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由美国艾伦·沃尔夫所著、甘会斌共同翻译的这本书《自由主义的未来(精)》以后《自由主义的未来》是沃尔夫极为重要的一部大作，他在书中详尽清晰地检视了现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轨迹，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深入分析更是令人心悦诚服，叹为观止。沃尔夫不仅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还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实用层面，即它对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的良好应对能力。谁若希望自由主义重现辉煌，或者想知道它何以应当如此，此书不可不读。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艾伦·沃尔夫 译者:甘会斌 译者:王崧
艾伦·沃尔夫，美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宗教与美国公共生活布瓦西研究中心主任，现居于麻省布鲁克莱恩。沃尔夫教授是《新共和》、《威尔逊季刊》和《天下》等杂志的特约编辑，还经常为《大众福利》、《纽约时报》、《哈泼斯》、《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写稿。被美国评论家们誉为“自由主义最后最忠实的孩子”。
目录
导言
第一章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第二章礼赞人为
第三章平等的必然性
第四章为什么好诗造恶政
第五章施米特先生去华盛顿
第六章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宗教
第七章开放社会及其朋友
第八章为什么保守分子不能治理
第九章自由主义的前景
致谢
注释
索引
由美国艾伦·沃尔夫所著、甘会斌共同翻译的这本书《自由主义的未来(精)》以后《自由主义的未来》是沃尔夫极为重要的一部大作，他在书中详尽清晰地检视了现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轨迹，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深入分析更是令人心悦诚服，叹为观止。沃尔夫不仅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还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实用层面，即它对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的良好应对能力。谁若希望自由主义重现辉煌，或者想知道它何以应当如此，此书不可不读。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艾伦·沃尔夫 译者:甘会斌 译者:王崧
艾伦·沃尔夫，美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宗教与美国公共生活布瓦西研究中心主任，现居于麻省布鲁克莱恩。沃尔夫教授是《新共和》、《威尔逊季刊》和《天下》等杂志的特约编辑，还经常为《大众福利》、《纽约时报》、《哈泼斯》、《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写稿。被美国评论家们誉为“自由主义最后最忠实的孩子”。
目录
导言
第一章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第二章礼赞人为
第三章平等的必然性
第四章为什么好诗造恶政
第五章施米特先生去华盛顿
第六章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宗教
第七章开放社会及其朋友
第八章为什么保守分子不能治理
第九章自由主义的前景
致谢
注释
索引
商品详情
【编辑】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沃尔夫极为重要的一部大作，他在书中详尽清晰地检视了现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轨迹，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深入分析更是令人心悦诚服，叹为观止。沃尔夫不仅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还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实用层面，即它对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的良好应对能力。谁若希望自由主义重现辉煌，或者想知道它何以应当如此，此书不可不读。
【名人评价及】
在展现相互竞争的诸观念的冲突和碰撞上，艾伦·沃尔夫驾轻就熟。他表明不一致的观念可以同时对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既相反又相成，这太有趣了。
——《纽约时报书评》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沃尔夫的第二十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他在里面宏博透辟地检视了现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轨迹。他的分析总是令人心悦诚服，叹为观止。
——《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
对过去三百多年政治思想的绝妙分析……沃尔夫的巨著出版于华盛顿的新政治时代曙光初露之际，随着时间移可能益显其经世济用。
——《科克斯书评》
【作者简介】
艾伦·沃尔夫，美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宗教与美国公共生活布瓦西研究中心主任，现居于麻省布鲁克莱恩。沃尔夫教授是《新共和》、《威尔逊季刊》和《天下》等杂志的特约编辑，还经常为《大众福利》、《纽约时报》、《哈泼斯》、《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写稿。被美国评论家们誉为“自由主义最忠实的孩子”。
【内容简介】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对自由主义极为扣人心弦的探索与辩护，不仅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建立以来的众多理论基石，还研究了那些挑战自由主义的理论。沃尔夫分析并赞赏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广阔人性概念，但他也明确表示，在自由主义被成功应用到诸如移民、堕胎、宗教自由等问题之前，它需要被修复、理解、接纳，以最有益的方式融入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
迄今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自由主义在守势和空想间摇摆不止。毋庸惊讶，美国公众难于辨识它所指何意。如今，艾伦·沃尔夫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
【目录】
导言
章 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第二章 礼赞人为
第三章 平等的然性
第四章 为什么好诗造恶政
第五章 施米特先生去华盛顿
第六章 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宗教
第七章 开放社会及其朋友
第八章 为什么保守分子不能治理
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前景
致谢
注释
索引
【文摘】
章
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最终
“最初，”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写道，“全世界都像美洲。”
洛克，这位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哲学家，既因其对我们的观念如何形成之解释而闻名，也因他坚决主张政府应当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著称；他将美洲——少在白人到来之前——看做这样一片土地，由于“任何地方都不知道有货币这种东西”，为那万恶的特殊根源而起的冲突在此可能不是不可免的。从那看似简单的观念中，一种政治哲学喷涌而出，它迥别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政治。人人都拥有劳动的能力，当土地所提供的恩赐混入了他们的劳动时，财产就创造出来，因而所有人都享有对财产的权利。由此论说，社会是依照自由（谁也不能正当地拿走本来属于你的东西），也依照平等（他们也不能从别的任何人那里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加以组织。说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就是宣称自由和平等将会变成强大得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接着就成了自由主义——支配性的（若非总是得到确当理解的）现代之政治哲学——最富影响力的要素。距洛克写下他的名篇已去三个世纪，自由主义不仅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指南，对未来的时代亦然。本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其中缘由。
自由主义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它太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以致人们可能容易忘记，它是怎样挣扎着成形问世，怎样解决了要它对付的许多问题，怎样不靠强制而凭其普遍感染力在全世界散播其影响，又怎样时保持着远超其主要替代学说的吸引力。然而，虽然自由主义对现代公民及其所居之社会的发展十分重要，如今它却遭遇了信心危机。自由主义若想繁盛，就需要被重新发现，这个中的利害关系，远过于哪一党赢得将的选举、提议的社会改革、甚或发动下一场战争。现代公民们老是忘了，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在他们所处的政治状况下，甚可说是的生活方式。给我们提供通向个人自由和集体目标感的最可靠路径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深层哲理：它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对个性和平等的尊重，对社会性（ ）的探索，对正义的热爱，它的偏好经验胜过理论，它的思想开放性，它对公平的奉守等等。如果我们还应该尊重人类的完整性，构设符合他们需求的制度，赋予他们自塑命运的能力，那么我们需要自由主义。是约翰·洛克指明了这条路，每当我们坚持要求我们应该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被承认，或者要求不应认为谁比谁天生就更尊贵（或卑贱），这时我们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过了好一段时间，美国人方才体会到洛克费尽心血创生的这种政治哲学的重要性。刚好在《政府论下篇》刊布一百年之后，托马斯·杰斐逊致信他的新女婿托马斯·曼·伦道夫说：“洛克论政府的小书就其本身而言精妙极了。”杰斐逊几乎不是在泄露机密；整个知识界都清楚，他写《独立宣言》的时候对洛克仰仗到什么程度。洛克式的思想如此紧密地关联着美国的发展，以致现代政治思想的经典作品之一、哈佛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投身于探索它的方方面面。如同一切开风气的著作那样，哈茨引致的热烈争议和某些批评（尤其是指出他对种族问题论述不足的那些），还继续有效。但是无人真正瓦解哈茨的总论点。洛克式的真理，如杰斐逊在《宣言》中所说，是“自明的”，这意味着与旧制度的欧洲相反，没人能够轻易向它们发起进攻。
最初全世界可能都像美洲，但是，如果美国当前的政治争论和选举结果还能说明什么的话，人们定对当代感到疑惑。曾经那么衷心地信奉洛克的这个，已经对他费心启发出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爱搭不理了。自由主义完全不再自明，它在美国显然不受待见；与自称非常或比较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相比，自称非常或比较保守主义的人达两倍之多。经过乔治·沃克·布什的右翼政府当政八年之后，这些心态改变了。虽然对这几年的历史定论尚待判决，但是，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僵化和持续无能（表现在从它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到对伊拉克战争的指挥上），合起来造成了普遍的沮丧，不止是在自由主义者中间，还在相当数量的保守主义者中间，由此又严重损害了小政府拥护者、有宗教导向价值观的选民和单边主义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盟，该联盟曾是里根时代的特征。不过，保守主义的问题日增绝不担保自由主义的政治成功。随着年奥巴马的当选，美国自由主义者有机会进他们持之最坚的有关政府适当角色的某些观念。唯有时间才会辨明他们将取得多大成功，但初期迹象顶多是有喜有忧。自由主义者兴许会在缓和美国公共生活中比较顽固的某些不平等形式上高奏凯歌，然而任何新计划要想达到新政或伟大社会的广度，那很不现实。
再者，自由主义的问题不限于美国。整个世纪和世纪初，英国产生了单个无论何时所能产生的最令人钦佩的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这些人几乎全都会在下文露面；可是他们思想的继承者，自由民主党，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英国政治中的第三党，而另一个左翼政党工党也深陷困境，因为它的前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支持一位美国保守主义总统。在欧洲大陆，自由主义政党不是失去了权力，就是手握不管什么权力（通常极小）却不知所措。除了撒切尔夫人以外，欧洲人很少选出美国人会认可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但是他们也没有选出有清晰思路、有方向感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们的社会应当朝那个方向前进。能够刻画欧洲政治特征的，更可能是僵局而不是右翼的反动，也就是说，欧洲人——他们肯定很欣慰——幸免于类似于美国基督教右翼的任何东西。但是谁也不能令人悦服地说，欧洲自由主义是一支生气蓬勃的政治力量。欧洲人闹不懂，自由主义指引他们禁止穆斯林头巾呢还是欢迎它们，支持全球化呢还是反对它，择业高于环保呢还是反过来。
这一切不表示世界突然间被夺走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相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英语世界正欣欣向荣，特别是在已故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里，他叫我们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评估任何政策或计划的公平性：我们不知道我们本人是否会从中获益。虽然世纪很多时间里法国和德国哲学是被这种那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启悟而生的，但社会主义的坍陷照样在那里引出了严肃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不是从他们年的左翼狂热转向三十年后的新保守主义右翼，反而落脚在居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许多很有名望的德国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衰歇以后，转向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寻求灵感。但是，虽然自由主义仍然有点像是当代学院中的一门增长型行业——无尽的书从大学倾泻而出，讨论自由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文化多元论、宗教、平等、言论自由、平权行动和若干类似话题，可是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书在方法上很专门，写得深奥难懂，没打算给普通读者阅读，而是给其他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读的。并且自由主义在书里表现得索然无味，仿佛它是一套公式化的抽象观念，从天上抄下来指导底下那些不够讲原则的老百姓的。在美国过去几十年间，华盛顿智库的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理论家，都具有美国大学里起码十位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公共影响力。
学院外也存在一些对自由主义的动人讲述；有的知名报人著书立说捍卫自由主义思想，为更广泛的公众写作的学界中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书面向普通读者群，然而在它们聚焦于政策争论和当前事件之际，它们往往缺乏历史和比较的深度。作者们意在说服当代公民，自由主义根本没那么糟糕，远不是可疑可弃的。他们做这事各有其道；有的争辩说，自由主义者需要回想起他们曾经造就过的伟大和政策，重申他们与普通选民的联系；另一些人把大多数时间花在攻击保守主义者上面；还有人坚持说，当自由主义者更好地学会以更具公共吸引力的方式“言表”他们的信念，或者学会不仅以事实服人还能以情感动人的时候，他们将重获人心。自由主义者不是在挺尸装死。他们还有满腔的话要说，正神采飞扬地说着。
但是，这些书有种辩白的语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写书的人不太确信他们自己的辩词。当自由主义者论述对外政策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做得好像保守主义者正回头窥觑，随时准备一把揪住任何错误举措或想法。当他们提议新的国内计划的时候，他们的主意往往是过去高远的自由主义计划的苍白效颦。为妇女选择权辩护的女性主义者，更可能将他们的论证建基于有关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的那些自由上主义乃保守主义的观念上，而不是有关平等的自由主义信念上。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宗教右翼得势的反应，不是守护政教分离，说明那如何可能同时有利于理性和启示，而是敦促创立一个宗教左派。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自由主义时常表现成阻止更大损失的一种努力，不是争取额外收益的一种战略。它的进攻已经变成谨小慎微的保守防御。
因而这是适当的时机，可以尽力弥缝自由主义过去经常表示的意思与当代政治体系的公民们往往用它表示的意思之间的差距。“起首的那个词，暗示了不能当选和边缘性，”本身是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尼尔·朱蒙维尔和凯文·马特森，在《新世纪的自由主义》一书导言中如是写道。“局面变得这么恶劣，有些美国人正谋求给自由主义取个新名字：‘进步主义’。但这种举动是错的。自由主义这个词应当被高举和复兴，它是自豪之源，提醒人们美国人与回溯几个世纪的基本价值观的关联。回避这个名号就是逃避过去，自由主义者没理由这么干。”他们说得对。“进步”是不当的措辞和不当的转变；它让我们回到一度采纳这个标签的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时代，从而会把自由主义者带回这样的政治议程：它对自己的道德优越太过自信，对公民自由太过敌视，不符合一个开放动态社会的需要。如果自由主义者躲入别的标签中，由此躲避他们自身的传统，他们将几乎无从证明自由主义对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对未来的相宜性。
尽管矛盾态度似乎老是包围着这个词，自由主义不乏重要的甚攸关命脉的事情要说。它的问题——少在新近时代——是它不能或不愿清晰、断然、服众地说出它们。提醒一下我们自己自由主义代表着什么，当可鼓励自由主义者克服某种不安全感，也应使各自由社会能够更好地找到它们的出路，而且——谁知道呢？——可能恰好有助于自由主义者不光赢得选举，还知道一旦赢了又做什么。
骂人的业余爱好者
说明自由主义曾经表示的意思和如今表示的意思之间差别的例证，可以在美国右派方面名倾一时的较具煽动性的政治活动家和时事评论人看待自由主义的方式中去找寻。试看几个典型例子。卡尔·罗夫，一个世纪里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把禁遏自由主义作为他一生事业的主要部分，年月他告诉纽约州保守党说，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袭击的暴行，想要为我们的袭击者备好诉状，提供治疗和谅解。”肖恩·汉尼提是很流行的一档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播，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使得我们的社会更易受到邪恶势力的伤害”，他们“远不如该有的那般怀疑极权主义政权”，并“一直不肯对抗全世界的自由之敌”。安·库尔特，一位特别爱出风头的辩论文作家，崇拜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她在她的一本书里开篇就说（不加丝毫限定），“当我国遭受无论内外的攻击之时，自由主义者站在敌人一边。”然后，在年，保守主义煽动家迪内希·德索萨总其成地说道：自由主义者——他写道——不但没能应对·，实际上还是它的肇因；自由主义者所信之事太骇人听闻——德索萨争辩说——美国保守主义者简直应当与穆斯林世界的宗教传统主义者合力击败他们。
退一步讲，这些话也说得过火了。并不单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处于被控误入歧途、不切实际、道貌岸然或心术不正的境地；这样的指责还算民主争论的本色，要拿例子和证据来证明或反驳的。毋宁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被当成政治传染病的携带者，信持一些流毒无穷的观念，假如那些观念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的话，会从内部摧毁美国（照此论还有一切现代社会）。这些作者宣告，从自由主义起始，不知不觉间，你的就将被它的敌人接管了；你的同胞就将被罪恶缠身了；你的就将变得意志孱弱、阳奉阴违；你的民主就将变为专制统治，极像共产主义那种，但甚也可能是法西斯那种，正如一位右翼批评家最近断言的那样。
那些批评自由主义的人，是在重复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初试牛刀以来就有的指责，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过去两百年间，人们就在声讨自由主义者的自我主义和性喜奢华，他们对进步的荒谬信念，他们自负的理性主义，他们无根的世界主义，他们的迹近疯狂，他们的幼稚得竟认不出果决的领导人在现代世界所扮演的枢要角色。相比于过去的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些是骂人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无人敌得上世纪西班牙教士菲利克斯·萨尔达·伊·萨尔瓦尼的辞藻华丽，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这个妖怪……一个阴鸷的敌人……异端之根，邪恶之树，它的枝上，不信不忠的一切魑魅魍魉觅得了宽敞的藏身之所……万恶之首”。老套地因其福利和对军国主义的反感而抨击欧洲的美国保守主义者们，很少察觉他们应该多么感激欧洲，为了他们觉得那么吸引人的唾骂自由主义。
政治应该是一团混战的活儿。当生命本身已危如累卵，或当关于生命意义的意见分歧无所不在的时候，激情用事地捍卫立场绝不是什么过错。但是，我们不能不怀疑，为什么恰好是自由主义遭致如此穷追猛打。假如自由主义是重堕黑暗时代的缘由，我们还能理解世纪对它的狂暴反对；可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业已付诸实践的年，比起它们尚未实施的年来，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改善多了。到世纪，此时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体制威胁到世界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权，自由主义的记录却是高雅不凡的，尽管少数愤怒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口出恶言。自由主义者们不屈不挠地反对法西斯，而且虽然部分人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其他人却经过既与左派同路人又与右派孤立主义者相分离，而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坚定对抗者。由于思想可以杀人，思想体系就隐含着愧悔交加。照此标准，自由主义没什么好歉疚悔叹的；如果你非指责不可，可以指责自由主义者天真，但若指责他们集体屠杀、行为残暴或穷兵黩武，那是殚竭想象力的。
美国大舞台上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么甚嚣尘上，却也达到于一个要紧目的。正是他们攻击之暴烈，虽则提示我们自由主义的脆弱，却也证验了它的强大：除非你怀疑你的意识形态对手拥有能够吸引广泛支持的思想，否则你不会写书去控诉他们叛国。这些批评家按他们定的调子痛斥自由主义，由此给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挑战，不是回敬以他们自己的訾骂（虽然我承认不时这么做过），而是重新思考他们起初为什么成为自由主义者。的起点是借助定义。
自由主义全景
有三种界定自由主义的方式流传给我们。一种强调实质，第二种强调程序，第三种强调性情。
自由主义核心的实质性原则如下：尽可能多的人，对其生活将要采取的方向，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表达成这种形式，自由主义一如洛克时代那样，既忠于自由也忠于平等。问题是那些词语在现代政治生活的条件下表示什么意思。
关于自由，自由主义者希望个人拥有杰斐逊希望他的拥有的东西：独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依附如同残废。人人都有心有身，自由主义者相信，这二者都应当自由地施展其全部能力：心之施展经由允许每个人开发其智能的开放社会，身之施展经由保障个人的充分经济安全以便他们不因基本生活之需而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社会。当我们除了接受别人施加于我们的权力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自行思考，困在类似于为苟活而无尽斗争的那种生存状态中，不能规划未来，也不能享有基本的人类尊严。自主的生活因而是的生活。我们具有掌控我们自身命运的潜能，从而也对实现那一潜能负有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包括人们信奉他们认为合适的宗教的权利，为他们赞成的事业呐喊和集会的权利，较大程度地控制他们私生活的权利。取消这些个人权利（试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宗教或无宗教是强迫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经济活动受政府指挥或控制，谁也不被许可集体地组织起来进行讨价还价以便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你就有了一个只能称之为反自由的政治体制，无论它是后仰靠向绝对君主制，还是前仆靠向什么社会主义乌托邦。
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核心承诺，并不意味着它拒不接纳的存在，包括从超自然力量或政府权力衍生而来的。相反，洛克是个宗教信徒和自然法的倡导者；杰斐逊等美国主要开国者都是忧虑个人自利的腐蚀作用的共和美德理论家；世纪别开生面的哲学家康德穷毕生之力演出以服从普遍道德命令为基础的一种哲学。自由主义者不会拟想英勇的艾因·兰德坚定分子的一个世界，他们不肯向他人的意见甚或他人的存在稍屈其宁不弯的意志。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生活在一个安排好的世界里，它须限制人们随时做他们想做的随便什么事情的那种能力；这点上他们像极了保守主义者。不过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限制不是人们无由控制的所强加的，或是他们影响不了的传统所形塑的；它们其实是被人们自己通过某种同意或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没有相互依存，独立不可能存在。一旦我们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就需要社会的存在。
这样执意突出社会性（ ）的重要性，常常为人忽视，但它不能也不该被忽视。“人不是生而自由；他们是靠社会和才变得自由，社会和在限制个人要求的同时，实际上将一种有效力的承认和批准授予了这些要求，将它们从朝不保夕的事实提升为可以自信地主张其实现的权利，”意大利的一位欧洲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在年这么写道。“那是个人拿自然自由的不确定性换取公民自由时赚得的真正收益。”或者如纽约市立大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克斯那样，在更美国化的语境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社会是启蒙的自由主义者的发现。他们深信，前辈们认作“自然的”或“神定的”大多数事物，事实上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这让他们觉得精神解放了。家庭、政治制度乃经济，就像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的（也像我们会说的），都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人首先是社会生物。他们生下来是一张白板，因而是他们的养育和环境的产物。要想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自由自在地活动，人人都得——哎哟——被社会化。如果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塑造他们的各种社会机构须构建起来，好生产每个社会所需的那种个人。
平等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目标。自由主义者不满于只有某些人——这里是贵族阶级的成员，那里是商业精英的代表——有机会决定他们将如何生活。他们相信平等，但平等不是自为目的；极端的平等主义更多牵连到社会主义传统而非自由主义传统。毋宁说，自由主义者相信，按自己的主张过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自由，假如社会的组织方式否认了大量的人有可能某实现该目标的话，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独立对少数人是好东西，那它对多数人也应是好东西。社会当中有多少实际的平等，社会之间是彼此有别的，我们可以设想不同平等程度的不同类型自由社会。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它封死了人们实现自身全部才能的机会，抑或放任顽固的不平等去窒息它最不走运的成员发展那些才能的心愿，它就算不得自由社会。
我们时常听说，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彼此矛盾。每当我向保守主义的听众讲话的时候，我就当真听到了：他们立即想知道，你所谈的是哪种自由主义，“古典”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依这个说法，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涉及尊重私有财产，允许个人追逐他们确定属于自我利益的东西，政府在这决定中不横加干预。亚当·斯密，这位在杰斐逊写就《独立宣言》之年发表《国富论》的苏格兰道德家，是古典自由主义最的哲学家；他的许多信徒们坚持说，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他会是撒切尔夫人或里根的拥护者，后面这两位人物被人唤作保守主义者，但说成是自由上论者，或自由市场的提倡者。自由上论者，凭借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所做的一个区分来说，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这种自由的关键原则不难把握：其中之一认为，自由在于无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另一条认为，当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我的成功归于我自身的努力，我的失败也是我自承其咎。
对这样想的那些人来说，古典自由主义因其将自由居首，与自由主义在世纪所采取的形式有天壤之别，后者主张平等首位。现代自由主义通过伯林所称的“积极”自由观允诺了平等：我只是不受干涉还不够，我也须有能力实现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如果这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那么现代自由主义者准备接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便给予众多的人以掌控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将那种感觉给予少数人。积极自由观认为人不应被简化成他们的激情甚或利益。他们是为了比利得和花费更高尚的目的感而活的，应当能够借由他们自身的集体努力在此时此地实现那些理想。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翘楚，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最可代表现代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为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和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它们旨在缓和商业周期的起落。虽然凯恩斯被培养成一名经济学家，但在他那行业里是个异类，相信经济问题不那么有趣；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法门制造更大的丰裕（他相信我们借政府之助办得到），人们就可以把注意力导向更值得做的事务。
以赛亚·伯林被世纪极权主义的幽灵吓坏了，他把它解释成强制性政府违逆人们的意志将某种更高目标硬加给他们的一种尝试，所以他辩称，我们须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选择其一：“凡事都是它之所是：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平或正义或文化，或人类幸福或良心安宁。”要是伯林和受他启发的那些人是对的，那么自由主义实质上同时支持自由和平等的努力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在政治上不稳定，总是可能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
不过古典的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几乎不像执意区分它们的那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泾渭分明。事实上一个是从另一个中（若非逻辑地，则定是社会地）演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性承诺不可不放在它们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在世纪，依附性是受封建主义的遗产滋育而成的，那些遗产使个人屈服于他们假定的尊贵者，而且考虑到旧制度僵硬的地位类别，它们同时造成了让地位较低的人简直不可能克服其依附性的社会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自主和平等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运转双双得到促进，因为市场为个人提供了逃脱捆绑他们的约束关系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机会去改善他们的处境。
在晚近的时代里，两相对照，当人们太穷或者老是成为不公歧视的对象，以致发展不了充分自主的时候，依附就产生了。世纪的观念说，人们的命运由于社会的存在而交织在一起；在世纪，这种观念转变成如此信念：如果有要让社会性这个概念变得具体，政府就不能不被请出来；此外别无良法，可以叫已经过上独立生活的人履行对没有过上独立生活的人相助一臂的义务。这个解决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正如我在本书稍后将会论证的那样，仰仗政府妨害了所有现代政治世界观的一致性。但是久经检验的自由主义命题是，不管运用公共政策来应对不平等造成了何许依附性，在个人流动、身心能力的发展、种族和性别平等方面所附随的收益，都远远超过它们。这就是为何斯密和凯恩斯实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虽然斯密在世纪著书反对的商业调控，而凯恩斯在世纪著书支持那么做。他们的分歧在于众多的个人用什么手段才能实现对他们生活的掌控，不在于他们该不该掌控。
世纪的斯密主义者可不是这样。倡导斯密昨天倡导过的东西，即不受调控的自由市场，是在培植更大而非更小的依附，更少而非更多的平等。这也不是说始终如此；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对市场的依赖能够并确实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人类潜能，那种方式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助于更大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采取了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形态，这种情况下，把政府从市场赶出去，不会让许多人变成企业家从而得以设定将要他们生活的种种规矩，反倒让公司削弱它们对雇员的义务因而使他们更依赖于市场的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它增大了贫富差距，就算穷人改善了他们的状况（他们并不总是做得到），与他们周围发生的其他改善相比，他们的改善之路也是极不公平的。它忽略雇主或其他当权者喜欢跟自己相像的人超过相异的人这种倾向性，由此认可了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偏见，它们阻碍了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发掘其全部潜能。降低人们的真实收入，提高他们的失业恐惧，把他们置于意外事故的更大风险中，威胁取消医疗保健，减少他们所得收入相对于社会最富裕者的比例，听任他们的天赋因为种族和性别这类全然任意的理由被埋没，让他们在晚年变得愈加依附：你这样子不会给予人们对他们生活的更多掌控。
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实质性承诺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它们意在保卫特定的一些目标，抗御要么反对这些目标要么给它们指派低优先性的其他政治立场。在世纪，自由主义的敌人是保护种姓制度的人，在那一制度里，有利的出生给了一小撮人独享的优势。在世纪，自由主义站在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后者替不平等机会的等级制辩解；对抗各种形式的自由上主义，它们赋予大公司太多权力，于是赋予老百姓太少权力；也对抗阴魂不散的各种社会主义遗产，它们在决心获致更大平等时肆意践踏个人权利。自由主义就其实质涵义来说是有偏见的也是有党见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须作为它们的代言人组织起来，影响公众舆论以达成它们。
除了它的实质内容外，自由主义也能按照程序手段加以界定。自由主义是在世纪末期、世纪初年兴起的，当时制宪成风，而宪法的要性反映了创造规则的一种心愿，那些规则将使社会内部互相竞争的利益能够和平地协商它们的分歧。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程序主义是我们替代暴力的现实选择。在舞台上不存在共同议定的规则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内生活若不遵循程序，内战就可能发生。自由主义思想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措辞，来表达对程序主义的这种信守，从洛克的社会契约，到美国如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类宪政实践，再到世纪创建国联或联合国这类旨在预防战争的机构的运动。把它们通通联接起来的，是两位政治哲学家投下的阴影，他们叫人注意公共事务世界里武力的无所不在，和对武力的需要：尼可洛·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他给那时的统治者就如何长保他们的权力提出了非常冷血的建议；还有托马斯·霍布斯，世纪的英格兰人，洛克的对手，他坚持认为只有强权的君主才能防止向野蛮的自然状态的倒退，在那一状态下，用政治哲学家曾经写过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短语之一来说，生活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主张，政府须在竞争各派间严守中立，以赢得它们的信任，而唯有靠所有各派均受其约束的协定，那才可能实现。
相比于实质自由主义，程序自由主义指涉的是一个道德理想而非政治目标；它的目标是公平或不偏不倚，即这一理念：适用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东西须适用于每一个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未反对政治保守主义，定不反对世纪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或列奥·施特劳斯那些信徒们的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列奥·施特劳斯是流亡美国的德国人，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灵感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领会美国建国的重要意义。它也不抗拒自由上主义。倒不如说，在保护公民自由不受专制权力侵害上，自由上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还要更为警醒。有些形式的社会主义，扔掉了生产工具的所有制观念，赞同一种较少侵入性的对福利的信持，甚它们也采取同情自由程序主义的态度。程序自由主义真正反对的是专制主义：统治者不为规则所缚的这个见解。
从程序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者就是支持宪政政府的任何人，他相信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认为普适规则的例外即便准许也应少之又少；接受执政党不得修改赢取权力的规则以自利的这条原则。正是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美国这样的整个是自由主义的，虽然它显然容纳了持有大量保守主义观点的许多人。将几乎所有美国人联合起来的，是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安排妥帖的一套规则的忠诚，该宪法广泛借鉴了自由程序主义的思考方式。
虽是构想来反对旧制度的君主政体，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却与世纪惊人地相关联，不仅因为反自由的社会以恐怖主义的前景威胁到自由社会，也因为自由社会受到采取程序上反自由的行动对抗那种威胁的诱惑。只要还有人使用专断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程序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中止美国宪法（或者按照不可能证明有理的方式解释它），当你负责执法的时候却违法，加大施于某些人的惩罚力度同时却赦免另一些人，对待政治对手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如此一来，你就不再是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说保守主义者是遭到现实当头棒击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是曾被肆意处置而不想再次受到那般处置的任何人。
尽管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很有价值，它还是在当代思想家中广受非难。对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来说，“程序共和制”由于重视公平的规则甚于实质的目标，它无法就生活的正当方式为公民提供指导；桑德尔反对程序自由主义，宁可选择各种公民共和制，后者更瞩目于有德公民的品行，在这方面鼓励就善的本质进行讨论。文学和法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或许是当今世上最出色和高产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对他来说，自由主义的程序论是不可能之事；它根据在不同生活方式间保持中立的姿态说话，但是它的真实目的是强迫别人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即珍视中立性的那种。理论上，自由程序主义因其对不同政治世界观的兼收并蓄，理应比实质自由主义少惹些争议，后者守护一套政治目标而反对其他目标。但实际上，自由程序主义发现自己处在左派、右派、中间派的夹攻下，好像那些在实质目标上有分歧的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事情，就是没有哪套规则可以高居于这场争执之上，漠然地俯视争执中的那些规则。
自由程序主义有它的弱点。有的思想家一面坚持政府应当始终在相互竞争的好生活观念之间保持中立，一面却总是设法断定政府应当在堕胎或平权行动之类争议问题上站在他们一方：他们真是有点儿毛病。另一些人更加前后一贯；当道德问题利害攸关的时候他们确实真诚地试图不偏不倚，但是他们这么做的努力只让他们面临这等告诫：政府应当捍卫某种形式的好生活，反对其他形式。如同别的各式自由主义那样，自由程序主义不应被漫画的极端。
不过，对自由程序主义的批判，不管提得多么铿锵有力，都未能提供任何值得信赖的备选方案。设若我们如斯坦利·费什所为，断定在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之间，没有什么中立性行得通，那我们就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因害怕社会冲突而服从一位君主——这并不是身在其中的令人羡煞之地，我们这个武器充盈的时代比起霍布斯时代来更其如此。反过来，设若我们试图找到人人都能同意的实质观点（自称社群主义者的那些人赞成这一做法），那我们要么以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告终，那些滥调丧失了让我们与任何要紧之物相结合的能力，要么以更刻骨铭心的某些好生活观念告终，它们令人遗憾地把不遵从这些观念的人界定为过不良生活。虽然有一种声音要把公民共和制或社群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还没有人曾经表明过，在复杂、多元的政治状况下它们可能如何运作。拿自由主义和它的替代选择做比，它常常不战而胜。说到底，除非我们全体同意比较的程序，我们怎能做出这样的比较呢？
除了共享一些核心的实质信念和对程序手段的偏爱以外，自由主义者也被按照一种独特性情加以刻画。次使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一词是在年，那时西班牙议会的代表们在加的斯开会，采纳它来刻画一项计划的特点，该计划寻求结束封建特权，建立更现代的政府。但是“”这个单词，在政治上存在之前许久，已在词源上存在了。它起源于拉丁语，即“自由的”（）。由于它是作为形容词发源的，其意义有赖于它当下修饰的无论什么名词，“”一直有种相当开敞的——我们敢斗胆说是自由的吗？——涵义；《牛津简明词典》指出，“”表示“自由的”而外，也可表示宽宏的，丰足的，大量的，绅士的，慷慨的，宽松的，率直的和无偏见的。那种宽泛涵义的遗产还比比皆是：学者们不会去研究名唤保守艺术的什么东西，许多社会号称是自由民主制的，但谁也不会自称是保守民主制的。在通常的用法里，“自由主义”所指的不仅是强调公平性的实质性政治计划和美德，它也具有强调向世界敞开胸怀的内涵。
自由的性情更关乎心理学，而不是政治或道德。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力图容纳而非拒纳，接受而非审查，尊重而非污蔑，欢迎而非排斥，宽大欣赏而非小气刻薄。在性情上，自由主义者受不了源于恐惧和自我保护的那些主张。他们往往将人类状况从前的改进看做预期将来继续改进的理由。诚然，自由主义者承认，邪恶可能潜伏在男男女女的内心里，有些政治体制——当然是反自由的那些——邪恶得无以复加。但是他们认为，恶的存在不会使善的实现变得不可能。相反，有些社会缺乏自由主义的宽宏精神，这个事实越发成为自由主义者主张改革的理由，不止在“改革”的公共和政治意义上，也在私人和人性意义上。
就和自由程序主义一样，性情自由主义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反对自由主义对福利的信奉，却又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他是在性情的涵义上自由地行动——比起支持福利却吝于扶贫济困的左派分子，他在许多方面都更加自由。一位自由上主义者，他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欢迎新技术，比起坚持党的路线、又认为他不赞成的任何东西都不应建在他的后花园的一位民主党人，要更为自由。一位主张宗教自由适用于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基督徒，比视一切宗教为迷信的胡说八道而草草打发的世俗论者，性情上更加自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大学系科，拒不聘用保守主义者，那是辜负了它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从性情上说，自由主义不是依人们所采取的立场来界定的，而是依人们采取那些立场的精神界定的。
对自由主义展开的种种保守主义攻击是当前政治环境的特征，它们所造成的危险，是将程序和性情的婴儿同实质的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危险。保守主义者可以并真的反对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决要求——虽然他们也发现不那么容易，少在当代世界是这样——以此证明不自由和等级制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中间更趋极端的人，通过巧言浮词的乱发脾气，破坏了一切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也好，保守主义的也罢）在其中自证理长的环境。这些声音在很多方面甚不是保守主义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其改变周遭世界的能力信之入髓，就在同样程度上缺乏一种怀疑的理智。这样的批评者不懂得，性情的和程序的自由主义对每个人（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很可贵，一如实质的自由主义会而且该引起争议。从最宽广的意义上理解自由主义，它对保守主义持开放态度，就像保守主义不对从最狭隘的意义上理解的自由主义持开放态度那样。
如今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并非独有保守主义者；好多批评也出自左派。左翼思想家不将自由主义一概抹杀；那对任何现代政治世界观来说都难于做到。但是他们举部分主张而贬低其余。譬如，公民自由上论者捍卫对言论自由的程序主义承诺，不考虑被捍卫言论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另一些人，包括受歧视少数群体权利的关切者在内，宁愿分派给达成平等这个实质目标以更高权重，即使那意味着剥夺对少数群体恶声相向者的言论自由权。这两方都深信务在自由主义的承诺间做出抉择，而他们准备好了做这样的抉择。然而当此之际，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些抉择是怎样背道而驰的：比如，对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的公民自由上主义的辩护，通过给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和资金短缺的公司抗议者相同的说话权利，暗中败坏了对平等的承诺，因为它允许大公司的观点有力排挤抗议者的观点，让它们无影无踪。保护不受待见的少数群体抵抗恶意言论，这以平等之名做的事，可能轻易带来各式政治正确，它们否认人们有表达其虔笃信念的自由，不管那些信念在其他人看来多么讨厌。在生活的一个领域批判自由主义，你很可能在其他领域付出代价。
有些社会对于使自由主义成其所是的种种特征，一点儿也不赏识或仅赏识一部分；相形之下，西方社会需要给自己提个醒：它的全部三种成分——实质的、程序的和性情的——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可或缺。
现代民主社会可能普遍信任自由主义的两大实质目标，即自由和平等，但这不表示那些目标就高枕无忧了。如今的自由看似平平安安，因为它既是右派的也是左派的哲学，前者体现为经济自由，后者体现为个人自由。可是政府永远在寻觅着监视其公民的新途径，现在的新技术让它们胆大包天，对最初坚持要求隐私权和良知自由的人而言，那些技术无法想象。倘若当权者准确知晓你在过着何种生活，你就难以过一种自主生活了。只要对自主的威胁尚存，就将证明自由有理。
我们也不能断定，对平等的自由主义承诺在现代已固若金汤。这不只是因为，近年来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虽然在美国确实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对平等何意缺乏基本共识。当人人都有同等机会改善他们处境的时候，还是处境的改善真正实现的时候，平等的条件得到了满足？涨潮会高所有船只呢，还是会淹没制造不那么精良的船只？给最富者的补贴会通过涓滴下渗而惠及最穷者吗？达到种族平等的办法，是忽视种族呢还是重视它？在多大程度上富裕社会的公民们有义务援助那些非己之过、偶然生活在贫困社会的人们？如果自由主义有个未来，那应当是由于让尽可能多的人过上自主生活的观念也有个未来；不过，西方社会不确定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也不确定它们对平等的承诺到底有多坚定。
虽然实质自由主义是实现好生活的要条件，它独自却成不了充分条件。每当社会受到诱惑要在它的宪法规则周围抄近路的时候，程序自由主义就是需的。西方不再卷入世界大战的事实并未让中止自由程序主义的叫嚣安静下来；相反，作为对·事件的回应，有人争辩说，西方是在和如此九死不悔、穷凶极恶的敌人作战，它很少有别的选择，除了改变它对公平程序和宪法规范的历史性承诺以应敌之外。他们的叫嚣不是耳边风。尤其在美国，当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领导人允许酷刑、中止人身保护之类权利、不守成规地加强监视、集大权于的时候，自由主义对公平程序的承诺遭到了严峻考验。以这样的方式，自由社会被不断提醒要认真对待界定了它们的自由主义；悬置规则的那些吁求，应当被视为让人牢记规则为何重要的良机。
我们也不应忽略性情自由主义，它乐意接受发现感，兴致勃勃地预期未来，胸怀宽广地靠近世界。保守主义者捍卫历史悠久的实践和制度，如古典传统、西方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就像世纪中叶的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拉塞尔·柯克所为，或者就当代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拉顿而言，甚还要加上猎狐运动；这是一回事情，毕竟属于保守主义者分所当为的。但若左翼人士转变成性情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他们的观念受到挑战或他们的偏见公诸于世，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性情上最保守的莫过于住在实行房租管制的公寓里、占着大学终身教职的曼哈顿左派分子；他或她的生活方式势要滋生一种志得意满感，那是不容于自由主义对纳新的历史性承诺的。假如自由主义继续遭受这样的精神失落，它是没希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
按最广泛的意义探讨自由主义不会毫无问题地进行下去。考虑到它的三重用法，某种语言混淆将接踵而。比如，这个词在欧洲用得有些不同，那儿的自由主义者可能发现自己与美国共和党其乐融融，在美国可不是这样的。再者，自由主义的多种理解并不总是协同作用的；虽然实质目的促使自由主义者承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唾弃另一种，程序手段却力求在竞争的生活方式间不偏不倚。由于自由主义者支持过形形色色的目的（）以达成改善和均等化人类能力这个目标（），最终他们不曾对以下任何观念做出过坚贞不渝的承诺：市场（或）始终是主宰，言论自由是一条绝对原则，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或和平始终比战争更可取。同情自由主义的一位作者、世纪的巴西外交官和哲学家 梅基奥尔，试图寻出自由主义传统的某种共同主线，结果几乎自认失败，认为我们不该谈论自由主义，应该谈论多种不同的自由主义。
这是一条理当抵制的建议。只聚焦于自由主义的一个意思，这可能避免前后矛盾，但也会付出沉重代价：自由主义魅力顿失，那种魅力对它成为现代之主导政治哲学居功伟。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学，我们会更少自由、更少平等，所以我们需要自由主义。但是我们之需要它，也是因为如若没有它的伦理学，我们会更少公平，还因为如若没有它的心理学，我们会更少大度。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自由主义的全面复兴。
………………
………………
【编辑】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沃尔夫极为重要的一部大作，他在书中详尽清晰地检视了现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轨迹，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深入分析更是令人心悦诚服，叹为观止。沃尔夫不仅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还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实用层面，即它对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的良好应对能力。谁若希望自由主义重现辉煌，或者想知道它何以应当如此，此书不可不读。
【名人评价及】
在展现相互竞争的诸观念的冲突和碰撞上，艾伦·沃尔夫驾轻就熟。他表明不一致的观念可以同时对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既相反又相成，这太有趣了。
——《纽约时报书评》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沃尔夫的第二十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他在里面宏博透辟地检视了现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轨迹。他的分析总是令人心悦诚服，叹为观止。
——《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
对过去三百多年政治思想的绝妙分析……沃尔夫的巨著出版于华盛顿的新政治时代曙光初露之际，随着时间移可能益显其经世济用。
——《科克斯书评》
【作者简介】
艾伦·沃尔夫，美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宗教与美国公共生活布瓦西研究中心主任，现居于麻省布鲁克莱恩。沃尔夫教授是《新共和》、《威尔逊季刊》和《天下》等杂志的特约编辑，还经常为《大众福利》、《纽约时报》、《哈泼斯》、《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写稿。被美国评论家们誉为“自由主义最忠实的孩子”。
【内容简介】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对自由主义极为扣人心弦的探索与辩护，不仅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建立以来的众多理论基石，还研究了那些挑战自由主义的理论。沃尔夫分析并赞赏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广阔人性概念，但他也明确表示，在自由主义被成功应用到诸如移民、堕胎、宗教自由等问题之前，它需要被修复、理解、接纳，以最有益的方式融入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
迄今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自由主义在守势和空想间摇摆不止。毋庸惊讶，美国公众难于辨识它所指何意。如今，艾伦·沃尔夫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
【目录】
导言
章 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第二章 礼赞人为
第三章 平等的然性
第四章 为什么好诗造恶政
第五章 施米特先生去华盛顿
第六章 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宗教
第七章 开放社会及其朋友
第八章 为什么保守分子不能治理
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前景
致谢
注释
索引
【文摘】
章
我们时代最适宜的政治哲学
最终
“最初，”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写道，“全世界都像美洲。”
洛克，这位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哲学家，既因其对我们的观念如何形成之解释而闻名，也因他坚决主张政府应当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著称；他将美洲——少在白人到来之前——看做这样一片土地，由于“任何地方都不知道有货币这种东西”，为那万恶的特殊根源而起的冲突在此可能不是不可免的。从那看似简单的观念中，一种政治哲学喷涌而出，它迥别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政治。人人都拥有劳动的能力，当土地所提供的恩赐混入了他们的劳动时，财产就创造出来，因而所有人都享有对财产的权利。由此论说，社会是依照自由（谁也不能正当地拿走本来属于你的东西），也依照平等（他们也不能从别的任何人那里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加以组织。说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就是宣称自由和平等将会变成强大得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接着就成了自由主义——支配性的（若非总是得到确当理解的）现代之政治哲学——最富影响力的要素。距洛克写下他的名篇已去三个世纪，自由主义不仅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指南，对未来的时代亦然。本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其中缘由。
自由主义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它太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以致人们可能容易忘记，它是怎样挣扎着成形问世，怎样解决了要它对付的许多问题，怎样不靠强制而凭其普遍感染力在全世界散播其影响，又怎样时保持着远超其主要替代学说的吸引力。然而，虽然自由主义对现代公民及其所居之社会的发展十分重要，如今它却遭遇了信心危机。自由主义若想繁盛，就需要被重新发现，这个中的利害关系，远过于哪一党赢得将的选举、提议的社会改革、甚或发动下一场战争。现代公民们老是忘了，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在他们所处的政治状况下，甚可说是的生活方式。给我们提供通向个人自由和集体目标感的最可靠路径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深层哲理：它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对个性和平等的尊重，对社会性（ ）的探索，对正义的热爱，它的偏好经验胜过理论，它的思想开放性，它对公平的奉守等等。如果我们还应该尊重人类的完整性，构设符合他们需求的制度，赋予他们自塑命运的能力，那么我们需要自由主义。是约翰·洛克指明了这条路，每当我们坚持要求我们应该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被承认，或者要求不应认为谁比谁天生就更尊贵（或卑贱），这时我们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过了好一段时间，美国人方才体会到洛克费尽心血创生的这种政治哲学的重要性。刚好在《政府论下篇》刊布一百年之后，托马斯·杰斐逊致信他的新女婿托马斯·曼·伦道夫说：“洛克论政府的小书就其本身而言精妙极了。”杰斐逊几乎不是在泄露机密；整个知识界都清楚，他写《独立宣言》的时候对洛克仰仗到什么程度。洛克式的思想如此紧密地关联着美国的发展，以致现代政治思想的经典作品之一、哈佛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投身于探索它的方方面面。如同一切开风气的著作那样，哈茨引致的热烈争议和某些批评（尤其是指出他对种族问题论述不足的那些），还继续有效。但是无人真正瓦解哈茨的总论点。洛克式的真理，如杰斐逊在《宣言》中所说，是“自明的”，这意味着与旧制度的欧洲相反，没人能够轻易向它们发起进攻。
最初全世界可能都像美洲，但是，如果美国当前的政治争论和选举结果还能说明什么的话，人们定对当代感到疑惑。曾经那么衷心地信奉洛克的这个，已经对他费心启发出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爱搭不理了。自由主义完全不再自明，它在美国显然不受待见；与自称非常或比较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相比，自称非常或比较保守主义的人达两倍之多。经过乔治·沃克·布什的右翼政府当政八年之后，这些心态改变了。虽然对这几年的历史定论尚待判决，但是，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僵化和持续无能（表现在从它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到对伊拉克战争的指挥上），合起来造成了普遍的沮丧，不止是在自由主义者中间，还在相当数量的保守主义者中间，由此又严重损害了小政府拥护者、有宗教导向价值观的选民和单边主义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盟，该联盟曾是里根时代的特征。不过，保守主义的问题日增绝不担保自由主义的政治成功。随着年奥巴马的当选，美国自由主义者有机会进他们持之最坚的有关政府适当角色的某些观念。唯有时间才会辨明他们将取得多大成功，但初期迹象顶多是有喜有忧。自由主义者兴许会在缓和美国公共生活中比较顽固的某些不平等形式上高奏凯歌，然而任何新计划要想达到新政或伟大社会的广度，那很不现实。
再者，自由主义的问题不限于美国。整个世纪和世纪初，英国产生了单个无论何时所能产生的最令人钦佩的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这些人几乎全都会在下文露面；可是他们思想的继承者，自由民主党，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英国政治中的第三党，而另一个左翼政党工党也深陷困境，因为它的前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支持一位美国保守主义总统。在欧洲大陆，自由主义政党不是失去了权力，就是手握不管什么权力（通常极小）却不知所措。除了撒切尔夫人以外，欧洲人很少选出美国人会认可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但是他们也没有选出有清晰思路、有方向感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们的社会应当朝那个方向前进。能够刻画欧洲政治特征的，更可能是僵局而不是右翼的反动，也就是说，欧洲人——他们肯定很欣慰——幸免于类似于美国基督教右翼的任何东西。但是谁也不能令人悦服地说，欧洲自由主义是一支生气蓬勃的政治力量。欧洲人闹不懂，自由主义指引他们禁止穆斯林头巾呢还是欢迎它们，支持全球化呢还是反对它，择业高于环保呢还是反过来。
这一切不表示世界突然间被夺走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相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英语世界正欣欣向荣，特别是在已故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里，他叫我们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评估任何政策或计划的公平性：我们不知道我们本人是否会从中获益。虽然世纪很多时间里法国和德国哲学是被这种那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启悟而生的，但社会主义的坍陷照样在那里引出了严肃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不是从他们年的左翼狂热转向三十年后的新保守主义右翼，反而落脚在居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许多很有名望的德国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衰歇以后，转向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寻求灵感。但是，虽然自由主义仍然有点像是当代学院中的一门增长型行业——无尽的书从大学倾泻而出，讨论自由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文化多元论、宗教、平等、言论自由、平权行动和若干类似话题，可是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书在方法上很专门，写得深奥难懂，没打算给普通读者阅读，而是给其他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读的。并且自由主义在书里表现得索然无味，仿佛它是一套公式化的抽象观念，从天上抄下来指导底下那些不够讲原则的老百姓的。在美国过去几十年间，华盛顿智库的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理论家，都具有美国大学里起码十位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公共影响力。
学院外也存在一些对自由主义的动人讲述；有的知名报人著书立说捍卫自由主义思想，为更广泛的公众写作的学界中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书面向普通读者群，然而在它们聚焦于政策争论和当前事件之际，它们往往缺乏历史和比较的深度。作者们意在说服当代公民，自由主义根本没那么糟糕，远不是可疑可弃的。他们做这事各有其道；有的争辩说，自由主义者需要回想起他们曾经造就过的伟大和政策，重申他们与普通选民的联系；另一些人把大多数时间花在攻击保守主义者上面；还有人坚持说，当自由主义者更好地学会以更具公共吸引力的方式“言表”他们的信念，或者学会不仅以事实服人还能以情感动人的时候，他们将重获人心。自由主义者不是在挺尸装死。他们还有满腔的话要说，正神采飞扬地说着。
但是，这些书有种辩白的语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写书的人不太确信他们自己的辩词。当自由主义者论述对外政策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做得好像保守主义者正回头窥觑，随时准备一把揪住任何错误举措或想法。当他们提议新的国内计划的时候，他们的主意往往是过去高远的自由主义计划的苍白效颦。为妇女选择权辩护的女性主义者，更可能将他们的论证建基于有关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的那些自由上主义乃保守主义的观念上，而不是有关平等的自由主义信念上。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宗教右翼得势的反应，不是守护政教分离，说明那如何可能同时有利于理性和启示，而是敦促创立一个宗教左派。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自由主义时常表现成阻止更大损失的一种努力，不是争取额外收益的一种战略。它的进攻已经变成谨小慎微的保守防御。
因而这是适当的时机，可以尽力弥缝自由主义过去经常表示的意思与当代政治体系的公民们往往用它表示的意思之间的差距。“起首的那个词，暗示了不能当选和边缘性，”本身是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尼尔·朱蒙维尔和凯文·马特森，在《新世纪的自由主义》一书导言中如是写道。“局面变得这么恶劣，有些美国人正谋求给自由主义取个新名字：‘进步主义’。但这种举动是错的。自由主义这个词应当被高举和复兴，它是自豪之源，提醒人们美国人与回溯几个世纪的基本价值观的关联。回避这个名号就是逃避过去，自由主义者没理由这么干。”他们说得对。“进步”是不当的措辞和不当的转变；它让我们回到一度采纳这个标签的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时代，从而会把自由主义者带回这样的政治议程：它对自己的道德优越太过自信，对公民自由太过敌视，不符合一个开放动态社会的需要。如果自由主义者躲入别的标签中，由此躲避他们自身的传统，他们将几乎无从证明自由主义对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对未来的相宜性。
尽管矛盾态度似乎老是包围着这个词，自由主义不乏重要的甚攸关命脉的事情要说。它的问题——少在新近时代——是它不能或不愿清晰、断然、服众地说出它们。提醒一下我们自己自由主义代表着什么，当可鼓励自由主义者克服某种不安全感，也应使各自由社会能够更好地找到它们的出路，而且——谁知道呢？——可能恰好有助于自由主义者不光赢得选举，还知道一旦赢了又做什么。
骂人的业余爱好者
说明自由主义曾经表示的意思和如今表示的意思之间差别的例证，可以在美国右派方面名倾一时的较具煽动性的政治活动家和时事评论人看待自由主义的方式中去找寻。试看几个典型例子。卡尔·罗夫，一个世纪里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把禁遏自由主义作为他一生事业的主要部分，年月他告诉纽约州保守党说，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袭击的暴行，想要为我们的袭击者备好诉状，提供治疗和谅解。”肖恩·汉尼提是很流行的一档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播，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使得我们的社会更易受到邪恶势力的伤害”，他们“远不如该有的那般怀疑极权主义政权”，并“一直不肯对抗全世界的自由之敌”。安·库尔特，一位特别爱出风头的辩论文作家，崇拜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她在她的一本书里开篇就说（不加丝毫限定），“当我国遭受无论内外的攻击之时，自由主义者站在敌人一边。”然后，在年，保守主义煽动家迪内希·德索萨总其成地说道：自由主义者——他写道——不但没能应对·，实际上还是它的肇因；自由主义者所信之事太骇人听闻——德索萨争辩说——美国保守主义者简直应当与穆斯林世界的宗教传统主义者合力击败他们。
退一步讲，这些话也说得过火了。并不单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处于被控误入歧途、不切实际、道貌岸然或心术不正的境地；这样的指责还算民主争论的本色，要拿例子和证据来证明或反驳的。毋宁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被当成政治传染病的携带者，信持一些流毒无穷的观念，假如那些观念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的话，会从内部摧毁美国（照此论还有一切现代社会）。这些作者宣告，从自由主义起始，不知不觉间，你的就将被它的敌人接管了；你的同胞就将被罪恶缠身了；你的就将变得意志孱弱、阳奉阴违；你的民主就将变为专制统治，极像共产主义那种，但甚也可能是法西斯那种，正如一位右翼批评家最近断言的那样。
那些批评自由主义的人，是在重复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初试牛刀以来就有的指责，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过去两百年间，人们就在声讨自由主义者的自我主义和性喜奢华，他们对进步的荒谬信念，他们自负的理性主义，他们无根的世界主义，他们的迹近疯狂，他们的幼稚得竟认不出果决的领导人在现代世界所扮演的枢要角色。相比于过去的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些是骂人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无人敌得上世纪西班牙教士菲利克斯·萨尔达·伊·萨尔瓦尼的辞藻华丽，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这个妖怪……一个阴鸷的敌人……异端之根，邪恶之树，它的枝上，不信不忠的一切魑魅魍魉觅得了宽敞的藏身之所……万恶之首”。老套地因其福利和对军国主义的反感而抨击欧洲的美国保守主义者们，很少察觉他们应该多么感激欧洲，为了他们觉得那么吸引人的唾骂自由主义。
政治应该是一团混战的活儿。当生命本身已危如累卵，或当关于生命意义的意见分歧无所不在的时候，激情用事地捍卫立场绝不是什么过错。但是，我们不能不怀疑，为什么恰好是自由主义遭致如此穷追猛打。假如自由主义是重堕黑暗时代的缘由，我们还能理解世纪对它的狂暴反对；可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业已付诸实践的年，比起它们尚未实施的年来，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改善多了。到世纪，此时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体制威胁到世界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权，自由主义的记录却是高雅不凡的，尽管少数愤怒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口出恶言。自由主义者们不屈不挠地反对法西斯，而且虽然部分人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其他人却经过既与左派同路人又与右派孤立主义者相分离，而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坚定对抗者。由于思想可以杀人，思想体系就隐含着愧悔交加。照此标准，自由主义没什么好歉疚悔叹的；如果你非指责不可，可以指责自由主义者天真，但若指责他们集体屠杀、行为残暴或穷兵黩武，那是殚竭想象力的。
美国大舞台上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么甚嚣尘上，却也达到于一个要紧目的。正是他们攻击之暴烈，虽则提示我们自由主义的脆弱，却也证验了它的强大：除非你怀疑你的意识形态对手拥有能够吸引广泛支持的思想，否则你不会写书去控诉他们叛国。这些批评家按他们定的调子痛斥自由主义，由此给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挑战，不是回敬以他们自己的訾骂（虽然我承认不时这么做过），而是重新思考他们起初为什么成为自由主义者。的起点是借助定义。
自由主义全景
有三种界定自由主义的方式流传给我们。一种强调实质，第二种强调程序，第三种强调性情。
自由主义核心的实质性原则如下：尽可能多的人，对其生活将要采取的方向，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表达成这种形式，自由主义一如洛克时代那样，既忠于自由也忠于平等。问题是那些词语在现代政治生活的条件下表示什么意思。
关于自由，自由主义者希望个人拥有杰斐逊希望他的拥有的东西：独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依附如同残废。人人都有心有身，自由主义者相信，这二者都应当自由地施展其全部能力：心之施展经由允许每个人开发其智能的开放社会，身之施展经由保障个人的充分经济安全以便他们不因基本生活之需而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社会。当我们除了接受别人施加于我们的权力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自行思考，困在类似于为苟活而无尽斗争的那种生存状态中，不能规划未来，也不能享有基本的人类尊严。自主的生活因而是的生活。我们具有掌控我们自身命运的潜能，从而也对实现那一潜能负有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包括人们信奉他们认为合适的宗教的权利，为他们赞成的事业呐喊和集会的权利，较大程度地控制他们私生活的权利。取消这些个人权利（试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宗教或无宗教是强迫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经济活动受政府指挥或控制，谁也不被许可集体地组织起来进行讨价还价以便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你就有了一个只能称之为反自由的政治体制，无论它是后仰靠向绝对君主制，还是前仆靠向什么社会主义乌托邦。
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核心承诺，并不意味着它拒不接纳的存在，包括从超自然力量或政府权力衍生而来的。相反，洛克是个宗教信徒和自然法的倡导者；杰斐逊等美国主要开国者都是忧虑个人自利的腐蚀作用的共和美德理论家；世纪别开生面的哲学家康德穷毕生之力演出以服从普遍道德命令为基础的一种哲学。自由主义者不会拟想英勇的艾因·兰德坚定分子的一个世界，他们不肯向他人的意见甚或他人的存在稍屈其宁不弯的意志。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生活在一个安排好的世界里，它须限制人们随时做他们想做的随便什么事情的那种能力；这点上他们像极了保守主义者。不过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限制不是人们无由控制的所强加的，或是他们影响不了的传统所形塑的；它们其实是被人们自己通过某种同意或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没有相互依存，独立不可能存在。一旦我们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就需要社会的存在。
这样执意突出社会性（ ）的重要性，常常为人忽视，但它不能也不该被忽视。“人不是生而自由；他们是靠社会和才变得自由，社会和在限制个人要求的同时，实际上将一种有效力的承认和批准授予了这些要求，将它们从朝不保夕的事实提升为可以自信地主张其实现的权利，”意大利的一位欧洲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在年这么写道。“那是个人拿自然自由的不确定性换取公民自由时赚得的真正收益。”或者如纽约市立大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克斯那样，在更美国化的语境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社会是启蒙的自由主义者的发现。他们深信，前辈们认作“自然的”或“神定的”大多数事物，事实上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这让他们觉得精神解放了。家庭、政治制度乃经济，就像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的（也像我们会说的），都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人首先是社会生物。他们生下来是一张白板，因而是他们的养育和环境的产物。要想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自由自在地活动，人人都得——哎哟——被社会化。如果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塑造他们的各种社会机构须构建起来，好生产每个社会所需的那种个人。
平等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目标。自由主义者不满于只有某些人——这里是贵族阶级的成员，那里是商业精英的代表——有机会决定他们将如何生活。他们相信平等，但平等不是自为目的；极端的平等主义更多牵连到社会主义传统而非自由主义传统。毋宁说，自由主义者相信，按自己的主张过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自由，假如社会的组织方式否认了大量的人有可能某实现该目标的话，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独立对少数人是好东西，那它对多数人也应是好东西。社会当中有多少实际的平等，社会之间是彼此有别的，我们可以设想不同平等程度的不同类型自由社会。但是任何社会，只要它封死了人们实现自身全部才能的机会，抑或放任顽固的不平等去窒息它最不走运的成员发展那些才能的心愿，它就算不得自由社会。
我们时常听说，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彼此矛盾。每当我向保守主义的听众讲话的时候，我就当真听到了：他们立即想知道，你所谈的是哪种自由主义，“古典”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依这个说法，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涉及尊重私有财产，允许个人追逐他们确定属于自我利益的东西，政府在这决定中不横加干预。亚当·斯密，这位在杰斐逊写就《独立宣言》之年发表《国富论》的苏格兰道德家，是古典自由主义最的哲学家；他的许多信徒们坚持说，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他会是撒切尔夫人或里根的拥护者，后面这两位人物被人唤作保守主义者，但说成是自由上论者，或自由市场的提倡者。自由上论者，凭借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所做的一个区分来说，是“消极”自由的提倡者，这种自由的关键原则不难把握：其中之一认为，自由在于无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另一条认为，当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我的成功归于我自身的努力，我的失败也是我自承其咎。
对这样想的那些人来说，古典自由主义因其将自由居首，与自由主义在世纪所采取的形式有天壤之别，后者主张平等首位。现代自由主义通过伯林所称的“积极”自由观允诺了平等：我只是不受干涉还不够，我也须有能力实现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如果这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那么现代自由主义者准备接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便给予众多的人以掌控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将那种感觉给予少数人。积极自由观认为人不应被简化成他们的激情甚或利益。他们是为了比利得和花费更高尚的目的感而活的，应当能够借由他们自身的集体努力在此时此地实现那些理想。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翘楚，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最可代表现代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为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和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它们旨在缓和商业周期的起落。虽然凯恩斯被培养成一名经济学家，但在他那行业里是个异类，相信经济问题不那么有趣；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法门制造更大的丰裕（他相信我们借政府之助办得到），人们就可以把注意力导向更值得做的事务。
以赛亚·伯林被世纪极权主义的幽灵吓坏了，他把它解释成强制性政府违逆人们的意志将某种更高目标硬加给他们的一种尝试，所以他辩称，我们须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选择其一：“凡事都是它之所是：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平或正义或文化，或人类幸福或良心安宁。”要是伯林和受他启发的那些人是对的，那么自由主义实质上同时支持自由和平等的努力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在政治上不稳定，总是可能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
不过古典的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几乎不像执意区分它们的那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泾渭分明。事实上一个是从另一个中（若非逻辑地，则定是社会地）演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性承诺不可不放在它们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在世纪，依附性是受封建主义的遗产滋育而成的，那些遗产使个人屈服于他们假定的尊贵者，而且考虑到旧制度僵硬的地位类别，它们同时造成了让地位较低的人简直不可能克服其依附性的社会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自主和平等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运转双双得到促进，因为市场为个人提供了逃脱捆绑他们的约束关系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机会去改善他们的处境。
在晚近的时代里，两相对照，当人们太穷或者老是成为不公歧视的对象，以致发展不了充分自主的时候，依附就产生了。世纪的观念说，人们的命运由于社会的存在而交织在一起；在世纪，这种观念转变成如此信念：如果有要让社会性这个概念变得具体，政府就不能不被请出来；此外别无良法，可以叫已经过上独立生活的人履行对没有过上独立生活的人相助一臂的义务。这个解决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正如我在本书稍后将会论证的那样，仰仗政府妨害了所有现代政治世界观的一致性。但是久经检验的自由主义命题是，不管运用公共政策来应对不平等造成了何许依附性，在个人流动、身心能力的发展、种族和性别平等方面所附随的收益，都远远超过它们。这就是为何斯密和凯恩斯实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虽然斯密在世纪著书反对的商业调控，而凯恩斯在世纪著书支持那么做。他们的分歧在于众多的个人用什么手段才能实现对他们生活的掌控，不在于他们该不该掌控。
世纪的斯密主义者可不是这样。倡导斯密昨天倡导过的东西，即不受调控的自由市场，是在培植更大而非更小的依附，更少而非更多的平等。这也不是说始终如此；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对市场的依赖能够并确实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人类潜能，那种方式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助于更大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采取了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形态，这种情况下，把政府从市场赶出去，不会让许多人变成企业家从而得以设定将要他们生活的种种规矩，反倒让公司削弱它们对雇员的义务因而使他们更依赖于市场的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它增大了贫富差距，就算穷人改善了他们的状况（他们并不总是做得到），与他们周围发生的其他改善相比，他们的改善之路也是极不公平的。它忽略雇主或其他当权者喜欢跟自己相像的人超过相异的人这种倾向性，由此认可了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偏见，它们阻碍了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发掘其全部潜能。降低人们的真实收入，提高他们的失业恐惧，把他们置于意外事故的更大风险中，威胁取消医疗保健，减少他们所得收入相对于社会最富裕者的比例，听任他们的天赋因为种族和性别这类全然任意的理由被埋没，让他们在晚年变得愈加依附：你这样子不会给予人们对他们生活的更多掌控。
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实质性承诺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它们意在保卫特定的一些目标，抗御要么反对这些目标要么给它们指派低优先性的其他政治立场。在世纪，自由主义的敌人是保护种姓制度的人，在那一制度里，有利的出生给了一小撮人独享的优势。在世纪，自由主义站在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后者替不平等机会的等级制辩解；对抗各种形式的自由上主义，它们赋予大公司太多权力，于是赋予老百姓太少权力；也对抗阴魂不散的各种社会主义遗产，它们在决心获致更大平等时肆意践踏个人权利。自由主义就其实质涵义来说是有偏见的也是有党见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须作为它们的代言人组织起来，影响公众舆论以达成它们。
除了它的实质内容外，自由主义也能按照程序手段加以界定。自由主义是在世纪末期、世纪初年兴起的，当时制宪成风，而宪法的要性反映了创造规则的一种心愿，那些规则将使社会内部互相竞争的利益能够和平地协商它们的分歧。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程序主义是我们替代暴力的现实选择。在舞台上不存在共同议定的规则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内生活若不遵循程序，内战就可能发生。自由主义思想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措辞，来表达对程序主义的这种信守，从洛克的社会契约，到美国如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类宪政实践，再到世纪创建国联或联合国这类旨在预防战争的机构的运动。把它们通通联接起来的，是两位政治哲学家投下的阴影，他们叫人注意公共事务世界里武力的无所不在，和对武力的需要：尼可洛·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他给那时的统治者就如何长保他们的权力提出了非常冷血的建议；还有托马斯·霍布斯，世纪的英格兰人，洛克的对手，他坚持认为只有强权的君主才能防止向野蛮的自然状态的倒退，在那一状态下，用政治哲学家曾经写过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短语之一来说，生活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主张，政府须在竞争各派间严守中立，以赢得它们的信任，而唯有靠所有各派均受其约束的协定，那才可能实现。
相比于实质自由主义，程序自由主义指涉的是一个道德理想而非政治目标；它的目标是公平或不偏不倚，即这一理念：适用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东西须适用于每一个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未反对政治保守主义，定不反对世纪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或列奥·施特劳斯那些信徒们的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列奥·施特劳斯是流亡美国的德国人，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灵感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领会美国建国的重要意义。它也不抗拒自由上主义。倒不如说，在保护公民自由不受专制权力侵害上，自由上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还要更为警醒。有些形式的社会主义，扔掉了生产工具的所有制观念，赞同一种较少侵入性的对福利的信持，甚它们也采取同情自由程序主义的态度。程序自由主义真正反对的是专制主义：统治者不为规则所缚的这个见解。
从程序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者就是支持宪政政府的任何人，他相信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认为普适规则的例外即便准许也应少之又少；接受执政党不得修改赢取权力的规则以自利的这条原则。正是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美国这样的整个是自由主义的，虽然它显然容纳了持有大量保守主义观点的许多人。将几乎所有美国人联合起来的，是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安排妥帖的一套规则的忠诚，该宪法广泛借鉴了自由程序主义的思考方式。
虽是构想来反对旧制度的君主政体，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却与世纪惊人地相关联，不仅因为反自由的社会以恐怖主义的前景威胁到自由社会，也因为自由社会受到采取程序上反自由的行动对抗那种威胁的诱惑。只要还有人使用专断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程序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中止美国宪法（或者按照不可能证明有理的方式解释它），当你负责执法的时候却违法，加大施于某些人的惩罚力度同时却赦免另一些人，对待政治对手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如此一来，你就不再是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说保守主义者是遭到现实当头棒击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的程序论者是曾被肆意处置而不想再次受到那般处置的任何人。
尽管自由主义的程序论很有价值，它还是在当代思想家中广受非难。对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来说，“程序共和制”由于重视公平的规则甚于实质的目标，它无法就生活的正当方式为公民提供指导；桑德尔反对程序自由主义，宁可选择各种公民共和制，后者更瞩目于有德公民的品行，在这方面鼓励就善的本质进行讨论。文学和法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或许是当今世上最出色和高产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对他来说，自由主义的程序论是不可能之事；它根据在不同生活方式间保持中立的姿态说话，但是它的真实目的是强迫别人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即珍视中立性的那种。理论上，自由程序主义因其对不同政治世界观的兼收并蓄，理应比实质自由主义少惹些争议，后者守护一套政治目标而反对其他目标。但实际上，自由程序主义发现自己处在左派、右派、中间派的夹攻下，好像那些在实质目标上有分歧的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事情，就是没有哪套规则可以高居于这场争执之上，漠然地俯视争执中的那些规则。
自由程序主义有它的弱点。有的思想家一面坚持政府应当始终在相互竞争的好生活观念之间保持中立，一面却总是设法断定政府应当在堕胎或平权行动之类争议问题上站在他们一方：他们真是有点儿毛病。另一些人更加前后一贯；当道德问题利害攸关的时候他们确实真诚地试图不偏不倚，但是他们这么做的努力只让他们面临这等告诫：政府应当捍卫某种形式的好生活，反对其他形式。如同别的各式自由主义那样，自由程序主义不应被漫画的极端。
不过，对自由程序主义的批判，不管提得多么铿锵有力，都未能提供任何值得信赖的备选方案。设若我们如斯坦利·费什所为，断定在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之间，没有什么中立性行得通，那我们就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因害怕社会冲突而服从一位君主——这并不是身在其中的令人羡煞之地，我们这个武器充盈的时代比起霍布斯时代来更其如此。反过来，设若我们试图找到人人都能同意的实质观点（自称社群主义者的那些人赞成这一做法），那我们要么以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告终，那些滥调丧失了让我们与任何要紧之物相结合的能力，要么以更刻骨铭心的某些好生活观念告终，它们令人遗憾地把不遵从这些观念的人界定为过不良生活。虽然有一种声音要把公民共和制或社群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还没有人曾经表明过，在复杂、多元的政治状况下它们可能如何运作。拿自由主义和它的替代选择做比，它常常不战而胜。说到底，除非我们全体同意比较的程序，我们怎能做出这样的比较呢？
除了共享一些核心的实质信念和对程序手段的偏爱以外，自由主义者也被按照一种独特性情加以刻画。次使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一词是在年，那时西班牙议会的代表们在加的斯开会，采纳它来刻画一项计划的特点，该计划寻求结束封建特权，建立更现代的政府。但是“”这个单词，在政治上存在之前许久，已在词源上存在了。它起源于拉丁语，即“自由的”（）。由于它是作为形容词发源的，其意义有赖于它当下修饰的无论什么名词，“”一直有种相当开敞的——我们敢斗胆说是自由的吗？——涵义；《牛津简明词典》指出，“”表示“自由的”而外，也可表示宽宏的，丰足的，大量的，绅士的，慷慨的，宽松的，率直的和无偏见的。那种宽泛涵义的遗产还比比皆是：学者们不会去研究名唤保守艺术的什么东西，许多社会号称是自由民主制的，但谁也不会自称是保守民主制的。在通常的用法里，“自由主义”所指的不仅是强调公平性的实质性政治计划和美德，它也具有强调向世界敞开胸怀的内涵。
自由的性情更关乎心理学，而不是政治或道德。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力图容纳而非拒纳，接受而非审查，尊重而非污蔑，欢迎而非排斥，宽大欣赏而非小气刻薄。在性情上，自由主义者受不了源于恐惧和自我保护的那些主张。他们往往将人类状况从前的改进看做预期将来继续改进的理由。诚然，自由主义者承认，邪恶可能潜伏在男男女女的内心里，有些政治体制——当然是反自由的那些——邪恶得无以复加。但是他们认为，恶的存在不会使善的实现变得不可能。相反，有些社会缺乏自由主义的宽宏精神，这个事实越发成为自由主义者主张改革的理由，不止在“改革”的公共和政治意义上，也在私人和人性意义上。
就和自由程序主义一样，性情自由主义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反对自由主义对福利的信奉，却又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他是在性情的涵义上自由地行动——比起支持福利却吝于扶贫济困的左派分子，他在许多方面都更加自由。一位自由上主义者，他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欢迎新技术，比起坚持党的路线、又认为他不赞成的任何东西都不应建在他的后花园的一位民主党人，要更为自由。一位主张宗教自由适用于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基督徒，比视一切宗教为迷信的胡说八道而草草打发的世俗论者，性情上更加自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大学系科，拒不聘用保守主义者，那是辜负了它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从性情上说，自由主义不是依人们所采取的立场来界定的，而是依人们采取那些立场的精神界定的。
对自由主义展开的种种保守主义攻击是当前政治环境的特征，它们所造成的危险，是将程序和性情的婴儿同实质的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危险。保守主义者可以并真的反对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决要求——虽然他们也发现不那么容易，少在当代世界是这样——以此证明不自由和等级制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中间更趋极端的人，通过巧言浮词的乱发脾气，破坏了一切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也好，保守主义的也罢）在其中自证理长的环境。这些声音在很多方面甚不是保守主义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其改变周遭世界的能力信之入髓，就在同样程度上缺乏一种怀疑的理智。这样的批评者不懂得，性情的和程序的自由主义对每个人（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很可贵，一如实质的自由主义会而且该引起争议。从最宽广的意义上理解自由主义，它对保守主义持开放态度，就像保守主义不对从最狭隘的意义上理解的自由主义持开放态度那样。
如今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并非独有保守主义者；好多批评也出自左派。左翼思想家不将自由主义一概抹杀；那对任何现代政治世界观来说都难于做到。但是他们举部分主张而贬低其余。譬如，公民自由上论者捍卫对言论自由的程序主义承诺，不考虑被捍卫言论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另一些人，包括受歧视少数群体权利的关切者在内，宁愿分派给达成平等这个实质目标以更高权重，即使那意味着剥夺对少数群体恶声相向者的言论自由权。这两方都深信务在自由主义的承诺间做出抉择，而他们准备好了做这样的抉择。然而当此之际，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些抉择是怎样背道而驰的：比如，对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的公民自由上主义的辩护，通过给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和资金短缺的公司抗议者相同的说话权利，暗中败坏了对平等的承诺，因为它允许大公司的观点有力排挤抗议者的观点，让它们无影无踪。保护不受待见的少数群体抵抗恶意言论，这以平等之名做的事，可能轻易带来各式政治正确，它们否认人们有表达其虔笃信念的自由，不管那些信念在其他人看来多么讨厌。在生活的一个领域批判自由主义，你很可能在其他领域付出代价。
有些社会对于使自由主义成其所是的种种特征，一点儿也不赏识或仅赏识一部分；相形之下，西方社会需要给自己提个醒：它的全部三种成分——实质的、程序的和性情的——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可或缺。
现代民主社会可能普遍信任自由主义的两大实质目标，即自由和平等，但这不表示那些目标就高枕无忧了。如今的自由看似平平安安，因为它既是右派的也是左派的哲学，前者体现为经济自由，后者体现为个人自由。可是政府永远在寻觅着监视其公民的新途径，现在的新技术让它们胆大包天，对最初坚持要求隐私权和良知自由的人而言，那些技术无法想象。倘若当权者准确知晓你在过着何种生活，你就难以过一种自主生活了。只要对自主的威胁尚存，就将证明自由有理。
我们也不能断定，对平等的自由主义承诺在现代已固若金汤。这不只是因为，近年来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虽然在美国确实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对平等何意缺乏基本共识。当人人都有同等机会改善他们处境的时候，还是处境的改善真正实现的时候，平等的条件得到了满足？涨潮会高所有船只呢，还是会淹没制造不那么精良的船只？给最富者的补贴会通过涓滴下渗而惠及最穷者吗？达到种族平等的办法，是忽视种族呢还是重视它？在多大程度上富裕社会的公民们有义务援助那些非己之过、偶然生活在贫困社会的人们？如果自由主义有个未来，那应当是由于让尽可能多的人过上自主生活的观念也有个未来；不过，西方社会不确定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也不确定它们对平等的承诺到底有多坚定。
虽然实质自由主义是实现好生活的要条件，它独自却成不了充分条件。每当社会受到诱惑要在它的宪法规则周围抄近路的时候，程序自由主义就是需的。西方不再卷入世界大战的事实并未让中止自由程序主义的叫嚣安静下来；相反，作为对·事件的回应，有人争辩说，西方是在和如此九死不悔、穷凶极恶的敌人作战，它很少有别的选择，除了改变它对公平程序和宪法规范的历史性承诺以应敌之外。他们的叫嚣不是耳边风。尤其在美国，当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领导人允许酷刑、中止人身保护之类权利、不守成规地加强监视、集大权于的时候，自由主义对公平程序的承诺遭到了严峻考验。以这样的方式，自由社会被不断提醒要认真对待界定了它们的自由主义；悬置规则的那些吁求，应当被视为让人牢记规则为何重要的良机。
我们也不应忽略性情自由主义，它乐意接受发现感，兴致勃勃地预期未来，胸怀宽广地靠近世界。保守主义者捍卫历史悠久的实践和制度，如古典传统、西方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就像世纪中叶的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拉塞尔·柯克所为，或者就当代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拉顿而言，甚还要加上猎狐运动；这是一回事情，毕竟属于保守主义者分所当为的。但若左翼人士转变成性情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他们的观念受到挑战或他们的偏见公诸于世，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性情上最保守的莫过于住在实行房租管制的公寓里、占着大学终身教职的曼哈顿左派分子；他或她的生活方式势要滋生一种志得意满感，那是不容于自由主义对纳新的历史性承诺的。假如自由主义继续遭受这样的精神失落，它是没希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
按最广泛的意义探讨自由主义不会毫无问题地进行下去。考虑到它的三重用法，某种语言混淆将接踵而。比如，这个词在欧洲用得有些不同，那儿的自由主义者可能发现自己与美国共和党其乐融融，在美国可不是这样的。再者，自由主义的多种理解并不总是协同作用的；虽然实质目的促使自由主义者承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唾弃另一种，程序手段却力求在竞争的生活方式间不偏不倚。由于自由主义者支持过形形色色的目的（）以达成改善和均等化人类能力这个目标（），最终他们不曾对以下任何观念做出过坚贞不渝的承诺：市场（或）始终是主宰，言论自由是一条绝对原则，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或和平始终比战争更可取。同情自由主义的一位作者、世纪的巴西外交官和哲学家 梅基奥尔，试图寻出自由主义传统的某种共同主线，结果几乎自认失败，认为我们不该谈论自由主义，应该谈论多种不同的自由主义。
这是一条理当抵制的建议。只聚焦于自由主义的一个意思，这可能避免前后矛盾，但也会付出沉重代价：自由主义魅力顿失，那种魅力对它成为现代之主导政治哲学居功伟。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学，我们会更少自由、更少平等，所以我们需要自由主义。但是我们之需要它，也是因为如若没有它的伦理学，我们会更少公平，还因为如若没有它的心理学，我们会更少大度。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自由主义的全面复兴。
………………
………………
| ISBN | 9787544767439 |
|---|---|
| 出版社 | 译林出版社 |
| 作者 | 艾伦·沃尔夫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