记或回忆性的著作，但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评传性的著作问世。为文化名人写评传，是当今学术界为研究他们而采取的流行而有效的方式，但多局限于古代名人，而对当代名人则很少涉足，这对研究像启先生这样的大名家来说确实是个空缺和遗憾。于是我慨然允诺，欣然命笔，积极投入写作之中。
要想写好此书，必须要阅读大量的材料。首先是启先生本人的有关著作。二十年来，为了做“启功研究”，我曾涉猎过启先生的大量著述，也曾自认为很熟悉、很理解这些著述了，以为这次重读，只需梳理一下，为“评传”的行文组织一下结构而已。但我大错而特错了，在重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启先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好文章，我怎么好像从来没读过？其涉猎的领域竟如此的广阔，见解竞如此的精辟，文字竟如此的精彩，真不能不令人常为之掩卷击节、惊叹不已！这种常读常新、久读弥新的阅读感受实在是太令人享受了！先生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次打开他的著作都会有新的收获，先生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我真的要感谢这次机遇，它让我重新回到先生执教的课堂上，回到先生治学的书几旁，如沐春风般地再次聆听到他的教诲，再次领略到他的风采。其次，还要阅读海量的、他人研究启先生的专著与文章。先生逝世时，近万人到他的灵堂去吊唁，近万人到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鲜花如海，挽联如潮，报刊上正式发表的纪念文字当以百万计。一个文人能如此地“感动中国”，我曾称之为“启功现象”，这说明他不但在学术、艺术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也说明他在道德人品上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更难得的是这种现象绝非是昙花一现，十年来为纪念他而出版的研究集、论文集、专著仍保持着不减当年的热度，而且大有从“启功现象”发展为“启功学研究”的趋势。一个“区区”文人，能成为大家经久不衰的话题和不断研究的对象，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他不同凡响的文化价值。而这些纪念文章、研究论文确实有很多高明的见地，为本“评传”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评传”在2016年年底终于交稿，预计在2017年7月26日启先生105年诞辰之前面世，我就仅以此书献给先生，算作对他的永久纪念。然而我又深知，仅靠这一部评传作为纪念是远远不够的。我自恨才疏学浅，很难把启先生的道德文章全面深刻地传达给读者，更何况对先生很多深刻的学术观点我至今仍不甚了了。先生逝世后，我最大的遗感就是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能空自感慨再也无处去找先生了。这次写作中仍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书到用时方恨少”，真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及时请教先生。如此看来，先生的很多宝贵遗产仍急需我们共同开发。诸如先生的鉴定学、诗学能得其真传者并不多，能真正弘扬光大者更少；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讲学录》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学术思想还未得到更深入的开发；先生何以能将学术艺术化，艺术学术化，其中的奥妙何在，还需深入地研究。如果把这些具体问题置于当代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就更能令人反思：当代还需要不需要培养像启先生这样的文化全才？如果需要，我们怎么才能在当代语境下培养出这样的全才？启先生去世时，曾有人感慨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现在如果方方面面都能从“启功现象”中得到启示，并能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学”——一种富有启功属性、启功特色的“专门之学”去加以研究，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使启功先生不但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者，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那才是对他最好、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纪念。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方方面面的有关人士和单位：
感谢启先生的世交好友傅熹年院士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感谢启先生的高足之一李鹏博士全程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从全书的章节安排到某些章节的起草，再到图文的编辑配置，他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没有他的参与帮助，是很难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交稿付梓的。而他甘做“无名英雄”，一再谦辞署名，其高风亮节令我十分感动。
感谢北师大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李强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图片。
感谢我的几位博士生为文稿做了辛勤的校对工作。
感谢北京出版社领导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对此书的高度重视及其付出的艰辛工作，他们对弘扬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感令我感佩。
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对此书的支持与资助，我将以最大的余热努力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切。
文摘
启先生早年曾收藏过一方康熙用过的端砚，上有康熙御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图2-1，康熙御用砚及铭）启先生取砚铭中“坚净”二字，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坚净居”，又取谐音为“简靖堂”。启先生既然取“坚净”二字颜所居，可见他对此二字情有独钟，心向往之。的确，“坚净”二字正是启先生一生以及其个人品格的最好写照之一：坚者，坚韧刚直；净者，清白纯净。二者合一，即将水净之纯洁与石坚之风骨铸成一种崇高的人格。启先生幼年孤露、中年坎坷，但他以坚韧弘毅的精神，不仅担当起家庭重任，而且锲而不舍地追求艺术与学问之道，终成一代大家，这是“坚”字的最好体现；启先生身处逆境时，一方面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不怨天尤人、旷达乐观，则是“净”字的最好体现。因此，综观启先生一生，其行事为人均无愧于“坚净”二字。
除此之外，启先生性格中与人为善的仁爱、过人的才智以及诙谐旷达等，无不给跟他有过交往或读过他文字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启先生在《齐萍翁画自识云：“人生一技故不易，知者尤难得也。”因广其意题此》中说齐白石“何待汗青求史笔，自家腕底有铭辞”[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20。]，其实启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以高尚的品格、宝贵的性情，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人间世不可多得的一部传奇。
第一节 坚与净
改革开放以后，启先生的一些同族要举办一个书画展，标举“爱新觉罗”这一姓氏，想约请他一起参展。为此，他写了《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婉言谢绝了邀请，诗曰：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53。]
这两首诗透露着一股自信、孤傲之气，启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这样阐述其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避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4－5。]
谈起家世，启先生常说：“我姓启名功，不吃祖宗爱新觉罗的饭，不占祖宗一分钱的光，不当八旗子弟。”他还非常欣赏袁枚这两句诗：“万选皆凭词赋力，半文不受祖宗恩。”启先生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样的志向与骨气。他虽然出身皇族，但一辈子没沾过、也从不想沾“爱新觉罗”任何光。启先生之所以能有所作为，除了天赋的聪明才智，主要靠的是性格上的坚韧刚毅。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启先生拥有像传统士人那样坚定不移、虽九死犹不悔的品格。他最终从一个肄业的“中学生”，成为大学的“副教授”，以至举世公认的文化大师，靠的就是坚毅的志向和出众的才华。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社会就是他的大学，故宫、琉璃厂、荣宝斋、私塾附学、雅集笔会、三进辅仁的经历就是他的大学，他称它们是自己的艺术导师、学术导师和艺术博物馆、开架图书馆。后来启先生在谈到这些经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上这个大学，没有年限，没有文凭，但也可以说有的，这张文凭，奇怪的是我自己用笔写出来的。”（启功《上大学》）[启功：《启功全集》（修订版）第四卷《随笔杂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90。]而当人们请教他怎样能以中学生的学历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时，他曾这样坚定地回答道：“自强不息！”其坚毅的品格溢于言表。
让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启先生的一生：他虽为天潢贵胄，祖父以前都作过高官，但到他这一代已家道中衰。启先生出生不久，父亲就病逝了；少年时，祖父又故去，家里就靠寡母和一个未出嫁的姑姑苦苦操持，外面只得靠曾祖和祖父的门生周济，生活十分贫寒。启先生读汇文中学时，虽有世交长辈表示愿意供他一直读到大学，甚至出国留洋，但启先生想到的却是母亲和姑姑怎么办，因此中学未卒业，就决心辍学，毅然背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其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当陈垣老校长伸出援手时，启先生激动之下想到的那句“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的戏词，恰恰说明此前启先生的生活犹如王宝钏在寒窑里苦熬的十八年。
之后，启先生又遭遇了诸如“反右”、“文革”等更多磨难。即使如此，也没能把启先生压垮打倒，他知道在那个时代，自己根本成不了左派，就只能当右派，所以他有时索性自嘲：“瘫趋左，派曾右”（《自撰墓志铭》）[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81－82。]，“左臂行将枯，左目近复坏。左颧又跌伤，真成极右派。”（《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82。]但他从来没对自己丧失信心，他凭着过人的天赋与刻苦的钻研，潜心治学，在多个领域取得卓异成就。虽然一路走来坎坷不平处居多，但启先生一直坚定地相信：凭着自己的坚韧与才学，终有一天会获得世人的认可。启先生始终把这种顽强的信念藏之于内心，而以自嘲的口吻形之于外：“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沁园春·自叙》）[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48。]除了政治上的坎坷，启先生还自幼体弱多病，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也压不垮他。他仍以自嘲的口吻调侃道：“是否病魔还会闹。天知道，今天且唱渔家傲。”（《渔家傲·就医》）[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61。]读这些表面自嘲的诗句，我们总能感受到包藏其中的另一种力量在暗中涌动。对此刘石先生有这样一段深刻精彩的评价：
在这样的身世经历中，形成了开朗、乐观的性格，固然如别人、甚至他自己所说，与其有意的排遣有关，但我始终感觉着，这绝非是一种强自掩饰的行为，而是基于他浸心艺文的愉悦感和博学多成的充实感带来的自信与超然。不用分辨，这哪里是什么自轻与自嘲，分明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自信与自得！启先生读到这段，朗声大笑起来：“哈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真是这样呢！”[刘石：《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收入《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71。]
所以北师大中文系有这样一种说法：X先生是“卑而不亢”，Y先生是“亢而不卑”，而启先生则是“不卑不亢”。这种“不卑不亢”正是“启式”之“坚”的生动写照。
面对压力、面对权势，启先生总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种态度在对待索字时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对一般的求字者几乎是有求必应，但倘若有谁要以势压人，以钱诱人，启先生也会让他碰一鼻子灰。如：
一次，敲门声起。开门，一军人自我介绍，说是空军司令部的，某首长派他来，请启老写字。启老满脸堆笑地说：“好的，好的，一定写，写什么，怎么写，把信件放我这儿，过几天写好就送过去。”军人说：“首长希望现在就写。”启老说：“这两天实在不得空，容我过一两天吧。”军人说：“首长说了，有急用。”启老敛了笑容，说：“我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军人说：“当然可以。”启老说：“如果我今天不写，今后也不写，你们首长会派飞机轰炸我吗？”军人怔着了，说：“您您您，哪能呢？您老真会开玩笑！”启老说：“不会炸我吧？那您就告诉你们首长三个字：我不写。”[刘石亲见并提供，参见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54。]
又如，有一省长想见启先生，启先生没答应。该省长的秘书说：“我们省长轻易不见人。”启先生听了，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也不轻易会见别人！”[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17。]还有一次，一位香港人来求启先生的字，笑眯眯地说：“我可以给你米（美）金。”启先生也笑眯眯答道：“米金我也有，所以我不写。”又有一次，一位日本人前来求字，说：“我可以付给你十次东京到北京的往返机票。”启先生笑对道：“我给你写字，还得不辞辛苦，跑十次东京不成？”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对于声誉不好的人，启先生也多所拒绝：
一位画商到启功先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老人一件墨宝。但此商人誉甚不佳，启老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商人说：“来看您。”启老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画商有些尴尬，嗫嚅着说：“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老人幽默地说：“你到公园看熊猫还用带礼物吗？”
有一次，一个地产商准备好了笔墨纸砚，非让启先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启先生脸一沉，道：“你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得写吗？那你准备好棺材，我还往里跳啊？”一句话，在场的人都乐了。[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56－157。]
如果说“坚”主要是坚韧，有原则，认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有所必为，那么“净”则是清白为人，坚守操行，有所不为。“清白为人，正直传家”“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图2-2，“清白、正直”联，图2-3最后的手泽“岂能、但求”联，图2-4“行文、做事”联）是他最喜爱的联语，经常书写出来与人共勉，直到临终前，还以“但求无愧我心”自勉，而这一联语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净”的境界。
启先生一生视富贵如浮云，视名利如敝屣。启先生之所以不愿沾“爱新觉罗”这一姓氏的光，也与这一态度有关；而抗战胜利后，他面临人生抉择时跟陈老校长说的那句“我少无宦情”，则是这一态度的明白宣示。除此之外，还有更典型的例子。
1999年6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袁贵仁到启先生家，说中央统战部通过教育部来征求启先生意见，拟请启先生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啻喜从天降。可启先生听后，却真诚地说他还是愿意担任原来的副馆长，而推荐袁行霈任馆长[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16。]。禄利使人争，而启先生面对唾手可得的职位，却真正做到了“君子不争”，极其淡然。后来，中央统战部还是安排启先生任馆长，一些重视职务级别的人便向启先生贺喜说：“这可是副部级。”可面对别人眼里的高升，启先生却说：“不急（与‘部级’谐音），不急，我从来不急。”有时启先生则说：“馆长，馆长，我顶多做个饭馆的馆长，也许还做不好。”[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0。]幽默话语的背后，流露的是启先生对功名富贵的淡泊。
对于权势，启先生既不趋附，也不会特意拒人千里之外以示清高。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郑仁甲翻译了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的一本书，金泳三仰慕启先生，想要求启先生一幅字，启先生写了之后，替郑仁甲落款，以郑的名义作为礼品送给金泳三。金泳三又通过中华书局的人提出要邀请启先生访韩，启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大夫无境外之交”，“我不能以私人的名义去访问，金泳三当选总统了，更不能以私人名义送他字”[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35。]，因此，启先生让来人转告韩方，应该直接与北京师范大学联系。
启先生大半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所谓“一家数米担忧惯”[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35。]是常态，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有钱，尽早摆脱这种生活，这就是他在诗里所说的“半生原未尽忘财，计拙心疏亦可哀”（《失眠三首》其三）[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34。]。晚年的启先生终于不再为钱发愁了，可当年含辛茹苦抚养他成人的母亲与姑姑、与他共贫贱的妻子都已不在人世，看着自己挣来的钱他心中百味杂陈，他觉得自己也不能用这些钱来过更好的日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当年跟他一起过苦日子的家人。实际上，启先生晚年有钱之后，也确实一直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一碗麻酱面，是他最喜爱的家常便饭。他将卖字画所得之钱，大量用来周济身边亲人、朋友、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人们。设立励耘奖助基金自然是最典型、最广为人知的事例，除此之外，前文还述及启先生多次在国家、社会遇上危机时慷慨解囊，踊跃捐款。这里再举一个较少人知道的例子，启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博物馆。
1978年，启先生将他收藏的一方康熙自用御砚、一方雍正赏田文镜端砚及其他书画藏品共计二十件捐给辽宁省博物馆。张中行后来跟人说：“我喜欢收藏砚台，几十年好砚台见过许多，唯独启先生的两方御砚，一方康熙自用的，一方雍正赏田文镜的，可谓是无上神品，没见过那么好的。后来启先生，捐给也算他老家的辽宁博物馆了。”由此，张先生下评语道：“启先生可真不把东西当东西。”[陆昕：《静谧的河流·启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页53。]捐献过程中一个小细节尤能看出启先生“不把东西当东西”。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来启先生住处接收捐献物品时，看见启先生案头留有一件《溥心畬山水小卷》，遂要求一并带走，启先生当即答应了[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08。]。
另外，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在所有知名书法家中，启先生的字恐怕是最好求的。谁都知道，拿着启先生的法书到拍卖市场上就能换回真金白银，可启先生自己从来不像有些书法家那样因为“一字千金”就片纸不许出门，更不觉得自己写字就是在印钞。举一个例子：
1990年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山东蓬莱召开年会……先生还嘱咐我：“登记时，你掌握两条：一是求字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服务员、办事员，只要张嘴，咱们就送……”在三天时间里，各种尺寸的字写了130多幅，可以办个书法展了。一次，在先生落款签章时，当地一位同志惊叹：“好家伙，这得值多少钱啊？”先生没言语，只用眼瞄了他一下。我接过话茬儿：“你说什么呢？这是钱能说明的吗？这是洒向人间都是爱！”[刘东瑞：《追思启功先生二三事》，收入金煜、章景怀：《忆启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页105。]
也正因为此，虽然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启先生的墨宝——用启先生自嘲的话来说“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赵仁珪、章景怀：《启功隽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48。]——但启先生并没有攒下多少钱。2001年，启先生想改善居住条件，却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将多年来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些书法作品共39件作价80万元卖给北师大出版社[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31。]。启先生一生，真可谓明净如水，清可鉴人。
同样是因为对“净”的追求，启先生无法容忍别人假借他的名义欺世。1993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记者来访时，启先生再次强调，他不再给私人的古字画作鉴定，更不题字。此前启先生看过一批字画，都是赝品，但此后不久，这些字画就在市面上出现了，上面居然有了落启先生款的题跋，声称是真迹。启先生说：“造我的假字与造鉴定字画的题跋不同，伪造题跋是冒我的名义去欺骗别人，我依法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43。]
2004年1月8日，在北京荣宝拍卖公司举行的春季书画拍卖会上，有一位和尚提供了二十五幅落款“启功”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经启先生亲自鉴定，实为赝品，启先生明确表示：“我不认识这个和尚，也从没有给他写过字。”但荣宝公司居然照拍不误，最后二十二幅成交，成交价加上佣金共51.92万元。启先生对此十分生气，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他说：“假冒我的字画满处都是，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公开说过半句话。这一次，我太气了！”启先生反复强调：
谁都会有失察的时候。我不懂拍卖行里的规矩，也不懂法律上的有关条款，但是我相信，对于冒充、假造的行为总该有法律能制裁他！我想提醒买字画的人们一定多看看。像这次拍品中，有两幅内容完全一样，只是落款处相差整整一年。我从来没有这样写过东西，不可能有这样的作品，明白人一看就知道。琉璃厂地摊上卖我假字画的多了，就为糊口谋生，我不打人家这个假。可今天这样的，大批量地被所谓与大书画家有交情的人拿出来拍卖，其实是为私欲搞欺骗，我觉得是无耻到了极点！[赵仁珪：《启功先生悼挽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80。]
也因为对“净”的追求，启先生不屑于做藏头露尾的苟且之事。“文革”后期，魏建功参加了“梁效”大批判组（“梁效”为“两校”谐音，因为主要成员来自北大、清华而得名）。“文革”结束后，魏建功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只有五个字“迷信武则天”。同为“梁效”重要成员的周一良也收到类似匿名信，上面用毛笔写有“无耻之尤”四个繁体大字。而他们收到的信封上写着“某某某道兄启”。魏建功和儿子研究一番之后，认为信上的字是启先生改变字体写的，认定是启先生写的匿名信，一气之下把启先生原来赠给他的画都撕了。周一良则在其《毕竟是书生》一书中提及此事时用“一位书法大师”来暗指是启先生所为[李经国：《周一良先生晚年二三事》，《读书文摘》2005年第3期。]。启先生听说此事后，惊讶之余说道：“这肯定是误会。周一良那时参加了梁效的大批判组，如果那时师大让我参加大批判组，我还会感到光荣，因为对我不是敌我矛盾了，我怎么能给他写那样的信呢？”[侯刚、章景怀：《启功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313。]“再说信封上写‘同道’二字，不是也表明写信者与被骂者‘同无耻之尤’了吗？周先生不辨此理，还写到书里，真的‘毕竟是书生啊！’后来有人将此话传达给周先生，他才恍然大悟。”[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118。]其实，熟知启先生的人都知道，启先生为人通达宽厚，他曾称赞苏东坡为“浩瀚通明是长公”（《论词绝句二十首》）[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90。]，他交友始终以真诚相待，怎会做这类背后下手、落井下石的事情，更不会采取匿名信这种卑劣的手段。后来，周一良先生在其《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中专门收入《〈毕竟是书生〉一书中的误排、误记和误会》一文，澄清了当初对启先生的误会[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页98。]。
启先生的“净”还突出表现在他一直保有一颗童心。他喜爱动物，在他看来，“含生俱有情，小至虫与蚁”（《古诗四十首》其二十五）[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48。]、“家雀尾，短又长。蟋蟀头，圆又方。鸟声虫韵和幽香”，全都那么可爱。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并说：“看动物世界比看人类世界有趣得多，舒心得多。”他最爱看的电视剧是《鼹鼠的故事》《蓝精灵》《猫和老鼠》等，每看到惬意处，灿烂的笑容不亚于天真的孩子。他曾救过一只受伤的鹦鹉，吃饭时鹦鹉把嘴伸到他的碗里，他不但不介意，还乐不可支。他喜爱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每次外出访问回来，总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出关，以至机场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又好笑又可亲。（图2-5，启先生抱蛙照）他的房间里更是堆满了各种玩具，并亲笔书写声明：“只许看，不许拿。”当然，当朋友带着小孩子来访时，他也会慷慨地将玩具送给孩子。在玩具中，他喜欢兔子，为此专门赋诗曰：
吾爱诸动物。尤爱大耳兔。驯弱仁所钟，伶俐智所赋。猫鼬突然来，性命付之去。善美两全时，能御能无惧。（《古诗二十首》之十）[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200。]
他喜欢大耳兔的“驯弱”和“伶俐”，但又为它的“驯弱”而担忧，企盼它能善美两全。短短的几句诗，不仅表现了他的喜爱，更体现出他对弱者的同情。喜欢玩具是孩子们的普遍心理，爱物及人，启先生也特别喜欢孩子。见到孩子他总是笑容可掬，甚至能和他们玩到一起：
有一天，一位美国汉学家带着自己不到十岁的孩子到小红楼拜访启先生。因为会讲几句汉语，这位美国教授谈话间颇露自得之情，在谈论中国学术时滔滔不绝，也不甚谦虚。他的孩子端坐在一旁，无事可做，又听不明白，甚感无聊。启先生趁汉学家谈话的间隙，调转话头问他；“你会唱《三只瞎耗子》的英文歌谣吗？”那位教授正说在兴头上，被启先生这一问，有点发蒙，连连摇头。这时启先生不紧不慢地用英语唱了起来：“Three blind mice,three blind mice,……”那美国小孩马上高兴得站了起来，跟着先生一道唱起来。……用英语唱完一遍，启先生又用中文将歌词朗诵了一遍，教那孩子也跟着学：“三只瞎耗子，三只瞎耗子，……”那位教授想不到眼前这位中国老先生会如此流畅地背诵英语童谣，更想不到老先生用这样的办法调动了孩子的积极性，也为只顾自己逞能而冷落了孩子而惭愧。[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160。]
别看启先生在汇文中学英语不及格，他却会背唱英语歌谣，这只能说明启先生别具一颗永不熄灭的、纯净的童心。
其实，对为人品格的追求，除了“坚净”二字，启先生还写过一首《四川夹江纸征题》表达过类似的心愿：
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清且白，夹江水。品与书，视此纸。[启功：《启功丛稿·诗词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42。]
“直”“平”——“坚”也；“清”“白”——“净”也，启先生把这种追求上升到对“道”的追求，对“心”的企盼；从而要使自己的人品与书品都达到这样的高度。可见，他心里对为人品格的最高追求总是“坚与净”。
| ISBN | 9787200128277,7200128279 |
|---|---|
| 出版社 | 北京出版社 |
| 作者 | 赵仁珪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