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王浩威·青春门诊系列)》 王浩威 9787508662336,750866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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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编号: 3851604 类别: 图书 家庭教育 青春期教育
编辑推荐

1. 娱乐名人蔡康永、刘若英、苏有朋,身心灵作家张德芬、素黑,“弗洛伊德奖”得主赵旭东,精神分析师曾奇峰,心理督导师施琪嘉联袂推荐!
2. 权威作者,剖析真实案例,为陷入教养难题的父母们指点迷津。王浩威堪称台湾心理治疗界“总舵主”,是集心理学家、治疗师、作家、诗人、出版人于一身的传奇医生。他以几十年从事心理咨询经验,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教养孩子方法,解救陷入教养难题的父母们。
3.打破父母主导魔咒,提出“孩子是父母的好老师”这一新颖观点。《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告别父母一言堂,提出“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好父母这件事,孩子永远是父母的好老师”概念,没有人是天生好父母,好父母都需要学习。
4.关注当下社会热点,为青少年教育提供专业方法论。王浩威用真实案例,直击中国式家庭代际沟通盲点,关注校园霸凌现象,剖析原生家庭影响力,专业解读少年离家出走、自杀、叛逆等社会现象,为亲子沟通、少年成长提供有效指导。

名人推荐

娱乐名人蔡康永、刘若英、苏有朋
身心灵作家 张德芬、素黑
“弗洛伊德奖”得主 赵旭东
精神分析师 曾奇峰
心理督导师 施琪嘉
联袂推荐!

作者简介

作者:王浩威,台湾心理治疗界“总舵主”,集心理学家、治疗师、作家、诗人、出版人于一身的传奇医生。历任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中华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台大医院精神部兼任主治医师等职。“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执行长、心灵工作室负责人、心灵工坊文化公司发行人。著有诗集《献给雨季的歌》,散文《在自恋和忧郁间飞行》《海岸浮现》《与自己和好》,文化评论《一场论述的狂欢宴》等。其“王浩威?青春门诊系列”(包括《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生命的12堂情绪课》《全是为你好:父母的焦虑,少年的困境》《我懂你所有的青春迷茫:王医生的情绪诊疗笔记》)为台湾亲子类畅销书。

目录

推荐序一 教养孩子其实没有那么难
推荐序二 不做直升机父母,不做虎妈
推荐序三 只有爱不够,还要学习
作者序 好父母是尽力了就好
篇一 做父母,超级任务!
科技新父母,亲子新挑战
孩子为什么说谎?
除了自由,孩子还需要更多
教养,永远没有客观的尺子
让自己够好就好
当受伤的孩子成了父母
婚姻与孩子带来的考验
不作为,才是最难的境界
泼猴与如来佛
当宝贝女儿变成大小姐
怎么说都不听的时候
慢慢听他说
如何放心,让他飞翔?
孩子需要的冒险
当孩子离家出走
每个人都需要可以归属的基地
从缺席到太亲密
与孩子一起做决定
孩子的时间管理
盐分地带的爸爸,北京的辽宁妈妈
篇二 青春,复杂味
自己是什么,还没有找到……
失落童年的女孩
永远失落的爱情
拒绝上学的少年
同一个世界,万花筒般真实
死神少女
操场还是战场?
顽皮游戏到弱肉强食
霸凌标签
篇三 诊室心情
为人父母,是一段无法预习的旅程
失去拥抱的少年
永远是边缘人
贫穷,一种集体的创伤
男孩失落的男性气概
对自己的美,永远都觉得不够
自恋的文化
当全能小孩长大之后……
哀悼的温度
在狂奔的时代,慢下来
懂得玩耍,也将懂得重新站起
生命的壮游
后 记 好父母来自整个社区的努力

序言

推荐序一 教养孩子其实没有那么难 /洪兰(阳明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亲子作家)
很多青少年问题专家都说:大部分的问题儿童出自问题家庭,这句话印证在王浩威医生所写的这本《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中,难怪英国有句谚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父母若常常觉得孩子不够好、不争气,会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自卑感。在海外教过书的人都觉得台湾的孩子跟外国学生比起来,几乎都没有什么自信心,总觉得自己不如人,这观念怎么来的呢?从书中看到,台湾的父母从小就把孩子跟别人比,比不过时,自卑感就产生了。
近年来,因为脑造影技术的精进,大脑科学家可以在活人的大脑中,看到大脑线上的工作情形,我们就看到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同卵双胞胎,在做同一件事时,大脑活化的区域及血流量有所不同。你会问:他们先天基因相同,后天环境也相同,又做同一件事,为何大脑活化不同呢?这是因为他们后天的经验不同,没有两个人有一模一样的梦,因为没有两个人有一模一样的经验,所以父母不可以把孩子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基因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相比是不公平的。
王医生在书中呼吁父母带孩子要有耐心,这点很对,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每个孩子学习的快慢很不同,不可期待每个人学习的速度一样。台湾有句害人匪浅的话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其实这句话一点实验证据都没有,它是一个广告词,而且是语带威胁的广告词,恐吓父母不来补习、不买这个益智游戏,你就误了你孩子的一生。试想,如果“输在起跑点上”这句话成立,你又如何解释“大器晚成”?历史上,很多名人是大器晚成的,如爱迪生、爱因斯坦、王阳明,他们开窍得晚,但一开窍后,所有的表现都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好。父母只要一摆脱竞争相比的心理,孩子就立刻快乐很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天赋的强项才有机会真正发展出来。
书中一再强调父母要适度地放手,孩子才会快乐。很有趣的是,完全放手的父母,他的孩子也不快乐。他们会怀疑父母是不是不爱他,不在乎他,为什么随便做什么他们都说好、好、好而没有意见。这现象不只是王医生在门诊中碰到,我在很多孩子身上也看到过。曾有一个非常叛逆的初中生,当他被父母吊起来打时,会笑。他后来说,父母肯打他,就表示父母还是关心他的。孩子常会以各种手段来引起父母的注意,甚至不惜牺牲皮肉,这种渴望,令人心痛。玉不琢不成器,适度的管教是必要的,父母一定要了解,管教孩子是父母的天职,责无旁贷,不可推给配偶,更不可推给老师。教好孩子不难,只要第一,以身作则,不要孩子做的,自己也不要做;第二,孩子做错事时,立刻纠正;第三,纠正时,要解释理由,不解释理由的禁止常会弄巧成拙;第四,管教的规矩不能因人而异,更不可一人扮黑脸,一人扮白脸,父母两人态度要一致。看到书中有这么多已经受伤的例子,很替这些年轻的生命惋惜,一个心灵的创伤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复的。
一个行为偏差到学校写条子叫父母去谈以前,就已有很多的迹象,父母只要足够关心孩子,看他放学回来神色不对,就应该要问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亲子沟通管道的畅通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孩子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要能回家跟父母讲,父母也不要先骂,要先听。我觉得一个在校受了委屈又无人可以诉说的孩子是最可怜的孩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本书提供了父母很多很好的经验。如果问题儿童出自问题家庭,那么就请大人给孩子一个正常成长的机会:请控制你的情绪,善待你的配偶,给你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但是要不要痛苦却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因为人类可以经由心态的转变使人生转变,带来痛苦的常常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了解到这一点,你就发现,教养孩子其实没有那么难,人生不满百,何苦常怀千岁忧?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决定孩子的命运,这世界不缺少美,少的只是看见美的眼睛而已。孩子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投资,回家陪伴你的孩子吧!你会发现你的出现会带给他无上的快乐,他以后会在你年老时,出现在你的养老院,带给你同样的快乐。

后记

后记好父母来自整个社区的努力/王浩威
几个老朋友好不容易见了面,聊起彼此近年来的工作。一位经常投身亲子教育的朋友,说起自己这些年的思考,流露出对自己专业的困惑:“有时真怀疑亲子教育的意义,对父母固然有所帮助,但似乎有一定的局限。偏偏在局限之外的那些问题,往往才是这些为人父母最困扰的难题。”她指的是最近遇到的几个案例,父母其实是够好也够用心了,却还是遭遇到孩子相关的问题。在场另一位从事社工的好朋友,听了这些亲职问题,也提起她最近督导的一个案例。那是儿童虐待通报的个案,两个分别是十岁和七岁的小孩。承办当地地方政府儿童虐待业务的民间机构,派他们的基层社工去了解时,才发现在这小小的不幸家庭里,还有许多来自不同机构的专业人员,包括负责家暴的(妈妈也被殴而列为照顾对象)、负责精神障碍辅导就业的(打人的爸爸有酒精相关的精神疾病)等等,因为颇能秉持以当事人为中心的专业态度,工作上不免有不同的立场,工作范围有重叠也有冲突。
她说,在台湾无论哪个阵营执政,给的饼是名堂越来越多了,但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我们的社会福利政策拆得四分五裂。这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思考所定下的法令制度,真的可以为我们社会带来福利吗?
这种讲法和前一阵子的另一场对话,同样是关心医保及其他社会福利的一位专家朋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谈的是两党候选人纷纷提出的各式各样有关社会福利的政策,包括提高老农津贴等等。他同样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选举制度是以个人选票为基础的,以至于我们两党候选人的思考,也就完全落在这个认为“以个人方式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死胡同里?社会福利变得只有个人,却没有看到脉络,包括家庭和社区这类基本的社会
网络。
压力锅家庭,往往来自一个衰败的社区
当子女遭到父母虐待的事件发生时,不是只有儿童被虐了,通常这背后还有一位或多位身心疲顿、甚至是精神走样的大人。当有家暴受虐的妇女时,背后同样是有一位不堪生活折磨的男人,只能以问题来逃避问题,也许是酗酒,也许嗑药,也许只是持续易怒的坏脾气。难道这些“坏大人”原本就是坏胚子,原本出生就带来邪恶的基因?也许真有些是吧,但那些属于基因论者所描述的先天问题,长久以来的研究发现,这也仅占其中的少数。大部分的“坏”,是来自环境,特别是环境中的资源不足,也许已经符合贫穷程度,但更多是无法领取低收入补助、也不觉自己已经属于贫穷一族的资源不足。
这些遭资源不足挤压的家庭,通常又地处状况不佳的区域。在台北、台中市或高雄以外的乡镇,经常是在贫困的农渔乡村,然后再逐渐失所而流离到大都会的贫穷边缘。
于是,一位遭到不良待遇的小孩,背后有一个像压力锅一样快爆了的家庭;而快爆的家庭,它的更后面往往是一个衰败的社区。
唯有社区发达了,社区内的资源网络活络了,家庭有基本的资源,家庭开始有希望了,这样,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不再有儿童虐待或家庭暴力这种事。
这种资源不足带来的深重的压力,不只是发生在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其实中间或中上家庭也经常自知或不自知地陷在同样的困境中。
中产家庭的生活,摆在整个社会结构里,“比下有余”的状态会让人不自觉地放心;自然,在这种乍看相对可以的情况下,往往也就无法察觉自己资源吃紧的状态。可是处在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家庭与家庭之间越来越不来往,而社区结构逐渐区隔化(compartment alization)而瓦解的社会结构里,传统的支持功能越来越流失殆尽,我们的家庭因为全靠自己而成本越来越提高,已经几乎可以说是到相当吃力的地步了。这些年来台湾生育率几乎达到全世界最低水平,政府开始提高生育补助。这方法其实像是用截箭法来治箭伤,以为一笔生产的钱,就可以解决孩子一辈子的问题。其实,越来越低的生育意愿,是因为包括抚养子女在内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家庭成本,是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家庭,都感觉没法负担了。依中产阶级对家庭品质要求的倾向,自我意识是中产阶级的夫妻,必然会要求自己是像样的父母,对怀孕这件事也就更慎重而迟疑了。
我可以将小孩交给谁?
我想起我在台大精神门诊的一位患者陈太太,她精神医学临床上的诊断是广泛性焦虑症,但更准确地描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症候群(house-wife syndrome)。这个名词是在“二战”后的美国提出来的,指的是“二战”开始有机会踏入社会工作的女性,不论她们是专职家庭或是职业妇女,普遍容易出现负担太多操心太过所产生的焦虑症状。
在门诊,我例行地告诉这位年轻的妈妈,如何自我察觉和处理她的压力,包括尽可能放手让小孩自己去忙而减少负担。陈太太沉思了一阵,抬头说:“可是,我可以将小孩交给谁呢?”
年轻一点时,我会觉得这位妈妈太没自信或太自我中心了,潜意识里不想多努力或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现在,我像那位从事亲职教育的老朋友,也越来越能察觉自己的专业其实不是无所不能了。
政府如果继续开支票,必然又是广设托儿中心之类的。但是,这只是又打造将自己区隔在社区之间而非真正成为社区系统一分子的机构。甚至,在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不但花大量社会福利的钱,还拆散了可能的社区或家庭联结的机会。
其实,好的做法是有的,只要态度对,这一切并不会那么不容易执行的。我想起多年以前,台北万芳社区曾经有一群妈妈,轮流排班接送小孩和课后照顾,透过信任、承诺和合作,来分担彼此的负担,又创造了亲子互动的机会,也解决了孩子在都会区没有同伴学习的问题。可惜,不管哪个阵营执政,政府并没有顺势将这制度推到全岛。
我是多年以前听台湾大学黄毓秀教授提起,才知道有这样一个隶属彭婉如基金会下的社区概念。后来没继续联络,不知状况如何了。那位来自社工界的朋友,听我提及,立刻在电脑上打开这个基金会的网页,点开其中的“社区照顾福利服务互助系统”。原来这些年,她们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了。我在网页上看到她们的理念,十分欣赏,特别将它抄在下面:
社区照顾福利服务互助系统,是“社会权”概念的具体实践。“互助”为系统的核心价值,有照顾需求的家庭,透过系统找到照顾帮手,从照顾负荷中稍得喘息,同时创造妇女二度就业机会。二度就业妇女在系统中接受训练与管理,成为专业照顾工作者,赚取稳定的薪资,并得到劳动权益的保障。
互助系统的运作以非营利的模式,系统成员的互助捐款,是本系统稳定持续运转的基础,互助捐款同时将运用在补助弱势者,以及系统的研发、实验、推广工作上,透过社区大家庭的照顾,建立平等、关爱、合作、助人的社会。目前此系统由台湾社区照顾协会承接,本会主要负责社区“保母”支持系统。
这正是当今台湾最缺乏的。
除了个人权,也该思考社会权
过去的台湾,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个人权开始受到重视,也果真反映在我们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关法令,譬如儿童福利法或家庭暴力防制法,都可以看到这种个人权的精神。只是,没能事先预料到的是,当时个人权这样的时代精神,固然有当时的必要,也果真达到那一阶段必要的时代任务。然而,这样的个人权强调,却也无意中破坏了旧社区旧家族里的好资源,同时抑制了新社区的可能。这样十多年下来,一方面台湾社会的个人权是更受到重视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反而看到了台湾的家庭成本急遽提升,连中产阶级也吃不消了。
当下阶段的台湾,除了个人权,也许该开始思考最缺乏的社会权。
希拉里还是美国总统夫人时,她曾借用印第安谚语来呼吁提升社区在亲子抚养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个孩子都是整个部落一起照顾长大的。”可惜这个理念并没有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政府有任何真正的发挥,只是沦为政治口号。
但愿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可以知道:选民不只是选票,选民是由更广泛的家庭和社区所维系的。
就像“每个孩子都是整个部落一起照顾长大的”一样,父母可以成为好父母是来自整个社区父母一起的努力。
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家庭成员,如果有他们相互支援和学习的社群,而不是单打独斗,这样才有放心的父母,才有有信心生小孩的年轻夫妻,才有真正产生幸福感的社会制度。
在面对年轻的陈太太这样自觉无力成为好父母的个案时,作为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的我,常常想,尽管可以同时擅长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永远还是有治疗室外应该好好思索的局限。

文摘

操场还是战场?


校园霸凌的相关议题,前一阵子成了热门话题,连朋友见面聊天都提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前几年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也上幼儿园了。年轻的妈妈说:“我们家的Nicolas,太古怪了。同学从背后推倒他,他没哭,还傻愣愣地看着人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爸爸接嘴说:“是呀!那天刚好是家长日,那小孩就在我们面前公然霸凌了。”
那天我们一起吃的是火锅。冬天的寒流下,热腾腾的火锅似乎是最适合一群人一起来抵御寒冬的“霸凌”了。我们最后的结论是送小孩去学点那种防身技巧。“最好是合气道,听说只能防身用,不能攻击别人,免得小孩学了反而去欺负人。”大家听了哄堂一笑,就结束了这个话题。

当追逐的乐趣被严谨的竞赛取代

小孩子在操场上,在空地上,或在公园里,跑跑跳跳,追追打打闹闹的,原本就是平常的游戏。这样的活动,有时是全然自发的,小孩子也没规定什么,就很有默契地找到他们的逻辑玩起来了。有时是有游戏规则的,也许是“躲猫猫”,也许是“抓鬼”,但一开始还是经常有许多即兴的玩法。当然,后来规则越来越严谨,而即兴也就没有空间了。
到了小学初中以后,躲避球也好,棒球篮球也好,游戏的规则是越来越统一的。然而,规则越是完善,能玩的人就越少。大部分的人只能当观众,只有少数人能在场上玩这个游戏。当然,观众也可以玩一点游戏,波浪舞等等,但终究还是不如场上选手才是真正聚光灯的焦点。
回到学校,让我们看看校园里的游戏。
当追逐的乐趣慢慢被许多有严谨规则的竞赛所取代,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从这些正式的游戏中被驱逐出来的。因为除了最高、最灵活、最快、最有力、最训练有素的少数同学,几乎是少有人可以参与这些活动的。
那么,其他的人怎么办呢?
如果将焦点从球场转到校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同学其实是继续玩他们的游戏,而且是以自发的方式来进行。他们还是在走廊上追逐或在阳台互相观望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游戏方法,甚至在看不到的地方,不论是爱情还是霸凌,都是人们自发的创造力产生的“游戏”。

当霸凌变成道德上的禁忌

一位幼儿园孩童的家长很难过地告诉我,他小孩如何被排斥的过程。他小孩的细微动作能力发展较慢,感觉统合不协调,整个人看起来就是笨手笨脚的。偏偏这小孩喜欢人群,喜欢热闹,每次同学们玩起自己发明的游戏,他就兴奋地跟着跑起来,甚至也不在乎别人就爬上去,经常将其他小个子的同学撞倒在地上。于是,就有同学喊说:“老师他打人!”
老师刚好太年轻,不知道总有一些学生社会技巧发展太慢而手脚又无法分轻重,便当场就说:“你这么小,就开始欺负同学。”其他同学也不清楚这名词的真正意思,只知道这几天大人们或新闻里谈很多,就跟着喊起来。这位家长说,小孩也知道这是不好的名词,已经难过得不想上学了。
强弱或胜败原本就是所有游戏的基本结果。只不过,越是好的游戏,越是能让每个人都有胜利的机会。
当霸凌一词突然变成道德上最大的禁忌时,忽然之间,人们不知道正常的竞争和不正常的霸凌之间究竟有无清楚的分界。父母们担心自己的小孩受欺负的同时,却也对自己向来鼓励小孩积极竞争的态度是否隐藏了某种危险,而变得更焦虑了。

顽皮游戏到弱肉强食

对于校园霸凌这一长期现象,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先制订“防治校园霸凌执行计划”,规定不处理霸凌的校长考核成绩不得为甲,负责督导的县市政府也会被扣奖补助款。至于长期计划,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反霸凌法》的立法,考虑“将施暴者隔离起来”。
这个消息在报纸揭露的第二天,我心理治疗诊所的来访案主刚好有一位是当年霸凌的受害者。他现在在海外念书,因为圣诞节和冬季假期而回来。
当年初中受到同班同学的霸凌,使得他一直对学校或同辈聚集的环境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战栗,也就一直无法正常上学。之后,幸运地在另所中学逐渐适应,才取得同等学力。他先到北美的社区大学,再转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和学系。
咨询时,我将报纸拿给他看,问他意见。他看了一下这则头版新闻,先稍稍绽放的笑容,慢慢地被沉思的表情所取代而不见。他说:“这方法当然是好啦,只是,事情是很复杂的。”
不善表达但思考迅速的他,跳跃式地提到一连串问题,还有一连串想法:霸凌要怎样定义?可能吗?很多时候是别人觉得不怎么样,但受欺负的人是很痛苦的。有些时候欺负别人的人是因为长期被欺负得走投无路而反击了,也要受罚吗?隔离以后,怎么知道这个人会变更坏还是就真的改善呢?他最后跟我挥挥手表示不谈这件事了:“事情,是很复杂的啦!”
我问他最近的大学生活可好,跟台湾以前的经验比起来怎样。他的回答也叫人难过:“反正太复杂了,我决定做独行侠,不要再交朋友了。”他解释说,就是不去注意这些白人或拉丁裔或黑人是怎么交朋友的。亚裔的同学会主动来跟他交朋友,是为了借笔记。“反正我要求他们一定要立刻影印立刻还,也就不会担心像以前那样考试到了要不回笔记。”
独行侠?一辈子吗?多么孤独呀!希望他不至于如此。我看着他现在不再过胖的脸庞,诊疗室外灿烂冬阳,在他脸另一侧现出沉重的阴影。

霸凌,不易辨

霸凌产生很多可怕的问题,然而过去大人眼中可能只是小孩们吵闹玩过头了。只是,在玩闹中越来越没有同理心的过程,其实是一再地深深刺伤,待日后痊愈亦十分扭曲了。
霸凌的伤害这么严重,但我自己对这个名词却是不喜欢的。霸凌也好,Bully也好,这样的名词读起来感觉都是十分突显的,往往就会误以为是十分抢眼易辨的行为。
我宁可用“欺负”,特别是在大众演讲时。“欺负”是我们小时候就会有的行为,几乎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欺负过比自己弱的同学、欺负过弟弟或妹妹,以及集体欺负不认识的大人(像乞丐或太嚣张的大人)。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作品,像《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让大人小孩读起来捧腹大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欺负的情节,更是读者笑声最大的段落。
为什么马克?吐温的小说我们觉得是风趣逗笑的故事呢?为什么社会新闻揭露的那些霸凌,却是叫人痛心而不忍直面?其实最主要的差别有二,一是权力的关系,另一则是同理心的程度。
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欺负是弱小者对权位在上者的行为,譬如,欺负那些平常爱作威作福的小恶霸。这样的故事就像《圣经?撒母耳记》里,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从来没人觉得是过分的。同样,记得作家杨照也曾经在自传散文里写过,他在建中时和一群同学将教官罩着麻布袋丢到莲花池的故事,反而感觉是充满幽默的正义。
这些故事因为是弱者对强者的反击,我们有时甚至也不用“欺负”一词,而是用“顽皮捣蛋”来形容。
回到现在新闻中的这些事件吧!霸凌也好,欺负也好,却是相反的权力关系,都是强的一方欺负弱的一方,人数多的一方压迫人数少的一方。
我喜欢用“欺负”一词,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发生在过去也可能是未来,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学生身上,包括学校里被认定的“好”学生和任何过去被欺负的人。
校园里同样是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在权力位阶上,原本就有着越来越拉大的差距。

校园里的权力游戏

在美国好莱坞电影里,有专门针对中学生胃口的所谓YA(young adults)电影。这种电影经常可以归类成两三种模式,每隔几年就会循这模式再拍一部,而且都是永远保证票房大卖。
有一种模式是“老师是鬼”这样的。电影一开始是校门口全景,学校最出风头的美式橄榄球校队高大健美的年轻男人们走过,然后是一群金发标致的啦啦队女孩。相对这些抢尽风头的却是一群藏在校园角落的角色:通常是一位很神经质的书呆子,一位整天嗑药的迷糊蛋,至少还有一位整个人感觉像刺猬对外强烈防卫的女孩。两群人偶有互动时,当然是后者受尽了嘲弄欺负。
有一天,学校开始变化了。也许是那个假道学的校长,也许是爱八卦的橄榄球队教练,不知什么缘故,被外星异形附身或变成吸血鬼。后来老师们全沦陷了,橄榄球队员也沦陷了,连班委会和啦啦队都沦陷了。整校都是外星人或吸血鬼。这时,只剩那几个最被瞧不起的家伙,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躲到校园地下室锅炉房时遇到了老校工,得到他的帮忙,找到方法,而将外星人或吸血鬼赶出去,拯救了全校同学,包括那些平常最看不起他们的同学和师长。
这样题材的电影一再重复拍摄,而且都可以在青少年人群中开出极优的票房,足以证实美国青少年对片中校园生态描述的认同。
影片的人物中,被欺负或被瞧不起的似乎只有少数几位,但是,从涌进戏院的青少年来看,似乎在现实的校园里,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吃亏的那一群。
在美国,就像这些影片一样,校园是有清楚的权力位阶的。美式橄榄球队员和他的啦啦队女生是权力的最顶端;其次是其他运动校队;再其次是擅长人际关系的,也跟老师关系不错的同学,像班委会干部或班级领导人;再来是稍不擅长人际关系但成绩优异的。至于运动不好、人际不佳、成绩也不怎样的,大概就只能在没人关心的权力底层。

在丛林里生存的方法

我们回过来看台湾的情况,虽然情形差别颇大,但同样的权力落差是存在于学生之间的。
以台湾的初中为例,同学之间的权力位阶往往是以成绩优异为最高标准(成绩只有中上就没啥帮助),其次是人际能力和外表(身高、美貌),再其次是家庭的富裕程度。如果拥有其中几项,累积的权力位阶就更高。相反,越没有上述条件的,则越弱势。也因为如此,在台湾校园霸凌的现象研究中,研究人员经常指出“身材瘦小、人际关系不佳、较内向、成绩普通”,有这些特色中一两项的,都是容易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人。
校园里的权力现象也可以进一步解释霸凌中的“霸凌者”(the bully)“被霸凌者”(the bullied)和“旁观者”(the bystander)的三角关系。
每个人也许不一定想成为霸凌者,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权力位阶是更高的;每个人也许可以忍受自己的权力位阶在别人之下,但每个人都不愿成为被霸凌者。
我曾经遇到一位拒绝上学的初二学生,他不像一般典型的拒学,先由抑郁、焦虑或身心症状开始。他开始拒学是因为去向同学“勒索”被告到老师那里去。他的“勒索”手法很笨拙,在便利店看到有同学钱带得较多,就向前去要对方拿钱给自己。可惜,他是新手上路吧,找的地点也不够隐蔽,口气不够狠,连身材也谈不上高大,自然很快就被训导处通知父母来了。
父母一到学校,几乎要抓狂了。他们说,不是上学期才说在家偷钱是因为被其他同学勒索,父母也因此对老师抱怨许久,怎么这学期就沦落成勒索别人的坏孩子了?
这件事一发生,他不再去学校,也几乎不讲话。我们第一次见面,两人在咨询室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没有太多的进展。至少三五次的咨询在沉默中度过,也幸亏我过去对这样的个案有一些经验,也就受得了这些难熬的时刻。终于,他慢慢地说出他的沮丧(对自己、对学校和对父母的)和愤怒。初中阶段原本表达能力就不足以叙述复杂情节和情绪,我也就透过他许多片段的描述中,才进一步描绘出大概的全貌。
当年进到这所初中,他的害羞和稍稍瘦小的身材,很快就成为班上几个同学开玩笑的对象。后来,这个原本只是顽皮游戏的捉弄越来越过分,从帮忙去便利店跑腿买零食,到帮这一群同学垫钱。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零用钱不够用,只好回家偷钱的缘故。一方面他为这些同学的欺负而生气,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跟他们在一起,似乎别的同学也会怕他,他也就很有安全感了。
特别是上学期父母来学校找老师,折腾一番后却是一切没改变。那些同学暂时不叫他跑腿了,只是在经过时会说:“我们现在都没叫你做事了!不可以去乱打小报告。”这样确实没有威胁字眼的话听进耳里,反而更是恐惧。他终于知道,原来,在学校这座丛林里,父母和老师根本是不管用的。于是,他安全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被他们更接受,譬如开始出现去帮忙勒索这件事。
去勒索其他同学这件事,其实他内心已经挣扎许久。可是,想来想去,这终究是在丛林里获得安全的方法了,终于还是做了。
等他被抓到训导处,父母也赶到时,他忽然松一口气,觉得从此不去上课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他放弃辩护、放弃学业,也几乎要放弃自己过去种种对人生的期待了。
从被霸凌者到霸凌者是很容易的,几乎每一个权力位阶还没爬到顶的学生,都是有可能的。每一个人内心想的其实都是只想当一位旁观者,因为没人愿意有任何的风险。只是当大家集体起哄时,旁观者也不得不加入,而从“霸凌行为的默许者”变成“霸凌行为的次要执行者”。
在校园里,只要这样的权力位阶存在,霸凌的问题永远是没法消除的。只是,在平常没意识到时,可能会说:“那只是调皮捣蛋、爱欺负同学罢了。”
人与人之间,当权力位阶存在,当权力带来的特权被许可甚至被钦羡时,所有的关系也就从游戏般玩乐,变成越来越弱肉强食的霸凌了。
ISBN9787508662336,7508662334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王浩威
尺寸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