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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生命在于主动？在“初战就是决战”的互联网时代，为什么人类的真正未来不是掌握在“适者”身上，而是把握在“先者”和“创造者”身上？为什么只有当我们痛心地看着那些濒危动物可怜的眼神时，才会明白——世界不是被适应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怀揣着诸如此类的更多问号，你可以开始一场精神探险了，这本王健著的《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精）》就像一个开放的神秘森林，无论你从哪里入口，换句话说，你从任何一章切入，都一样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和没有想到的景色，也许很多地方都值得你盘桓和留影，以对照自己的人生。
作者简介
王健，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创新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同济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教授。出版专著《超越性思维》《让思想冲破牢笼》《不，可能一一非常规思维的理论》《广告创意教程》《王者的智慧》等6本，发表论文50余篇、230万字。近年来，作为创新思维的研究者和传播者，特别是优势富集效应理论的创立者，经常活跃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讲坛，在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演讲达一千余场，受到广泛关注。
目录
第一章群集现象——世界的非匀值分布
一、马铃薯现象
二、非均衡与团粒集聚
三、顶端资源——冥率集聚现象
四、质量吸引与不均衡加强
五、非均衡是一种普遍存在
六、非均衡是运动的源泉
七、非平衡是一种生的力量
第二章微量演变——初值与历史分叉
一、微量累积与历史演变
二、最初变量与历史分叉
三、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与分叉加强
第三章起点凸显——全新的演化策略
一、至关重要的起点
二、起点领先的效用曲线
三、节点领先的进化策略
四、时间窗与临界意识
第四章最先与最优
一、“优”不是点，而是线
二、最优选择的不可能性
三、随机进化中的偶然和必然
四、最优与世界的多样性
五、先者优化→先优进化
第五章先动优势的博弈和概率分析
一、游戏中的先动优势
二、先动优势的博弈分析
三、先发优势的概率统计
第六章“先者生存”的进化逻辑
一、蚯蚓发育战略与前摄干扰
二、先入偏见与锚定
三、最先的进化和识别价值
四、领地意识与损失厌恶
第七章优势富集与“圈层”现象
一、巴西果效应与圈层集聚
二、富集圈的虹吸与共振
三、家族圈与代际传导现象
四、核心优势圈的场效应
五、圈子的同层异构现象
第八章优势富集效应的形成
一、双响凸显与优势富集
二、第一名效应
三、优势富集的内生动力
四、优势富集与外生性趋附
五、优势富集与资源密度
第九章互联网与优势富集效应
一、互联网传播革命与草根崛起
二、超垄断时代——第二名就是最后一名
三、超速度时代——初战就是决战
四、超富集时代——收益递增与网络外部性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记得世界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古尔德说过一段感慨的话：“不知什么缘故，我对爱因斯坦大脑的重量及脑回鲜有兴趣；相反，我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具有同样天赋的人却注定要在棉花地和血汗工厂里辛苦一辈子，直到死。”
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安排的？质量相近的生命个体为什么最终会呈现令人嗟叹的差异？
说到底，仰观苍天、俯察万类，大到宇宙六合，小至仟荞之微，世间诸物似乎都处于不均衡的巨大落差中：或崇山峻岭，或清流激湍；或龙庭巨贾尽珠帘画栋，或烟柳人家仅一枕清霜；或高人韵士宏论伟烈丰功，或渔樵野夫轻叹苍烟落照。无论怎样削峰填谷、劫富济贫，不均衡总会顽强地显现。即便希望财富均分的累进税再盛行，也无法抑制比尔·盖茨一枝独秀；纵使反垄断法再严厉，亦不能阻止空客与波音二分天下。
为什么在大自然给定的同样条件下，有些人最后站得那么高？为什么在同等的制度规约下，有些企业走得那么远？这当然会是一个开放的、可以无穷解释的话题。但笔者更想对那些本来应该在初始条件上有可比性的系统，却最后分叉，而渐行渐远、终于遥不可及的现象，观察其分化的过程，思考那些引导分化的起点和节点究竟在进化上具有什么样的蕙义。
毕竟，同样的群体生活，一只蚂蚁与另一只蚂蚁之间、一条鱼和另一条鱼之间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可是，爱因斯坦与一个小学物理教师在科学史上的成就相比，巴菲特与某个小股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相比，距离之大，已经远超出人与人之间生物学的差异。
让人兴趣盎然的是：最初在襁褓中的两个在生物意义上区别不大的婴儿，为什么在随后几十年间他们的社会性差异竟会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生活的表层下，究竟埋藏着一种什么力量推动着分化？
我们想象，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与他当年同在雅典学院任教的哲学同事在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上可能仅仅相差几个厘米，可是今天，就全世界的知晓率和引用率而言，却相距不止几十亿倍。也许再过两千年，亚里士多德依然会被人们不无摆拽地援引和述说，但当年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在石阶上散步和争论的同事们却无可挽回地消失在了永恒的历史黑暗中，就像滴人大海的水珠一样，似乎从未来到过这个世界。
历史究竟是怎样选择、累积和加强的？起初，那么微小的差别为什么要被放大到天堂与地狱的地步？进化在扬与弃之间是怎样做出如此残酷的抉择的？马云、张艺谋、特朗普、微软、奥运会、联合国、剑桥大学……所有这些被选择下来的个人或组织，各自杂乱而行色匆匆的脚印背后，在演化上有没有相近的姿势和看不见的共同运行轨迹？
衣锦还乡的刘强东与其昔日的中学同学言谈举止中所透出的气息间的微妙而不容置疑的差别，当真是一种宿命吗？既然在一个儿科医生眼里，婴儿时期的伊丽莎白女王与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宝贝女儿没有任何生物学差异，那么，伟大与渺小的种子就一定会深嵌在每一个生命的脊柱上，凭什么不相信无限的潜能也一样种植在你的血液里呢？
为什么关键节点和时间之窗是门闩，错过就是锁定？为什么特定的时间窗口一旦关闭，大自然先天内设在每一个生命中的节律窗口将依次封闭？正如每一粒稻谷的成长旅程都有自己特定的周期分类计划，千百年来农人们不但知晓春耕秋耘、夏收冬藏的大节律，更清楚24个节气的外部小周期对小谷粒生命的意义：错过一个时间就是错过一个季节，错过一个季节就可能错过一生的美丽绽放。
先者为什么具有更大的生存概率？千分之一秒领先的域名注册与饭厅先来后到的排队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古典联系？卢梭说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为什么后到者要想抢占先到者的位置，就将承担良心、道德、法律、监狱、军队、宗教、文化等一切成本？上帝为什么在设定数亿精子大军的争夺战中要让“第二名等于最后一名”？第一名为什么是一种“看不见顶的顶”？第一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和哲学气质？
起点上的微小优势是怎样在关键过程中被放大的？资源为什么会像自己长腿一样，总是朝着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蠕动？
作为“优秀群”的高阶圈层，其内部会分泌出怎样的激励物质，从而促动你的荷尔蒙供给，以实现一个生命的更宏伟攀登？
为什么生命在于主动？在“初战就是决战”的互联网时代，为什么人类的真正未来不是掌握在“适者”身上，而是把握在“先者”和“创造者”身上？为什么只有当我们痛心地看着那些濒危动物可怜的眼神时，才会明白——世界不是被适应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怀揣着诸如此类的更多问号，你可以开始一场精神探险了，这本书就像一个开放的神秘森林，无论你从哪里入口，换句话说，你从任何一章切入，都一样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和没有想到的景色，也许很多地方都值得你盘桓和留影，以对照自己的人生。
后记
对于写作这件事，完美主义的确会像暴君一样折磨你，有些时候，简直就是水深火热，只有最后到了写“后记”时，才终于有了一种爬上岸的感觉。
麦克卢汉说：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所以我一上岸，才知道自己之前只是在水里。一旦站上了不同的观念空间，才有机会让我重新审视很多东西，才能体会“对外部世界的某种解释总是不具有统括一切的效力，任何这方面的企图心都会被多样化的世界面貌所击碎”。换句话说，那些在某一逻辑中看似可以言之凿凿、宽广无边的解释，换了一个立场，就能见出它的边界和长相，也就有了三更人静、午夜扪心的反思——
首先想到的是怎样理解多样性。面对优势富集，普通的生命是否只该有一种活法?先者生存、第一名、优势富集效应等等概念，的确是在赞美有序竞争和积极进取，这本来没什么错，问题是，对于那些无力获得优势资源的多数人而言，也许是残酷的。它的残酷性不仅是因为这种进取心的激励可能是进化的诱饵，是让大多数人穷尽一生去追求一个并不一定能实现的梦想，而成全整体的发展，人们甚至始终都不能醒悟：那些梦想也只是大自然催逼人们努力的一个诡计；而且是因为在不为人知的长期艰难拼搏中，人们最终所获得的报酬不足以抵消他们每一个生命阶段本应该拥有的幸福。即使他们可以活在自我安慰的希望中，也依然可能失去符合自己天性的最丰富的当下生活乐趣。毕竟，那些鼓励勇夺第一名的逻辑背后，暗含了一个更深的逻辑——一切都是可比的。既然是可比的，那就是可按相同的价值来排序的，竞争就似乎有了统一的方向。
然而，当我在上海植物园散步的时候，看见那些静静地、先后地、不急不躁地盛开着的千姿百态的花朵时，忽然领悟，那些花朵们并没有在进行人类所说的“争奇斗艳”，因为她们的确不知道有什么一致的标准值得互相争宠斗胜，她们的绽放只是绽放本身，她们只活在自己恬淡却华美无比的此刻，生命的多样性是宇宙在创生的第一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的。不幸的是，自以为最聪明的人类却以可能牺牲大多数人当下欢乐的代价换来今天看上去的繁荣。
又一个年末临近之际，那个傍晚的地铁口，看到蜂拥而出的人们怀揣着不同的梦想和心事朝着各自的方向四散时，忽然想到1999年最后的那几天，满大街都是行色匆匆、或购置年货或背着蛇皮袋赶往车站码头准备回乡过年的人们，虽然他们所获不同、去向各异，但都同样是气喘吁吁地奔波了一年的普通人。这时候，我的眼光偶然扫到了街边报亭摊放在那里的一张报纸的标题——“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南方周末》头版那黑黑而巨大的粗体字刹那间击中了我，“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可现在……”汪峰的歌词精准地诠释了我那一刻的感受。
作为观念的供给者之一，我也许需要反思，自己在推崇成功、褒扬强者的同时，是否在灌输一种对汗流浃背的普通生命并不十分厚道、反而容易使之产生挫败感的观念?因为，那些即使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获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生活者，在他们生命的编年史上一样应该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美丽，这些美丽就像无名的花朵一样开放着属于自己的不朽年华。他们的人生应该像大树延伸而上直至每一个最细微的枝丫一样，拥有自己独特的方向，自由地像闪电一样刺破天空。即使每一个最卑微的生命也应该像马克思所盛赞的“每一滴露水，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都会放射出无穷无尽的色彩”。任何一种自以为是的价值都不能强加给他们，他们的生命比一切既定的价值更壮丽，真正值得赞美的应该是多样性。就像那位正从地铁口走出来的穿着薄薄羽绒衣、戴着耳机也许正在听《梨花又开放》的姑娘，她为什么非要知道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呢?这和她的笑容有什么关系呢?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鲜活的天性，而理论却没有。
当然，多样性也应是一种宽容，我们也一样对那些曾经躲在阴暗潮湿的楼梯下、库房里，怀着巨大的野心，为我们生产出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英雄们充满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所造福的不仅是他们自己，也是整个人类。他们付出了汗水、脑力和本可以到处游荡的自由时间，大众则慷慨地奖赏给他们崇仰的目光。
由此联想到均衡。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均衡器。一种力量无论被富集到什么样强大的程度，都不应该被锦上添花地赞美，这不仅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天职不是歌颂，而是批判；更是由于：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内部天然地孕育出的均衡力量。村上春树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句话简直就像古埃及的赠言那样，包含了某种永恒的秘密，这个秘密也许就是均衡。
……
最后，即使在经济领域，效率至上主义那种用效率统摄和判断一切的倾向，很可能是人类生存资源短缺时代的历史记忆，是一种遗传病、一种返租现象。效率作为一种显性的价值介人人类生活，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但由此而产生的对效率的任何意义的崇拜，对效率价值的泛化，实际上就是对文明的侵蚀。
指出这一点，并非是想否定效率尺度在一定范围的真理性，而是想说，世界太大，人生太短，我们掌握的工具并不一定是唯一有价值的。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的变化速率已经超出我们数千年来所习惯了的节奏，之所以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每天都在被刷新，是因为我们眨眼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全世界刷屏的速度。古阿拉伯谚语说“人们更像他们的时代，而不是他们的父辈”，似乎可以改成“人们更像今天而不是昨天”。世界变成了加速器，但加速度一定就是好的吗?一件事情到了加速度的阶段，会不会像高空坠物，或者像癌细胞晚期分裂那样，是接近死亡的前兆?指出这一点，也并非想要否认什么。正像整个后记的基调一样，也绝非想推翻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而只是提供一种可选择的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方法。凯恩斯说：“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虽然这本书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学著作，而是一个对各种现象怀有像孩童般天真兴趣的人琐碎的思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类似冯·纽曼说的，“并不试图阐明什么，甚至几乎不试图解释什么，它只是举出范例”。但它可能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那些聪明的读者看到，一个忽然降临的最简朴的思想火花，经过多年的微量积累，竟然可以孕育成厚厚一本书。从而使更多怀有“一个文明人的首要任务就是随时准备改写百科全书”这样野心的人，可以勇敢且从容不迫地做自己想做的一切大事。
这本书能较快地与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具有敏锐职业嗅觉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编审，我们见面后仅仅两天，一个果断的包含很多专业细节的决定就出来了。遇见一个好编辑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福气。朱安奇编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厚厚的书稿上那些斑斑点点的修改痕迹背后、大量无人知晓的心血背后，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精神。
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几位专家教授，陈承明、朱勤芬、郭永康、孔林、凌弓、林志光、孟虹，他们都仔细看了初稿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陈承明教授，作为上海市经济学会市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他不仅饶有兴味地用专业眼光审读了从内容到注释的每一个字，还牺牲了春节的热闹，加班加点核对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其情其景，令人动容。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感谢听过我课的人们，感谢翻过我书的人们，哪怕仅仅是站在书店的过道里匆匆翻过几页。
文摘
接着甲消去“中”这个劣势策略，得博弈矩阵（5）。
乙消去“左”，就剩下（2，12）和（2，13）了，对甲来说，无论怎样收益都是2，也就无所谓选择“上”或者“下”了。
当然，还有另外几种路径，最后所得到的均衡也各不相同，这个例子清楚地展示了路径依赖的作用形式，也就是从一开始就让情况向难以更改的方向发展下去。于是，率先找到可能会发生的路径依赖，并利用这一点让自己占据优势或者尽量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就很重要了，尽管这并不容易。
探讨了路径依赖的现象，那么先者占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既然一开始的路径选择如此重要，很显然，抢先决策并选择对本方有利的路径就应当是最好的策略。在博弈论中，很多情况下都不止一个纳什均衡，而先决策的一方往往是占有优势的，因为他可以利用路径依赖把博弈的结果引向对自己有利的均衡。让我们看看（6）的博弈矩阵。
很明显，博弈矩阵（6）中有两个纳什均衡，（2，1）和（1，2）。对甲来说，前一个显然更好，而乙当然更倾向于后一个。这时矛盾就出现了，双方都希望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均衡，而最终结果如何就要看谁抢先决策了。这里我们仍然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后决策者是完全了解先决策一方的策略的。这样的话，甲如果抢先选择了“上”，乙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只能选择“左”了。同样，如果乙抢先选择了“右”，甲也就只能去选“下”了。
我们发现，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情况中，两个纳什均衡分别对两个参与者有利，也就是说，这种博弈可以被我们看成是在起点处争夺优势。如果有一方的起点优势已经确立了，情况就不一样了，让我们看看博弈矩阵（7）。
这个博弈中甲的最优选择是让乙先决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收益最大。但是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里，无论哪一个结局，乙的收益总是大大超过甲的，也就是说，乙比甲更有动力追求一个更好的结局。这种情况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乙方已经是占优一方了，所以甲的最优选择就是追随，最后分到一杯羹。这更证明了，起点处的优势一旦建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一方就很难改变局面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会有不甘心者挑战权威，但多数情况下，落后者还是会选择追随领先者，因为多数人都倾向于规避风险。
在博弈矩阵（7）的博弈中，是什么决定了甲的命运呢？毫无疑问，就是他在起步阶段的落后。在如今这个竞争近乎惨烈的经济环境中，先者占优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一步滞后就可能沦为次要厂商，而其与主要厂商之间的竞争天平就会彻底倾斜，因此只能选择追随主要厂商的决策，以此决定自己的相关行动，所获的收益也往往远低于主要厂商，更残酷的是，除非主动退出或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否则这种被动的局面注定是次要厂商的最优决策①。
博弈论中，情侣博弈是大家熟悉的，如图5—2中的情侣博弈模型，说的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生，男生当晚更想看足球比赛，女生则更喜欢看芭蕾演出，而且两人当晚都不愿意分开各自行动，那就出现了两个均衡的优势策略：要么一起看足球，要么一起看芭蕾。有意思的是双方根本不需要费尽心力猜摸对方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谁先提出动议或者先斩后奏干脆把票买好。无论这其中还有多少复杂的情感和微妙的信任分析，先行决策者总是获得了当下的相对最优。
事实上，在博弈论的大量案例中，比较多的情况是，当多个纳什均衡情况同时出现，往往是先出手决策的一方占优。
P124－125
为什么生命在于主动？在“初战就是决战”的互联网时代，为什么人类的真正未来不是掌握在“适者”身上，而是把握在“先者”和“创造者”身上？为什么只有当我们痛心地看着那些濒危动物可怜的眼神时，才会明白——世界不是被适应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怀揣着诸如此类的更多问号，你可以开始一场精神探险了，这本王健著的《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精）》就像一个开放的神秘森林，无论你从哪里入口，换句话说，你从任何一章切入，都一样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和没有想到的景色，也许很多地方都值得你盘桓和留影，以对照自己的人生。
作者简介
王健，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创新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同济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教授。出版专著《超越性思维》《让思想冲破牢笼》《不，可能一一非常规思维的理论》《广告创意教程》《王者的智慧》等6本，发表论文50余篇、230万字。近年来，作为创新思维的研究者和传播者，特别是优势富集效应理论的创立者，经常活跃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讲坛，在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演讲达一千余场，受到广泛关注。
目录
第一章群集现象——世界的非匀值分布
一、马铃薯现象
二、非均衡与团粒集聚
三、顶端资源——冥率集聚现象
四、质量吸引与不均衡加强
五、非均衡是一种普遍存在
六、非均衡是运动的源泉
七、非平衡是一种生的力量
第二章微量演变——初值与历史分叉
一、微量累积与历史演变
二、最初变量与历史分叉
三、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与分叉加强
第三章起点凸显——全新的演化策略
一、至关重要的起点
二、起点领先的效用曲线
三、节点领先的进化策略
四、时间窗与临界意识
第四章最先与最优
一、“优”不是点，而是线
二、最优选择的不可能性
三、随机进化中的偶然和必然
四、最优与世界的多样性
五、先者优化→先优进化
第五章先动优势的博弈和概率分析
一、游戏中的先动优势
二、先动优势的博弈分析
三、先发优势的概率统计
第六章“先者生存”的进化逻辑
一、蚯蚓发育战略与前摄干扰
二、先入偏见与锚定
三、最先的进化和识别价值
四、领地意识与损失厌恶
第七章优势富集与“圈层”现象
一、巴西果效应与圈层集聚
二、富集圈的虹吸与共振
三、家族圈与代际传导现象
四、核心优势圈的场效应
五、圈子的同层异构现象
第八章优势富集效应的形成
一、双响凸显与优势富集
二、第一名效应
三、优势富集的内生动力
四、优势富集与外生性趋附
五、优势富集与资源密度
第九章互联网与优势富集效应
一、互联网传播革命与草根崛起
二、超垄断时代——第二名就是最后一名
三、超速度时代——初战就是决战
四、超富集时代——收益递增与网络外部性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记得世界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古尔德说过一段感慨的话：“不知什么缘故，我对爱因斯坦大脑的重量及脑回鲜有兴趣；相反，我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具有同样天赋的人却注定要在棉花地和血汗工厂里辛苦一辈子，直到死。”
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安排的？质量相近的生命个体为什么最终会呈现令人嗟叹的差异？
说到底，仰观苍天、俯察万类，大到宇宙六合，小至仟荞之微，世间诸物似乎都处于不均衡的巨大落差中：或崇山峻岭，或清流激湍；或龙庭巨贾尽珠帘画栋，或烟柳人家仅一枕清霜；或高人韵士宏论伟烈丰功，或渔樵野夫轻叹苍烟落照。无论怎样削峰填谷、劫富济贫，不均衡总会顽强地显现。即便希望财富均分的累进税再盛行，也无法抑制比尔·盖茨一枝独秀；纵使反垄断法再严厉，亦不能阻止空客与波音二分天下。
为什么在大自然给定的同样条件下，有些人最后站得那么高？为什么在同等的制度规约下，有些企业走得那么远？这当然会是一个开放的、可以无穷解释的话题。但笔者更想对那些本来应该在初始条件上有可比性的系统，却最后分叉，而渐行渐远、终于遥不可及的现象，观察其分化的过程，思考那些引导分化的起点和节点究竟在进化上具有什么样的蕙义。
毕竟，同样的群体生活，一只蚂蚁与另一只蚂蚁之间、一条鱼和另一条鱼之间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可是，爱因斯坦与一个小学物理教师在科学史上的成就相比，巴菲特与某个小股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相比，距离之大，已经远超出人与人之间生物学的差异。
让人兴趣盎然的是：最初在襁褓中的两个在生物意义上区别不大的婴儿，为什么在随后几十年间他们的社会性差异竟会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生活的表层下，究竟埋藏着一种什么力量推动着分化？
我们想象，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与他当年同在雅典学院任教的哲学同事在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上可能仅仅相差几个厘米，可是今天，就全世界的知晓率和引用率而言，却相距不止几十亿倍。也许再过两千年，亚里士多德依然会被人们不无摆拽地援引和述说，但当年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在石阶上散步和争论的同事们却无可挽回地消失在了永恒的历史黑暗中，就像滴人大海的水珠一样，似乎从未来到过这个世界。
历史究竟是怎样选择、累积和加强的？起初，那么微小的差别为什么要被放大到天堂与地狱的地步？进化在扬与弃之间是怎样做出如此残酷的抉择的？马云、张艺谋、特朗普、微软、奥运会、联合国、剑桥大学……所有这些被选择下来的个人或组织，各自杂乱而行色匆匆的脚印背后，在演化上有没有相近的姿势和看不见的共同运行轨迹？
衣锦还乡的刘强东与其昔日的中学同学言谈举止中所透出的气息间的微妙而不容置疑的差别，当真是一种宿命吗？既然在一个儿科医生眼里，婴儿时期的伊丽莎白女王与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宝贝女儿没有任何生物学差异，那么，伟大与渺小的种子就一定会深嵌在每一个生命的脊柱上，凭什么不相信无限的潜能也一样种植在你的血液里呢？
为什么关键节点和时间之窗是门闩，错过就是锁定？为什么特定的时间窗口一旦关闭，大自然先天内设在每一个生命中的节律窗口将依次封闭？正如每一粒稻谷的成长旅程都有自己特定的周期分类计划，千百年来农人们不但知晓春耕秋耘、夏收冬藏的大节律，更清楚24个节气的外部小周期对小谷粒生命的意义：错过一个时间就是错过一个季节，错过一个季节就可能错过一生的美丽绽放。
先者为什么具有更大的生存概率？千分之一秒领先的域名注册与饭厅先来后到的排队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古典联系？卢梭说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为什么后到者要想抢占先到者的位置，就将承担良心、道德、法律、监狱、军队、宗教、文化等一切成本？上帝为什么在设定数亿精子大军的争夺战中要让“第二名等于最后一名”？第一名为什么是一种“看不见顶的顶”？第一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和哲学气质？
起点上的微小优势是怎样在关键过程中被放大的？资源为什么会像自己长腿一样，总是朝着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蠕动？
作为“优秀群”的高阶圈层，其内部会分泌出怎样的激励物质，从而促动你的荷尔蒙供给，以实现一个生命的更宏伟攀登？
为什么生命在于主动？在“初战就是决战”的互联网时代，为什么人类的真正未来不是掌握在“适者”身上，而是把握在“先者”和“创造者”身上？为什么只有当我们痛心地看着那些濒危动物可怜的眼神时，才会明白——世界不是被适应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怀揣着诸如此类的更多问号，你可以开始一场精神探险了，这本书就像一个开放的神秘森林，无论你从哪里入口，换句话说，你从任何一章切入，都一样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和没有想到的景色，也许很多地方都值得你盘桓和留影，以对照自己的人生。
后记
对于写作这件事，完美主义的确会像暴君一样折磨你，有些时候，简直就是水深火热，只有最后到了写“后记”时，才终于有了一种爬上岸的感觉。
麦克卢汉说：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所以我一上岸，才知道自己之前只是在水里。一旦站上了不同的观念空间，才有机会让我重新审视很多东西，才能体会“对外部世界的某种解释总是不具有统括一切的效力，任何这方面的企图心都会被多样化的世界面貌所击碎”。换句话说，那些在某一逻辑中看似可以言之凿凿、宽广无边的解释，换了一个立场，就能见出它的边界和长相，也就有了三更人静、午夜扪心的反思——
首先想到的是怎样理解多样性。面对优势富集，普通的生命是否只该有一种活法?先者生存、第一名、优势富集效应等等概念，的确是在赞美有序竞争和积极进取，这本来没什么错，问题是，对于那些无力获得优势资源的多数人而言，也许是残酷的。它的残酷性不仅是因为这种进取心的激励可能是进化的诱饵，是让大多数人穷尽一生去追求一个并不一定能实现的梦想，而成全整体的发展，人们甚至始终都不能醒悟：那些梦想也只是大自然催逼人们努力的一个诡计；而且是因为在不为人知的长期艰难拼搏中，人们最终所获得的报酬不足以抵消他们每一个生命阶段本应该拥有的幸福。即使他们可以活在自我安慰的希望中，也依然可能失去符合自己天性的最丰富的当下生活乐趣。毕竟，那些鼓励勇夺第一名的逻辑背后，暗含了一个更深的逻辑——一切都是可比的。既然是可比的，那就是可按相同的价值来排序的，竞争就似乎有了统一的方向。
然而，当我在上海植物园散步的时候，看见那些静静地、先后地、不急不躁地盛开着的千姿百态的花朵时，忽然领悟，那些花朵们并没有在进行人类所说的“争奇斗艳”，因为她们的确不知道有什么一致的标准值得互相争宠斗胜，她们的绽放只是绽放本身，她们只活在自己恬淡却华美无比的此刻，生命的多样性是宇宙在创生的第一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的。不幸的是，自以为最聪明的人类却以可能牺牲大多数人当下欢乐的代价换来今天看上去的繁荣。
又一个年末临近之际，那个傍晚的地铁口，看到蜂拥而出的人们怀揣着不同的梦想和心事朝着各自的方向四散时，忽然想到1999年最后的那几天，满大街都是行色匆匆、或购置年货或背着蛇皮袋赶往车站码头准备回乡过年的人们，虽然他们所获不同、去向各异，但都同样是气喘吁吁地奔波了一年的普通人。这时候，我的眼光偶然扫到了街边报亭摊放在那里的一张报纸的标题——“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南方周末》头版那黑黑而巨大的粗体字刹那间击中了我，“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可现在……”汪峰的歌词精准地诠释了我那一刻的感受。
作为观念的供给者之一，我也许需要反思，自己在推崇成功、褒扬强者的同时，是否在灌输一种对汗流浃背的普通生命并不十分厚道、反而容易使之产生挫败感的观念?因为，那些即使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获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生活者，在他们生命的编年史上一样应该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美丽，这些美丽就像无名的花朵一样开放着属于自己的不朽年华。他们的人生应该像大树延伸而上直至每一个最细微的枝丫一样，拥有自己独特的方向，自由地像闪电一样刺破天空。即使每一个最卑微的生命也应该像马克思所盛赞的“每一滴露水，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都会放射出无穷无尽的色彩”。任何一种自以为是的价值都不能强加给他们，他们的生命比一切既定的价值更壮丽，真正值得赞美的应该是多样性。就像那位正从地铁口走出来的穿着薄薄羽绒衣、戴着耳机也许正在听《梨花又开放》的姑娘，她为什么非要知道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呢?这和她的笑容有什么关系呢?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鲜活的天性，而理论却没有。
当然，多样性也应是一种宽容，我们也一样对那些曾经躲在阴暗潮湿的楼梯下、库房里，怀着巨大的野心，为我们生产出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英雄们充满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所造福的不仅是他们自己，也是整个人类。他们付出了汗水、脑力和本可以到处游荡的自由时间，大众则慷慨地奖赏给他们崇仰的目光。
由此联想到均衡。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均衡器。一种力量无论被富集到什么样强大的程度，都不应该被锦上添花地赞美，这不仅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天职不是歌颂，而是批判；更是由于：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内部天然地孕育出的均衡力量。村上春树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句话简直就像古埃及的赠言那样，包含了某种永恒的秘密，这个秘密也许就是均衡。
……
最后，即使在经济领域，效率至上主义那种用效率统摄和判断一切的倾向，很可能是人类生存资源短缺时代的历史记忆，是一种遗传病、一种返租现象。效率作为一种显性的价值介人人类生活，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但由此而产生的对效率的任何意义的崇拜，对效率价值的泛化，实际上就是对文明的侵蚀。
指出这一点，并非是想否定效率尺度在一定范围的真理性，而是想说，世界太大，人生太短，我们掌握的工具并不一定是唯一有价值的。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的变化速率已经超出我们数千年来所习惯了的节奏，之所以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每天都在被刷新，是因为我们眨眼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全世界刷屏的速度。古阿拉伯谚语说“人们更像他们的时代，而不是他们的父辈”，似乎可以改成“人们更像今天而不是昨天”。世界变成了加速器，但加速度一定就是好的吗?一件事情到了加速度的阶段，会不会像高空坠物，或者像癌细胞晚期分裂那样，是接近死亡的前兆?指出这一点，也并非想要否认什么。正像整个后记的基调一样，也绝非想推翻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而只是提供一种可选择的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方法。凯恩斯说：“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虽然这本书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学著作，而是一个对各种现象怀有像孩童般天真兴趣的人琐碎的思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类似冯·纽曼说的，“并不试图阐明什么，甚至几乎不试图解释什么，它只是举出范例”。但它可能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那些聪明的读者看到，一个忽然降临的最简朴的思想火花，经过多年的微量积累，竟然可以孕育成厚厚一本书。从而使更多怀有“一个文明人的首要任务就是随时准备改写百科全书”这样野心的人，可以勇敢且从容不迫地做自己想做的一切大事。
这本书能较快地与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具有敏锐职业嗅觉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编审，我们见面后仅仅两天，一个果断的包含很多专业细节的决定就出来了。遇见一个好编辑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福气。朱安奇编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厚厚的书稿上那些斑斑点点的修改痕迹背后、大量无人知晓的心血背后，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精神。
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几位专家教授，陈承明、朱勤芬、郭永康、孔林、凌弓、林志光、孟虹，他们都仔细看了初稿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陈承明教授，作为上海市经济学会市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他不仅饶有兴味地用专业眼光审读了从内容到注释的每一个字，还牺牲了春节的热闹，加班加点核对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其情其景，令人动容。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感谢听过我课的人们，感谢翻过我书的人们，哪怕仅仅是站在书店的过道里匆匆翻过几页。
文摘
接着甲消去“中”这个劣势策略，得博弈矩阵（5）。
乙消去“左”，就剩下（2，12）和（2，13）了，对甲来说，无论怎样收益都是2，也就无所谓选择“上”或者“下”了。
当然，还有另外几种路径，最后所得到的均衡也各不相同，这个例子清楚地展示了路径依赖的作用形式，也就是从一开始就让情况向难以更改的方向发展下去。于是，率先找到可能会发生的路径依赖，并利用这一点让自己占据优势或者尽量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就很重要了，尽管这并不容易。
探讨了路径依赖的现象，那么先者占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既然一开始的路径选择如此重要，很显然，抢先决策并选择对本方有利的路径就应当是最好的策略。在博弈论中，很多情况下都不止一个纳什均衡，而先决策的一方往往是占有优势的，因为他可以利用路径依赖把博弈的结果引向对自己有利的均衡。让我们看看（6）的博弈矩阵。
很明显，博弈矩阵（6）中有两个纳什均衡，（2，1）和（1，2）。对甲来说，前一个显然更好，而乙当然更倾向于后一个。这时矛盾就出现了，双方都希望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均衡，而最终结果如何就要看谁抢先决策了。这里我们仍然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后决策者是完全了解先决策一方的策略的。这样的话，甲如果抢先选择了“上”，乙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只能选择“左”了。同样，如果乙抢先选择了“右”，甲也就只能去选“下”了。
我们发现，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情况中，两个纳什均衡分别对两个参与者有利，也就是说，这种博弈可以被我们看成是在起点处争夺优势。如果有一方的起点优势已经确立了，情况就不一样了，让我们看看博弈矩阵（7）。
这个博弈中甲的最优选择是让乙先决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收益最大。但是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里，无论哪一个结局，乙的收益总是大大超过甲的，也就是说，乙比甲更有动力追求一个更好的结局。这种情况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乙方已经是占优一方了，所以甲的最优选择就是追随，最后分到一杯羹。这更证明了，起点处的优势一旦建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一方就很难改变局面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会有不甘心者挑战权威，但多数情况下，落后者还是会选择追随领先者，因为多数人都倾向于规避风险。
在博弈矩阵（7）的博弈中，是什么决定了甲的命运呢？毫无疑问，就是他在起步阶段的落后。在如今这个竞争近乎惨烈的经济环境中，先者占优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一步滞后就可能沦为次要厂商，而其与主要厂商之间的竞争天平就会彻底倾斜，因此只能选择追随主要厂商的决策，以此决定自己的相关行动，所获的收益也往往远低于主要厂商，更残酷的是，除非主动退出或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否则这种被动的局面注定是次要厂商的最优决策①。
博弈论中，情侣博弈是大家熟悉的，如图5—2中的情侣博弈模型，说的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生，男生当晚更想看足球比赛，女生则更喜欢看芭蕾演出，而且两人当晚都不愿意分开各自行动，那就出现了两个均衡的优势策略：要么一起看足球，要么一起看芭蕾。有意思的是双方根本不需要费尽心力猜摸对方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谁先提出动议或者先斩后奏干脆把票买好。无论这其中还有多少复杂的情感和微妙的信任分析，先行决策者总是获得了当下的相对最优。
事实上，在博弈论的大量案例中，比较多的情况是，当多个纳什均衡情况同时出现，往往是先出手决策的一方占优。
P124－125
| ISBN | 9787309129090 |
|---|---|
| 出版社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王 健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