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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绵长：李道新电影文章自选集》内容是李道新二十多年中国电影史论研究的精华结集，可以说汇集了其迄今为止所有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爱好者而言是必读书。
李道新是当代中国电影学界最重要、研究成果最受瞩目的学者。其个人知名度，在北大系统以及在电影学界都是公认的，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重要的领军人物。
本书的重要特点是暗含了一条《中国电影通史》写作的理论脉络与史料线索。这也是李道新下一步重要的工作，阅读本书可以对中国电影的理论与历史两方面，有一个统一、完整的认识。
作者简介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日本东京大学特任教授，曾在台湾、香港以及韩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并任《电影艺术》《文化艺术研究》等刊物编委。
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史、电影批评与影视文化产业。发表学术论文、影视评论等200多篇；出版《波德莱尔是怎样读书写作的》《中国电影史（1937-1945）》等著述10种。其中，《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目录
目录
从“专题”到“整体”：中国电影的历史景观（代序） 李道新 / 石贤奎
上电影史：理论方法
中国电影：历史撰述的开端
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
民国电影：概念认定与历史建构
冷战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观照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
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电影史研究
电影的华语规划与母语电影的尴尬
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
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
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
下电影史：研究实践
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喜剧片
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歌唱片
中国的好莱坞梦想——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好莱坞
人生的欢乐面，他国的爱与恨——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哈罗德·劳埃德
帝国的乡村凝视与殖民的都会显影——以＜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为例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以光影追求光明——沈浮早期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惨胜的体制与渐败的人——试论“吕何联盟”及其“春天喜剧社”的前因后果
“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
香港电影：跨越边界的新景观
父权的衰微与身份的找寻——2008年台湾电影的“成长论述”及其精神文化特质
新民族电影：内向的族群记忆与开放的文化自觉
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
李道新著述目录
序言
从“专题”到“整体”：中国电影的历史景观（代序）
李道新 / 石贤奎
一、机缘
石贤奎：读您写的书，最爱看的就是“后记”。在《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里，您写下了这么一段：“少年时代看电影，总是在乡村禾场上。银幕上的光影之舞和夜空中的星月之魅交相辉映，形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怀想。”在《影视批评学》里，您又写道：“现在总爱想起十五六岁在家乡小镇上寻觅的日子：那是一个又矮、又黑、又瘦的农村少年，单薄的身体淌过寒风，停留在一个小小的书摊旁，以一分钱为代价租得一本缺少封面的《大众电影》，让贫瘠的心灵短暂地沐浴在梦幻的阳光之中。”少年时代的阅读体会和观影经验，是您走到今天的原动力吗？
李道新：应该是吧！我想我可以回顾一下我个人的阅读史和观影史，权当打开一个记忆的“抽屉”，补充一点作家龙应台所提的“国民记忆库”，以个人史观照国家历史。
我最早的人生理想是当作家。记得是在1980年冬天，我还在乡里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就是在湖北省石首县 新厂公社驼杨树中学一个冻得特别难熬的教室里，14岁的我第一次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向往自己的未来。我发现我是爱好文学的，今后必将坐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写作并以此为生。现在看来，我的理想是实现了，特别是在写完了每本书的“后记”之后。
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痴迷电影，想来可能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祖父祖母去世很早，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他们的名字和来历。我们家的家谱很短，仅能上溯到父亲一辈。我只知道，父亲那代人已经在江汉平原南部的湖北省石首县新厂公社银海大队一队务农了。家乡紧邻长江，县城在江南，老家在江北。江汉平原平畴沃野，沟渠纵横，作物繁茂，确是鱼米之乡，但每年夏天都有决堤溃垸、四散奔逃的恐惧。父亲个头不高，身形羸弱，只上了很少的学，但属于天资聪颖的一类人，字写得好，表达能力强；出门在外，性格温和，知书达理，还担任过合作社的秘书。记得家里曾有一些文件字纸，是中共中央革委会、湖北省革委会下达的各种红头文件，里面的主席语录和大红公章，是我最早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在遥不可及的地方主宰着人的命运。除此之外，就是父亲开会后留下的笔记了，总是誊写工整、字迹清秀。遗憾的是多年漂泊、老屋早颓，没有把父亲的东西保存下来。在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内心渴望却又始终拒绝回到父亲那里去。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存留过父亲的形象。他在我不到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现在我必须凝神屏气，才能穿越时空，回到1969年或1970年的那个冬夜。三四岁的我坐在一个男人的双腿上，在家里烤火取暖的火堆边，水罐冒着热气，煤油灯芯跳跃，大门被寒风吹得吱吱作响，屋外被大雪压弯的楠竹猛扫着房顶的茅草。这就是我脑海中全部的父亲印象。父亲的缺席与父爱的早失，对我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
母亲是目不识丁的孱弱农妇，总在为短缺的柴米油盐操心，也要为失去依靠的内心痛苦。有了委屈，便会摸到父亲的坟头前哀哀地哭。家里四个姐姐一个妹妹，严重缺乏壮实的劳动力，这都让我很早就没有了基本的安全感，知道任何事情都得靠自己解决。早晨上学，如果饭还未好，便会背了书包直奔学校；中午回家，如果母亲和姐姐们仍在农田里忙碌，便会从菜园里揪下两根黄瓜权当果腹；小学、中学都遭遇过对我来说比较严重的校园欺凌，但永远只能表现得忍气吞声，小心翼翼。高中住校时，三个人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早晨出操更是心理负担，因为鞋子已经裂开无法跑步，屁股后面的裤子还破了一个洞。像我这种1966年出生的农民之子，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早班车，但还留存着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以及因贫困带来的过度自尊。我们仍然属于在广大国土上野草一样自生自灭、不可预期的一代人。
那时候，农村生活简单，书籍匮乏；学校条件不好，读书纯属义务。既没有像李白一样遇到铁杵磨针的老媪，也没有想象过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记得上小学，开学第一天去得晚了，就没分配到桌椅，只是站在黑板前，看着老师写的几个粉笔字，跟着咿咿呀呀地念。这就成为正式接受教育的小学生了。没想到，学校后来竟弄得连我们坐的凳子都要自己从家里扛。去到学校路上必经的一座小木桥，因为年久失修，每次走过都是战战兢兢，冬天结冰了更是可怕，以至于晚上睡觉都被吓醒过好几次。还有几个学期，根本没有发课本，就是跟着老师抄黑板，主要内容都是延安的窑洞、总理窗前的灯光和朱德的扁担什么的。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亏欠并愧对子民的年代。这样的历史最好不要怀念。
好在学期伊始，每次发下的语文、社会、历史、自然一类的教科书，一两天便会被我囫囵吞枣地读完；就想着能赶紧再来一个新的学期，再发一套新书。对文字及其所指世界的强烈向往，让我走到哪里都想看书，也让我的性格显得内向而又文弱。千方百计找到过一些已被撕得体无完肤的小说残本，也是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西游记》当然是最好看的，可惜总是读不到书头书尾；《红楼梦》只看大观园里的各色人等和各种悲喜，诗词曲赋则会直接跳过；《林海雪原》照例喜欢杨子荣少剑波，但也无法理会白茹的心。
除此之外，克杨、戈基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连心锁》，竟然看过好几遍；杨佩瑾的抗美援朝小说《剑》，塑造的梁寒光、周良才和王振华等英雄，是真正感动过我的。多年后找到这本小说，翻到当年记忆最深的情节，感慨也是很深。当志愿军战士王振华跟李承晚伪军格斗时，一起跌落在陡峭的断壁之下，苏醒过来之后，作者写道：“月亮钻进云层里去了，天上一片昏暗。月光从一团团云堆的边缘上，从许多云层稀薄的地方透射出来。王振华忽然觉得，整个云层就象一床破破烂烂的、百孔千疮的烂棉絮，没头没脑地覆盖在他头顶上。这个景象，使他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那床独一的、象猪油渣那样的烂棉絮。这床烂棉絮的年龄，恐怕比他父亲还要大一点。小时候，王振华常常和妹妹钻进烂絮底下，两人比赛：看谁能从烂棉絮的洞孔里，透过破屋顶，望到天上的‘月亮姑姑’。……”这是在朝鲜，在异国他乡，一个负伤的孤独的中国战士，对家乡的父亲和妹妹的思念。40年前读过，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感受，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毕竟，《剑》并不是一部公认的名作，甚至大量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也从未提及。当然，印象很深的，还有浩然的散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那种海岛椰林战争浪漫的意境，也会让从未远足的少年莫名其妙地神往。
因为对文字的痴迷，即便贴在别家房屋墙上当作装饰的报纸，也都会一张一张地滤过，一行一行地浏览，然后就闷头想着报纸上面的事情，反击右倾翻案风、西哈努克亲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什么的，亲友招呼也反应不过来，弄得周围的人以为这个孩子不太正常。
看书之外，还特别喜欢看戏看电影，主要是农村演出和电影放映都太难得。春节期间，如果有演戏，就会在大队部的礼堂，有一些乡村剧团甚至草台班子过来包场，锣鼓铙钹，很是热闹。小孩子都会很激动，当然要往嘈杂的地方跑。只记得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真是好听得不得了，但还是很少有机会听到。有一回，大队礼堂唱戏，我却在礼堂外叫卖自家的甘蔗。
每月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少年时代最大的期盼。放映刚一结束，就在等着下一个月了；还在不断地祈祷老天爷，千万不要在放映队到来的那一天下雨；如果真的下雨了，人就会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干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兴趣。大约一算，国产影片中的《南征北战》《钢铁战士》《鸡毛信》《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烈火中永生》《地道战》《地雷战》《侦察兵》《沙漠的春天》《车轮滚滚》《神笔马良》《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刘三姐》《追鱼》《审妻》《穆桂英大战洪州》《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等，以及外国影片中的《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卖花姑娘》《流浪者》《魂断蓝桥》《冷酷的心》《人世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追捕》《幸福的黄手帕》等，都在银幕上看到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是一个露天电影的黄金时代，几乎承载着所有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梦想，萌生了我们对自然、星空与远方、人群的最初的认知。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的人生又应该感谢露天电影。十年前，写过一篇学术论文《露天电影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纪念我的年少观影。实际上，我的很多学术论文，看起来客观理性不可亲近，但还是试图跟我的人生旅程和情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上述学术论文里，我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电影观众心理学之外，曾经充满感情地写道，除了宣传教育、普及大众之外，露天电影的特殊功能和内在潜力，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观影心理。跟影院电影不同，露天电影往往没有固定的场所和座位，观众的视域可以自由调整；观众分布虽然以银幕为中心，却几乎没有边界，能够将银幕上的活动影像、银幕下的各色人等以及大自然的多变夜空同收眼底；声音环境也是丰富而又驳杂的，除了自然界的风声、雷声或雨声外，发电机的轰鸣、放映机的运转以及观众的交谈和嬉闹，跟影片本身的声音系统交互作用，为露天电影带来一种难得的仪式感和狂欢气息；更为独特的是，由于露天电影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场所和天气环境，那么，观看露天电影的体验的丰富性，势必远远超出影院电影；另外，露天电影也为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平台。精力过剩的少年儿童、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絮絮叨叨的家庭主妇和久未谋面的乡党邻里等等，都能在这种氛围里获取合适的对象进行交流，在观影过程中得到更多的身心抚慰。也就是说，自由的观看和率性的交流，不仅是露天电影内蕴的一种独特魅力，而且是将观影行为真正娱乐化、游戏化和民主化的必要途径。这是影院观看、家庭观看和网络观看无法具备的独特品格和精神气质。
显然，这些叙述都可以基于以下的一些个人观影史。有一次，初中学校附近放映《烈火中永生》。当天放学后，为了占到一个更好的观影位置，便直接到了放映场地，饿着肚子独自一个人苦等，直到太阳慢慢隐去，银色幕布缓缓挂起，放映机在发动机的带动下射出神秘的光线，观众的喧闹在影片开始的瞬间骤然停止。那一刻，就是人生期待的最大满足，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替代。另一次，到隔壁村看完黄梅戏故事片《天仙配》，回家的时候也是独自一个人，顶着深冬的凄风苦雨，行走在乡间的墨黑夜色之中，还不慎跌落到一户人家的粪坑里，这是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前所有未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对故事和光影的殷切期待，我真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那种黑暗。
石贤奎：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您似乎也是一个励志的奇迹了。
李道新：所以，我经常会以我自己为例，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们不要认命，也不要拼爹。但我发现似乎不起太大作用，很多更年轻一些的人都认为时代不一样了。确实，我觉得除了各种机缘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60后”，也正是由我们这一路走过的时代造就的。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年代里，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我们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我也一直感恩于伴我走来的那个年代。从农村少年到北大教授，从故土求知到海外讲学，梦想就是这样照进了现实。现在，每当我站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第二教学楼数百人选修的通选课讲台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在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釜山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和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校园里，更是感受到了一个好像并不那么真实的时空。
石贤奎：对您从乡村到都会，从文学到电影不断跨越的心路历程，我们还是很感兴趣。
李道新：这种命运转机及其心路历程，映照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体选择和普遍命运。其中的几个主要节点，想来还是很有意味的。
首先是随机的生长与理想的确立。对于我来说，成长的过程除了物质的匮乏、食物的短缺和身心的孤独、精神的荒芜以外，倒也没有太多的约束和太重的期许及其带来的太过强大的压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湖北乡村，对外交流很少，信息沟通有限，父母兄姊几代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是相对封闭保守和自认天命的。记得家里安过广播，但偶尔只在傍晚听到过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第一次看到电视，还是在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的那一天，在镇里中学很少开放的教工活动室里，电视和排球都是陌生的事物。读高中一年级时，亦即1982年前后，村里才通了电，家里安了一个15瓦的电灯泡，还高兴得手舞足蹈；此后几年，电压不稳，电灯时有时无，断电的时候就恢复了祖祖辈辈沿用下来的煤油灯。在煤油灯下读书写作业，是我学生时代永不磨灭的记忆，煤油的味道至今还在萦绕。也会偶尔听人说起外面的世界，还时不时流传村里某人在北京当了大官，但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遥远无法想象的事情；北京只在报纸图片和纪录电影里看到，是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城楼上闪着金光的那种感觉，也是手捧鲜花盛装迎送外国元首的那些幸福快乐的首都少年。18岁以前，我是没有到过比沙市、荆州更大的城市，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得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学生存在更高的期冀。尽管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社会上开始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但对我这种连大学本身都很有可能考不上的学生，是否学好数理化，还是被迫文史哲，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遐想（瞎想），更不用说考什么音乐、美术、电影方面的专业性学院了。只有达到了残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才有机会填报志愿选择专业；而这种机会，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好在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的时候，也因此获得了奇迹般的自由，几乎没有任何人质疑我凭那样的分数，为什么要报黄石师范学院中文系，而不是湖北财经学院任何专业。有趣的是，尽管满足了自己的专业理想，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些许的失落。在一篇名为《老父亲》的散文里，我曾经写道：“考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开始面临重大选择。我还没有成熟到胸有成竹地自作主张的地步，我希望五十九岁的父亲首先给我一个参考或者命令，然后我再遵守或者叛逆，两者必居其一。做父亲的不可能对儿子的选择无动于衷。但我终于失望了。我报了师范学院，我的父亲竟然再一次不置可否。”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人生的第二个重要节点，是在大学毕业后去中学教书，一年后又非常遗憾地离开家乡，一头扎入古都长安，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文学让我领略了尘世之中无法体验的人生意义，文学研究也把我导向一个可能更加适合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硕士生导师赵俊贤教授的启发和指引下，开始寻找某种试图将感性写作与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在西安的五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改变。就像一个轻飘的灵魂，突然遭遇厚重的历史和鼎盛的人文，到今天都还要用全部的身心去接引；而由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主要作家构成的当代陕西文学圈，总有一种自然的野性、忘我的牺牲和充沛的才情，让人在浮华的世界里暂别功利，重新回到抓也抓不住、留也留不下的那种纯粹的文字，可亲的精神。2012年春天在陕西图书馆演讲，跟在座的乡党们表示陕西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便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在第二故乡，我收获了爱情，组织了家庭，孕育了新的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还在文学之外找到了电影，最终仍是通过艰苦的考试，离开西安来到了北京。20世纪90年代初，诗歌已在死亡的边缘，电影也前途未明，但美好的爱情，总是跟诗歌和电影联系在一起。记得是在一个寒意渐浓的秋夜，在陕西师范大学的露天操场上，看过一部侯咏导演的影片《天出血》之后，几位同学老乡一起回到地理系的女生宿舍聊天。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了电影和诗歌，张艺谋、陈凯歌、吴天明，北岛、舒婷、顾城，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此后，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诗歌与电影了。杨家村、长延堡，边家村、大学南路，还有植物园、含光门，这些由诗歌和电影编织起来的西安地名，也是由爱情镌刻而成的生命坐标，在以雁塔命名的民政局盖上了终身的许诺之后，就该重新出发了。
离开西安的时候，我选择报考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李少白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早在本科阶段，就经常跟同班同学邹贤尧、陈友祥等一起，辗转于黄石几家影院，颠来倒去地看电影；毕业前夕，还报考过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招生的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分数倒是够了，可是没被录取。在那时的我看来，文学与电影是没有区别的。当然，在后来的学习、教学和研究中，我逐渐意识到，电影作为学术，最重要的部分恰恰是不同于文学的媒介特性及其无法被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学术史。
在西安读书教书期间，除了朦胧诗、先锋小说之外，仍然看了很多的电影。陕西师范大学的操场上，既放崔嵬导演的《青春之歌》，又放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还放史泰龙主演的《第一滴血》。西北大学附近的边家村电影院，大厅放映《西行囚车》《过年》等新的国产片胶片，小厅放映《阿飞正传》《公民凯恩》《走出非洲》等港台及外国片录像；影院外大多算命的、征婚的、健身的、闲逛的，影院里的观众却总是稀稀落落、无精打采。人人都想“下海”，电影已在苟延残喘。
人生的第三个重要节点，当然是与北大结缘。为了摆脱生活困境，也为了重新定位人生，我们准备离开西安了。1993年寒冬，我跟夫人一起坐着火车赶往北京，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火车上认识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她的车把我们带到动物园332路车站，我们的目标就是北京大学。晚上十点钟左右，终于看到了著名的北大西门，夜色中轻轻地走过荷塘，来到未名湖边。我们意识到，北大真的是太好了，我们跟北大的缘分也从此展开。9个月后，夫人考上了北大城环系博士研究生；8年后，我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调到了北大艺术学系；20年后，我们的儿子也考上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来北大之前，我已经读过两所大学，一所研究院，工作过一所中学，两所大学，一所研究院，都是较边缘、非著名的那种。据说起点是不太高，经历却比较丰富的。2003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评选，艺术学院的同学们为了替我拉选票，主要宣传的内容就是这些方面，结果高票当选，紧排在林毅夫、曹文轩老师之后。作为一个出身如此平凡，从未上过北大，也不是“海龟”的学者，能在北大任教，还能很快得到同学们的喜欢，确实有点出乎我自己的预料。这也足见北大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了。但愿北大永远有这样的胸怀。
在中国，北大是一本相当厚重的书，需要用尽一生去阅读。
文摘
《光影绵长：李道新电影文章自选集》内容是李道新二十多年中国电影史论研究的精华结集，可以说汇集了其迄今为止所有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爱好者而言是必读书。
李道新是当代中国电影学界最重要、研究成果最受瞩目的学者。其个人知名度，在北大系统以及在电影学界都是公认的，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重要的领军人物。
本书的重要特点是暗含了一条《中国电影通史》写作的理论脉络与史料线索。这也是李道新下一步重要的工作，阅读本书可以对中国电影的理论与历史两方面，有一个统一、完整的认识。
《光影绵长：李道新电影文章自选集》内容是李道新二十多年中国电影史论研究的精华结集，可以说汇集了其迄今为止所有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爱好者而言是必读书。
李道新是当代中国电影学界最重要、研究成果最受瞩目的学者。其个人知名度，在北大系统以及在电影学界都是公认的，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重要的领军人物。
本书的重要特点是暗含了一条《中国电影通史》写作的理论脉络与史料线索。这也是李道新下一步重要的工作，阅读本书可以对中国电影的理论与历史两方面，有一个统一、完整的认识。
作者简介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日本东京大学特任教授，曾在台湾、香港以及韩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并任《电影艺术》《文化艺术研究》等刊物编委。
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史、电影批评与影视文化产业。发表学术论文、影视评论等200多篇；出版《波德莱尔是怎样读书写作的》《中国电影史（1937-1945）》等著述10种。其中，《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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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题”到“整体”：中国电影的历史景观（代序） 李道新 / 石贤奎
上电影史：理论方法
中国电影：历史撰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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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电影：概念认定与历史建构
冷战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观照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
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电影史研究
电影的华语规划与母语电影的尴尬
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
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
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
下电影史：研究实践
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喜剧片
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歌唱片
中国的好莱坞梦想——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好莱坞
人生的欢乐面，他国的爱与恨——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哈罗德·劳埃德
帝国的乡村凝视与殖民的都会显影——以＜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为例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以光影追求光明——沈浮早期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惨胜的体制与渐败的人——试论“吕何联盟”及其“春天喜剧社”的前因后果
“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
香港电影：跨越边界的新景观
父权的衰微与身份的找寻——2008年台湾电影的“成长论述”及其精神文化特质
新民族电影：内向的族群记忆与开放的文化自觉
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
李道新著述目录
序言
从“专题”到“整体”：中国电影的历史景观（代序）
李道新 / 石贤奎
一、机缘
石贤奎：读您写的书，最爱看的就是“后记”。在《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里，您写下了这么一段：“少年时代看电影，总是在乡村禾场上。银幕上的光影之舞和夜空中的星月之魅交相辉映，形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怀想。”在《影视批评学》里，您又写道：“现在总爱想起十五六岁在家乡小镇上寻觅的日子：那是一个又矮、又黑、又瘦的农村少年，单薄的身体淌过寒风，停留在一个小小的书摊旁，以一分钱为代价租得一本缺少封面的《大众电影》，让贫瘠的心灵短暂地沐浴在梦幻的阳光之中。”少年时代的阅读体会和观影经验，是您走到今天的原动力吗？
李道新：应该是吧！我想我可以回顾一下我个人的阅读史和观影史，权当打开一个记忆的“抽屉”，补充一点作家龙应台所提的“国民记忆库”，以个人史观照国家历史。
我最早的人生理想是当作家。记得是在1980年冬天，我还在乡里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就是在湖北省石首县 新厂公社驼杨树中学一个冻得特别难熬的教室里，14岁的我第一次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向往自己的未来。我发现我是爱好文学的，今后必将坐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写作并以此为生。现在看来，我的理想是实现了，特别是在写完了每本书的“后记”之后。
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痴迷电影，想来可能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祖父祖母去世很早，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他们的名字和来历。我们家的家谱很短，仅能上溯到父亲一辈。我只知道，父亲那代人已经在江汉平原南部的湖北省石首县新厂公社银海大队一队务农了。家乡紧邻长江，县城在江南，老家在江北。江汉平原平畴沃野，沟渠纵横，作物繁茂，确是鱼米之乡，但每年夏天都有决堤溃垸、四散奔逃的恐惧。父亲个头不高，身形羸弱，只上了很少的学，但属于天资聪颖的一类人，字写得好，表达能力强；出门在外，性格温和，知书达理，还担任过合作社的秘书。记得家里曾有一些文件字纸，是中共中央革委会、湖北省革委会下达的各种红头文件，里面的主席语录和大红公章，是我最早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在遥不可及的地方主宰着人的命运。除此之外，就是父亲开会后留下的笔记了，总是誊写工整、字迹清秀。遗憾的是多年漂泊、老屋早颓，没有把父亲的东西保存下来。在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内心渴望却又始终拒绝回到父亲那里去。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存留过父亲的形象。他在我不到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现在我必须凝神屏气，才能穿越时空，回到1969年或1970年的那个冬夜。三四岁的我坐在一个男人的双腿上，在家里烤火取暖的火堆边，水罐冒着热气，煤油灯芯跳跃，大门被寒风吹得吱吱作响，屋外被大雪压弯的楠竹猛扫着房顶的茅草。这就是我脑海中全部的父亲印象。父亲的缺席与父爱的早失，对我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
母亲是目不识丁的孱弱农妇，总在为短缺的柴米油盐操心，也要为失去依靠的内心痛苦。有了委屈，便会摸到父亲的坟头前哀哀地哭。家里四个姐姐一个妹妹，严重缺乏壮实的劳动力，这都让我很早就没有了基本的安全感，知道任何事情都得靠自己解决。早晨上学，如果饭还未好，便会背了书包直奔学校；中午回家，如果母亲和姐姐们仍在农田里忙碌，便会从菜园里揪下两根黄瓜权当果腹；小学、中学都遭遇过对我来说比较严重的校园欺凌，但永远只能表现得忍气吞声，小心翼翼。高中住校时，三个人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早晨出操更是心理负担，因为鞋子已经裂开无法跑步，屁股后面的裤子还破了一个洞。像我这种1966年出生的农民之子，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早班车，但还留存着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以及因贫困带来的过度自尊。我们仍然属于在广大国土上野草一样自生自灭、不可预期的一代人。
那时候，农村生活简单，书籍匮乏；学校条件不好，读书纯属义务。既没有像李白一样遇到铁杵磨针的老媪，也没有想象过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记得上小学，开学第一天去得晚了，就没分配到桌椅，只是站在黑板前，看着老师写的几个粉笔字，跟着咿咿呀呀地念。这就成为正式接受教育的小学生了。没想到，学校后来竟弄得连我们坐的凳子都要自己从家里扛。去到学校路上必经的一座小木桥，因为年久失修，每次走过都是战战兢兢，冬天结冰了更是可怕，以至于晚上睡觉都被吓醒过好几次。还有几个学期，根本没有发课本，就是跟着老师抄黑板，主要内容都是延安的窑洞、总理窗前的灯光和朱德的扁担什么的。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亏欠并愧对子民的年代。这样的历史最好不要怀念。
好在学期伊始，每次发下的语文、社会、历史、自然一类的教科书，一两天便会被我囫囵吞枣地读完；就想着能赶紧再来一个新的学期，再发一套新书。对文字及其所指世界的强烈向往，让我走到哪里都想看书，也让我的性格显得内向而又文弱。千方百计找到过一些已被撕得体无完肤的小说残本，也是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西游记》当然是最好看的，可惜总是读不到书头书尾；《红楼梦》只看大观园里的各色人等和各种悲喜，诗词曲赋则会直接跳过；《林海雪原》照例喜欢杨子荣少剑波，但也无法理会白茹的心。
除此之外，克杨、戈基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连心锁》，竟然看过好几遍；杨佩瑾的抗美援朝小说《剑》，塑造的梁寒光、周良才和王振华等英雄，是真正感动过我的。多年后找到这本小说，翻到当年记忆最深的情节，感慨也是很深。当志愿军战士王振华跟李承晚伪军格斗时，一起跌落在陡峭的断壁之下，苏醒过来之后，作者写道：“月亮钻进云层里去了，天上一片昏暗。月光从一团团云堆的边缘上，从许多云层稀薄的地方透射出来。王振华忽然觉得，整个云层就象一床破破烂烂的、百孔千疮的烂棉絮，没头没脑地覆盖在他头顶上。这个景象，使他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那床独一的、象猪油渣那样的烂棉絮。这床烂棉絮的年龄，恐怕比他父亲还要大一点。小时候，王振华常常和妹妹钻进烂絮底下，两人比赛：看谁能从烂棉絮的洞孔里，透过破屋顶，望到天上的‘月亮姑姑’。……”这是在朝鲜，在异国他乡，一个负伤的孤独的中国战士，对家乡的父亲和妹妹的思念。40年前读过，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感受，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毕竟，《剑》并不是一部公认的名作，甚至大量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也从未提及。当然，印象很深的，还有浩然的散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那种海岛椰林战争浪漫的意境，也会让从未远足的少年莫名其妙地神往。
因为对文字的痴迷，即便贴在别家房屋墙上当作装饰的报纸，也都会一张一张地滤过，一行一行地浏览，然后就闷头想着报纸上面的事情，反击右倾翻案风、西哈努克亲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什么的，亲友招呼也反应不过来，弄得周围的人以为这个孩子不太正常。
看书之外，还特别喜欢看戏看电影，主要是农村演出和电影放映都太难得。春节期间，如果有演戏，就会在大队部的礼堂，有一些乡村剧团甚至草台班子过来包场，锣鼓铙钹，很是热闹。小孩子都会很激动，当然要往嘈杂的地方跑。只记得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真是好听得不得了，但还是很少有机会听到。有一回，大队礼堂唱戏，我却在礼堂外叫卖自家的甘蔗。
每月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少年时代最大的期盼。放映刚一结束，就在等着下一个月了；还在不断地祈祷老天爷，千万不要在放映队到来的那一天下雨；如果真的下雨了，人就会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干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兴趣。大约一算，国产影片中的《南征北战》《钢铁战士》《鸡毛信》《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烈火中永生》《地道战》《地雷战》《侦察兵》《沙漠的春天》《车轮滚滚》《神笔马良》《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刘三姐》《追鱼》《审妻》《穆桂英大战洪州》《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等，以及外国影片中的《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卖花姑娘》《流浪者》《魂断蓝桥》《冷酷的心》《人世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追捕》《幸福的黄手帕》等，都在银幕上看到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是一个露天电影的黄金时代，几乎承载着所有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梦想，萌生了我们对自然、星空与远方、人群的最初的认知。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的人生又应该感谢露天电影。十年前，写过一篇学术论文《露天电影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纪念我的年少观影。实际上，我的很多学术论文，看起来客观理性不可亲近，但还是试图跟我的人生旅程和情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上述学术论文里，我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电影观众心理学之外，曾经充满感情地写道，除了宣传教育、普及大众之外，露天电影的特殊功能和内在潜力，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观影心理。跟影院电影不同，露天电影往往没有固定的场所和座位，观众的视域可以自由调整；观众分布虽然以银幕为中心，却几乎没有边界，能够将银幕上的活动影像、银幕下的各色人等以及大自然的多变夜空同收眼底；声音环境也是丰富而又驳杂的，除了自然界的风声、雷声或雨声外，发电机的轰鸣、放映机的运转以及观众的交谈和嬉闹，跟影片本身的声音系统交互作用，为露天电影带来一种难得的仪式感和狂欢气息；更为独特的是，由于露天电影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场所和天气环境，那么，观看露天电影的体验的丰富性，势必远远超出影院电影；另外，露天电影也为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平台。精力过剩的少年儿童、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絮絮叨叨的家庭主妇和久未谋面的乡党邻里等等，都能在这种氛围里获取合适的对象进行交流，在观影过程中得到更多的身心抚慰。也就是说，自由的观看和率性的交流，不仅是露天电影内蕴的一种独特魅力，而且是将观影行为真正娱乐化、游戏化和民主化的必要途径。这是影院观看、家庭观看和网络观看无法具备的独特品格和精神气质。
显然，这些叙述都可以基于以下的一些个人观影史。有一次，初中学校附近放映《烈火中永生》。当天放学后，为了占到一个更好的观影位置，便直接到了放映场地，饿着肚子独自一个人苦等，直到太阳慢慢隐去，银色幕布缓缓挂起，放映机在发动机的带动下射出神秘的光线，观众的喧闹在影片开始的瞬间骤然停止。那一刻，就是人生期待的最大满足，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替代。另一次，到隔壁村看完黄梅戏故事片《天仙配》，回家的时候也是独自一个人，顶着深冬的凄风苦雨，行走在乡间的墨黑夜色之中，还不慎跌落到一户人家的粪坑里，这是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前所有未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对故事和光影的殷切期待，我真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那种黑暗。
石贤奎：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您似乎也是一个励志的奇迹了。
李道新：所以，我经常会以我自己为例，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们不要认命，也不要拼爹。但我发现似乎不起太大作用，很多更年轻一些的人都认为时代不一样了。确实，我觉得除了各种机缘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60后”，也正是由我们这一路走过的时代造就的。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年代里，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我们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我也一直感恩于伴我走来的那个年代。从农村少年到北大教授，从故土求知到海外讲学，梦想就是这样照进了现实。现在，每当我站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第二教学楼数百人选修的通选课讲台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在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釜山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和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校园里，更是感受到了一个好像并不那么真实的时空。
石贤奎：对您从乡村到都会，从文学到电影不断跨越的心路历程，我们还是很感兴趣。
李道新：这种命运转机及其心路历程，映照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体选择和普遍命运。其中的几个主要节点，想来还是很有意味的。
首先是随机的生长与理想的确立。对于我来说，成长的过程除了物质的匮乏、食物的短缺和身心的孤独、精神的荒芜以外，倒也没有太多的约束和太重的期许及其带来的太过强大的压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湖北乡村，对外交流很少，信息沟通有限，父母兄姊几代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是相对封闭保守和自认天命的。记得家里安过广播，但偶尔只在傍晚听到过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第一次看到电视，还是在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的那一天，在镇里中学很少开放的教工活动室里，电视和排球都是陌生的事物。读高中一年级时，亦即1982年前后，村里才通了电，家里安了一个15瓦的电灯泡，还高兴得手舞足蹈；此后几年，电压不稳，电灯时有时无，断电的时候就恢复了祖祖辈辈沿用下来的煤油灯。在煤油灯下读书写作业，是我学生时代永不磨灭的记忆，煤油的味道至今还在萦绕。也会偶尔听人说起外面的世界，还时不时流传村里某人在北京当了大官，但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遥远无法想象的事情；北京只在报纸图片和纪录电影里看到，是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城楼上闪着金光的那种感觉，也是手捧鲜花盛装迎送外国元首的那些幸福快乐的首都少年。18岁以前，我是没有到过比沙市、荆州更大的城市，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得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学生存在更高的期冀。尽管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社会上开始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但对我这种连大学本身都很有可能考不上的学生，是否学好数理化，还是被迫文史哲，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遐想（瞎想），更不用说考什么音乐、美术、电影方面的专业性学院了。只有达到了残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才有机会填报志愿选择专业；而这种机会，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好在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的时候，也因此获得了奇迹般的自由，几乎没有任何人质疑我凭那样的分数，为什么要报黄石师范学院中文系，而不是湖北财经学院任何专业。有趣的是，尽管满足了自己的专业理想，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些许的失落。在一篇名为《老父亲》的散文里，我曾经写道：“考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开始面临重大选择。我还没有成熟到胸有成竹地自作主张的地步，我希望五十九岁的父亲首先给我一个参考或者命令，然后我再遵守或者叛逆，两者必居其一。做父亲的不可能对儿子的选择无动于衷。但我终于失望了。我报了师范学院，我的父亲竟然再一次不置可否。”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人生的第二个重要节点，是在大学毕业后去中学教书，一年后又非常遗憾地离开家乡，一头扎入古都长安，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文学让我领略了尘世之中无法体验的人生意义，文学研究也把我导向一个可能更加适合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硕士生导师赵俊贤教授的启发和指引下，开始寻找某种试图将感性写作与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在西安的五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改变。就像一个轻飘的灵魂，突然遭遇厚重的历史和鼎盛的人文，到今天都还要用全部的身心去接引；而由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主要作家构成的当代陕西文学圈，总有一种自然的野性、忘我的牺牲和充沛的才情，让人在浮华的世界里暂别功利，重新回到抓也抓不住、留也留不下的那种纯粹的文字，可亲的精神。2012年春天在陕西图书馆演讲，跟在座的乡党们表示陕西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便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在第二故乡，我收获了爱情，组织了家庭，孕育了新的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还在文学之外找到了电影，最终仍是通过艰苦的考试，离开西安来到了北京。20世纪90年代初，诗歌已在死亡的边缘，电影也前途未明，但美好的爱情，总是跟诗歌和电影联系在一起。记得是在一个寒意渐浓的秋夜，在陕西师范大学的露天操场上，看过一部侯咏导演的影片《天出血》之后，几位同学老乡一起回到地理系的女生宿舍聊天。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了电影和诗歌，张艺谋、陈凯歌、吴天明，北岛、舒婷、顾城，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此后，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诗歌与电影了。杨家村、长延堡，边家村、大学南路，还有植物园、含光门，这些由诗歌和电影编织起来的西安地名，也是由爱情镌刻而成的生命坐标，在以雁塔命名的民政局盖上了终身的许诺之后，就该重新出发了。
离开西安的时候，我选择报考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李少白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早在本科阶段，就经常跟同班同学邹贤尧、陈友祥等一起，辗转于黄石几家影院，颠来倒去地看电影；毕业前夕，还报考过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招生的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分数倒是够了，可是没被录取。在那时的我看来，文学与电影是没有区别的。当然，在后来的学习、教学和研究中，我逐渐意识到，电影作为学术，最重要的部分恰恰是不同于文学的媒介特性及其无法被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学术史。
在西安读书教书期间，除了朦胧诗、先锋小说之外，仍然看了很多的电影。陕西师范大学的操场上，既放崔嵬导演的《青春之歌》，又放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还放史泰龙主演的《第一滴血》。西北大学附近的边家村电影院，大厅放映《西行囚车》《过年》等新的国产片胶片，小厅放映《阿飞正传》《公民凯恩》《走出非洲》等港台及外国片录像；影院外大多算命的、征婚的、健身的、闲逛的，影院里的观众却总是稀稀落落、无精打采。人人都想“下海”，电影已在苟延残喘。
人生的第三个重要节点，当然是与北大结缘。为了摆脱生活困境，也为了重新定位人生，我们准备离开西安了。1993年寒冬，我跟夫人一起坐着火车赶往北京，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火车上认识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她的车把我们带到动物园332路车站，我们的目标就是北京大学。晚上十点钟左右，终于看到了著名的北大西门，夜色中轻轻地走过荷塘，来到未名湖边。我们意识到，北大真的是太好了，我们跟北大的缘分也从此展开。9个月后，夫人考上了北大城环系博士研究生；8年后，我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调到了北大艺术学系；20年后，我们的儿子也考上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来北大之前，我已经读过两所大学，一所研究院，工作过一所中学，两所大学，一所研究院，都是较边缘、非著名的那种。据说起点是不太高，经历却比较丰富的。2003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评选，艺术学院的同学们为了替我拉选票，主要宣传的内容就是这些方面，结果高票当选，紧排在林毅夫、曹文轩老师之后。作为一个出身如此平凡，从未上过北大，也不是“海龟”的学者，能在北大任教，还能很快得到同学们的喜欢，确实有点出乎我自己的预料。这也足见北大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了。但愿北大永远有这样的胸怀。
在中国，北大是一本相当厚重的书，需要用尽一生去阅读。
文摘
《光影绵长：李道新电影文章自选集》内容是李道新二十多年中国电影史论研究的精华结集，可以说汇集了其迄今为止所有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爱好者而言是必读书。
李道新是当代中国电影学界最重要、研究成果最受瞩目的学者。其个人知名度，在北大系统以及在电影学界都是公认的，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重要的领军人物。
本书的重要特点是暗含了一条《中国电影通史》写作的理论脉络与史料线索。这也是李道新下一步重要的工作，阅读本书可以对中国电影的理论与历史两方面，有一个统一、完整的认识。
| ISBN | 9787301284629,7301284624 |
|---|---|
| 出版社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李道新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