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学、古病理与古人口学及民俗史学的研究人员都是非常有益的参考资料。
目录
我的人类学学术生涯（自序）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
中国夏、商、周时期人骨种族特征之研究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西方人种成分
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学材料种系特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
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
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
中国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拔牙习俗研究
中国和日本古代仪式拔牙的比较研究
青海民和阳山墓地人骨
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
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古墓地人骨研究
陕西凤翔南郊唐代墓葬人骨的鉴定与研究
西乡县何家湾仰韶文化居民头骨
李家崖墓葬出土人骨鉴定报告
陕西神木新华古代墓地人骨的鉴定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墓人骨鉴定报告
北周孝陵人骨的鉴定
甘肃永昌沙井文化人骨种属研究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人骨鉴定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人骨的鉴定报告
广饶古墓地出土人类学材料的观察与研究
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
主要学术成果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3）拔牙形态功能的异化：日本史前期拔齿形态的复杂化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如有的日本学者曾将日本的拔牙形式分为12种。这种富于变形的拔牙也激发了有的学者从多时间层次赋以多种功能加以解释。如拔除一对上犬齿（2C1型）为成年礼仪；拔除一对下侧门齿和一对下犬齿（2I2.2C1型）为婚姻礼仪；拔第一前臼齿为服丧拔齿等。显然这些解释很像是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引释出来的。与此相比，中国的拔齿形态虽也可列出多种定型形式而趋向复杂，但总的来看，除了以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212型）显示出最为源远流长且普遍的主体形态之外，其他形式很少或仅出于个别少数遗址中。而且无论从文献的记载还是据拔牙人骨的鉴定，推定的拔牙理由都集中在婚姻或成丁的礼仪上。因此，拔牙形态的多样化也没有伴随功能的异化而保存下来。即便在文献记录上出现的多样解释也还脱不开婚姻这个主因，如记载中拔齿为饰、为美容和为服丧都不能与为婚的说法脱离关系。
（4）拔牙形态学的关联：尽管中国和日本两个地区的拔牙风俗在时间上和形态学上存有明显的差距，但在某些时间层次上，仍然存在某种可以感觉到的拔牙形态学影响。例如在日本的绳纹晚期之末，广泛拔除下门齿（主要与下犬齿相配合），在山东胶县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也出现拔除下门齿的现象（但不与犬齿相配合），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不大。不过中国的拔下齿之习似乎始终未蔚为风气。又如日本的最早拔牙形态的出现是在绳纹中期之末，主要是拔除上颌侧门齿（不对称，即I2型）。而拔除上侧门齿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拔牙中最为流行的，与后来日本流行的拔齿形式全然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后者以对称拔除为主，单侧拔除的比较少。这种不对称拔除上颌侧门齿的现象在日本冲绳的广田遗址中也很普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和中国的某些不对称拔除的遗址之间（如常州圩墩）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在西部日本的弥生人中（如土井浜遗址），拔除上侧门齿（212型和I2型）且单独成型的出现频率明显地增加。因而学者指出这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弥生人在体质上与中国的古代居民更为接近，更加强了这个种相关性。但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些弥生人中，还存有绳纹人的拔齿系统。因此有可能有两个不同拔齿系列的混在或相互影响。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学、古病理与古人口学及民俗史学的研究人员都是非常有益的参考资料。
目录
我的人类学学术生涯（自序）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
中国夏、商、周时期人骨种族特征之研究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西方人种成分
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学材料种系特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
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
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
中国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拔牙习俗研究
中国和日本古代仪式拔牙的比较研究
青海民和阳山墓地人骨
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
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古墓地人骨研究
陕西凤翔南郊唐代墓葬人骨的鉴定与研究
西乡县何家湾仰韶文化居民头骨
李家崖墓葬出土人骨鉴定报告
陕西神木新华古代墓地人骨的鉴定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墓人骨鉴定报告
北周孝陵人骨的鉴定
甘肃永昌沙井文化人骨种属研究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人骨鉴定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人骨的鉴定报告
广饶古墓地出土人类学材料的观察与研究
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
主要学术成果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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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3）拔牙形态功能的异化：日本史前期拔齿形态的复杂化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如有的日本学者曾将日本的拔牙形式分为12种。这种富于变形的拔牙也激发了有的学者从多时间层次赋以多种功能加以解释。如拔除一对上犬齿（2C1型）为成年礼仪；拔除一对下侧门齿和一对下犬齿（2I2.2C1型）为婚姻礼仪；拔第一前臼齿为服丧拔齿等。显然这些解释很像是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引释出来的。与此相比，中国的拔齿形态虽也可列出多种定型形式而趋向复杂，但总的来看，除了以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212型）显示出最为源远流长且普遍的主体形态之外，其他形式很少或仅出于个别少数遗址中。而且无论从文献的记载还是据拔牙人骨的鉴定，推定的拔牙理由都集中在婚姻或成丁的礼仪上。因此，拔牙形态的多样化也没有伴随功能的异化而保存下来。即便在文献记录上出现的多样解释也还脱不开婚姻这个主因，如记载中拔齿为饰、为美容和为服丧都不能与为婚的说法脱离关系。
（4）拔牙形态学的关联：尽管中国和日本两个地区的拔牙风俗在时间上和形态学上存有明显的差距，但在某些时间层次上，仍然存在某种可以感觉到的拔牙形态学影响。例如在日本的绳纹晚期之末，广泛拔除下门齿（主要与下犬齿相配合），在山东胶县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也出现拔除下门齿的现象（但不与犬齿相配合），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不大。不过中国的拔下齿之习似乎始终未蔚为风气。又如日本的最早拔牙形态的出现是在绳纹中期之末，主要是拔除上颌侧门齿（不对称，即I2型）。而拔除上侧门齿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拔牙中最为流行的，与后来日本流行的拔齿形式全然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后者以对称拔除为主，单侧拔除的比较少。这种不对称拔除上颌侧门齿的现象在日本冲绳的广田遗址中也很普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和中国的某些不对称拔除的遗址之间（如常州圩墩）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在西部日本的弥生人中（如土井浜遗址），拔除上侧门齿（212型和I2型）且单独成型的出现频率明显地增加。因而学者指出这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弥生人在体质上与中国的古代居民更为接近，更加强了这个种相关性。但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些弥生人中，还存有绳纹人的拔齿系统。因此有可能有两个不同拔齿系列的混在或相互影响。
| ISBN | 9787030531032 |
|---|---|
| 出版社 | 科学出版社 |
| 作者 | 韩康信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