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宽容》译文准确流畅，帮助准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并领略世界文化的魅力。
社科经典，拓展视野，走进名人内心世界。
探索文化名家的思想历程，和文化名人对话。
全面提升自我修养，对品德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于无声处滋养心灵的成长，真正地将文学修养和道德教育融为一体。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译者：胡允桓
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美国著名作家。原籍荷兰鹿特丹，后来移居美国。他擅长用机智幽默、生动浅显的语言讲述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发展，推崇智慧与理性的光辉，其作品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都由自己插图。
目录
房龙小引
前言
第一章无知的暴虐
第二章希腊人
第三章禁锢的开始
第四章诸神的末日
第五章监禁
第六章生活的纯净
第七章宗教裁判所
第八章好奇求知的人
第九章对印行文字作战
第十章关于历史书，特别是本书的撰写
第十一章文艺复兴
第十二章宗教改革
第十三章伊拉斯谟
第十四章拉伯雷
第十五章旧传统的新招牌
第十六章再洗礼派教徒
第十七章索兹尼一家
第十八章蒙田
第十九章阿米尼乌斯
第二十章布鲁诺
第二十一章斯宾诺莎
第二十二章新天国
第二十三章太阳王
第二十四章腓特烈大帝
第二十五章伏尔泰
第二十六章百科全书
第二十七章革命的不宽容
第二十八章莱辛
第二十九章汤姆·潘恩
第三十章后一百年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序言
房龙小引
1987年，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偶然问我：“赵博士如何看房龙?他的大作《宽容》，在国内很畅销呢。”当时我回国不久，乍一听说“房龙”，不由得两眼发黑，只好如实回答说：“我不熟悉房龙，也没读过《宽容》。”
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寒窗六年，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千余本文史哲经典中，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换个角度想：即便我一时疏忽，那些考我的教授，岂能容我马虎过关!那么，这个房龙由何而来?
据查，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不是美国土生子。1882年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自幼家境富裕，兴趣广泛，尤其喜好历史地理。1902年他乘船前往美国，人读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这个身高两米的荷兰小伙儿，迎娶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位富家女。不久俄国爆发革命。房龙以记者身份返回欧洲，接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奔走多年，未能当上名记者，房龙于是转求其次：他先是摘取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往美国高校寻觅教职。
1915—1922年，房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安提克学院，两度教授欧洲史。校方评语是：房老师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可他“缺少科学性，无助于提高学生成绩”。这话听着委婉，实乃判决他不配在大学教历史。
教书不成，那就写书做研究吧?房龙的第一部著作，出自他的博士论文，名日《荷兰共和国的灭亡》(1913)。此书算得上学术研究，可它销路不好，无法改善作者的经济状况。请留意：此时房龙已育有二子。他必须发奋工作、努力挣钱，才能维持小康水准。
1920年房龙再婚，随即与书商签约，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古人类》。这本杂书旗开得胜，令房龙一发而不可收。自192l到1925年，他接连发表《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宽容》等多部畅销书。
短短十年里，房龙靠写畅销书发了财，分别在美国与欧洲购置房产，进而自由写作、四处旅游、参与多种社会活动。至1944年去世，房龙在美国学术界依旧是一文不名。可在现代图书出版史上，此人却打造了一个商业成功故事。
我们已知：房龙并非资深学者，更不是什么欧美知识领袖。谁想这个不人流的房龙，影响力居然超出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房龙为何在中国走俏?依我拙见，这里头的原因相当复杂，牵扯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其兴衰过程，亦同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国运相关。
先看房龙怎样与中国结缘。1922年，房龙在美国推出畅销书《人类的故事》。1925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此书，译者是沈性仁女士。曹聚仁读了沈女士的译本，称房龙对他的青年时代“影响极大”。 房龙1920年发表的《古人类》，也于1927一1933年间，在中国陆续出版了四个译本。书名分别是《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文明的开端》等。其中，林徽因译本《古代的人》，颇受中国学界关注。该书由郁达夫亲自作序，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林译本序言中，郁达夫发表高见道：房龙文笔生动，擅长讲故事。“他的这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他又道：房龙魔力，并非独创。说到底，此人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讲述科学而已”。
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看来：房龙成批发表通俗历史书，大赚其钱，沽名钓誉，委实令人侧目。美国报刊上的文学专栏，偏又跟着推波助澜，鼓吹房龙作品。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气不过，终于逮着一个机会，当面呵斥房龙说：“你以为自己是个啥?你也算是作家吗?”
房龙死后，美国《星期日快报》刊登讣告，称他“善于将历史通俗化，又能把深奥晦涩的史书，变成普通读者的一大乐趣”。房龙的儿子，也在给他爸撰写的传记中表示：“美国文学史、史学史都不会留下房龙的名字。他虽然背着通俗作家的名声，却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感受历史、地理和艺术。”
对比美国人评语，郁达夫之见不但中肯，而且老到。唯有一点遗憾：他已点破房龙畅销的奥秘，却未分析图书出版的市场规律。上述“挥笔成金”的神奇法则，后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博士成功破译，进而著述论说，将其精确描述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日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何谓文化工业?说白了，即出版商、投资商与文化人联手，套用最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大批策划、炮制、包装并推销文艺作品，令其像时髦商品一样流行于世，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在此意义上，房龙的商业成功，一面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畸变，一面反映美国文明的现代化趋势。
以上讲的是现代经济学。再看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房龙的盖世大作《宽容》，初版于1925年。此际，欧洲革命刚刚退潮，德、意法西斯蠢蠢欲动。面对凶险难测的世界，房龙感叹人类步入一个“最不宽容的时代”。为此，他欲以“宽容”为话题，带领读者回到古代，从头检讨祖先的愚昧与偏执：
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不宽容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
一句话，房龙笔下的欧洲文明史，始终贯穿着“宽容与专横”的搏斗：犹如一双捉对儿厮杀的角斗士，他俩分别代表了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
提醒大家：房龙身为美国历史学博士，其政治立场基本是自由主义的，即相信科学理性、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派的柔弱本性，一旦遭遇革命与战争，它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请看房龙言不由衷的苦衷：
“进入20世纪后，现代的不宽容，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以便代替中世纪的地牢、铁链、火刑柱。”历史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人类不是越来越文明吗?房龙嗤之以鼻道：“如今距离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还需要一万年，甚至十万年。也就是说，宽容只是一种梦想，一种乌托邦。”
1937年，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次年，房龙推出一本《我们的奋斗：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答复》。作为一本反纳粹宣言，此书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嘉许。1939年，德国入侵荷兰，大举轰炸鹿特丹。房龙怒不可遏，遂以志愿者身份，出任美国国际电台播音员。“二战”期间，他代号“汉克大叔”，日夜报道欧洲战况，鼓励家乡民众，并以暗语指导抵抗运动。
1940年《宽容》再版，房龙写下后记——这个世界并不幸福。为啥不幸福?只因“宽容理想惨淡地破灭了。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残忍与偏执”。非但如此，“最近六年来，法西斯主义与各种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开始让最乐观的人相信：我们已经回到了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结论：“宽容并非一味纵容。如今我们提倡宽容，即意味抵抗那些不宽容的势力。”
《宽容》为何在中国受欢迎?窃以为：起因在于反法西斯，同时离不开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惨遭日军轰炸。废墟中，中国工人冒险捡回房龙著作的纸样，又为《圣经的故事》出版了中译本。该译本留下一封房龙1936年底写给译者谢炳文的信。
这封信中，房龙自称他“痛恨徒劳无益的暴虐。我试着为普通读者和孩子们写书，以便他们学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他又提醒译者：要特别留意书中讨论“宽容”的部分，因为“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遥望德国坦克扬起的滚滚尘埃，房龙自问“我能做到吗”，后面连加五个问号。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至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十一次，成为三联书店评选的“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紧随其后，房龙《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也热闹上市，掀起了难得一见的“房龙热”。
房龙死后四十年，竟又在中国火了一把。是何道理?据沈昌文回忆：“翻译出版此书，得益于李慎之。李先生洋文好，又是老共产党员。他曾跟我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的‘二战’前后。按照指点，我找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宽容》。”沈公又说：一宽容’这个题目好。大家都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没有宽容。所以《宽容》出版后，一下子印了十五万册。”
到了90年代后期，三联不再重印《宽容》。然而此书却不断引发多家出版社的追捧。根据沈公收藏目录，其中便有广西师范大学中英双语本、陕西师范大学全彩珍藏本、中国人民大学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版等十二个不同版本。1999年，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一套十四册的《房龙文集》，囊括了他的全部著述。
于是有人开始美化房龙，誉其为“自由主义代表”“人文主义大师”“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云云。对此，我要插一句闲话：房龙不人流，他只是一个通俗作家而已。大家若想了解美国思想史或是研究英美自由主义，有许多经典可以选读。偏偏这个房龙，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都是书，差别为啥这么大呢?对此，王国维先生在《静安文集续编》中早已指点过我们：“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王先生古板。他老人家不晓得，“文革”之后中国老百姓发现：他们可以自由读书了，岂不皆大欢喜、人人捧读?因此便有文化热、房龙热，以及各种各样略加一点儿学问、实为消遣取乐的玩意儿。如今中国人都读书、都买书。其中最好卖的书，就是闲书、杂书、可爱书、读了不痛苦的书。
比较20世纪30年代，如今中国可是宽容多了。即便同90年代比，眼下也是过之不及、量之有余。经此一想，我也变得十二分宽容起来。三联要出房龙文集?可以呀，我很乐意为它写序!
最后笔录两段房龙名言：“百家口味，各个不同。所以能否宽容，能否兼收并蓄，事关历史能否进步。任何时代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拒斥宽容，那么不管它曾有过怎样的辉煌，都要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与衰亡。”
他又在《宽容》后记中告诫说：“我们仍处于一种低级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人们以为现状完美无瑕，没必要再做什么改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一旦我们麻痹大意，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赵一凡
2008年10月于北京
后记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1925年。现在已经快成经典作品了，我们愿意出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若是他们能够做出必要的安排，我会愿意写最后一章吗?或许我能试着解释一下为何宽容的理想在过去的十年内这样惨淡地破灭，为何我们的时代还没有超越仇恨、残忍和褊狭?这其中必有原因，若有的话，而且我也清楚的话，我要不要讲出来呢?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破碎的尸体可不是件愉快的任务，可既然是应该做的，我感到义不容辞。
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我应该在书中的哪一页来对我十五年前的作品告别并开始我的结束语呢?
出版商们建议，我可以删去以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为基调的最后一章。他们的话一点没错。因为眼下确实没什么可欢呼的，用《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来伴随我的结束语比起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恰当。
但是三思之后，我认定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和我的出版商一样，对将来相当悲观。但本书可能还要在世上保留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是让下几代人了解：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1940年又如何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理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造成了这一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我的出版商，使他相信我是通情达理的，下面就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
最近这七年，堪称是地道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都搅进去成了大杂烩，它注定要毒害我们大家(除非我们能够发明一种速效的解毒药)。我已仔细地研究过投入这一丑陋的大容器中的各种成分，还十分勤奋地观察了对这个丑恶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低劣的厨工会被那么多人簇拥着，他们不仅被这种糟透了的大杂烩引得手舞足蹈，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这东西强行灌进完全无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好心和宽容的浓汤，可是他们要是不对这种难咽的大杂烩表示出高兴的样子，就会马上被杀死。为了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弄清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现在就告诉你们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
为了刨根问底，我提议大家可以模仿一下精明又可敬的政治家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先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如今住在帝国大厦。我们先来看一下记录，瞧瞧能够找到些什么。
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看似有些离题，但你不久就会明白，这个问题与我们要解决的难题紧密相关。你养过狗、猫或其他家畜吗?你琢磨过这些卑下的东西对待主人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出于本性、本能或训练，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对于它们认定的“权利和特权”绝对谨慎戒备。同一条警犬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拖着自己的尾巴在家里转圈，从身上揪下一把毛，但另一个友善的小孩一踏上属于“它的”住宅的草坪时，它马上就会吠叫起来。最小型的德国种小猎犬一定很清楚，邻家的北欧种粗毛大猎犬能够把它撕成碎片，但那只凶猛的大狗要是胆敢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线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甚至除了自己的舒适一概不过问他事的猫，遇到另一只猫大胆闯进它的炉边时，也会气势汹汹地站起身来。
大型动物的猎手们都熟悉栖身莽林的动物的规则，他们告诉我，群体本能十分强烈，外来者休想混进它们的族群，哪怕这个外来者能够增强它们迅速衰弱的力量。而那些假装懂得不会发音的鱼的心理的人告诉我，即使在那些冷血动物中，在遇到一条陌生的鱼时，也有固定的行动密码；某些鱼到河流岩石间的某处固定地点栖息，绝不容许外来的鱼混进来。
我不精通动物学，但我掌握了一些有关人类学的知识。当我研期以来它们一直蛰伏，一待有机会就会东山再起。当机会到来时，它们不仅要凯旋，而且由于长时间地受到压抑，其猛烈、暴怒和残忍就要比以往严重得多。
这就是如今展现在我们惊慌失措的眼前的图画。我们自己(感谢浩渺的大西洋!)还相对安全，因为远离了最近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爆发的最糟恶果。除非我们始终保持警觉，要不这种疫病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并且会像夷平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文明和礼仪的遗存一样，把我们摧毁。
我刚刚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就我所见，我们除去竭力保持头脑冷静和火药干燥之外，确实无能为力了。空谈是无济于事的。沉浸在我们如何优越的美妙梦幻中，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冲动只会加速分崩离析的过程，因为民主的敌人会将我们的宽厚怜悯和长期忍耐的态度误解为单纯的软弱，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中欧的民主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那些持截然相反信条的人大谈宽容，简直像对白蚁甜言蜜语什么“不可分割的权力”，其实白蚁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
不——就我对当前局势的理解而言，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为时已晚。我们鼓励了敌人入侵，我们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障，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下等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地球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和绝对的责任，保存自己，蓄势待发，等待迎接重建大业的那一天。
谁也不该将此视为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怯战者的劝告。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率性从事和不肯承担责任的退缩，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领土，至少我们应该暂时撤退，然后为新的启蒙战役做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类事不会在这里发生”的念头。这类事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还发生得很频繁。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时，我们应该稳步地做好准备迎接那欢乐的时刻，到那时我们就能再次向着带来最终和持久的胜利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我的朋友们，这里有一项工作是为坚定的志愿者准备的。我向你们承认，这将是有史以来最艰巨的一场战斗，但与之俱来的是出类拔萃的回报。因为这场光荣战事中的幸存者，会被当作人类的造福者而受到欢呼。他们把人类从古老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的偏见中解放出来，那种优越感的偏见只要一与疑虑和恐惧相结合，就会把最谦卑、最平和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凶残的动物和宽容理想的死敌。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40年8月
于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尼治市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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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辛苦会得到丰厚的回报。野蛮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在不利环境中的表现，只是他们还没有得到上帝的感化。通过对他们的仔细研究，我们了解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彻底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的奇怪天性，它们被深深藏在了我们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的一层薄薄的礼仪习俗的外壳下。
这一相遇并不能让我们过于骄傲。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已经摆脱生存状态的了解，以及对人类已经取得的许多业绩的赞赏，只会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头的工作，这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让我们可以用更宽容的态度对待落伍的远亲们。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很宽泛的题目。
随意漫游的诱惑很大，可一旦我们离开大道，就只有老天知道我们会在哪儿驻足了。
因此，我建议让我用半页纸的篇幅，确切而具体地阐释一下我所说的宽容的意义吧。
语言是人类发明中富有欺骗性的工具之一，所有的定义注定都是武断的。因此一名谦逊的学生就适宜求助于一本的书，它的性已终被使用与写就本书相同的语言的人所接受。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在该书第二十六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拉丁文字tolerare）：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他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方针或观点持有耐心而不带偏见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为本书的目的起见，我将使自己置于《大英百科全书》的词义的指导之下。
而既然我已把自己定格（或多或少）于一个明确的方针上，我就将回到我所提到的野蛮人上，并告诉你们我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早期社会形态的记录中能发现怎样的“宽容”。
我们一般仍会相信，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被认为是几声简单的咕哝，而原始人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化”以后才消失。
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探险家、传教土和医生近五十年来所进行的调查却显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比俄语和阿拉伯语有更多的形式、时态和变格，原始人不仅是当下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生于焦虑而死于恐怖的不幸又悲惨的生灵。
这也许看上去与那幅流行图画——那勇敢的红皮肤人在大草原上悠闲地漫步，寻找着野牛和战利品——距离太远，可这更接近于事实。
《宽容》译文准确流畅，帮助准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并领略世界文化的魅力。
社科经典，拓展视野，走进名人内心世界。
探索文化名家的思想历程，和文化名人对话。
全面提升自我修养，对品德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于无声处滋养心灵的成长，真正地将文学修养和道德教育融为一体。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译者：胡允桓
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美国著名作家。原籍荷兰鹿特丹，后来移居美国。他擅长用机智幽默、生动浅显的语言讲述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发展，推崇智慧与理性的光辉，其作品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都由自己插图。
目录
房龙小引
前言
第一章无知的暴虐
第二章希腊人
第三章禁锢的开始
第四章诸神的末日
第五章监禁
第六章生活的纯净
第七章宗教裁判所
第八章好奇求知的人
第九章对印行文字作战
第十章关于历史书，特别是本书的撰写
第十一章文艺复兴
第十二章宗教改革
第十三章伊拉斯谟
第十四章拉伯雷
第十五章旧传统的新招牌
第十六章再洗礼派教徒
第十七章索兹尼一家
第十八章蒙田
第十九章阿米尼乌斯
第二十章布鲁诺
第二十一章斯宾诺莎
第二十二章新天国
第二十三章太阳王
第二十四章腓特烈大帝
第二十五章伏尔泰
第二十六章百科全书
第二十七章革命的不宽容
第二十八章莱辛
第二十九章汤姆·潘恩
第三十章后一百年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序言
房龙小引
1987年，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偶然问我：“赵博士如何看房龙?他的大作《宽容》，在国内很畅销呢。”当时我回国不久，乍一听说“房龙”，不由得两眼发黑，只好如实回答说：“我不熟悉房龙，也没读过《宽容》。”
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寒窗六年，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千余本文史哲经典中，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换个角度想：即便我一时疏忽，那些考我的教授，岂能容我马虎过关!那么，这个房龙由何而来?
据查，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不是美国土生子。1882年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自幼家境富裕，兴趣广泛，尤其喜好历史地理。1902年他乘船前往美国，人读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这个身高两米的荷兰小伙儿，迎娶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位富家女。不久俄国爆发革命。房龙以记者身份返回欧洲，接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奔走多年，未能当上名记者，房龙于是转求其次：他先是摘取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往美国高校寻觅教职。
1915—1922年，房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安提克学院，两度教授欧洲史。校方评语是：房老师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可他“缺少科学性，无助于提高学生成绩”。这话听着委婉，实乃判决他不配在大学教历史。
教书不成，那就写书做研究吧?房龙的第一部著作，出自他的博士论文，名日《荷兰共和国的灭亡》(1913)。此书算得上学术研究，可它销路不好，无法改善作者的经济状况。请留意：此时房龙已育有二子。他必须发奋工作、努力挣钱，才能维持小康水准。
1920年房龙再婚，随即与书商签约，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古人类》。这本杂书旗开得胜，令房龙一发而不可收。自192l到1925年，他接连发表《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宽容》等多部畅销书。
短短十年里，房龙靠写畅销书发了财，分别在美国与欧洲购置房产，进而自由写作、四处旅游、参与多种社会活动。至1944年去世，房龙在美国学术界依旧是一文不名。可在现代图书出版史上，此人却打造了一个商业成功故事。
我们已知：房龙并非资深学者，更不是什么欧美知识领袖。谁想这个不人流的房龙，影响力居然超出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房龙为何在中国走俏?依我拙见，这里头的原因相当复杂，牵扯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其兴衰过程，亦同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国运相关。
先看房龙怎样与中国结缘。1922年，房龙在美国推出畅销书《人类的故事》。1925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此书，译者是沈性仁女士。曹聚仁读了沈女士的译本，称房龙对他的青年时代“影响极大”。 房龙1920年发表的《古人类》，也于1927一1933年间，在中国陆续出版了四个译本。书名分别是《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文明的开端》等。其中，林徽因译本《古代的人》，颇受中国学界关注。该书由郁达夫亲自作序，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林译本序言中，郁达夫发表高见道：房龙文笔生动，擅长讲故事。“他的这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他又道：房龙魔力，并非独创。说到底，此人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讲述科学而已”。
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看来：房龙成批发表通俗历史书，大赚其钱，沽名钓誉，委实令人侧目。美国报刊上的文学专栏，偏又跟着推波助澜，鼓吹房龙作品。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气不过，终于逮着一个机会，当面呵斥房龙说：“你以为自己是个啥?你也算是作家吗?”
房龙死后，美国《星期日快报》刊登讣告，称他“善于将历史通俗化，又能把深奥晦涩的史书，变成普通读者的一大乐趣”。房龙的儿子，也在给他爸撰写的传记中表示：“美国文学史、史学史都不会留下房龙的名字。他虽然背着通俗作家的名声，却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感受历史、地理和艺术。”
对比美国人评语，郁达夫之见不但中肯，而且老到。唯有一点遗憾：他已点破房龙畅销的奥秘，却未分析图书出版的市场规律。上述“挥笔成金”的神奇法则，后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博士成功破译，进而著述论说，将其精确描述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日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何谓文化工业?说白了，即出版商、投资商与文化人联手，套用最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大批策划、炮制、包装并推销文艺作品，令其像时髦商品一样流行于世，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在此意义上，房龙的商业成功，一面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畸变，一面反映美国文明的现代化趋势。
以上讲的是现代经济学。再看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房龙的盖世大作《宽容》，初版于1925年。此际，欧洲革命刚刚退潮，德、意法西斯蠢蠢欲动。面对凶险难测的世界，房龙感叹人类步入一个“最不宽容的时代”。为此，他欲以“宽容”为话题，带领读者回到古代，从头检讨祖先的愚昧与偏执：
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不宽容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
一句话，房龙笔下的欧洲文明史，始终贯穿着“宽容与专横”的搏斗：犹如一双捉对儿厮杀的角斗士，他俩分别代表了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
提醒大家：房龙身为美国历史学博士，其政治立场基本是自由主义的，即相信科学理性、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派的柔弱本性，一旦遭遇革命与战争，它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请看房龙言不由衷的苦衷：
“进入20世纪后，现代的不宽容，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以便代替中世纪的地牢、铁链、火刑柱。”历史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人类不是越来越文明吗?房龙嗤之以鼻道：“如今距离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还需要一万年，甚至十万年。也就是说，宽容只是一种梦想，一种乌托邦。”
1937年，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次年，房龙推出一本《我们的奋斗：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答复》。作为一本反纳粹宣言，此书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嘉许。1939年，德国入侵荷兰，大举轰炸鹿特丹。房龙怒不可遏，遂以志愿者身份，出任美国国际电台播音员。“二战”期间，他代号“汉克大叔”，日夜报道欧洲战况，鼓励家乡民众，并以暗语指导抵抗运动。
1940年《宽容》再版，房龙写下后记——这个世界并不幸福。为啥不幸福?只因“宽容理想惨淡地破灭了。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残忍与偏执”。非但如此，“最近六年来，法西斯主义与各种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开始让最乐观的人相信：我们已经回到了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结论：“宽容并非一味纵容。如今我们提倡宽容，即意味抵抗那些不宽容的势力。”
《宽容》为何在中国受欢迎?窃以为：起因在于反法西斯，同时离不开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惨遭日军轰炸。废墟中，中国工人冒险捡回房龙著作的纸样，又为《圣经的故事》出版了中译本。该译本留下一封房龙1936年底写给译者谢炳文的信。
这封信中，房龙自称他“痛恨徒劳无益的暴虐。我试着为普通读者和孩子们写书，以便他们学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他又提醒译者：要特别留意书中讨论“宽容”的部分，因为“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遥望德国坦克扬起的滚滚尘埃，房龙自问“我能做到吗”，后面连加五个问号。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至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十一次，成为三联书店评选的“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紧随其后，房龙《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也热闹上市，掀起了难得一见的“房龙热”。
房龙死后四十年，竟又在中国火了一把。是何道理?据沈昌文回忆：“翻译出版此书，得益于李慎之。李先生洋文好，又是老共产党员。他曾跟我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的‘二战’前后。按照指点，我找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宽容》。”沈公又说：一宽容’这个题目好。大家都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没有宽容。所以《宽容》出版后，一下子印了十五万册。”
到了90年代后期，三联不再重印《宽容》。然而此书却不断引发多家出版社的追捧。根据沈公收藏目录，其中便有广西师范大学中英双语本、陕西师范大学全彩珍藏本、中国人民大学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版等十二个不同版本。1999年，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一套十四册的《房龙文集》，囊括了他的全部著述。
于是有人开始美化房龙，誉其为“自由主义代表”“人文主义大师”“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云云。对此，我要插一句闲话：房龙不人流，他只是一个通俗作家而已。大家若想了解美国思想史或是研究英美自由主义，有许多经典可以选读。偏偏这个房龙，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都是书，差别为啥这么大呢?对此，王国维先生在《静安文集续编》中早已指点过我们：“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王先生古板。他老人家不晓得，“文革”之后中国老百姓发现：他们可以自由读书了，岂不皆大欢喜、人人捧读?因此便有文化热、房龙热，以及各种各样略加一点儿学问、实为消遣取乐的玩意儿。如今中国人都读书、都买书。其中最好卖的书，就是闲书、杂书、可爱书、读了不痛苦的书。
比较20世纪30年代，如今中国可是宽容多了。即便同90年代比，眼下也是过之不及、量之有余。经此一想，我也变得十二分宽容起来。三联要出房龙文集?可以呀，我很乐意为它写序!
最后笔录两段房龙名言：“百家口味，各个不同。所以能否宽容，能否兼收并蓄，事关历史能否进步。任何时代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拒斥宽容，那么不管它曾有过怎样的辉煌，都要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与衰亡。”
他又在《宽容》后记中告诫说：“我们仍处于一种低级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人们以为现状完美无瑕，没必要再做什么改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一旦我们麻痹大意，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赵一凡
2008年10月于北京
后记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1925年。现在已经快成经典作品了，我们愿意出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若是他们能够做出必要的安排，我会愿意写最后一章吗?或许我能试着解释一下为何宽容的理想在过去的十年内这样惨淡地破灭，为何我们的时代还没有超越仇恨、残忍和褊狭?这其中必有原因，若有的话，而且我也清楚的话，我要不要讲出来呢?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破碎的尸体可不是件愉快的任务，可既然是应该做的，我感到义不容辞。
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我应该在书中的哪一页来对我十五年前的作品告别并开始我的结束语呢?
出版商们建议，我可以删去以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为基调的最后一章。他们的话一点没错。因为眼下确实没什么可欢呼的，用《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来伴随我的结束语比起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恰当。
但是三思之后，我认定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和我的出版商一样，对将来相当悲观。但本书可能还要在世上保留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是让下几代人了解：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1940年又如何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理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造成了这一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我的出版商，使他相信我是通情达理的，下面就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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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七年，堪称是地道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都搅进去成了大杂烩，它注定要毒害我们大家(除非我们能够发明一种速效的解毒药)。我已仔细地研究过投入这一丑陋的大容器中的各种成分，还十分勤奋地观察了对这个丑恶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低劣的厨工会被那么多人簇拥着，他们不仅被这种糟透了的大杂烩引得手舞足蹈，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这东西强行灌进完全无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好心和宽容的浓汤，可是他们要是不对这种难咽的大杂烩表示出高兴的样子，就会马上被杀死。为了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弄清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现在就告诉你们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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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刨根问底，我提议大家可以模仿一下精明又可敬的政治家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先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如今住在帝国大厦。我们先来看一下记录，瞧瞧能够找到些什么。
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看似有些离题，但你不久就会明白，这个问题与我们要解决的难题紧密相关。你养过狗、猫或其他家畜吗?你琢磨过这些卑下的东西对待主人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出于本性、本能或训练，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对于它们认定的“权利和特权”绝对谨慎戒备。同一条警犬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拖着自己的尾巴在家里转圈，从身上揪下一把毛，但另一个友善的小孩一踏上属于“它的”住宅的草坪时，它马上就会吠叫起来。最小型的德国种小猎犬一定很清楚，邻家的北欧种粗毛大猎犬能够把它撕成碎片，但那只凶猛的大狗要是胆敢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线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甚至除了自己的舒适一概不过问他事的猫，遇到另一只猫大胆闯进它的炉边时，也会气势汹汹地站起身来。
大型动物的猎手们都熟悉栖身莽林的动物的规则，他们告诉我，群体本能十分强烈，外来者休想混进它们的族群，哪怕这个外来者能够增强它们迅速衰弱的力量。而那些假装懂得不会发音的鱼的心理的人告诉我，即使在那些冷血动物中，在遇到一条陌生的鱼时，也有固定的行动密码；某些鱼到河流岩石间的某处固定地点栖息，绝不容许外来的鱼混进来。
我不精通动物学，但我掌握了一些有关人类学的知识。当我研期以来它们一直蛰伏，一待有机会就会东山再起。当机会到来时，它们不仅要凯旋，而且由于长时间地受到压抑，其猛烈、暴怒和残忍就要比以往严重得多。
这就是如今展现在我们惊慌失措的眼前的图画。我们自己(感谢浩渺的大西洋!)还相对安全，因为远离了最近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爆发的最糟恶果。除非我们始终保持警觉，要不这种疫病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并且会像夷平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文明和礼仪的遗存一样，把我们摧毁。
我刚刚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就我所见，我们除去竭力保持头脑冷静和火药干燥之外，确实无能为力了。空谈是无济于事的。沉浸在我们如何优越的美妙梦幻中，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冲动只会加速分崩离析的过程，因为民主的敌人会将我们的宽厚怜悯和长期忍耐的态度误解为单纯的软弱，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中欧的民主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那些持截然相反信条的人大谈宽容，简直像对白蚁甜言蜜语什么“不可分割的权力”，其实白蚁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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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我对当前局势的理解而言，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为时已晚。我们鼓励了敌人入侵，我们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障，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下等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地球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和绝对的责任，保存自己，蓄势待发，等待迎接重建大业的那一天。
谁也不该将此视为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怯战者的劝告。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率性从事和不肯承担责任的退缩，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领土，至少我们应该暂时撤退，然后为新的启蒙战役做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类事不会在这里发生”的念头。这类事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还发生得很频繁。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时，我们应该稳步地做好准备迎接那欢乐的时刻，到那时我们就能再次向着带来最终和持久的胜利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我的朋友们，这里有一项工作是为坚定的志愿者准备的。我向你们承认，这将是有史以来最艰巨的一场战斗，但与之俱来的是出类拔萃的回报。因为这场光荣战事中的幸存者，会被当作人类的造福者而受到欢呼。他们把人类从古老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的偏见中解放出来，那种优越感的偏见只要一与疑虑和恐惧相结合，就会把最谦卑、最平和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凶残的动物和宽容理想的死敌。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40年8月
于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尼治市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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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辛苦会得到丰厚的回报。野蛮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在不利环境中的表现，只是他们还没有得到上帝的感化。通过对他们的仔细研究，我们了解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彻底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的奇怪天性，它们被深深藏在了我们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的一层薄薄的礼仪习俗的外壳下。
这一相遇并不能让我们过于骄傲。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已经摆脱生存状态的了解，以及对人类已经取得的许多业绩的赞赏，只会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头的工作，这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让我们可以用更宽容的态度对待落伍的远亲们。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很宽泛的题目。
随意漫游的诱惑很大，可一旦我们离开大道，就只有老天知道我们会在哪儿驻足了。
因此，我建议让我用半页纸的篇幅，确切而具体地阐释一下我所说的宽容的意义吧。
语言是人类发明中富有欺骗性的工具之一，所有的定义注定都是武断的。因此一名谦逊的学生就适宜求助于一本的书，它的性已终被使用与写就本书相同的语言的人所接受。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在该书第二十六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拉丁文字tolerare）：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他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方针或观点持有耐心而不带偏见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为本书的目的起见，我将使自己置于《大英百科全书》的词义的指导之下。
而既然我已把自己定格（或多或少）于一个明确的方针上，我就将回到我所提到的野蛮人上，并告诉你们我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早期社会形态的记录中能发现怎样的“宽容”。
我们一般仍会相信，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被认为是几声简单的咕哝，而原始人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化”以后才消失。
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探险家、传教土和医生近五十年来所进行的调查却显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比俄语和阿拉伯语有更多的形式、时态和变格，原始人不仅是当下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生于焦虑而死于恐怖的不幸又悲惨的生灵。
这也许看上去与那幅流行图画——那勇敢的红皮肤人在大草原上悠闲地漫步，寻找着野牛和战利品——距离太远，可这更接近于事实。
| ISBN | 7108058030,9787108058034 |
|---|---|
| 出版社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作者 | 房龙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
| 尺寸 | 32 |