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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是当世很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哲学和社会学的贡献影响广泛，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良心，即便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40余种语言，对认识论、语言哲学、宗教哲学、民主理论、法学及社会理论领域多有贡献。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的重要作品，在本卷中，哈贝马斯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了规定，并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中详细展开了他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考察。
本书的译者是哈贝马斯研究专家，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理解十分充分而透彻。本书译文十分流畅，虽然原书很具理论深度，但译文读起来并不艰涩，可见译者对于原书的消化咀嚼已十分到位。
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
德国当代很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
哈贝马斯是继阿多诺、霍克海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第一版序言 7
第三版序言 13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17
概论：社会学中的合理性概念 17
1. “合理性”：概念的临时定义 24
2. 神话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的若干特征 65
3. 四种社会学行为概念中行为与世界的关联以及
合理性层面 102
4. 社会科学中的意义理解问题 133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195
概论：科学史语境 195
1. 西方理性主义 209
2. 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神秘化与现代意识
结构的形成 241
3. 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新教伦理的作用 275
4. 法的合理化与对当代的诊断 304
三、第一卷的中间考察：社会行为、目的行为以及交往 346
概论：分析的意义理论和行为理论的前言 346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425
导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对行为系统的不断复杂化 425
1.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马克斯·韦伯 430
2. 工具理性批判 455
参考文献 502
序言
第一版序言
十多年前，我在《社会科学的逻辑》（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一书的前言里提出要建立一种交往行为理论。当时，我把方法论兴趣和“社会科学的语言理论基础”联系在了一起，而今，这种方法论兴趣已经变成了一种实际关怀。交往行为理论不是什么元理论（Metatheorie），而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我不认为对理解行为的普遍结构的分析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下手段，在步认识论的后尘。因此，帕森斯（T. Parsons）1937年在《社会行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中所阐述的集理论重建和概念分析于一体的行为理论，无疑是我的一个榜样；但其方法论趋向同时又让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基本概念的结构和对实际问题的回答之间密不可分，这是典型的黑格尔作风。
1971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了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Christian-Gauss-Lectures）。当时，我打算对讲稿稍作整理就予以发表，这样想看来是错误的。我对行为理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分析哲学的相关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感觉到除了细枝末节之外，整个研究的目的还不是很清楚。我越是想满足哲学家的解释要求，就越是偏离社会学家的关怀，因为社会学所要追问的是概念分析究竟有何意义。我难以把我所要表达的一切放到恰当的表述层面上。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即已认识到，表述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同样也是实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A.麦卡锡（Thomas A. McCarthy）的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新的著作。
在过去四年里，除了由于到美国作客座研究而中断一个学期之外，我一直都在撰写这本书。在第一卷的中间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当中，我对交往行为这一基本概念作了阐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三个相关的主题：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视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
导言部分所论述的主题是：合理性问题并不是外在强加给社会学的。对于任何一种提出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而言，（一直具有丰富规范内涵的）合理性概念的使用问题都必须落实到三个层面上。（使用合理性概念，）既无法避免其主导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的元理论问题，也不能回避通过理解意义而进入客观领域所具有的合理性内涵的方法论问题，最后还有经验理论问题—从何种意义上讲社会现代化堪称是合理化—也是绕不过去的。
通过对理论历史的综合研究，我找到了从康德到马克思所阐发的哲学思想在当代能够取得科学结果所立足的整合层面。我把韦伯（Max Weber）、米德（Mead）、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及帕森斯当作经典理论家，亦即当作对我们还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理论家来加以讨论。和导言以及两卷里的中间考察一样，插入在各个章节中的附论所探讨的也都是整个理论体系内的问题。结论部分把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用法治化对所提出的现代性解释模式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使命加以阐明。
这样一种研究就这么理直气壮地使用交往理性概念，现在遭到了怀疑，认为它会落入基要主义原理的圈套。但是，把形式实用主义原理和古典先验哲学混为一谈，这条路是错误的。读者对这一点如果觉得迷惑不清的话，我建议不妨先读一读本书的最后一节。如果我们尚未找到理性在符号结构和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形式，哪怕是片段的和散乱的，那么，我们就无法搞清楚理解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
当代的历史主题是显而易见的。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西方理性主义遗产再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了。在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内在关系（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也许是联邦德国），越来越要求在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付出额外代价；超级大国之间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暂时有所缓和，但从未彻底根除；对于这一点，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从理论上对这些社会现象加以探讨，这样做实际上才是真正掌握了西方传统和西方精神的精髓。
新保守主义者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他们十分看重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而造就的经济增长，而全然不顾这种增长已经日趋紧缩。针对这种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分崩离析的后果，他们想从虽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基础但在修辞上仍然还有吸引力的比德迈尔派（biedermeierlich）文化传统那里找出路。很难理解，19世纪后期从市场转移到国家身上—这样做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的问题如果掉过头来，也就是说，如果把问题在权力和金钱这两种媒介之间变来变去，究竟还能产生怎样的新的动力。试图用一种历史启蒙意识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消耗得干干净净的传统资源重新焕发出来，这样做显得更是无力。新保守主义的卫道士们，面对偶尔出现的反现代增长的批判，是寸步不让的。这种批判矛头所指的是高度复杂的经济行为系统和行政行为系统以及已经自成系统的军备竞赛。一边想从传统主义的角度，阻止和削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经验在另一边所导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立场。这种对立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消除差异，可是，这样反过来又会使自己丧失掉关键的不同特征。限制金融—行政复合机制的增长，和放弃现代生活方式决不是一回事。尽管已经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了一种理性潜能，但不能说在于系统复杂性的增长。
上述说明所涉及的当然只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背景，而不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本书是为那些对社会理论基础颇有专业兴趣的读者撰写的。没有德文译本的英文文献，我将直接引用原文。法文引文由马克斯·洛泽尔（Max Looser）负责译成德文，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我首先要向英格·佩特兰（Inge Pethran）表示谢意，她把我不同时期的手稿整理了出来，还编撰了参考文献；而这些只是我们十年来密切合作的一部分，她的合作对我至关重要。此外，我还要感谢帮助查找资料的黑林（Ursula Hering），以及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赫博特（Friedhelm Herborth）。
另外，本书的底稿是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稿。我要感谢学生们的踊跃参与和积极讨论，感谢这些学校的同仁，特别是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狄克·伯恩斯坦（Dick Bernstein）以及约翰·塞尔（John Searle）。
我希望我的叙述能带有充分讨论的性质在里头，果真如此，它们也不过是我们在施塔恩贝格研究所工作过程中争论氛围的折射。我们每周四举办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曼弗雷德·奥韦特（Manfred Auw.rter）、沃尔夫冈·邦斯（Wolfgang Bonss）、赖纳·丢伯特（Rainer D?bert）、克劳斯·埃德（Klaus Eder）、君特·弗兰肯贝格（Günter Frankenberg）、基伊（Edit Kirsch）、莫尔施舍尔（Sigrid Meuschel）、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努纳—温克勒（Gertrud Nunner-Winkler）、乌尔里希·勒德尔（Ulrich R.del）以及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他们围绕本书手稿展开的讨论对我启发颇大；此外，我要感谢图根哈特所做的大量注释。和同事们的交谈，对我也很有教益，比如到我们研究所作长期访问的阿纳森（Johann Paul Arnasson）、本哈比（Sheila Benhabib）、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以及麦卡锡，还有经常来研究所访问的西科莱尔（Aaron Cicourel）、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劳伦斯·科尔贝格（Lawrence Kohlberg）、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乌尔里希·厄费尔曼（Ulrich Oevermann）、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及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
哈贝马斯
1981年8月于施塔恩贝格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科学研究所
文摘
概论：社会学中的合理性概念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或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作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在此过程中，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像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相反，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经济学就其作为政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n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和专业经济学区别开来了。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n）。当然，即便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式拿过来加以运用，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惟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文化人类学（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像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多种多样的现象，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中所作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作深入探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像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作好充分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以及从何种意义上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需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 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哈贝马斯是当世很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哲学和社会学的贡献影响广泛，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良心，即便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40余种语言，对认识论、语言哲学、宗教哲学、民主理论、法学及社会理论领域多有贡献。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的重要作品，在本卷中，哈贝马斯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了规定，并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中详细展开了他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考察。
本书的译者是哈贝马斯研究专家，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理解十分充分而透彻。本书译文十分流畅，虽然原书很具理论深度，但译文读起来并不艰涩，可见译者对于原书的消化咀嚼已十分到位。
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
德国当代很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
哈贝马斯是继阿多诺、霍克海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第一版序言 7
第三版序言 13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17
概论：社会学中的合理性概念 17
1. “合理性”：概念的临时定义 24
2. 神话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的若干特征 65
3. 四种社会学行为概念中行为与世界的关联以及
合理性层面 102
4. 社会科学中的意义理解问题 133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195
概论：科学史语境 195
1. 西方理性主义 209
2. 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神秘化与现代意识
结构的形成 241
3. 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新教伦理的作用 275
4. 法的合理化与对当代的诊断 304
三、第一卷的中间考察：社会行为、目的行为以及交往 346
概论：分析的意义理论和行为理论的前言 346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425
导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对行为系统的不断复杂化 425
1.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马克斯·韦伯 430
2. 工具理性批判 455
参考文献 502
序言
第一版序言
十多年前，我在《社会科学的逻辑》（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一书的前言里提出要建立一种交往行为理论。当时，我把方法论兴趣和“社会科学的语言理论基础”联系在了一起，而今，这种方法论兴趣已经变成了一种实际关怀。交往行为理论不是什么元理论（Metatheorie），而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我不认为对理解行为的普遍结构的分析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下手段，在步认识论的后尘。因此，帕森斯（T. Parsons）1937年在《社会行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中所阐述的集理论重建和概念分析于一体的行为理论，无疑是我的一个榜样；但其方法论趋向同时又让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基本概念的结构和对实际问题的回答之间密不可分，这是典型的黑格尔作风。
1971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了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Christian-Gauss-Lectures）。当时，我打算对讲稿稍作整理就予以发表，这样想看来是错误的。我对行为理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分析哲学的相关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感觉到除了细枝末节之外，整个研究的目的还不是很清楚。我越是想满足哲学家的解释要求，就越是偏离社会学家的关怀，因为社会学所要追问的是概念分析究竟有何意义。我难以把我所要表达的一切放到恰当的表述层面上。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即已认识到，表述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同样也是实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A.麦卡锡（Thomas A. McCarthy）的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新的著作。
在过去四年里，除了由于到美国作客座研究而中断一个学期之外，我一直都在撰写这本书。在第一卷的中间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当中，我对交往行为这一基本概念作了阐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三个相关的主题：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视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
导言部分所论述的主题是：合理性问题并不是外在强加给社会学的。对于任何一种提出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而言，（一直具有丰富规范内涵的）合理性概念的使用问题都必须落实到三个层面上。（使用合理性概念，）既无法避免其主导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的元理论问题，也不能回避通过理解意义而进入客观领域所具有的合理性内涵的方法论问题，最后还有经验理论问题—从何种意义上讲社会现代化堪称是合理化—也是绕不过去的。
通过对理论历史的综合研究，我找到了从康德到马克思所阐发的哲学思想在当代能够取得科学结果所立足的整合层面。我把韦伯（Max Weber）、米德（Mead）、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及帕森斯当作经典理论家，亦即当作对我们还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理论家来加以讨论。和导言以及两卷里的中间考察一样，插入在各个章节中的附论所探讨的也都是整个理论体系内的问题。结论部分把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用法治化对所提出的现代性解释模式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使命加以阐明。
这样一种研究就这么理直气壮地使用交往理性概念，现在遭到了怀疑，认为它会落入基要主义原理的圈套。但是，把形式实用主义原理和古典先验哲学混为一谈，这条路是错误的。读者对这一点如果觉得迷惑不清的话，我建议不妨先读一读本书的最后一节。如果我们尚未找到理性在符号结构和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形式，哪怕是片段的和散乱的，那么，我们就无法搞清楚理解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
当代的历史主题是显而易见的。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西方理性主义遗产再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了。在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内在关系（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也许是联邦德国），越来越要求在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付出额外代价；超级大国之间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暂时有所缓和，但从未彻底根除；对于这一点，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从理论上对这些社会现象加以探讨，这样做实际上才是真正掌握了西方传统和西方精神的精髓。
新保守主义者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他们十分看重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而造就的经济增长，而全然不顾这种增长已经日趋紧缩。针对这种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分崩离析的后果，他们想从虽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基础但在修辞上仍然还有吸引力的比德迈尔派（biedermeierlich）文化传统那里找出路。很难理解，19世纪后期从市场转移到国家身上—这样做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的问题如果掉过头来，也就是说，如果把问题在权力和金钱这两种媒介之间变来变去，究竟还能产生怎样的新的动力。试图用一种历史启蒙意识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消耗得干干净净的传统资源重新焕发出来，这样做显得更是无力。新保守主义的卫道士们，面对偶尔出现的反现代增长的批判，是寸步不让的。这种批判矛头所指的是高度复杂的经济行为系统和行政行为系统以及已经自成系统的军备竞赛。一边想从传统主义的角度，阻止和削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经验在另一边所导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立场。这种对立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消除差异，可是，这样反过来又会使自己丧失掉关键的不同特征。限制金融—行政复合机制的增长，和放弃现代生活方式决不是一回事。尽管已经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了一种理性潜能，但不能说在于系统复杂性的增长。
上述说明所涉及的当然只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背景，而不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本书是为那些对社会理论基础颇有专业兴趣的读者撰写的。没有德文译本的英文文献，我将直接引用原文。法文引文由马克斯·洛泽尔（Max Looser）负责译成德文，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我首先要向英格·佩特兰（Inge Pethran）表示谢意，她把我不同时期的手稿整理了出来，还编撰了参考文献；而这些只是我们十年来密切合作的一部分，她的合作对我至关重要。此外，我还要感谢帮助查找资料的黑林（Ursula Hering），以及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赫博特（Friedhelm Herborth）。
另外，本书的底稿是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稿。我要感谢学生们的踊跃参与和积极讨论，感谢这些学校的同仁，特别是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狄克·伯恩斯坦（Dick Bernstein）以及约翰·塞尔（John Searle）。
我希望我的叙述能带有充分讨论的性质在里头，果真如此，它们也不过是我们在施塔恩贝格研究所工作过程中争论氛围的折射。我们每周四举办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曼弗雷德·奥韦特（Manfred Auw.rter）、沃尔夫冈·邦斯（Wolfgang Bonss）、赖纳·丢伯特（Rainer D?bert）、克劳斯·埃德（Klaus Eder）、君特·弗兰肯贝格（Günter Frankenberg）、基伊（Edit Kirsch）、莫尔施舍尔（Sigrid Meuschel）、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努纳—温克勒（Gertrud Nunner-Winkler）、乌尔里希·勒德尔（Ulrich R.del）以及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他们围绕本书手稿展开的讨论对我启发颇大；此外，我要感谢图根哈特所做的大量注释。和同事们的交谈，对我也很有教益，比如到我们研究所作长期访问的阿纳森（Johann Paul Arnasson）、本哈比（Sheila Benhabib）、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以及麦卡锡，还有经常来研究所访问的西科莱尔（Aaron Cicourel）、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劳伦斯·科尔贝格（Lawrence Kohlberg）、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乌尔里希·厄费尔曼（Ulrich Oevermann）、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及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
哈贝马斯
1981年8月于施塔恩贝格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科学研究所
文摘
概论：社会学中的合理性概念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或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作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在此过程中，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像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相反，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经济学就其作为政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n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和专业经济学区别开来了。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n）。当然，即便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式拿过来加以运用，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惟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文化人类学（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像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多种多样的现象，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中所作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作深入探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像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作好充分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以及从何种意义上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需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 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 ISBN | 720815354X,9787208153547 |
|---|---|
| 出版社 |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作者 | 尤尔根·哈贝马斯 |
| 尺寸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