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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折射出蒋廷黻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者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是对中国近代遭受侵略的一种深刻反思。虽然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其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完全正确，但其思考的精神，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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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间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让，的人。
一郭廷以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费正清的授业恩师。1911年赴美国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执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35年学而优则仕，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等职，1965年病逝于纽约。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文存》《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传世。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誉为“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目录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序言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①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①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文摘
版权页：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精神教育。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中华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除孔教，那么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将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所在。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清朝末年的官吏出自曾国藩门下的人，都比较正派，这足见其感化力量之强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他选的官佐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个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的，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方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重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但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的第三个特点。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才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曾国藩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国、美国、法国三国也给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推翻清政府，恢复汉族人的自由，这当然是令人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表现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为中华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地、诚实地研究清政府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
《中国近代史》折射出蒋廷黻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者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是对中国近代遭受侵略的一种深刻反思。虽然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其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完全正确，但其思考的精神，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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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间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让，的人。
一郭廷以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费正清的授业恩师。1911年赴美国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执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35年学而优则仕，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等职，1965年病逝于纽约。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文存》《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传世。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誉为“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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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序言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①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①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文摘
版权页：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精神教育。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中华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除孔教，那么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将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所在。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清朝末年的官吏出自曾国藩门下的人，都比较正派，这足见其感化力量之强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他选的官佐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个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的，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方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重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但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的第三个特点。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才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曾国藩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国、美国、法国三国也给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推翻清政府，恢复汉族人的自由，这当然是令人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表现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为中华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地、诚实地研究清政府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
| ISBN | 9787535069580,7535069584 |
|---|---|
| 出版社 | 海燕出版社 |
| 作者 | 蒋廷黻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