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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知识分子”“公民”，在李镇西老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他无惧争议，欢迎“碰撞”，对近两年来的教育现象、社会热点进行深度思考和剖析，以责任之名汇集成册，对学生对好的公民进行教育示范。
推荐文章：
序
《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P008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P018
……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P147
《校名上的文化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P173
名人推荐
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
教师从事的绝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
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
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
作者简介
李镇西，男，1958年生。一位深受孩子爱戴也深深爱着孩子的老师。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实践，也曾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现担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并任成都市武侯区新教育办公室负责人。获得各级荣誉若干项，出版教育专著数十部。他的教育理念是：“朴素最美关注人性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当好老师。”
目录
序 言
不平则鸣
祖国到底多少岁？ \ 003
凭什么要我给你投票？ \ 006
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 \ 008
试问“冷血院长”陈玲 \ 012
别用“法盲”二字为陈玲的冷血开脱 \ 015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 \ 018
假话何以春风得意？ \ 022
抽象的“爱国”并不能说明什么 \ 028
抵制“正能量谣言” \ 031
谁给谁“抹了黑”？ \ 035
请饶了教育吧！ \ 041
任何靠抢夺生源而取得中高考辉煌的都是“耍流氓” \ 045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耍流氓” \ 049
观点碰撞
学生给老师撑伞，何错之有？ \ 059
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 \ 062
其实所谓“好学生”也不好教 \ 066
教师和医生“没有可比性”吗？ \ 073
教师节不是“优秀教师”节，也不是“教育教师”节 \ 077
教师节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取消 \ 080
教师从事的绝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 \ 085
教育，请别以“严”的名义对钱文忠们让步 \ 088
“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 \ 102
虽然无奈，却有必要，且很光荣 \ 106
不是“神话”，谈何“破灭”？ \ 117
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 \ 131
自由，是教育创新的前提 \ 136
有些家长为何要逃离中国教育？ \ 141
叩问教育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 \ 147
以人为本，还是以“证”为本 \ 149
公民教育不仅仅是公德教育 \ 153
法制教育不是“听话教育”，更不是“恐吓教育” \ 155
校长应该少听课，多谈心 \ 157
这个优生打了谁的耳光？ \ 160
版面费何以长盛不衰？ \ 165
母校以什么为骄傲？ \ 169
校名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 \ 173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 \ 177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允许学校体罚学生吗？ \ 180
惩戒不等于体罚，但如何有效地惩戒？ \ 186
细思碎想
赋予红领巾更丰富的内涵 \ 193
如何对学生进行抗战历史教育？ \ 195
追求教育的真境界 \ 199
微小而真实的善良 \ 203
陶行知研究会最该做什么？ \ 205
请称校长为“老师” \ 208
校长一定要“兼课”吗？ \ 211
民主校长，请从小事做起 \ 216
我为这张领导“靠边站”的照片点赞 \ 220
请给班主任松绑 \ 223
被勤奋的教师、家长和孩子 \ 226
真课改三问 \ 230
“办学校、做教育、当老师就必须讲正气！” \ 234
序言
这本小册子汇集了我近两年来关于社会评论、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有的篇章还引起过不小的反响或争议。
曾经有人好心地劝我：“你就是一个教师，多谈谈教育，不要去碰社会问题，容易惹火烧身，何苦呢？”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所以我评论“刺死辱母案”（《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谴责屯留县纪委对几名自费吃饭教师的荒唐“处分”（《谁给谁“抹了黑”？》），批评各种类似“创卫”活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请饶了教育吧！》）……我这样做，无非是承担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是对学生对好的公民的教育示范。
至于谈论教育话题，更是我的“分内事”了。长期以来，包括教师在内的不少人习惯于关闭自己的大脑，迷信书本，迷信领导，迷信权威，从不独立思考，而且还视独立思考为“危险”，叫学生“不要乱说乱写”。这样的教师，企盼他培养一代公民，不但缘木求鱼，而且南辕北辙。其实，我的许多思考并不“深刻”，说的都是常识。我们有太多的“前沿观点”“新潮理念”，而常识却被遮蔽了。因此，我一旦谈本来众所周知却几乎人人遗忘的常识时，便显得“独特”而“深刻”了。其实不然。比如《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等等，说的都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常识，只是这些常识现在被淹没了。因此，我最近几年不断言说的主题，就是让教育回到起点，遵循常识。
思考必然也应该伴随着争议，甚至可以说，没有观点的碰撞就没有思想的诞生。这也是常识。虽然我们的祖先早就讲过“君子和而不同”，但其实中国思想史总体上看还是党同伐异的时候多，尽管也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把观点不同往人际关系上扯，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谩骂，而且吵着吵着便离开了观点而直奔对方的道德人品。于是一旦遇上争论，君子大多变成了小人。这是中国当代一直没有学术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一直认为，做人和为学在“道”的层面是相通的，都需要“真”（诚挚和严谨）；但在“术”的层面，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的，那就是为人处世以“曲”为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彬彬有礼、婉约和善，研究学问以“直”为美——观点鲜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这样且行且思且写且争（争论），几年下来，我除了因为观点不同被一些人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外，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比如，我曾因争论而结识了三位君子。
拙文《请称校长为“老师”》提出一个观点：校园平等，从称呼做起。因此我建议（在我的学校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校长还是主任，一律称“老师”。文章发表后，重庆一位叫杨德发的老师立即撰文和我商榷，他问：“现在有多少老师敢叫校长为‘老师’？”又说，现在不少校长根本就没上课，已经不是“老师”了，凭什么还要被称作“老师”？于是我又写了《民主校长，请从小事做起》，予以真诚严肃的回应。这么一来二去，我们越“吵”越亲热，各自的思想也越来越丰富、全面而完整——本来我俩就是从不同的侧面谈同一个问题的。再后来，2016年8月，我去重庆讲学，杨老师特意来听我的讲座，结束后又陪我吃饭，席间我俩畅谈甚欢。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动：正是重庆“火炉”的季节，可杨老师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特意西装革履，尽管汗流不止，他却依然保持君子风度。
《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后，反响强烈。赞成者如著名学者石中英先生说我提了一个“李镇西之问”；反对者则讥讽“李镇西太扯了”。不久，《中国教育报》发表《假如最“好”学校招最“差”学生》一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我商榷，作者为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姚校长和我说的“对不上号”，所以没回应，但我对姚校长行文的严肃认真心升敬意。几个月后，我读了姚校长的另一篇文章《给班主任减负比加薪更现实》，谈的是校长如何减轻班主任的无效劳动。当时我很感动，感到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长。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对他的文章表示认同和赞许。再后来，我偶然读到姚校长的大作《让教育带着温度落地》，被他富有温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深深打动，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人要生活在‘人’当中”》，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而当时我和姚跃林校长还素不相识，但因为“商榷”，我俩后来在微信上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推出后，阅读量达三百万。此文在引起广泛点赞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有朋友转给我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不能继续宣扬“以暴制暴”的历史逻辑》，作者是陕西师大附中的杨林柯老师。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李镇西先生认为于欢不仅杀人无罪，而且应该成为英雄，他捍卫的是孝道，保护的是母亲，面对这种羞辱母亲尊严的恶劣行为，挥刀指向那些恶人没有什么罪过，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为。但这个逻辑依然是‘水浒化’的了，没有走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用这样的历史逻辑思考现实问题，指导普通教师对学生言说‘辱母杀人案’，我认为是危险的。”他还对我“自诩‘法盲’”感到忧虑。
杨老师我不认识，不过“杨林柯”这个名字我眼熟，时不时读到他富有见地的文字，但这篇文章我实在难以苟同。也许是站的角度不同，也许是他没细读我的文章，总之，他说我在宣扬“以暴制暴”是严重误解了我。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思路，其实他的忧虑也是我在教育中所尽量避免的，而且杨老师行文严肃却态度温和，文风很正，字里行间洋溢着君子风范。于是我主动把他的文章转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以让更多人看到。我的按语是：“我虽然不同意本文观点，但我看作者态度是严肃的，没有恶意。我欢迎不同观点。只是有一点，我没有自诩‘法盲’，我已经被删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恕我“法盲”……’，特意加了引号，是有特定含义的。其他不解释了，任人评说吧！”我还在他的文章后面留言，感谢他的直言，并解释：“我这几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写应对的文章了。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好吗？问好！”他很快作出回应：“我没见过李老师，但读过您许多文章，也很受教，许多文章观点我是赞同的，理性、客观、温和，显示出长者风度，引导基层教师进步。但这一篇我与您观点不同，不是有意求异，而是发自内心地担心，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理性清明的公民。文中有些引述不当，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已经看不到李老师的文章了，如记忆或理解错误，也请李老师多包涵，毕竟，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永恒存在的事实，误解也是世界的真实。问好！”其实，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最终都没说服对方——至少他没说服我，但这不妨碍我们尊重对方。我想，求同存异固然好，有时候不求同只存异也无妨。对我来说，这一“碰撞”的收获是，我和杨林柯老师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微信上见面。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说话很直率，包括我的文字，但我对向我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向来尊重。如果对方说得对，我就接受，并致以谢意——哪怕对方语言不那么中听。举一个例子，曾有一位特级教师说我在文中自称“公共符号”不妥，我当即公开承认我说错了，并向他表示感谢。如果对方是对我观点的误解，我就当作是对自己的提醒，以后避免那种错误的观点，我同样表示感谢；如果对方确实不怀好意，阴阳怪气，讽刺挖苦，那我不理他就算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哪有精力和他吵架？套用一句网络用语：“理他算输！”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样的人格境界。
曾经有一句话被当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广为流传，后来有学者考证出这话并非伏尔泰所说，而是《伏尔泰之友》的作者霍尔说的，但这句话本身是不错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这就是君子风度，也是学者的气度。真希望思想争鸣能够成为君子之交的标志，不同观点的碰撞能够成为真正好朋友之间的交往常态。我愿意从自己做起。
李镇西
2017年4月7日
文摘
《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P008 在某中学的运动会开幕式上，一个学生方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一边喊着高昂的口号，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前精神抖擞地走过。方队前排的孩子举着一条横幅：“低调是仅有牛逼的高调！”也许这个班的孩子想表达一种班级自豪感吧，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个性的“牛逼”二字，已经让他们班的形象黯然失色。 很难说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什么恶意，因为“牛逼”这个词已经成了许多人口中的常用语了，包括这个班的班主任——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可能也不知道这个词的本意。于是，粗鄙的语言就这样无知地侵入了校园。 侵入校园的当然不只是“牛逼”，还有“傻逼”“逗逼”等“逼”系列词语，还有“尼玛”“卧槽”“我靠”“哇塞”等网络语。似乎不用大惊小怪，放眼社会，包括网络社会，这些词都很“正常”，许多名人，包括我真心尊敬的文人学者，也都这样说。比如，我看过某著名画家接受采访的视频，“牛逼”时不时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确“很显个性”；还有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相当不错，但题目是《谁有问题谁牛逼》。 过去不能明说，仅有多私下朋友间在口语里面说说的词，现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平台。比如“屌丝”和“牛逼”，本来——恕我不得不明说了——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及阴毛、牛的生殖器，但现在无论男女，都喜欢大大方方地自称“屌丝”，或理直气壮地说“牛逼”。包括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不止一次看到电视里女主持人毫无羞赧地谈“屌丝”说“牛逼”。 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的电影《老炮儿》。该片中的主角六爷满口粗话。我曾经在微信上对此表达忧虑，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小，我是不会让她去看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也会这样想。但马上有北京的朋友跟我说：“李老师，您不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有理解上的隔膜。”我的确不理解，为什么北京胡同的文化就是满口脏话的文化？幸好有同样是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我就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就见不惯这种美丑扭曲的东西！”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实老北京人一般不会满嘴脏话，就是骂人也要骂得优雅，不用脏字。从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仅有底层的人力车夫，说话也不带脏字眼的。说脏话的，都是坏人。这是一种积淀的教养，而这份教养与文凭没有必然联系。我小时候回乡下老家，长辈之间、同辈之间以及上下辈之间，都那么客客气气，互相谦让。我不敢说他们都没说过脏话，但至少在公众场合（现在叫“社交场合”），彼此都是很文明的——他们叫“讲礼”。 不只是语言学家，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些粗鄙语言因网络而日常化，表明了一种优雅文明正在面临挑战。我同意这个判断。这不是保守。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并不表明粗鄙词汇的流行都是语言发展的必然；一个民族优美得体的语言还是应该以文明为内核。而现在，所谓“诗书之国”“礼仪之邦”的百姓甚至文人，都以语言粗鄙为正常，这绝不是正常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严峰教授说：“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带脏字，因为脏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反而说话像我们以前这么文雅的，感觉有点假，人家就觉得你做作，可能是伪君子。”我认为，这种“正常”恰恰是可怕的。 还有一种情况，倒不是出于“个性”而是因为无知。本文开篇所说就是一例。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我不止一次听我身边的一些女孩说“哇塞”。心里真的不舒服，因为这词的本意非常不雅。当然，我也知道说这个词的女孩大多不知道这个词的本义，只是将这两个字当作表示惊叹的词罢了。但是，说的女孩不知道，不等于听的人也不知道。如果她们后来知道了这个词的本义，该多么脸红啊！ 五彩缤纷的语言泡沫淹没了我们的庄严的思想与纯真的情感。我们在轻松搞笑的调侃中，失去了某些应该有的神圣与敬畏。干脆说，我们赖以娱乐的网络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20多年前写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今天网络粗鄙语言的，但我读着却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国的今天，古老而典雅的汉语正在被“牛逼”与“屌丝”追杀得无路可逃，濒临绝境。——也许我言重了，但沉重的现实让我无法不悲观。 有朋友说：“官方语言无权替代更无权逼迫强奸民间语言。”甚至还有朋友说：“如果动用文化权力压制民间语言包括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这不但有悖民主自由的理念，而且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我批评的只是粗鄙的语言形式，而非具体词汇所表达的内容。虽然语言形式总是和一定的内容相联系，但毕竟不直接绝对等同于语言内容。同一个意思，所能选择的词并非仅有。我的意思是，在表达某种思想情感的时候，仅有好避开不雅词汇。第二，不能把民间语言与粗鄙语言画等号。民间语言其实并不全是鄙陋不堪的，正如所谓“官方语言”未必都纯洁高雅一样。第三，对网络语言的流行我不一概反对，诸如“颜值”“点赞”“高大上”“你懂的”“也是醉了”“吓死宝宝了”等等，或简洁或幽默或含蓄，丰富了语言表达，不也挺好吗？完全可以广泛使用。 还想强调的是，我这里只说的是语言形式，不涉及言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当然，二者显然不能截然绝对分开，如果要仔细从学术上去探讨，这篇文章将没完没了，我只是大体这么说说。如果把粗鄙语言等同于民间语言，把高雅语言等同于官方语言，只要粗鄙的语言便是“民间”的，只要高雅的语言便是“官方”的，进而上升到“民主”与“专制”的“政治高度”，这是不是典型的“上纲上线”或“站队思维”呢？ 当然，语言的流行与淘汰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很学术，我不可能在这篇幅有限的短文里深入探讨；我也没那个使命更没那个能力“扭转乾坤”，让这些粗鄙语言一夜之间在生活中消失。 其实，“粗鄙”这个概念也是含混不清的，谁能界定什么是“粗鄙”？的确要警惕强权以“纯洁语言”为由实施语言专制。但我这篇文章所说的“粗鄙语言”特指赤裸裸直指男女生殖器的不雅词汇，这些词汇在公共场合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我还是认为不妥。当然，如果这些赤裸裸的不雅词汇在私人场合彼此开玩笑说说，也无伤大雅，因为这并不妨碍任何人，更不会产生任何社会不良影响。然而在正式的媒体上，在课堂上，在公共场合，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好。 我反对粗鄙语言在公共场合流行，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没有半点文化权力在手的我，即使想“压制”谁也无计可施。但是，我是教师，而且是语文教师。我觉得我能做到的是：第一，我不说这些词；第二，让我的学生也不说这些词。请别给我说什么“社会环境就这样，学校和教师洁身自好有什么用”，守住我们的课堂与校园，如士兵保卫城堡一样，自然而神圣。理由我不用多说，对于教育而言，没有教师的优雅，就没有学生的优雅，而没有学生的优雅，就没有未来中国的优雅。更不用“论证”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话教师就是不能说！——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教师不说脏话，还需要论证吗？ 2016年2月2日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P018 前天上午，我乘坐大巴从千岛湖前往杭州，心里却惦记着里约的女排决赛。无法看电视，我便用手机分别跟我的学生和高中同学聊微信，让他们给我“现场播报”比赛情况。我一边看手机微信上的比分，一边给全车的人“转播”：22∶21、22∶22、23∶22……每一个比分都牵动着大家的心。当比分打到23∶23时，大家一起喊：“女排雄起！”“女排加油！”好像我们不是在大巴上，而是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现场。仅有后，当中国女排以25∶23赢得胜利时，车厢里一片欢呼！ 我相信，在那一刻，整个中国都在沸腾。我感觉又回到了80年代。对我来说，以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就是我青春的记忆，这记忆有1981年我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宿舍楼下，第一次通过小小的黑白电视看到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也有几年后我在中学教室里，和学生一起围着讲台上尺寸稍大一些的黑白电视，见证中国女排的第五次夺冠。30多年来，很少有人像郎平那样成为能够同时让几代中国人激动、振奋和心血澎湃的偶像。前天，“郎平”二字毫无疑问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嘴里出现频率仅有高的名字。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她是真正的“国民女神”。 遥想当年，郎平和她的战友们第一次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时，一个民族刚刚从“文革”的废墟上站起来，一个国家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十年浩劫”让许多人理想破灭，精神迷茫——《中国青年》杂志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那时候，中国需要精神支柱，需要民族凝聚力，需要国家尊严感，于是“中国女排”应运而生。应该说，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学“女排精神”，虽然有官方的宣传意图和效应，但不可否认，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毕竟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太希望崛起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高歌猛进：从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到各项赛事“捷报频传”，仅有后成为“金牌大国”——当然也有我们至今想起来就很痛心的一些“不争气”的项目。与此同时，中国渐渐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女排精神”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女排本身一度低谷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人们越来越淡定从容地面对“金牌”，越来越专注于体育本身而不是体育以外的“民族精神”——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动辄就把夺得金牌与“为国争光”捆绑在一起，不再简单地把体育比赛的胜利和“民族振兴”甚至“实现中国梦”画等号。我认为，这不但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民族的成熟。 当然，前天女排夺冠表面上似乎又重现了35年前女排首夺冠军的情景。毕竟中国女排好多年没有这么扬威世界、扬眉吐气了，这让许多人找回了“当年的感觉”。而且，和以往相比本届奥运会中国队夺金的亮点不多，现在中国女排一路过关斩将，一下便“击中”了亿万中国人的兴奋点。于是，“万众一心”“热血沸腾”“中国必胜”“祖国万岁”……这些熟悉的短语不但又出现在媒体上，也情不自禁地出现在许多国人（比如我）的心里；一个久违的概念被唤醒了：“女排精神”。 我至今不否认“女排精神”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我也曾经为“女排精神”而激动过。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所谓“女排精神”从来就没有特定的内涵。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得知“女排精神”的内涵是：“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这个解释正好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所谓“女排精神”并没有特定的内涵。“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这四条并不是体育本身所特有的品质，它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单位）。我进而再想到，几十年来，我们盛产了许多“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震精神”，甚至还有“抗非典精神”。总之，一次灾难就会诞生一种“精神”，而这些“精神”大多由相同或相似的词语概括，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否认精神的力量，所谓“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女排姑娘的胜利当然也和她们为国争光、刻苦训练、立志夺冠、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等精神分不开，但是难道前几年女排处于低谷的时候，队员们就不愿意“为国争光”吗？难道她们就没有“刻苦训练”吗？所以仅仅有“精神”是靠不住的，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与技能。郎平也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听听，这话说得多好，多实在！的确，没有过硬的技术，什么“精神”都没用！郎平本人从中国的一名优秀运动员到世界级的教练，绝不仅仅是因为有“爱国”“敬业”“奉献”等精神，而更有“精神”之外的品质：作为运动员，她具有高度精湛、真正“过硬”的排球技术，还具有排球运动所需要的一流的肌肉力量、速度、耐力、灵活性、柔韧性、弹跳力、调整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等；作为教练，她注重对体制的突破与创新，对新人的发现与培养，具有出众的管理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她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仅有早具有独立意识的职业体育人”。而这一切，都与人们通常所谓的“女排精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因此，“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郎平这话值得热血沸腾的我们冷静咀嚼。更不可因为一场女排的胜利，又将中国女排的精神力量无限拔高，再次上升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高度。是的，当女排姑娘站在领奖台上含泪高唱国歌的时候，我们也油然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因而同样热泪盈眶，这是非常自然的情感；但如果因而再次把每一块金牌和“祖国荣辱”捆绑在一起，那便远离了体育。就在女排夺冠的前夜，林丹输了，无缘奖牌，但国人舆论依然把他视为英雄，没有人责怪林丹“为祖国丢脸”。这就是中国的进步。 我在微信上用“伟大”来评价郎平，我觉得并不过分。包括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我也愿意真诚地把赞美献给她们。但是我注意到，有些文章在歌颂郎平和女排姑娘时，或含蓄或公开点名地贬低傅园慧们。比如我就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个别运动员对于胜负过于无所谓的态度”，还直接以中国女排为对比，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虽然没有傅园慧那样的‘洪荒女’段子手”云云。在这些作者眼里，只有郎平才是“满满的正能量”（其实，这个短语在我看来简直俗不可耐），而傅园慧们自然就是“负能量”了。我毫不掩饰我对这种“二元思维”的极度反感。请问，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个性？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想法？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语言？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表情？非要中国再回到千人一面万人一语的时代吗？我承认，从比赛名次上说，中国女排的金牌和傅园慧的铜牌的确“不是一个档次”，但顽强拼搏、努力发挥出自己仅有好的水平、从容面对胜败、让体育回到体育本身……无论中国女排还是傅园慧不都是这样的吗？20岁的傅园慧不是56岁的郎平，如果让她说出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郎平才能够说出的话，那不是很滑稽吗？就像如果让郎平说出类似“洪荒之力”的话也会让人感到滑稽一样。 我为郎平喝彩，也为傅园慧叫好。郎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坚毅、超越、气势如虹、横扫千军……傅园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乐观、从容、妙趣横生、阳光活泼……都在“为国争光”啊！没必要以“这个”去贬低否定“那个”。中国，需要这样的千姿百态；中国体坛，需要这样的五彩缤纷。 这才是完整的中国，这才是健全的中国人。 2016年8月23日
作为“教师”“知识分子”“公民”，在李镇西老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他无惧争议，欢迎“碰撞”，对近两年来的教育现象、社会热点进行深度思考和剖析，以责任之名汇集成册，对学生对好的公民进行教育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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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
作者简介
李镇西，男，1958年生。一位深受孩子爱戴也深深爱着孩子的老师。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实践，也曾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现担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并任成都市武侯区新教育办公室负责人。获得各级荣誉若干项，出版教育专著数十部。他的教育理念是：“朴素最美关注人性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当好老师。”
目录
序 言
不平则鸣
祖国到底多少岁？ \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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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 \ 008
试问“冷血院长”陈玲 \ 012
别用“法盲”二字为陈玲的冷血开脱 \ 015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 \ 018
假话何以春风得意？ \ 022
抽象的“爱国”并不能说明什么 \ 028
抵制“正能量谣言” \ 031
谁给谁“抹了黑”？ \ 035
请饶了教育吧！ \ 041
任何靠抢夺生源而取得中高考辉煌的都是“耍流氓” \ 045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耍流氓” \ 049
观点碰撞
学生给老师撑伞，何错之有？ \ 059
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 \ 062
其实所谓“好学生”也不好教 \ 066
教师和医生“没有可比性”吗？ \ 073
教师节不是“优秀教师”节，也不是“教育教师”节 \ 077
教师节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取消 \ 080
教师从事的绝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 \ 085
教育，请别以“严”的名义对钱文忠们让步 \ 088
“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 \ 102
虽然无奈，却有必要，且很光荣 \ 106
不是“神话”，谈何“破灭”？ \ 117
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 \ 131
自由，是教育创新的前提 \ 136
有些家长为何要逃离中国教育？ \ 141
叩问教育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 \ 147
以人为本，还是以“证”为本 \ 149
公民教育不仅仅是公德教育 \ 153
法制教育不是“听话教育”，更不是“恐吓教育” \ 155
校长应该少听课，多谈心 \ 157
这个优生打了谁的耳光？ \ 160
版面费何以长盛不衰？ \ 165
母校以什么为骄傲？ \ 169
校名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 \ 173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 \ 177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允许学校体罚学生吗？ \ 180
惩戒不等于体罚，但如何有效地惩戒？ \ 186
细思碎想
赋予红领巾更丰富的内涵 \ 193
如何对学生进行抗战历史教育？ \ 195
追求教育的真境界 \ 199
微小而真实的善良 \ 203
陶行知研究会最该做什么？ \ 205
请称校长为“老师” \ 208
校长一定要“兼课”吗？ \ 211
民主校长，请从小事做起 \ 216
我为这张领导“靠边站”的照片点赞 \ 220
请给班主任松绑 \ 223
被勤奋的教师、家长和孩子 \ 226
真课改三问 \ 230
“办学校、做教育、当老师就必须讲正气！” \ 234
序言
这本小册子汇集了我近两年来关于社会评论、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有的篇章还引起过不小的反响或争议。
曾经有人好心地劝我：“你就是一个教师，多谈谈教育，不要去碰社会问题，容易惹火烧身，何苦呢？”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所以我评论“刺死辱母案”（《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谴责屯留县纪委对几名自费吃饭教师的荒唐“处分”（《谁给谁“抹了黑”？》），批评各种类似“创卫”活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请饶了教育吧！》）……我这样做，无非是承担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是对学生对好的公民的教育示范。
至于谈论教育话题，更是我的“分内事”了。长期以来，包括教师在内的不少人习惯于关闭自己的大脑，迷信书本，迷信领导，迷信权威，从不独立思考，而且还视独立思考为“危险”，叫学生“不要乱说乱写”。这样的教师，企盼他培养一代公民，不但缘木求鱼，而且南辕北辙。其实，我的许多思考并不“深刻”，说的都是常识。我们有太多的“前沿观点”“新潮理念”，而常识却被遮蔽了。因此，我一旦谈本来众所周知却几乎人人遗忘的常识时，便显得“独特”而“深刻”了。其实不然。比如《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等等，说的都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常识，只是这些常识现在被淹没了。因此，我最近几年不断言说的主题，就是让教育回到起点，遵循常识。
思考必然也应该伴随着争议，甚至可以说，没有观点的碰撞就没有思想的诞生。这也是常识。虽然我们的祖先早就讲过“君子和而不同”，但其实中国思想史总体上看还是党同伐异的时候多，尽管也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把观点不同往人际关系上扯，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谩骂，而且吵着吵着便离开了观点而直奔对方的道德人品。于是一旦遇上争论，君子大多变成了小人。这是中国当代一直没有学术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一直认为，做人和为学在“道”的层面是相通的，都需要“真”（诚挚和严谨）；但在“术”的层面，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的，那就是为人处世以“曲”为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彬彬有礼、婉约和善，研究学问以“直”为美——观点鲜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这样且行且思且写且争（争论），几年下来，我除了因为观点不同被一些人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外，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比如，我曾因争论而结识了三位君子。
拙文《请称校长为“老师”》提出一个观点：校园平等，从称呼做起。因此我建议（在我的学校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校长还是主任，一律称“老师”。文章发表后，重庆一位叫杨德发的老师立即撰文和我商榷，他问：“现在有多少老师敢叫校长为‘老师’？”又说，现在不少校长根本就没上课，已经不是“老师”了，凭什么还要被称作“老师”？于是我又写了《民主校长，请从小事做起》，予以真诚严肃的回应。这么一来二去，我们越“吵”越亲热，各自的思想也越来越丰富、全面而完整——本来我俩就是从不同的侧面谈同一个问题的。再后来，2016年8月，我去重庆讲学，杨老师特意来听我的讲座，结束后又陪我吃饭，席间我俩畅谈甚欢。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动：正是重庆“火炉”的季节，可杨老师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特意西装革履，尽管汗流不止，他却依然保持君子风度。
《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后，反响强烈。赞成者如著名学者石中英先生说我提了一个“李镇西之问”；反对者则讥讽“李镇西太扯了”。不久，《中国教育报》发表《假如最“好”学校招最“差”学生》一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我商榷，作者为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姚校长和我说的“对不上号”，所以没回应，但我对姚校长行文的严肃认真心升敬意。几个月后，我读了姚校长的另一篇文章《给班主任减负比加薪更现实》，谈的是校长如何减轻班主任的无效劳动。当时我很感动，感到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长。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对他的文章表示认同和赞许。再后来，我偶然读到姚校长的大作《让教育带着温度落地》，被他富有温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深深打动，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人要生活在‘人’当中”》，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而当时我和姚跃林校长还素不相识，但因为“商榷”，我俩后来在微信上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推出后，阅读量达三百万。此文在引起广泛点赞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有朋友转给我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不能继续宣扬“以暴制暴”的历史逻辑》，作者是陕西师大附中的杨林柯老师。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李镇西先生认为于欢不仅杀人无罪，而且应该成为英雄，他捍卫的是孝道，保护的是母亲，面对这种羞辱母亲尊严的恶劣行为，挥刀指向那些恶人没有什么罪过，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为。但这个逻辑依然是‘水浒化’的了，没有走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用这样的历史逻辑思考现实问题，指导普通教师对学生言说‘辱母杀人案’，我认为是危险的。”他还对我“自诩‘法盲’”感到忧虑。
杨老师我不认识，不过“杨林柯”这个名字我眼熟，时不时读到他富有见地的文字，但这篇文章我实在难以苟同。也许是站的角度不同，也许是他没细读我的文章，总之，他说我在宣扬“以暴制暴”是严重误解了我。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思路，其实他的忧虑也是我在教育中所尽量避免的，而且杨老师行文严肃却态度温和，文风很正，字里行间洋溢着君子风范。于是我主动把他的文章转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以让更多人看到。我的按语是：“我虽然不同意本文观点，但我看作者态度是严肃的，没有恶意。我欢迎不同观点。只是有一点，我没有自诩‘法盲’，我已经被删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恕我“法盲”……’，特意加了引号，是有特定含义的。其他不解释了，任人评说吧！”我还在他的文章后面留言，感谢他的直言，并解释：“我这几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写应对的文章了。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好吗？问好！”他很快作出回应：“我没见过李老师，但读过您许多文章，也很受教，许多文章观点我是赞同的，理性、客观、温和，显示出长者风度，引导基层教师进步。但这一篇我与您观点不同，不是有意求异，而是发自内心地担心，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理性清明的公民。文中有些引述不当，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已经看不到李老师的文章了，如记忆或理解错误，也请李老师多包涵，毕竟，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永恒存在的事实，误解也是世界的真实。问好！”其实，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最终都没说服对方——至少他没说服我，但这不妨碍我们尊重对方。我想，求同存异固然好，有时候不求同只存异也无妨。对我来说，这一“碰撞”的收获是，我和杨林柯老师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微信上见面。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说话很直率，包括我的文字，但我对向我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向来尊重。如果对方说得对，我就接受，并致以谢意——哪怕对方语言不那么中听。举一个例子，曾有一位特级教师说我在文中自称“公共符号”不妥，我当即公开承认我说错了，并向他表示感谢。如果对方是对我观点的误解，我就当作是对自己的提醒，以后避免那种错误的观点，我同样表示感谢；如果对方确实不怀好意，阴阳怪气，讽刺挖苦，那我不理他就算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哪有精力和他吵架？套用一句网络用语：“理他算输！”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样的人格境界。
曾经有一句话被当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广为流传，后来有学者考证出这话并非伏尔泰所说，而是《伏尔泰之友》的作者霍尔说的，但这句话本身是不错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这就是君子风度，也是学者的气度。真希望思想争鸣能够成为君子之交的标志，不同观点的碰撞能够成为真正好朋友之间的交往常态。我愿意从自己做起。
李镇西
2017年4月7日
文摘
《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P008 在某中学的运动会开幕式上，一个学生方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一边喊着高昂的口号，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前精神抖擞地走过。方队前排的孩子举着一条横幅：“低调是仅有牛逼的高调！”也许这个班的孩子想表达一种班级自豪感吧，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个性的“牛逼”二字，已经让他们班的形象黯然失色。 很难说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什么恶意，因为“牛逼”这个词已经成了许多人口中的常用语了，包括这个班的班主任——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可能也不知道这个词的本意。于是，粗鄙的语言就这样无知地侵入了校园。 侵入校园的当然不只是“牛逼”，还有“傻逼”“逗逼”等“逼”系列词语，还有“尼玛”“卧槽”“我靠”“哇塞”等网络语。似乎不用大惊小怪，放眼社会，包括网络社会，这些词都很“正常”，许多名人，包括我真心尊敬的文人学者，也都这样说。比如，我看过某著名画家接受采访的视频，“牛逼”时不时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确“很显个性”；还有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相当不错，但题目是《谁有问题谁牛逼》。 过去不能明说，仅有多私下朋友间在口语里面说说的词，现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平台。比如“屌丝”和“牛逼”，本来——恕我不得不明说了——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及阴毛、牛的生殖器，但现在无论男女，都喜欢大大方方地自称“屌丝”，或理直气壮地说“牛逼”。包括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不止一次看到电视里女主持人毫无羞赧地谈“屌丝”说“牛逼”。 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的电影《老炮儿》。该片中的主角六爷满口粗话。我曾经在微信上对此表达忧虑，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小，我是不会让她去看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也会这样想。但马上有北京的朋友跟我说：“李老师，您不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有理解上的隔膜。”我的确不理解，为什么北京胡同的文化就是满口脏话的文化？幸好有同样是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我就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就见不惯这种美丑扭曲的东西！”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实老北京人一般不会满嘴脏话，就是骂人也要骂得优雅，不用脏字。从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仅有底层的人力车夫，说话也不带脏字眼的。说脏话的，都是坏人。这是一种积淀的教养，而这份教养与文凭没有必然联系。我小时候回乡下老家，长辈之间、同辈之间以及上下辈之间，都那么客客气气，互相谦让。我不敢说他们都没说过脏话，但至少在公众场合（现在叫“社交场合”），彼此都是很文明的——他们叫“讲礼”。 不只是语言学家，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些粗鄙语言因网络而日常化，表明了一种优雅文明正在面临挑战。我同意这个判断。这不是保守。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并不表明粗鄙词汇的流行都是语言发展的必然；一个民族优美得体的语言还是应该以文明为内核。而现在，所谓“诗书之国”“礼仪之邦”的百姓甚至文人，都以语言粗鄙为正常，这绝不是正常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严峰教授说：“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带脏字，因为脏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反而说话像我们以前这么文雅的，感觉有点假，人家就觉得你做作，可能是伪君子。”我认为，这种“正常”恰恰是可怕的。 还有一种情况，倒不是出于“个性”而是因为无知。本文开篇所说就是一例。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我不止一次听我身边的一些女孩说“哇塞”。心里真的不舒服，因为这词的本意非常不雅。当然，我也知道说这个词的女孩大多不知道这个词的本义，只是将这两个字当作表示惊叹的词罢了。但是，说的女孩不知道，不等于听的人也不知道。如果她们后来知道了这个词的本义，该多么脸红啊！ 五彩缤纷的语言泡沫淹没了我们的庄严的思想与纯真的情感。我们在轻松搞笑的调侃中，失去了某些应该有的神圣与敬畏。干脆说，我们赖以娱乐的网络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20多年前写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今天网络粗鄙语言的，但我读着却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国的今天，古老而典雅的汉语正在被“牛逼”与“屌丝”追杀得无路可逃，濒临绝境。——也许我言重了，但沉重的现实让我无法不悲观。 有朋友说：“官方语言无权替代更无权逼迫强奸民间语言。”甚至还有朋友说：“如果动用文化权力压制民间语言包括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这不但有悖民主自由的理念，而且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我批评的只是粗鄙的语言形式，而非具体词汇所表达的内容。虽然语言形式总是和一定的内容相联系，但毕竟不直接绝对等同于语言内容。同一个意思，所能选择的词并非仅有。我的意思是，在表达某种思想情感的时候，仅有好避开不雅词汇。第二，不能把民间语言与粗鄙语言画等号。民间语言其实并不全是鄙陋不堪的，正如所谓“官方语言”未必都纯洁高雅一样。第三，对网络语言的流行我不一概反对，诸如“颜值”“点赞”“高大上”“你懂的”“也是醉了”“吓死宝宝了”等等，或简洁或幽默或含蓄，丰富了语言表达，不也挺好吗？完全可以广泛使用。 还想强调的是，我这里只说的是语言形式，不涉及言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当然，二者显然不能截然绝对分开，如果要仔细从学术上去探讨，这篇文章将没完没了，我只是大体这么说说。如果把粗鄙语言等同于民间语言，把高雅语言等同于官方语言，只要粗鄙的语言便是“民间”的，只要高雅的语言便是“官方”的，进而上升到“民主”与“专制”的“政治高度”，这是不是典型的“上纲上线”或“站队思维”呢？ 当然，语言的流行与淘汰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很学术，我不可能在这篇幅有限的短文里深入探讨；我也没那个使命更没那个能力“扭转乾坤”，让这些粗鄙语言一夜之间在生活中消失。 其实，“粗鄙”这个概念也是含混不清的，谁能界定什么是“粗鄙”？的确要警惕强权以“纯洁语言”为由实施语言专制。但我这篇文章所说的“粗鄙语言”特指赤裸裸直指男女生殖器的不雅词汇，这些词汇在公共场合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我还是认为不妥。当然，如果这些赤裸裸的不雅词汇在私人场合彼此开玩笑说说，也无伤大雅，因为这并不妨碍任何人，更不会产生任何社会不良影响。然而在正式的媒体上，在课堂上，在公共场合，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好。 我反对粗鄙语言在公共场合流行，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没有半点文化权力在手的我，即使想“压制”谁也无计可施。但是，我是教师，而且是语文教师。我觉得我能做到的是：第一，我不说这些词；第二，让我的学生也不说这些词。请别给我说什么“社会环境就这样，学校和教师洁身自好有什么用”，守住我们的课堂与校园，如士兵保卫城堡一样，自然而神圣。理由我不用多说，对于教育而言，没有教师的优雅，就没有学生的优雅，而没有学生的优雅，就没有未来中国的优雅。更不用“论证”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话教师就是不能说！——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教师不说脏话，还需要论证吗？ 2016年2月2日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P018 前天上午，我乘坐大巴从千岛湖前往杭州，心里却惦记着里约的女排决赛。无法看电视，我便用手机分别跟我的学生和高中同学聊微信，让他们给我“现场播报”比赛情况。我一边看手机微信上的比分，一边给全车的人“转播”：22∶21、22∶22、23∶22……每一个比分都牵动着大家的心。当比分打到23∶23时，大家一起喊：“女排雄起！”“女排加油！”好像我们不是在大巴上，而是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现场。仅有后，当中国女排以25∶23赢得胜利时，车厢里一片欢呼！ 我相信，在那一刻，整个中国都在沸腾。我感觉又回到了80年代。对我来说，以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就是我青春的记忆，这记忆有1981年我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宿舍楼下，第一次通过小小的黑白电视看到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也有几年后我在中学教室里，和学生一起围着讲台上尺寸稍大一些的黑白电视，见证中国女排的第五次夺冠。30多年来，很少有人像郎平那样成为能够同时让几代中国人激动、振奋和心血澎湃的偶像。前天，“郎平”二字毫无疑问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嘴里出现频率仅有高的名字。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她是真正的“国民女神”。 遥想当年，郎平和她的战友们第一次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时，一个民族刚刚从“文革”的废墟上站起来，一个国家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十年浩劫”让许多人理想破灭，精神迷茫——《中国青年》杂志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那时候，中国需要精神支柱，需要民族凝聚力，需要国家尊严感，于是“中国女排”应运而生。应该说，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学“女排精神”，虽然有官方的宣传意图和效应，但不可否认，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毕竟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太希望崛起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高歌猛进：从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到各项赛事“捷报频传”，仅有后成为“金牌大国”——当然也有我们至今想起来就很痛心的一些“不争气”的项目。与此同时，中国渐渐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女排精神”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女排本身一度低谷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人们越来越淡定从容地面对“金牌”，越来越专注于体育本身而不是体育以外的“民族精神”——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动辄就把夺得金牌与“为国争光”捆绑在一起，不再简单地把体育比赛的胜利和“民族振兴”甚至“实现中国梦”画等号。我认为，这不但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民族的成熟。 当然，前天女排夺冠表面上似乎又重现了35年前女排首夺冠军的情景。毕竟中国女排好多年没有这么扬威世界、扬眉吐气了，这让许多人找回了“当年的感觉”。而且，和以往相比本届奥运会中国队夺金的亮点不多，现在中国女排一路过关斩将，一下便“击中”了亿万中国人的兴奋点。于是，“万众一心”“热血沸腾”“中国必胜”“祖国万岁”……这些熟悉的短语不但又出现在媒体上，也情不自禁地出现在许多国人（比如我）的心里；一个久违的概念被唤醒了：“女排精神”。 我至今不否认“女排精神”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我也曾经为“女排精神”而激动过。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所谓“女排精神”从来就没有特定的内涵。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得知“女排精神”的内涵是：“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这个解释正好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所谓“女排精神”并没有特定的内涵。“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这四条并不是体育本身所特有的品质，它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单位）。我进而再想到，几十年来，我们盛产了许多“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震精神”，甚至还有“抗非典精神”。总之，一次灾难就会诞生一种“精神”，而这些“精神”大多由相同或相似的词语概括，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否认精神的力量，所谓“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女排姑娘的胜利当然也和她们为国争光、刻苦训练、立志夺冠、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等精神分不开，但是难道前几年女排处于低谷的时候，队员们就不愿意“为国争光”吗？难道她们就没有“刻苦训练”吗？所以仅仅有“精神”是靠不住的，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与技能。郎平也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听听，这话说得多好，多实在！的确，没有过硬的技术，什么“精神”都没用！郎平本人从中国的一名优秀运动员到世界级的教练，绝不仅仅是因为有“爱国”“敬业”“奉献”等精神，而更有“精神”之外的品质：作为运动员，她具有高度精湛、真正“过硬”的排球技术，还具有排球运动所需要的一流的肌肉力量、速度、耐力、灵活性、柔韧性、弹跳力、调整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等；作为教练，她注重对体制的突破与创新，对新人的发现与培养，具有出众的管理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她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仅有早具有独立意识的职业体育人”。而这一切，都与人们通常所谓的“女排精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因此，“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郎平这话值得热血沸腾的我们冷静咀嚼。更不可因为一场女排的胜利，又将中国女排的精神力量无限拔高，再次上升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高度。是的，当女排姑娘站在领奖台上含泪高唱国歌的时候，我们也油然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因而同样热泪盈眶，这是非常自然的情感；但如果因而再次把每一块金牌和“祖国荣辱”捆绑在一起，那便远离了体育。就在女排夺冠的前夜，林丹输了，无缘奖牌，但国人舆论依然把他视为英雄，没有人责怪林丹“为祖国丢脸”。这就是中国的进步。 我在微信上用“伟大”来评价郎平，我觉得并不过分。包括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我也愿意真诚地把赞美献给她们。但是我注意到，有些文章在歌颂郎平和女排姑娘时，或含蓄或公开点名地贬低傅园慧们。比如我就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个别运动员对于胜负过于无所谓的态度”，还直接以中国女排为对比，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虽然没有傅园慧那样的‘洪荒女’段子手”云云。在这些作者眼里，只有郎平才是“满满的正能量”（其实，这个短语在我看来简直俗不可耐），而傅园慧们自然就是“负能量”了。我毫不掩饰我对这种“二元思维”的极度反感。请问，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个性？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想法？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语言？允不允许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表情？非要中国再回到千人一面万人一语的时代吗？我承认，从比赛名次上说，中国女排的金牌和傅园慧的铜牌的确“不是一个档次”，但顽强拼搏、努力发挥出自己仅有好的水平、从容面对胜败、让体育回到体育本身……无论中国女排还是傅园慧不都是这样的吗？20岁的傅园慧不是56岁的郎平，如果让她说出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郎平才能够说出的话，那不是很滑稽吗？就像如果让郎平说出类似“洪荒之力”的话也会让人感到滑稽一样。 我为郎平喝彩，也为傅园慧叫好。郎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坚毅、超越、气势如虹、横扫千军……傅园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乐观、从容、妙趣横生、阳光活泼……都在“为国争光”啊！没必要以“这个”去贬低否定“那个”。中国，需要这样的千姿百态；中国体坛，需要这样的五彩缤纷。 这才是完整的中国，这才是健全的中国人。 2016年8月23日
| ISBN | 7567566087,9787567566088 |
|---|---|
| 出版社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作者 | 李镇西 |
| 尺寸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